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刊: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杜繼平)

二戰後的「台灣獨立」的運動萌芽於四○年代後期﹐茁長於八○年代﹐至九○年代初期達于極盛﹐但自九二年後遭遇發展的瓶頸﹐此後即由盛轉衰﹐前景黯淡。

「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與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動密切相關。單由台灣本身﹐絕對無法洞悉其始末與底蘊。故本文采用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world-system﹚理論的方法論與觀點﹐加以剖析﹐期能提供較為全面的認識。

一﹑

華勒斯坦主張要從「整體」﹙totality﹚掌握人類社會﹐才能透徹地認識社會的現實﹙reality﹚﹐而要掌握社會的整體﹐唯有運用「歷史的社會科學」﹙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的方法。所謂「歷史的社會科學」即認為歷史與社會科學不該分割開來﹐而應相互融合成一個有同一研究主題的學科。而且社會科學內部也不可機械地劃分為互不相干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他指出﹕

「‘政治經濟學’這個詞就告訴我們﹐我們假定了﹕要對真實的世界做出有意義的分析﹐就不能把它分離為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三個﹙或更多的﹚範疇﹐再以不同的方法﹐在互不相涉的範圍內研究﹙即使這種分離僅是暫時的﹚。經濟是植根在既有制度環境中﹔政治是社會經濟勢力的表現﹔而「社會的」結構則是政治經濟壓力下的結果。」﹙Kaplan ed. 1978: 7﹚

世界體系理論還強調﹐研究現代世界應該以世界體系這個整體為分析單位﹐而不是以國家為單位。華勒斯坦説﹕

「各民族國家並非竹呇自分離﹑平行發展的社會﹐而是構成一個整體並反映那個整體的組成部分。……要了解一個特定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與政治鬥爭﹐我們必須首先把這個國家放在世界經濟的整體結構內。」﹙wallerstein 1979: 53﹚

再者﹐華勒斯坦還主張﹐世界體系由中心﹙core﹚—半外圍﹙semi-periphery﹚—外圍﹙periphery﹚﹐三層結構所構成。中心國家在資本﹑技術﹑金融﹑國家力量上都佔有優勢﹐它們借著剝削外圍﹑半外圍而壯大﹐處於中間的半外圍則一方面受到中心國家的剝削﹐一方面剝削外圍﹐使世界體系免於兩極化﹐有助於穩定世界體系。﹙Wallerstein 1979: 69﹚更重要的是﹐各國在這三層結構中的位置並非凝固不動。中心國家可能下墜至半外圍而外圍可以晉身半外圍﹐半外圍也有希望躍升為中心國。﹙Wallerstein 1979: 76-89﹚

本文將運用上述的方法與觀點剖析台獨運動的發展過程並預估其前景。

 二﹑

「台灣獨立」運動産生的根源在於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動。原來多個中心的帝國主義國家爭雄的局面﹐經過戰火肆虐﹐英﹑法飽受摧殘元氣大傷﹐德國慘遭分裂﹐義大利一蹶不振﹐日本到處斷壁殘垣﹐唯獨美國安然無恙﹐戰後國力不減反盛﹐在生産﹑貿易﹑金融各方面的實力都淩駕於其它國家﹐使得世界體系由多個中心國家的爭雄﹙rivalry﹚轉變成美國的獨霸﹙hegemony﹚。﹙Hopkins and Wallerstein 1982: 52-62﹚然而﹐經過三○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與法西斯主義的猖獗﹐資本主義的弊端畢露﹐戰後社會主義革命與反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涌﹐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反體系運動﹙antisystemic movements﹚﹐對各中心國家構成重大威脅﹐尤其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往往也以社會主義革命為旗幟﹐令美國為首的中心國家膽顫心驚﹐深恐赤潮洶湧﹐危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於是﹐用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種手段﹐撒下天羅地網﹐全力遏制﹙contain﹚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勢力﹐進行長達四十多年的冷戰。所謂「台灣獨立」運動其實就是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對亞洲影響的産物。

台灣在日本投降後﹐依據「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回歸中國﹐本是順理成章﹐毫無疑義之事。不料﹐一因國共內戰再起﹐二因國民黨接收台灣後﹐倒行逆施﹐激起民怨﹐發生「二‧二八」事變﹐令台人大為反感﹐遂使台灣問題複雜化。

國民黨自一九四七年末﹐敗象已露﹐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戰役失利後﹐更是大勢已去。美國對國民黨的腐敗﹑軍隊的無作戰能力﹐深惡痛絕﹐決定放棄國民黨﹐但又害怕台灣澎湖諸島落入中共之手﹐不利美國﹐因而改變原先支持台灣回歸中國的政策。

根據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簡稱NSC﹚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末的會議文件﹐可總結出美國對台政策的重點如下﹕

一﹑美國的基本目標是不讓台灣﹑澎湖落入共黨控制﹐成為蘇聯的戰略據點﹐從而有損美國的國家利益﹐最可行的方法是將台澎與中國大陸隔絕。﹙NSC37/1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二﹑為了方便美國介入﹐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指稱國民政府對台灣只是實質佔有﹐未擁有主權﹐台灣的法律地位須待對日和約決定。﹙同上﹚

三﹑美國如直接以武力佔領台灣﹐將露出美帝國主義的面目﹐既激起中國人民一致反美﹐又會遭國際社會責難﹐故不宜。﹙同上﹐又見NSC48/1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四﹑因此﹐美國應在台灣當地培植取代蔣介石的非共黨華人政權﹐並與台灣籍領袖密切接觸以便時機成熟﹐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時﹐即應利用台灣自主運動。﹙NSC37/1號及NSC37/2號﹐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

五﹑當台灣無力抵抗中共之進攻時﹐即謀求台灣獨立﹐其策略是﹕策動友邦向聯合國提案﹐要求由聯合國託管台灣﹐由台灣人民自決﹐實行公民投票。﹙NSC37/5號﹐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以及國務院政策計劃處處長肯楠﹙George Kennan﹚的《台灣意見書》﹐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美國往後的對台政策大抵是依上述重點做為主線﹐而「台灣獨立」運動的訴求與策略大體上也是依照美國設計的方案行事。不過﹐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間的美台關係尚有些重要的轉折必須剖明。

首先是美國對蔣介石由「去之而後快」轉為「不得已而用之」。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接受美國龐大的軍事﹑經濟援助最終卻仍以一敗塗地收場﹐令美國當局痛心疾首﹐認為國民黨完全喪失民心﹐無可救藥﹐蔣介石尤為罪魁禍首﹐於是自一九四九年後﹐即強烈要求蔣介石下台﹐並力圖阻止蔣及國民黨的殘兵敗將流亡至台灣﹐以免拖垮台灣。但蔣早自一九四九年初﹐即安排親信陳誠至台灣掌控軍政大權﹐故一九四九年六月蔣介石倉皇避難台灣﹐仍能重掌政權。但美國仍處心積慮逼迫蔣交出政權﹐欲使其成為政治難民。其手法是利用國民黨須賴美國援助方能生存的弱點﹐要求重用吳國禎﹑孫立人等親美自由派人士出任台灣省主席與陸軍總司令等政治﹑軍事要職﹐以此做為取得美援的條件。﹙顧維鈞1988: 530-31; 552-53﹚甚至策劃由孫立人發動政變﹐驅逐蔣介石﹙cumings 1990: 541﹚﹐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也曾企圖在沖繩訓練中國軍隊﹐用以推翻蔣介石及其政權﹙顧維鈞1988: 566﹚。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全面潰敗﹐正式遷台﹐美國認定﹐若無美國軍事干預﹐中共必將取得台灣﹙Tucker 1994: 30﹚。美國軍方基於軍事觀點希望繼續援助國民政府﹐但國務院反對﹐遂由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召集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討論台灣問題。艾奇遜指出﹕中共通過土地革命﹐取得政權﹐而非靠武力﹐中國沒有抵抗共産主義的基礎。毛澤東掌權是經由自己的努力﹐而不是藉蘇聯軍隊扶植上台的。蘇聯著手分裂中國北方省份﹐這必會造成中共與蘇聯對抗。艾奇遜又説﹕「這種情況是我們在中國的一項重要資産。若不是為了非常重要的戰略目的﹐我們絕不要採取行動﹐使自己取代蘇聯成為威脅中國的帝國主義。」艾奇遜認為﹐援助腐朽﹑聲名狼籍的國民政府不但會使美國聲譽受辱﹐還將激起中國人民一致仇恨美國的情緒。總之﹐艾奇遜主張利用民族主義在亞洲的力量﹐分化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並預期須有六到十二年的時間﹐才能看到效果。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Omar Bradeley﹚最後同意國務院的政治考慮應該高於軍方的軍事考慮﹙FR, 1949IX: 463-67﹚。

