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陳映真)

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2001年7月1日在中共建黨八十周年的講話中,提出准許資本家入黨的主張,引起黨內堅持社會主義立場的黨員、幹部的強烈不滿,咸認此舉徹底違背了共產黨的原則,甚至有屢建軍功的老幹部憂憤之餘,聲明退黨者。時任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的林炎志在中共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發表了〈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的長文,極言直諫,結果導致《真理的追求》被封,本為家世顯赫的高幹子弟的林炎志跌到了反黨份子的邊緣,從此投閒置散,仕途黯淡。陳映真閱讀林文後深受觸動,遂邀約林書揚、陳明忠(筆名黃龍)、杜繼平(筆名王哲)為文評論林炎志的諫書,他自己也以石家駒的筆名寫了〈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組文成為〈兩岸爭鳴〉的專題,並以編輯部的名義寫了專題的序言〈因為是祖國的緣故〉,刊登在2001年12月人間出版社名為《因為是祖國的緣故》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上,因而為中共高層所不喜。陳映真在〈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全面論列了中國大陸資本主義化後出現的嚴重問題、台灣與海外左派的統獨論爭、資本主義的世界危機及社會主義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是他晚期的深思之作。可惜,當時〈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銷售不廣,陳映真又是以筆名發表,閱者既不多,知其為陳映真手筆者就更少了。陳映真生前即頻遭誤解,如今既溘然長逝,淺陋鄙傖的不學之徒自然要趁機假悼念之名肆其污衊貶損的技倆,即連故友親朋也不免未盡深悉他的所思所想。陳映真為〈因為是祖國的緣故〉專題所寫的編者序言及〈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充份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統一的無產階級愛國主義的立場,是了解他一生思想的重要材料,我們特予重刊並敘明文章寫作發表的經緯,以助世人對陳映真有更真實、深入的認識。───編者

因為是祖國的緣故   編輯部序言

在日據時代,一九二○年後反日民族•民主鬥爭的主要力量,是以「農民組合」、晚期「文化協會」和「民眾黨」、「台灣共產黨」和各派工會為代表的左翼。他們與日本尤其是中國的工農政黨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中國社會主義運動及其勝利,中國的解放,一直是台灣民族•民主運動的希望所寄。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爆發,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台灣工農、知識份子,使他們能夠超越一九四七年二月事變所造成的民族傷痕,將台灣的民主、自治與解放的事業與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聯繫起來,寄大希望於中國的大革命,並且在具體實踐中,做了慘烈的犧牲。

一九七○年代保釣運動的左翼,掀起重新認識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熱潮,並且很快地發展為民族統一運動。保釣運動的左翼,在台灣影響了以《夏朝》雜誌為中心的一代青年。八○年代以後,集結在勞動黨、中國統一聯盟的愛國統一力量,基本上也是以祖國社會主義的旗幟為向心的標竿。

一九八○年以後,大陸改革開放的政策登場後,海內外台灣左派統一派初現分歧,開始就改革開放路線「左」乎「右」乎的問題,陷入苦悶。今年「七一」講話後,這個苦悶更形悒積。

事實上,大陸上關於開放改革和「七一」路線的爭議,遠遠比台灣激烈得多。距離大革命的勝利只有五十年,所以爭論是正常的。台灣雖因民族尚未統一,迢隔海外,但地理與政治的隔閡不應該隔絕兩岸文化思想的交集,甚至應該就兩岸共同關心的思想文化課題互相論說甚至爭鋒,藉以使兩岸進步知識份子先克服民族分裂的限制,在激論中分享民族共同的思想與文化課題,在思想與文化領域中先完成民族的統一。

這一次,我們刊出吉林省省委書記〔應為副書記─編者〕林炎志的文章〈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和台灣思想界的四篇文章。

我們深切關心中國社會主義的走向,關心開放改革在社會生產方式和階級關係上帶來的重大變化,關心大陸思想、文化、意識形態與社會巨大變化相應的豹變,關心中國共產黨和大陸新興工資工人階級和新興資產階級的關係。

我們如此關心,原因只有一個:因為大陸是我們的祖國的緣故……。

 

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

原載:2001年12月,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因為是祖國的緣故……》,頁172-186

開放改革以後,大陸的社會經濟發生了解放後第二次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由於海峽的分斷,苦於在台灣看不到有系統的分析材料。林炎志的〈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以下簡稱(〈新資產階級〉),清晰、有理論深度地談了開放改革後大陸社會經濟的本質和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案。隔著一道海峽,讀來震動不已。

