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毛主席繼續革命——紀念文化大革命50周年(大陸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退休副教授 迎春)

        目錄

前言

一,參加“四清”運動

1,開始接觸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2,改造世界觀

二,文化大革命起來造反

三,五.七幹校鍛煉和接受審查

1,勞動鍛煉

2,接受審查

四,回大學研究人民公社和參與反對包產到戶的戰鬥

1,研究人民公社

2,反對把包產到戶作為農業經濟發展的方向

五,離休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

 

前言

毛澤東創建的繼續革命理論,起始於黨的十屆八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在重提階級鬥爭問題以後,毛澤東首先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運動)。1964年初我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幾乎經歷了運動的全過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展以後,我回機關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奮起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了造反派頭頭;以後,到五.七幹校勞動鍛煉;改革開放前,我轉入大學從事理論研究,課題就是人民公社,而改革開放的私有化變革,首先就是從推行“包產到戶”開始,我參與了“包產到戶”的理論鬥爭;離休以後,陸續購買了毛澤東的一些著作,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年譜》等,以及有關毛澤東的一些著作如《憶毛主席》、《十年論戰》、《毛澤東傳(1893——1949)》、《毛澤東傳(1949——1976)》和《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等,對毛澤東建國以後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了再學習,並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寫了一些批判修正主義和有關世界經濟危機、我國經濟狀況的文章。總之,50多年來,我基本上是在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指引下與修正主義作鬥爭,雖然沒有取得什麼成就,但是,鬥爭的大方向沒有變。所以,從我個人的經歷,大體上可以看到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歷程,就像從一滴水中可以看到整個河流的奔騰一樣。回顧這段歷程,對於一些沒有實際經歷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會有所啟迪;另一方面對於我自己,用繼續革命理論重新審視自己的這一段生活,也是一次自我檢討,是認識的再提高。總之,寫這樣一個資料的目的,是想通過我這個具體人的實踐和思維活動,來宣傳繼續革命理論,這樣比直接講道理可能更便於人們接受和理解。

一,參加“四清”運動

新中國建立以後,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發展順利,一路凱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農業合作化的勝利完成,促進了集體勞動的大發展,農村經濟關係進入了人民公社階段。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和人民公社化過程中一度出現的“共產風”、“浮誇風”,造成經濟下降,形成“三年困難時期”。這時黨的最高層有人對形勢出現了“一片黑暗”的估計,認為農業要“包產到戶”,毛澤東則認為必須堅持集體經濟的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鮮明地呈現在毛澤東面前,結合國際上反對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鬥爭經歷,他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開闢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參看《毛澤東傳(1949——1978) 》  第1229—1260頁、《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   第1080—1088頁)

党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問題時,正是我從青海省調動到天津市計委工作的前後,當時對會議的公報以及有關文件沒有深刻的印象,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1962年底,我從青海省成套局調到天津市計畫委員會綜合處工作。由於我在大學學習的是國民經濟計劃專業,在青海沒有從事計畫工作,到天津市計委以後,希望能夠較快地熟悉本專業的業務。

1963年底,綜合處副處長找我談話,說組織上讓我去參加“四清”運動,並且強調說黨要在運動中培養一批“五反”“四清”幹部。當時不懂什麼叫“五四”幹部。雖然主觀上希望熟悉計畫業務,但是,作為黨員,服從組織是基本原則,也就欣然服從。從第一批“四清”運動開始參加,直到爆發文化大革命才回機關。

1,開始接觸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1964年初,我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一直轉戰在天津東郊、南郊。剛入“四清”工作團時是隊員,以後擔任副隊長、隊長,最後任指導員。

我們工作隊剛進村時,還是宣講《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簡稱《前十條》),主要是說明還我國社會存在階級鬥爭。當時檔列舉的階級鬥爭情況共九條,前五條是有關地主、富農和反動分子的復辟破壞活動,後四條是:

“(6)在商業上,投機倒把的活動很嚴重,有些地方,這種活動是很倡狂的。

(7)雇工剝削、放高利貸、買賣土地的現象,也發生了。

(8)在社會上,除了那些繼續搞投機倒把的舊的資產階級分子以外,還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靠投機、剝削大發其財。

(9)在機關中和集體經濟中出現了一批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同地主富農分子勾結一起,為非作歹。這些分子,是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們的同盟軍。

所有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什麼呢?這些事實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訓是: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鬥爭,不可忘記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忘記依靠貧農、下中農,不可忘記黨的政策,不可忘記黨的工作。”

我們這些經歷過“敲鑼打鼓”實現公私合營、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過來人,那時只曉得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是資本主義,要反對、鬥爭,但是,沒有想到我國社會還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想像五十多年後,雇工剝削成為了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僅外資、私資企業雇傭工人,連國有企業為了賺錢,也大量使用派遣工,實際上就是實行雇傭制度。一些工人給資本家幹活,連工資也討不到,居然有總理給工人討薪的“美談”;時至今日,一些農民工的討薪問題還沒有解決,就是說工人出賣了勞動力商品,資本家竟然連工資都不給;另一方面,“老闆”卻成為我國一個龐大的階級。據“2015年10月15日,胡潤研究院發佈《胡潤百富榜》,61歲的王健林及其家族以2200億財富超過馬雲及其家族1450億元,成為中國首富。”對於這樣的經濟制度,走資派居然敢說是社會主義,雖然加了個“特色”的帽子。實際上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過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

“四清”時,投機倒把還是我們清查的物件。五十多年後,我國到處是“證券交易所”,黨和政府就提倡倒賣倒買股票、提倡投機倒把,不僅一般市民積極參與股票買賣,而且共產黨員、國家公務員也一樣參與,還美其名曰:“資本市場”。《共產黨宣言》提出“消滅私有制”,而“特色”中國共產黨竟然提倡發展“資本市場”,依靠資本家發展經濟?!

至於貪污盜竊那更是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不僅共產黨總書記的“大內總管”(辦公廳主任)是貪污犯,兩個軍委副主席是買官賣官的貪污犯,連共產黨中央常委會主管政法的書記也是貪污犯,這些還只是已經揭發出來了的,沒有被揭發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1952年“三反”運動時,毛主席下令槍斃劉青山、張子善,那時我在四川省委黨校工作,省委召開省級機關大會,當場抓捕貪污分子,那時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三年困難時期”,我們在青海物資局、成套局工作,機關幹部每人每月24斤糧食定量,還要抽出三斤支援困難地區,就是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也沒有聽說有多少貪污分子;1963年,我剛到天津市計畫委員不久,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指示》,機關組織“領導幹部‘洗手洗澡’”,綜合處我擔任記錄。正處長原來是天津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因為平價買了一些內部銷售的高檔香煙,幾次檢討,最後勉強“下了樓”;“四清”運動最後經歷的一個村,我任隊長、指導員,這個隊就沒有查出一個貪污犯,“四清”分團領導擔心我們村的運動搞得不徹底,還專門派幹部下來檢查,看到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敢於揭發問題,才承認基本完成任務。而現在共產黨的黨委竟出現所謂的“塌方式”的腐敗,這與毛澤東時期幹部隊伍的廉潔,有天地之別。官僚們的腐敗發展到這種嚴重程度,在當時是想像不出來的!事實表明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的理論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主要危險的論斷,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揭示了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確實是高瞻遠矚、遠見卓識。

