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刊:從《臺灣論》風波剖視臺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杜繼平)

小林善紀的《臺灣論》扭曲臺灣歷史﹐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正當化的無恥讕言﹐激起了臺灣學術文化界的有識之士﹑婦女團體與在野黨派的大加撻伐。而台獨派的知識份子﹑政治人物與團體則極力聲援小林與其台獨盟友金美齡﹑許文龍等人﹐雙方激烈的鏖戰﹐在臺灣喧騰數月之久﹐始漸平息。在這次風波中﹐自李登輝以降的臺灣分離主義者﹐以被殖民者的身份卻站在殖民者立場﹐歌頌日本殖民統治﹐諂媚日本帝國主義主子﹐充分暴露他們毫無自尊﹑自覺的奴顏與媚骨。對臺灣分離主義者的奴才意識﹐不論是為爭取臺灣人的尊嚴或遏止日本右翼的進一步倡狂囂張﹐避免軍國主義的惡靈復蘇重生﹐都必須深加剖析﹐嚴予批判。

一﹑臺灣分離主義者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功績

在《臺灣論》中﹐小林善紀引述了臺灣分離主義者諸多推崇日本殖民統治﹐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殖民辯護的言論。前臺灣總統李登輝這位被小林稱為“具備純粹日本精神的人物”﹑“日本精神的繼承者”﹐在與小林會面時﹐開門見山就說﹕“我覺得有必要讓現在的日本年輕人瞭解日本的事情。……必須讓他們瞭解﹐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日本人究竟做了些什麼﹖學校的老師大概只會告訴他們﹐日本將臺灣納入殖民地﹐而且做了一些損人利己的事情吧﹗然而日本在臺灣所做的一切﹐卻值得在歷史上好好記上一筆﹗一定要讓他們知道﹗日本人曾經在這裡做過了不起的事情﹗……大家都會這樣認為﹐如果臺灣未曾經過日本統治的話﹐今天的處境恐怕比海南島還要淒慘吧……”﹙小林善紀2001a: 22-23﹔另參見﹕李登輝 小林善紀2001: 11﹚。李登輝的這些言論令小林有不可思議之感﹐他發現李登輝觀點與其一致﹐兩人的企圖十分契合﹐不覺又驚又喜。李登輝的好友﹑大資本家許文龍更為露骨地為日本帝國主義張目說﹕“現在的日本人真的很對不起以前的日本人﹐日教組的教育方針錯誤﹐完全不提日本戰前的功績﹐一味地認為過去的都是錯誤。他們一再強調日本犯了侵略中國等錯誤﹐日本人也做了許多好事﹐沒有那麼壞。”﹙小林善紀2001a: 202﹚許文龍完全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立場指稱﹐為抗日而犧牲的臺灣義勇軍不值得高度評價為“英雄”﹐“說得更明白些﹐庶民並不在乎統治者究竟是誰—只要社會能夠有秩序﹐治安良好﹐稅金合理……誰來統治都一樣﹗”﹙同上﹕127﹚。他稱頌日本的殖民統治說﹕“日本人當時為了促進自身的利益﹐對全世界展現日本的國威﹐確實在臺灣投下難以衡量的心力﹐完成許多偉大的事業……而臺灣人也因此得以嘗到幸福的滋味。……以統治者的角度而言﹐衛生醫療與教育可說是最不划算的投資。因為投下的資金至少須等二﹑三十年才能見到成效。英國﹑西班牙等老牌的殖民帝國﹐從未花心思在殖民地的教育普及上。以我個人的觀點﹐日本的臺灣統治確實稱得上良心之舉。當時臺灣不僅容易找工作﹐收入也不錯﹐再加上治安良好﹐簡直與天堂相去不遠﹐因此吸引大批移民。而且這種情況並不僅限於臺灣。……由於日本人在滿州推行各種善政﹐因此吸引大批華北人民移居。……臺灣的基礎建設幾乎都在日治時期完成﹐……我們確實有必要感謝當時的日本人﹐給予他們公正的評價﹗”李登輝對許文龍的說詞表示﹕“我百分之百同意﹗日本人的的確在臺灣做過了不起的大事﹗”﹙同上﹕134-135﹚類似的論調也出現于李登輝的一些密友如﹕蔡焜燦﹑彭榮次﹑何既明等在日本“皇民化”運動中成長的臺灣分離主義者口中。