林炎志在〈新資產階級〉中說,「開放改革」以來,中國社會已經確然存在和發展著「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和與之相應的「新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要在明確認識到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和新資產階級存在的基礎上,正確地領導和駕馭這新資產階級,並且主張不能吸收新資產階級入黨。作為深切關懷中國革命的在台灣的知識份子,讀了〈新資產階級〉之後,有一些思想上的震動。

 

  • 關於「第四代資本主義」

 

幾年前讀過一位韓國學者談到世界資本主義史的四個波次(世代)。第一波(代)是以英國為例的標準型:先是商業貿易資本的興起,培養了新興商人、銀行家和布爾喬亞市民,接著是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的布爾喬亞市民革命,打倒封建貴族,建立資產階級國家。經過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初的產業革命,英國的現代產業資本主義形成。十九世紀中葉,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向外伸展。

第二波(代)以德、法、美的資本主義化為例。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各國先後爆發資產階級市民革命,成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並同時經歷了歐洲產業革命,又在十九世紀初逐漸向帝國主義發展。

第三代則以俄國、日本為例。它們的產業革命是外鑠的。資產階級市民層薄弱,其市民革命弱質而不成熟。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是集權的國家政權而不是成熟的資產階級,在其資本主義遠遠尚未成熟之時,就模仿西歐,進行早熟的帝國主義擴張。

第四波(代)以東亞四小龍為例。戰後的世界已被帝國主義分割完畢。由於戰前受到殖民統治的壓抑,資產階級薄弱,人數少,力量小。而且在戰後冷戰體制下反共獨裁的國家之下,資產階級市民革命只成為零星的「民主化」運動,無力自己成立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戰後「四小龍」的資本主義化,是在新帝國主義時代下,反共獨裁國家──而不是資產階級──與外來(新)帝國主義獨佔資本的結盟所推動的資本主義化。

從1949年到1953年,新中國在帝國主義割佔世界市場的世界上,以新民主主義改造革命前社會留下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中國沒收舊社會的官僚買辦資本,一方面發展國有、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一方面在私有制下對民族資本主義進行團結原則下的限制和改造。1953年以後,中共性急地宣告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結束,奔向早熟的社會主義經濟舉措。

而在新民主主義時代,雖然也是以國有、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私有經濟為輔的構造,但在中共取得革命勝利,萬民擁戴的威信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歸趨是公有制、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擴大和發展,而私有部門則以其最終的消萎為目標,接受監督與改造。社會主義的、公有體制的生產方式,不論在國家政策上和歷史發展歸趨上,都是主要的、有力的生產方式。工農階級取得前所未有的社會、政治地位,並且通過階級的黨,施行人民民主專政。

1977年後的開放改革體制雖然也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態為輔,但它是在1949年─1977年間形成的「發展中社會主義經濟」基盤上,開放了從農業到工商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受到黨與國家的獎掖、扶持和優惠遠大於監督與控制。並且由於在理論上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拉長到一個世紀以上,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在當前的大陸就幾乎沒有被監督、改造的限制,得以暢然、蓬勃發展,成為二十多年來成長最迅猛的生產方式和經濟部門,造成極廣泛、深刻的影響。從這一點看,有人說開放改革是回到新民主主義,就與事實不符了。

所謂開放改革,所謂「社會主義初階段」的經濟,是中共以一黨全面抓緊政權條件下,在公有制佔高比率條件下,由黨和國家推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然而,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國有」企業資本也佔社會總資本的70%以上。公有制成份之高,與社會主義經濟類似。但隨著七十年代後私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迅猛發展,台灣「國有」資本的比率很快就下降到30、40%。私有資本在「國家」政權卵翼下快速積累。到八十年代,就有集團化、獨佔化資本的登台。1988年,隨著蔣政權的終結,台灣大資產階級蜂湧而上,拋棄了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形骸,形成了以李登輝為核心的台灣大資產階級政權。國民黨在「把政權牢牢抓在手上」的自信下發展台灣資本主義,而它所培養的台灣資本主義卻最終銷蝕、溶解了國民黨。資本的鐵則般的邏輯,畢竟勝過人的主觀意志、願望和計劃。從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程看,中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初階級」經濟是不是繼「四小龍」之後,另一個「第四代資本主義」經濟,就如林炎志所說,端視中共黨和國家的政治與階級性質了。

 

  • 不認識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

 

「蘇東波」瓦解以後,資本主義成了世界上唯一強大的生產方式。「全球化」論和「新世界秩序」論作為統治全世界的國際獨佔資本的意識形態,甚囂塵世上。「對外開放」、「與世界接軌」的中國改革開放經濟,迅速而縝密地被世界資本主義改編和吸納。國內新生、且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成份,結合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大氣候,對當前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產生了幾乎莫之能禦的、震動性效應和影響。

