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文革武鬥和“文攻武衛”口號(一) ——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負責人袁庾華專訪

袁庾華口述李素立采寫並整理(本稿經袁庾華審訂、補充、修改——李素立。)

訪談時間:2013 年12 月24 日下午預訪,

2014 年3 月21 日、4 月23 日下午和晚上。正式訪談。

訪談地點:袁庾華家

受訪人:袁庾華

主訪人、整理者:李素立

主訪人的話:

袁庾華,湖南湘鄉人,1946 年生,初中未畢業,到鄭州肉聯廠作學徒工。文革中成為河南全省的造反派組織““二七公社””的重要骨幹,也因文革政治問題四次入獄,累計被囚十數年。1989 年出獄後經商,並經常到全國各高校去講學。在原《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的《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版,P63—65)一書中,袁先生被稱為近來“引起公眾注意”的一位“老左派”。海內外多家媒體稱其為“毛派思想家”。

一年前,筆者在“鄭州思想沙龍”認識了袁庾華先生,有了採訪他的機會。對過去的經歷,袁先生思路清晰,侃侃而談。雖然對他的一些觀點筆者並不贊同,但他在文革中的“造反”及武鬥經歷還是引起了筆者的極大興趣。更令筆者大感意外的是,文革中家喻戶曉、文革後“臭名昭著”的口號“文攻武衛”,袁先生說是他先提出來,並經江青首肯的。     那麼它是怎麼提出來的?又與鄭州武鬥的發生、發展和結束有什麼關係呢?他的敘述能給我們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

一、從“二月黑風”到“5.4慘案”,腥風血雨的鄭州

李:您能不能談一下文革當年鄭州武鬥的完整過程?

袁:概括地談幾個典型事例吧,主要是我個人親歷的。

河南的文革造反是從鄭州大學開始的,代表人物是其學生黨言川。“河南二七公社”是河南、鄭州七十二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後成立的。河南保守派當時宣傳的“民謠”:“‘二七公社’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黨言川當隊長,一二三打砸搶”。“ 牛鬼蛇神”是指造反派批了“血統論”後,吸收了許多“出身不好”、“犯過錯誤”的人參加自己的組織。“打砸搶”是他們反咬一口,但是,我們也確實有過打砸搶,是他們逼的。

我參加的“二七公社”籌備會議,曾爭論過“公社”的名稱,因為毛主席否定了上海造反派奪權後的政權機構用“人民公社”的名稱,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但是,我們只是群眾組織,參加籌備會議的大多數代表贊成用“二七公社” 的名稱,以繼承四十多年前“二七”大罷工的革命傳統。

1967年2月7日,河南“二七公社”成立大會在市體育場召開。由於“二七”派控制的《河南日報》社正在被“河造總”(原來是造反派,這時已“投降”省軍區)圍攻的吃緊,我不得不暫時中斷大會發言程序,調動一部分隊伍隨我去加強報社的守衛力量。這時,爭奪中的雙方靠的是“人海戰術”,也有肢體衝突。那些日子,包括除夕之夜,我和戰友們都是在風雪彌漫的報社外度過的。

17日中午,我又組織一支“二七”派中學生隊伍潛伏進八中——其大門當時在緯三路上,正對著報社後門,——準備黃昏時衝過“河造總”的封鎖,增援報社內的守衛力量。將近黃昏時,省軍區廣播車來宣讀周恩來要軍隊接管報社的指示。我親自看了電報,簽了字,通知“二七”派撤出報社,《河南日報》自此也落入“河造總”之手。第二天才知道軍隊卻乘機抓了我們的人。為此,在“公社”內部我還受到別人的指責。

19至20日,軍警介入河南省紡織機械廠和鄭州印染廠兩廠之間一場並不大的衝突,又一次只抓了我們造反派,僅“二七”派印染廠“八一”就被抓了237人。那天下著小雨,一輛輛軍車,荷槍實彈,五花大綁,遊街示眾。當時,我站在金水路上親眼目睹這一切,在路的上空,懸掛著二七派的七中“8.16”和省一技校“造反大隊”的草席橫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未乾的油墨汁隨雨滴下……這一切,今天仍歷歷在目!

