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刊〕透析金權政治───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杜繼平）

（原載2003年11月《批判與再造》創刊號，筆名：林宗理，此次重刊增補了一段文字）

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現金交易，如卡萊爾說的，日益成為社會的唯一紐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下肆無忌憚地幹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麼，以前只是暗中偷著幹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在競爭的詭計和嫉妒中獲得了實現。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了刀劍，成為社會權力的第一槓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不勝枚舉的通姦作為補充。總之，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約言比起來，“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恩格斯這段話生動地描述了歐洲從封建社會轉型為資本主義社會後的社會經濟狀況。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學者舉起"理性"的大纛，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正義"的崇美詞藻，號召人民起來打破封建貴族的特權，摧毀君主專制的枷鎖。新興的工商資產階級宣稱本身特殊的階級利益代表了全社會的普遍共同利益，以所有被統治階級的代言人自居，聯合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奪取了政權，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然而，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後，啟蒙學者與資產階級所許諾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幸福王國並沒有實現。"自由"成了資產階級剝削工人、農民的特權，"民主"其實是資產階級運用經濟優勢獲得統治權力的手段，社會的貧富差距在自由市場經濟下不斷擴大，"平等"根本無從談起，廣大的勞動群眾經常遭受失業的威脅，連最基本的生存權也岌岌不保，更遑論更高層次的公民權利。其結果用哥德的話來說，就是："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

台灣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經濟上的"自由化"、"國際化"給予私人資本愈來愈大的活動空間，私人壟斷資本也日形壯大，政治上的"民主化"則使金錢與權力的交易日益猖獗，資產階級在各種選舉中通過資助代理人或親自參選，與政客聯手主導了政治、經濟的大權。

在戒嚴時期，反對運動的主導勢力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把長期掌控政治、經濟大權帶有半封建性質的國民黨專制政權，視為萬惡的淵藪，似乎政治經濟的特權壟斷、財富分配的日益不均、環境污染的惡化等等重大問題，其罪皆在國民黨的特權與不民主。十幾年間，「自由化」、「民主化」喊得震天價響，「民主」、「自由」蔚為台灣主流的意識形態，成了包醫台灣百病的萬靈丹，似乎只要「自由」了、「民主」了，便萬事大吉，台灣人民從此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政權輪替了，只是「金」如舊

不過，事實不然。解嚴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首長與議會，乃至總統，陸續全面開放民選，隨之而生的是金錢與權力相互為用的金權政治：「股票換鈔票，鈔票換選票」，金錢轉化為權力，權力再增殖更多的鈔票、股票。戒嚴時期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在"民主"的外衣下，轉化為金權政治，統治形式雖有所變化，但少數人壟斷政治、經濟利益的實質則沒有改變。不同的是，原來受專制政權哺育而俯首貼耳的資本家，如今以金錢影響政治，昂首闊步，登堂入室，公然與民選的大小政客坐地分贓了。金權政治的根源本在於資本主義體制，但在李登輝執政時期，卻仍被簡單地歸罪於國民黨政權。不少飽受「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催眠、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的蚩蚩之氓與知識份子天真地以為所謂「黑金」、「金權」是國民黨的專利，只要政黨輪替便可革除金權政治之弊，迷信民進黨的「改革」口號，竟幻想與國民黨同屬右派的民進黨上台後可有一番新氣象。民進黨執政三年多來的表現，無情地打破了這種可憐的幻覺。「政商勾結」、「利益輸送」、「特權特惠」、「權位分贓」，這些金權政治的痼疾，非但沒有稍癒，反而變本加厲，更為徹底露骨地展現無餘了。台灣的「民主化」折騰了多年，由兩蔣的威權體制轉為李登輝的「黑金體制」，再換成陳水扁的「白金政治」，政權輪替了，只是「金」如舊。

諷刺的是，在政權易手，朝野換位後，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泛藍系統忽焉成了抨擊金權政治的急先鋒，以揭發民進黨政權圖利財團、掏空國庫為能事，似乎一夕之間，頓悟前非，洗盡「金」華，與備受官商聯手侵漁的庶民百姓同在了。於是，我們便見到了一幕幕的台灣政治鬧劇：泛藍指責民進黨「白金」當道，民進黨則聯合「黑金教主」李登輝及其走卒台聯黨高嚷泛藍企圖「黑金復辟」，雙方你來我往，互揭瘡疤，用的都是金戈銀槍，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好不熱鬧。究其實際，則是半斤八兩，同為一丘之貉，不過是兩個右派政黨的兄弟鬩牆之爭。

