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重刊: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論德意志文化的歷史,駁卡爾•海因岑〔註〕(馬克思)

自資本全球化以來,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造成普遍的貧富兩極分化、階級矛盾擴大、生態環境惡化,於是舉世充斥著高談道德、良心,控訴社會不公,侈言分配正義之風。發此論調者多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但也不乏主觀上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他們不深入研究資本主義實際的社會經濟結構及其衍生出的政治、法律制度與文化現象,但憑自以為正義的道德義憤大肆批評,提出各式各樣的主張,認為社會、國家「應該」這樣那樣才符合他們所謂的公平正義,卻不問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質「是」怎樣,結果不是提出的各種要求之間自相矛盾,就是脫離實際,淪為自欺欺人的空談。馬克思在1847年撰寫的這篇文章以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用辛辣的嘲諷筆調尖銳地批判了當時德國著名的激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理論家海因岑,至今讀來仍具振聾發聵的作用,值得細讀,我們特予重刊。──編者

〔注〕:我回答海因岑先生並不是為了擊退他對恩格斯的進攻。海因岑先生的文章值不得回答。我之所以回答是因為海因岑宣言為分析提供了有趣的材料。——卡·馬·

在宗教改革以前不久和宗教改革期間,德國人創立了一種獨特的、單是一個名稱就夠駭人的文學——粗俗文學。目前我們正處在類似16世紀的革命時代的前夜。粗俗文學重新出現在德國人面前是並不奇怪的。對歷史發展發生的興趣不難克服這類作品所引起的美學上的反感;這類作品早在15、16世紀就在那些甚至鑒賞力不高的人們中間引起過這種反感了。

16世紀的粗俗文學是:平淡無味,廢話連篇,大言不慚,像伏拉松一樣誇誇其談,攻擊別人狂妄粗暴,對別人的粗暴則歇斯底里地易動感情;費力地舉起大刀,嚇人地一揮,後來卻刀背朝下地砍去;不斷宣揚仁義道德,又不斷將它們破壞;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氣滑稽地結合一起;自稱關心問題的本質,但又經常忽視問題的本質;以同樣自高自大的態度把市儈式的書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民的智慧對立,把所謂“人的理智”同科學對立;輕率自滿,大發空言,無邊無際;給市儈的內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對文學的語言,給語言賦予純粹肉體的性質(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喜歡在字裡行間顯示著者本人的形象:他磨拳擦掌,使人知道他的力氣,他炫耀寬肩,向誰都擺出勇士的架子;宣揚健康的精神是寓於健康的肉體,其實已經受到16世紀極無謂的爭吵和肉體的感染而不自知;為狹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縛,並在同樣的程度上訴諸極微末的實踐以對抗一切理論;既不滿於反動,又反對進步;無力使敵手出醜,就滑稽地對他破口大駡;索洛蒙和馬科爾夫,唐·吉訶德和桑科·判紮,幻想家和庸人,兩者集於一身;鹵莽式的憤怒,憤怒式的鹵莽;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鳴得意,這種深信無疑的意識像大氣一樣飄浮在這一切之上。如果我們沒有記錯,德國人民的智慧已用“海涅卡——力大無窮的僕人”這首歌為它立下了一座抒情紀念碑。海因岑先生是復活這種粗俗文學的功臣之一,在這方面可以說,他是象徵著各國人民的春天即將來臨的一隻德國燕子。

海因岑發表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84號上的攻擊共產主義者的宣言,為我們研究這種畸形文學(上面我們已經指出這種文學代表德國的歷史興趣的一面)提供了便利的機會。我們根據海因岑宣言來描述以這篇宣言為代表的文學變種,正如文學史家根據16世紀流傳下來的作品描述16世紀的作家如“笨蛋傳教士”一樣:

裴朗 藏好你的頭,阿基裡斯;赫克脫全身甲胄來了。

國王 跟這個人一比,赫克脫不過是一個特洛伊人。

鮑益 可是這是赫克脫嗎?

杜曼 我想赫克脫不會長得這麼漂亮。

裴朗 這個人決不是赫克脫。

杜曼 他不是一個天神,就是一個畫師,因為他會製造千變萬化的臉

相。

但是,毫無疑問,海因岑先生就是真正的赫克脫。

他坦白地說:“很久以來,我就感到難受,我預感到我要被一個共產主義

的阿基裡斯一手打倒。而現在當我受到瑟息替斯的攻擊時,脫險的念頭又重

新鼓起了我的勇氣……”

赫克脫只是預感到他要被阿基裡斯一手打倒。

其實,海因岑先生這種關於阿基裡斯和瑟息替斯的概念也許並不來自荷馬而來自施勒格爾所譯的莎士比亞?

於是他就把自己扮成了一個哀傑克斯。

讓我們來看看莎士比亞的哀傑克斯吧。

哀傑克斯 你再說,你這發黴的酵母,再說;我要打掉你這醜陋的皮囊。

瑟息替斯 我要罵開你那糊塗的心竅;可是我想等到你能夠不瞧著書本

念熟一段禱告的時候,你的馬也會背誦一篇演說了。你會打人嗎?你這害血

瘟症的!

哀傑克斯 壞東西,把佈告念給我聽。

瑟息替斯 我想,它說你是個傻瓜。

哀傑克斯 你這婊子生的賤狗!

瑟息替斯 你打,你打。

哀傑克斯 你這替妖精墊屁股的鏡子!

瑟息替斯 好,你打,你打;你這下賤的莽驢子!他們叫你到這兒來打幾

個特洛伊人,你卻給那些聰明人買來買去,好像一個蠻族的奴隸一般……

你這沒有肚腸的東西。

………………

瑟息替斯 怪事,怪事!

阿基裡斯 什麼怪事?

瑟息替斯 哀傑克斯在戰場上走來走去,到處尋訪他自己。

阿基裡斯 是怎麼一回事?

瑟息替斯 他明天必須單人匹馬去和赫克脫交戰;他因為預想到這一場英勇的廝殺,驕傲得了不得,所以滿口亂嚷亂叫,卻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阿基裡斯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

瑟息替斯 他跨著大步,像一隻孔雀似的走來走去,踱了一步又立定了一會兒;他那滿腹心事的樣子,就像一個靠著腦筋打算盤的女店主在那兒計算她的帳目;他咬著嘴唇,裝出一副深謀遠慮的神氣,好像說:我這兒有一腦袋的神機妙算,你們等著瞧吧…… 我寧願做一隻羊身上的蝨子,也不願做這麼一個沒有頭腦的勇士。

不管海因岑先生所戴的假面具是赫克脫還是哀傑克斯,他只要一出臺,就像雷鳴一樣向觀眾宣佈,他的敵手並未使它受到“致命的打擊”。他帶著純樸的心情,以荷馬敘述古代英雄的史詩般冗長的篇幅來講述他得救的原因,他說:“我之所以得救,是因為我有一個天賦的缺陷”。“天賦沒有把”我“降低到”敵手的水準。海因岑先生比他的敵手高出兩個頭,因此他那“小劊子手遠遠地照準打了”兩下都沒有觸及他那“文藝脖子”。並且特別著重地再三強調恩格斯先生“矮小”,說他是“小劊子手”,說他是“小人物”。接著就是一些古代英雄故事或者關於大漢歌利亞和矮子大衛的古代民間喜劇中才能見到的用語:“假如您吊得這樣高——吊在燈杆的頂端,——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人能夠發現您了。”這就是巨人的荒誕無稽而且聳人聽聞的幽默。

