中國以工農聯盟作為農村的發展戰略(許登源.金寶瑜 合著 范振國 譯)

此文於1991年3月發表於美國每月評論雜誌(Monthly Review)

過去這幾年,中國某些政府的高層官員和許多社會科學家,都承認了在毛澤東領導下完成的許多農村建設的成就(1)。然而,就在承認-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土地生產力的增加、農業生產的機械化、供給中國大多數鄉村人口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成果之時,他們卻迴避了對毛主席發展模式的分析。因為這樣的分析會揭露毛主席和劉少奇、鄧小平兩條路線的根本差異,並且將摧毀鄧小平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解釋以及隱藏在他的改革背後的理由。

毛主席相信,土地改革後繼續不斷的階級鬥爭是驅動農村發展的主力,在革命後的重建時期,他把工人農民之間的聯盟放在階級鬥爭的核心。毛主席的這種階級分析把他的路線和劉/鄧路線做了根本的區別。

鄧小平和他的同夥,攻擊毛主席鼓動階級鬥爭,妨礙經濟力的發展。事實卻證明正好相反,有充分的證據顯示,階級鬥爭促使生產關係的改變,從而發展了生產力。我們在這篇文章中也將強調,毛主席路線與劉、鄧路線之間,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因為這會有助於解釋,1970年初,毛主席發動的全國《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以及鄧小平為了推展《先讓一小部分農民富裕起來》的路線,和在改革一開始便使勁貶損大寨的緣由。

農業集體化

1949-1952年之間,在新解放的農村進行的土地改革,給予數億的農民生平第一次自己擁有的一小塊的土地。雖然平均每個人只持有0.2畝土地,農民仍以極大的熱情耕種自己的田地。稻米和棉花的產量在1949-1952年間急速的增長。然而,1953年穀物產量卻停滯了,棉花也大幅減產(2)。

經過百年戰亂的摧折,以及地主對土地的漠視,中國農業的自然環境非常的脆弱,可耕地稀缺而且貧瘠。除了非常小塊貧瘠的土壤,大多數的農民擁有的生產工具也少得可憐。在佔中國農民60%-70%的貧農、下中農的農戶中,許多甚至連一把鋤頭都沒有,更不要說其他的器具或用來拖曳牽引的牲畜了。缺少農耕器具,光憑熱情是無法持續增加生產的。再加上1953及1954年的洪水和乾旱,影響了大規模的農地,個別的農民面對這種自然災害再加上疾病、家人的死亡等不幸意外,是毫無自保能力的。結果許多農戶被迫舉債,面對高利的債務,很多農民被迫出賣土地。在合作化運動展開之前,賣地和借債的現象已經開使攀升,農民再度淪為受雇的農工的數目也在增加(3)。如果沒有合作化運動,農村兩極分化以及土地所有權再集中的情況必然會更嚴重。

小面積的土地和不足的農具,是首先建立互助組以及接著成立初級合作社背後的主要經濟理由。農戶匯集他們的土地、勞動、生產工具一起耕作。產品依據土地、工具、勞動付出的比例來分配。隨著生產的增加,合作社開始積累資金便將農具從那些有擁有農具的農戶購買過來。到後來的組成的高級合作社中,土地、農具都歸合作社集體所有,因此土地和工具不再參與分配。產品的分配僅以勞動量的付出為依據。

合作社運動的每一個階段,總會有人獲益,有人受損。運動的成功,依靠的是大多數人獲益的事實。運動的初級階段,受損的是那些擁有較多土地和工具的人。他們是富農和上中農,以及某些起初是貧困但擁有豐沛的勞動力的農戶,還有那些可以將收入儲存下來購買生產工具而成為新上中農的農戶。如果沒有成立合作社,這些農民會佔據有利的位置,因為有較多的土地和農具,他們可以很容易地雇用其他人作為幫工,藉由支付低廉的工資給這些勞動者,他們能夠積累更多的剩餘,從而買得起更多工具甚至更多的土地。但是,因為貧農與下中農參加了合作社,這些富農與新/舊上中農,就不再有任何人可以雇用,因而也就喪失了靠剝削積累資金的途徑。上中農對是否參加合作社的態度,起初是猶豫的,可當他們認識到別無選擇的時候,終於也只好加入了。參加初級合作社的富農和上中農,最終也接受了合作社對使用他們的土地和工具所做的產品分配。這種分配的比例,無論如何,不可能大到足以補償他們在沒有合作社時,可以獲得的積累。

