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結毛澤東時期經濟發展(大陸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退休副教授 迎春)

習近平在7月8日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命題,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領域的一個進步。

承認存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個進步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逐漸在我國經濟學界佔據統治地位,以至一些領導人和所謂的經濟學專家講的全是西方經濟學,什麼凱恩斯主義、雷根主義等等,在他們眼裡根本就不存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因而,在主流經濟學領域幾乎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說。這次習近平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承認了在西方經濟學之外,還存在著一種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先不說“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能否成為現實,提出這個命題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是根本對立的兩種經濟理論。從基本內容看,主要存在著兩大根本區別:首先是哲學指導思想的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而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心主義;其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人類歷史上存在不同的社會形態,有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不同的社會形態就有不同的經濟運動規律,必然有相應的經濟學,如封建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等等。而西方經濟學則否定存在著不同社會形態的經濟,否定有不同社會形態的經濟學,只承認有統一的經濟學等。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這些區別是由經濟學的階級屬性決定的。西方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它的歷史使命和“全部智慧”就是“證明現存社會關係(指資本主義——引者注)永存與和諧”。(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馬恩選集》第二卷    第88頁)它當然不可能提出探討經濟發展客觀趨勢(或者說規律)的問題,不可能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也必然要千方百計掩蓋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學。無產階級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因此,它可能也必須揭示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揭示資本主義滅亡的客觀趨勢,揭示資本主義週期性爆發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等等。所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斷強調揭示經濟運動的客觀必然性,而西方經濟學則反復說什麼“不確定性”。最近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還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8年過去了,世界經濟復蘇遠不及預期,全球貿易投資增長低迷,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場不時動盪,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走勢分化,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不穩定因素增多——世界經濟新的不確定性還在增加。”這裡所謂的“不確定性”,就是表明西方經濟學不能說明、揭示這種經濟現象的本質和發展趨勢,只好用“不確定性”搪塞。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能夠、也必須揭示這種經濟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這才是科學的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區別於對立,是根本性的對立,揭示這兩者的區別是一門專門的學科,這裡只能初略地涉及。我們的重點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結毛澤東時期經濟發展的實踐。

從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經歷了毛澤東時期和改革開放兩個大的階段。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到1978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這個階段是毛澤東時期;1978年以後至今,是改革開放時期。

我們重點是總結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

所謂的經濟發展,主要是指物質生產的發展變化。經濟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環節,是再生產的過程。生產是決定性環節,所以,講經濟發展,主要是講生產的發展。

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都是具體的生產、再生產,是一定生產關係下的生產,必然受到生產關係的影響、制約。研究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經濟發展,不能只講生產等的發展,必然涉及我國生產關係、經濟關係的發展變化,否則就會滑入西方經濟學的泥坑。

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經濟,千瘡百孔。按照鄧小平的話說:“建國以後,我們從舊中國接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工業幾乎等於零,糧食也不夠吃,通貨惡性膨脹,經濟十分混亂。”(《鄧小平選集》第二卷   第163頁)

新中國建立以後到改革開放的毛澤東時期,我國的社會生產獲得了極大的發展。

一般講生產力,是指單個勞動者的生產能力,指潛在的生產能力,用勞動者與生產工具表示,是一種抽象。如說舊中國的生產力,就可以用勞動者和鉄犁表示。鉄犁是手工工具,說明當時的生產力基本上還停留的古代水準。一般講生產力,只反映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但是,研究具體社會的社會生產,如新中國建立以後的社會生產的發展變化,則不僅僅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因為任何具體的社會生產,總是在一定生產關係下的生產,必然要受生產關係的制約,具有特定社會形態的影響。

具體的社會生產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增長速度,發展品質(包括產業結構、技術水準等)和地域分佈等。下麵就來探討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時期社會生產的發展變化。