海因岑先生不僅以如此“文藝的”手法顯示了自己的“脖子”,而且顯示了自己的全部“天賦”,顯示了自己的整個身體。他把他那“矮小的”敵手擺在自己身邊,以便通過對比來鮮明地突出自己體態的完美。“矮小的”醜兒在小手裡拿著劊子手的屠刀——也許是1794年時送給小孩玩的一架袖珍斷頭臺。而他本人卻是一名威嚴的勇士,帶著兇惡而輕蔑的冷笑,手中拿的武器不過是一條鞭子,正如他告訴我們的,他早就用這條鞭子來“懲罰”共產主義者這些可惡“兒童”的“輕舉妄動”。巨人以師長的姿態和藹地對待他那“昆蟲似的敵手”,沒有踐踏這有勇無謀的小傢伙。他以小孩的朋友的身份和藹地同他交談,給他講解道德,對他的重大毛病,如“撒謊”、“荒謬而幼稚地撒謊”、“蠻橫”、“暴躁”、無禮等等年輕人的毛病進行嚴肅認真的規勸。如果這時滿腔師長熱情的巨人的鞭子不時在學生頭上大聲呼嘯,如果粗魯的語句間或中斷了滔滔不絕的勸善良言,以至在某些地方完全抹殺這些格言的作用,那末,一刻也不要忘記,巨人並不能像昆圖斯·菲克斯萊恩一類的學校專任教師那樣從事道德教育,不要忘記天性即使從門口被赴出去,又會從窗口跑回來。此外還應當注意,同樣的話出自矮子恩格斯之口就是令人生厭的淫穢之言,而出自巨人海因岑之口就美妙得像自然界的音響那樣入耳動聽令人心醉。況且,以庸俗言論的狹隘尺度來衡量英雄的語言,這恰當嗎?當然不恰當,正像荷馬說他最喜愛的主人公之一哀傑克斯“頑固如驢”,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荷馬下降到了粗俗文學的水準一樣。

巨人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77號上向共產主義者顯示自己的鞭子的時候也是出於這種好意的!而“矮小的”醜兒由於巨人根本不給以發言的機會,卻對他並不那麼領情(他對矮子這種捉摸不透的傲慢無禮,曾多次地表示他那勇士的驚訝)。他埋怨說:“這絕不是進行忠告。”“恩格斯先生渴望我死;他想殺害我,這個惡棍。”

而他本人呢?無論在對待普魯士政府時,或者在這種情況下,他都是“熱情奔放地展開鬥爭,在軍衣下面提出和平的建議,捧著一顆追求人道地調和當代矛盾的心靈”。可是,(唉!)“這種熱情飽含著詭計多端的刺激性水分”。

伊瑟格林殘暴兇狠。他爪子一伸,

張牙咧嘴,驀地沖了上去。

萊涅克機智地迅速閃開,連忙分泌出

強烈的刺激性水分,浸濕了毛茸茸的尾巴,

然後在沙裡滾了一身薄泥。

伊瑟格林滿以為這下子可以把狐狸抓住。

誰知淘氣鬼突然用潮濕的尾巴

往他眼睛上一打—— 狼的視力頓時模糊不清。

這是狐狸常玩的慣技,

已有不少野獸、不少無辜的人

受到過他那尿液的浸蝕。

“恩格斯先生,我從幹政治生涯開始就是共和主義者,我的信念沒有發生過變更和動搖,不象某些共產主義者的腦袋那樣,時而朝東,時而朝西” 。

“不錯,現在我才變成了革命者。共產主義者的策略就是這樣: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不可改正的,所以,當敵手在改正自己的時候他們就非難敵手” 。

海因岑先生根本不是變成共和主義者的;他一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就是共和主義者。因此,他是前後一貫、堅毅不拔、始終如一的。而他的敵手則是出爾反爾、搖擺不定、經常轉變。海因岑先生並非一向就是革命者;他是變成革命者的。不錯,這一次是海因岑先生在轉變;因此,情況就變了樣:這些轉變不再具有不道德的性質並且今後就叫做“自我改正”。而共產主義者的前後一貫卻反而不再具有崇高道德的性質。那末它變成了什麼呢?變成了“不可改正”。

固定或者轉變兩者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從道德高尚的庸人方面來說是道德的,從他的敵手方面來說是不道德的。批評化的庸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知道何時應當說“白”,何時應當說“黑”,善於在需要的時候說需要的話。

一般認為,無知總是一種缺陷。我們已經習慣於把它看做負數。我們倒要看看庸人的批評的魔杖怎樣把精神上的負號變成道德上的正號。

海因岑先生附帶告訴我們,在哲學上,他現在同1844年時一樣一直是門外漢。黑格爾的“語言”對他來說“始終不容易消化”。

事實就是這樣的。接著就是在道德上的加工。

由於黑格爾的語言對海因岑先生來說一開始就“不容易消化”,所以他不像“恩格斯等人”似的迷住了心竅,一見好機會就不顧道德,高傲地吹噓自己通曉這種黑格爾的語言,而是像人所共知的威斯特伐裡亞農民一樣,從來就沒有“吹噓自己通曉”梵文的妄想。但是要知道,真正的道德行為就是要避免為不道德行為造成任何口實;為了防止“吹噓自己通曉”某種語言這一不道德傾向,便乾脆不去瞭解這種語言,這倒確實是一種最簡便的辦法!

對哲學一無所知的海因岑先生自己認為,他沒有進過“學校”請教哲學老師就是為了這個緣故。他的學校是“人的理智”和“生活深處”。

他帶著一種老實人的謙遜的自豪感高聲說道:“正因為這樣,我才得以免除背棄自己的學派的危險。”

要防止在道德上背棄學派的危險,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根本不參加學派!