李登輝﹑許文龍等人諸如此類諂媚日本殖民主義﹐踐踏臺灣人民尊嚴的無恥言論﹐遭到反對日本殖民主義者的激烈抨擊﹐臺灣的原慰安婦甚至痛駡許文龍侮辱慰安婦的言論為“禽獸”﹑“畜生”之行。但臺灣分離主義者卻在《自由時報》﹑《臺灣日報》﹑《新臺灣週刊》﹑《自立晚報》等分離主義色彩鮮明的報刊雜誌上﹐以評論﹑座談會等方式大肆讚揚《臺灣論》﹐聲援李登輝﹑許文龍﹑金美齡等人的媚日言行。台獨社團更四處舉辦贈送《臺灣論》的活動﹐為《臺灣論》助勢。以下我們略舉數例﹐以見其一斑。台獨“建國党”主席何文杞說﹕“統派及統派媒體對《臺灣論》的叫囂﹑炒作‘慰安婦’議題來仇日反臺灣﹐事實上他們心裡非常害怕﹐因為小林善紀雖是日本右派作家﹐但他的《臺灣論》一書透過書中政治人物﹑日治時代臺灣人﹑戰後受國民黨殖民教育的年輕一代﹐及一般民眾等各個世代及階層來闡揚臺灣意識﹐將此臺灣意識歸統於‘新傲骨精神’﹐所謂的‘新傲骨精神’即作者源自‘傲慢’之義自創的語言﹐其要傳達的訊息是敢於用自己的直覺與認知貫徹其志﹐而從這個意義下﹐我們循著《臺灣論》的脈絡行走﹐‘新傲骨精神’就是臺灣人不同于中國人和韓國人的傲慢﹐而是具有個人主義與獨立自主的獨特性格﹐所以﹐‘臺灣人已經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民族’﹐‘在這個鳥嶼獨特的歷史經驗中﹐臺灣人的國民性格已然誕生﹗’﹙《自由時報》二○○一年三月六日﹚。台獨派的“旅日臺灣同鄉會”會長林建良則表示“《臺灣論》是站在臺灣人觀點描繪臺灣歷史的著作”﹙小林善紀2001b: 155﹚。由高雄地區的教授﹑醫師組成的台獨社團“南社”也強調﹕“小林善紀這本書對臺灣歷史有真實交代﹐如果不是鏡子﹐至少也是棍棒﹐可以敲醒臺灣人民﹐讓臺灣人民思考自己的過去與未來。”﹙同上﹕147﹚。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讚賞《臺灣論》說﹕“我對這本書的評價很高﹐……整體來看﹐對臺灣是很有幫助的一本書”﹙《財訊》﹐二○○一年三月號﹚。台獨社團“臺灣教師聯盟”﹑“臺灣教授協會”甚至主張把《臺灣論》列為教科書補助教材。台獨派人士在《臺灣論》風波中﹐支持小林善紀﹑李登輝﹑金美齡﹑許文龍等人的行動﹐就充斥著這一類的論調。

臺灣分離主義者之所以肯定《臺灣論》﹐發出這些荒謬無恥的言論。主要是因﹕一﹑臣服在日本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下﹐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思想的俘虜﹔二﹑企圖勾結日本右翼勢力﹐與中國對抗﹐達到分離的目的。

二﹑從後殖民理論觀點剖析奴才意識的形成

曾任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很深刻地指出﹐不論要奪取政權或鞏固統治﹐都必須運用好武力與文化這兩項既對立又統一的要素﹐即﹕強制與同意﹑壓迫與說服﹑暴力與文明﹑威勢與教化﹐必須雙管齊下﹐兩者並舉﹙Gramsci 1971:169-170﹚。葛蘭西特別強調了在政治鬥爭中取得知識﹑道德上的意識形態主導權﹙hegemony或曰文化霸權﹚的重要性。意識形態的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意識形態包含了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規範等內容﹐構成了人行動與為人處事的主要依據﹐更確切地說﹐人作為主體是由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參考﹕Althusser 1977: 127-186﹚。

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不僅僅是用暴力壓制殖民地人民﹐掠奪殖民地的經濟資源﹐還以優勢文化自居﹐摧毀殖民地的固有文化傳統﹐用殖民者的價值體系重新塑造被殖民者的價值觀﹐宰制被殖民者的心靈﹑思想﹐使被殖民者不論在肉體上或心靈上都淪為馴服的奴才而不自覺。殖民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的控制﹐對殖民地人民的危害比暴力統治更為深遠﹐為禍更為劇烈。殖民地人民心靈上遭受到的殖民體制毒害﹐並不會因為殖民勢力的退出而立即冰消瓦解。殖民地在形式上獲得政治獨立後﹐殖民者的意識形態主導優勢或文化霸權依舊可以持續發揮控制前殖民地人民思想的主宰作用。後殖民理論的興起正是為了清理殖民主義在前殖民地人民思想中的遺毒﹐力圖摧陷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祛除前殖民地人民思想中不自覺的奴性﹐使之從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樊籠中超拔而出﹐重建被奴役者自覺的主體地位﹐恢復其尊嚴與自信。

法農﹙Frantz Fanon﹚在批判殖民者通過破壞﹑扭曲殖民地的文化傳統以建立殖民主義的文化霸權時說﹕

“壓迫者並不力圖讓自己相信被壓迫民族及其文化在客觀上不存在。而是盡其所能地想方設法要被殖民者承認業已化成其本能的行為模式的本國文化是劣等的文化﹐要被殖民者認為他的‘民族’是不真實的﹐最終更要被殖民者自認連他自己的生理結構也是混雜不清﹑滿是缺陷的。”﹙Fanon 1966: 190﹚

法農還指出﹕

“殖民主義不會只滿足於統治被支配社會的現在與未來。殖民主義不會僅是緊緊掌握一個民族﹐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就甘心罷手。殖民主義還會依據邪惡的邏輯﹐把摩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殖民時期的特徵就是殖民者力圖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看看殖民者的所做所為就可知道他們幹得十分徹底﹐殖民統治所希望做到的﹐實際上就是要當地人相信殖民主義是為照亮身陷黑暗的他們而來的。殖民主義有意造成的效果是﹐讓當地人以為﹐要是殖民者離開﹐他們馬上就會重新淪入粗野﹑墮落﹑野蠻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凡是拿起武器捍衛本民族存在的價值﹐凡是要拿出證據證實本民族存在的價值﹐願意坦露胸懷研究本身歷史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就必須剖析他的人民的心靈。”﹙Fanon 1966: 170-171﹚

許多後殖民理理論家都強調﹐民族獨立其實未必意味殖民主義的結束。殖民時期殖民者在知識與價值體系上的優勢並未隨殖民統治的消失而偕亡﹐依舊陰魂不散﹐盤踞在前殖民地人民的心靈。民族在形式上的獨立只是掩飾了殖民統治對殖民地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損害﹙Gandhi 1998: 6-7﹚。印度著名的後殖民民理論家南迪﹙Ashis Nandy﹚認為﹐以暴力為手段的強盜式殖民主義攻城掠地﹐赤裸裸地展現了本身的貪婪﹐但以“自由”﹑“文明”為名﹐自詡要開化落後地區﹑啟蒙不文明國家人民心智的殖民主義﹐旨在征服被殖民者的心靈﹐其為害較不易察覺﹐影響卻更為深遠。南迪指出﹕