大多數一旦加入合作社便明顯可以獲利的貧農與下中農,開頭的時候也是猶豫不定的,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完全是嶄新的經驗,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除此之外,除非貧農和下中農能確信他們最終將贏得這場戰役,否則要把他們團聚在一起是很困難的。沒有很多的土地,只有非常少的工具,並且缺乏一起工作的經驗,它們合作的基礎是不穩固的。這時,中國共產黨以及毛主席的聲望與威信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腳色。是共產黨推動的集體化,大多數的農民相信,帶領他們取得革命以及整個土改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是不會背棄他們的。那些已經加入合作社的貧農與下中農,亟須獲得富農和上中農擁有的農具,但是為了爭取他們,率先加入合作社的貧農與下中農,必須站穩立場。當愈來愈多的合作社建立起來並被證明是成功的時候,運動的高潮就來臨了。

當合作化運動進入高級合作社的階段,受損的顯然是那些必須將財產賣給合作社的農民。這些較富裕的農民,如果不是必須無奈的接受,按照他們勉強同意的最後協商價格給付的總額,而是允許他們繼續從參與合作社的財產中抽取分配的份額,他們必定會更為富裕。

從合作社運動的成長獲益的顯然是,那些除了一小塊田以及自身的勞動之外,再也沒有任何長物的大多數農民。這個佔多數的農民中,還包括了那些老年喪子以及幼兒纏身的,沒有任何生產力的男女老少。大部分這些鰥寡孤獨的親人都是在革命戰爭中捐軀的。毛主席非常關心他們的生活,因為國家在各方面都沒有能力施予援助。毛主席說希望每一個合作社都能“帶”幾個這樣的家庭(4)。這些家庭對這大鍋飯無法做出任何貢獻,卻要依賴這鍋飯生存,從純粹自私自利的觀點而言,合作社是不願背負這重擔的,因此他們必須被說服這樣做。

某些西方的中國專家似乎相信,合作社運動的初期階段農民是自願、主動參加的,並且他們也相信,當社會主義高潮來臨時,主動、自願參與的因素就消失了。但是那樣深廣,捲動億萬人民,而且要改變存在超過三千年的社會秩序的革命,從開始便必然會遭遇那些失去經濟與政治優勢者的強烈抵抗。因而,合作社運動從開始就是政治鬥爭。並且,當運動向前推進的時候,鬥爭會變得更為激烈。毛主席反覆地提醒從事組織合作社工作的幹部,要把合作社的領導權確實掌握在最堅定支持合作社運動的貧農和下中農的手裡。富農是巴不得看到合作社解體的,因此逮到機會就會幹破壞它的勾當。

雖然土改獲得巨大普遍的成功。但是,農民要持續保有他們獲得的土地,卻有其困難。兩極分化在合作化運動開始之前就已經有所發展。1950年初,小農的耕作並非是一個穩定的生產形式,對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而言,實情也是如此。這就造成那些擁有農具的人一股離社的趨勢,在這時機點上,靠自己幹活,他們的收入可能會更豐厚些。初級合作社的其他問題,正如韓丁(William Hinton) 在《深翻》(Shenfan) 中的說明:“當合作社成立之後,產出開始增加,很明顯的是,這些增長大部分是因為投入更多的勞動強度而不是因為更好的土壤與耕具。不斷付出勞動的大多數成員,開始抱怨擁有器具的人,不斷從合作社增加的收入中,抽取大量份額的事實。如何分配收入的問題,於是變得更為複雜而且眾說紛紜”(5)。解決的方案是,從初級合作社提高到高級合作社,在高級合作社中,生產工具由合作社向那些擁有工具者購買。以後公社的收入,只依據勞動的付出量分配,(工具的所有權屬於公社集體,因此不參與分配,參見上述)。統購統銷的制度,在支援合作社運動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腳色。1953年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做了“稻穀及其他原材料由國家統購統銷”的決議。這個政策的實施,終斷了那些有剩餘穀物可以出售的富農和那些仍然掌控一定稻穀,並且能夠從投機中獲利的糧商之間的關係。