我經歷“四清”運動的過程,正是黨內高層、主要是中央激烈鬥爭的階段,也是毛澤東提出“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創建繼續革命理論發展的重要時期。

當時天津市成立了“四清”總團,下轄分團,每個分團進駐一個公社;每個分團下設一些工作隊,進駐個大隊,工作隊基本上是一個獨立戰鬥單位。我們分團進駐東郊荒草坨公社,我們工作隊進入李明莊大隊。按照計畫是搞完一個公社“四清”全過程,再進入下一個公社。但是,荒草坨公社還沒有搞完,市“四清”總團就把全市工作隊員集中到南郊雙港公社,實行“大兵團”作戰。這期間中央又頒佈了“二十三”條,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我們還聽了王光美在撫寧縣桃園大隊蹲點的《桃園經驗》錄音等。在“大兵團”作戰期間,我在李樓大隊工作隊。李樓大隊社員人數不多,而工作隊員卻不少,到處都看見穿著幹部服的工作隊員進進出出,社員都比較緊張,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不久,工作隊又重新分開,我們東郊分團又回東郊,在李明莊繼續搞完“四清”運動。當時,我根本想像不到“四清”運動的這種變動,是黨中央內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之間進行的激烈鬥爭。

按照薄一波的說法:“——–在這段時間,毛主席與劉少奇同志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當時的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二是運動的搞法。”(《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   下冊   第1128頁)

第一個分歧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而劉少奇則認為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毛澤東認為主要矛盾是廣大勞動群眾與黨內走資派的矛盾,而劉少奇則反對。毛澤東在回答斯諾的問話中說:“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斯諾問:你是不是在那時感到必須進行一場革命的?毛澤東說:嗯。”(《毛澤東年譜》第六卷   第357頁)可見,正是在這個階段,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科學概念;並且揭示了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是黨內走資派;這時在毛澤東那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已經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概念,而是有實實在在的具體目標。提出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廣大群眾的矛盾的觀點,正是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是“王冠上的寶石”。

當時,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主要分歧是有沒有走資派的問題;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全過程也是圍繞著這個矛盾發展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鄧小平等極力否定的也是存在於不存在走資派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    第316頁)改革開放幾十年來,走資派就是在否認存在走資派的前提下,倡狂地引進外資,發展私營經濟,把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改造成為資本主義的國有經濟,使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成為我國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制度;如今左派爭論的焦點,還是圍繞著這個主要矛盾問題:一些人認為,現在條件已經發生變化,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走資派與廣大勞動群眾的矛盾,我國社會已經不存在走資派了,而另一部分人也否認當前存在走資派,只主張反對腐敗,反對資本主義的現象等;廣大群眾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鬥爭,至今沒有形成巨大的物質力量,也是因為認識還停留在復辟資本主義的一些現象上,沒有上升到繼續革命理論的高度,沒有認識到主要矛盾是廣大革命群眾與黨內走資派的矛盾等。可見,毛澤東提出主要矛盾是廣大勞動群眾與走資派的矛盾,具有何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是指導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戰鬥的燈塔。

但是,正如薄一波所說:“對於中央領導層的這些分歧,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是不知道的。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新提法,當時並沒有引起大家普遍和足夠的重視。”(《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   第1134頁)作為“四清”工作隊的成員,作為一個共產黨的黨員,那時我以為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過是指村黨支部書記、公社黨委一級的幹部,怎麼也不可能想像、也不敢想黨中央最高領導層也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黨內高層就有走資派,更沒有理解這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的規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到新階段的標誌。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特別是經歷改革開放幾十年的事實證明,才逐漸的理解毛澤東關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論斷的科學性,徹底信服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願意為學習、宣傳和捍衛這個科學的革命理論而鬥爭,所以,我後期寫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文章和行動,一直圍繞著這一鬥爭目標,儘量不偏離這個大方向。

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特別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論斷,是在“四清”運動的過程中創立的,在這個理論指引下,我逐漸由不自覺到慢慢自覺,鬥爭了五十多年。

第二個分歧就是運動的搞法。

毛澤東主張充分發動群眾,而劉少奇主張“紮根串連”,從而產生對立。

“1965年1月3日晚,毛主席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了少奇同志。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檔四十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不依靠群眾,紮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    下卷    第1132頁)雖然我們直接經歷了工作隊員大批集中,搞“人海戰術”,以後又恢復原來的規模,但是,並不理解這兩者變化的分歧所在。直至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又出現了劉少奇依靠工作隊鎮壓學生和毛主席放手發動群眾起來造反,才逐漸體會兩者的本質區別。從我自己參加“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後來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深深體會到只有在實際鬥爭中,才能夠真正學會繼續革命理論,也才能夠改變自己的世界觀,只靠讀書,不可能深刻領會革命理論的精神實質,也不可能真正改變世界觀,這正是毛澤東《實踐論》的基本思想。所以,毛澤東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反對走資派的鬥爭中學習、鍛煉,逐步消滅專職幹部與群眾之間的區別,才能夠達到最終消滅國家機器的目的。

2,世界觀的改造

近三年“四清”運動的鍛煉,不僅使我對於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認識有所加深,同時,對我階級立場的轉變也是一次“飛躍”。

“四清”工作隊員參加運動,一般都要經過幾關:生活關;勞動關;工作關。

“四清”工作隊規定,工作隊不做飯,隊員輪流到貧下中農家裡“吃派飯”,和貧下中農同吃。當時這個規定的目的是要使工作隊員深入群眾、瞭解實際情況,對於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來說,則是一個很好的改造機會。

首先是體會了農民群眾的生活疾苦。當時農民的生活比起城市幹部的生活差距還很大。那時荒草坨農民主食是玉米麵窩窩頭,基本上不炒菜,主要吃鹹菜,偶爾用植物油炒菜也是招待客人。有的社員為了招待工作隊員,增加一個炒雞蛋,這被工作隊知道是要受批評的;有的工作隊員與社員的關係好,他們會從小河溝裡淘些小魚小蝦給你吃。這些魚蝦都是整個地煮,肚子、腸子一起吃。當然,工作隊員要按規定給社員糧票和錢。生活這一關,對於困難時期從青海省調過來的我不難適應,因為,三年困難時期,我們在青海根本吃不飽,每個月定量二十四斤青稞面,還要抽出三斤支援困難地區,所以,生活關對於我不是問題。

我們工作隊員在郊區搞“四清”,雖然離市里的家不太遠,但是不能回家,必須住在村子裡;在市里工作時,每週放一天假,“四清”工作隊則半個月休息一天,執行規定都很嚴格,沒有特殊情況一般沒有人請假。

勞動也是一關。當時主要任務還是搞好“四清”運動,對於我們與社員“同勞動”的要求不嚴,每週勞動兩個半天,和社員在一起勞動的機會不多,因此,這一關過得不好。但是,我還是受到教育。記得有一次在李樓的生產隊勞動,早飯前的一段是摘草莓。我因為有關節炎,彎著腰、迎著露水摘了一個早上草莓,深深感受勞動的艱辛。摘果子只是草莓生產的最後一道工序,就是這一道工序都這麼幸苦,而社員們每天都是這樣默默無聞地勞動著,自己又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從此以後,我對於農產品更加珍惜。但是,真正過勞動關,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下放“五.七”幹校中完成的。