一切發展,不管其內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們以一個否定另一個的方式彼此聯繫著。比方說,人民在自己的發展中從君主專制過渡到君主立憲,就是否定自己從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領域的發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從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語言來講,否定就是背棄

背棄!批評化的庸人可以絲毫不懂這個詞的含義而用這個詞來辱駡任何一種發展;他可以鄭重其事地把自己本能上的發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說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國人民的宗教幻想把無罪的時代、黃金時代列在史前時期(當時還根本沒有任何歷史發展,因此也沒有任何否定、任何背棄),從而辱駡了整個歷史。又如在轟轟烈烈的革命時代,在強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棄的時代,例如18世紀,出現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現了以停滯狀態的田園生活來同歷史的頹廢相對抗的素有教養、作風正派的蓋斯納之類的色鬼。但是為了嘉獎這些田園詩人(他們也是一些批評化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批評家),應當說,他們在評定牧人和山羊兩者在道德方面誰數第一時所表現的那種猶豫不決的態度是誠懇的。

讓道德高尚的庸人毫無拘束地盡情享受自己的優越感吧!我們就跟他到他在自己的想像中轉入“本題”的地方去。我們到處都會碰到這種方法。

“如是恩格斯先生和其他共產主義者對於權力也統治著財產,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全靠權力來維持這一點都視而不見的話,我就無可奈何了……凡是對資產者獲得金錢表示仇恨而對國王獲得權力卻聽其自然的人,我都把他們叫做糊塗蟲和膽小鬼” 。

“權力也統治著財產。”

無論如何,財產也是一種權力。例如,經濟學家就把資本稱為“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

可見,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一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一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權力也統治著財產。”這就是說:財產的手中並沒有政治權力,甚至政治權力還通過如任意徵稅、沒收、特權、官僚制度加於工商業的干擾等等辦法來捉弄財產。

換句話說,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還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國家的權力還沒有變成它自己的權力。在那些資產階級已經奪得政治權力的國家裡,政治統治已成為資產階級對整個社會的階級統治,而不是個別資產者對自己的工人的統治,對於這些國家說來,海因岑先生的斷言就喪失了自己的意義。無產者同政治統治當然毫無共同之點,因為政治統治直接屬於財產。

這樣,海因岑先生以為自己道出了不僅是永恆的,而且還是獨創的真理,其實他只指出德國資產階級必須奪得政權這個事實,也就是說,他所說的和恩格斯所說的是相同的話,但是,他卻無意識地滿以為他說的是相反的話。其實,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把德國資產階級對德國政權的暫時關係宣佈為永恆的真理,從而表明了怎樣把“運動”變成“僵硬的核心”而已。

海因岑先生繼續說,“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全靠權力來維持”。

或者海因岑先生把“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理解為上述的壓迫,即德國資產階級甚至在自己“最神聖的”利益方面所受到的君主專制的壓迫,那末他就只是重複了上述的話,或者他把“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理解為工人的經濟狀況,那末他的啟示就具有如下的含義:

現代的資產階級財產關係靠國家權力來“維持”,資產階級建立國家權力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關係。因此,哪裡的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裡,哪裡的無產者就必須將它推翻。無產者本身必須成為權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權力。

海因岑先生又一次不自覺地說出和恩格斯所說的相同的話,

並且又一次天真地自以為所說的是相反的話。他所說的不是他所想的,而他所想的卻又沒有說出來。

其實,如果資產階級從政治上即利用國家權力來“維持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它是不會成功的。“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以現代分工、租代交換形式、競爭、積聚等等為前提,決不是來自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相反,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倒是來自這些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宣佈為必然規律和永恆規律的現代生產關係。

因此,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1794年時就是這樣)。所以,法國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過自己的猛烈錘擊,像施法術一樣把全部封建遺跡從法國地面上一掃而光。這樣的事情是懦怯的資產階級在幾十年中也辦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犧牲只是給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同樣,如果資產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專制也只能是暫時的。人們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見所臆斷的靠“地上的財富”,而是靠他們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歷來自己創置的產業。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首先必須創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

“人的理智”來自“生活深處”,並且不會因為任何哲學的或其他學術研究而破壞自己天然的習性,它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現在:在它看出有差別的地方就看不見統一,在它看見有統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別。當它在規定差別的定義時,這些定義立即在它手下硬化為頑石,而它認為假如使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擊而打出火花,那是最有害的詭辯。

例如,海因岑先生談到金錢權力財產統治獲得金錢獲得權力不同是一個東西的時候,他在字面上即已犯了同義反覆的毛病,並且還覺得單純規定字面上的差別就是一樁了不起的功績,他自恃眼力過人,拿這種功績來同那些竟“盲目”到連這種初級的、純粹兒童的理解都不願一顧的共產主義者相對比。

“獲得金錢”怎樣變成“獲得權力”,“財產”怎樣變成“政治統治”,也就是說,為何不是像海因岑先生所奉為教條的那種硬性規定的差別,而是兩種勢力相互作用,直到兩者合而為一;海因岑先生要想瞭解這一切是不難的。問題只是他必須知道,農奴怎樣為自己買得自由,公社怎樣買得自己的市政權;市民一方面怎樣利用工商業從封建主的口袋裡攫取金錢並通過期票使他們的地產化為泡影,而另一方面又怎樣幫助君主專制戰勝因此而被削弱的大封建主並為自己買得他們的種種特權;然後他們怎樣利用君主專制本身的財政危機等等;後來甚至君主專制本身又怎樣由於現代工商業的產物——國債制度而依附於股票大王;在國際關係方面工業壟斷又怎樣直接變成政治統治(例如,在“德意志解放戰爭”中神聖同盟的各國君主就是英國豢養的雇傭兵)等等。

但是,當“人的理智”的傲慢的粗俗性格把獲得金錢獲得權力之間的那些差別奉為“毫無疑問”應當“如此這般”去對待的永恆真理,把那些差別變成凝固不變的教條的時候,它就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合意的陣地,可以從那裡針對這類信仰符號的反對者的“盲目”、“愚蠢”或“卑劣”傾瀉自己的道德憤怒。這種吵吵嚷嚷的粗暴發洩一方面引起了他的自我滿足,同時不過是用漂亮詞句做成的僅僅夾雜著兩三個貧瘠真理的羹湯。

海因岑先生可要活到甚至普魯士的財產權力將同政治權力強迫成婚的時候。讓我們聽下去吧:

“你們想把社會問題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問題,可是你們沒有看到,沒有任何社會問題比關於君主制共和制的問題更為重要。”

剛才海因岑先生看到的只是金錢權力和政治權力之間的差別;而現在他看到的卻只是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之間的統一。其實,他看到的當然還有敵手們的“可笑的盲目”和“可鄙的膽怯”。

人們的政治關係同人們在其中相處的一切關係一樣自然也是社會的、公共的關係。因此,凡是有關人與人的相互關係問題都是社會問題。

粗漢天真地以為說出只有在8歲兒童用的教義問答中才能碰到的類似觀點,就意味著不僅說出了什麼東西而且還在現代衝突的天平上加了一些重量。

沒有想到“在我們這個時代探討”的“社會問題”隨著我們步出君主專制的領域而日益重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起源於德國而起源於英國、法國和北美。

真正能動的共產主義政黨出現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君主立憲廢除的時候。首先宣佈這些“社會問題”的是最徹底的共和主義者,即英國的“平均主義者”、法國的巴貝夫和邦納羅蒂等。巴貝夫的朋友和黨內同志邦納羅蒂所寫“巴貝夫的密謀”一書表明這些共和主義者怎樣從歷史“運動”中得出一種信念:隨著君主制共和制這一社會問題的消失,還沒有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是對無產階級有利的。

財產問題,既然在“我們這個時代”提出,決不能把它僅僅歸結為(照海因岑的說法)重新闡明:“一個人擁有一切而另一個人一無所有,個別人一般可以擁有某些東西是否公平”,也不能歸結為類似的簡單的良心問題和關於公平的詞句。

財產問題的表現形式極不相同,這是同一般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和各國工業發展的特殊階段相適應的。