毛主席認為,過渡時期的發展仍舊存在著階級鬥爭,在這個鬥爭中,工人和農民必須維持堅固的聯盟。負有結束封建主義,以及從外國的支配下獲得解放意義的中國革命戰爭,就是依靠這個以土地改革為基礎的聯盟作戰的。這個聯盟,就像毛主席的洞見,將決定中國發展的途程,只有透過工人領導,一方面藉由農業集體化,一方面經由工業國有化,發展的目標才能達成。過渡時期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在於發展過程中工人和農民雙方都能獲利。農民供給低廉的穀物、棉花還有其他的原材料給工人,工人提供消費品、工業製造產品給農民。如果合作社運動解體,工人和農民之間的聯盟也會隨著解體。因為個體的耕作會導致農民的兩極分化,導致農村的富農和資本家以及城市的商人締結自己的同盟。

對發生在1953年和1959年的事件,我們可以這個脈絡裡來理解大躍進和廬山會議 。完成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的確有很大的急躁,那樣的急躁是必要的嗎?毛主席認為是必要的,因為他相信“打鐵必須趁熱”。況且以當時的政治情況來看,是否還有其他選擇?也值得懷疑!就像韓丁在《深翻》裡寫的:

圍繞著時代檢視成果,人們不得不做出“毛主席是正確的”結論。土改給了互助組和合作社一股推動力,有可能在之前的貧農和雇農之中結成新的集體生產關係去清理鄉村(殘餘的舊勢力)。毛主席掌握了機遇並領導運動完成。如果不這樣做,他將錯過獨一的歷史機遇,並且讓鄉村淪入碎裂化、兩極化的宿命,而這種苦難就會像今天又再度猖獗蔓延起來。(6)

中國共產黨內寧願中國的發展沿著劉/鄧路線的那幫人,打一開始便知道,農業集體化對他們締結自己的同盟(就是資本家、城市商人、農村富農之間的聯盟)是一塊絆腳石。這兩條路線在土改完成後開始衝突,在廬山會議上就變成直接的對立了。當鄧小平和他的同夥,採行關鍵性的步驟,改變發展的路徑時,逮到機會首先取消農業集體化,就一點都不教人意外了。

農業和工業間的關係

1957年「一.五計畫」結束,城鄉人口的收入差距擴大。依據Christopher Howe的說法:

城市人口的收入在每一方面都快速增加 ,但是農民的收入卻增長的很少甚至沒有增加,這造成非常嚴重的結果,不只是不平等日漸擴大,而且在1957年,食物與其他的供給,沒法符合大量收入增長的工資勞動者的需求。(7)

1957年之前,毛主席顯然開始擔心這個態勢,1956年4月毛主席寫作《論十大關係》時便將“重工業、輕工業與農業的關係”放在十大關係的首位。毛主席強調輕工業與農業的重要,他引述蘇聯與東歐國家發生的重大問題,是導因於他們片面強調重工業的結果。雖然毛主席注意到中國目前還沒有犯這個錯誤,但他也說: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的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的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重工業是不是不為主了?他還是為主,還是投資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8)

毛主席警告不要過度強調重工業,中國因此避免了蘇聯發展犯下的錯誤。他提出的加重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重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及「二.五」之後都有所反映。

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

從「二.五計畫」到1978年,國家不僅重新導向對農業的投資,而且也增加了對生產農需產品的工業的投資。另外,還透過降低農業稅佔國家稅入的百分比,縮減國家預算對農業部門的依賴。同一個時期,國家逐漸調整在總額上和比例上對農業的支出,也逐漸增加對農業的投資。而且國家也藉助持續降低工業部門賣給農業部門的產品價格,並且不斷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來調整改善農工部門的貿易比例。農民在農業投入和消費品(以小麥而言)的開銷,在這20年間緩慢穩定的降低。表一顯示了中國發展政策重點的轉移。

表一:集體與國家之間經濟關係的變化 19571978

                 時間

項目

1957  1978

 

農業投資佔國家投資百分比 7.8 (a)   12.5 (b)
投資在農需工業佔重工業投資百分比  3.0 (a)  11.1 (b)
農業稅佔國家財政收入百分比  9.6  2.5
國家農業支出佔總支出百分比   7.4 (a) 12.6 (c)
農業相對工業的交換比例指數(1950=100)    130.4 188.8