毛澤東時期的生產發展不僅非常迅速,而且品質不斷提高、分佈合理,在世界發展史上是真正的奇跡。

1,工業發展。

說舊中國遺留的工業“幾乎等於零”,是符合實際的。當時的機械工業產品都稱為“洋”貨,如煤油叫“洋油”,布叫“洋布”,連鐵釘也叫“洋釘”就是最好的證明。

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時期的工業發展具有以下特點:

 A,速度快

以1952年的工業總產值為100(1952年我國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準),1978年則為1598.6,(《中國統計年鑒》1983   第216頁),年均增長11.2%。這裡包括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對工業生產的影響。

鋼產量由1952年的135萬噸,增長到1978年的3178萬噸;原油產量由44萬噸增長到10405萬噸;原煤由0.66億噸,增長到6.18億噸等(《中國統計年鑒》1983   第245、244頁)。其它工業產品的增長,請看《中國統計年鑒》1983,這裡就不一一列舉。

B,結構合理

短短的二十幾年裡,由“工業幾乎等於零”,發展到“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語)。我國不僅能夠生產汽車、拖拉機、飛機,而且能夠生產導彈、原子彈和人造衛星,還能夠生產運10之類的民用大飛機;能夠自行裝備攀枝花這樣的大型鋼鐵企業和第二汽車製造廠之類的機器製造企業。

C,技術自主

當時我國生產的新產品,如導彈、原子彈、人造衛星以及運10飛機等,技術由我國工程技術人員掌握,不仰人鼻息,因此,技術知識、技術力量不斷繼承和發展。我國導彈、原子彈、衛星等產業的不斷發展是成功的經驗,而運10的夭折則是沉痛的教訓。

 D,地區分佈逐漸由沿海向內地、落後地區轉移

“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語)四川、貴州等省,過去基本上沒有什麼工業。毛澤東時期建立了電子、航太等工業;不僅大城市建立、發展工業,一般縣城也建立了一些小型工業;更為人們關注的是,發展了社隊企業,為我國的工業化,特別是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一些富裕的社隊,幾乎都和建立、發展社隊工業有關,像著名的河南新鄉七裡營劉莊大隊等。山東省安丘縣石家莊大隊曾經是省裡農業學大寨的典型,社隊企業發展得就不錯,我們曾在《石家莊經濟調查》一文(載《社會主義本質探索》)中有記述,就是具體的證明。

總之,毛澤東時期的工業發展,不僅速度快、品質好,而且在地域上也是全面發展。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指出:“曾經長期被輕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於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期結束時,卻以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

由於工業的高速發展,短短的二十幾年,我國就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農業產值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58.6%,下降到1978年的22.9%;而工業產值則由25.1%上升到59.4%(《中國統計年鑒》1983   第15頁)。這是一個偉大的轉變。

2,農業發展

毛澤東時期的農業發展,更是取得了幾千年所沒有獲得過的成就。

A,生產增長快

1952年,以我國農業總產值為100,1978年則達到779,增長了6.79倍,年均增長7.6%。糧食產量由1952年的3278.3億斤,增長到1978年的6095.3億斤,增長了85.9%,年均增長2.4%。(《中國統計年鑒》1983                         第17、162頁)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其中也包括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的影響。

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奇遜就說過:“人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須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轉引自《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510頁)到1978年,我國人口已經由1949年的5.4億增長到9.6億,當時的共產黨政府不僅保證了全國人民吃飯的需要,而且生活水準在不斷提高,徹底粉碎了美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預言。

 B,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取得歷史上空前的成就

毛澤東時期不僅農業生產發展迅速,農業的基本建設成就更為顯著,在我國農業發展歷史上劃出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也是農業高速發展的基本原因。

a,增加灌溉面積

歷史上我國就是一個農業國,從傳說夏禹治水到新中國建立,全國共積累了灌溉面積三億畝,而新中國建立以後,特別是農業集體化以後,短短的二十幾年就擴大到六億七千多萬畝,擴大的灌溉面積比幾千年積累的還多,(參看《中國統計年鑒》1983   第97頁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關農業發展成就部分)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成就。灌溉面積的擴大,不僅提高農產品的產量,而且增加了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擺脫了“靠天吃飯”的大自然奴隸境地。