例如,對加里西亞的農民來說,財產問題歸結為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變成小資產階級的土地所有制。這個問題對於他們來說和對於1789年前夜的法國農民來說,意義是一樣的。相反,英國的農業工人同土地所有者沒有任何關係。他只同農場主即用辦工廠的同一原理辦農場的經營資本家發生關係。這種經營資本家從自己這方面說由於付給土地所有者以地租而同所有者直接發生關係。因此,對英國工業資產階級來說,消滅土地所有制是最重要的財產問題,它對穀物法進行鬥爭,正具有這種意義。對英國農業工人來說則相反,他們和英國工廠工人一樣,對他們來說消滅資本乃是最重要的財產問題。

無論在英國革命或者法國革命中,財產問題的提法都歸結為給競爭以廣闊的自由和消滅一切封建財產關係,即封建領地、行會、壟斷等等,因為這些關係在16至18世紀時期中變成了工業發展的桎梏。

最後,在“我們這個時代”,財產問題的意義在於消滅因大工業、世界市場和自由競爭的發展而造成的衝突。

財產問題從來就隨著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成為這個或那個階級的切身問題。17、18世紀時要廢除封建財產關係,財產問題就是資產階級的切身問題。19世紀時要廢除資產階級財產關係,財產問題就是工人階級的切身問題。

可見,在“我們這個時代”作為全世界歷史性問題的這個財產問題,只是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才有意義。這種社會愈發達,一個國家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就愈發展,因而國家的權力就愈具備資產階級性質,那末社會問題就愈尖銳:法國比德國尖銳,英國比法國尖銳,君主立憲的國家比君主專制的國家尖銳,共和制的國家又比君主立憲的國家尖銳。例如,信用制度和投機等等引起的衝突在北美比任何地方都更為尖銳。同樣,社會的不平等在北美東部各州也表現得比任何地方都突出,因為在這裡社會的不平等不像在別的地方那樣為政治的不平等所掩蓋。至於說這裡的赤貧現象還沒有發展到像英國的那種程度,自有其經濟上的種種原因,我們不能在此一一闡述。不過,這裡的赤貧現象也是很可觀的。

“這裡沒有特權等級,社會上的一切階級都有平等的權利(但是困難正在於階級的存在),而且我們的人口還遠沒有達到妨礙生活資料發展的地步,在這樣一個國家裡竟看到赤貧現象這樣猛烈地增長,實在令人吃驚。”(梅勒迪斯先生向賓夕法尼亞州議會作的報告)

“已經證明:在二十五年的時期中麻塞諸塞州的赤貧現象增長了60%。”(摘自美國人奈爾斯的“紀事”)

北美的最有名的經濟學家之一、激進主義者湯瑪斯·庫伯建議:

(1)禁止無產者結婚。

(2)取消普選權,他大叫說,因為

“社會是為保衛財產而建立的。由於永恆的經濟規律永遠得不到財產的人還要求享有頒佈關於他人財產的法律的權利,這怎麼合理呢?這兩個階級的人怎麼能有共同的動機和利益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工人階級的情緒是不革命的,那末,他就捍衛他賴以生存的業主的利益。例如,在新英格蘭最近的選舉中,廠主們力圖保證自己的選票,把他們的候選人名字印在白布塊上,而他們的每個工人都在自己褲子的前檔上戴上這樣一塊白布。

“或者是工人階級由於共同的集體生活等等而成為革命的,那末,國內的政權遲早要轉到它的手裡,而在這種制度下任何財產都是沒有保障的”。

工人們在英國以憲章派為名、在北美以民族改良派為名分別形成政黨,其戰鬥口號根本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階級的統治代替資產階級的統治。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有其與本身適應的立憲或共和的代議制國家形式。既然正是在這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財產問題”成了最重要的“社會問題”,那末,只有德國小市民的狹隘要求才使得他終於叫喊出什麼君主制問題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的“社會問題”。同樣李斯特博士在“國民政治經濟學”的序言中對於人們“錯誤地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問題是赤貧現象而不是保護關稅這一點也表示天真的煩惱。

金錢和權力之間的差別同時又是戰鬥雙方的個人差別。

“小傢伙”以小扒手姿態出現,只同擁有“金錢”的敵人周旋;神話般的壯士與他不同,他是向這個世界上的“權貴”作鬥爭。Indossolacorazza,el’élmointesta.〔他身穿鎧甲,頭戴鋼盔。〕並且喃喃說道:

“不過,在這裡閣下比我處境更好。”

但是,處境最好的還是這個世界上的“權貴”,當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學生發起如下的進攻時他們輕鬆地喘了一口氣:

“現在您和一切共產主義者一樣喪失了鑒別政治情況同社會情況之間的聯繫的能力。”

剛才我們聽到偉大人物以驚人的簡潔在大體上闡述了政治情況社會情況之間的聯繫的道德說教。當即又以君主制為例直觀地教給自己的學生如何實際運用這種方法。

他說,君主,即君主制是“一切災難和貧困的禍首”。在君主制已經廢除的地方用這種方法解釋顯然是不行的,因此,曾使古代共和國走向滅亡、又將在北美合眾國南部各州導致可怕衝突的奴隸制就會用約翰·福斯泰夫的話高聲地說:“啊,要是理由能賤得像烏莓子一樣有多好啊!”但是,首先要明白:君主君主制是某一個人產生的呢,還是某一個東西產生的?

有一個時候,人民為了公共的利益曾經必須以最優秀的人物作為自己的首領。後來,這個職位開始在一定的家族內部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最後,由於人們的愚蠢和墮落,這種濫用現象得以維持數百年之久。

即使把歐洲所有的天生健談之士召集在一起會談,他們也不能做出另外的回答。如果你們看完海因岑先生的全部文章,你們從裡面也找不到別的答案。

堅實的“人的理智”以為宣佈自己是君主制的反對者,就是對它做了解釋。但是對這個正常理智來說,最困難的似乎應當是說明: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的反對者來自何處,他又怎樣把自己那種驚人頑強的壽命延長了好幾百年加以說明。這是再簡單沒有了!沒有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這幾百年也過來了。換句話說,數百年的理性和道德同君主制相適應而不是同它相矛盾。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的理智”所不能瞭解的正是以往數百年的這種理性和這種道德。它不瞭解它們,可是卻看不起它們。它從歷史的領域逃到道德的領域,所以,它在這裡也可以把自己的道德憤怒的重炮全部放射出來。

正如政治的“人的理智”在這裡說君主制的起源和長期存在是由於考慮不周一樣,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說異教和不信教是由魔鬼一手造成的。同樣,非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說宗教是由神甫這樣一種魔鬼一手造成的。

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經用道德方面的老生常談論證了君主制的起源,那末,得出關於“君主制和社會情況之間的聯繫”的結論是十分自然的。請聽:

“一個人把整個國家抓在自己手裡,使全體人民或多或少地不僅在物質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為他個人和他的親信犧牲,在人民中造成高低不同的層次階梯,像區分肥肉瘦肉一樣把人民分成等級,並且實質上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同一國家的每一成員變成另一成員的公開敵人。”