最困難的是和農民群眾沒有相同的感情和言語。

我是一個學生出生的知識份子,在党的培養下上了大學,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相當自負。參加革命以後總認為自己有理論水準,有組織能力等。在西南革命大學成都分校(後來改成四川省委黨校)工作和在人民大學學習時,經常受同志、同學們的批評,意見比較集中的就是驕傲自滿、個人英雄主義等。在人民大學上學期間,因為在“反右”鬥爭中犯錯誤,受到黨內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有的同志就批評我“一本書主義”。那時雖然有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意識,但是,確實沒有多少農民、工人群眾的記憶,也不知道勞動群眾的偉大,沒有真正理解要為勞動群眾服務,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相當嚴重。

“四清”運動最重要的就是把群眾發動起來。如果群眾發動不起來,對村裡的情況“一抹黑”,運動一定是“冷冷清清”,不僅運動搞不好,生產也不可能提高。而要把群眾發動起來,首先當然是貫徹毛澤東的革命路線,要把鬥爭的焦點對準走資派;其次就是要瞭解村子裡的實際情況,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和群眾打成一片。

剛開始到社員家吃派飯時,不知道怎麼和他們聊天。直接了當地問村幹部存在什麼問題,社員根本就不會講真心話。他們知道工作隊搞幾個月運動後就撤走了,而自己則長期和幹部相處,因此,不會把村裡的情況如實地告訴你,只有取得了社員們的信任,他們才會給你講心裡話。沒有共同的感情,沒有共同的語言,也不可能取得社員的信任。這樣在吃派飯、日常接觸社員的過程,逐漸瞭解了他們關心的人和事,逐漸學會了他們的語言,擺脫了“學生腔”。剛到“四清”工作隊時,給社員講話,動員他們揭發村裡的問題,準備了很久,講得很吃力,但是,引不起社員的關注,社員們勞動了一天很疲勞,有的打瞌睡,有的沒精打采,等我講完了,有的人就喊:“下雨了”,意思是該回家睡覺了。當時那種尷尬的場面令人很難堪。

經過幾年“四清”工作的鍛煉,我和社員逐漸建立了共同的感情,他們關心生產,我也關心村裡的生產;他們更關心村裡的“四清”運動,特別關心工作隊走後給村裡留下一個什麼樣的領導班子等,因此,我們有了共同關心的內容,也有了共同的語言。當群眾發動起來、當家作主以後,村裡的運動有人管,生產有人抓,這才認識到群眾的力量,逐漸認識到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雖然,每一個社員都會有一點私心,有一點個人傾向,但是,從整體看,社員們對村裡的人和事的認識是客觀的、公正的。在我的思想中逐漸建立了群眾才是真正英雄的觀念,領會了“卑賤者最聰明”的道理,認識到這些默默無聞的勞動群眾,才是我國社會的“頂樑柱”,是我服務的物件。

其實,早就知道關於知識份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的道理。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一文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份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並說:“這些同志的立足點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王國。這樣,為什麼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559、第三卷  第857頁)這些教導都學習過,而且,成都解放前夕我還當過近一年的工人,參加了地下黨週邊組織的護廠鬥爭,以後又經過黨的多年教育,但是,思想深處還是覺得自己比工人、農民高明,“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王國”。只有經過“四清”運動,和農民群眾深入接觸,共同戰鬥,才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四清”運動中不僅教育和鍛煉了我,那時還有不少的幹部、大學生也分期分批參加“四清”工作。記得我們工作隊先後就有天津師範大學、張貴莊航空學校的學生和幹部,他們也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其中有幾個天津城市的姑娘,與社員接下很深的友誼,離開“四清”工作隊時,和社員們依依不捨。“四清”運動這一段經歷,對於他們以後的人生,一定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二,文化大革命起來造反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時,就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考慮到要發動一場文化領域的大革命。他在《關於文藝工作的批語》中指出:“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個決定之後,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建國以後毛澤東文稿》第十冊436頁、第十二冊   第25頁)他對藝術、教育、理論等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都作出批示。。文化大革命正是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的。(參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的《文化領域的大批判》一節)

1966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了聶元梓等人的這張大字報,北京大學校園內就像開了鍋一樣,立刻沸騰起來——–這件事在全國引起十分強烈的反響,頓時局面大變。北京各大中學校裡,學生紛紛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校園裡鋪天蓋地地貼出矛頭指向領導幹部和教師的大字報。”(《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414、1415頁)大、中學生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起來造反的生力軍。

“四清”後期的一天,分團政委打電話,要我把工作交代給工作隊隊長,等待分配。據說是要抽調一批人到市里的中學去當聯絡員。正在這時,紅衛兵抄了我岳父的家。我立刻將這個情況報告了分團政委,很快他就通知我回市計畫委員會機關。我回到機關,看到機關文化大革命運動冷冷清清,因為計畫委員會是保密單位,規定只許在幾個專門劃出的房間貼大字報。貼的大字報,都是揭發一個來計委時間不長的副主任(副市長兼任)王XX,正主任(也是副市長兼任)和其他的副主任基本上沒有大字報。這和我在“四清”運動中要求充分發動群眾,揭發當權派的問題,最後根據查證的事實,確定有沒有走資派,誰是走資派的搞法完全不同。因此,我對此產生了很大的疑問。那時機關的運動完全封閉,關門搞運動,沒有和社會“串連”。

當時,天津市已經在報紙上公開點名批評市長胡昭衡等幾個領導人,實際上就是引導群眾把鬥爭的矛盾指向胡昭衡等人,保護其它當權派不被“炮轟”、批判。市計畫委員會不過是“照方吃藥”,推出了王XX。王XX當時還是副市長,計畫委員會黨組織沒有權力決定批判王XX,只有市級黨組織才能夠做出這種決定。毫無疑問,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不許群眾起來揭發問題,讓群眾在鬥爭中辨別什麼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識別誰是走資派,誰是走社派等。這種指定“走資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究竟是哪一級制定的?怎麼傳達到計畫委員會的?計畫委員會黨組織又是怎樣執行的?這些問題最終也沒有完全搞清楚。

隨著運動的發展,社會上學生造反的運動越來越激烈,中央的報紙、刊物,不斷發表文章,號召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面臨兩個尖銳的問題:一個是應不應該造反?另一個是敢不敢造反?