對於金權政治，民眾早已積怨多年，主流媒體也多所批評，但所論大抵僅見表面現象，矛頭所向是個別政客、資本家或黨派。有些右派學者則援引美國保守派經濟學者的"尋租理論"（rent-seeking theory）來解釋金權政治的成因，倡導政府與資本家建立「夥伴關係」，或者以為只要制定「政治獻金法」、「利益迴避法」、「遊說法」之類的法律便可遏止金權政治。這些非但是皮相之見，甚至是誤導民眾視聽，充當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士的論調。這些右派人士只會照搬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右派理論與制度，卻視而不見他們心儀、膜拜奉為圭臬的國家正是典型的金權政治。台灣近二十年來的政治、經濟發展，所謂的"自由化"、"民主化"，不過是忠實卻又粗劣地模仿、複製美國模式。他們尊為典範的宗主國的金權政治早已臭名昭著，為其本國的有識之士斥為腐敗透頂。今天台灣民眾所詬病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圖利財團」、「權位分贓」等金權政治弊端無不在美國大行其道，台灣的右派卻還盲從其後，其不長進如此，真令人驚詫！（註一）

事實上，人民主權論的奠基者盧梭在他的經典著作《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九章〈論財產權〉中，就指出貧富不均與真正的民主平等是不相容的。他先說：社會公約要「以道德的與法律的平等代替自然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身體上的不平等，因此人們儘管在體力與智力上可能不平等，但訂立公約，擁有權利後，他們便可一律平等了。」不過，寫完這段話，他立即附加註釋說：「在壞政府下，這種平等虛有其表，僅為幻象，徒然用來使窮人永陷悲苦，富人常保不義之財。事實上，法律總是有利於有錢人而有害於赤貧者；由此可知，只有在人人有點財產而又無人過於富有的情況下，社會狀態才對人類有利。」盧梭點出了問題，但給了一個與資本主義體制扞格不合、永不可能實現的答案。

國家政權的起源

其實，金權政治正是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本質特徵，而非其異常表現或偶發狀態。為什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必然表現為金權政治？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State theory）加以剖析，便可得到最深刻透徹的認識。

先須說明一點，一般政治學教科書所定義的國家（nation 或 state），是指具有領土、人民、政府的主權國家，而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所說的國家（the state）就其狹義而言，是指由統治階級控制的行政體系，司法，軍隊，警察，監獄（以及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議會）用來控制被統治階級的統治機器。曾任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認為統治階級要使人民甘心服從領導，除了依靠上述屬於國家政權機關的物質工具加以壓制外，還必須透過教會、學校、工會、政黨、媒體等這類民間社會的組織，灌輸被統治階級一整套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思想、道德、價值觀，以掌握知識、思想、文化的主導權（hegemony），控制被統治階級的意識，使其甘於臣服統治。換句話說，一方面用強制的暴力鎮壓肉體，另一方面用思想的教化馴服心靈，雙管齊下，才能確保統治階級的權威。因此，葛蘭西統合了文武這兩項要素把國家（the state）的定義擴展為：由強制暴力的盔甲所護衛的思想主導權（見Gramsci 1971：263），日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多吸收了葛蘭西這個觀點。

國家政權（或說國家機器）不是人類社會固有的。在由血親氏族構成的原始社會中，生產力仍很低下，氏族成員共同進行生產勞動，共同分配勞動成果，社會成員之間沒有貧富貴賤的階級劃分。社會的公共事務由全體成員議決管理，領導人也由所有成員選舉產生，人與人之間的爭執根據習俗規範裁決，抵禦外侮的責任則由全民的武裝力量來承擔。在這種共產的原始民主制中，人人平等，沒有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別，因此也就不需要設立官吏、司法、軍隊、警察、監獄這些用來壓制被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但在勞動工具由石器進展到鐵器，社會的勞動分工逐漸發展，勞動生產力也日益提高後，部落的財富增加，部落之間開始交換彼此富餘的產品，或以戰爭征伐掠奪異族部落的財富，無階級的部落社會便開始衰亡。勝利的部落的領地與財富擴大了，被征服的氏族淪為奴隸，社會便分裂為主人和奴隸、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兩大階級，從而打破了公有制，確立了私有財產制。為了處理因社會分工擴大、工商業日益發達而複雜化的公共事務並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反抗，這才產生了由統治階級掌控的國家政權。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

「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僱佣勞動的工具。」（恩格斯 1972〔1884〕：166，168）