(a)for the period 1953—1957

(b)for the period 1976—1978

(c)for the period 1976—1977

資料來源:Nicholas R. Lardy,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0-131; 中國統計年鑑(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3, published by State Statiscal Burea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英文版,445-447, and 許毅、陳寶森、梁無暇著《社會主義價格問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76頁。

所有這些對農業有利的條件,都幫助了農業部門的發展。隨著發展的增加,農業部門有能力購買更多的工業產品。依據尼克拉斯·拉帝(Nicholas Lardy) 1950至1970這20年間,農業部門向國家購買的產品總量,無論是相對值或絕對值都有增加。在向國家購買產品的相對指數上,佔農業部門由商品賣給國家所得的淨收入中的百分比,從1956年的16%,增加到1978年的60%。在絕對指數上,農業部門向國家購買產品的人民幣總額,從1957年的32.6億,增加到1978年的293.7億。這個增長很有意義,因為此時的產品價格是或平穩或下降的。

毛主席領導的發展過程,農業沒有被過度擠壓,也沒有不恰當的犧牲。國家用低廉的價格向農民購買穀類和其他的原材料,雖然這些價格有在慢慢地提高,但是正因為買價低廉,國家才能夠提供城市人口便宜的食物、衣物,維持低工資使得工業部門能有更高的積累。而且因為原材料的低價,國家可以將它們投入像紡織、菸草、酒還有食品加工這類的工業,創造利潤。

國家再將這些利潤中的一部分投資在生產農機、肥料、和農藥等的農需的工業中。接著,這些農需產品又以低廉且不斷下降的價格賣回給農民。因此,農業部門有能力可以日益增大購買這些現代農需產品。從1960年中到1970年末這種購買力的增加是最具意義的事。另外,國家在農業方面增加的投資,經常流向公社無法承擔的大型農業基礎設施。因此,雖然有農業的淨流出,但農業的資源不但沒有流失,反倒是不斷的從工業部門得到現代產品的補充。農工部門間相互得利的交易,正是工農聯盟得以鞏固的物質基礎。

雖然如此,在兩個部門間仍不能達到完全的等價交換,但是畢竟在毛主席時代對農業部門的投資受到重視。大多數第三世界的國家都是從農業抽取剩餘發展工業,但農業卻得不到持續的補充。在鄧小平改革的十年,中國也出現同樣的情況。

1979年鄧的改革,開始把穀物和其他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20%,再加上對超額收購再加上50%的額外補助價格,這收購價格在接下來的幾年又提高了好幾次。起先,農民當然歡迎這突然增加的收入,尤其是那些有大量穀物以更高的額外補助價格出售穀物的農戶,更是樂不可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中國專家歌頌鄧的政策,並且開始批評毛主席領導下對農業的過度剝削。儘管在改革後,農戶的消費水平有短暫的提升,但那些有能力買耐久消費品,替自己建造新居的農戶,收入來源不是販售穀物,當時出現的農村“萬元戶”都是靠特權和關係發家致富的。

但是,讓農村人口得以享樂的較高消費水平卻無法持久,在以高價收買農民穀物和其他農產品的時候,國家猛烈削減了農業和農需工業的投資。為了怕通貨膨脹引起不滿,國家沒有提高城市居民主食品的價格,因此導致國家財政上的赤字。1984年後,國家削減對農需產業的補助,迫使這些產業減少產量,並且提高販售給農民的產品價格,化肥、農藥、塑料片、農機、柴油的價格全部急速攀升。1984年,農民高價販售農產品的所得,大多被增加的生產成本抵銷。價格/成本如此的不利,造成了許多農民棄農的誘因。另外,較高收入的非農工作使得艱苦低酬的農耕顯得更沒有吸引力。在長江流域土地最肥沃的地方,也可以取得許多非農的工作機會。大多數擔負生產任務的農戶成員開始轉業,要嘛在工廠,要嘛做生意,把照管土地的工作交給老弱婦孺。這批兼職的耕作者,非常不情願在這片最豐饒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勞動。這塊曾經有過穀物剩餘的地區,目前絕大多數必須從別的地區(多半是國外)進口稻米餵飽自己(9)。