海因岑先生看到君主處於德國社會大廈的最上層。他毫不懷疑:最上層的社會基礎就是他們創造的並且他們每天都在重新創造這種基礎。君主制是社會狀況的公開政治表現,要解釋兩者間的聯繫,除了把君主說成是這種聯繫的創造者以外,還能有比這更簡單的解釋嗎!代表機關同它們所代表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有什麼聯繫呢?它們創造了社會!例如政治偶像及其機構和層次階梯創造了罪惡世界,而政治偶像是罪惡世界的至聖物。例如宗教偶像創造了世俗狀況,而這些世俗狀況反映在宗教偶像中也是一些虛幻的、天上的東西。

以高度熱情宣揚類似的簡陋智慧的粗漢們自然一定要以驚異而義憤的目光來看待敵手,因為後者挺身出來向他們證明:蘋果並不創造蘋果樹。

現代歷史編纂學表明,君主專制發生在一個過渡時期,那時舊封建等級趨於衰亡,中世紀市民等級正在形成現代資產階級,鬥爭的任何一方尚未壓倒另一方。因此構成君主專制的因素決不能是它的產物;相反,這些因素所構成的倒是它的社會前提,這種前提的歷史淵源人們已經很清楚了,沒有重提的必要。德國的君主專制發生較晚、維持較久,這只能以德國資產階級的畸形發展來解釋。關於這個發展之謎可以在工商業的歷史中找到答案。

德國小市民自由城市衰落,騎士等級消滅,農民遭到失敗,這一切決定了領主王公最高權力的確立;現代世界市場和大型手工工廠出現時,以純粹中世紀關係為基礎的德國工商業衰落了;三十年戰爭留下了人口絕滅的淒慘景象;振興的民族工業部門(如小型亞麻生產)具有與宗法關係和情況相適應的性質;由於輸出的多半是農產品,因而在物質生活來源上有所增加的幾乎全是貴族地主,他們對市民來說,勢力也就相對增大;德國在世界市場上一般處於從屬地位,所以國民收入以外國人對王公們的接濟為主要來源;因此市民就依附於王室;——形成德國社會面貌和同它相適應的政治組織的諸如此類的情況,在粗漢的人的理智看來,已變成一些英明的箴言,而其全部英明所在就是“德國君主”創造了“德國社會”並且每天都在重新“創造”它。

使人的理智得以“看出”君主制是德國社會的發源地,而不把德國社會看成是君主制的發源地的那種錯覺是不難解釋的。

它初看之下(它往往以為初看就非常透徹),發現德國君主們在維持和堅持他們政治生命所繫的德國舊社會秩序,並且對破壞性因素使用暴力。另一方面,它又看見破壞性因素在同君主的權力作鬥爭。於是健全的五官全部出馬,證明君主制是舊社會及其等級結構、偏見和矛盾的基礎

但是仔細觀察一下,這種現象只推翻了它無意中為其充當論據的那一幼稚觀點。

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動角色只是表明在舊社會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會,這種新社會必然也感到政治外殼(舊社會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須撐破。這些新的破壞性社會因素越不發達,舊政權的即使是最兇猛的反動派也越保守。這些新的破壞性社會因素越發達,舊政權的即使是最無關緊要的保守意圖也越反動。君主權力的反動性並不證明這種權力創造舊社會,倒是相反地證明,只要舊社會的物質條件消亡,君主權力本身也就消滅。它的反動性同時就是舊社會的反動性,因為舊社會仍然是官方的社會,因此也仍然是權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權力的享有者。

當社會生存的物質條件發展到迫切需要變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時候,舊政權的整個面貌就發生變化。所以,現在君主專制不實行集權(集權本是它的開明措施)而打算實行分權。君主專制產生於封建等級垮臺以後,它積極參加過破壞封建等級的活動,而現在卻力圖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據的外表。如果說君主專制從前保護過工商業,以此鼓勵過資產階級上升,並且還曾經把工商業看做使國家富強、使自己顯赫的必要條件,那末現在君主專制到處都成了工商業(它們正在成為已經很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它那膽怯而魯鈍的目光又從使它繁榮的搖籃——城市,轉到了它從前埋葬強敵的地方——鄉村

但是,海因岑先生把“政治情況同社會情況之間的聯繫”,僅僅理解為德國君主制同德國的災難和貧困之間的聯繫。

從物質方面說,君主制也和其他一切國家形式一樣,直接用捐稅來加重工人階級的負擔。捐稅體現著表現在經濟上的國家存在。官吏和僧侶、士兵和舞蹈女演員、教師和員警、希臘式的博物館和哥德式的尖塔、王室費用和官階表這一切童話般的存在物於胚胎時期就已安睡在一個共同的種子——捐稅之中了。

哪一個饒舌的庸人不會向饑餓的老百姓指出,捐稅,這種君主得來的不義之財就是他們貧困的根源?

德國的君主和德國的貧困!換句話說,就是君主們得以驕奢淫逸、人民以自己的血汗為代價付出的捐稅!

對於那些高談闊論的人類救世主,材料是多麼豐富啊!

君主制要求龐大的開支,這是毫無疑問的。就拿北美的國家預算來同我們的38個小國為了受統治和被控制所必須繳納的數目來比較一下吧!這些妄想蠱惑人心的粗暴攻擊,甚至無須共產主義者講話,只要如李嘉圖、西尼耳等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用三言兩語就可以駁倒了。

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

工人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工資

必須確定捐稅和工資之間有什麼關係

由於競爭的結果,平均工資必然下降到最低限度,就是說下降到勉強維持個人和後嗣生存的地步。捐稅就是這種最低工資的一部分,因為工人的政治使命正是繳納捐稅。假如工人肩負的全部捐稅用激進的辦法廢除,結果必然是從工資中扣除目前付出的捐稅總額。因此,不是同樣直接增加雇主的利潤,就是僅僅變換徵稅的形式。先前是資本家把工人應繳的捐稅連同工資一起發給,現在則是不經過轉手而把這些捐稅直接付給國家就是了。

如果說北美的工資高於歐洲的工資,那末,這絕不是由於北美的捐稅較輕,而是由於北美的地理位置及其工商業的緣故。在那裡勞動力求過於供的情況遠遠超過歐洲。這一真理是每個中學生都早已從亞當·斯密那裡就知道的。

對資產階級來說則相反,捐稅的分配、徵收和使用的方法之所以成為切身問題,不僅是由於它對工商業起著影響,而且還因為捐稅是可以用來扼殺君主專制的一條金鎖鏈。

海因岑先生對“政治情況同社會情況之間的聯繫”和“階級關係”同國家權力之間的聯繫進行了如此深刻的說明之後,得意揚揚地大聲叫道:

“的確,我在自己的革命宣傳中沒有犯‘共產主義者的局限性’的毛病—— 不面向人們,只面向‘階級’,唆使不同‘行業’的人們互相反對。這是因為我承認‘人性’不總是以‘階級’或‘錢包的大小’為轉移的‘可能性’。”