第一個問題,就是組織原則與政治原則的關係問題。

參加革命工作以後,特別是入黨以後,經常學習《論共產黨員修養》等書籍。這些書中講的一條重要道理就是組織原則: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等,而且說這是大道理,其它的小道理都要服從這個大道理。現在號召黨員起來造反,反對黨組織的資反路線(當時還沒有想到是造黨中央的走資派的反),這不違背黨的組織原則嗎?所以,要不要起來造反?造反與組織原則之間的關係?當時對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缺乏深刻理解,沒有認識到計委黨組織這是對抗文化大革命運動,是拒絕群眾的批評、教育,堅持當官做老爺,堅持走資本主義老路的大問題。直到中央刊物發表文章,專門論述組織原則要服從政治原則,對於錯誤的政治路線必須進行批判,才明白了道理,敢起來造反。

共產黨必須用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必須執行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否則共產黨就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鬥司令部,就不可能使無產階級形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階級統治。但是,這個組織原則,只是、也僅僅是圍繞著無產階級的解放,圍繞推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和消滅私有制這個政治目標才是正確的。如果偏離了《共產黨宣言》“消滅私有制”的方向,向相反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那麼共產黨員不僅不能盲目地執行組織原則,而且一定要按照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造走資派的反,否則就背離了共產黨的政治原則,不管你自覺還是不自覺,都是背叛《共產黨宣言》,甚至於成為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工具。

政治原則與組織原則的關係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也不僅是我個人遇到的問題,而是當前所有共產黨員面臨的問題,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第二個問題是敢不敢造反。

反右派鬥爭運動時,我正在人民大學上學,和右派學生領袖人物林希翎同為校乒乓隊的隊員,我還是她男隊員中的陪練,比較熟悉。她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以後,我就和另一個隊友找她要講演稿看,她說沒有講稿,讓我們到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那時,我存在著抽象的民主觀念,認為“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結束了,現在只有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都可以通過民主的方法解決。從北京大學看大字報等回來,雖然沒有寫大字報,但對於北大的民主牆給予讚揚。沒有察覺社會總的形勢是右派在向黨進攻,要求“輪流坐莊”。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面對右派進攻的嚴峻形勢,大談抽象民主,確實是立場問題。在大學畢業前夕,黨組織給了我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對於這個處分,我在青海成套局提出過申訴,認為處分過重,當時組織上維持原來的結論。我自信會改正錯誤,以後無論是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場合都沒有再提出過有關處分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形勢和反右派鬥爭十分近似,也是黨中央號召給黨提意見。我在反右派鬥爭中犯過錯誤,而且是受到留黨察看的嚴厲處分,這一次黨中央號召起來造反,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果再犯錯誤,一定會劃成右派分子,成為敵我矛盾。因此,敢不敢起來造反,成為我面臨的另一個問題。

經過反復考慮,覺得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既然認定計劃委員會的文化大革命搞法不對,如果為了保自己,不敢鬥爭,那還要不要堅持信仰?入黨又是為什麼?不敢鬥爭,不夠做一個黨員的起碼條件!經過思想鬥爭,決定起來造反。後來回想起這段歷程,說明我缺乏毛主席說的“五不怕”精神(參看《憶毛主席》吳冷西著   第158頁)。而且,以後每到關鍵時刻,都有這種思想鬥爭。隨著革命的發展,自己在以後的反復鬥爭中有所進步。正如文革通知所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靈魂的革命,要革走資派的命,首先就要革自己的命。造反派不革自己的命,也不可能真正搞好文化大革命、革走資派的命!

解放後,天津市計畫委員會機關經歷了一系列運動,據機關的老人說,在反右派鬥爭中,打了不少右派分子,機內部的人事關係比較複雜,因此,計委機關的大部分老人不敢起來造反,一些人則是被領導重用的,他們從感情和利益角度都不會造反,所以,機關運動冷冷清清。只有我們這些來機關時間短的新人起來造反。當時,我寫了一張大字報,標題就是《計委的大方向是王XX,王XX就是大方向》。這張大字報觸及了資反路線的要害,揭示了一些人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陰謀,引起了較大的震動。於是機關內傳出了抓漏網“大右派”的傳言,顯然,這是指我在反右鬥爭中犯有錯誤,既是對我的威脅,也是阻止群眾起來造反,是有組織地暗地活動。以後,我到“五.七”幹校受審查時,有人乾脆把我的檔案資料作為大字報貼到牆上。這只不過是計委文化大革命鬥爭的一個小插曲。

機關一些造反派起來造反,建立了《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我成為五個核心成員之一,開始成為造反派的頭頭。軍隊支左以後,承認我們《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是造反派組織。市人民政府各委、辦的群眾造反組織,成立了造反派組織的聯合會,簡稱“聯委”。計委《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派我作為代表,我成了人委聯委的負責人。市里成立“五代會”以後(即工代會、農代會、大專學校紅衛兵代表會、中學學校紅衛兵代表會和幹代會),我又成為幹代會人委系統的負責人。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除極少數幹部參加革委會的機關工作外,原市委、市人委系統的幹部,統一由“市直組”領導管理,編為五個大隊。原市計委、經委、財委、科委、文委等單位幹部編為第五大隊,任命我為第五大隊的大隊長。

從建立市人委聯合委員會的組織以來,我們這些群眾組織的代表,就明確不參與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負責與外部的聯繫。各單位的“鬥、批、改”活動,由各單位自己組織、領導。由於市人委系統的幹部,大都經歷過黨的多年教育,因此,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進行,沒有發生武鬥之類的事件。現在回想,由於人們對文化大革命認識不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深入,“鬥、批、改”也搞得不夠好。

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以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號召進行奪權。我們計委《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也奪了計委的權。由於對繼續革命理論的認識太膚淺,不知怎麼奪權,就和河北大學的紅衛兵串連,請他們出主意。有的紅衛兵說奪權就是把計委機關的印章收來。這個小插曲說明那時對於繼續革命理論是多麼無知!我現在認為,只有一級政府(共產黨)才是政權,才有奪權的問題。計委作為政府的一個辦事機構,不存在奪權的問題。但是,市計委奪權的事實,卻被《中共天津歷史》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時期及兩年徘徊中党的建設》記錄在案。

1968年,毛澤東對《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走出一條新路》一文的批語發表以後,(參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第573頁)天津市革委會立即建立市“五.七”幹校。我又轉入了市五.七幹校勞動、學習。

由於1972年我由市五.七幹校轉入南開大學工作,對於市計畫委員會以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瞭解,無法對市計委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做全面的闡述和分析。這裡重點說明兩點:

1,天津市計畫委員會確實存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從“四清”工作團回計委參加原單位文化大革命時,機關黨組織確實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當時,天津市委就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報紙上公開批判市長胡昭衡、市委宣傳部長白樺和文教部長王金鼎,實際上是引導群眾,把目標對準這三個人,保護其他領導人,不准群眾批評、揭發,壓制群眾,不准起來造反,對抗文化大革命運動;市計委黨組織不過是“照方吃藥”,執行這條路線,也不准群眾起來革命,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路線對抗,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搞文化大革命,起來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無疑是對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事實更證明沒有錯。

2,我存在“派性”

在我經歷的計畫委員會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造反派基本上是按照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部署進行的,沒有武鬥的現象。但是,我認為機關的文化革命搞得不深不透,除了當時機關的群眾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很差,根本想像不到我國會出現改革開放以後的兩極分化的情景,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群眾中、特別是造反派中存在著派性,使兩派群眾不可能很好地團結起來搞好這場偉大的革命。

當支左的部隊確認我們《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是造反組織以後,我們在計委就由被壓的地位轉變為主導地位。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應該去團結對立面的群眾,但是,我認為自己只不過是群眾組織的頭頭,不是組織任命的,按照當時的話說:“一舉手上,一舉手就下”,因此,仍然把自己擺在“派”頭頭的位置,忘記自己作為共產主義者應有團結群眾起來革命的責任,和本派的群眾接觸多,與對立的群眾組織很少聯繫,這就更加劇了兩派的對立情緒,不利於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在審查期間,雖然檢查了存在派性的問題,但是,沒有很好改正,這是私有觀念的表現,也是文化大革命“鬥私批修”的內容。