在社會經濟上,私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猛爆性發展,使開放改革當初(1979)佔大陸工業總產值78.5%的國營企業,到1992年下降到48%,到了今日又必顯示其新低。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公有制向私有制風化、溶解的現象很鮮明,工人地位迅速下降,有些地方,工人正承受著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殘酷的剝奪,農民的階級分化顯著。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向1949年以來社會主義主流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不斷發動直截或曲折的進攻。和新的階級鬥爭相應,新的「兩條路線的鬥爭」正方興未艾。

即使經過文革的動亂,革命後的中國確實推倒了三座大山,確實解放了廣大的貧困農民和其他被壓迫者,使他們成為政治和社會的主人。在經濟上,1949年到1977年間,新中國基本上完成了重化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基礎建設,國民經濟基本上是成長的、發展的。但這些難能的成就,一方面被資產階級自由派抹殺,但也不能不承認,開放改革後以資本主義生產為火車頭的迅速眩目的發展,使自由主義者更加振振有詞地貶抑49年到77年的建設。但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小農的、自然經濟上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辛,和利用資本主義去摧毀自然經濟──連帶摧毀若干早熟卻不無成效的社會主義經濟而取得資本主義的、充滿活力的發展之間,造成醒目的反差。

馬克思主義者素來充分認識相對於封建的、自然經濟的資本主義的先進性和優越性。馬克思認識到無堅不摧的資本主義全面破壞停滯的封建傳統經濟,機械化工廠生產帶來前人不能想像的高生產力,現代交通使孤立的農村與世界城市接軌,新興城市使鄉村人口向外流動,商品與貨幣的廣泛流通改變了價值、時間與空間的概念。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學衝破了封建主義和宗法、宗教思想和教條的束縛,並把人從這些社會的、精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今天,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也正在發揮這些「建設性」作用。只是當前中國人民、知識份子甚至一大部份黨員,從來沒有體驗過資本主義目迷五色的「進步」,逐漸把1949年以迄77年的社會主義嘗試無分析地看成「失敗」、「落後」、「喪失發展機遇」,最終在政治、思想和現實中把社會主義看成虛有其表、無人相信的形骸,束之高閣。這個宣傳和教育馬列主義五十年的大陸社會,畢竟不會真正理解到馬克思在指出資本主義「合理的」、「建設」作用的同時,也科學、深刻地指出了資本主義「野蠻」、「破壞」的作用──被剝削階級與民族的破產、無法根治的經濟危機下弱小者的淪落、貧困國陷入不發達的泥沼、生態環境系統的潰壞、人性的敗壞,及最終社會本身的破壞。而所有這些,正在高唱「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輝煌的底層,廣泛、嚴重地侵蝕著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九一一事件」,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淪於受盡剝奪、一無所有的人民與民族絕望和憤怒的反抗。

著名的「世界體系論」創始者伊‧沃侖斯坦最近在台灣的一場演講中指出,世界資本主義正在「奔向終極的危機」。他指出:(1)世界資本主義正苦於無法解決的利潤率下降的趨勢;(2)先進國生產基地大舉向低平均工資地區和國家轉移,促成傳統農村分解,驅使大量農民納入工資勞動市場。但世界體系中的農村=低工資勞動之源有時而窮,工資最終無從下降而反升,於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出台;(3)生態環境系統的潰壞;(4)國家為緩和階級矛盾的社福支出總有一日到達阻斷資本積累的限檻;(5)國家政權保安、穩定、保證資本積累的功能逐漸消頹,社會秩序廢弛、暴力和混亂層出不窮。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前途最多只有五十來年!

但與沃侖斯坦「悲觀」的預測相反,開放改革後的中國幹部和知識份子一般地缺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侷限性的認識,反而和新自由主義者一樣,傾向於把資本主義看成人類世界終極不變的幸福的樂園。

 

  • 汪洋孤舟

 

林炎志說,歷史「沒有給今日中國新的資產階級以執政的機會」,「歷史將證明今日中國的新資產階級已經沒有成為統治階級的條件了」,因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允許,作為愛國統一戰線主體,作為人民民主專政基礎的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知識份子也不允許」。

