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專題導言(嚴海蓉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開放時代》2015年第五期製作了討論大陸農業資本化問題的專題,很值得關心大陸農業發展者閱讀,我們轉載專題的導言,並附上《開放時代》的網址供有興趣的讀者參閱。http://www.opentimes.cn/list.php?fid=405&name=05──編者

中國農業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遷。在2012年《開放時代》第3期,黃宗智教授組織了“中國新時代的小農經濟”專題,並在專題導言中提出了關於理解中國農業轉型的兩個關鍵問題(黃宗智,2012)。第一個是:“隱性農業革命的生產主體到底將是資本主義型的雇工大農場,還是小家庭農場?”對此,黃宗智、高原、彭玉生提出了一個論點,認為中國農業正在經歷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第二個是:“新時代的家庭小農場面對的主要經濟問題是什麼樣的?”對此,黃宗智提出了第二個論點,即小農所面臨的擠壓主要在流通領域,不在生產領域,“他們大多受到商業資本的擺佈,在流通過程中喪失相當部分自己所可能得到的利益” 。

本期專題再次提出如何理解農業轉型的問題,與2012年的專題形成對話和爭鳴。這期專題中,黃宗智和賀雪峰基本上承接了2012年專題的中心論點,認為中國農業仍然以小農或小規模經營為主體,小農經濟不僅具有價值上和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在現實中有著頑強的生命力(黃宗智,2015;賀雪峰, 2015a)。賀雪峰稱這樣的觀點為小農經濟派 (賀雪峰, 2015b)。這兩位學者激烈批評了以龍頭企業引領規模化農業的政策導向,提出了以小農為主體的農業現代化路徑,並各自提出如何使小農與社會化生產對接的政策建議。另外四篇文章通過宏觀資料和案例分析,認為中國農業資本化已經開啟了農業資本主義道路,資本積累的動力和農村的社會分化同時伴隨著中國農業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小農雖然數量仍然龐大,但是在喪失主體性,開始直接地或間接地隸屬於資本化農業(嚴海蓉、陳義媛,2015;孫新華,2015;陳航英,2015;黃瑜,2015)。

以小農經濟的主體性為出發點,黃宗智認為今天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需要建設小農場+合作社的一體化體系,而建設這樣的合作化體系則需要走出崇尚農民自發性合作和崇尚規模經營這兩個誤區。日本、韓國、臺灣地區的農民合作體系發揮了政府的扶持功能,避免了英美大而粗的規模化經營,從而建立了小而精的東亞合作化模式。今天中國是否有條件來建設這樣的體系?黃宗智認為,儘管公益性合作社的發展在中國面臨著“十分強大的制度性障礙:國家全力招商引資,偏向資本主義企業和大戶,偏向借助個體逐利的激勵機制來促進經濟發展”,中國具有“比戰前日本農政更完全、更有力的農政體系”來實踐日本二戰後的合作化改革。在他看來,這樣的農民合作化道路不僅是“農政民主化”,而且可以成為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的突破口。

然而事實是,今天日本也在失去維持合作體系的條件。資本主導的逆向土改正在席捲亞洲各國的小農,侵吞他們在20世紀前半葉通過鬥爭獲得的果實。在亞洲許多國家,小農正在被資本化農業所驅逐,土地再次呈現加速集中的趨勢。以印尼為例,在2003年至2013年間,規模農場增加了54%,種植園增加了19%,而小農數量減少了16%。 日本也不例外,自2000年以來,日本農民的數量下降了40%,而農業生產公司的數量翻了一倍,達到14333個 (GRAIN ,2015)。

如果中國實踐日本戰後的合作化模式,那麼問題的關鍵是:黃宗智指出的“十分強大的制度性障礙”如何克服?除了國家招商引資等行為是制度性障礙,資本主義企業、大戶的行為和利益訴求是否也是發展公益性農民合作社的資本障礙?中國今天的農業轉型有哪些推動力?能否提供日本當年合作化的條件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深入探討2012年專題提出的問題。