艾奇遜提出這樣的對華政策並非個人的奇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徵詢所有國務院重要官員﹙包括Rusk﹑Kennan﹚與顧問的意見﹐獲得了如下的共識﹕不立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也絕不策動台灣與中國大陸分離﹔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把北京政權從斯大林的控制下分離出來﹐鼓勵中蘇分裂﹔絕對不可做出任何把中國人民推向俄國懷抱的事。﹙Cohen 1980: 40﹚

美國國務院當時認為﹐鼓勵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受蘇聯支配﹐比控制台灣﹐更加有利於美國國家安全﹔援助蔣介石在台灣的政權會把美國再捲入中國的內戰﹐激怒毛澤東﹐逼使毛向斯大林靠攏﹐增加中國侵略的可能。他們認為﹐如果中共政權不被激成敵手﹐就不需要台灣做為軍事基地。軍援台灣非但不能加強美國的安全﹐反倒會因製造敵人而需要基地。何況﹐台灣在防止共産黨攻擊日本的戰略價值上﹐還遠不如韓國﹐而當時美國陸軍卻已堅持要從韓國撤軍了。﹙Cohen 1980: 41-42﹚

為了反駁共和黨議員出兵佔領台灣的主張﹐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於一九五○年一月五日發表了對華政策聲明。其重點如下﹕

根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開羅宣言﹐凡屬日本從中國奪取的領土﹐如台灣﹐應歸還中華民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宣言宣佈開羅宣言所載各款應予執行。

遵照這兩個宣言﹐台灣交回蔣介石委員長﹔過去四年來﹐美國和其它盟國接受了中國對該島行使權力的解釋。

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它領土沒有野心。美國目前無意在台灣謀取特權優惠或建立軍事基地﹐也無意用武力干涉現狀。美國政府不採取導致捲入中國內爭的方針。

同樣﹐美國不對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意見。﹙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XXII, January 16, 1950, P.79﹚

艾奇遜在杜魯門發表聲明後﹐召開記者會闡釋該聲明的涵義説﹕

「中國人治理台灣已有四年。美國和任何其它盟國都從未對其在佔領期間行使權力提出異議。當台灣成為中國的一省時﹐沒有人就此提出法學上的疑點﹐而是被認為符合約定的。

現在有人認為情況變了。他們認為目前控制中國大陸的力量是對我們不友好的﹐這個力量無疑很快會被一些其它國家所承認。因此這些人要説「好吧﹗我們不得不等待一個和約。……

不論法律地位如何﹐杜魯門先生今天早晨説﹐美國對台灣地位的完整性不準備在法學家的用語方面進行糾纏。……全世界必須相信﹐我們是堅持原則的﹐我們是尊嚴﹑體面的人民﹐我們不像其它國家那樣﹐説話只是為了進行利己的宣傳﹐一旦情況發生變化﹐使我們堅持這一立場有困難時﹐就立刻加以推翻。

總統説﹐因此對待台灣目前的局勢﹐我們不準備使用軍隊。我們不準備奪取這個島嶼。我們不準備在軍事上以任何方式介入台灣。就我所知﹐沒有一位政府負責人﹐沒有一位軍人﹐曾認為我們應使我們的軍隊介入台灣。」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XXII, January 16, 1950, P.81﹚

這些話説得何等動聽﹑漂亮﹗又何等斬釘截鐵﹗然而﹐究其實際﹐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

事實上﹐在韓戰前﹐美國雖對中共有所顧忌﹐不願明目張瞻地直接控制台灣。但時時想要在趕蔣介石下台後﹐通過聯合國託管﹐掌握台灣。例如﹕一九五○年五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就曾計劃要國務院顧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告訴國民黨領導人﹐台灣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事﹐美國不會前來救援﹐蔣介石唯有要求聯合國支持他﹐託管期間﹐美國將派出第七艦隊﹐控制台灣海峽﹐保護台灣﹐使台灣中立化﹐而蔣也必須下台﹐把權力交給孫立人﹐出國流亡﹐做政治難民。這樣﹐杜魯門就可以倒轉一九五○年一月五日的聲明﹐名正言順地使用武力保衛台灣。﹙Cumings 1990: 536-538, Cohen 1980: 46﹚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杜勒斯告訴蔣介石的親信董顯光説﹐蔣委員長若能稍微謙遜一點﹐那麼台灣還可能有救。董顯光向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談及此事﹐顧維鈞記述説﹕「杜勒斯沒有説美國方面有什麼計劃﹐我和董推測﹐這可能意味著要我們把台灣當做依靠美國軍事力量戰勝日本而取得的佔領區﹐從而申請美國協助防守台灣﹔或者申請對台灣的託管權。但這也可能包括以美國負責保衛台灣為條件﹐而要蔣委員長下台的意圖。」﹙顧維鈞1988a:762﹚

蔣介石自退處台灣後﹐即面臨四面楚歌﹐情勢危殆的困境。一方面是中共隨時會兵臨城下﹐另方面美國又存去之而後快之心﹐煎逼甚急﹐明言只要蔣介石不下台﹐美援就不來。蔣介石自覺朝不保夕﹐在一九五○年五月末﹐即尋求到菲律賓或韓國避難。六月十五日甚至要國民政府駐盟國軍事代表團團長何世禮上將以「絕對機密」通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他急切地要求「美國全面接管﹐希望麥克阿瑟將有意受此重任﹐這樣對整個遠東﹐特別是台灣比較好﹐他本人及各級政府的屬員都願接受麥克阿瑟將軍的調度指揮。」﹙Cumings 1990: 531﹚

不過﹐蔣介石想拉麥克阿瑟當守護神的圖謀並沒有成功。美國國務院的計劃是要蔣介石完全交出政權﹐徹底翦除他的黨羽勢力。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國務院推翻蔣介石的策劃已經瀕臨瓜熟蒂落的時候。這一天﹐國務院重新檢討一月五日杜魯門的聲明。在名為《當前美國對台政策要點摘要》的文件中指出﹐「中蘇同盟條約」已「大大降低莫斯科與北平之間會發生嚴重裂痕的可能」﹐這樣一來﹐「民族主義」的議題就無法再加以利用了﹔同時﹐大陸的情況正在惡化﹐這就加強了台灣做為反共基地的重要性。於是﹐美國現在若要防衛台灣﹐蔣與他的親信「必須願意離開台灣﹐交出文武職權給美國任命的中國人與台灣領袖。」這時美國海軍會進入台灣海峽﹐使兩岸互不攻擊。萬一蔣抗命不從﹐「美國應極秘密地由私人密使通知孫立人﹐假如他願意搞政變﹐對台灣實行軍事管治﹐美國政府準備提供必要的軍事援助與意見。」文件稱﹐蔣甘心下台的可能不大﹐由孫立人搞政變較為可行﹐但「必須快刀斬亂麻﹐幹得乾淨利落」。﹙Cumings 1990: 541﹚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杜魯門于六月二十七日發表聲明﹐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大陸進攻台灣﹐也要求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進行海﹑空攻擊﹐並要第七艦隊負責監管﹐務必使其命令得以貫徹。更重要的是﹐杜魯門宣稱台灣地位有待「該地區恢復穩定與和平﹐或者簽訂對日和約﹐或者由聯合國討論決定」。

美國悍然出動軍隊介入中國內戰﹐不準國共雙方進取領土﹐固然給台灣多了一道屏障﹐但杜魯門的聲明﹐正如顧維鈞所説﹐是「粗暴」﹑「蠻橫」的﹙顧維鈞1989a: 7﹚。美國不僅入侵中國海域﹐限制中國軍隊的行動﹐還否定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視台灣地位為未定﹐企圖培植一個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台灣。艾奇遜想保的是台灣而不是他所鄙視的蔣氏政權。他認為﹐第七艦隊使台灣海峽雙方「中立化」後﹐就有可能把台灣從大陸分割出去﹐暫時由美國或聯合國統治﹐最後由當地的政權治理。事實上﹐這是Rusk與Dulles早先提出來的構想。﹙Schaller 1985: 282-83﹚