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和新興資產階級甚有活力,發展快速,但至少截至目前,大陸新興資產級作為一個社會階級,人數少,力量相對不大。在威權式國家政權主導的「第四代資本主義化」社會,資產階級皆無力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相反,他們極敏於隱蔽自己的野心,對權力馴服,配合、支持權力的政策,以交換權力對其資本積累的特殊優惠,在恭順中不斷地肥大自己,以待時機於來日。韓國的大集團資本從來不加入韓國市民、工人和學生的反獨裁民主運動,卻在八十年代中後的「民主化」時期一仍佔據政治經濟要津。台灣的情況也一樣。在國內外資本主義經濟的汪洋大海中,中國社會主義的綱領和「基本原則」在強大的非社會主義因素多面夾擊下,無可如何地空洞化,甚至成了難堪的諷刺。我所認識的一些外國進步派朋友,對開放改革後的經濟成果無不深表慶幸和肯定,但對於伴隨著這一過程的強大的資本主義發展勢頭,則無不懷有憂慮。如果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被溶解了,如果作為愛國統一戰線的主體的工人階級喪失主體地位,如果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即工、農和知識份子瓦解,有長久之計的新興資產階級再坐江山,怕非絕無可能。蘇東波的溶解就是令人悚然的例子。那麼,問題的焦點就不在於讓不讓資產階級入黨。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必然以各種渠道和形式反映到意識、思想和文化領域。中共早在五十年代就說客觀世界存在的非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因素的鬥爭一定會反映到意識思想和黨生活的領域。六十年代中後,極「左」路線把這個道理講壞了,為害很大。但歷史唯物論者如林炎志就依舊深信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在思想、意識、政治生活的反映與作用。新興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早已經如何滲入黨的組織、思想與生活,社會主義公有體制的經營和管理如何受到資本主義積累規律的左右,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容許資產階級入黨,除了鬥爭的象徵性,意義似乎並不很大。

而只有嚴肅認識到這「反映」論,認識到資本主義成份的汪洋大海頑強的規律基礎上,提出對於新興資產階級的「領導」和「駕馭」才有意義,才能深知領導與被領導、駕馭與被駕馭的鬥爭之激烈、複雜、曲折與無比的艱難。

 

  • 「中國變修兩岸不必統一」的討論

 

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萌生於二十年代末年。1928年,在共產國際經由日共和中共、又主要地經中共熱情協助下,在上海成立了台灣的黨。由於派性對峙,1931年也在國際和中共的協助下改組。在殖民地條件下,台灣黨以從日帝統治分離獨立為政治綱領,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自然沒有列入台灣復歸中國的主張。但台共和中共在組織上、情感上和政治上的密切關係,超過一般兄弟黨的關係。

1931年,日本侵攻東北而法西斯化,徹底肅清了台共及其外圍「農民組合」,幹部被捕入獄,運動遂寢。1945年台灣光復。1946年,中共來台組織「省工作委員會」,大部份舊台共參加了中共,在台進行新民主主義的變革運動,台灣階級運動自此和統一運動結而為一。1949年10月,中共建政。12月,國民黨中央撤台並展開反共肅清。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艦隊封斷海峽,支持國府大肆推動反共肅清,處死三、四千人,投獄近於萬人。台灣左翼統一派遭到致命打擊。至1970年,北美爆發由港台留學生發動的「保釣愛國運動」。其中的左翼,發展成統一運動。保釣運動左派影響於台灣,形成集結在《夏潮》雜誌周圍的進步的統一派。1980年代,倖活刑餘的五十年代政治犯組成「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勞動黨」並且與其他統一派結成統一戰線組織「中國統一聯盟」……歷史上,台灣的進步運動都有民族統一運動的性質。尤其是七十年代新生的進步一代,中國社會主義變革和發展,是他們傾向民族統一的重要思想根源和強烈的吸引力。

1976年文革結束,文革十年極「左」路線的黑暗,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定方面的不發達,使一些海外保釣運動左派感到幻滅。而文革結束後政策上的重大轉變,也使不少人主張中國社會主義「變修」了。他們對大陸全面否定十年文革有所不滿,往往以「毛派」自命。而中國脫離毛澤東革命路線、中國資本主義化之說,竟可以延長為「台灣不必急著和非社會主義化的中國統一」之論,以左派統一論為「民族主義」,甚至也有人提出「台灣一島社會主義論」,遂和「左派台獨」有較接近的距離。於是台灣比較進步的思想界與運動圈,產生了「階級解放優先於民族統一」;「左派不迷信民族主義。民族統一論是民族主義」、「中國離脫了社會主義,不主張與非社會主義的中國統一」和「一島社會主義論」。台灣左翼運動第一次在思想上出現了「左而不統」的主張。

