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崩海頹 ——敬悼陳映真先生 (方聞)

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大陸的中年左翼知識份子,悼文情感真摯、思想深刻,值得細讀、思索。──編者

早就遠道傳聞,陳映真先生已經臥病十年之久,而且病勢沉重,但是,驟然傳來陳先生過世的噩耗,還是震驚不已。連續多日,一種無法言喻的寂寞和難以排遣的悲愴之感,洶湧而來。

余生也晚,加上海峽阻隔,我並沒有機會結識陳先生。但二十年來,通過他的作品,陳先生卻成了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一大支撐。在《我的文學和創作與思想》一文中,陳先生說過:“我非常希望我的作品能給予失望的人以希望,給遭到羞辱的人撿回尊嚴,使被壓抑者得到解放,使撲倒在地上爬不起來的人有勇氣用自己的力量再站起來,和戀愛快樂的人一同快樂,給予受挫折、受辱、受傷的人以力量,那樣的文學才有意義。”確然如此,他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論文,一直以來,都是我汲取希望、力量和勇氣的重要源泉。

一、尋找失去的視野

如今想來有點不可思議,陳先生是小說名家,但我最早讀到的卻是他的一篇政論文章。我步入大學校門的1990年代,正是國際格局發生大變動的時期,蘇東劇變,紅旗落地,西方政要和學者彈冠相慶,“歷史終結論”喧聲震天。中國大陸在1992年之後,經濟上全面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接軌”,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大批倒閉和出售為標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快速瓦解,只剩下一層薄薄的意識形態油彩。在這一路線的指引下,一時之間,經濟總量一路飆升,但是,很快地,這種飲鴆止渴式的發展的惡果就暴露無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下崗,生計頓失;資本與權力相互溫存,導致少數人一夜暴富;貧富急劇分化,社會矛盾激增;吏治腐敗、環境污染、倫理崩壞……

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年少無知的我,對於這樣的問題,懷著揮之不去的疑問卻又苦苦難以索解。而當時主流的報刊和講壇,幾乎一邊倒地成了西方教條主義獨霸的天下。“革命”和“社會主義”成了過時、保守的代名詞,備遭奚落。少數堅守理想的革命前輩、理論家和學者,則迅速被邊緣化,而且,他們所慣常使用的、凝固化了的“馬曰列云”式的表達方式,也早已不為大多數的年輕人所接受。

正是在這樣思想苦悶的時刻,我讀到了陳映真先生的文章《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文章從全球的、結構性的觀點,從第三世界的觀點,從亞洲的觀點,分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經緯,並對大陸提出懇切的期望和忠告。文中所表現出來的學識的淵博、析理的明澈、視野的開闊,都是我素所未見的。梁啟超在談到龔自珍時說:“初讀《定盦文集》,若受電然”。陳先生的這篇文章,給我的就是同樣的震撼。尤其可貴的,雖然這是一篇討論政治經濟學的文章,但充滿了人的體溫,讀來毫無枯燥之感。作者熱情誠懇,娓娓道來,不僅發人深思,而且令人感動。

對於1980年代以來的大陸知識份子,文章也提出了尖銳而深刻的批評:“和60、70年代以來的臺灣一樣,大陸知識份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買辦精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Compradore litebourgeois intellectuals),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卻滿心嚮往和推崇;對資本主義發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支配的事實,斥為共產主義政治宣傳;對1949年中國革命以來的一切全盤否定;甚至對自己民族四千年來文化一概給予負面的評價。在他們的思維中,完全缺乏在‘發展—落後’問題上的全球的觀點。對於他們而言,中國大陸的‘落後’,緣於民族的素質,緣於中國文化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當然尤其緣於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鎖國政策’。”讓我訝異不已的是,作者這裡所寫下的幾乎每一個字,都可以和我自己當時的切身感受相印證。

多年以後,我偶然讀到大陸老一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鄧力群1991年6月30日的一次講話:“最近,臺灣作家陳映真寫了一篇文章,在臺灣的《海峽評論》上登載……很值得大家看一看。陳的文章中一個小題目叫‘尋找失去的視野’,寫得可不一般,充滿激情,很有見地。這對我們也是一種激勵。他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建設、改革開放很有成績,可是在我們中間有些人慢慢地把階級鬥爭的視野丟掉了,慢慢地把第三世界的視野也丟掉了。他希望我們不要丟掉階級鬥爭的視野和第三世界的視野。”這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表明,我當時的感受,實在並非一人的私見。

二、一個時代的追問

從此,我開始熱心地搜羅陳先生的作品,只要能找得到的,都不放過仔細拜讀的機會,也一次次地從中收穫啟迪、感動、鼓舞和激勵。

讓我欣喜不置的是,在我所就讀的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藏有人間出版社1988年版的、全套15卷的《陳映真作品集》。但因為沒有副本,所以只限於在館內閱讀,不許出借。有一段時間,只要課餘有暇,我都會待在保存本閱覽室,從第一卷小說《我的弟弟康雄》讀起,順序而下,一直到彙集他人對陳映真作品的評論的最後一卷《文學的思考者》。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在一篇題為《鞭子與提燈》的序文中,作者回憶他在白色恐怖中被捕投獄,篤信基督教的父親第一次前去看他的情景——