b,平整土地、改良土壤

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是農田基本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農田是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它的品質對於農業生產具有決定性意義。坡地改梯田、建立“海綿田”,提高農田品質等對於農業生產都具有重要意義。大寨大隊的事實在這些方面具有典型意義。我們在《石家莊大隊經濟調查》報告中也有較為詳細的記述(參看《社會主義本質探討》第241頁)。而農田品質的改進,在數量上很難表現,因此,這裡只能用文字表述。毛澤東時期的一些經濟學家,把農田基本建設的發展叫做“勞動積累”或“活勞動積累”。因為在工業等生產中,積累、擴大再生產一般都是以生產物或者說“物化勞動”表現,如建設廠房、增加設備、原材料等,只有農田品質的改進,可以直接採用“活勞動”改進,如平整、深翻、坡地改梯田等等。

c,科學種田

由於農業集體化以後,實現了“規模經營”,科學種田應運而起。最初叫搞“試驗田”,以後人民公社建立,公社大隊、小隊各級都設立了科學技術的機構或人員,程度不同地開展了科學種田的普及和推廣工作,對農業生產的發展和普及農業技術知識都起來促進作用。山東省安丘縣石家莊大隊的科研組,購置了一些科研設備,能夠進行土壤化驗,分析氮、磷、鉀的含量等這在當時我國農村是相當高的水準。科研小組成員在科學種田中學習,輔助隊長指導生產,農閒季節參加全國的農業科研活動,科學種田的水準迅速提高。(參看《石家莊大隊經濟調查》)

d,農業現代化

新中國建立短短二十幾年裡,我國農業經濟逐步向農業的現代化前進。以下是主要農業機械擁有量等的具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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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水利建設

水利建設不屬於農業基本建設的範圍,但是,歷史上我國大江大河的氾濫,對於農業生產的影響很大,新中國建立以後,治理大江大河的主力是農民,因此,我們把大江大河的治理也歸於農業發展的成就之列。

“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的控制”(《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語),主要就是依靠億萬農民群眾持續不斷開河築壩的結果。如果說大運河建設是我國歷史上的偉大水利建設,那麼建國以後的短短二十多年,不知道建設了多少個大運河,而且主要是依靠原始的工具:鐵鍁、籮筐等工具。這種“勞動積累”都沒有計算入工農業產值之內。

總之,毛澤東時期農業生產和農田基本建設的成就之偉大,至今還沒有得到充分地科學地說明和表述。這個時期是我國農業生產發展最快、品質最好和全面發展的時期。

 3,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

以1952年我國的工農業生產總值為100,而1978年則為779,年均增長5.9%。這個增長速度是很快的。因為,舊中國遺留下的經濟中,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而且非常落後,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增長速度很不容易。

這裡有必要說明,我們為什麼要採用工農業總產值指標,而不採用現在通用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標。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是指物質產品的生產和再生產,不包括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支出(收入)。工農業才是物質生產的主體,因此,我們採用工農業總產值指標。而包括文化、政治等活動在內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根本就不能科學地表現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曾經專門發表過文章進行分析,如《現代西方經濟學不懂什麼是物質生產》、《再談‘雞的屁’》(載《迎春文集》)這裡就不重複。

毛澤東時期不僅工業、農業等生產得到高速合理的發展,而且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均衡發展,充分表現出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律性。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就是客觀經濟運動在理論上的表現。他所論述的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就是馬克思經濟學所說的兩大部類之間的關係。建國二十幾年來,我國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之間的關係基本是平衡發展的。儘管生產資料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的生產發展都很快,但是,仍然不能滿足消費增長的需要,這和當前我國經濟面臨“消費乏力、”“下行壓力加大”的趨勢形成鮮明對比。