國家的本質與作用

恩格斯這段話道出了國家政權的本質，是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經典定義。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可簡要闡述如下：

1.在原始共產社會衰亡，社會發生階級分化，私有財產制確立後，隨著社會分工的擴展與階級對立的發生，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有了矛盾，這時就需要設置專職官吏、司法機關、警察、軍隊、監獄等等構成國家機器的公共權力機構來管治社會，維持社會秩序，於是國家政權就以代表社會共同利益的姿態壟斷了合法使用強制力與徵稅的權力而君臨社會之上，並追逐本身的特殊利益，由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

2.國家雖然聲稱保護"全民"的"普遍"公共"利益，但在存在階級差別與對抗的社會中，不同的階級都力圖奪取國家的政權來保障、擴大本身的利益，結果一般都由最強大的、經濟上佔優勢的階級奪得政權，把本階級的特殊利益說成是社會的共同利益，斥責不服其統治、挑戰其權威者為危害"秩序"的社會公敵，運用國家機器加以鎮壓。因而，階級社會中的國家政權通常是統治階級壓制被統治階級的工具。

3.私有制的階級社會的國家政權依照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採取了不同的形式。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生產出滿足食、衣、住、行的需求的物品。每個社會都靠勞動者運用生產工具開發自然資源或人造的原料製造出這些生活必需品。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即：生產工具和土地、原料這些勞動對象）的關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不相同。例如：在奴隸制時期，奴隸本身是生殺大權操於奴隸主之手的活「工具」，當然更不可能擁有鋤頭、犁牛、土地這些生產資料，奴隸只能在奴隸主的強迫下使用主人所擁有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而所有的勞動產品，歸主人支配。在資本主義時期的工人，雖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但也不具備生產資料，他要生存就必須受資本家雇佣，使用資本家私有的機器、廠房、原料才能進行生產，產品歸資本家所有，工人僅獲得維持生存的工資。因此，依據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不同方式，就區分出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與財產所有制。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上，也就產生不同形式的階級關係與國家政權的形式。這些不同形式的國家政權的主要職責就是維護由統治階級支配的社會經濟結構與財產所有制。國家政權一方面提供有產階級生產活動所必須的共用生產條件，例如大型水利工程、運河、公路等；另一方面則一手運用軍、警、司法監獄等國家暴力機關壓制被剝削階級，使之不敢反抗，一手運用教育機構、宗教等灌輸人民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思想意識（例如：封建專制時期的忠孝節義，資本主義時期的"自由"、"民主"）使之認為統治階級與國家政權的支配是合理、正當的。這樣，國家政權就可以鞏固社會經濟結構，為統治階級創造有利於剝削被統治階級的政治經濟條件，不致讓階級對抗破壞社會秩序，動搖階級統治的基礎。（以上參見馬克思與恩格斯1972〔1845-1846〕；馬克思1980〔1857-1858〕，1975；恩格斯1972〔1878〕，1972〔1884〕，1972〔1886〕）

必須運用辯證法才能了解唯物史觀

基於上述觀點，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家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採取的一種組織形式」（馬克思恩格斯1972〔1845-1846〕：69）。恩格斯進一步闡釋說：

「現代國家都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恩格斯1972〔1878〕：318）

「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切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1972〔1891〕：336）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上述這些觀點，只是馬克思、恩格斯根據歷史唯物論，對由奴隸制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政權的性質與作用的一般性概括，絕不能當做抽象的公式直接套用在國家問題的具體研究上。恩格斯指責在馬克思生前，就有不少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由於不懂得唯物辯証法與思想上的怠惰，把歷史唯物論當成公式、教條胡亂貼到各種事物上，事實上是把唯物史觀「當作不研究歷史的藉口」，導致唯物史觀「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見恩格斯1890年致康·施米特與約·布洛赫的信）。科學的理論從複雜萬端的現象中捨棄偶然、例外的東西，找出規律、通則，是為了抓住事物的本質，以便深刻、準確地掌握事物，但絕不忽視、否認偶然、例外的存在，在辯證法中，現象與本質、偶然與必然、例外與通則、特殊與普遍，本是既對立又統一的。但長期以來，許多不論是接受唯物史觀或反對唯物史觀的人都未能了解這一點，以至產生諸多混亂的觀點與無謂的爭議，在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上也不免乎此。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唯物史觀認為，隨著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人類社會根據是否佔有生產資料劃分為統治階級與被剝削階級，這些不同階級在經濟生產中的關係構成的經濟結構，就成了政治、法律與思想、道德變化發展的基礎。因此，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經濟是基礎，是決定性的因素，而國家政權、政治制度則附屬於經濟的生產方式。國家政權是為維護、鞏固在經濟生產中佔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服務的，是統治階級用來馴服被統治階級最有效的機器（見馬克思1972〔1859〕；恩格斯1972〔1878〕，1972〔1884〕，1972〔1886〕）。