“這種殖民主義在控制身體之外﹐還統禦心靈。它使被殖民社會傾其全力徹底改變本身文化的價值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現代西方的觀念無孔不入四處滲透﹐從時﹑空領域﹐至心理的範疇﹐概莫能外。‘西方’現在是無所不在﹐既在西方之內﹐也在西方之外﹔在各種結構中﹐也在心靈中。”﹙Nandy 1983; xi﹚

雖然後殖民理論批判的鋒芒主要是針對西方的歐美帝國主義﹐但也同樣適用於日本。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的所謂“近代化”運動。其中心思想即“脫亞入歐”—脫離野蠻未開化﹑落後的亞洲﹐亦步亦趨地向西方學習﹐以求與歐洲強權並駕齊驅﹐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在獲得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兩次勝利後﹐日本儼然以亞洲的雄主自居﹐自以為負有“開化”尚未近代化的亞洲落後國家的“文明”使命﹐並以此為對外侵略的口實。它對臺灣﹑朝鮮的殖民統治與西方帝國主義如出一轍﹐同樣在殖民地烙下了深重的傷痕﹐而尤以臺灣為嚴重。

日本據台前三十餘年的施政主要側重在鎮壓抗日運動與掠奪臺灣的經濟資源﹐尚未暇全面改造臺灣人的文化﹑意識。到一九三○年代大舉入侵中國大陸﹐進而染指東南亞諸國後﹐為了補本國人力﹑物力之不足﹐遂全力動員殖民地人民與物資﹐投入所謂的“大東亞戰爭”。於是展開同化運動﹐著力於消滅臺灣人的中國民族意識﹐禁用漢文﹐鼓勵改用日本姓氏﹑崇拜日本神道教﹐並大肆發動鄙視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反華﹑仇華宣傳﹐力圖改造臺灣人成為誓死效忠日本天皇的“皇民”﹐實際上就是意圖使殖民地人民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奴僕﹑鷹犬。這集中表現在一九三七年開始的“皇民化運動”上。這些歷史的鏤痕很生動地呈現在當時的“皇民文學”與楊威理所著的葉盛吉傳記《雙鄉記》中。日本的殖民統治在臺灣製造了一種喪失自尊﹑自覺﹐身為被殖民者卻站在殖民者立場歌頌殖民統治的奴才意識。

前面提到主體是被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主體”的英文subject﹐其實有相反的雙重涵義﹐它既指相對於客體的認識主體﹐在歷史中產生能動作用的主體﹐又指被統治的臣屬之民。因而﹐人若是不經過批判性的反思與實踐﹐穿透由教育﹑傳媒等方式塑造的意識形態﹐那麼就只能成為受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宰製的沒有清醒的自覺意識的“臣屬之民”﹐而不是真正具有自主能力﹑自覺意識的“主體”。

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就像法農所說的﹕“……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把魔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然後再灌輸日本統治者的世界觀﹑價值觀﹐力圖在臺灣人民腦中建構所謂“日本精神”的意識形態。於是﹐一些臺灣人就這樣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精神俘虜﹐喪失了自尊與自覺﹐產生了身份認同的迷失與危機。這種身份認同的迷失與危機在臺灣光復後﹐由於“二二八”事變與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高壓統治又受到了強化﹐構成臺灣分主義的心理基礎。

臺灣分離主義者自早期的台獨運動領導人王育德﹑邱永漢﹐以迄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等人不斷發出“日本是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日本建設臺灣有功”之類的媚日論調﹐正是喪失了主體性的奴才意識的表現。極為諷刺的是﹐這些以臺灣人的代表自居﹐經常高喊要建立“臺灣人的主體性”以脫離中國的分離主義者﹐實質上﹐在骨子裡卻是最缺乏真正的臺灣人主體意識的日本帝國主義奴才。

在《臺灣論》裡﹐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何既明這些成長於“皇民化”運動中的媚日派﹐津津樂道日本殖民臺灣時的基礎建設與教育普及﹐深致感恩戴德之意﹐充分顯示其不自覺的奴化意識與對殖民統治本質的無知。關於李登輝等人的這類媚日論調﹐已故的臺灣史專家戴國輝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批判說﹕

“李登輝對臺灣史的見解﹐也有他的局限性。比方說﹐他看重日帝留下來的產業基礎建設﹐但歷史的大是大非他並沒有搞清楚。從社會科學的立場而言﹐殖民統治是應該分為三個層次來討論﹕第一﹑殖民的動機﹔第二﹑殖民統治的過程﹔第三﹑殖民統治的結果。

就動機論﹐日帝統治臺灣不是為了慈善﹐更不是為臺灣人的利益。就過程論﹐史實告訴我們﹐日帝是殘忍無道的﹐如‘西來庵事件’﹙1915年﹐引發屠村事件﹚﹑‘霧社事件’﹙一九三○年﹐日帝用毒瓦斯彈鎮壓原住民﹚。就結果論﹐殖民統治留下的‘遺產’如何解讀﹖當前被自我迷失者視為正面價值者主要為產業基礎建設﹐這些難道是日帝甘願留給我們的嗎﹖當然不是—日帝戰敗只好捲舖蓋走路﹐留下帶不走的基礎建設罷了。這些建設的主要資金﹐還不是來自臺灣的稅金﹐僅以教育建設為例﹐臺灣人納稅建校﹐卻限制臺灣人入學﹐李先生不也嘗過苦頭的嗎﹖對此猶不清楚﹐豈非可歎﹗