毛澤東時期儘管鋼鐵、機械等生產資料高速發展,仍然不能滿足生產消費的需要;生活資料的問題就更加突出:糧食、油料等農產品憑票供應,輕工業的一些產品如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和收音機等當時的高檔消費品(群眾稱為“三轉一響”),有的也要憑票供應。現在的一些青年人聽說自行車、手錶也要憑票供應可能會感到可笑。事實上,舊中國根本就不能生產手錶,直到1952年還不能生產手錶,1952年全國才生產8萬輛自行車。但是,到1978年,我國已生產自行車854萬輛,手錶1351萬隻,即使增長速度這樣快,還是滿足不了群眾生活消費的需要。可見,當時的生產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消費的需求促進著生產發展。

一些人常常拿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一段經濟發展的曲折說事。其實這是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變革對經濟發展的必然影響。而文化大革命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正是為了保證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所以具有進步意義,與當前資本主義週期性經濟危機的性質完全不同,與現在我國經濟發展的“下行壓力加大”有本質的區別。

4,取得輝煌成就的外部環境

毛澤東時期經濟發展的偉大成就是在外部環境十分惡劣的條件下取得的。

建國以後,我國一直面臨著帝國主義的戰爭和經濟封鎖。開始是美帝國主義統領的所謂聯合國軍在朝鮮打過了“三八”線,我們被迫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接著法國、美國在越南發動戰爭,威脅我國南大門的安全,我們又進行了抗美援越的鬥爭;期間還進行了對印度的反擊自衛戰;以後蘇修還在珍寶島對我發動了戰爭。帝國主義沒有能夠用戰爭扼殺了新中國,就用經濟封鎖對付我國,長期以來不僅不給我國投資、貸款,而且還不和我國貿易,妄圖從經濟上封鎖我國,不容我國發展壯大。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依靠自力更生、依靠億萬勞動群眾的辛勤勞動和艱苦奮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根本原因就是堅持了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指導。

當然,這並不說明我們排除外援。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就請求蘇聯援助,大規模引進成套設備,幫助我們建立了156項項目,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70年代初,我們又利用有利時機,從西方國家引進了化肥、化纖等成套設備,促進了我國工業的發展。總之,我們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們也不拒絕外援和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設備。

5,根本原因是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道路

毛澤東時期經濟高速、協調發展,根本原因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道路。

下麵是摘錄2003年發表的《我國經濟發展的兩條道路鬥爭》(載《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前進》第63頁)的部分內容:

 1,我國經濟發展的兩條道路

早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就指出,首先要恢復和發展國營工業的生產;建國以後,他又明確指出:“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必然會去佔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毛選》第五卷第117頁)以後他又根據新中國經濟發展的事實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毛選》第五卷第373-374頁)

建國初期,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總路線的指引下,我國的小農經濟逐步實現了集體化,手工業實現了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也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加上國營經濟的迅速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我國經濟中占統治地位,雇傭勞動制度暫時被消滅了。大多數人都承認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存在著兩條道路的鬥爭。

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以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還存不存在兩條道路的鬥爭呢?毛澤東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發現仍然存在著兩條道路的鬥爭,仍然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所謂資本主義復辟,不僅是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資本主義復辟,最根本的還是重新實現雇傭勞動制,實現經濟領域的資本主義復辟。有的人卻認為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以後,就不存在兩條道路的鬥爭,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了;只要堅持經濟發展為中心,不要再講階級鬥爭;再搞階級鬥爭,就是反對經濟發展為中心。原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復辟資本主義的事實,證明這種理論是錯誤的;我國重新實現雇傭勞動制度,而且得到迅速發展的事實,也證明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經濟發展存在著兩條道路鬥爭的理論,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科學理論。

 2,發展公有制經濟,還是發展雇傭勞動制經濟

以改革開放為分界線,新中國的經濟發展走過的是兩條不同的道路,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也存在著不同性質的問題。