3,當時的幹部隊伍還是革命的隊伍

毛主席關於柳河五.七幹校的指示發表,天津市革委會一動員,原市人委系統的幹部不論自覺或不自覺無一例外的都加入了這個行列,沒有一個單位有人不去幹校的。這一事實說明當時的幹部隊伍還是革命隊伍,以毛澤東為首的當權派在中央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黨號召下放勞動,重新學習,人們都能夠也必須接受。當然,也同樣是這支幹部隊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可以執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反對文化大革命。可見,毛澤東指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科學性。回過頭來再看看現在的公務員隊伍,如果要他們到農村勞動,重新學習,會有多少人響應號召?這是因為現在的公務員只是一種職業,是一種謀生的手段,社會制度變了,可以“雙向選擇”,公務員已不再是革命隊伍了。

三,“五.七”幹校鍛煉和接受審查

1968年至1972年,我在五.七幹校學習期間,主要是經歷了勞動鍛煉和組織審查。

毛澤東在《對<柳河‘五.七’幹校機關革命化走出條新路>一文的批語》中指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該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該分批下放勞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第573頁)

新中國建立以後,我一直在黨和政府機關工作,也就是列寧所說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工作。

列寧指出了國家消亡的趨勢:“—–必須認識到,資產階級總是非常虛偽地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實際上,只有從實現時起,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才會開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進,形成一個有大多數居民然後是全體居民參加的真正群眾性的運動”,“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至少絕大多數成員自己學會了管理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國家’愈民主,則任何國家開始消亡也就愈迅速。”列寧還說:“國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的高度發展,那時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這個根源光靠生產資料轉化公有財產,光靠剝奪資本家,是不能立刻消除的。這種剝奪會使生產力有蓬勃發展的可能——-但是,生產力將怎樣迅速向前發展,將怎樣迅速發展到打破分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把勞動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寧選集》第三卷   第256、257、258-259、253頁)

以上是列寧揭示的社會主義時期國家機器歷史發展的最終趨勢——國家機器逐步消亡;但是,社會主義時期國家機器還存在著另一種發展趨勢,就是由“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重新恢復為資產階級國家。列寧在他逝世前的兩篇文章,都是有關國家機關問題的。他在《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中指出:“我們國家機關及其改善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困難、遠未解決同時又急待解決的問題。”在《寧要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也說:“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了還不久,而已經積了這樣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裡有,而且在黨的機關裡也有。”等等。(《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693、705頁)

毛澤東也很重視國家機關的問題,特別是幹部的問題。他在從西柏坡到北京時說決不當李自成。1950年從蘇聯回國時,“同中共中央東北局、遼寧省、瀋陽市負責人談話———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毛澤東年譜》第一卷   第97頁)毛澤東的不當李自成的話,具有深刻的含義,形象地揭示了歷史上農民起義與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本質區別;揭示了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區別:前者是改朝換代、繼續做官,後者則是要消滅官僚、泯滅官與民之間的差別。

在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是被國民黨鎮壓的党,黨員、幹部隨時都處於被追捕、殺戮的處境,必須、也只有依靠群眾、發動群眾才能求得生存並取得勝利;奪權政權以後,共產黨黨員、特別是幹部不會被壓迫,反而成為執政黨的成員,佔據領導地位,成為“居於社會之上—的力量”。(恩格斯語)沒有對社會發展規律自覺認識、沒有共產主義胸懷的黨員、幹部,不可能認識自己的歷史使命就是要消滅國家機器,要消滅幹部與群眾的差別,自覺地革自己的命。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包含著開始探索“打破分工、消滅年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探索國家消亡的途徑和方法。

我在黨政機關工作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機關化的程度越來越強。剛解放,我們革命大學幾乎完全隨著黨的中心工作活動。土地改革開始,我們就下鄉清理積案;“三反”、“五反”我們下鄉參加運動,以後就逐漸凝固下來;來天津市計委以後,科員、科長、處長、主任之間的界限就更顯明了,同志之間的關係比剛解放時淡多了,科員、科長之間明顯地呈現出競爭的態勢,這也是文革中兩派群眾爭鬥不息的根源之一;機關雖然不斷地有各種運動,但是,工作人員中普遍認為運動影響正常工作,官僚主義的氣息越來越濃厚,確實存在復辟資產階級國家的趨勢。

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成員中包括了群眾運動中湧現出來的領袖人物,這是新建立政權的一個特點,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而創辦“五.七幹校”,“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為機關革命化走出條新路”等等,都是避免“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重新復辟為資產階級國家,探索國家機器消亡的途徑。當時,我雖然響應了毛主席的號召,奔赴東郊參與幹校的建設,但是,並沒有理會這種深刻的含義。直至後來學習了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理論,特別是看到《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487頁)聯繫自己的親身感受才逐漸理解。

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反復指示幹部要參加勞動,1958年上大學時,我就參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庫的勞動;“四清”運動也參加過勞動。但是,對於辦五.七幹校是為機關革命化走出的一條新路理解不深,僅從幹部參加勞動,不能脫離群眾的角度理解。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是要推動和促使國家機器最終消亡,促使幹群區別的最終泯滅,是上層建築領域的大革命的措施之一。

1,勞動鍛煉:

在革委會市直組的規劃下,我們在東郊的東三村建立了市五.七幹校。

按照當時的規劃,準備在東三村的荒地上開闢一萬畝稻田。因此,首先要蓋住房。那時蓋的泥坯房,首先是要脫坯。脫坯是農村“三大累活”之一(當地農村把“拔麥子、脫坯、抱孩子看戲”稱為三大累活)。

脫坯是用當地的土和炸碎的稻草攪拌成黏泥,放在一個木坯子裡,抹平以後再把木坯子拔起,使黏泥成型,等晾乾了以後,就製成泥坯了。

第一道工序是合泥。合泥就是一個很累的活。要製成泥磚,泥必須合得很黏,泥中還要加碎稻草,以加強黏結度,因此,很費力。

第二道工序才是脫坯。把合熟的泥叉入木坯子裡,再壓實、抹平,然後把木坯子拔起來,泥坯留在地上晾曬,最後成為泥坯。總之,脫坯是費力的活。不僅合泥很累,拔一次木坯子,彎一次腰,一起一伏,也非常累。所以,成為三大累活之一。我們要建住宅,脫坯這是勞動鍛煉的第一關。

開闢一萬畝水稻田更是一個大工程。

種水稻必須有清水灌溉。天津東郊是鹽鹼地,地下水含鹽鹼度高,必須用大量清水灌溉,水稻才能生長。因此,首先要挖掘排灌管道,把清水通過管道引進來,把含鹽鹼度高的咸水排出去。為在荒地上修建排灌管道,光挖溝渠這一項我們就幹了很長時間。

