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和策略 兼評遠航一號:《21世紀與共產主義》中的經濟發展觀(金寶瑜)

現居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金寶瑜教授新近完成評論《紅色中國》網站主編遠航一號撰寫的《21世紀與共產主義》的長文,探討了毛澤東的經濟發展理論與策略,頗有助於了解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全文登載。此文亦已登載於《紅色中國》網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8018&page=1──編者

探討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和策略

兼評遠航一號:《21世紀與共產主義》[1]中的經濟發展觀

 讀了《21世紀與共產主義》這篇文章中有關社會主義革命後發展的兩段,這兩段觸及到有關經濟發展這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性的問題,也就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發展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使我感到特別是到了今天,再次深入討論這個問題的重要。本文提出我對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和策略的認識。希望對這議題的討論能引起回應,經由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見繼續討論。下面就先從遠航一號文章中講到的革命後的經濟發展談起。

「在打倒了舊的統治階級以後,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將經濟剩餘掌握在自己手中,開始了工業化進程,在自己國家的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現代經濟增長,提高或者鞏固了各民族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

總的來說,這篇文章狹隘地強調革命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是現代經濟成長,這點從上面這一段充份的表現出來。不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成功取得政治後,在經濟上有了自主權,國家的剩餘不再被帝國主義國家抽走,因此可以充份的利用自己的剩餘來進行工業化,發展現代化的經濟,但是這只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中的一部份。革命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經濟建設之所以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是因為革命後的建設是與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進行的,因此雖然都是經濟建設,但是卻與資本主義經濟建設截然不同。中國的經濟建設不但與資本主義建設的目的不同,如何積累建設需要的資金也不同,對國家生產的產品的分配也不同。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不但受中國人民支持,也受世界上被壓迫人民的支持。從中國的近鄰,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到離中國遙遠的拉丁美洲和非洲,落後國家的廣大人民對中國這樣嶄新的發展都非常仰慕和想要效仿。新中國社會和經濟建設,以及新社會中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吸引著北美、西歐、日本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許多進步人士和貧苦大眾。

中國革命後的經濟建設同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進行,所有制的改革初步消滅了私有制下的剝削,遏止了兩極分化。在新的生產關係下,經濟發展的目的從為資本積累轉換成為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成就並不是要“提高或者鞏固各民族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而是為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和受剝削、奴役的人民提出了與資本主義不同的一條可行的發展道路。

 

「但是,只要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基本運動規律不改變,這就是一場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贏得的競賽。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壟斷著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並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技術封鎖。現代科學技術發展,需要巨大的資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個別領域,社會主義國家在資金與人才方面,不可能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競爭。」

這一段又進一步說明本篇作者把經濟發展片面地看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主要決定因素。不僅如此,作者對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存在著非常大的迷思。如果現代的科學技術真是一定要巨大的資金和高科技人才,而這些發展高科技的必要條件又被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控制,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在後,因此在現代科學技術上肯定是落後,作者已經肯定了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贏得這場技術上的競賽,那麽社會主義國家的希望在哪裡呢?這不是從一開始就已經斷定了社會主義會失敗嗎?果真如此,那麽當初為什麽還要革命呢?如果個別社會主義國家跟資本主義相比都要失敗,那麽要消滅“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基本運動規律”又如何可能呢?這不是等於說即使一個落後國家能夠革命成功,最後還是要敗於資本主義嗎?更有甚之,既然我們無法跟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在科技上競爭,是不是我們就只能向它們靠攏,希望從它們那邊挖一點技術和挖一點資金?這不就證實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嗎?不也就否定了落後國家可以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下發展的可能嗎?