存在不存在失業,是經濟發展的兩條道路的重要結果。

改革開放前,我國發展的是公有制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從質的方面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表現為勞動者不存在被解雇的問題,沒有失業的現象,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勞動者有了“鐵飯碗”;從量的方面看,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業人數的增加或提高工資、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等,廣大勞動群眾的生活水準普遍得到改善。可見,發展公有制經濟,是為了勞動者成為物質財富的主人,擺脫雇傭奴隸的地位,不斷改善勞動者的物質生活條件,而主要不是為了賺錢。

自新中國建立至1978年,我國堅持了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兩條道路的鬥爭,公有制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職工人數由1952年的1600多萬,增加到1978年的9500萬,增加了近8000萬;農業勞動者也由1.7億增至2.9億,增加了1.2億。(《中國統計年鑒》1983)由於發展公有制經濟,我國不存在失業現象,廣大勞動者都端上了“鐵飯碗”,生活水準也不斷提高,加上公費醫療(合作醫療)、義務教育等,勞動者的勞動、生活都有了可靠的保障。

與此相反,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大量引進外資、大力培育“民營企業”(民族資本),國營企業反而紛紛破產、倒閉,集體企業改變了性質,職工“下崗”、“內退”——,二十六年間,國內生產總值雖然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長,但是,卻由過去沒有失業者,發展為失業人員日益增多,失業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生活中最尖銳的問題之一。據專家估計,“下崗”工人約3500萬,還有“自由流動”的“農民工”約1億(引自《中國工人》電子雜誌創刊)。究其原因,就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實行雇傭勞動制,首先必須砸爛勞動者的“鐵飯碗”,使之成為“自由”的勞動力商品出賣者;社會上必須保存大量的失業者,資本家才能壓低工人的工資水準,保障獲得最多的利潤。總之,資本家發展生產,不是為了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僅僅是為了利潤。我國煤礦連續不斷爆炸聲,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資本家追逐高額利潤的必然結果,不改變經濟發展的方向,僅靠立幾個法規,派幾個檢查組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供不應求還是“需求不足”,是經濟發展兩條道路的又一不同結果。

毛澤東時期我國經濟高速度發展,自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間,工業總產值、工農業總產值分別以年均11.2%和8.2%的速度增長(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3資料),但是,由於勞動者的收入隨著生產發展不斷提高,因此,商品總是供不應求,以至於被一些人嘲諷為“短缺經濟”。而正是由於商品“短缺”,推動了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體現了新的經濟關係對生產力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

與此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有所發展:樓高了、汽車多了、超市里的商品五光十色,但是,廣大的勞動群眾卻無力購買,於是就出現了群眾“貸款消費”、國家“借債投資”,尋找國外市場等等,千方百計“拉動需求”。這種“需求不足”的現象,正是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表現。

另外,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私營經濟,市場上充斥“假、冒、偽、劣”商品,而且是屢禁不止;投機倒把、爾虞我詐,更是經濟生活中的常態。與改革開放以前被諷刺的商品“傻、大、黑、粗”形成鮮明的對比。

經濟發展是與政治、社會和文化協調,還是與政治、社會、文化發展形成尖銳矛盾,也是經濟發展兩條道路的不同結果。

改革開放以前,由於當時廣大勞動群眾成了生產資料的主人,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地位都發生了根本變化,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社會生活,一切文化活動都為工農兵服務,因此,幹部清廉;社會治安、社會風氣良好;群眾文化活動蓬勃發展,經濟與政治、社會、文化協調發展。

與此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有的人公開提倡“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於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金錢關係占統治地位,拜金主義實際上成了意識形態中的指導思想,有的權威人士甚至說什麼:“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等等。

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雖然也能因外資大量輸入等獲得短暫的表面繁榮,但必然帶來一些“深層次”的尖銳矛盾:政治腐敗,社會醜惡現象沉渣泛起,文化、教育和醫療衛生等事業的資本主義化。