“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階級差別變成了“錢包大小的差別”,把階級矛盾變成了“各行業之間的爭吵”。錢包的大小純粹是數量上的差別,它可以盡情唆使同一階級的兩人互相反對。大家知道,中世紀的行會是在“行業差別”的原則上互相對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現代的階級差別絕不建立在“行業”的基礎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階級內部造成不同的工種。

海因岑先生把完全從他本身的“生活深處”和他本身的“人的理智”中取來的他本身的“局限性”可笑地稱為“共產主義者的局限性”。

我們暫且假定,海因岑先生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因而假定他說的不是錢包的“各種大小”,不是“各行業之間的爭吵”。

單獨的個人並不“總是”以他所從屬的階級為轉移,這是很“可能的”;但是這個事實不足以影響階級鬥爭,正如少數貴族轉到tiersétat〔第三等級〕方面去不足以影響法國革命一樣。而且就在這時,這些貴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階級,即革命階級——資產階級。然而海因岑先生卻硬要一切階級在“人性”這個熾熱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認為,以不依自己意志為轉移的經濟條件做為存在的基礎並因這些條件而彼此處於極尖銳的對抗中的各階級,可以靠一切人們所固有的屬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現實條件,那末,某一個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權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業”該是多麼容易呵!當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詞句背後是“好心的皇帝約瑟夫”時,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諒恩格斯,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但是海因岑先生一方面由於極不明確地對待德國人的“人性”而抹掉一切差別,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號召擴大到君主身上。而另一方面又認為自己必須在德國血統的人們中間確立一種差別,因為沒有差別就沒有對立面,而沒有對立面就沒有材料進行卡普勤式的政治說教。

因此,海因岑先生就把德國血統的人們劃分為國君臣民

海因岑先生看到了這種對立面並且對它作了表述,在他自己看來這是一種道德力量的表現,是具有個人膽量、政治頭腦、激動的人的感情、嚴肅態度、遠見和值得敬佩的勇氣的明證。如果注意到,臣民分為特權者和非特權者,特權者不但看不出政治等級是降低人格的階梯,卻反而認為它是飛黃騰達的途徑,甚至那些把臣服看做是鎖鏈的臣民(對這些鎖鏈的重壓的感受很不一致)也注意到這一切,那就表明自己毫無理智、表明自己有員警思想。

然而卻冒出一些“狹隘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不僅看出了國君臣民之間的政治差別,而且看出了階級間的社會差別。

一分鐘以前海因岑先生在道德上的偉大之處在於看出了差別並給以表述,現在他的偉大之處卻在於看不出差別、不予注意而且加以掩蓋。表述對立面的言語由革命的語言一變而成為反動的、惡毒地“唆使”被人性團結在一起的弟兄互相反對的語言。

大家知道,七月革命後不久,勝利的資產階級在九月法令中規定(大概也是為了“人性”)“唆使各階級的居民互相反對”為最大的政治罪行,違者囚禁,課以罰金等等。其次,大家知道,英國資產階級的機關報也放棄其他一切告密形式而寧願責難憲章派的領袖和共和主義者唆使一些階級的居民去反對另一些階級的居民。甚至大家也知道,德國的作家們就是因為唆使各階級的居民互相反對而被活活埋葬在城堡中的。

這一次海因岑先生是不是在用法國九月法令、英國資產階級報紙和普魯士刑法典上的語言講話呢?

不是。善良的海因岑先生擔心的只是共產主義者“企圖用革命的排毒法使君主免除危險”。

比利時的自由派硬說激進派同天主教徒串通;法國的自由派硬說民主派同正統派串通;英國的自由貿易派硬說憲章派同托利黨人串通;同樣,海因岑先生也硬說共產主義者同君主串通。

正如我已在“德法年鑒”上證明的,德國染上了基督教德意志的特殊病症。它的資產階級出現太晚了,當它開始同君主專制進行鬥爭而力圖確立自己的政權的時候,一切先進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已經在同工人階級進行殘酷的鬥爭了,它那種政治幻想在歐洲人的意識中早已過時。在這個國家裡一方面還保存著君主專制的政治貧乏以及一大群已趨沒落的半封建等級和關係,同時又局部地存在著由於工業的發展和德意志對世界市場的依附而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引起的現代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鬥爭;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的工人起義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德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階級之前就同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臣民”之間的鬥爭不顧一切漢巴赫之歌而在君主和貴族被趕出國土之前就爆發了。

海因岑先生對這種充滿矛盾的事態(這當然會在德國文學上有所反應)做不出別的解釋,只是說,這要唯敵人的良心是問,這是共產主義者進行反革命陰謀的後果。

可是德國工人非常清楚:君主專制在為了討好資產階級而向無產階級敬以霰彈和皮鞭的時候是毫不猶豫的(而且也不能猶豫)。既然如此,他們為什麼還寧肯受專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從的粗暴壓迫而不願受資產階級的直接統治呢?工人非常清楚:資產階級不僅在政治上必將比君主專制對他們作出更大的讓步,而且為了自己的工商業它還會違背自己的意旨為工人階級創造團結的條件,工人階級的團結就是工人勝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不能通過保存封建的財產關係來實現。他們知道,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等級和反對君主專制的革命運動只能使他們自己的革命運動加速進展。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只有在資產階級勝利之日才能開始。儘管如此,他們對海因岑先生的資產階級幻想也是不會同意的。他們不僅能夠而且應當參加資產階級革命,因為這個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絲毫也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當做自己的最終目的

工人在實際上就是這樣做的,在不久以前反穀物法同盟的運動中,英國憲章派就做出了光輝的範例。他們一刻也沒有相信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的虛偽保證和捏造,一刻也沒有停止同他們作鬥爭,他們充分自覺地幫助自己的敵人戰勝了托利黨人;但是當穀物法廢除後的第二天在選舉鬥爭的戰場上兩相對抗的已不是托利

党人和自由貿易派,而是自由貿易派和憲章派了。憲章派就是因為同這些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作鬥爭才在議會中給自己爭得了席位。

正如對工人不大瞭解一樣,海因岑先生也不大瞭解資產階級自由派,雖然他在無意地為他們服務。他認為有必要違背他們的意願再三重覆反對“德國的和善、溫順”的老調。他這位道德高尚的大丈夫對某一個康普豪森或漢澤曼所販賣的奴才言論信以為真。資產者先生們會嘲笑這種幼稚的。他們哪裡有毛病,他們自己更清楚。他們知道,革命中的老百姓是莽撞的和過火的。因此,資產者先生們千方百計總想不經過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專制君主國改造成資產階級君主國。

但是普魯士的專制君主國也和從前英國和法國的一樣,是不願意自動變成資產階級君主國的。它是不會自動退位的。除了君主本人有偏見以外,還有大批的文職、軍職和神職官僚束縛住他們的雙手,因為君主專制的這一組成部分是絕對不願意拿自己的統治地位去換取資產階級手下的職位的。另一方面,封建等級又極端保守;對他們來說這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財產的保留或者被剝奪的問題。儘管資產階級以一切忠心耿耿的誓言來表示自己的忠誠,專制的君主依然認定他的真正利益同這些等級的利益是一致的,這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正如某些拉利-托朗達爾、穆尼哀、馬魯埃和米拉波的甜言蜜語未能說服路易十六堅決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封建主和君主專制的殘餘一樣,所有這些康普豪森和漢澤曼之流的海妖之歌也不能對弗裡德里希-威廉四世有所迷惑。