再如嘉南大圳﹐原本設計是為了日系糖業公司確保原料廿蔗供需所做﹐當年多少台籍蔗農受其苦遭其辱﹐這個大是大非若都能忘記﹐還能面對自己的祖先嗎﹖我真不敢相信嘉南平原老百姓的後裔﹐會那麼沒有骨氣地健忘。”﹙戴國輝﹑王作榮2001: 55-56﹚

戴國輝更毫不容情地痛斥台獨的“被殖民心態”說﹕

“建構具有主體性的臺灣人意識是使之超越特殊性的先決條件﹐但既往的意識卻始終耽溺於日本殖民地統治的遺毒﹐及戰後政治性挫折的傷痕﹐過去台獨人士所主張的‘臺灣民族論’﹐不僅不接納臺灣的外省人﹐甚至主張臺灣人和中國人是不同的民族﹐台獨原本是一種政治選擇﹐但為此不惜在‘國民黨把臺灣當殖民地統治’的誤認下﹐形成排外﹑閉鎖的心態﹐甚至讚揚日本帝國主義對臺灣殖民統治的功勞。此種‘被殖民心態’也存在於一些中產階級以上的台籍知識份子中﹐尤其他們在戰後遭到太多政治性的折及傷痕﹐抑鬱的苦悶終於爆發成對體制強烈的不滿。

這種心態可以說是在日本殖民體制統治下﹐受到日本殖民價值體系的殘害﹐失去對自我民族﹑文化的信心暨信仰﹐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過去殖民統治者的價值體系﹐以‘日本尺碼’來看事情。將日本初期統治臺灣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視為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或‘臺灣是經由日本統治才被近代化’的類似議論﹐就是‘日本尺碼’遺害之最明顯的例子。”﹙戴國輝1999: 197-198﹚

殖民統治者在殖民地實施的教育﹐主要用意在於改造被殖民者的意識﹐加以馴服﹑奴化﹐塑造效忠殖民主人的“臣屬之民”﹙subject﹚。可是﹐許文龍﹑何暨明﹑蔡焜燦這些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奴隸卻毫無這樣的認知與自覺﹐在《臺灣論》中﹐頻頻對日本教育表達感謝之意。日本學者西野英禮對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教育曾有如下極為深刻的批判﹕

“借著教育制度的確立或同化教育的美名的所謂‘教育’﹐是使在日本統治時代長成而被剝奪以母國語表現的臺灣人﹐現在無法用母國語來寫文章﹐只能寫日本語。臺灣的新文化就在胎兒時的情形被絞殺了。由於日本人的教育﹐臺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臺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後還要使臺灣民眾的痛苦再挨幾十年﹖我以為在日本的臺灣殖民地化之中﹐最受誇的教育制度的確立﹐不就是對於住民最為野蠻的行為嗎﹖我以為這是比任何血腥彈壓﹐還要來得野蠻﹗從最近新聞雜誌的記事看到日本話在現在常被使用﹐就好像被害之深重新被指出﹔同時其記事的愚蠢及得意的樣子﹐使人不堪忍受。殖民地化的結果﹐不可以說是惡的也有﹐善的也有。看起來只有善的﹐但其善在結構上可以產生巨大的惡﹐這就是殖民地制度。”﹙西野英禮1985〔1961〕﹚

西野英禮所指出的“使臺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最明顯地體現在許文龍的身上。日本帝國主義餘孽及其徒子徒孫多年來對發動侵略中國與亞洲各國的戰爭始終沒有悔罪之意﹐一再不惜捏造證據﹐矯詞強辯﹐文過飾非。如﹕對1937年月日的“蘆溝橋事變”誣指是中國方面先殺害日本士兵才引發中日開戰﹔對1932年侵佔中國東北﹐成立偽滿州國﹐誑稱是為了建立五族共和的王道樂土﹔對“南京大屠殺”則崢眼說瞎話地妄斷為“虛構”﹔而對普受譴責的“慰安婦”性奴隸制度更極力否認與日本政府﹑軍隊有關﹐狡辯其純為民間召募妓女入軍服務交易的“商業行為”﹙詳情參見蘇智良2001﹐特別是第章﹚。日本右翼反動勢力的這些無恥讕言﹐許文龍毫不思考﹑查證﹐照單全收﹐在《臺灣論》中﹐大放厥辭﹐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矯飾辯解。從《臺灣論》中看到殖民主義對被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毒害竟可以如此之深且久﹐真令人悚然而驚﹐不寒而慄﹗

三﹑日本右翼與臺灣分離主義者狼狽為奸的企圖

李登輝等臺灣分離主義者的厚顏媚日除了意識形態上陷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囚籠無能自拔外﹐還有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妄圖憑藉日本右翼的力量﹐與中國對抗﹐達到脫離中國的目的。小林善紀在《李登輝學校的教誨》一書的後記中﹐區分了兩種“親日派”﹕

“以前我曾聽說﹐臺灣的親日派實際上分兩種類型。一種是無條件的偏袒日本﹐認為自己所受的日本教育是很了不起的﹐日本式的作法都是好的。這些人也可稱為‘愛日派’﹐主要以瞭解日本殖民時代的老一輩人居多。但是﹐他們對於日本的喜好其實是非常感情用事﹐一旦遭受日本嚴厲的對待﹐恐怕就會無法承受。另一種可以稱之為‘冷靜的親日派’﹐這些人對於日本完全不存任何幻想﹐而且戰後幾度遭到日本的背棄﹐對日本也深感失望。

而這些人雖然非常瞭解日本壞的一面﹐卻非常冷靜﹕深知臺灣要生存唯有靠日本。因為這樣的想法﹐就算日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他們對日本的親善態度也不會有太大改變。