農業集體化與現代化

毛主席時代,農業生產足夠的糧食和原材料以符合中國大量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是農業發展的目標。當然,困難的部分在於,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餵養中國的人口。毛主席的解決方案是透過集體化,凝聚人和土地的資源,鼓舞農民盡可能投入更多的勞動,改善土地的生產力。穀物產出的增長,不但需要藉助強度的勞動、研發不同的種籽、肥料(化學的或有機的)、灌溉、輪植,也需要建設灌溉和排水的網絡防止旱澇。

中國農民長期為農村的基礎設施,付出艱辛的勞動。因為大部分的建設工作都是在農業生產鬆緩的冬季進行,1950年中期中國農民每年平均工作119天,到了1970年中期延長到了平均每年工作250天(10)。1970年代,平均每一年有80億的工作日積累在平整土地的勞動上,(11)。已經過世的亞力山大·艾克斯坦(Alexender Eckstein) 1978年提供給美國國會的報告中,用這樣的文字描繪了中國農村的基礎設施:

這實際上意味著重新塑造區域地理的特徵,為-投入的勞動、機具、肥料以及品種改良的種籽的適當結合,提供必要的物理條件,實現了高且穩的產量。它也經常需要平整土地或建造梯田。包括有時要剷平高山,人要從好幾公里之外用竹籃來運送土壤,建設巨大的水庫或把好土壤舖在地上築田。這也意味著在許多地區建設地下排水道、蓄水池、圳渠、灌溉水道、抽水站、和地下井(12)。

倘若沒有人民公社組織勞動,配置資源這些艾克斯坦所形容的建設就不可能完成。當然國家也資助了太過龐大以至於集體無法承擔的大型建設。

農民無論如何辛勤的工作,徒靠人力是無法發展農業的。1979年的前30年,當可耕地面積還很固定,農民人口卻翻了一番。這個時期,中國每一畝地的穀物產量都加倍。然而,也有人說這時中國的農業的勞動力的生產效率開始下降,這問題還有必要再進一步的研究。因為農民每一年超過30%的勞動時間(從1950年到1970年逐漸增加的百分比)花費在建設農業的基礎設施。這些勞動力應該被算成未來的投資而非當年的生產。簡單的只用年的生產的總額來計算勞動生產效率是不正確的。

所謂農業現代化的意思是指: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有更多的投入。正如我們之前說過的,農工部門間相互支援的關係,使得農業部門能夠購買日漸多量的工業產品。表二顯示了1952到1979年之間,工業產品投入農業生產所增加的比例。從表二,我們可以看到,在鄧改革的前30年,中國已經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現代化,在相當的程度上機器取代了極度艱苦的體力勞動,大量縮減農業勞動的強度。

表二 中國農業現代化指標

       時間

項目

1952 1957 1965 1979
農機耕重面積佔總耕種面積(%) 0.1  2.4 15.0 42.4
灌溉農田佔總耕種面積(%)  18.5 24.4  31.9 45.2

 

機器灌溉佔總灌溉面積(%) 1.6  4.4 24.5 56.3
每公頃使用化肥量(公斤)   0.7 3.3 18.7 109.2

 

農村小型水力發電站 98  544 a 83,244
發電能量1,000千瓦(KW) 8  20 a 276.3
農業機械馬力(10,000 hp) 25 165 1,494 18,191

 

大中型拖拉機(1,000)  1.3     14.7 72.6   666.8
*手扶拖拉機(1,000) A 4 1,671 A
灌溉排水馬達(10,000 hp) 12.8 56.4  907.4 7,122.1

 

聯合收割機  264 1,789 6,704 23,026
機動漁船 A 1,485 7,789 5,2225
  1. 資料缺無

*雖然傾向於農業用途,大部分被用來運輸貨物。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3, published by State Statiscal Burea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a,英文版, 186、197頁

毛主席認為必須先集體化,農業機械化才有可能,劉/鄧卻相信機械化要先於集體化。就此而論,毛主席是正確的。沒有農業的集體化,機械化與現代化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只有當階級鬥爭促使生產關係的主要方面發生變化時,生產力才會開始發展。工農聯盟在這個鬥爭中取得的主要勝利就是農業的集體化,它阻止了富農重新發號施令並且將農村發展推向更高的階段。而且,毛主席相信,為了推進他的路線,取得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勝利也至為關鍵。這裡(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就是發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原因。