接著是國棉二、四、五廠,電纜廠等,開始了全市、全省的大逮捕。

3月6日,河南省軍區召開有15萬軍民參加的大會,宣佈“鄭大聯委”是非法組織。佈告一早上就貼出來了,我們在糧食學院嵩山路和伊河路交岔口西南角那個樓,召開“二七公社”擴大會議。主持公社工作的楊錫淼 (“13所”,即海軍研究所的技術員,黨員)提出要主動開除“鄭大聯委”以保留“二七公社”。我和鄭州鐵路局的鄭建國(工人)等人則堅決反對,我們認為“二七公社”是以“鄭大聯委”為首,開除“鄭大聯委”,就不存在“二七公社”了。雙方正激烈爭論時,武裝遊行的軍隊已經包圍了我們,學生帶領我們突圍出去了。

二三月間,全省各看守所、拘留所關滿了我們造反派。來自全國各省的消息也全是造反派被抓、被宣佈非法,甚至被屠殺(指青海西寧“2.23事件”)。我壓力很大,精神幾近崩潰。3月18號我也被抓到省看守所,由於“客滿”,又被轉移到拘留所。用省委候補書記紀登奎後來對中央彙報中的話說:這時的形勢是“把‘四大民主’變成了‘大鎮壓、大逮埔、大登記、大請罪’,把這場文化革命變成了‘鎮反運動’”。

在中央擊退了“二月逆流”( 我們當時稱之為“二月黑風”)後,毛主席批示了軍委十條和關於處理安徽問題的五條,取消了軍隊隨意抓人、隨意宣佈某個群眾組織為非法組織的權力。《人民日報》4月2日還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指出:“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3月,“首都紅代會”重又殺回河南支持“二七公社”,“二七公社”戰士也紛紛走上街頭!

軍區被迫在各地大批放人,但還留了一些造反派的頭面人物,如黨言川等人。“二七公社”的群眾就在市公安局對面的二七紀念堂門外靜坐,4月30日開始絕食(李注:《河南省大事記》P200說是5月3日)。5月1日,“二七公社”在省體育場召開大會後,數萬人遊行聲援絕食。5月4日,全國有40多個解放軍單位對河南局勢發表聯合聲明聲援“二七公社”。

同日,省軍區組織十萬人遊行,新老保守派的工人、農民,拿著省軍區運來的棍棒、鋤頭、鐵鍁,磚頭到二七紀念堂清場,大打出手,造成了有名的“5.4慘案”。

1984年,一本當年保守派組織重要頭頭楊全志的會議記錄被發現,其中記錄了包括“5.4”和下面還要談的其他武鬥事件,省軍區是如何策劃指揮他們的。這8冊會議記錄被戲稱為《出土文物》,並送達胡耀邦手中,其原件已在中央紀委存檔。

 二、“5.26慘案”:“我們中了埋伏”

此時,我本人不在河南。

我是4月2日出監後去北京上訪並串聯的。那時的中央接待站很熱情,安排的吃住條件都很好,住是不要錢的,吃飯沒有錢可以先借支(別人用我的介紹信借支的錢,直到1973年中央信訪部門還來函向我催要)。 人很多,僅我住的白石橋中央黨校的主樓就有好幾千人之多,來自全國各地各種觀點,工、農、商、學、幹,各種成份都有。還有大量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問題。

河南開始絕食後,江青辦公室就打電話給“二七公社”住京聯絡站,勸我們做工作不要絕食、要愛惜身體。我們也覺得在河南的同志太激進啦!“5.4”後,經聯絡站動員,在京的“二七公社”人員大都立即回河南。一進鄭州,看不到一個人戴“二七”袖章,街上到處是手持棍棒殺氣騰騰的保守派武鬥隊,十分恐怖。其一個聯絡員,也是我肉聯過去的一個朋友叫夏震的在二七廣場見到我說:“我只要喊一聲,你是‘二七公社’的,馬上你就沒命了!”我說:“你喊啊!”他說:“不管咋說,看在朋友份上,你趕快躲起來,你們‘二七公社’完蛋了!”據統計,5月5日以來,被打砸血洗的“二七”派組織有23個。