從這樣的分類法來看李登輝先生﹐他應該是屬於冷靜的親日派吧。當然﹐不只是李先生﹐我想很多對台日關係鞠躬盡瘁的臺灣人﹐大多都是屬於這一派的。

而且﹐他們絕不是戰略性的親日派﹐單單的只是冷靜的親日派。

這些戰後不斷遭到日本背棄﹐但對日本的親愛之情仍深深埋在心坎﹐始終於日本有所期待﹐持續給予日本鼓勵的冷靜親日派﹐確實大有人在。”﹙李登輝 小林善紀2001: 193-194﹚

小林善紀指出﹐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所謂“冷靜的親日派”的親日表現﹐並不只是單純出於感情因素﹐還有實際利害關係的考慮。小林在接受《中國時報》記者劉黎兒的專訪中也指出了李登輝的親日言論背後別有政治企圖﹕

“李登輝先生除了他本人對日本的親密感情之外﹐我和他幾次見面﹐感受到其實也還有戰略的成份在內﹐彼此厲害關係一致﹐他才會和我如此相交一番﹐別忘了他是政治家﹐對於臺灣的處境隨時懷有危機感。……因此李登輝是拼命以親日來博取日本人的好感﹐以備一發生紛爭時﹐日本能伸出援手。”﹙小林善紀2001a: 261-262﹚

那麼﹐以李登輝為代表的臺灣分離主義者出於利害關係考慮的政治企圖是什麼﹖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與臺灣今日的分裂﹐是一九五○年六月廿五日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帝國主義出兵干預中國內政所造成的結果。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與臺灣依附在美國霸權支配下的和平框架內﹙Pax  Americana﹚﹐使右翼勢力獲得了安全的保障與經濟的發展。尤其臺灣更是靠著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支持﹐才得以維持與中國大陸對峙的局面。但美帝的保護傘同時也就是控制的鎖鏈。日本與臺灣在美帝的支配下﹐實質上都缺乏真正的主權與自主性﹐在大政方針上須俯首聽命於華盛頓的指令﹐不得違背美國帝國主義的國家利益﹐一旦發生利害衝突﹐日本與臺灣通常只能忍氣吞聲﹐不敢反目對抗。日本在二戰時遭到美國的痛擊﹐廣島﹑長崎受到美國原子彈的重創後﹐作戰意志瀕臨崩潰﹐終於不得不投降﹐故而日本右翼勢力對美國深懷怨憤。然而戰後日本右翼須靠美國重掌政權並重建經濟﹐心中的不滿只能隱忍不發。但當日本在美國卵翼下﹐經濟高速增展﹐國力增強﹐羽翼漸豐後﹐日本的右翼也就日益感到不耐﹐不甘再雌伏於美國的淫威下。於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日本右翼既不斷發出要敢於向美國說NO的聲音﹙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及石原說“不”的系列著作可為代表﹚﹐也重新編織起恢復二戰前稱霸亞洲的美夢。在臺灣方面﹐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軸一直是豢養臺灣政權充當牽制北京的一條忠狗﹐栓在臺灣頸上的鎖鏈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而可緊可松。在蔣氏政權時代﹐美國以臺灣做為遏制﹙contain﹚中國大陸的工具﹐既保護臺灣不被北京解放﹐又制止國民黨反攻大陸。自一九七○年代美國採取聯中制蘇聯的戰略﹐於一九七二年與北京簽訂《上海公報》後﹐接受北京代表中國的合法性﹐一九七九年更與北京建交﹐在名義上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實際上維持了“兩個中國”的局面﹐但臺灣的地位顯然不及七○年代之前來得鞏固。李登輝上臺後﹐逐步推動與中國漸行漸遠的分離策略﹐企圖把臺灣從實質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現實﹐進一步爭取以美國﹑日本為主的國際勢力的支持﹐達到法理上脫離中國成為獨立國家的目的。但這樣的企圖﹐遭到北京強烈的反制﹐導致中美關係的緊張﹐從而危及美國的利益。一九九六年三月北京對臺灣發動威攝性質的軍事演習﹐美國出動航空母艦示警﹐北京亦派遣核潛艇應對﹐顯示不惜與美國一戰的決心﹐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美國深感事態嚴重﹐警覺美國有被李登輝為首的分離主義勢力拖向與北京正面衝突的危險。美國總統柯林頓於一九九六年七月中旬在《紐約時報》坦白承認過去對華政策的認知有誤﹐柯林頓政府急速調整對華政策﹐以“減少分岐和麻煩﹐擴大共識與合作”的“建設性”態度處理中美關係。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廿六日至十一月二日訪問美國之際﹐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宣告要“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一九九八年六月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時更明白宣示了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的“三不”政策。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在未得到美國同意下逕自發表“兩國論”﹐這項破壞兩岸關係﹐連帶影響美國利益的主張﹐引起美國當局極度不滿﹐隨即派員制止李登輝落實“兩國論”﹐“兩國論”遂胎死腹中﹐未能遂行﹐徒然成為李登輝一廂情願的夢想。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右翼勢力與李登輝對美國都共同懷有相當程度的不滿。

日本右翼一向懷抱稱霸亞洲﹐進而與歐美帝國主義爭雄於世界的野心。即使在戰敗後﹐他們對發動侵略戰爭一點也沒有悔罪之意﹐恬不知恥地宣稱對外侵略是為了“自存自衛和將亞洲從歐美統治下解放出來”。在他們眼裡﹐殖民朝鮮與臺灣非但稱不上罪過﹐而且還是幫助朝鮮﹑臺灣現代化的功德之舉﹙參見蘇智良﹕2001﹚。故而﹐日本右翼始終沒有忘情於臺灣﹐時時不忘把臺灣納入自己的支配之下﹐以為對抗中國之資。此所以數十年來日本右翼不斷支持臺灣分離主義運動的主要原因。一九七○年代之前﹐台獨運動以日本為基地﹐台獨的主要成員不少人或于二戰受日本殖民教育或于戰後留學日本﹐具有濃厚的親日思想﹐長期以來與日本右翼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王育德等親日派所撰寫的臺灣歷史﹐就是以肯定日本殖民臺灣為臺灣奠定了現代化基礎為基調﹐這種謬論流傳日久﹐已成為臺灣分離主義的主要觀點﹐李登輝也加以附和。小林善紀的《臺灣論》正是採取了親日派台獨的歷史觀來為日本的殖民臺灣正當化。