剛開始挖溝時,我們用鐵鍁鏟土連土都鏟不起來。在“四清”運動時,一次我和張貴莊航空學校的兩個學生在一起勞動,當時在有水的溝裡鏟土,結果一鏟土都掉到水溝裡,兩個學生到小水溝裡把土抱上來,那個狼狽相實在很難看。

到幹校勞動,從開始鏟不上土;到鏟上土,再到鏟土的深度基本一致,溝面基本平整;用鐵鍁往後甩土,也越甩越遠,越甩越高。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基本上算“專科”畢業,在連裡算是“壯勞力”,(在五.七幹校是以連、排編制,以連為基本單位)在勞動中也有了成就感。

我們還建立了揚水站。種水稻必須灌溉,揚水站是必備的設施。市人民政府的建設委員會就有工程師,按照他們的設計,我們修建了一個揚水站。審查結束之前,我還在揚水站幹了一段時間,這是後話。

總之,經過將近四年的幹校勞動,除了脫坯、挑溝、拉車、放水等,我還開過手扶拖拉機等,進一步知道糧食等農作物的來之不易,加深了對於生產勞動者的敬仰和尊重,認識到在物質生產第一線的勞動者,才是社會的“頂樑柱”。正如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所說的那樣:“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便構成為基礎。”(《馬恩選集》第三卷   第574頁)正是這樣的物質生產者們,才是社會的“基礎”。知識份子就是要將“毛”“附”在這張“皮”上,進一步堅定了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

2,接受審查

出發到五.七幹校勞動時,我是五大隊的大隊長,領導著修建揚水站和蓋房等勞動。但是,到清理階級隊伍,革委會“市直組”宣佈讓我接受審查。原因是由四川省轉來檢舉材料,懷疑我是國民黨的潛伏特務,接著我的檔案材料就以大字報的形式貼上了牆,成為了審查對象。

對於這種變化我雖然感到突然,但是還能夠接受。主要的思想是,文化大革命我們審查了那麼多的老同志,僅市人委系統,就有很多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的老同志和地下黨員被審查,審查我為什麼就不行呢?更何況我曾經是國民黨空軍幼年學校的學生,而且參加過反對國民黨的“農民會”秘密組織。因此,我雖然有委屈情緒,但是,總的態度是正確的,深信自己對党忠誠,相信組織會還自己以本來面目。所以,我在受審查期間,交代問題很坦然,積極配合;在勞動中也很努力;審查後期,問題基本上搞清楚,沒有做出組織結論之前,還安排我到揚水站勞動。因為揚水站的活很輕鬆,有大量閒暇時間,我又利用這段時間重讀了《資本論》一卷。

我正確地對待審查,是從另一方面參加文化大革命和學習繼續革命理論,接受群眾的審查和批評。

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把文化大革命稱之為“浩劫”,常常拿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嚇唬人。而對於我這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運動既當過造反派頭頭,又被審查過的人來說,不僅沒有“浩劫”的感覺,而且經歷了極大的鍛煉和嚴格的考驗,在馬列毛主義的理論知識和世界觀改造兩個方面都取得豐收。

三,重回大學研究人民公社和參與反對包產到戶的戰鬥

1972年底,組織上對於我的歷史問題再次做出結論,維持原有結論不變,決定分配工作。

五.七幹校領導徵求我對於工作的意見,我要求搞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工作。當時造反派還當權,校領導是我們一起造反的同志,認為我離開學校已經十幾年了,不如回機關工作;有人曾勸我給市革委會的一位造反派的常委當秘書,但我仍然堅持要求去從事科研或教學工作。在人民大學讀了《資本論》一卷以後,我深感社會科學能夠發展成為這樣嚴謹的理論,達到這樣的高度,總希望自己也能從事科學研究。離開學校後一直沒有停止學習理論,每到工作調動,我都要求搞理論工作。大學畢業時,我填寫的第一志願是留校讀研究生,但是,受留黨察看處分,不可能讀研究生;從青海調到天津時,我仍然想從事政治經濟學的科研或教學工作,要求到學校工作。組織上答覆說我學的專業是國民經濟計劃,分配到市計畫委員會專業對口,我只能服從組織決定,留在計畫委員會。這次我又要求從事科研或教學工作,得到組織上的支持。與南開大學聯繫以後,經濟系和經濟研究所來了兩位領導,面談之後決定分配我到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從此,我的科研工作由“地下”轉入地上。

1,組織工人學習《雇傭勞動與資本》

到經濟研究所不久,社會主義經濟研究室根據天津是工業城市的實際,決定總結企業管理的經驗,寫一本企業管理方面的書,於是派一些教師到天津自行車廠。

天津自行車廠是一個老廠,當時的廠黨委書記兼廠長是我到市計委綜合處時的老處長,參加“五反”運動以後,留在廠裡擔任主要領導。他要求我們先下到一些部門,搞出經驗再上升到理論、寫書。這樣老師們陸續返回學校,只有我和一位解放前的老教授留了下來。老教授在工具科,我被分配到先進單位零件車間擔任黨支部副書記,負責宣傳,歷時近一年。

到零件車間以後,我和工人們同吃同勞動,很快就打成一片。當時有的工人說:“幹活吃飯,賺錢養家。”我認為這是雇傭勞動思想,需要改正。於是征得支部書記的同意,向廠黨委建議組織工人學習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經過廠黨委批准,我們抽出一些班組長短期脫產學習,直接讀原著,提出問題互相討論,我再做輔導。工人們學習以後確有收穫:有的工人檢討說,自己在家裡燒過的煤球還要清理,留下沒有燒透的核,而在車間,一捆捆的瓦楞紙就當坐墊;有的工人則提出:“不當商品,要做主人”等,工人脫產學習不僅沒有影響生產,而且使原來的先進車間更前進了一步。以後,支部就組織工人輪流脫產學習。這個經驗被廠黨委肯定,決定把各個車間的支部副書記集中到零件車間學習,然後在全廠推廣,並把組織學習《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經驗發表在廠報上。由於和工人們的關係融洽,在我回校的歡送會上,有的老師傅還叮囑我“不要忘了回娘家!”因為在工廠工作受到好評,1979年天津市召開市先進教育工作者代表會,還被南開大學評為代表出席會議。

2,研究人民公社

剛到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時,大學剛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研究室還沒有明確的科研方向。直到1976年周總理逝世以後,所裡想起周總理視察時曾經要求研究人民公社,於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研究室內成立一個研究人民公社的小組,讓我擔任組長。從此,我就以人民公社為研究方向,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直至離休。

研究人民公社的發生、發展的歷史,不僅進一步加深了我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也為後來反對包產到戶、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奠定了更堅實的理論基礎。

我學著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和理論,研究人民公社這種生產關係。方法就是實事求是,就是“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複雜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資本論》第二版跋   第一卷   第23頁);理論主要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聯繫。

我為了充分佔有材料,分析人民公社發展的各種個階段,揭示其內在聯繫,以新華月報(新華半月刊)為線索,按照歷史順序,察閱了有關農業、農村發展變化的文章,並收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歷史資料。發現農業合作化以後的1955年冬到1956年春,我國農村出現了一個轟轟烈烈的農田基本建設高潮,尤其是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當年全國的農田灌溉面積就急劇增加,典型實例有天津地區的窪地改造等,從中發現是廢除小農經濟的私有制以後,解放了集體勞動這種新生產力的必然結果。那時流行的稱呼是“大兵團作戰”。為了真實地瞭解農業、農村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變化,我還到一些人民公社實地調查研究,到過八個省、市農村考察,深入“解剖麻雀”,寫了《石家莊大隊經濟調查》等。(《社會主義本質探索》第241頁)