作為小農經濟派的代表人物,賀雪峰對中國農業有一個基本判斷,即今天中國農業的主要矛盾是小農戶難以與社會化大生產對接。面臨這一矛盾,如果說黃宗智宣導的是東亞模式的合作社,以此解決農戶與市場的對接問題,那麼賀雪峰宣導的是國家支持基本農業設施的改善、村社統籌共同生產事務。與黃宗智對經濟和治理民主化的關懷有所不同,賀雪峰以世界體系的基本邏輯和結構作為必須接受的前提,把中國當前的發展總目標設定為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此為本;三農的價值、功能和定位在於為總目標服務,此為末。在這一本末關係框架中,賀雪峰提出了三農的底線功能,即保障糧食安全、提供農業就業、為中國現代化提供農村穩定器。在三大底線功能中,賀雪峰認為“穩定器”的功能最為重要,是否服務於這一功能因此成為衡量農業現代化成敗的方針,成為評價政府政策的指南。他認為推動強富美的農業現代化政策是本末倒置,因為國家扶持農業規模經濟主體的方法恰恰有悖於三農作為“穩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而農村自由經濟和市場內生的農民分化則與三農的“穩定器”功能並行不悖。

對於2012年專題導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本期另外四篇文章顯示了中國農業的資本化伴隨著無產化的趨勢。針對當今中國農業資本化的討論,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引入了列寧-恰亞諾夫的爭論,計算出中國農業雇工比例約為3%,因此認為中國的農業資本化沒有伴隨無產化,中國農業轉型符合恰亞諾夫的命題。嚴海蓉、陳義媛、孫新華計算的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的雇工比例遠遠高於3%。他們關於中國農業資本化性質的分析沒有局限于農業雇工。農業雇工雖然是討論農業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維度,但不是唯一維度。黃宗智等似乎把農業資本主義等同于使用農業雇工的大農場,把農戶經營等同于非資本主義,然而本期另外四篇文章認為小農戶、家庭農場、農業企業並不形成各自獨立的平行體系,並不分別代表非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農業資本主義是一個體系性的存在,在農業資本化的過程中,無論是資本化的大農場,還是普通小農戶,都動態地存在於同一個生產關係裡面,相互關聯。當然,毫無疑問的是,小農戶和資本化主體在這一體系中處於不同的位置。農業資本化一方面把越來越多的小農排擠出農業,同時也使未被擠出的小農吸附到農業資本的產業鏈條上。在此背景下,小農家庭經營的存在本身既不足以說明農業的非資本主義化,也不構成另類的道路。

從列寧關於農業資本化道路的論述延伸出來,嚴海蓉、陳義媛(2015)認為中國農業資本化既存在著自下而上的動力,即通過農民分化產生的資本化經營主體,如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外出包地農場主,甚至一些地方龍頭企業,也存在著自上而下的動力,即資本下鄉,還存在著上下並舉的動力,即國家資本通過支農政策下鄉與農村大戶精英的資本結合,加速推動規模化和資本積累。從改革初期到90年代中後期的二十年間,中央主要通過鼓勵農民分化來推動自下而上的資本化。最近十來年,中央和地方一方面繼續支持自下而上的資本化,鼓勵種養專業大戶、合作社,一方面開始支援自上而下的資本化,如鼓勵龍頭企業跨區運作、企業集群建立農業產業化示範基地。賀雪峰(2013)認為小農立場即國家立場,然而,嚴海蓉、陳義媛的研究表明,國家立場並非小農立場,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鼓勵農民分化,推動農業“去小農化”。

孫新華(2015)以一個農業鄉鎮為調研點研究農業轉型,具體回應了2012年專題導言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他把河鎮農民分化分為兩個階段,2007年前是 “有分化未突破” 的量變階段,以中農和小農的分化為主,2007年後隨著政府積極推動農業轉型,分化進入資本化主體興起的質變階段。資本化主體的興起以土地集中和農業雇工的存在為條件,政府幫助創造的正是土地集中這一條件。隨著土地從小農和部分中農中流出,他們需要通過農業務工來補充自身和家庭生存所需的收入,資本化主體需要農業雇工的條件也同時一箭雙雕地實現了。在河鎮,資本化主體農業雇工率高達30%以上,遠遠高於黃宗智、高原、彭玉生呈現的3%。河鎮農業一方面有著資本化主體的新興,一方面有著無產化的趨勢。