因此﹐蔣介石在韓戰爆發後﹐只是暫時獲得喘息﹐還沒有完全得救﹐美國仍處心積慮在尋找親美的第三勢力﹐準備隨時取代他。中國著名的自由派學者胡適﹑蔣廷黻﹑顧孟余等人與國民黨的非蔣係將軍張發奎﹑許崇智等人都曾是美國看中的人選﹙顧維鈞1989a: 216, 218, 229, 255, 422﹚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中期﹐美國都視蔣為台灣改革的障礙﹐一再表示只要蔣在位一日﹐美援即不可能大幅增加。﹙顧維鈞1989a: 203﹚。

不過﹐由於韓戰中中共使美國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敗﹐對中共敵意急劇升高﹔美國認定中蘇共聯盟極為鞏固﹐中共成為惡魔式的威脅﹐台灣作為反共基地的價值大為提升。﹙Chang 1990: 80﹚蔣介石固然不討美國歡心﹐但胡適﹑蔣廷黻﹑顧維鈞等美國所欲扶植以取代蔣的自由派人士﹐一再告訴美國國務院當局﹐蔣牢牢掌握軍權﹐縱使有諸多缺點﹐但無可取代﹐只能期望在其領導下改革﹙顧維鈞1989a:338-39﹚﹐加以韓戰爆發後﹐蔣介石以其子蔣經國為核心進行國民黨的改造﹐排除了派﹑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黨羽﹐使黨權更集中于蔣氏父子之手﹐而軍中政治工入屍系統與情報特務也由蔣經國實際掌握﹐蔣介石在台灣島內的權力可謂十分鞏固﹐美國面對這種局面﹐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後﹐在「反共優先」下﹐逐漸接受現實﹐持續增加對台軍事﹑經濟援助﹐蔣介石遂轉危為安。尤其自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台灣在美國保護下﹐中共的威脅大為減輕﹐國民政府受美國援助的龐大軍隊特務勢力竟成為對島內實行高壓統治的最有力憑藉。

由於美國的保護﹐蔣介石服下了續命丹﹐但這猶如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易般﹐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即﹕中國對台灣的主權橫遭美國擱置﹐為「台灣獨立」運動鋪設了溫床。

韓戰爆發後﹐美國採取分裂中國的政策﹐杜魯門聲明台灣地位應交由對日和約或聯合國決定。在對日和約的磋商過程中﹐美國為恐中共取得台灣主權﹐力排中共與會﹐而英國﹑印度等承認中共為中國合法政權的國家則力主台灣應歸中共。雙方僵持不下之餘﹐遂以將國共都排除于對日和會之外﹐台灣地位懸而不決做為結論。國民政府對於被排斥于對日和會之外﹐深感受辱﹐而為了深恐台澎主權未能確定﹐將影響民心土氣﹐喪失政府威信﹐更堅持台澎主權不能讓。但迫於須靠美國生存最終不能不吞下苦果﹐接受美國的安排。同時﹐美國也利用日本戰後須依賴美國的保護﹑復興的弱點﹐壓迫日本首相吉田茂冒著得罪中共的風險﹐與台灣的國民政府建交﹑訂約。﹙詳情見顧維鈞1989b﹚

一九五二年蔣介石在美國壓力下﹐與日本單獨簽訂和約﹐默認了台灣的主權未定。一九五四年蔣介石為了拉住美國以自保﹐力求美國與其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則利用這個條約遂行它分裂中國的目的。在訂約的商談過程中﹐美國強調﹕一﹑美國所欲保護者盡為在國際法上未定而由國民政府管轄的台灣﹑澎湖﹐至於明確歸屬大陸的沿海島嶼如﹕金門﹑馬祖等則不在保護之列﹔二﹑國民政府若欲調動軍隊離開台澎﹐須經美國同意。正如顧維鈞所説的美國想利用這個條約「約束台灣行動的同時﹐也通過維持台灣的存在以制約共産黨」。﹙顧維鈞1990: 432﹚於是﹐通過這個條約﹐蔣介石被美國「拴」在台灣島上﹐沒有了重返大陸的自主權。

可以説﹐從韓戰至今﹐美國所執行的實質上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到了一九五四年就已鋪平了道路﹐打好了地基。而「台灣獨立」運動也就有了客觀存在的空間。

三﹑

戰後「台灣獨立」運動雖然萌芽于四十年代﹐但生根﹑茁長則是五十年代以後的事。

台灣光復之初﹐一些日據時期的台灣御用紳士辜振甫﹑許丙﹑簡朗山等人恐懼遭受清算曾勾結少數少壯日本軍人圖謀台灣獨立﹐不久即國民政府破獲﹐紛遭判刑下獄。這樁台獨案件與日後的「台灣」運動並無關連﹐可視為時代轉換中的一幕醜劇﹐不足深論。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捕殺了多位台灣各地頗有聲望的士紳﹐在民變的過程中﹐死傷了數以千計的民眾﹙實際數字眾説紛紜﹐至目前尚無法確知﹐估計當在數千至萬人左右﹚﹐激起頗大的民怨。這時﹐美國派駐台灣﹑香港等地領事館的官員﹐利用台灣人的不滿情緒﹐大肆煽動「台灣託管運動」﹐主張在美國的幫助下﹐由聯合國託管台灣﹐實行公民投票自決﹐其後並直接鼓吹台灣獨立。當時響應這個號召的主要是留學美國的化工博士廖文毅與其弟廖文奎﹐還有先後在日本總督府與美軍工作過的黃紀男等人。他們與美國領事館密切聯絡﹐並前往南京晉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與奉命赴華調查軍政情況的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表達自決﹑獨立的願望﹙蘇新﹕ 176-80﹔李世傑1988: 56-57﹚。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美國駐台的新聞處長卡度﹙Cotlo﹚告訴一位台灣議員説﹐對日和約尚未締結﹐台灣地位未定﹐台灣仍在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管轄之下﹐台灣人若願意脫離中國統治﹐美國可以幫忙云云﹙蘇新﹕181-82﹚。一九四八年七月﹐黃紀男等人果真到日本東京向麥克阿瑟遞交要求自決獨立的請願函﹙李世傑1988: 62-63﹔蘇新﹕185-87﹚。

 

廖文毅等人在台灣並無群眾基礎﹐他們捏造了多個組織的名義﹐搞出一個「台灣再解放聯盟」虛張聲勢。一九四九年初﹐當美國有意支持「台灣獨立」時﹐曾派炷華參事莫成德﹙Livingston T. Merchant﹚到台灣來探查虛實。莫成德多方接觸後﹐下了這樣的結論﹕「台籍人民對於政府誠有不滿﹐但台獨無堅實之組織與共戴之領袖﹐不足成事。是則欲使台灣免入共産黨之手﹐只有向聯合國要求託管之一法。」﹙海峽評論1991: 119﹚

廖文毅等人在一九五○年初﹐將「台灣再解放聯盟」從香港遷到日本東京﹐改組為第一個標舉「獨立」的台灣人政黨—「台灣民主獨立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廖文毅等人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由廖文毅任大統領。這個台獨組織因無群眾基礎﹐內部又遭國民政府調查局特務大量滲透﹑收買﹑分化﹐不過十年左右即告眾叛親離。廖文毅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返台向國民政府投誠。「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全面瓦解﹙李世傑1988﹚。

然而﹐在國民政府全力壓制下﹐「台灣獨立」運動並沒有就此絕跡﹐反而持續茁長﹐至八○年代成為對台灣政治具重大影響的運動﹐這必然有其容觀存在的因素。

從外部因素來説﹐在美國霸權的支配下﹐台灣的國際地位遭到擱置﹐兩岸徹底隔絕﹐已如上述。

從內部因素來説﹐國民政府在美國支持下外患減輕﹐於是得以將主力投注在內部控管上。蔣介石在韓戰後﹐在台灣確立起一黨甚至一人獨裁的黨﹑國統治體制﹙party-state system﹚﹐掌握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權力。舉著「反共」的大纛﹐蔣介石父子肆無忌憚地捕殺異己﹐禁止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限制學術﹑言論﹑出版的自由﹐形成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美國則在戰略考慮下﹐不願台灣動蕩﹐破壞反共基地的安全﹐又苦於遍尋不著可成氣候的第三勢力以取代蔣介石﹐對蔣介石父子的高壓統治﹐只有默爾而息﹐改採長期培養親美份子的策略。