正如小林善紀所指出的﹐李登輝的親日﹙實則是媚日﹚的言論﹐除了感情與思想因素﹐還有其所謂的“戰略成份”。前已述及﹐日本右翼與李登輝都對美國懷有不滿與不信任感。李登輝也見到日本右翼自一九八年代後﹐有日益抬頭之勢﹐不論是出於情感或現實的考慮﹐在李登輝看來﹐日本右翼都是比美國更值得依靠的力量。於是﹐在《臺灣的主張》﹑《亞洲的智略》﹑《李登輝學校的教誨》等書中﹐李登輝便一方面批評美國的對華與對日政策﹐一方面不斷期望日本不要喪失自信﹐不要對美國太過軟弱地言聽計從﹐要日本對美國與中國大陸擺出更強勢的態度﹐充當領導亞洲的角色。在《臺灣的主張》中﹐他說﹕

“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響很多。而臺灣在發展的歷程中﹐也自日本獲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對於臺灣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實﹐表現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國為殖民地﹐絕非良策﹐就國際道義而言﹐更非光彩之事。但若一直耿耿於懷﹐不願向前看﹐對日本既無益處﹐對臺灣也無幫助。”﹙李登輝1999: 190﹚

在與小林善紀會面時﹐李登輝一開始就說“亞洲非得由日本來領導不可”﹐對小林批評日本的教育否定戰前的歷史﹐他也很露骨地回應說﹕

“值得同情的是﹐日本的年輕人一味的接受‘以前的日本做了很多壞事﹐是個壞國家’的觀念與教育﹐年輕人認為日本老是受到批判﹐自己是生長在一個‘很無趣’的國家﹐因而喪失自信。

其實沒那回事﹐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兩者都很重要﹐沒有以前哪有現在呢﹖日本應該正視這一點﹐由此出發好好的改善教育才行。

就我看來﹐日本人本身並沒有認真在思考‘日本是什麼’。日本應該是有自己的主張才會去參戰或與其它國家競爭。這是日本在具備國家主體性之下所做的事﹐但現在的日本人卻很少有這樣的意識。……可以說﹐日本人的想法已經改變了許多。‘以前﹐自我否定得太過分﹐不能再這樣下去’的想法愈來愈強烈。這是非常好的事。

大家不妨以這為契機﹐不論在政壇或民間﹐彼此徹底溝通檢討﹐創造出國內的共識來。日本一定要從這點出發﹐創造出應有的意志和信念﹐從過去喪失自我的狀態中走出來。

而且﹐我認為日本人應該揚棄對過去全盤否定的態度﹐積極肯定現在。這麼一來﹐日本才能真正的站起來。”﹙李登輝 小林善紀 2001: 139, 142-143﹚

李登輝近年來頗多迎合日本右翼立場的言論﹐當然獲得日本右翼份子的歡心﹐中嵨嶺雄﹑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學者﹑政客對他頗多揄揚﹐固不待言。小林善紀更是推崇他為“激蕩的二十世紀末亞洲的偉大政治家﹐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看﹐無疑的﹐他也是一位足以千古流芳的大人物”﹙同上﹕7﹚。小林之所以發出如此言過其實的肉麻頌辭﹐原因無他﹐就是小林自己說的﹕

“對於受到中國﹑韓國﹑美國等戰勝國追究戰爭責任﹐已經極度疲累的日本人來說﹐他的話聽起來很舒服﹐也更加讓我們確信﹐日本是個可以發揮主導權的國家﹐在亞洲只有日本能擔起龍頭角色。”﹙同上﹕195﹚

李登輝推動臺灣與中國分離的國際策略就是呼應美國與日本極右派所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強調臺灣有利於美國﹑日本的戰略價值。他在《臺灣的主張》中說﹕

“從地理位置來看﹐臺灣的存在如果出現危機﹐甚至為中共吞併﹐臺灣週邊海域將會陷入危險﹐使日本在經濟與軍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脅日本的‘存在’。因此﹐從戰略上來看﹐臺灣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義﹐可惜多數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

臺灣對日本而言﹐並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島嶼﹐更不僅是出口產品的物件而已﹐它同時也是攸關日本生存命脈的重要屏障。

臺灣海峽的海﹑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國際貿易航線﹐因此﹐臺灣海峽的和平安全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財產。即使美國和日本有部分亞洲專家及戰略專家主張‘臺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但如果以臺灣海峽的和平安全問題為代價﹐向中共作出讓步﹐則美國與日本亞太事務的領導地位勢將弱化﹐對攸關自身的重大利害與生存問題﹐也將失去發言權。”﹙李登輝1999: 242, 246﹚

對李登輝的這個看法﹐日本右翼學者中嵨嶺雄呼應道﹕“就日本政府官方的立場來看﹐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所揭櫫的‘周邊事態’﹐並未明言涵蓋臺灣。這在官方的發言上﹐或許說得過去﹐但事實上卻是不可行的。台海的安全是日本的生命線﹐具有攸關存亡的重要意義。”﹙李登輝 中嵨嶺雄2000: 94﹚