改革開放以前,幹部掌握著公有財產,在黨的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政策指導下,在廣大群眾的監督下,保衛著公有財產;改革開放以後,官員仍然掌握著公有財產,但是實行的卻是私有化的政策,也沒有群眾監督。在這種條件下,官員與其把公有財產給別人私有,不如自己私有,特別是金錢關係已占統治地位,一些官員的腐敗是客觀必然。事實正是這樣,改革開放以來,腐敗現象日益嚴重。1989年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時,群眾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反腐敗,但是,十幾年過去了,儘管反腐敗一直沒有停,但腐敗現象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比1989年時嚴重得多了。腐敗已經成為當前最尖銳的社會問題,直接威脅著共產黨政權的穩定。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發展壯大,也不要求共產黨繼續執政。如果說原蘇聯解體、復辟資本主義,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那麼,我國的共產黨怎麼能保證存在著一個龐大資產階級的條件下能夠長期執政呢?所以說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無論是與勞動群眾的關係,還是與資產階級的關係,都威脅著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隱藏著大的政治動盪的危機。

由於存在著大量的貧困農民、失業工人、自由流動的“農民工”,他們的生存沒有保障;另一方面又是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大款”們一夜暴富、一擲千金,這種尖銳的對立,必然引發一系列社會治安問題:偷盜、搶劫、賭博、賣淫、制毒販毒、拐賣婦女兒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增加了大量的員警,添置了精良的裝備,不斷地“嚴打”,但是治安狀況還是江河日下。新中國成立以後,吸毒、嫖娼等醜惡東西一掃而光,是因為發展了公有制經濟,廣大勞動群眾成了生產資料的主人,基本生活有了可靠保障;而現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醜惡現象沉渣泛起,也是一種客觀必然。這種狀況僅靠減免農業稅、發放“低保”等小恩小惠,是不可能改變的。

由於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利潤被資本家所佔有,國家無力支援、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於是教育“產業化”、醫療衛生事業“產業化”等就應運而生,“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呼聲隨處可聞,上學、看病、買房等已經成了勞動群眾的沉重負擔,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逐漸改變成“為人民幣服務”、為資產階級服務;開發房地產、倒買倒賣房屋,已經成為資本家賺錢的重要行業,而廣大勞動群眾則只有望“房”興歎。這和改革開放前的義務教育、公費醫療、單位分房等形成強烈的反差。

總之,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經濟束縛生產力發展,經濟關係決定其他社會關係等科學論斷,在我國改革開放前後的現實生活對比中再一次得到了證實,從而也表明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發展觀

3,靠勞動人民積累,還是靠資本家投資

要擴大再生產,就必需有積累。是靠勞動人民積累,還靠資本家投資,這是經濟發展的兩條不同道路。靠廣大勞動群眾積累,發展的是公有制經濟,反之,必然是資本主義經濟。

毛澤東歷來主張要依靠廣大勞動群眾,以自力更生為主。他指出:“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40、380頁)等等。

靠勞動群眾積累、發展公有制經濟,各地區、產業等就能協調發展;而靠資本家投資,地區、產業等就不可能協調發展。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對人們在征服大自然中所出現的地區、產業等方面的關係,都進行了辯證的論述。他說:“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佈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麼發展重工業?”“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或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5、24頁)等等。

由於當時是靠勞動群眾積累,有可能根據積累的多少,協調地區、產業平衡地發展。

改革開放以前,靠廣大勞動群眾發展生產,靠人民群眾勒緊褲帶,節衣縮食,積累資金。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裡,我國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據不完全統計,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線部署的新建和擴建、續建的大中項目達300餘項,其中鋼鐵工業14項、有色金屬工業18項、石油工業2項——–這一期間,由一線遷入三線的第一批工廠有49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  薄一波第1202-1203頁)我國後方的鋼鐵基地–攀枝花鋼鐵工業的建設;成昆、湘渝等鐵路的建成等等,促進了地區、產業之間的平衡發展。

與此相反,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主要依靠內外資本家投資,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距離越來越大,產業之間也很不協調。