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誤解

由於唯物史觀強調了經濟基礎對國家政權的制約作用，以及國家政權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性，遂使不少人誤以為在歷史唯物論中，第一，國家機器必須由在經濟上佔優勢的統治階級親自掌握，第二，國家機器相對於經濟基礎僅是消極、被動的，不會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積極影響經濟的發展，國家機器的官僚也沒有本身特殊的利益。因而，在國家與統治階級的關係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上，發生了長期的熱烈爭論（註二）。

其實，如果懂得馬克思與恩格斯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諸多誤解便可輕易廓清。辯證法與機械論思維方式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機械論把事物看成是由分割開來、互不聯繫的片段零件機械地組合起來的，而辯證法則認為事物是由相互作用的不同要素構成的有機體。在構成有機總體的各個部分之間，固然有主要與次要之別，但又都以他方為本身存在的條件，而各部分之間的主次關係也會因具體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轉換。用辯證法來認識唯物史觀，便可知道作為社會基礎的經濟結構與作為上層建築的國家政權是互為存在條件的，國家政權的形式固然由經濟結構的變化衍生而出，但經濟結構也賴國家政權才得以鞏固，國家的政策也影響經濟發展，在階級鬥爭激化，政爭熾熱因而破壞了社會穩定，嚴重干擾了經濟生產時，國家政權能否恢復社會秩序，更是成了經濟結構能否維持的決定性因素。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靈魂就是「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分析歷史與現實的政治經濟問題時，總是根據具體的條件，運用歷史唯物論的原理與辯證法，來論述政治與經濟、國家政權與統治階級之間的關係，從不套用公式（註三）。這明顯地表現在他們評述法國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國與德國俾斯麥時期的國家政權與經濟發展的著作上（馬克思1972〔1850〕，1972〔1852〕，1972〔1871〕；恩格斯1972〔1870〕，1972〔1872〕，1972〔1884〕，1972〔1891〕）。

從上舉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馬克思與恩格斯論述某個主權國家的國家機器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形式與作用時，其方法是：一、把該國放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內，考察該國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二、分析該國的生產方式與經濟發展階段所形成的各種階級勢力及其相互關係；三、從該國各階級間的鬥爭導致的階級的勢力消長，說明國家政權與各階級的關係及其表現形式（即：是君主立憲制或議會民主制或獨裁制）；四、指出經濟因素對於階級鬥爭與國家政權的影響，以及國家政權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這裡沒有一丁半點“經濟決定論”（economicsism）和“經濟歸原論”（economic reductionism）的影子。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政治經濟職能