李登輝這些與美﹑日保守勢力聲氣相通的國際戰略思考﹐代表了整個臺灣分離主義者的思維。民進黨新上任的臺灣總統陳水扁在去年接受日本《世界》雜誌專訪時就說﹕

“今天臺灣的存在﹐對日本應只有好處。如果臺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日本的安全就會立刻受到威脅﹐臺灣海峽對日本人而言﹐同樣是生命線﹐日本所需物資必須經過臺灣海峽。所以臺灣海峽出現危機或者戰爭﹐不只臺灣﹐日本乃至於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地位﹐都會遭受威脅﹐陷於不利狀態。”﹙原載《世界》2000年月號﹐此處轉引自小林善紀2001b: 108﹚

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在高度評價《臺灣論》時﹐也說“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很強大的對手﹐中國一直不放棄武力攻打臺灣﹐我們要尋求我們的朋友﹐可能日本就是尋求的物件之一。”﹙《財訊》2001年月號﹚

小林善紀在批評西尾幹二〈正因為深信﹐所以強烈質疑〉一文﹙《正論》平成年月號﹚時﹐很明確地道出了他出版《臺灣論》的意圖與推崇李登輝等親日派臺灣人的原因﹕

“我主張﹐日本應基於國家利益﹐勇敢地在外交上打‘臺灣牌’﹐這是金美齡女士一貫的主張﹐某個程度上我同意這種‘打臺灣牌’做法。因此﹐我透過臺灣多桑世代﹐如蔡焜燦先生﹑許文龍先生的見解﹐將日本殖民統治與歐美做法完全不同的狀況﹐介紹給日本年輕人瞭解。然而﹐臺灣的媒體還是有人對我大加撻伐。說﹐‘日本右派漫畫家《臺灣論》這本書﹐試圖利用臺灣正當化日本的殖民統治’……臺灣海峽對日本確保自己的海上航線﹙Sea Lane﹚安全﹐難道不重要嗎﹖如果日本想抵擋中國﹑圍堵中國﹐臺灣不是非合作不可的朋友嗎﹖即使日本外交打臺灣牌﹐誰曰不宜﹖只可惜日本人完全不瞭解﹐李登輝等‘日本統治世代’的臺灣人﹐對維護日本國家利益有多難得的貢獻。而要珍惜這類情緣﹐眼前是唯一的機會﹐像我這樣戰後出生的日本人想緬懷﹑見證殖民統治時代的種種﹐當下是唯一機會﹐錯過就不能重新再來。這一切簡直就像時空膠囊﹐都活生生地保存者。對日本人而言﹐臺灣確實是珍貴的國度﹐因為在這裡﹐我們可以如在目前地﹐非常真實地體會到戰前的狀況﹐以及歷史演變遺留的痕跡。”﹙小林善紀2001b: 100, 113﹚

通過上述的分析與論證﹐臺灣分離主義者與日本右翼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的企圖可謂已昭然若揭。

四﹑結論

日本從十九世紀末年開始對外侵略﹐走向帝國主義的道路﹐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造成亞洲太平洋地區無數人民的傷亡與難以估計的財產損失﹐最終導致日本人國破家亡﹐民窮財盡﹐還遭到人類亙古所未有的原子彈轟擊的慘禍﹐真可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以損人始而以害己終。二戰後﹐日本諸多具良知良能的有識之士痛切反省悔禍﹐對日本的帝國主義歷史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期望日本人民能不忘前事﹐以為後事之師﹐永遠不再讓悲劇重演。然而﹐一些怙惡不悛﹐愚而好自用的日本右翼份子面對血淋淋的歷史教訓﹐依舊執迷不悟﹑冥頑不靈﹐非但不知以史為鑒﹐還倡狂攻擊日本靈智清明之士的自省史觀為“自虐史觀”﹐甚且﹐或回避鐵證如山的史實視而不見﹐或捏造不實的證據﹐或曲解已有的材料﹐千方百計掩飾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厚顏無恥地為侵略與殖民統治辯解﹐乃至妄稱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太平洋戰爭為“大東亞聖戰”。對日本右翼份子這些既冷血又無恥的誑語﹐凡受過日本侵略﹑殖民之害的人民幾乎無不嚴詞予以駁斥﹐但卻出現了唯一的異類﹐那就是臺灣的分離主義者。

二戰後﹐原殖民地紛紛獨立﹐舉世莫不視殖民主義為不可饒恕的罪惡﹐原殖民地人民也大都戮力于清理﹑批判殖民主義的遺毒。自二十世紀七○年代末開始﹐國際學界更興起後殖民理論的熱潮批判新﹑舊殖民主義。日本右翼言偽而辯地肯定日本帝國主義有功於殖民地的現代化﹐自然在國際上沒什麼市場可言。在曾為殖民地的韓國尤其遭到強勁的反擊。然而﹐臺灣的分離主義者既始終未能擺脫日帝識意形態的枷鎖﹐又妄想藉日本右翼之力謀求獨立於中國之外﹐竟腆顏附和日本右翼的謬論﹐為日本右翼的傲慢添加柴火﹐增長其氣焰。小林善紀之敢於在《臺灣論》以狂妄傲慢的口吻宣傳所謂的“日本精神”﹐振振有辭地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就因為他在臺灣驚喜地發現了舉世難覓的知音﹐為日本右翼的“殖民有功”論找到了佐證。從而為攻擊日本的“自省史觀”尋獲了難得的彈藥。他在接受日本《正論》雜誌專訪時﹐得意洋洋地說﹕