“外商直接投資可能加劇中國的地區差異。從"九五"計畫期間(1996-2000)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利用的外商投資總額來看,東、中、西部地區所占比重分別為85.6%、9.5%和4.9%。這種局面估計不會發生很大的改變,外商直接投資將成為加劇中國地區間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國引進外資存在四大突出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其實何止是外資如此,我國的“民營企業”投資也是為了利潤,而不是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是為了中、西部勞動群眾謀福利。東部地區基礎設施完備,交通發達,購買力強,是賺錢的好地方;而中、西部交通不發達,基礎設施不完備,購買力也低,僅把生產的產品運到銷售地區或國外市場,就要增加大量運輸費用,資本家當然不會向中、西部大量投資。靠資本家投資發展經濟,地區經濟的差距加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當前地區差距的加劇,是解放前經濟發展的翻版。由於資本家投資是為了賺取利潤,什麼行業賺錢,就投資什麼行業;什麼行業不賺錢了,就迅速轉移。買賣股票,本來是非生產性行業,根本不創造物質財富,但剛剛開始建立股票市場時,大量資本投入,等到股市蕭條以後,資本又立即撤出;近些年來,房地產“高燒不退”,開發房地產、倒買倒賣房產,成了投資的熱門。房地產業的發展,帶動了鋼材等建築材料工業的急劇發展,儘管政府不斷採取措施抑制,房地產投機仍不見收斂。資本主義經濟的競爭無政府狀態是一種客觀規律,靠政府機關的行政措施不可能改變,產業之間的不協調也是必然結果。

 4,以自力更生為主,還是靠吸引外資、發展外貿為主,也是兩條道路鬥爭的內容

毛澤東時期我國依靠勞動群眾發展經濟、積累資金,進行擴大再生產,“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不受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的約束;當時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不僅不向我國投資、不給我國貸款,而且進行封鎖,連買賣也不許做。但是,我國依靠群眾,自力更生,不僅經濟獲得迅速發展,技術水準也有了很大提高。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隨著外交工作的勝利、對外貿易的開展,根據我國的需要和可能,引進了一米七軋機,13套大化肥、3套大化纖等成套設備,推動了生產的前進。在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武裝挑釁、經濟封鎖的條件下,我國的經濟建設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和輝煌的勝利。由於經濟上獨立自主,因此,在政治上能夠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旗幟鮮明地支持第三世界,反對霸權主義。

與此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放棄了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走上了“與世界經濟接軌”的道路。國家實行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各級地方政府以世界上最大的500家企業,有多少在本地“落戶”為榮,以吸引外資的多少為政績大小的標誌等。到2004年底,我國累計直接利用外資達5600億美元;貫徹了“大進大出”的方針,年進出口總額已達11500多億美元,占我國國民生產總值16000億美元中的很大比重。隨之而來的是,美國、歐盟等不斷地對我國施加壓力,限制我國的紡織品的出口,要求人民幣升值等等,經濟上的磨擦日益加劇。實際上,我國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經濟上的附屬國,或者美其名為“世界加工廠”,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提供廉價的商品,為外國資本家提供高額利潤。由於經濟上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在政治上也十分軟弱,很多事情都要看看資本家的臉色才敢行事。

上述正反兩方面的事實表明,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我國的經濟建設確實存在著兩條道路的鬥爭。只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批判資本主義,才能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才能實現經濟與政社會、文化等協調發展;才能保持我國政治上的獨立性,否則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只會日益滑向資本主義的泥坑,重蹈原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復辟資本主義的覆轍。

三,開展階級鬥爭,促進生產發展

毛澤東既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又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只有用階級鬥爭統率經濟發展和各項事業,我國社會才能健康發展,因此,他的方針就是“抓革命、促生產”。

正是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堅持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道路,堅持兩條道路的鬥爭,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才可能取得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成就!

以上是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於毛澤東時期經濟發展的初步總結,歡迎批評指正!

原載:《紅歌會網》http://mzd.szhgh.com/maoshidai/201607/1178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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