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論資本主義危機與國有企業

對於資本主義危機的成因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大部份人都搞不清楚。不少人由於沒有弄通馬克思主義,竟把國有企業等同於社會主義因素,橫生謬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三編社會主義的第二節理論部份,扼要地闡明了資本主義何以必然產生貧富的兩極分化與普遍的經濟危機,並痛斥「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恩格斯很深刻地指出:「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那裡,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讀讀恩格斯這些富有教益的論述,對理解現今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及中國大陸當前的實況,會有莫大的幫助。──編者

但是,隨著商品生產的擴展,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前潛伏著的商品生產規律也就愈來愈公開、愈來愈有力地發揮作用了。舊日的束縛已經鬆弛,舊日的壁障已經突破,生產者日益變為獨立的、分散的商品生產者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已經表現出來,並且愈來愈走向極端。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加劇社會生產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工具正是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對立物:每一個別生產企業中的社會化生產所具有的日益加強的組織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利用這一杠杆結束了舊日的和平的穩定狀態。它在哪一個工業部門被採用,就不容許任何舊的生產方法在那裡和它並存。它控制了手工業,就把舊的手工業消滅掉。勞動場地變成了戰場。偉大的地理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地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並且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廠手工業的轉化。鬥爭不僅爆發於地方的各個生產者之間;地方性的鬥爭已經發展為全國性的,發展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最後,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個鬥爭成為普遍的,同時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劇烈性。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在產業和產業之間以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生存問題都決定於天然的或人為的生產條件的優劣。失敗者被無情地清除掉。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的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動物的自然狀態竟表現為人類發展的頂點。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由於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這兩種表現形式中運動著,它毫無出路地進行著早已為傅立葉所發現的“惡性循環”。誠然,傅立葉在他那個時代還不能看到:這種迴圈在逐漸縮小;運動寧可說是在按螺旋形進行,並且必然象行星的運動一樣,由於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終。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多數人日益變為無產者,而無產者群眾又將最終結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工業中的機器無限改進的可能性變成一種迫使每個工業資本家在遭受毀滅的威脅下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的強制性法令。但是,機器的改進就造成人的勞動的過剩。如果說,機器的採用和推廣意味著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那末,機器的改進就意味著愈來愈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而歸根到底就意味著形成一批超過資本在經營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傭勞動者,一支真正的產業後備軍(我早在1845年就這樣稱呼他們①),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以隨意使用,而由於必然隨著這個時期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對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準上的調節器。這樣一來,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勞動資料不斷地奪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於是,勞動資料的節約,一開始就同時成為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的正常條件的剝奪;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業,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群眾的消費限制到需要忍饑挨餓這樣一個最低水準,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使相對的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資本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士釘在岩石上釘得更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①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資本論》第671頁)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期待產品的另一種分配,那就等於希望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陽極放出氧和陰極放出氫。

我們已經看到,現代機器的已經達到最高程度的改進的可能性,怎樣由於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而變成一種迫使各個工業資本家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不斷提高機器的生產能力的強制性法令。對資本家來說,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的單純的實際可能性也變成了同樣的強制性法令。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阻力的、在品質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種阻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和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度和深度方面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週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產生了新的“惡性循環”。

事實也是這樣,自從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爆發以來,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開化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商業停頓,市場盈溢,產品滯銷,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關門,工人群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破產相繼發生,拍賣紛至遝來。停滯狀態持續了幾年,生產力和產品被大量浪費和破壞,直到最後,大批積壓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壓低了的價格賣出去,生產和交換的運動逐漸恢復起來。運動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後,經過幾次拚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覆不已。從1825年以來,這種情況我們已經歷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經歷著第六次。這些危機的性質表現得這樣明顯,以致傅立葉把第一次危機稱為crisepléthorique即由過剩引起的危機時,就中肯地說明了一切危機的實質。

在危機中,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達到劇烈爆發的地步。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衝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生產力起來反對已經被它超過的生產方式。

工廠內部的生產的社會化組織,已經發展到同存在於自己之旁並淩駕於自己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家自己也由於資本的猛烈積聚而感覺到這一事實,這種積聚是在危機期間通過許多大資本家和更多的小資本家的破產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機構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失靈了。它已經不能把這大批生產資料全部變成資本;生產資料閒置起來,因此,產業後備軍也不得不閒置起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待雇的工人——生產和一般財富的一切因素,都顯得過剩。但是,這種“過剩成了貧困和匱乏的源泉”(傅立葉),因為正是這種過剩阻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為資本。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生產資料要不先變為資本,變為剝削人的勞動力的工具,就不能發揮作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具有資本屬性的必然性,像幽靈一樣站在這些資料和工人之間。唯獨這個必然性阻礙著生產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結合;唯獨它妨礙生產資料發揮作用,妨礙工人勞動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

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抗,要求承認它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必要性,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係內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內,愈來愈把生產力當做社會生產力看待。無論信用無限膨脹的工業高漲時期,還是由大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造成的崩潰本身,都把大量生產資料推向如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見的那種社會化形式。某些生產資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鐵路,一開始規模就很大,它們排斥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經營形式。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①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

  • 我說“不得不”,因為只有在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於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著在由社會本身佔有一切生產力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準備階段。但是最近,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崙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如果說,比利時政府出於純粹日常的政治和財政方面的考慮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鐵路,如果說,俾斯麥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必要,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在戰時更好地適應和利用,為了把鐵路職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於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主要鐵路收歸國有,那麼,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磁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

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末,大的生產機構和交換機構向股份公司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雇傭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拿紅利、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除此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初排擠工人,現在卻在排擠資本家了,完全像對待工人那樣把他們趕到過剩人口中去,雖然暫時還沒有把他們趕到產業後備軍中去。

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那裡,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

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佔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佔有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現在,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性反過來反對生產者本身,週期性地突破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並且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性地和破壞性地為自己開闢道路,而隨著社會對生產力的佔有,這種社會性就將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造成混亂和週期性崩潰的原因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錄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298-3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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