在美國「反共優先」的政策下﹐蔣介石可以沒什麼顧慮地放手鎮壓反對人士。一些原來仰承美國意旨﹐為美國政策服務的人﹐也就跟著遭了殃﹐倒了霉。像「二‧二八」後﹐積極響應美國「託管」﹑「台獨」的號召﹐汲汲奔走于美國使館之門﹐通消息﹑給情報的「台灣再解放聯盟」台灣支部部長黃紀男就是一例。黃紀男在「二‧二八」發生後數月﹐求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並請其支持台灣獨立﹐司徒雷登表示﹕「台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艱苦的道路﹐但值得去奮鬥。」黃紀男一九五○年五月十四日被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得知後﹐對國民政府表示「相當關切」﹐國民政府就把案子暫時擱置﹐考慮釋放黃紀男。但韓戰爆發後﹐蔣介石有恃無恐﹐判了黃紀男十二年徒刑。黃紀男事後大感不滿﹐批評美國政府心目中﹐只看到台灣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根本看不見台灣的老百姓﹙李世傑1988: 57-58﹚。另一個例子是孫立人。擔任過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與國務卿的臘斯克在晚年曾憶及韓戰爆發前﹐孫立人請專人送來密訊﹐表示將發動政變﹐驅逐蔣介石﹐請美國支持﹐但當這個訊息呈報杜魯門尚待決定之際﹐韓戰爆發﹐美國方面認為孫立人若於此時發動會在台灣製造不穩定﹐極不明智﹐因此勸他不要採取行動。﹙美洲時報週報288期﹚孫立人是否真的曾于韓戰前準備發動政變﹐頗有爭議﹙Cumings 1990: 533-42﹚。但臘斯克在一九九○年接受上述訪問時的回答﹐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美國當局的心理。其實﹐孫立人到了一九五○年應該已不敢有政變之心。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蔣介石透過陳誠穩控台灣軍政大權時﹐孫立人已知事不可為﹐而責怪美國人未及早行事﹐坐失良機﹙FRUS, 1949IX, P.352﹚。更糟糕的是﹐美國情報單位在一九四九年末竟然將孫立人對蔣不滿並有革命念頭的最機密報告﹐給蔣介石的親信﹑軍統的特務頭子鄭介民看。鄭介民由美返台後﹐即警告孫立人不可在美國人面前肆無忌憚地放言高論。孫立人聽後大驚失色﹐告訴美國駐台武官﹐美方這麼做﹐會讓他無法立足﹐生命恐將不保。蔣介石得知孫立人有政變意圖﹐隨即從海南島把劉安祺的部隊調到台灣﹐派駐在孫立人部隊與台北之間﹐以防不測﹙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孫立人既已警覺蔣介石對他早懷有戒心﹐豈敢輕舉妄動﹖不過﹐這些例子都説明﹐美國隨時會因其國家利益犧牲它的棋子。「出賣」在美國的歷史記錄中絕不是什麼新鮮事﹗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九日﹐顧維鈞即對想邀他組反對黨的國民政府叛將毛邦初説﹐有些美國人雖不喜歡蔣﹐但現在已改採現實的態度﹐他們知道蔣的軍隊是可利用的反共力量﹐目前會把對他的政治制度或政府模式的不滿放在一旁﹐不管任何人﹐只要願意反對共同的敵人﹐就是美國的朋友﹙顧維鈞1989b: 472-73﹚。

因此﹐蔣氏父子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在美國眼裏﹐就再也不是什麼不可容忍的事了﹐美國一向高舉的「自由」﹑「民主」﹑「人權」云云﹐在「反共優先」的政策下﹐變得微不足道。於是﹐我們看到一九五三年美國力捧的紅人台灣省主席吳國禎被逼赴美﹐一九五五年﹐孫立人以兵變罪名被押﹐美國國務院默不作聲﹐美援依舊源源而來。美國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時﹐也就是特務橫行﹐酷吏猖狂之際。根據國民政府法務部官員在立法院的報告﹐「非現役軍人的刑事案件﹐在戒嚴三十八年中共有二萬九千四百零七件之多﹗」﹙李敖1991序言﹕5﹚其中慘遭冤屈﹑酷刑甚至枉死者不知凡幾﹗

經歷過「二‧二八」的鎮壓﹐又遭受長期的恐怖統治﹐台灣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對蔣氏父子與國民政府深懷不滿者眾多﹐是可想而知的事。尤其國民政府在一九七九年之前﹐受到美國支持﹐在國際上宣稱代表全中國。於是在台灣島內﹐它也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聲稱仍享有正宗的中國法統﹙legitimacy﹚。為了維護這個代表全中國的「法統」中央級的民意代表遂無法由台灣本地産生﹐造戊田四十多年無法全面改選的「萬年國會」﹐台灣的國會遂由欠缺本地民意基礎的大陸籍代表長期壟斷。黨政部門中央層級的高官也大多由大陸籍權貴充任。台灣籍人士參政管道大受阻礙﹐大多只能通過省﹑縣﹑鄉﹑鎮的地方選舉擔任公職。大陸人中的多數雖然也是沒什麼權力的被統治者﹐但因少數大陸籍權貴佔有了高位﹐遂表現為「外省的大陸人統治台灣人」的假象﹐成為省籍矛盾的重要根源﹐給予「台獨」運動者可乘之機。

更糟糕的是﹐蔣介石為維持其獨裁專政﹐不容在國民黨之外有具群眾基礎的政治勢力﹐尤其懼怕大陸籍的自由主義者與台灣籍的政治人物結合﹐落地生根﹐對國民黨構成威脅。由胡適﹑雷震等人創辦的《自由中國》﹐積極鼓吹自由主義﹐經常針砭時弊﹐揭露國民黨宣傳的各種神話﹐也時有為台灣人鳴不平的文章﹐是五○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政論雜誌﹐蔣介石父子視如洪水猛獸。至一九六○年﹐雷震與隨國民黨從大陸來台的民社黨﹑青年黨重要幹部欲與台灣籍政治領袖合組「中國民主黨」﹐形成不分省籍的政治大聯合之際﹐蔣介石立即逮捕雷震等大陸籍人士﹐罪名之一是「煽動本省人背離政府」﹙雷震1978: 197-201﹚。這一事件使大陸籍人士與台灣籍人士合流對抗國民黨的努力遭受重挫。日後﹐台灣反對運動的主流偏向以省籍矛盾為主要訴求﹐傾向排斥外省人的「台灣獨立」運動。

雷震籌組的「中國民主黨」之所以胎死腹中﹐輕而易舉地被蔣介石鎮壓。有內外兩方面的因素。外在因素是美國撒手不管。胡適﹑雷震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其實背後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新聞處的資助﹙Tucker 1994: 77﹚。美國從四十年代末就一直期待國共之外的親美第三勢力能夠茁壯成形﹐在香港﹑台灣﹑美國各地積極培養反共反蔣的力量﹐但韓戰後﹐基於遏制中共的戰略考慮﹐恐怕萬一蔣介石倒台﹐台灣出現權力真空﹐予中共可乘之機﹐故一旦台灣的反蔣人士真有所行動﹐蔣介石反撲﹐美國又往往投鼠忌器﹐僅坐壁上觀﹐任由反蔣人士坐牢犧牲。內在因素則是當時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尚處於半封建的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缺乏民主化所需的客觀物質基礎。國民黨于五○年代初與日本一樣﹐在美國的幫助下﹐實行土地改革﹐剷除了台灣的地主階級﹐大量佃農轉為自耕的小農﹐構成了國民黨在農村的支持力量。六○年代之前﹐台灣還是以農業為主體的社會﹐有限的工商企業大多是國民黨掌控的公營企業﹐民間的資産階級尚待國民黨哺育﹑培養﹐面對握有龐大軍警特務的國家暴力的國民黨﹐既無力也無膽與之相抗。此所以在七○年代之前﹐台灣的反對力量微弱之至﹐不堪蔣介石一擊。