但是海因岑先生既不同德國資產階級打交道又不同德國無產階級打交道。他的政黨就是“人們的黨”,所謂人們就是指那些以“人類”目的為幌子、為“資產階級”利益衝鋒陷陣,但同時又沒有意識到理想主義詞句與其現實主義實質之間的聯繫的誠實正直而胸襟開闊的幻想家。

國家締造者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政黨即人們的黨,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安居在德國的人類的黨推薦“最好的共和國”、他親自策劃的最好的共和國,即“具有社會制度的聯邦共和國”。盧梭曾為波蘭人草擬過最好的政治制度,馬布利也曾為科西嘉島上的居民草擬過最好的政治制度。偉大的日內瓦公民找到了一個更偉大的繼承者。

“我只能(多麼謙卑!)用共和制的因素構成共和國,正如只能用花瓣構成花朵一樣。”

一個會用花瓣構成花朵,即使是一朵雛菊的人,大概他也能構成“最好的共和國”吧,不管墮落的人世就這一點說了些什麼。

英勇的國家締造者對一切惡意攻擊置之不理而把北美共和國的憲法作為自己的標本。凡是他認為不體面的,都用他那粗漢之筆刪去。結果他就得到了inusumdelphini〔皇太子用的〕、也就是為“德國人”謀福利的修訂本。於是,當他對“共和國、而且正是已確定的共和國的情景”加以描述之後,就“揪住”這“矮小的”無禮學生的“共產主義耳朵”一把提將起來,聲色俱厲地質問道:這個人是否也能“造出”一個世界、並且是“最好的世界”?他“揪住共產主義耳朵”把“小傢伙”一個勁“往上”提,直到後者的“鼻子碰到”“新”世界——最好的共和國的大圖時為止。他把他所設計的這幅世界大圖小心翼翼地親自掛上了瑞士阿爾卑斯山脈的最高峰。

《Cacatumnonestpictum》〔塗抹並不是繪畫〕——拒不悔改的“小”蛇發出噝噝的叫聲。

共和主義的哀傑克斯在盛怒之下把共產主義的瑟息替斯摔倒在地,並從他那毛茸茸的寬闊胸膛裡沖出了可怕的字眼:

“您可笑到了極點,恩格斯先生!”

的確,恩格斯先生!難道您不認為“美國聯邦制度”是“歷來的治國藝術夢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嗎”?您搖頭!甚麼?您根本否認“美國聯邦制度”是“治國藝術”夢寐以求的嗎?什麼,“社會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只inabstracto〔抽象地〕存在?真是奇怪!

同時,您竟“厚顏無恥,昧著良心”硬要我們認為,想利用北美憲法(而且是經過美化和改善的)來為親愛的祖國謀福利的正直的德國人好比一個抄襲自己的富裕對手的帳簿的愚蠢商人,自以為有了這份抄本就佔有了對方使他眼紅的財富!

您似乎還用您小手裡的“劊子手的屠刀”、用1794年時送給您玩的袖珍斷頭臺來威脅我們吧?您自言自語地說,巴巴魯和其餘的彪形大漢在玩弄斷頭臺的時期被砍去腦袋,是因為他們無意中叫出了“美國聯邦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形式”。所有那些人,即當歐洲、特別是當完全處於封建割裂狀態的德國發生某一民主革命的時候,不去爭取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及其歸於統一的中央集權,而企圖去培植“美國聯邦制度”的歌利亞們,也要得到同樣的下場。

我的上帝!公安委員會的委員們和支持他們的雅各賓吸血鬼原來都是一些慘無人道的暴徒,而海因岑式的“最好的共和國”卻是“歷來的治國藝術”為了“人”、為了好人、為了人道的人而“夢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的確!“您可笑到了極點,恩格斯先生!”

此外,締造國家的海格立斯絕不是依樣畫葫蘆地抄襲北美的“聯邦共和國”。他用“社會制度”將它裝飾起來,他許以“在合理的基礎上調整財產關係”,而他用來消除資產階級舊社會的“缺點”的七大“措施”絕不是從現代不中用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飯館裡討來的淡而無味的殘羹剩飯。偉大的卡爾·海因岑開的“使社會人道化”的藥方,應當歸功於“印加族”和“康培的兒童讀物”,同樣,上述他那意味深長的詞句不應歸功於哲學家波美拉尼亞人盧格,而應歸功於英明到頭髮都發白的“秘魯人”。可是恩格斯先生把這一切稱為純係任意捏造的美化世界的庸俗幻想!

不錯,在我們這個時代“比較優秀的人們日益消失”而“最優秀的”總是完全不為人所瞭解。

譬如,舉一個善良的市民為例,讓他憑良心說:現代“財產關係”的毛病是什麼?這個善良的漢子一定會把食指按在額角上,意味深長地歎兩口氣,然後“毫不肯定地”說,許多人“一”無所有,甚至沒有起碼的必需品,而另外一些人不但搜刮衣不蔽體的無產者而且搜刮可敬的市民,他們像貴族一樣手中積累起千千萬萬的不義之財,這是恥辱。Aureamediocritas!中庸!——中等階級的勇士叫了起來!就是要避免極端!哪有可以同這些極端、這些極端、這些最可鄙棄的極端相容的合理的國家制度!

現在來看看海因岑式的具有“社會制度”以及“使社會人道化”的七大措施的“聯邦共和國”。這裡對每一個公民的“最低限度”財產(他至少不能低於這個水準)作了保證,同時也對他的“最高限度”財產(他至多不能超過這個水準)作了規定。

當海因岑先生以國家法令的形式重申了一切正直市民的虔誠願望——人人所有既不太多、也不太少,——從而實現了這個願望的時候,一切困難不是都解決了嗎?

海因岑先生就是用類似的既簡單而又冠冕堂皇的辦法解決了全部經濟矛盾。他在合乎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的正義感的合理基礎上對財產進行了調整。不消說,“合理調整”財產正是那些在冷酷的必然性面前不得不把一切正義“措施”化為灰燼的“經濟規律”,雖然這些措施是印加族和康培的兒童讀物所推薦的並且是最極端的愛國志士所竭誠擁護的。

在一個與眾不同、不“誇耀自己對政治經濟學有研究”而是相反地,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一直善於保持謙遜樸質,好像他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剛剛打算開步走的人面前提出經濟學的見解來同他爭論,是多麼失當啊!正因為這個人雖然受的教育不多,卻能煞有介事地提出1842年以來早已通過奧格斯堡“總彙報”透入德國生活深處的一切,如替“獲得的”財產、“個人自由和個性”擔心等等來反對共產主義敵人,所以才是很了不起的。真的,共產主義作家的精神墮落是嚴重的,其標誌就是他們只在對經濟學和哲學有修養的人們中間挑選敵手,而對粗漢的人的理智所發出的“毫不肯定的”攻擊卻置之不理,他們首先應當把現存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關係的常識教給粗漢的人的理智,然後才有可能就這些問題同它進行辯論。