在那次約莫十來分鐘的晤談中,有這樣的一句話:
“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

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這些話送給你,擺在羈旅的行囊中,據以為人,據以處事……。”

記得我是包含著熱淚聽受了這些話的。即使將“上帝”詮釋成“真理”和“愛”,這三個標準都是不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這些話才成為我一生的勉勵。

當時,我讀完這段話,霎時之間,也不禁眼熱鼻酸,感動之情,不能自已。多年來,我常常想,父子兩人這樣的胸襟、擔當和持守,在當今之世,恐怕日漸少有了,而千百年來,中國人所稱道的滿門忠烈,恐怕也無逾於此了吧。

在陳先生的小說《鈴璫花》、《山路》、《趙南棟》和報告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中,我第一次遇見了“五十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臺灣,籍不分大陸本省,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遇見了“把一生只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追求幸福、正義和解放的夢想,在殘暴的拷問、撲殺和投獄中粉碎了自己”的一代人。自願接下“看牛仔班”、為了窮人的孩子挺身而出的老師高東茂;立志給叛賣同志的二兄贖罪、冒充被捕殺的革命者李國坤的妻子,為烈士養老撫幼的少女蔡千惠;在死刑之前,看到天邊的一輪皓月依然無限驚喜的林添福;在白色恐怖中被捕殺而數十年屍骨難尋的徐慶蘭和黃逢開……這一串串閃光的、虛構或真實的名字,讓我的心情久久激動難平。

在《山路》的末尾,蔡千惠臨終前給自己當年真正的未婚夫、同樣投身革命而長期系獄、僅免一死的黃貞柏留下一份遺書。其中寫道:

「近年來,我戴著老花眼鏡,讀著中國大陸的一些變化,不時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擔心。不為別的,我只關心: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我迄今仍難以忘懷,第一次讀完這段話時,靈魂的巨大戰慄。二十年來,有無數次,每當眼睜睜地看著大陸的社會主義根基一點點動搖時,這些話就會不停地在我的耳邊迴響。

實際上,蔡千惠發出的這個驚心動魄的追問,是整整一個時代的追問,是包括1950年代撲倒在臺灣刑場上的、為中國革命獻出生命的兩千多萬名烈士的追問。是啊,如果中國的革命墮落了,如果中國的社會主義步入歧途,如果底層的勞苦大眾再遭背棄,如果社會重回數千年來“富者累巨萬,貧者食糟糠”的舊軌,那麼,長眠地下的先烈如何能夠瞑目?而作為後死者的我們,又何顏面對他們的英靈?每一個不願放棄社會主義理想的人,言念及此,都不能不感到至深的痛苦。

三、“不!”

但是,一個無法不去面對的現實是,在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的確陷入了低潮。蘇東陣營土崩瓦解,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幾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早已面目全非。以解放全人類為職志的無數革命者,不惜拋擲頭顱所建立起來的新社會,為什麼在短短的幾十年,在一兩代人之後,在自己子弟的手中就先後歸於潰敗?

在小說《趙南棟》中,趙慶雲和宋蓉萱夫妻一個為理想從容赴死,一個在大獄中遭囚錮數十年。但是,這對革命者的下一代,對於父母的志業和追求已經全然無法理解,而且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聲色犬馬之樂甘之如飴。長子趙爾平從一個發誓“立業濟世,答恩報德”的有志少年,到心安理得地收受賄賂、狎養情婦,一步步滑入“成功入世”的、富裕、貪嗜而腐敗的世界。次子趙南棟則沉醉於肉欲、吸膠,“讓身體帶著過活”“他喜歡吃,喜歡穿扮,喜歡一切使他的官能滿足的事物……但是,舉凡一旦得手的,不論是人和物品,他總是很快地,不由自己地喪失熱情”。《趙南棟》寫作於1987年,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在全球佔據半壁江山。但陳先生當時就敏銳地寫出了革命者所面臨的這個巨大悲劇。今天,讀來愈加觸目驚心。

革命者的子弟背離父輩的理想,在中國大陸,更是普遍而巨大的存在。尤其是在最近的30多年裡,我們看到,從中央到地方,陳先生筆下的這一切,以更加龐大的規模,更加戲劇性的方式,每一天都在人們面前上演。在中國革命史上,多少人放棄安富尊榮的生活,冒著破家亡身的危險,像飛蛾撲火一般地投身革命。但不旋踵間,他們的後代,就徹底脫離了普通百姓,儼然以“紅色貴族”自居,不擇手段地追逐財富和權勢,在百米衝刺式奔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縱情狂歡。

進一步講,在比喻的意義上,可以說,隨著革命的一代逐漸凋零,在大陸的十多億人中,幾乎全都是革命的後代,而且大部分人都曾經分享革命帶來的恩惠。但是,不知不覺之間,有多少人還能記得父輩的理想?在改革開放以來“致富光榮”的政策導引下,多少人熱心嚮往自己心目中的西方資本主義富足安樂的生活,而將社會主義的理念和信仰棄若敝屣?