不過﹐一切事物總是在發展變化的。七○年代後﹐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有了巨大的變化﹐國際政治氣候也出現了新局面。反對運動在七○年代後期開始﹐爆發出越來越強勁的力道。

前已述及﹐戰後美國對台灣的既定政策是不讓台灣落入不友好的國家之手﹐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美國原來希望扶植蔣介石成為親美的中國政權﹐在國共鬥爭中﹐給錢﹑給槍﹐援助蔣介石﹐不料蔣政權倒行逆施﹐大失民心﹐迅速潰敗。美國對蔣的不爭氣﹐憤恨不已﹐艾契遜在二十年後﹐猶余憾未消地説﹕「中國已經統一了﹐而且邁向強國之路﹐但不是靠我們做到的﹐也不合乎我們的利益。」﹙Acheson 1969: 729﹚美國在中共大獲全勝後﹐曾有棄蔣就毛的念頭。他們認為中國飽經戰禍﹐經濟凋敝﹐一定需要美國的經濟援助﹐就想以利相誘﹐爭取中共。當時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于一九四九年末曾向中共表示﹐若他們肯和莫斯科決裂﹐美國可提供千百萬美元的貸款﹐幫助中國重建經濟。不料﹐中共聞之震怒﹐視為莫大侮辱。司徒雷登説﹐那時他才知「毛是非賣品」﹙「Mao was not for sale」﹚﹙Chang 1900: 41﹚。不過﹐在一九四九年與一九五○年初﹐美國當局仍抱持分化中蘇共﹐削弱社會主義陣營的想法。因此﹐曾打算將台灣放手給中共。但一九五○年二月﹐中蘇共簽訂「友好同盟條約」﹐兜頭給了美國一盆冷水﹐美國國務院又想抓緊台灣。至韓戰爆發﹐中共參戰﹐大挫美國銳氣﹐美國震怒交加﹐遂決定用經濟制裁﹑軍事包圍等手段﹐全面遏制中共﹐企圖逼迫中共在內部經濟困難﹐國際又有強大政治﹑軍事壓力下﹐離開蘇聯﹐向美國屈服﹙Chang 1990﹚。在美國這樣的戰略構想下﹐台灣水漲船高﹐成了美國的寵兒﹐蔣介石也絕處逢生﹐重獲美國的護身符。

為免台灣落入中共手中﹐美國最希望的是台灣能夠獨立於中國之外。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的NSC37/1與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的NSC37/2文件﹐美國當局就指出﹕「美國應即謀求發展與支持一個地方性的非共華人政權」﹐「美國亦應謹慎謀求與台籍領袖維持接觸﹐俾使一旦時機成熟﹐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時﹐即可利用台灣自主運動。」﹙海峽評論社1991: 111-112﹚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也明白指出﹕「在建立防線方面﹐他們之中有些人認為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是最有效的辦法﹐因為這個共和國會或多或少地成為美國的衛星國﹐以及形成美國的防禦和安全體系的重要一環。再者﹐美國人對蔣介石委員長和國民政府的反感當然依舊存在。這種反感並未消失﹐儘管朝鮮戰爭和共産當侵略把它推到他們思想深處去了。」﹙顧維鈞1989a: 583﹚一九五一年﹐蔣介石的親信董顯光也告訴顧維鈞説﹕時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艾森豪威爾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對他説﹐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好辦法是使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董表示要光復大陸﹐艾森豪威爾威爾夫不以為然地説﹕「那樣將意味著與蘇聯打仗。」﹙顧維鈞1989a: 426﹚。

韓戰之後﹐美國即處心積慮創造台灣脫離中國的條件。其手法是﹕一﹑在國際上泡製「台灣地位未定論」﹐逼蔣介石在「對日和約」中默認﹐二﹑多方逼迫蔣從金門﹑馬祖等外島撤軍以徹底斬斷台灣與大陸的連係。但蔣深知一旦真的撤軍﹐將坐實台灣獨立﹐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立刻失去基礎﹐必將垮台﹐因此而力抗美國壓力。蔣最終能保住金門﹑馬祖﹐是靠1958年的「八‧二三」金門炮戰。毛澤東洞悉美國意圖逼蔣撤出金門﹑馬祖以利搞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遂與蔣合演一齣雙簧給美國看﹐即﹕中共故意不攻下金﹑馬﹐雙方維持單日打雙日不打的炮擊﹐以示國共雙方尚處內戰﹐兩岸關係屬於中國內政問題﹙林克等1995: 267-86; Tucker 1990: 259-60﹚。三﹑對台灣進行經濟﹑政治﹑學術﹑文化的全面滲透﹐使台灣籠罩在美國的影響下﹐以利出現可以取代蔣氏政權的美國化政權。

要做到上述第三點﹐並非難事。當時國民黨政權在經濟﹑軍事﹑政治上完全依靠美國的支持才得以倖存。台灣今日的基礎是五﹑六十年代在美國經濟﹑軍事援助下奠立的。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有幾項目的﹕一﹑以經濟增長支持軍備﹐減輕美國的負擔﹐二﹑照美國模式﹐推動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將台灣納入美國支配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三﹑通過創造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使私人資本茁壯﹐進而在社會中形成新的權力中心﹐于適當時機即可促進政治與社會變遷﹔四﹑以經濟快速發展﹐做為冷戰意識形態的鬥爭工具﹙Jacoby 1966: 31-2; 137-148﹚。對第四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代辦葉格爾説得最為露骨﹕「當美國援外逐漸減少之際﹐美國華盛頓高層的想法是想選擇數個過去對美援運用成績優良的國家如自由中國﹐作重點式的援勵﹐使經濟加速發展而成為援外成就的楷模。……經濟本為政治的工具﹐經濟上的重大成就﹐就可予共産主義國家重大的打擊。」﹙康綠島1993: 140﹚今天看來﹐美國的這幾項目的都達到了。台灣經濟在美國的設計支配下﹐從五○年代依附美國﹑日本取得快速的增長而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圍﹙periphery﹚上升的為半外圍﹙semiperiphery﹚﹐被美國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吹奉為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楷模﹐賦予「東亞四小龍」﹑「經濟奇跡」的美譽﹐甚至連中共都頗為稱道。而台灣的私營資本自六○年代實行加工出口經濟後﹐也急速成長﹐大量從事加工出口貿易的中小企業興起﹙隅谷三喜男等199: 148-50﹚﹐經濟結構自七○年代後也邁入工業化社會。社會上因此而形成一批由中小企業主﹑專業人士為主構成的小資産階級。美國為扶植台灣經濟而大開市場。迄八○年代止﹐美國一直是台灣最主要的出口市場﹐這客觀上就易於形成一批親美的勢力。正如阿敏﹙samir Amin﹚所説﹐台灣﹑香港﹑南韓等地的外向出口工業「確實産生了一個由經理﹑工程師﹑官員構成的受薪中産階級﹐他們有機地附屬在世界體系上﹐也就固守著世界體系的消費方式與意識形態。」﹙Amin 1976: 214﹚更何況﹐美國還刻意透過各種獎學金﹑基金會﹐資助台灣的教師﹑技術人員﹑官員﹑教授﹑大學生到美國受訓﹑進修﹑留學。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甚至透過亞洲基金會﹙Asian Foundation﹚推動學術交流﹐資助學者從事東西冷戰對抗的研究。而電影﹑電視﹑雜誌﹑書刊也被大量利用來宣傳親美反共的意識﹙Tucker 1994: Chapter 5﹚。對於美國從台灣大量選派官員﹑教師﹑技術人員到美國受訓的用心﹐顧維鈞明白指出﹕「他們是否在考慮訓練一批年輕的技術人員﹑行政人員和學校教師﹐以期建一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我到處都碰到過美國高級人士流露這種想法。」顧維鈞還指出美國庇護台獨人士説﹕「一些有政治考慮的台灣人也贊成台灣獨立運動﹐他們能夠而且確實得到中央情報局的幫助。有些台獨領袖在日本避難﹐有些人甚至被送到美國以推進這個運動。」﹙顧維鈞1989b: 582-83﹚。

