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陳映真 (胡清雅)

我第一次讀到陳映真的書是在母親的書架上,那是1979年由遠景出版的《夜行貨車》,母親購於1983年1月,我出生前幾個月。我記得書的側頁印著黑黃的拇指印,而那列長而黑而強大的、開往南方的列車,在故事中曾三度出現,就在那幾行字的左方,深深地壓著黑藍色的原子筆所畫下的線。

第二次讀到陳映真,還是通過我的母親。母親習慣剪報,自從我認得字,她的剪報本便成為我的習慣讀物。陳映真的自序〈鞭子和提燈〉,被母親從《知識人的偏執》上覆印下來,裁剪、護被,端正地夾在內頁。翻到這篇剪報的時候,我讀國三,當時我謹隱約感覺,這篇文章之所以觸動母親,或許是因為陳映真表述自己的父親、基督教、耶穌等等的方式,不同於一般的理解,彷彿為了來自於嘉義、父親早逝、承擔著兩個家庭經濟壓力,並為信仰所困惑的母親,提供了另一隻眼睛、另一種凝視。而當時的我,讀完文章後只有一個惶惶而訥然的疑問:「陸家大姊被帶去哪了?」

於我而言,這兩段與母親交疊的記憶,構成我最初對陳映真的模糊印象。青少年時期,我消遣地、零碎地閱讀一些被書商歸類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與其著作,很難說我是否特別喜歡陳映真,但若要問我還記得哪些讀過的東西,那麼是陳映真《萬商帝君》裡的林德旺。我尤其記得他病假離開公司後,在延吉街上看到了一隻骯髒的流浪的外國狗的場景,他擔心著「那樣子滿臉滿嘴的毛,連眼睛都蓋住了,怎麼認路,怎麼走路?」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夜霧》的結尾處,電話那端對著丁士魁說「丁老師,時代怎麼變,反共安全,任誰上台,都得靠我們。」我在聯合副刊上讀到《夜霧》。時值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我是高中生,聯考的壓力把我隔離於那個正為政黨輪替所躁動的台灣社會。當時的我只覺得小說中的李清皓、丁士魁,以及那位被冤假錯的張明在消費主義大街上不合時宜的吶喊,似乎透露給我一個不同於眼前這個所謂「邁向民主」、一片光明,並為之沸騰的台灣社會的另種面貌,那個面貌是被壓抑的、禁制的,而且並不為政黨輪替或所謂的轉型正義而翻轉。通過虛擬的小說,我隱隱感覺到這個面貌其實更貼近實像。

很久以後,我在研究所的新聞史課堂讀到《台灣大眾時報》,進而讀到陳芳明關於該報與相關人物、組織與那時的社會性質的評斷。出於懷疑,我讀了陳芳明與陳映真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論辯,更進而接觸到192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辯。也由此,我在社會結構與理論的層次,認識到先為日本、後為美國所鉗錮「殖民地台灣」。理論家的陳映真,與我印象中的那位作家陳映真合一了,並且開啟我閱讀他的各種著作的慾望。我逐漸認識到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的左翼思想,是與中國革命緊緊相連,原來1930年代的台灣左翼更是中國的左翼,台灣的反殖民與中國的反帝運動原是一體的,唯有兩岸一體,才能解釋當時台灣共產黨的民族解放論述。我也才慢慢理解,在日本殖民時代結束之後,台灣在冷戰與內戰的雙重結構下展開了1950年代以來的白色恐怖,而在美國冷戰體制的反共策略下,通過對於左翼的大規模鎮壓,施行低勞動權益、低人權、高環境成本的工業化政策。我也才連接到所謂的「現在」,也就美國長期掌握的各種政治勢力,除了長期滲透於作為軍事獨裁發展主義政權的國民黨,更在1980年代培養、支持了各種反對勢力,2000年的政黨輪替原來只是換湯不換藥,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兩黨共同配合了美國、西歐的資本全球化,以「自由化」、「民營化」。「國際化」之名,實行了公營企業的私有化、經濟的自由化與勞動彈性化政策,於是當前的青年人面臨著普遍的高學歷失業,非正規勞動成為日常。

可以說,閱讀陳映真的過程,是與閱讀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一起展開的,而我這樣的知識慾望,不能說是個人傾向,而是時代的緣故。八零年代至今台灣實行經濟自由化政策,勞動彈性化、高失業率、長工時、低工資,在1970年代形成的中產階級與其生活形態其實正在崩解。人心普遍不滿的狀態下,當前的台灣社會看似公民運動蓬勃,卻未能真正提出一個跳脫唯個人權益論、捍衛私有財產、質疑資本主義代議民主體制的社會藍圖,而所謂的政黨輪替看似完備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程序,但國、民兩黨所代表的幾乎同一的親美反共意識形態與親資立場,以及總體來說越來越低的投票率,在在顯示出台灣民主的孱弱體質。在親美反共結構下,以中國為對立面所打造的台灣主體意識,成為支撐美國介入干涉東亞事務的內部結構,而其現象,就是台灣社會越來越強烈的針對中國的排斥與歧視。雖然每場運動性質不同,但每當看到高舉著資產階級民主與人權觀的公民運動,以進步旗幟號召公民上街,卻自動排除了那些非公民者,或者以反中為號召的各種實體的、網路的言論,大剌剌地操弄著歧視語言,我都不禁想起《夜霧》中李清皓的自白:「他們果而是猶太人,而我們竟是納粹的嗎?」