農業學大寨運動

農業學大寨運動,著重於農村自力更生的發展,是毛主席十分重要的發展模式。這也正是鄧在進行改革時,為了攻擊毛主席,必然要貶損大寨的成就,和撤除陳永貴領導地位的原因。農業學大寨運動,凸顯了毛主席對自力更生重要性的理解,因為他知道帝國主義脅迫著每一個想要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毛主席的發展戰略把農業部門放在經濟的基礎,因為自力更生意味著,中國首先必須生產足夠的糧食餵養它的人民。這也是為什麼要把穀物生產作為主要環節,放在最優先位置的理由。中國人民從過去一百年的經驗理解了依賴西方任何一種援助—穀物、資本或技術,意味著甚麼。自力更生表示了中國必須靠自己,激勵農民努力艱辛工作來修建農業生產必備的基礎設施。1945年,毛主席寫過一篇《愚公移山》的短文,他重述了一則中國古老的傳說:愚公如何下決心移除,而不是繞道通過兩座妨礙他們進出的大山。毛主席說中國人民也有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兩座大山壓在頭上,要移除它們全靠中國人民的決心與勤奮。

大寨人民奠立了一個,不被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匱乏的資源所屈服的模範。他們為取得每一寸的可耕地而集體戰鬥,達到了糧食的自給自足。他們是試圖移除大山的一群愚公。他們相信堅忍、勤奮、以及互助合作的最終收穫將遠勝過今春或明年即可回收的短視近利。“學大寨運動” 極大的推進了全國的農村基礎建設,僅只在中國最富裕的農業區-江蘇省無錫鄉,學大寨運動開始的八年之後(1970—1978),開墾完成的土地數量比過去20年多了五倍,相似的經驗擴展在中國廣大的農村(13)。革命後的30年,好幾億的男/女愚公們,長期辛勞的集體工作,讓中國能夠自力更生。1979年,改革開始後,中央政府採取截然相反的政策,舉債從海外進口穀物,因此,今天像大寨這種荒蕪地區的農民,必須放棄自力更生的想頭,擠在城市找工作。

中國農民在全國學大寨啟動的時候,集體建設了農村必備的基礎設施,生產更多的穀物和其他農產品,這有價值和意義的經驗,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力量。在互助合作建設灌溉排水系統的時候,他們也認識到,如果將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它隨後就會變成個人的收穫。自從1979年,鄧的改革開始強調農業、工業的私有化終止了毛主席工農聯盟的戰略,未來這場鬥爭勝負的結局,很大程度要依據新的工農聯盟是否能在幾個月甚至幾年內形成而定。

註釋:

  1.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公開承認,改革前30年農業基礎設施的發展,是自改革以來農產品產量增加的主要理由。(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年6月12日。)因為六.四的屠殺,當前的政府怕失去共產黨的威信,所以才不斷歌頌過去四十年的成就。
  2. 參見Su Xing“土改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 《經濟研究》no.7, 24
  3. 同上
  4. 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的看法請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冊(北京外語學院出版 1977)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

《農業合作化必須依靠黨團源和貧農下中農》(1955年9月7日)。《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政治鬥爭》(1955年10月11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1955年9月12月)。

  1. William Hinton 《深翻》(Shenf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出版142-143
  2. 同上。
  3. Christopher Howe, China’s Economy:A Basic Gu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4.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5卷,1977年,289頁。
  5. Nicholas R Lardy, Agricaltu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6 -107
  6. Thomas G Rawsky ,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New York:Oxfod University Press .1979)7-8
  7. Shi Bing “More inputs to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no .1 1987 p.8
  8. Alexander Eckstein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ese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 , (Washington: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88
  9. 1979年金寶瑜在吳錫鄉政府的訪問。

後記

 把這篇「中國農村發展戰略下的工農聯盟」舊文重新拿出來用中文發表(范振國譯)。原因是我認為它對新中國的農村發展的瞭解仍然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中國農村發展跟其他方面的發展一樣都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發展路線,另一條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資本主義發展路線。

跟一些左派朋友談天時,我們會同時懷念以前社會主義時代人和人之間的互助和關心、社會的平等、穩定和安全,以及人不分高低等次而受到同樣的尊敬,我們也同樣憂心當今資本主義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許多發展:像社會的兩極分化、官僚的貪污腐敗、勞動人民地位的下降、底層人受到的貧困和屈辱、以及資本主義發展給自然環境帶來的禍害等等。但是在討論中我發現我們對中國解放後這將近五十年的發展在兩個重要議題上還存在著一些分歧。我在想是否能經這篇中國農村發展的文章的討論在這兩方面作進一步的溝通。