經過美國二十多年的精心培育﹐到七十年代﹐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上都已為台灣形成親美反共反蔣的勢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國際政治方面﹐七○年代也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先是美國深陷越戰泥淖師老無功﹐國內為越戰而分裂對抗﹑擾擾不安﹐經濟陷於滯脹﹙stagflation﹚﹐財政赤字日趨惡化﹐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onwood System﹚崩潰﹑美國可內外交困﹐尼克松﹙Richard Nixon﹚焦頭爛額。而一九六九年中蘇發生珍寶島之戰﹐美國看見了期待已久的中蘇分裂﹐遂想藉中共之力早日結束越戰﹐並進一步聯中制蘇。在美國眼裏﹐台灣的戰略價值自然大不如前。一九七一年﹐美國與中共關係解凍。尼克松七月十五日宣佈將訪問大陸﹐九月十六日表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就失去聯合國的席位。失去聯合國席位對蔣介石政權的打擊甚大。這代表在國際上國民政府已不再是中國的正統﹐從而在台灣也難以合理地照舊宣稱自己是中國的中央政府。美國這個龍頭一改善與中共的關係﹐日本等政治隨從當然也迫不及待地與中共建交。國際地位的不保與島內民心的不安﹑不滿﹐迫使蔣氏父子必須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尤其對台籍人士必須放出更多權力以安撫台灣人心。一九七二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蔣經國時代」﹐開始啟用多位台籍人士擔任台灣省主席﹑副院長﹑部長等重要職位﹐並小額增加台灣選出的國會議員名額﹐逐步推行國民黨的「台灣化」﹑「本土化」。

然而﹐這些漸進改革遠遠不能滿足新興中産階級的要求。當美國的支持轉弱﹐外交不斷失利後﹐「法統」的神話就不再能維持﹐而獨裁專政數十年所積累的民怨也已極為深厚。所以自一九七七年反對派在省議會和縣市長選舉中獲得空前勝利後﹐反對運動風起雲涌。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一九七九年底國民黨為了鎮壓澎湃洶湧的反對浪潮﹐發生了著名的「高雄事件」﹐多位知名的台灣籍政治人物被逮捕。這一震驚台灣內外的政治事件﹐非但沒有嚇退反國民黨的力量﹐反而以更加猛烈的氣勢衝擊國民黨政權。在以後的多次選舉中﹐反對人士節節勝利﹐證明台灣社會已産生了一股不是以國民黨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的反對勢力。而原本以美國﹑日本為基地的台獨組織﹐這時也以資助運動﹐傳佈台獨理論書刊﹑在美國遊説國會議員與行政部門向國民黨施壓的方式﹐積極向台灣島內發揮影響力﹐原來以「民主」為主要訴求的反對運動﹐逐漸被導向「台灣獨立」﹐經數年的發展﹐台灣的主要反對勢力「民進黨」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將「建立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寫入黨綱。

「台灣獨立」運動的主要訴求是「台灣地位未定」﹑「台灣民族自決」﹑「一中一台」﹑「公民投票」﹐其手段則是宣傳「台灣意識」﹐強調認同台灣本地﹐反對「中國意識」﹐鼓吹「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省長﹑院轄市長﹑總統民選﹐重新制定新憲法﹐疾呼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從其主張來看﹐依舊是四十年代末美國制訂出來的策略﹐毫無新義。然而﹐舊形式下卻有了實際的新內容。台灣自一九四九年末與大陸隔徹底隔絕後﹐在美國扶植下﹐與大陸各自獨立發展了三十多年。尤其經濟上被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八○年代後﹐有明顯的資本輸出﹐流向大陸﹑東南亞及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由外圍上升為半外圍﹐外匯存底曾多年高居世界第二位﹐對外貿易也長期居於前十五名之內﹐經過政府不斷宣傳強調﹐一般人民不免會有自得之感。在思想意識上﹐一方面隨著經濟﹑政治﹑軍事的依附於美國﹐美國式的價值觀﹑思考方式成為社會的主流﹐另一方面﹐則受國民黨「仇共匪﹑恨共匪」的宣傳教育﹐反共意識深植人心。客觀上既有經濟﹑政治上對美國﹑日本的依附﹐主觀上又有親美﹑反共的意識﹐自然構成了美國數十年前所企求而未得的台灣本土親美反共反蔣力量的基礎。所謂「台灣意識論」﹑「台灣命運共同體」論﹐其存在依據在此。

台獨勢力從八十年代以後之所以能快速茁壯﹐從內部因素來説﹐除了客觀的社會經濟基礎﹐還由於他們利用在國民黨大陸籍統治階層威權統治下﹐行使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壓制措施造成的民怨﹐以台灣人利益的代言人自居﹐鼓吹「台灣人出頭天」掌握台灣政權﹐刻意強調省籍矛盾﹑極力擴大衝突的層次與範圍﹐造成Schattschneider所稱的「社會化衝突」﹙Socialize confilicts﹚或者説是「擴大衝突」﹙enlarge conficts﹚﹐使更多台籍人士涉入衝突過程﹐引為奧援﹐以造成新的權力均勢。﹙林佳龍1989: 123﹚他們指稱﹐國民黨根本無力統一中國﹐國際社會早普遍不承認其代表中國正統﹐它卻仍堅守「法統」﹐不肯全面改選國會﹑開放總統﹑省長﹑院轄市長的民選﹐是想藉中國統一的神話﹐維持動員戡亂體制﹐鞏固既得利益﹐繼續壓迫台灣人。由於台灣人口中台籍佔多數﹐他們認為根據多數統治原則﹐民主化自然也就是由台灣人掌握政權的「台灣化」﹐因此他們極力使用「台灣人意識」爭取台籍人士的支持﹐發揮了相當有效的動員效果﹔導致省籍矛盾超越階級矛盾並影響到國家認同的統獨之爭。從外部因素來説﹐則是台獨人士利用美國的壓力迫使國民黨讓步。曾任台獨聯盟主席的蔡同榮就明白指出﹕「有人説國民黨的國會不是設在台北市﹐而是在美國國會山莊。國民黨可以不理會立法院﹐但對美國國會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意。如欲改善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海外同鄉須遊説美國政府。並且現在全世界各國間﹐有能力且願意阻止中共蠻橫地強制台灣住民接受共産制度的唯有美國這國國家﹐我們也應影響美國政府阻止中共侵略台灣。所以FAPA初期外交工作的重點是放在促成台灣廢除戒嚴令﹑釋放高雄事件政治犯及爭取台灣住民自決的權利。」﹙蔡同榮1990: 87﹚美國在七○年代前﹐為了反中共而支持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但同時也資助反對派與台獨運動。七○年代後﹐為了與中共聯合反蘇聯﹐逐漸減低對國民黨政府施壓﹐支持反對派﹐促進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特別是八○年代後﹐美國財政﹐貿易赤字達到千億美元﹐而台灣對美順差年達百億美元。美國更迫切希望台灣能快速實行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減少管制﹑開放農業産品及資本的市場﹑調整匯率政策﹐以為其紓困﹐並利其進佔市場。因此﹐一個放棄國家資本主義﹑軟性﹑更弱化但穩定的台灣政權﹐是符合其利益的。

四﹑

一九九一年十月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台灣獨立」運動可謂達于頂峰﹐此後的「台獨」訴求﹐漸失其動員號召的力道。一九九六年三月的總統大選﹐旗幟鮮明地高舉「台獨」大纛的彭明敏僅得到二百二十多萬張選票﹐遭到慘敗﹐「台獨」氣勢大挫。民進黨的「美麗島」﹑「新潮流」兩大派系與施明德等其它要角在熜統大選前﹐見外有中共飛彈示警﹐內有民眾對台獨的疑懼﹐已知「台灣共和國」的主張勢不可為﹐為謀生存發展﹐乃調整策略﹐與國民黨謀求聯盟﹐與反「台獨」的新黨和解﹐企圖藉「中華民國」式的實質獨立﹐取代不切實際且易立即招來戰禍的「台灣共和國」。但這種轉變無法為脫離現實的所謂「台獨基本教義派」接受﹐遂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從台獨陣營分裂出去﹐成立「建國黨」﹐並嚴詞抨擊民進黨背叛台獨立場。

自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後﹐一九九一年底的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即受重挫。一九九六年的總統大選敗象之慘﹐更是前所未見﹐這反映了多數台灣民眾對「台灣獨立」運動的不信任與恐懼。民進黨主流勢力警覺到若不改弦更張﹐則永無執政機會﹐且有禍台之虞。