“瞭解日本統治時代真相的臺灣多桑世代及其子孫﹐卻不一定會認為‘日本過去是殘酷的侵略國’﹐甚至願意和日本人分享那段共同的歷史。既然確實有這樣的人存在﹐作為日本人﹐我下定決心與他們交往﹐並期待他們在臺灣國內有更大的發言力量﹐真的是魯莽之舉嗎﹖既然解開日本人綁住自己的‘反日‧自虐’精神枷鎖﹐其歷史鑰匙就在臺灣﹐我們為什麼不打開這扇門呢﹖至於眼前激烈的批判聲浪﹐只不過是那些害怕打開這扇門的人在興風作浪而已。’﹙小林善紀 2001b: 130﹚

小林在飽聞臺灣分離主義者諛頌日本殖民統治的功勞後﹐更加堅信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當性﹐在《臺灣論》中公然露出帝國主義的醜惡嘴臉﹐不知羞恥地說﹕“以亞洲整體的‘公’益來思考時﹐毋寧說﹐日本的殖民反而能帶給人民更大的幸福。”﹙小林善紀2001a: 90﹚

對於臺灣分離主義者多年來的媚日言行所造成的惡果﹐已故的戴國輝教授早在1995年月日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一篇專文中就很感慨地批評說﹕

“留日一待已有四十年。目睹耳聞日本人愈來愈傲慢﹐藐視對待亞洲人﹐有時深感我們台籍人士是否該負起一些責任來。由來五十年間的日據時代﹐我們的前輩流過血﹐身陷囹圄更不在少數。但傾向台獨建國的鄉親們﹐還有人口口聲聲講‘後藤新平是臺灣近代化之父’一類﹐沒有社會科學水準的話。叫日本的有識之士都會來個捧腹大笑。主張台獨建國是一回事﹐尋求日本人的支持情有可原﹐但日本人對亞洲鄰人﹐卻是一貫地只吃硬不吃軟。千萬該記住﹐我們台籍人士繼續縱容日本朋友﹐說些甜言蜜語﹐並非真正做朋友之道。雖然它可以部分地説明日本人補償因一貫受韓國人的尖銳批判所衍生的不安心態。”﹙戴國輝1999: 133-134﹚

李登輝的密友何既明在《臺灣論》中曾很激動地告訴小林善紀﹕“如果要接受中國殖民的話﹐還不如當奴隸快活些﹗”﹙小林善紀2001a: 90﹚言下之意是寧可當日本奴隸﹐也不願做中國人。從辯證法的觀點來說﹐主人與奴隸是對立的統一體﹐主人要成其為主人﹐必須要奴隸願意承認其為主人才行。一旦奴隸不甘被奴役﹐奮起反抗﹐則主人就不能維持其統治地位﹐主-奴的對立統一關係也就遭到破壞﹐人與人之間才有建立自主﹑平等關係的可能。臺灣分離主義者在《臺灣論》風波中毫無自尊﹑自覺的媚日的奴才言行﹐不僅侮辱了臺灣人的尊嚴﹐更值得憂慮的不良後果是﹐他們恬不知恥地歌頌日本殖民統治﹐期待日本右翼重啟稱霸亞洲的野心﹐與中國對抗﹐希圖在日本的卵翼下與中國分離﹐自甘充當日本右翼的走狗﹑鷹犬﹐這必將助長日本右翼的囂張氣焰﹐為日本再度對外侵略擴張鳴鑼開道。一旦日本軍國主義再起﹐不但亞洲甚至世界都將重受荼毒﹐日本人民也必再遭不幸的災禍。一八七一年馬克思在《機密通知》一文中說﹕“奴役其它民族的民族是在為自身鍛造鐐銬”﹐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在紀念波蘭起義的國際大會上演說時也指出﹕“任何民族當他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這正是我們批判小林善紀的《臺灣論》及臺灣分離主義份子的奴才意識的主旨所在。

參考書目

小林善紀著 賴清松﹑蕭志強譯﹙2001a﹚《臺灣論》﹐臺北﹕前衛出版社。

—蕭志強譯﹙2001b﹚﹐《第二波臺灣論》﹐臺北﹕前衛出版社。

前衛出版社編﹙2001﹚﹐《臺灣論風暴》﹐臺北﹕前衛出版社。

金美齡﹑周英明著 張良澤譯﹙2001﹚《日本啊﹗臺灣啊﹗》﹐臺北﹕前衛出版社。

李登輝﹙1999﹚《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出版社。

李登輝﹑中嵨嶺雄著 駱文森﹑楊明珠譯﹙2000﹚《亞洲的智略》﹐臺北﹕遠流出版社。

李登輝﹑小林善紀著 楊子瑩譯﹙2001﹚《李登輝學校的教誨》﹐臺北﹕先覺出版社。

戴國輝﹑王作榮口述 夏珍記錄整理﹙2001﹚《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話錄》﹐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戴國輝﹙1985﹚《臺灣史研究》﹐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1995﹚《臺灣結與中國結》﹐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1999﹚《臺灣史探微》﹐臺北﹕南天書局。

—﹙2000﹚《臺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臺北﹕南天書局。

陳映真﹙1998﹚〈精神的荒廢〉﹐收于《清理與批判》﹐臺北﹕人間出版社。

蘇智良﹙2001﹚《日本歷史教科書風波的真相》﹐北京﹕人民出版社。

西野英禮﹙1985﹚〔1961〕〈殖民地的傷痕—帝國主義時代日本人的臺灣觀〉﹐收于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臺北﹕帕米爾書店。

李壽林編﹙2001﹚《三腳仔—〈臺灣論〉與皇民化批判》﹐臺北﹕海峽出版社。

Fanon. F (1966)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aoe Press.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

Gramsci, A. (1971) Selei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Nandy, A.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al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id, E.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Gandhi, L (1998) Postcolional Theory.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Althusser, L. (1977)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Verso.

﹙發表於二○○二年二月廿二日~廿五日在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舉行的第五屆“東亞和平與人權”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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