以後又從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發現,從舊社會農村的生產互助到老解放區的互助合作運動,再到解放後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生產關係的這種變化都不是偶然的,存在著內在聯繫,這就是新生產力——集體勞動。集體勞動對於一家一戶的個體勞動來說,是一種新生產力,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概念叫協作。馬克思在《資本論》一卷的第十一章《協作》(《資本論》一卷  第358—368頁)中有過詳盡的分析。

揭示了協作生產力與我國農業生產關係發展變化的內在聯繫之後,整個人民公社運動的歷史就顯示出“自然規律”的性質。查閱歷史資料也發現,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是在巨大外力下促成的,這就是新中國的國家機器。不過在論述中,我把政治力量轉換為經濟力量,把國營經濟的存在作為巨大外部力量的體現。

這樣,我就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理論,說明了我國人民公社經濟關係的發生、發展的客觀必然性,也指出存在重新恢復小農經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等。

我的這個研究成果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完成的,當時正是包產到戶理論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因此,這個研究成果就一直“壓箱底”,沒有公開發表。直至2010年才被收集在《社會主義本質探索》一書中發表。

對於人民公社經濟關係的研究,不僅使我對於人民公社發生、發展的歷史有了規律性的瞭解,也使原來歷史唯物主義的書本知識,變成了我觀察社會生活的觀點。以前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說明生產關係要“活起來”,當時,生產關係對於我來說還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看不到現實生活中生產關係的運動。直到研究了人民公社的歷史發展,才真正地認識了現實生活中的生產關係、經濟關係。這不僅為我以後反對包產到戶和反對修正主義奠定了堅實基礎,也加深了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

不過這時,我對於由生產關係基礎上必然出現的階級鬥爭理論,還缺乏深刻的理解。以後與別人合作寫的《生產力的決定作用不容否定》文章就是集中表現。只有在反對包產到戶和各種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特別是實際生活中資本主義復辟的事實,給我深刻的教育,才使毛主席的“階級鬥爭為綱”和繼續革命理論,真正成為我觀察、認識社會的武器。

3,反對把包產到戶作為農業經濟發展的方向

我研究了人民公社,認為它對於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起來巨大作用,但是,面臨的卻是全面推廣包產到戶經濟制度的形勢,一場理論鬥爭不可避免。

1979年,我聽說國家農委要組織一些人到江蘇省總結農業發展的經驗,歡迎理論工作者參加,我主動到農業部聯繫。參加調查組以後,與社科院農經室的一位研究工作者分在農業部的小組。他極力反對人民公社,說人民公社沒有辦過一件好事,我則認為人民公社取得了巨大成就,從開始參加調查就一直爭論,直至調查組結束,以後在北京見面仍然爭論。

到江蘇聽了省委組織的情況介紹以後,農業部的小組就下到無錫縣的一個公社,重點是瞭解社隊企業的發展。社裡領我們看了塑膠紐扣廠、高頻頭廠等。據介紹,當時的服裝樣式比較單調,原來滯銷的服裝,釘上塑膠紐扣廠生產樣式新穎的紐扣,很快就銷售一空;而高頻頭廠更是那時的高技術產品。當時我國剛剛生產電子管電視機,高頻頭是電視機的零件。高頻頭廠最初由一個大隊辦,因為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和技術力量,大隊辦不起了,才由公社接手辦。公社把全公社沒有考上大學的高中畢業生集中到這個工廠。我們參觀時,工人都穿著白大褂,這在大城市的實驗室才有的現象,在社隊企業出現,令我們參觀者感到驚訝。參觀這些社隊企業以後,感到社隊企業不僅為農村增加了財富,增加了現金收入,而且是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等一條嶄新途徑;同時也表明人民公社制度能夠容納不同規模的各類生產,充分顯示了它促進生產的巨大作用。聯繫在山東省安丘縣石家莊大隊發展村鎮建設的情況,說明農村建設可以容納大量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石家莊大隊,不僅農業生產搞得好,糧食畝產保持在166斤以上,養雞、養豬都發展很好,社隊企業辦得不錯,而且開展了村鎮建設,把農民的住宅建築和村子建設都包括在內,陸續建築了有院牆、門樓、影壁廚房、廁所、豬圈、雞窩等配套的樓房或平房,為社員提供了優美、舒適的生活環境(參看《石家莊大隊經濟調查》《社會主義本質探索》第241頁)。總之,社隊企業可以容納大量農業勞動力的轉移。

當我們在江蘇總結人民公社發展經驗的同時,毗鄰的安徽省卻在發展包產到戶。據說江蘇與安徽毗鄰地帶,雙方都在用大喇叭宣傳。江蘇的人民公社宣傳集體經濟的優越性,而安徽的大隊卻在宣傳包產到戶,不過當時搞包產到戶的地方,宣傳時不承認改變集體經濟的性質,而是說包產到戶是集體經濟的一種“責任制”。從此爭論進入了理論鬥爭的階段。

1980年《農業經濟問題》雜誌第2期,發表了王小強的《農業社會主義批判》文章,認為我國農業集體化的指導思想是農業社會主義,我國的農業集體化沒有生產力基礎等。我立刻寫了一篇批判文章,用集體勞動這種協作新生產力的理論,運用我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發展的事實,批判這篇文章的謬論,不僅《農業經濟問題》沒有刊載,其它刊物也不登,因為時間久遠,原稿也丟失。

推行包產到戶的主要理論依據,是實現包產到戶沒有改變集體經濟的性質,只是集體經濟的一種責任制,說:“分戶承包的家庭經營只不過是合作經濟中一個經營層次,是一種新型的家庭經濟。它和過去小私有的個體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不應混同。”等等。(中共中央關於印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的通知)我寫了一篇《淺論包產到戶》,指出:“它(指包產到戶)已不是完整的集體經濟性質——-它已使集體經濟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包產到戶基本上是一種個體經營為主的經濟形式——–可以這樣說,包產到戶的性質是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個體經濟。”(《社會主義本質探索》第259頁)當時說包產到戶“帶有社會主義因素”,是因為公社、大隊、生產隊等經濟組織還存在,承包戶還要和集體經濟組織發生聯繫。這篇文章公開刊物也不刊登,後來只能發表在內部刊物《經濟研究所季刊》上,主要論述了“包產到戶的性質”、“包產到戶的發展前途”等問題。再後來人民公社和集體經濟組織不存在了,理論界仍然堅持包產到戶的集體經濟性質,這就不再是理論爭論,而是由政治權力決定,長官意志就是“真理”。

推行包產到戶的另一種理論,認為“適應農業生產的最好經營形式”是“家庭經營”。周其仁在權威刊物《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二期發表的《家庭經營的再發現》,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作。因為這個理論觀點涉及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而我研究的是人民公社,對於各國農業生產不熟悉。於是我查閱了學校圖書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經濟書籍,收集了資料,並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有關小農經濟的論述,寫了《家庭經營形式的再探討》的文章,反駁這種觀點。當時這樣的文章已經不可能發表。不過在1989年政治風波以後,卻被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理論研討會選作參加會議的文章。由於文章不是有關社會主義的理論,是論述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生產的,因此沒有收集入論文集。2010年出版《社會主義本質探索》一書,才正式公開面世。

此後,我的人民公社研究工作已經不可能繼續了,轉入農業經濟的教學工作。但是,我仍然堅持人民公社對於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堅持農業學大寨在我國農業發展中起進步作用的觀點。曾有人嘲諷地對我說,你還講農業學大寨,我理直氣壯地回答,農業學大寨是我國農業發展中的事實,誰也抹殺不了!