第一個重要議題的分歧是雖然大家都認同社會主義,但是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在生產力上發展得過於緩慢,我和另外一些認同社會主義的人則認為社會主義時期生產力的發展是快速的,快速的發展基本上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生產力停滯不前的困局,並且為長遠的未來奠定了基礎,因此即使從生產力的發展來評價,社會主義是有優越性的。在第二個重要議題中,與左派一些朋友間的分歧是,有些人認為1979年由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始時是好的,只是因為一些政策上的失誤而後來走到歪路上的,他們並且認為這些政策上的失誤在好的英明的領導下假以時日是可以慢慢轉變過來的。但是我和另外一些認同社會主義的人卻認為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是要實行資本主義,不管他的意願如何,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它就是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因此到今天只靠善意和有能力的領導也不可能轉變過來。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強調了土地改革後中國農村發展有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和這兩條不同發展路線所依靠不同的階級力量,並且從毛主席堅持工農聯盟的立場來思考他的長遠農村發展策略。此篇文章並用統計數字和其他客觀的資料來證實在農業集體化之後,農民二十多年如何堅持勤苦奮鬥來改變中國農村的自然環境,包括優化土壤、改良品種、去除病蟲害,並且在土地上使用大量勞動力來修建設農業基本設施,從平整土地來為機械化提供條件,以建設水壩和灌溉、排水系統來防治旱災和水災,並且一步步將農業生產機械化,用機器來替代最艱苦的農業耕作。僅僅花了二十多年,中國的農業發展不但能使中國眾多的人口達到糧食的自給自足,而且為工業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所有的這些成就都是在國家支持農業的工業發展政策下完成的,這就是工農聯盟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條道路證明了社會主義在農村的發展快速地發展了生產力。到了改革開放解散人民公社之前,在中國稀有的土地上已經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發展成高產穩產田,這就說明了社會主義發展著重長遠的發展。當初農業集體化的目標就是要把百分之一百的農田改造成高產穩產田,使中國人不再靠天吃飯或者靠進口餵飽肚子,目標也包括完成農田耕種和灌溉的機械化來達成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這種農業現代化的願景,在改革後人民公社被解散而終止。

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資本主義發展農村的路線,就是他們要從「三自一包」開始一步步將集體解散,當初如果讓他們的「三自一包」無限制的發展下去,結局就是今天的農村這樣。其實,鄧小平也瞭解土地分散的小農經濟是不可能進行農業現代化的,在農村分田分地開始時改革派就不斷地鼓勵「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他們的計畫是藉著小農破產來把土地再一次集中起來。但是農業生產是辛苦活,農村的能手不想當農人,務農不能致富,甚至連維持一家生活都有困難。許多有能力又有關係的人都忙著經營鄉鎮企業去了,其中一些經營成功變成了農村的萬元戶。改革後中國農業發展陷入了今天無法解決的困境。加上改革後的三十多年裡,農業的一切設施都因無人負責和無人管理,長久失修,大部分已經失去功能。近些年來就連官方都不得不承認三農(農村、農地、農民)問題的嚴重。近些年來官方逐漸地放棄了糧食自給自足的政策,中國人口眾多如果再次回到靠天吃飯或靠進口餵飽肚子是非常令人憂心的事。重要的是我們看到繼鄧小平之後,數屆中央的高級領導,不但繼續實行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而且把鄧的改革開放更加推廣和深化。在改革之初,鄧小平說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其實他對改革的方向和方案已經清清楚楚,因為農村改革正是把他多年前所要推的「三自一包」再往前推幾步來徹底搞垮集體,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只是為了探探水性,看阻力在哪裡?鄧小平最聰明的是他看清人民公社解體後,工農聯盟就隨著解散,工人失去了和農民結成同盟也就大大地削減了他們與資產階級抗爭的力量。

認識或不認識在中國社會主義時代一直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和這兩條路線鬥爭的具體內容是極關緊要的。因為兩條路線鬥爭的事實,毛主席才不斷提醒我們黨內存在著走資派,就是因為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不斷地有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們才會認為毛主席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認識兩條路線鬥爭可以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主義的對立面,也就是改革後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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