這種形勢的轉變﹐可由島內與島外因素分別剖析。從島內來説﹐台灣經濟數十年來在安定中成長﹐鮮見大幅波動﹐社會經濟秩序一直維持基本的穩定﹔政治上﹐自蔣經國掌權後﹐刻意加速提拔台籍幹部﹐推動「本土化」政策﹐並因應反對勢力的挑戰﹐在內外壓力下進行政治改革﹐在一九八八年過世前完成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等自由化政策﹐而李登輝繼位後﹐更一一接納反對勢力所提出的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總統直接民選等主張。國民黨政權經過民主化﹑本土化的洗禮﹐其權力基礎已完全紫根于台灣。過去國民黨靠國家暴力維持統治﹐中央政權主要由大陸籍權貴把持壟斷﹐並未經台灣民意的認可﹐於是構成「台獨」運動攻擊的把柄﹐也是「台獨」運動藉要求「民主」為名﹐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依據。但是隨著自由化﹐民主化的政治轉型﹐「台獨」以「民主」之名奪權的策略已逐步被化解。尤其「台獨」為了想利用多數暴力﹐加速革命建國的步伐﹐高喊「台灣人出頭天」﹐將省籍矛盾無限上綱﹐大肆煽動「台灣人意識」﹐形成所謂的「台灣人情結」﹐化為「台獨」運動的主要推動力量。但李登輝出任總統後﹐勢單力孤﹐為了鞏固權位﹐不惜利用「台灣人情結」﹐結合民進黨﹐共同鬥倒黨政軍系統中的大陸籍權貴﹐終得盡攬大權于一身。李登輝在台灣政治市場上﹐取得「台灣人牌」的正字標記﹐成了正宗的商標代理人。「台獨」經營多年的品牌竟讓李登輝坐收漁利﹐在總統大選中大挫老牌台獨彭明敏﹐令台獨深有「惡紫之奪朱也」之憾。而就在激進派「台獨」大搞省籍矛盾﹐強以台灣人建國意識之際﹐常表現出強要以閩南語為「國語」﹐斥責﹑謾罵不説或不會説閩南語者﹐動輒以「中國豬滾回大陸去」辱罵甚至毆打具中國意識者等等「台獨法西斯」行徑﹐也令許多民眾反感﹑嫌惡乃至恐懼﹐認為他們的本質與蔣氏國民黨沒有兩樣﹐講「民主」是假﹐搞「台獨法西斯」是真﹐不值得支持。而內部派系惡鬥與浮現腐化病症使其道德形象下墮﹐令民眾離心﹐猶其餘事。

就島外而言﹐中共再三警告﹐只要台灣宣佈獨立﹐必以武力保土衛權﹐使數十年來未經戰亂的民眾﹐恐懼「台獨」會引來兵災﹐破壞長期安定的生活。再者﹐中共自一九七九年後﹐實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作為台灣經濟主力的中小企業由於資本小﹐技術低﹐缺乏研究發展能力﹐無法提升産品層次﹐加以台幣匯率上升﹑工資增加﹑地價高漲等島內不利因素﹐在大陸﹑東南亞國家也紛紛採取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經濟後﹐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於是紛紛將産業移往大陸尋找第二春。台灣原有的加工出口主力産業如鞋﹑傘﹑玩具﹑燈飾﹑紡織等幾乎都已轉至大陸生産﹐以投資帶動貿易的方式為台灣賺取鉅額的外匯。近幾年來﹐每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都超過百億美元。台灣出口的主要市場已由美國轉為中國大陸﹐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度大為增加。兩岸如果因「台獨」而兵戎相見﹐大動干戈﹐台灣經濟必將崩潰。再説﹐兩岸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打破過去數十年的隔絕狀態後﹐所謂「看不見也摸不到長江﹑黃河」因此産生不了中國感情﹑意識的論調自然不攻自破。兩岸在經濟﹑文化關係日益密切後﹐「台灣意識論」與「命運共同體論」的基礎逐漸受到侵蝕。「台獨」主張之日益失去客依據是理所當然的。

 

前已述及﹐在美國與中共處於敵對狀態下﹐美國的對台政策是支持「台灣獨立」或「兩個中國」﹐使兩岸分裂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從五○年代到六十年代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杜勒斯與甘迺迪的國務卿臘斯克﹐多次設法搞「兩個中國」。其方法包括﹕在一九五四年磋商「共同防禦條約」與一九五四—五五﹑一九五八年兩次金門炮戰期間﹐力促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以徹底割斷兩岸的連係﹙此即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金馬撤軍論」之由來﹚﹔要求北京承認台灣獨立﹐美國則以承認北京為中國合法政府並支持北京獲得聯合國席位相交換。﹙Rusk 1990: 284-85; Tucker 1990﹚不過﹐這些圖謀﹐都為國共雙方所反對﹐在毛﹑蔣合作下遭到粉碎。

但李登輝上台後﹐即逐步推動「兩個中國」政策。他放棄由國民黨重回大陸主政的幻想﹐通過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使中華民國台灣化﹐對外則積極推動重返國民黨﹐向國際宣佈希望獲得雙重承認﹐企圖用兩德﹑兩韓的模式處理兩岸關係。呼應美國「兩個中國」論的﹐其實並非始自李登輝。早在一九七二年﹐甫經十年牢獄之災後不久﹐雷震即向蔣介石建言﹐放棄一個中國的主張﹐在台灣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雷震1972﹚。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實與此論有同工之妙。

本來﹐蔣介石為求得美國保護而不得不在「對日和約」中﹐默認「台灣地位未定」﹐又在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時﹐承諾未獲美國同意不得以武力反攻大陸﹐就已使台灣實質上與大陸分裂﹐僅存留形式上的一個中國主張。尤其數十年來﹐蔣氏父子拒不與大陸謀求和平統一﹐偏安台灣﹐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與台灣內部政治﹑經濟結構的必然發展﹐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就日益凸顯其虛幻性﹐難有説服力﹐而成為「台獨」振振有辭地攻擊的把柄。李登輝正是想利用「中華民國式」的獨立﹐對內凝聚「生命共同體」的共識﹐化解「台獨」攻勢﹐對外推動「兩個中國」企求國際承認﹐將台灣問題國際化﹐擺脫兩岸的內戰狀態﹐以便國際干預。是故﹐李登輝自九十年代後﹐即與民進黨合作積極推動加入聯合國。一九九五年六月更訪問美國﹐大言炎炎﹑若有所指地宣稱要「向不可能挑戰」。而民進黨在島內也不斷煽動台灣民眾放膽支持獨立﹐把台灣遭逢的國際困境全部歸咎於台灣沒有宣佈獨立﹐更不負責任地叫囂台灣宣佈獨立中共也「不敢打﹑不會打﹑不能打」。然而﹐正當李登輝志得意滿地訪美歸台﹐猶自躊躇滿志﹐陶醉於自以為勝利的喜悅中﹐中共卻召回駐美大使並開始了一次比一次逼近台灣的軍事演習﹐令美國愕然﹐台灣駭然﹐而國際默然。後來美國雖在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出動航空母艦向中共示警﹐柯林頓卻在不久後﹐承認對中國的認知有誤﹐派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到大陸訪問﹐重新學習認識中國﹐以圖修好。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在不到一年之間出現了戲劇化的急遽轉折。何以故﹖