我們回來前,“二七公社”一個管組織工作的叫薛建生(農學院學生),為避免更大的損失,搞了一個疏散通知,讓大家趕快離鄭,投親靠友。我們從北京回來後,聯繫了大約有幾千人,5月8日第一次走上街頭,喊的口號是:“只要打不死,還要幹革命”!我們很快恢復了組織。在有些學校、單位還占了優勢,逐漸建立了一些宣傳陣地。也不斷遭到對方的武鬥襲擊。他們就是不讓我們說話(宣傳)!

1967年5月26日中午,鄭州一中“紅旗”等中學“二七”派把我們的死對頭、河南軍區政委何運洪的家抄了。也是在這前後,“二七”派的七中“8.16”等擒獲了省公安廳廳長王一鳴。省“公安公社”是河南保守派“十大總部”的核心組織,也是軍區鎮壓“二七”派的主要打手。但王一鳴一直到中央把他帶走審查之前,我們沒有任何人打罵他。

下午,“二七公社”在河南省體育場召開批判何運洪的2萬多人大會。期間,楊錫淼來電話說我們在國棉六廠的“解放樓”被包圍了,很吃緊!要求我們組織遊行隊伍去聲援一下。我們從市區東部的省體育場,步行去西部棉紡路最西頭的國棉六廠聲援。在這次遊行隊伍中,打頭陣的叫“二七近衛軍”,是市區西南的中專技校“二七”派組成的准武鬥集團,但沒有武器,也只是鼓號什麼的,顯得齊整。

傍晚,遊行隊伍全部進入棉紡路後,各個工廠汽笛突然響起來了,撲天蓋地的鐵塊磚頭打向我們。接著,一輛大卡車衝進來,當場撞死5人,傷80多人。保守派的各個武鬥集團從廠裡衝出來大打出手。我和任延慶(在河南文革中影響僅次於黨言川的鄭大學生)原來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指揮,發現中埋伏後,就掉轉過來,趕快往回撤。這時,楊錫淼帶著煙草研究所十幾個人騎車趕來,讓我帶著這十幾個人趕快去省軍區,要求他們來制止武鬥。我們在省軍區門口被保守派堵住圍攻,一直到快天明了,我才翻牆突圍出來。

27日早上,從河南醫學院,到鄭大,我看到各個房間連走廊上都是傷患。這就是有名的“5.26事件”,傷了至少幾千人。到28日,在醫學院的重傷患中,又犧牲10多人。

李:哦,傷了幾千人,死了有多少啊?

袁:死了恐怕至少有十五、六個人。

第二天早上,(有人)看見獨立二師(也就是現在的武警河南總隊)師長,帶著他的衛兵,從國棉三廠出來,衛兵臂上都戴著一塊白毛巾,被群眾截住。大家當時都認為,這位師長就是“5.26事件”的總指揮。

5月27日,我和鄭大的學生李長傑商量後,趕快通知各個單位,在二七廣場人民銀行前集合幾萬人,開始遊行示威。在我們“二七”派的隊伍中第一次出現了棍棒等武鬥器械。從二七廣場到省軍區,在省軍區門口砸了它的大字報欄。然後,在七中大操場上我領著大家宣誓,要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