2000年8月開始,在一個左派同人刊物《左翼》上,刊出了李崇人(杜繼平)連續刊載三期(至2000年10月)的重要理論長文〈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深刻的論述。李崇仁引用大量馬克思、恩格思和列寧的文章,得出這結論:「……根據歷史唯物論,由大的民族國家形成統一的國內大市場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速社會矛盾的深化。而統一的民族國家是社會主義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條件」。而「正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馬克思同恩格思贊同具有明確歷史、文化傳統與生命力從而掌握了歷史主動權的大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波蘭、匈牙利建立強大(統一)的民族國家」。其次,馬克思主張,只要存在著民族壓迫,被壓迫民族社會的社會革命即難以進行,因為工人階級首先必須在本國內組成一個階級。馬恩不憚於支持德國和波蘭的「恢復」與統一。最後,馬恩對民族統一與獨立運動的支持與否,還從這個運動是否有利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為條件。

李崇人的論文批評了把階級解放與民族統一對立起來的膚淺觀念,進一步提出了二者的矛盾統一的側面。在外來新帝國主義干涉下造成的當前中國民族分裂構造下,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社會主者和無產階級,自然要以克服民族分裂的矛盾,排除外來勢力所施加的民族壓迫與威脅,爭取中國的完全統一為優先的綱領。

對於當前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李崇人明快直截地指出中國早已向資本主義轉向。面對中國難於挽回地向資本主義狂奔的形勢,李崇人說(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左派應當通過全面的調查研究,做出深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準確掌握局勢的變動,「與受損害的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並且「結合理論與實踐,找出一條可行的社會主義新模式」。

 

  • 等待著左派回答的問題

 

國家幹部貪腐問題嚴重化,工人階級遭到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殘酷的剝奪,表現為十小吋以上的工時、「封閉式管理」(工廠形同牢獄)、對工人人身人權的蹂躪,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資本主義化、庸俗化和腐朽化、公有制資本的銷蝕……這些都是兩岸左派最容易舉證的、對於大陸經濟資本主義化的指責,可以義憤填膺,振振有辭。然而,也不能不面對一些左派批評派不能退避的問題。

一、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歷史性瓦解之後,世界上有沒有一個既存的「參照群」(reference group)讓我們據以評比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二、三十年代,列寧的蘇聯牽動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無產者,以蘇聯為楷模,為建造自己的社會主義理想而鬥爭。49年以後的中國,也曾是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改造自己社會的「參照」對象。蘇東社會主義崩潰後,中國、北朝鮮和古巴成了彼此性質不同的、社會主義的參照樣本。當我們批判中國社會主義的蛻變,我們又怎麼評價1949至1977年的中國和古巴與北朝鮮的社會主義?文革中國、古巴和北朝鮮是不是我們理想的參照群?如果不是,那麼書本上、理論上的社會主義,如何有說服力地成為我們的參照對象?

二、怎樣認識和評價「變修」的中國社會主義中一些與社會主義相關的合理成份,例如重化工業、國防工業、高科技研發與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關係,如何評價「扶貧」工作的一些成效,如何評價土地國有制下公共施設的優質發展,如何評價其他第三世界所難有的政治、外交、工業、科技的相當程度的自主獨立性?

三、從世界史的範圍看,1910年代末蘇聯革命,以迄1968年戰後民族民主革命,正如沃侖斯坦指出的那樣,左派基本上成功地為自己取得了革命政權,但率皆在實踐革命政綱,即正義、公平、民主、繁榮上基本上失敗了,帶來世界左派的一時代的「幻滅」。很多革命政權被顛覆……在這左派政綱實踐上的、總的「幻滅」歷史中,如何正確看待對中國社會主義「變修」的「幻滅」?

四、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土崩,中國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化」,似乎都在說明列寧以至毛澤東所主張「資本主義階段可以飛越」論的失敗,也似乎在說明馬克思下面這一段話的準確性:「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之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然而,被沃侖斯坦宣告大約在五十年後走向終末的當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以其生產力之高、經濟之發達,我們卻不論在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絲毫看不見新社會的苗頭──高尚、利他、博愛、自由的人類,和發展人的「自由意志」的新道德。正相反,我們看到的仍然是殘酷、貪婪、自私、敗德的人類和充滿掠奪、毒品、色慾氾濫、德性敗壞的世界。即使沃侖斯坦預告當前世界資主義體系終末前的混亂與暴力,對於後資本主義新時代的到來,沃侖斯坦也描繪不出甚至只是一個樂園的梗概和輪廓。則左派的批判與義憤會不會因而失所憑藉?

200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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