陳映真先生在小說中描述趙爾平的蛻變時這樣寫道:“他的少年時代對進德修業的生命情境的嚮往,於今竟已隨著他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中,崩解淨盡了。”也許作者當時並未意識到,從某種意義上,這不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生動寫照嗎?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的確是中國大陸“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而有意無意間,中國革命的“少年時代”對於一個新的、公平的、窮人得解放的社會的熾熱嚮往,也幾乎“崩解淨盡”了。

從世界範圍看,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不同,從蘇俄開始,包括中國在內,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在經濟文化不發達的國家獲勝的。這就註定了,這些國家在革命勝利後,必須“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但如何保證在這一過程中不“喪心失志”?這或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所必須面對的考題罷。

出獄之後痛感“這個社會,早已沒有我們這個角色,沒有我們的臺詞”的趙慶雲,在彌留之際懷想自己的難友,他不禁問道:

“這樣朗澈地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的、長壽的歷史裡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不!”那時候,趙慶雲常常在沈思中這樣地怒吼過。

的確,縱使歷史的長河有曲折,有回流,但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而不惜肝腦塗地的一代人,絕不會只是一個微末的波瀾。然而,只有後來人高擎他們手中的火炬重新出發,吸取過往的一切經驗教訓,為社會主義探求一條全新的出路,這樣,才能夠讓這一聲怒吼山鳴谷應,氣壯山河。

四、與歷史對弈

與他筆下的“表現了至大至剛的勇氣的一代人”一樣,陳映真先生畢生英勇地追逐光明。在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他奮不顧身,以自己的靈心與善感、以自己的深思和敏銳、以自己的勇氣與無畏,與黑暗搏鬥,雖百折而不稍屈撓。

在白色恐怖時期,他曾作為政治犯入獄七年,出獄之後,在臺灣,無論國民黨執政,還是在民進黨上臺,他都是“被支配的意識形態霸權專政的對象”。他畢生嚮往社會主義,追求國家統一,但是,“對於大陸開放改革後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同樣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越來越深切的不滿”。

他寫文章、編雜誌、辦出版社、參加社會活動,勇敢地揭破那“被暴力、強權和最放膽的謊言所抹殺、歪曲和污蔑”歷史,不懈地為臺灣、為中國、為世界探索一條更加美好的道路。

謙抑為懷的陳先生曾經說過:“我也知道中國跟世界文學史裡面的一些巨匠,他們,一尊一尊的巨匠站在那裡,我抬頭的時候,如果我戴帽子,帽子一定要掉下來——那麼偉大的作家,想起這些作家,魯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覺得我怎麼斤斤計較要跟人家講我這段在寫什麼,為什麼這樣寫,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但實際上,他的創作、他的思想、他的人格,已經讓自己成為堪與這些文學巨匠為伍而無愧色的一員。而且,他不僅是中國在魯迅之後,很少見的身兼文學家和思想家於一身的人物,而且是一個戰士,一個抱著淑世的情懷,憂國憂民,畢生“為良心·愛·正義而熱烈地生活·創作和戰鬥”的戰士。陳先生一生的德業和言行,已經為他在歷史上樹立了一座高聳入雲的豐碑。

然而,最後,無情的病魔擊毀了他。在《趙南棟》中,陳映真先生寫道:

“每回有人被叫出去,我在押房裡唱過:安息吧,親愛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我們走的時候,老趙,你們也這樣唱,”蔡宗義無限緬懷地說,“快四十年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我們,為之生為之死的中國,還是這麼令人深深地擔憂……”

在北京八寶山的遺體告別式上,他的親朋好友同樣用這一首“安息歌”為他送行: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前走/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現在是我們的責任/去爭取民主自由

是的,我想,恐怕直到病倒的那一天,對臺灣、對中國、對世界,陳映真先生都還懷抱著深深的憂慮吧。

陳先生竭盡平生的心力與智慧,與歷史對弈。而在他的身後,一場新的歷史棋局已經悄然展開。一度響徹雲霄的“歷史終結論”已經證明不過是淺識者的囈語。隨著2008年經濟危機的爆發,西方資本主義的積弊暴露無遺,美國霸權動搖,歐洲復甦乏力。雖然新社會的萌芽仍未露頭,但舊制度的堅冰開始消融,世界進入未定之天,這也再次全世界的進步人士,提供了一個反思歷史和打造未來的機會。

如今,陳映真先生過世了。我想,只有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接過他手中的旗子,贏得這一場勝負未分的棋局,才是對他最好的告慰。

20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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