美國與中共的關係自一九七九年建交﹐中共進行經濟改革後﹐在八十年代﹐大抵處於平穩的和緩狀態。此其間﹐美國為主的西方商品﹑思潮大量涌進大陸﹐在知識青年中掀起一股強勁的西化浪潮﹐至一九八九年終因官倒﹑通貨膨脹問題的惡化而發生「六‧四」事件。中共親美的趙紫陽派系因而倒台﹐西化派學生也紛遭逮捕或流亡海外。中共又重提反對美國的和平演變﹐與美國關係陷入低潮。此後﹐美國不斷以人權﹑經貿等問題對中共施壓﹐並寄望中共內部親美勢力復出﹐使中國大陸出現符合美國利益的政權。但江李體制下的中共卻對美國持不妥協態度﹐美國面對綜合國力增強﹐政治上卻不甘雌服的中共﹐滿懷戒慎恐懼﹐於是右翼保守人士在政界﹑學界﹑新聞界泡製出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倡議恢復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尤其自一九九○年東歐﹑蘇聯的共黨政權相繼垮台﹐倒向西方之後﹐中共成了美國最不放心的對手﹐雙方在政治﹑經濟﹑軍事問題上屢生摩擦。美國於是又有意利用台灣這顆棋子來與中共作對。李登輝與民進黨誤以為中共既著力於經濟建設﹐又面臨鄧小平將逝的接班問題﹐必不致輕易對台動武﹐更何況他們認為美國與中共不睦﹐一旦有事﹐美國這個總後台大靠山也必將出兵保護台灣。這就是一九九六年之前﹐李登輝與民進黨何以敢捋中共虎須﹐屢屢向中共「一個中國」政策挑戰的原因。然而﹐中共在一九九六年的飛彈演習中﹐向美國﹑台灣與國際社會明確表示了不惜與美國一戰解決台獨的決心﹐而國際社會卻未見強烈反應。美國雖有遏制中共之心﹐眼見中共護士衛權之心堅決不可動搖﹐歐亞各國又無共同遏制中共之意﹐美國若與中共正面衝突將得不償失。過去美國之所以處心積慮地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主因之一即不願捲入中國內戰﹐避免與中共發生全面戰爭。今日在勢單力孤之下﹐當然更不願冒巨大損失之險﹐為了台灣與中共一戰。在評估得失之後﹐唯有改弦更張﹐由遏制中共轉而與之積極交往。甫卸任的美國國務卿克裏斯弗已公開宣稱﹐美國不應幻想將美國價值觀加諸中國大陸上﹐明白表示了這一看法上的轉變。

美國與國際社會對中共態度的轉變主要是由於自七○年代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生了結構性的巨大變化。

首先是美國經過多年的對外插手干預﹑參戰﹑對內實施大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國力耗損過巨﹐不堪負荷﹐造成貿易﹑財政雙赤字與日俱增﹐連年居高不下。自七○年代後﹐國勢已日漸衰落。反之﹐日本與歐洲的德法等國則在戰後既獲美國經濟援助﹐軍費負擔又大多轉嫁給美國﹐經濟因而得以快速增長。九○年後﹐歐洲市場的統合更見成效。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由戰後初期的美國霸權﹙hegemony﹚轉化成美國﹑日本﹑歐洲三足鼎立的爭雄﹙rivalry﹚局面。

再者﹐中共自一九七九年後放棄了毛澤東時期向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挑戰的嘗試﹐改採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軌的經濟改革。而蘇聯自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也積極與美國和解﹐至八○年代後期冷戰終止﹐一九九○年東歐﹑蘇聯共産政權更相繼垮台﹐引進資本主義。美國對社會主義遏制的戰略可謂已經大功告成﹐社會主義國家既紛紛解體﹐兩大陣營的對峙即不復存在﹐沒有共同的敵人﹐原先以美國為首的聯盟也就無從鞏固。

最後是中共的經濟改革﹐自一九九二年後﹐加速融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成為整個體系發展最快最大的市場﹐世界各中心國﹑半外圍國無不爭相搶食。中共非但不再是毛澤東時期令資本主義國家畏懼的洪水猛獸﹐中國大陸反而成了各國競相奔赴的投資樂園。各國非但不可能再與美國聯合遏制中共﹐法國﹑德國﹑日本等甚至還可能利用美國與中共交惡﹐在中國大陸獲得龐大的商機。面對歐洲﹑日本各中心國家的壟斷資本﹑跨國公司大舉進軍中國大陸﹑美國的壟斷資本自然也全力搶進﹐唯恐喪失先機﹐在世界市場競爭上落於下風﹐當然也就不會允許美國政府與中共關係惡化﹐以致阻擋財路﹐故而必然要對美國政府施壓﹐要求改善與中共的關係。美國政府在此新形勢下﹐若還想重施遏制中國的故技﹐只能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註定要失敗。

中共在一九七○年之前﹐受到美國遏制政策的影響﹐經濟被封鎖﹐於是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delink﹚﹐實行自力更生政策﹐因此而自行發展出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在基礎科學上打下深厚的根基﹐並擁有了一些世界先進的高科技﹐科技研究發展的潛力十分雄厚。以中國大陸市場的廣大﹐技術潛力的雄厚﹐配合充沛的各級人力﹐多樣的資源﹐極有可能發展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新的中心國。

反觀台灣﹐由於企業以中小型的為主﹐資金﹑研發能力都不足﹐而大型企業也多半缺乏遠大的眼光與氣魄﹐不肯投資于資金大﹑風險高的高科技産業﹐因而産業升級叫喊多年卻成效不彰。前經濟部長趙耀東就曾感慨台灣的企業主大都短視近利﹐只想賺錢﹐卻不肯將賺來的錢大筆投資于研究發展﹙劉玉珍1995: 107-8﹚就以台灣列為高科技明星産業的信息業與半導體IC來説﹐到今天在技術上仍仰賴歐﹑美﹑日等技術大國。IC業最重要的八項材料中﹐有七項由日本廠商﹐一項由德商掌控﹐技術的基礎研究明顯不足﹐尚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階段﹐只能在技術先進國後追著跑﹙楊丁元﹑陳慧玲1996: 202-8﹚。八○年代後﹐在技術能力不足﹐産業升級不易﹐內部市場狹小﹐而土地﹑勞力等各項生産成本節節升高﹐政府效率又不彰﹐兼且社會風氣不良﹐環境﹑生活質量不佳等各項病症雜陳下﹐對台灣經濟增長造成極大的傷害﹐台灣的競爭力正在下降。近年來若非與大陸進行經貿交流﹐經濟早由中度成長跌為低度成長﹐從而引發失業﹑通貨膨脹等社會經濟難題。尤其﹐台灣在政治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會同時也正在發生利益的重分配。一方面是薪資勞動者會要求分享更多的經濟利益﹐另一面是資本家們想擴大利潤﹐而生産力增長卻有限﹐雙方面的利益衝突會通過政治對抗表現出來。隨著經濟的自由化﹑國際化﹐競爭日形激烈﹐破産﹑兼併日益增多﹐貧富差距加大﹐失業問題也必日益惡化。近年來﹐在野政黨與民間要求社會福利的呼聲越來越高﹐政府財政赤字有增無已。一旦産業技術遲遲無法升級﹐生産力停滯難前﹐而階級矛盾與人民的就業生活無法有效解決﹐政權必然發生合法性危機。這在外圍在半外圍資本主義國家屢成嚴重問題﹙Prebisch 1981﹚。台灣若不能與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合作善加利用大陸的資源﹐恐將在競爭力衰退下﹐跌回外圍地位﹐難再翻身。

近年來﹐「台獨」論者經常誇誇其談所謂「台灣主體性」﹐屢發仇視﹑醜詆中國﹙包括歷史﹑文化﹚之語。其實從台灣戰後依附於美﹑日等資本主義中心國家才得以生存來看﹐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個方面﹐台灣都沒有所謂「主體性」可言。李登輝與「台獨」論者口中所謂的「普遍的文明價值」﹑「人權」等等﹐不過是毫無批判思考地照單全收美國販賣的貨色﹐是一種徹底臣服於美國式價值觀的奴化思維。他們仰望﹑敬畏美國﹑日本等中心國家卻蔑視非西方文明﹐他們無視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支持獨裁政權﹙包括台灣的國民黨﹚﹑搞政變﹑暗殺﹐販賣毒品支持反共勢力而國內則廣泛存在的種族歧視﹑階級壓迫。對美國他們充滿了諛頌之詞﹐對於中共﹑馬來西亞﹑乃至新加坡這些敢於批判美國霸權主義的國家﹐則反唇相譏﹐指責他們的亞洲價值觀﹐視美國為文明﹑人權的「上國」﹐為美國回護唯恐不及﹐充滿了奴顏與媚骨。這充分顯現了攀附權貴諂上而欺下的豪奴心態﹐也很符合客觀上台灣在世界體系中所處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位置。然而﹐如前所述﹐未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新一輪的競爭中﹐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在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台灣還能繼續像過去那樣依附著美國﹑日本而保持地位甚或向中心躍升嗎﹖實事求是地説﹐我們看不到這個前景。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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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廿二~廿三日在台北舉行的第一屆「

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後收入《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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