不錯,個別的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和改革前的中國)因為發展在後,所以在技術上與已經發展了兩三百年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相比較一定是落後的,但是在修正主義之前的蘇聯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技術發展是突飛猛進的,並不慢於資本主義同一發展階段的技術進步的速度,甚至於要快了許多。另外,更重要的是技術發展的目的是什麽?只是為同先進國家競爭?還是為了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來滿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並且利用技術的改進來提高勞動效率和減低勞動人民的勞動強度?後進要趕先進沒有錯,但是發展技術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是為了勞動人民付出較少的勞動量卻能獲得同樣的成果。像“現代科學技術發展,需要巨大的資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的說法是一種迷信,就是因為這種迷信的宣傳才使得落後國家深信除非有西方的資金和高科技的人才,經濟就不可能發展,因此就認定了要發展經濟則必須要進口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接受外來投資或外來貸款,這就是鄧小平資本主義改革和對外開放所依靠的基本根據。

更早的時候,當1911年革命成功後,多少愛國青年希望中國能趕快強大起來,不再受列強的欺辱,他們提出向西方國家學習“民主”和“科學“,就是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但是中國在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生產關係下,民主和科學就硬是發展不起來。因此我們不能只單面強調技術,好像技術可以決定一切,認為最終決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敗完全取決於技術的高低,這就犯了唯生產力論的錯誤。

60年代時,一些認真研究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資產階級經濟家曾經進行過一場有關經濟發展的討論,其中特別談到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該使用什麽技術,這樣的討論導致一些有關“適當技術”議題的論文。這些學者中間一些有見識的人認為落後國家發展經濟並不需要最尖端的技術,如果落後國家從外國輸入最先進的技術,但是在它們國家裡沒有相適應的配套,結果是用去許多外匯,卻對經濟發展產生不了什麽效果。為什麽呢?他們說如果落後國家在城市裡用進口設備建起了最現代化的工廠,這些工廠就會像是大海中的孤島,因為這些先進的工廠與經濟中其它部份不能產生任何有機的聯繫,少數城市裡的幾個高技術的工廠和廣大的落後的農村各自孤立著,這些先進的工廠並不能帶動技術進一步發展,也不能對經濟發展產生什麽作用。戰後初期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是盲目的相信西方的高科技是發展經濟的唯一要素,導致它們經濟發展的失敗,因此60年代和70年代時,有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過去20年所提倡的有了科技就有發展這樣的思路作出了反省,對過去片面相信高科技會促進發展的想法進行了批判。(Singer, 189-95, 203-6。)

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成功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發展了他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和策略。毛主義的發展理論既深刻又極為淺顯易懂,他所指出的發展方向永遠是明確的,他所提出的發展策略是根據當時中國革命後社會的具體情況,從毛主席的發展理論和策略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要依靠哪個階級,也可以瞭解毛主席把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革命看成不可分割的一體。

工農聯盟下的發展策略

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時提出了工農聯盟的策略,在革命之後,工農聯盟同樣適用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中國的革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與廣大的農民結成緊密的聯盟,來與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外來的帝國主義進行長期的鬥爭而取得勝利。革命時期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工人領導革命取得政權,為農民向地主爭取土地所有權,結束長期存在於中國的封建制度。革命成功後完成了土地改革,毛主席說農民已經不再滿足於只擁有一小塊土地,他們更要求提高生產,以便能有更多的生活資料,因此工農聯盟必須要建立在一個新的基礎上。

工農聯盟的發展策略就決定了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要如何累積。在工業化尚未起步的落後國家裡,發展所需要資金就只能來自農業,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要如何從農業抽取發展所需要的資金,這是毛主席工農聯盟策略中的一個重要議題。中國的農村在土地改革之後,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作,1949-1952年間,糧食與棉花的產量快速增加,然而到了1953年,糧食生產不再增加,棉花產量還減少了,到了1954年糧食和棉花的生產處於停滯狀態。蘇星對這樣的發展說:“造成農業生產停滯,有許多原因,例如,一九五三年農田受災八千到九千萬畝,一九五四年農田受災一億六千萬畝。但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農民個體經濟的潛力發揮完了,生產力的發展受到了這種生產關係的束縛,已經不能持續地實現擴大再生產“(蘇星,24頁)。土地改革時貧農和下中農分到的土地面積很小,他們又沒有什麽生產工具,因此只靠農民的積極性是不能增產的。而且一旦家裡有人生個病或家裡的勞動力遭到什麽意外,就得借債,借債還不了就只能賣地。蘇星文章中說到了1953年時,農村中賣地的農戶和出去當雇工的人數增加。蘇星對熱中於小農經濟的主張提出這樣的批評,他說:”有些人,看到土地改革以後,我國農民個體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就幻想依靠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來發展農業生產。這實際上是一種中國版的‘小農經濟穩固論’,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同上,20)