孫新華的研究也使得我們不能無視農民的分化,尤其是中農的分化。即便是在“有分化未突破”的階段,河鎮的農民分化也不能從恰亞諾夫的人口學視角來解釋。在分化突破的質變階段,部分中農加入興起的資本化主體中,還有部分中農變成小農。賀雪峰把中農看成農村的穩定力量,然而研究顯示中農有內在和外在的不穩定性。內在不穩定是因為他們具有資本積累的動力,“河鎮的很多中堅農民都有擴大再生產的動力,只要總收益不斷增加,即使增加雇工他們也非常樂意” 。外在的不穩定是使中農保持為中農的社會條件不可能穩定。當在政府推動下,條件發生變化,內外因結合,部分中農的擴大再生產的願望得以成全時,另一部分中農則成為小農。

陳航英(2015)的調查研究在同一鄉鎮展開,對2012年專題導言的第二個問題做了很好的回應,即小農戶面對的主要經濟問題是什麼。陳航英發現,資本主體的出現也再造了“小農”,使得小農不再是80年代初相對獨立的直接小生產者,而成為資本主體的土地和勞動力的提供者。黃宗智認為小農面臨的問題主要在流通領域,而陳航英的研究顯示,資本主體對小農的排擠和覆蓋不僅包括流通領域,也包括生產領域,直接吸取小農的土地和勞動力這些生產要素。

陳航英的研究和黃瑜(2015)對廣東雷州半島養蝦的研究同時反駁了黃宗智和賀雪峰提及的恰亞諾夫的命題——小農的堅韌性。這是小農經濟派的樂觀主義源泉。然而,這一樂觀似乎是建立在一個錯位的假設之上,以為資本與小農的競爭是刀對刀、槍對槍的競爭,以為市場競爭是誰多打糧食、誰多養蝦的競爭。實際上,今天資本與小農的競爭是航母對小帆船的競爭,資本可以通過產業鏈的覆蓋,攫取全部或部分產業鏈利潤,以此取勝,壓倒小農。陳航英的研究顯示,與資本化主體相比較,小農從購買農資到農產品銷售有許多吃虧的環節,而黃瑜的研究正是展示了資本如何從上下游延伸到生產環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小農在大量流失,直到中國農村出現空心化、出現老人農業、出現未來誰來種地的擔心,因此小農的堅韌性值得商榷。以小農的性質來說,現在的小農不同於80年代初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小農。本期有四篇文章認為,現在的小農,直接或間接地隸屬於資本,為資本提供土地或勞動力,或為資本承擔其不願意承擔的生產環節的高風險。此小農非彼小農也。這些作者認為形式的貌似背後是實質的不同,主體性的不同。農民的農業、社區的農業的確比資本的農業有優越性,不是攫取利潤方面的優越性,而是更可能發揮農業在文化、生態、社區的維護和再生產上的多功能性。但是我們應該客觀清醒地看到,在市場化、 資本化的過程中,中國農村的生產關係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農業資本化的另一面是小農在分化,小農的獨立性被不斷扼殺,小農對資本體系的隸屬性在增加。

參考文獻:

陳航英,2015,《新型農業主體的興起與“小農經濟”處境的再思考》,載《開放時代》第5期。

賀雪峰,2015a,《為誰的農業現代化》,載《開放時代》第5期。

賀雪峰,2015b,《當前中國三農政策中的三大派別》,澎湃新聞網,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2826。

賀雪峰,2013,《小農立場》,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黃宗智,2012,《〈中國新時代小農經濟〉導言》,載《開放時代》第3期。

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載《開放時代》第3期。

黃瑜,2015,《大資本農場不能打敗家庭農場嗎?——華南地區對蝦養殖業的資本化過程》,載《開放時代》第5期。

孫新華,2015,《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興起與突破性農業轉型——以皖南河鎮為例》,載《開放時代》第5期。

嚴海蓉、陳義媛,2015,《中國農業資本化的特徵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資本化動力》,載《開放時代》第5期。

GRAIN, 2015, “Asia’s Agrarian Reform in Reverse: Laws Taking Land out of Small Farmers’ Hands,” http://www.grain.org/article/entries/5195-asia-s-agrarian-reform-in-reverse-laws-taking-land-out-of-small-farmers-hands.

嚴海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Yan Hairong,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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