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種簡單的關係,也絕不是什麼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總和(不是指從屬的、已趨沒落的,而正是指現存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既然所有這些資產階級生產關係都是階級關係,(這是亞當·斯密或李嘉圖的每一個學生都應當知道的,)那末,這些關係當然只有在各階級本身和他們的相互關係發生變化以後才能發生變化或根本消滅;而階級間的關係的變化就是歷史的變化,是整個社會活動的產物,總之,是一定“歷史運動”的產物。著作家可以獻身於這個歷史運動,成為它的表現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創造運動。

例如,為要說明封建的財產關係的消滅,現代歷史學家就必須指出現代運動的特徵,這就是在運動的進程中,正在形成的資產階級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其生活條件已充分發展,它完全可以消滅一切封建等級和它自己先前的封建生存方式,因而也可以消滅這些封建等級賴以進行生產的封建生產關係。可見,封建財產關係的廢除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建立絕不是由一種從一定的理論原則即自己的核心出發,並從此進一步做出結論的學說中產生出來的。

相反,資產階級著作家在資產階級同封建主義進行鬥爭的時期提出的原則和理論無非是實際運動在理論上的表現,同時可以精確地看出,這種理論上的表現以其所處實際運動的階段的不同而反映出空想主義的、教條主義的、學理主義的程度也往往不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才不揣冒昧地向自己的可怕的敵手、締造國家的海格立斯講到作為“運動”之理論表現的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作為理論的時候)。

但是,我們這位巨人在道德高尚的憤怒之下叫道:“我是想把實際後果弄個明白,我是想使共產主義的‘代表們’承認這些後果,”也就是說,在對資產階級私有制僅有虛幻概念的人的心目中必然同私有制的廢除相聯繫的那些荒謬的後果。他是想迫使恩格斯“為一切荒謬的話辯護”,照海因岑先生的英勇策劃看來,這些荒謬的話恩格斯“是會擺到光天化日之下來的”。但是萊涅克-恩格斯使這位道德高尚的伊瑟格林大失所望,他在共產主義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吞噬”的“核心”,並驚異地自問:“這種現象須怎樣加以烹製才能食用?”

善良的大丈夫用花言巧語來自慰的企圖沒有得逞,例如,他提出歷史運動豈不是“人的感情的運動”等等反問,甚至懇求偉大的“盧格”的靈魂為他破這個自然之謎!

失望的漢子叫道:“事情發生以後,西伯利亞的嚴寒封住了我的心;事情發生以後,我總是感到有人叛變,夢到有人暗算” 。

實際上,他最後對問題做出的解釋是恩格斯“背棄自己的學派”,“膽小而可笑地退卻”,“僅僅為了保全自己的名譽而殃及全人類”,“在決定性的關頭背棄自己的政黨或是將其一腳踢開”以及諸如此類的道德化的瘋狂非難。同樣,恩格斯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空想共產主義體系和批判的共產主義之間所製造的差別無非是“叛變”和“暗算”。是的,純粹是耶穌會教徒式的“事後補作的”差別,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誰也沒有把這些差別告訴海因岑先生,看來,就連生活深處的風暴也絲毫沒有把它們吹進他的耳朵!

從表現這些矛盾的文字看來,海因岑先生對它們所作的說明是多麼微妙呵!

“魏特林比您要高明一點,確實還可以算得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或者是:

“如果格律恩先生願意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並把恩格斯先生趕走,又怎樣呢?”

在這以後,不言而喻,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由於完全不能自拔,不能認為誠實正直(無論它們多麼陳舊)是被賦以理性的實體之間完全無用的東西”,於是便開始拿無稽的謊言來款待我們,例如,說什麼恩格斯也打算寫有關“法國和比利時的社會運動”的文章,但是卡·格律恩似乎比他“搶先一步”,因此,恩格斯就“未能為他這一索然無味的重複之作找到出版商”。海因岑先生還奉送了不少諸如此類的新發現,作為他根據“一定原則”得出的“結論”。道德化的批評所得到的可憐結果是由這一批評的“性質”本身決定的,無論如何也不能歸咎於哀傑克斯·鐵拉孟的個人缺點。儘管這位神聖的粗漢非常愚蠢和卑鄙,但是他在道德上卻有他自我安慰的地方,這就是他在自己的信念上是愚蠢、卑鄙的,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是一個首尾一貫的統一體。

但是不管“事實”在那裡說明什麼問題,偉大的卡爾·海因岑本人卻安之若素,聽其“自然”;他在自己正直的胸脯上拍了三下叫道:“我,我坦然地隨身攜帶著我的原則,如果有人向我問起這個原則,我是不會把它扔掉的”。

亨利希七十二世·馮·羅伊斯- 施萊茨- 艾貝斯道弗有二十年左右也是騎在他的“原則”的背上的。

注意。我們向“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的讀者推薦一篇斯蒂凡寫的批評文章:“海因岑的國家”。不言而喻,對著者來說,海因岑只是一個引子;即使他隨便用一個德國的空談著作家來使真正革命工人的觀點同好辯、謾駡的小資產者的觀點對比,也同樣會成功的。海因岑先生沒有更好的辦法答覆斯蒂凡,只好莊嚴地宣稱斯蒂凡的文章是一篇壞作品,以此作為本質的批判。由於斯蒂凡其人他並不認識,所以他乾脆罵他是街頭惡少和商品推銷員來為自己開脫。但是他認為這對於他的對手還罵得不夠惡毒,於是便一不作二不休,乾脆把他變成警察局的密探。其實,法國警察局大概是經過同海因岑先生洽商沒收了100本斯蒂凡寫的小冊子,由此可以看出這種責難究竟有幾分公允。

海因岑先生用上述方法向工人斯蒂凡上了一堂實際的道德課以後又用下面那種庸人的口吻向他說:“從自己方面講,我(無論我怎樣樂於同工人進行辯論)不能把無禮當作代替資格的手段”。德國工人真要受寵若驚了,原來只要他們對待民主主義者卡爾·海因岑謙遜有禮,這位偉大人物就會同他們進行辯論。無奈海因岑先生本來就沒有資格同斯蒂凡先生進行論爭,所以他才竭力用他那無恥的攻擊來彌補這一缺陷。

卡·馬克思寫於1847年10月底

載於1847年10月28、31日和11月11、18、25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86、87、90、92和94號

收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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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再造》1~55期

《批判與再造》全五十五期
(2003-2009)html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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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刊啟事

一、《批判與再造》因經費所限,復刊後將以電子版為主,印刷版則改以叢刊方式,選輯電子版文章,不定時出書。我們殷切期望支持本刊的朋友捐款贊助, 我們的出版品除在市面銷售,也將寄贈給贊助戶。捐款請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台北分行 戶名:張星戈 帳號:03010296140。捐款戶請以電子郵件告知地址與聯繫方式(電郵信箱、電話或手機)。
二、原貼在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的舊刊選文將彙整至復刊的網站,以便讀者閱覽。
三、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四、復刊信息請廣為傳佈。

《批判與再造》稿約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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