在包產到戶理論問題的爭論中,我曾經到北京參加過有關的理論“討論會”,實際主要是受批判。當時,批判的主要對象是北京師範大學的一位老師,他的文章發表在《經濟研究》雜誌上,影響大,而我的文章只發表在內部刊物上,因此,沒有被人關注。以後,南街村的報導出現後,我自費到南街村參觀。1997年春節前,有人準備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南街村研究會,邀請我參加。學校知道這件事,老幹部處長和總支書記找我談話,說組織決定不許。以後,南街村辦了一個學習班,邀請我給講政治經濟學,講了一段時間,因心臟不適沒有講完。總之,我堅持認為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只有堅持集體化才是光明大道。

五,離休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

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後,華國鋒等人發動政變,逮捕了江青、張春橋等人,開創了用暴力手段解決黨內路線鬥爭問題十分惡劣的先例。他憑著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的威信,假借毛主席指示的名義,說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加上那時我的階級鬥爭觀念不夠強,受了欺騙,與別人合作寫過一篇《生產力的決定作用不容否定》的文章,內容主要是批判“四人幫”忽視生產力的決定作用,過分突出階級鬥爭,發表在《南開大學學報》1978年第一期。這說明當時我還沒有深刻理解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是“綱”的理論。雖然我在“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跟著毛主席進行繼續革命,但是,並沒有從理性上完全接受階級鬥爭是綱和繼續革命理論。文章雖然不是我執筆,但是,我把當時流傳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用資本主義的苗”之類的謠傳,都作為批判“四人幫”的資料,提供給執筆者,說明自己那時也缺乏嚴肅的治學態度。

1979年,我在反對包產到戶的鬥爭中雖然沒有動搖,但是,僅僅把包產到戶看做是單純的農村經濟關係變化,沒有認識到這是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開始。

離休以後,我系統地收集有關毛澤東的文集和有關毛澤東的書籍,開始了對於毛澤東主義的研究,加深了“階級鬥爭是綱”和繼續革命理論的理解,使感性知識上升到理性;在運用繼續革命理論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中,又進一步加深了對繼續革命理論的理解;這個過程中,不可低估的是反面教員的作用,正是走資派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實際進程,更加深了人們對繼續革命理論科學性的認識。

2008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以後,看到的幾乎都是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分析和說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聲音微乎其微。我認為這是國際社會的一件大事,是社會主義事業重新崛起的大好時機,決定對經濟危機進行研究,而研究世界經濟危機必然涉及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修正主義集團的路線。所以,我一方面學習、宣傳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一方面進行經濟危機的研究。從2010年起,陸續出版了《社會主義本質探索》、《世界經濟危機與我國的經濟狀況》、《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前進》、《迎春文集》和《運用馬列毛主義剖析當今我國政治經濟——<迎春文集>續集》等五本書,約一百多萬字。

1,學習、宣傳毛澤東主義,批判修正主義

改革開放以後,建國以來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的一些資料逐步公開,更深入地瞭解這一鬥爭的真實情況,進一步加深了對階級鬥爭是“綱”和繼續革命理論的理解。

建國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每一步發展,都存在著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指出:“——-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的矛盾。”“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塗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等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433、1427頁)而劉少奇則說“如果當作鬥爭物件(指民族資產階級——引者注)則是犯了錯誤——–這錯誤是路線錯誤。”“他在同宋棑卿、朱繼聖、周叔弢等人談話時表示,希望他們多辦工廠,一個變兩個,兩個變四個,以致八個、十六個,辦得越多貢獻越大”,“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等等。(《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    第52、53、55頁)這是鮮明的兩條道路的鬥爭。

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回家工業化和對於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81頁)而劉少奇則提出“確立新民民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民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和“確保私有財產”等錯誤理論。

毛澤東深知我國的國情,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指出:“—-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後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說來,還是和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即是說,同古代近似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430-1431、1477頁)因此,建國以後他緊緊地抓住農業集體化運動不放。

1951年底,他針對劉少奇“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批示“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1953年,他在《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中指出:“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佔領——-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會主義,那資本主義勢必要氾濫起來。”1955年,他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中指出:“——-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59、117、179頁)以後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到人民公社階段,他又緊緊抓住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最後確定“三級所有  隊為基礎”的制度。可是,直到1962年,黨內高層領導如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還主張實行包產到戶,毛澤東對此極力反對。在聽取田家英主張包產到戶的彙報時,“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等到田家英講完了,毛澤東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一下了把田家英問住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    第1230頁)他還說過:“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物件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前奏》馬社香著   第151頁)再聯繫1955年在合作化的“小腳女人”,1958年的“共產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完全可以看出經濟、社會的每一步的發展,都存在著向共產主義過渡和復辟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些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看到這些事實資料以後,結合國際上反對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鬥爭,更加理解了毛主席總結歷史經驗所創建繼續革命理論,揭示了社會主義的客觀運動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

2008年,為紀念毛澤東逝世32周年,我寫了《漫談毛澤東主義》一文(《社會主義本質探索》第330—353頁),提出了毛澤東主義的概念,並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主義區別開來,說明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是社會主義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等等。以後就不斷地宣傳、捍衛毛澤東主義,為反對修正主義鬥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在學習、宣傳繼續革命理論的同時,根據毛主席“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號召,不斷地批判修正主義;根據繼續革命理論,批判否定階級鬥爭為“綱”的各種錯誤理論;反復宣傳鬥爭的主要目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復辟資本主義的種種現象與惡果,宣傳群眾,為結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重新回歸科學社會主義道路而鬥爭。

2,研究世界經濟危機,揭示我國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

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我認為這是揭露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最好時機和最好的材料,又是揭露黨內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最實際的內容,因此,開始了研究世界經濟危機的新課題

我原來是研究人民公社的,對於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情況瞭解很少,對於馬克思主義有關經濟危機的理論也只有一般的知識。經濟危機爆發以後,本著“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方法,不斷地的收集資料,不斷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並運用這種理論寫文章分析經濟危機的進程和表現。2012年出版了《當前世界經濟危機與我國經濟狀況》一書,雖然這本書顯得有些淩亂,但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揭露經濟危機的生產過剩性質,揭示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是經濟危機的根源,我國經濟也面臨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只有重新回歸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是光明大道。

總之,從參加“四清”運動開始,我就在繼續革命理論指引下,由不自覺到逐步自覺地反對修正主義、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回顧這樣的歷程,不僅可以給人們提供思考,對於自己也是認識的一次提高,更加堅定了學習、宣傳和捍衛繼續革命理論的意志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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