同一天,為抗議“5.26事件”, 鄭州鐵路局機務北段的“二七”派“八一革聯”宣佈罷工了!他們聽說北京著名的學生領袖韓愛晶來鄭州了,就邀請他去。我陪同韓愛昌一起去機北,分別代表“二七公社”和“首都紅代會”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韓是參加西安交通大學革委會成立大會後路過鄭州的,一路上,韓對我談了他在西安的許多見聞,其中西安有一個中學的造反派老是挨打,他們提出一個“文攻武衛”的口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我們那些常在公社工作的同志(當時組織很鬆散,跟現在的志願者差不多),在開日常會議時,我說,昨天韓愛晶講那個口號,現在很適合我們,我們是不是把它也作為自己的口號,我們也得武裝保衛自己,不然,我們一個個陣地都被他們奪去了,連命都保不住了,更不要說勝利了。楊錫淼認為,這是極左口號。這個口號和爭論傳出去後,“公社”各個部門都在討論,也有人提出“文攻武守”。

 三、 “5.30慘案”後,“我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

5月30日,在省軍區領導和省、市公安廳局的保守派頭頭的組織和直接指揮下,全城拉警報大戒嚴(這是鄭州解放後第一次),“十大總部”、“河造總”集中全部力量,分工攻擊我們六個主要據點,就是宣傳廣播站。其中12萬(李注:《河南省志·大事記》、《河南省大事記》等書說5萬)人圍攻國棉六廠大樓。從下午開始,他們放火燒,使用大型吊車、推土機撞,六部消防車噴射含有燒緘、六六六粉和硫酸的高壓水柱,什麼手段都用盡了,到第二天淩晨四點,攻陷了!還有大石橋露天劇場等據點也被他們攻下!保守派甚至當場活活打死幾個被他們審訊的“二七”派骨幹,把幾百名“二七”派傷患俘虜押往農村勞改。而且,有關他們還要將武鬥進一步升級的情報不斷傳來。

5月31日中午,在鄭州大學文科樓西頭階梯大教室召開“二七公社”(擴大的)緊急會議。

楊錫淼做了報告,他強烈譴責省軍區和保守派對我們血腥鎮壓,另一方面也輕描淡寫地檢查工作不力。大家對楊錫淼的工作不滿。我和幾個人發言,嚴詞批評公社五月份的工作:首先是逃跑主義搞疏散通知,然後是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我在發言中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接下來的發言,都否定五月份“二七公社”的領導工作,贊成這個口號。鄭州印染廠一個姓詹的造反派頭頭,點名要我組建一個新的強有力的領導班子,得到會議的鼓掌通過。這就是當時“大民主”的民主程序。

由我組建的這個新班子,名為“火線指揮部”(簡稱“火指”)。這是“二七公社”第二屆領導班子。第一屆班子比較鬆散,大多不脫離本單位組織。這個“火指”基本上是全職的,也是“三結合”的。一是“二七公社”的代表,另外兩方面是首都和外地造反派來支持我們的代表和全國軍事院校赴豫調查團的代表。“火指”建立時的成員有(按我當時簽發的通行證排序):任延慶、楊錫淼、省體訓班教練單長春、袁庾華、糧食學院學生邱玉洲、農學院學生任其芳、醫學院學生李勝先、黃河水利委員會工人鄭家聲、機校女學生高和平、鄭大附中學生李xx。外地和軍校的代表不固定,其中比較活躍的是清華大學學生魯夢銘、空軍002部隊的學員王翔等人。

李:您是第四把手?

袁:是我組閣的,。以任延慶為首, 楊錫淼相當於“博古”,也是為了公社領導班子的連續性。單長春曾任解放軍“八一”自行車隊教練,已40歲,任延慶22歲,我21歲,後來才知道單比我們還單純。倒是27歲的鄭大學生孟慶遠被稱為黨言川的軍師,在“公社”負責情報和保衛工作,也是“火指”的實際核心人物。還有不常在鄭州的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滑正本對我們的思想影響也比較大。鄭大學生高樹勳的“火指”動態部(文革中,群眾組織的情報部門統稱為動態)接納了一批表態支持“二七”的省、市領導幹部,但他們對“火指”沒有起什麼指導作用。

原載 《記憶》REMEMBRANCE 2014 年9 月30 日第11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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