面對台灣社會的整體環境與氛圍,當前以英美資本主義先發社會為樣本所延伸的社會科學理論,其實是非常缺乏解釋力的,並不夠作為批判的武器。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陳映真所引介的社會性質論,為我這種幾乎與左翼/中國革命徹底斷裂的八零後青年,開啟了一個與革命歷史重新接軌的可能性。這條路徑,首先關乎對於1980年代的重新檢視,也就是說,將1980年代視為冷戰結構動搖的時機,經歷了白色恐怖的陳映真那一代人自主地承接了1920年代以降的中國革命年代的精華,並通過1980年代的社會變革而加以保存、發揚,陳映真等人對於社會性質論的研究也是其一。無論這樣的努力多麼邊緣,對我們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中間物」的存在。在此不展開社會性質的相關討論,但我認為,陳映真的理論貢獻在於他承擔了接合的工作,並在參照南韓1980年代社會性質論辯之後,企圖將理論向前推進。這份努力,使得作為中國革命理論傳統的社會性質論,不致於在1980年代以降的台灣社會徹底缺席。雖然社會性質論並未得到社會科學界或思想界的迴響,並且與民眾運動主體脫節、成為純知識性的遺產,但作為後人,我們必須正視「脫節」的意義。這也是陳映真小說帶給我的提示:小說中各種圍繞著悲劇、無望、失敗、受挫的人們,是否提示我們1980年代冷戰動搖、工運與社運蜂起,曾經被集結而起來的民眾,為什麼最後被新自由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所徹底收編?更進一步言,美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持續存在決定性的影響,台灣仍然作為一定程度上的新殖民地,那麼當代的反殖民、袪殖民工作,該如何在知識上、思想上、實踐上展開?袪殖民,該是兩岸民眾「克服分斷」的結果,抑或是目的?「民族解放」是被作為理論,或是實踐?陳映真小說中所描述的外商公司的雇員,在消費主義收編了人的各種精神與情感需要的狀態下,既悻然又茫然度日的中產階級們,以及那些「理想主義受挫、失敗、是生活上的現實」的以失敗告終的民眾的反抗,對我而言,因著對於理論的認識,而顯得更加具體了。

我並沒有親身接觸過陳映真。他的政治、思想,以及用以承載其政治與思想的文學形式,在我人生的不同階段,以不同方式影響了我。作為一個不專業的文學讀者,陳映真最觸動我的地方,其實在於他通過文學,為「思想」保留了一個迴身的空間,例如《夜霧》的李清皓、《六月裡的玫瑰花》裡軍曹巴爾奈,例如《上班族的一日》當中對著鏡頭砸書的Rose,又或者,在《鞭子和提燈》裡頭那兩個想家卻不之如何「歸鄉」的底層日本兵。他們並不是工具性的既定角色,而是市井小民、是底層勞動者、是貧窮的佃農、是中產階級,他們因為帝國與資本的利益與矛盾,被放置到歷史的對立面,卻在民眾之中達成某種程度的包容與和解。小說展現了社會現實,是如此廣大的人們構成了知識分子所謂的「民眾」。在陳映真筆下,他們的奮搏總是以失敗告終,但對於民眾的階級性、傳統文化,以及他們所面對的社會矛盾,陳映真一方面嚴肅地描述著他們的困境,另一方面卻在人格上彰顯他們堅強而頑強的存在。我想起林德旺那位總是不卑不亢的乩童姊姊,而作為姊姊神明主的帝君爺,最終竟提供了失根、崩潰的林德旺的精神庇蔭之處。陳映真描寫這些人物時總是謹慎、謙卑與敬重,台灣的批判知識分子普遍缺乏這份謙卑,這也使我在無形之中,彷彿親見到陳映真的人格。

也正因為我不認識陳映真,而且是在追求知識與理論的過程中找到他的,他對我的影響,或可以稍微普遍化於我這一代年出生於七零年代末期、八零年代初期的知識分子。現在回想起來,若說我通過這些作品而認識陳映真,不如說是他的寫作提供我一個理解我的父母、祖父母輩的媒介。我是因為讀了《鄉村的教師》,才稍微勾勒出我的爺爺的形象,那個來自於福建的記者,早年與哥哥共同響應了魯迅的新興木刻運動,來台後兩岸分斷,他竟躲過白色恐怖清洗,與台灣女子成家、於南女中任教了一輩子,終究沒能等到歸鄉的那一天,難怪爸爸回憶中的爺爺總是抑鬱地蹲在前院抽菸,爺爺算是一個倖存下來的陸家大姊吧。我也想起我的母親,她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台北的美商公司工作,我作為女兒,卻是通過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才間接揣摩到當年母親所面對的職場文化與各種矛盾、她的精神狀態的緣由,以及她與父親兩人所抱持的幾乎是幻象的中產階級夢。我想著,在一天工作後的疲憊之餘、挺著7個月身孕的她,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在那幾行駛往南方的夜行貨車的文字旁畫下標註線?對她而言,陳映真的文字是否曾經在她無助的時候,為她帶來安慰?而陳映真的小說,又在那個禁錮、壓抑的年代中,觸摸到多少喪志、受凌辱、悲傷、沮喪的人的心情?如果勞苦大眾們曾被陳映真的文字所撫觸、鼓勵,那麼以社會改造為己任的我們該思考的,是如何留住、發揚那個主體被提昇的瞬間,使個人的主體變化,能夠通過組織與運動,相互連結為更為強大的集體。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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