總結上述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闡釋，我們可以得知：一、恩格斯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不論形式如何，都是「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並不意謂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一定要由資本家親自當權執政。資產階級是否親掌政權取決於歷史因素、經濟狀況、階級鬥爭的結果與國際的政治經濟形勢。因而，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也可能相對獨立於資產階級的控制。不論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是否由資產階級直接掌管，它總要執行恩格斯所說的一般國家職能，即緩和階級的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範圍以內」，使「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緩和階級衝突可以用專制形式（如波拿巴政權、法西斯政權），也可以用社會福利國家的形式（如二戰後的西歐），只要能緩和階級矛盾，維護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使資本家得以在雇傭勞動制度下繼續剝削工人，就符合整個資本家階級長期的利益，國家機器也就執行了「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的職能，從而國家機器的高階官僚也能繼續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中獲取豐厚的薪金並從各種門路揩得油水。恩格斯對波拿巴政權的描述，很可說明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特點：「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說要保護資產階級反對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說要保護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名義下，奪去了資本家的政權；但他的統治同時又便利了投機事業與工業活動，簡言之，使整個資產階級的經濟繁榮與發財致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得到更大程度發展的還是貪污舞弊和普遍盜竊行為，它們以皇帝作為中心，從這種發財致富當中抽取巨額的紅利。」（恩格斯1972〔1891〕：327）。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作為“理想的總資本家”的本質，除了表現在緩和階級衝突的政治職能外，還呈現在其經濟職能上。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經濟職能會因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大體說來為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會：一、提供一般的生產條件，即：水、電、公路、鐵路、港口、機場、郵政、電信等基礎設施；二、興辦教育、支持基礎科學研究與尖端的科技研發、開發工業區與科學園；三、出現失業、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時，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穩定宏觀經濟，避免經濟崩潰，引發政治危機；四、保護本國特定產業並拓展外銷市場，破除對外投資障礙，以利資本輸出，加強本國資本的國際競爭力。這些經濟政策無不是利用國家預算圖利資本家。第一項是所有企業進行生產的必要物質條件，但或因興建所需的資本額過大，私人資本無力負擔，或因無法獨佔使用，社會利益高於私人利益（即資產階級經濟學所說的「公共品」）而無利可圖，遂由國家出資興建，以低價提供企業。不過，只要私人資本壯大到有能力承擔建造且有厚利可圖，即可交由私人資本經營，近年台灣的高鐵委由私人資本興建，與中華電信、台鐵的私有化政策即是例證。第二項的高科技研發（如：核能、航天、電子、生物等）所需經費龐大、時間長且成果難以預期，遂由國家承擔資金與風險，再將研究成果轉移私人資本。工業區與科學園區則是國家為私人資本提供良好、低廉的生產環境。教育即是對勞動力的培訓，本屬勞動力的生產費用，但因其外溢的經濟效果大，具公共品的性質，其費用主要也由國家支出。這兩大項的國家支出無不有利於降低資本家的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的利潤，促進私人資本積累。第三項挽救經濟危機的措施，目的在從總體上維護資本主義經濟於不墜。在經濟蕭條、總需求不足時，國家興建公共工程，並向私人企業大量採購生產過剩的產品，即為私人企業創造市場，提供獲利機會。

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是資本家的國家？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所以充當“理想的總資本家”主要是因為在結構上資本主義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經濟活動主要由資本家掌握資本、勞動力、土地這些生產要素來進行生產、交換，私人資本的積累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而國家機器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向利潤與工資徵稅，在國庫困窘時，還須向民間舉債，國家機器的運行與官僚的收入不能不高度依賴私人資本的積累。於是，維護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再生產，在國內與國外促進私人資本的積累，推動經濟增長，乃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第一要務。

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行政首長與議員皆由選舉選產生。由於選舉所需的廣告、宣傳、人事、行政各項費用日趨龐大，候選人與政黨往往須向資產階級募集競選費用，得到大量捐助的候選人與政黨自然勝算較大。勝選後的行政首長與政黨把國家行政資源當成戰利品，論功行賞、分官授爵，大肆進行權位分贓，資產階級或其代理人往往因此得以取得高官厚祿，與聞決策，最典型的就是美國的「分贓體制」（Spoils system）。在立法部門，資產階級同樣可以通過親自參選或選擇代理人進入議會，並在制訂、審查法案時，以利益團體遊說、施壓，使有利於己的法案通過。於是所謂「利益輸送」、「權位分贓」、「官商勾結」的戲碼或明或暗無不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頻繁上演。整個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當然要大受資產階級的左右（註四）。

在右派政權政績不佳、經濟衰退、過度忽視中下階級人民的利益而民怨加深時，改良派的中間偏左政黨也可取得政權，通過財稅政策實行收入再分配，加強社會福利措施。這看似會傷害資產階級的資本積累，但其實是國家機器安撫中下階級的不滿，為資產階級支付社會保險費用，協助穩定資本主義秩序，以保持資本剝削勞動的雇傭制度的作為。一待國家財政不堪負荷，資產階級也以不願投資相威脅，這類麻醉止痛的葯方即告失靈，此所以西方社會福利國家制度崩塌，而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民黨的經濟政策也紛紛右傾之故。

出路何在？

經過上述的分析，回頭再看台灣的金權政治便可了解癥結所在。台灣在兩蔣的戒嚴期，金權政治之所以沒有全面浮現，有幾個因素：一、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初，直接從大陸帶來一個龐大的黨、政、軍、特人員組成的國家統治機器，接收了日本遺留下的工、商、金融企業，轉為官營與黨營企業，又有美國巨額的經濟、軍事援助，故而在政治、經濟上掌握了絕對支配權。二、從階級關係來看，農村的地主階級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遭到鏟除，新生的小農階級對國民黨感恩戴德，只是在「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損及農民的利益後，在八0年代才出現大規模的抗議之聲。大資產階級則靠國家機器哺育茁壯，並無對抗之心，也無主導政策之力。工人階級在戒嚴體制下遭到嚴密控制，又受到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左翼的思想、力量復被鎮壓殆盡，也就難以起而抗爭。故而國家機器在八0年代之前可謂君臨台灣社會之上，享有不受制約的高度自主性。三、在威權體制下，所開放者為地方選舉，中央民代僅有局部小額的增補選，權力與金錢的交易局限在地方派系。解嚴後，威權不再，新興的資產階級如脫柙猛獸，可以意氣風發、肆無忌憚地高視闊步了。台灣從經濟到政治體制更徹底的資本主義化，從中央民意代表到省市長、總統逐步開放民選。每次大選競爭激烈，選舉經費不斷攀升，政客、政黨紛向資本家尋求金錢奧援，資產階級也視參選或挹注資金為政治投資，冀圖憑藉經濟優勢左右國家機器的政策與法案，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金權政治遂大肆泛濫。1990年李登輝公開宣示：「政府的責任就是為資本家賺錢」，很能說明台灣的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已進入一個新紀元。

面對當前日益惡化的金權政治，恩格斯在1884年的一段話，應可供我們深加思考：

「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這裡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裡，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麼辦了。」（恩格斯1972〔1884〕：169-170）◎

註釋

１． 恩格斯在1891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單行本寫的導言中說：「正是在美國，"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厲害地構成國民中一個特殊的和富有權勢的部分。那裡，兩個輪流執政的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都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收入豐厚的生意，拿合眾國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而在本黨勝利後取得相當職位作為報酬。⋯⋯我們在那裡可以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職掌政權，用最骯髒的手段為最卑鄙的目的運用這個政權，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個大的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統治和掠奪國民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335）

恩格斯百餘年前的這個論斷並沒有過時，依然準確地道出了美國政治的實相。在美國，揭露美國金權政治的著作所在多有。這裡僅舉較為著名的兩本，供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參考：Etzioni , A.（1984）; Thomas R. Dye and Harmon zeugler（1996） 。

2．  西方學界自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展開了關於國家理論的長期爭論。這些爭論雖然對釐清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不無裨益，也做了一些有意義的補充，但大部分的爭執其實都出於對馬克斯與恩格斯的國家觀點的誤解。評析這些爭論的意義需另有專文，而非本文主旨，故在此略過不提。這些爭論的主要觀點，請參閱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1978）; R. Miliband（1977，1983）; N. Poulantzas（1973，1975，1980）; Block，F.（1989）; S. clarke.（1991）; C. Offe（1984）; B. Jessop（1982，1990）;  P.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eds. （1985）。

3．  思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約·布洛赫的信中說：「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一關係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係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這裡就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了。可惜人們往往以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還並不總是掌握得正確，那就算已經充分理解了新理論並且立刻就能夠應用它了。在這方面我是可以責備許多最新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的確也引起過驚人的混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479）

4． 1950年代美國總統艾森豪曾說美國政府官僚、軍方與軍火工業構成的"軍事—產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主導了美國的重大政策。1997年全球金融風暴後，美國著名的自由貿易經濟學者巴格瓦帝（Gagdish Bhagwati）也指出，美國的財政部長大多出身華爾街的金融大亨，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與世界銀行的決策者也都與金融界水乳交融，因此形成"華爾街—財政部複合體"（ Wallstreet-Treasury complex），主導了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政策。目前美國小布希政權更是眾所週知的石油幫。

參考書目舉要

馬克斯與恩格斯（1872〔1845-1846〕）〈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1972〔1850〕）〈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59〕）〈政治資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50〕）〈1848年至1850年的法西斯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52〕）〈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1972〔1871〕）〈法西斯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75〕）〈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1857-1858〕）《經濟學手搞》下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1972〔1872〕）〈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70，1874〕）〈德國農民戰爭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78〕）〈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84〕）〈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886〕）〈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Block,  F.（1989）Revising State The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Clarke, S.（1991）The State Debate. London: Macmillan.

Dye, Thomas R. and Harmon Zeigler（1996）The Irony of Democracy.Ver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Etzioni, A.（1984）Capital Corruption. San Diego: Haroourt Brace Jovanorich.

Evans, P. R. , Rueschemeyer, D. and Skocpol, T. , eds.（1985）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msci, A.（197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Holloway, John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Jessop, B.（1982）The Capitalist Stat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90）State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iliband, R.（1969）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Y. : Basic Books.

───（1977）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London: Verso.

Offe, C.（1984）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Poulantzas, N.（1973〔1968〕）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1978〕）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