蘇星根據當時很多的調查資料,把小農經濟的樣的局限性分析得很清楚,這就是說明瞭為什麽下一步的發展必須是進行農業集體化。農業集體化從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這一段的發展大家都很熟悉,這裡就不多說。農業集體化不僅是為了發展農業的生產力,而且只有在集體化之後才能夠實現工農聯盟的發展策略。如果沒有農業集體化,農村的兩極分化會繼續下去,那麽工人階級要跟誰結成聯盟?貧農?還是富農?這就說明改革後人民公社解體的政策徹底地破壞了工農聯盟。不僅如此,如果沒有農業集體化,也就不可能實行「統購統銷」的政策。在兩極分化下,沒有「統購統銷」的政策,只有富農可以掌握著農村中的餘糧,這樣不但國家無法控制糧食的供給,富農與城市中的米商也會形成他們自己的階級聯盟。

中國社會主義時代的經濟發展是在工農聯盟的策略下,工業全民所有和農業集體所有的兩種所有制並存下發展起來的。這樣的發展在20多年中鞏固了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基礎,大幅提高了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

首先講一下社會主義時期農業的發展,中國是個古老的農業國,但是並不擁有豐盛的農業可以利用的自然資源,中國的人口約占全世界22%以上,但是只有占世界9%的可耕地。在長期的封建土地制下,地主只管收地租(抽走了農民生產的剩餘)但是不養地,因此在解放時除了江南一帶和一些其他少數農村有較肥沃的土地外,大部份農村的土地都非常貧瘠。再加上中國國土上百年戰亂,曾經有過的農田水利建設也都荒廢凋零。因此,中國極為有限的水資源(占全世界6%)不能善加利用,在解放前每幾年就一次的水災和旱災毀壞了大規模的農田,餓死了許多農民和都市貧民。(在解放後農田水利建設之前,中國還是深受自然災害帶來的苦難。)解放前中國的農民在一小塊貧瘠的土地上,用著最原始的農具,勤奮的耕作,收成後被地主拿走一大半,平時保持溫飽都困難,再遇上自然災害,農民更無法活命。農民營養不足、身體虛弱、沒有任何醫療設施來對付各種傳染病,難怪上世紀30年代時中國人的預期生命只有35歲,中國嬰兒死亡率每1000嬰兒中有156死亡(農村更高到200),活下來的,有三分之一的孩兒在5歲之前夭折(Perkins and Yusuf, 133-134)。

1956年毛主席發表了一篇極為重要的論文 - 《論十大關係》。在十大關係中,毛主席把經濟發展中: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放在第一條。他說:“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不可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毛澤東選集,第五卷,268頁)。毛主席把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生產的關係,放在十大關係中的第一條是因為他看到雖然重工業是發展的基礎,但是不能忽略了與人民生活資料相關的輕工業和農業。他見到蘇聯的經濟發展過度重視重工業,而不夠重視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和這樣發展所造成的不良後果。

重工業的發展奠定了製作生產資料的基礎,其中包括生產農業機器所需的鋼鐵、機械和能源生產的機器設備,也包括人民穿衣所必須的紡織業的紡織機,和吃飯所必需的食品加工以及一般生活用品的製造的機器等,更包括所有運輸所需的器材,像鐵路運輸的鐵軌、卡車、貨車和客車的車廂等等。中國在百業待興的困難情況下,一步步建設起社會主義的經濟。蘇聯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上,從兄弟國的立場給予中國工業發展的援助,在資源和技術上對中國有不小的幫助。但是當蘇聯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之後,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毅然走上了反修正主義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完全理解如果蘇聯與中國已經不再走在同樣一條路上,接受蘇聯的經濟援助必須要付上沉重的代價。之後中國走的是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在工農聯盟下,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來發展自己的經濟。事後想起來,當時中國一窮二白,在發展上多麼需要援助,中國共產黨所作的決定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決心。

土地改革後農業集體化運動開始,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在此後的20年中,中國的農業得到快速的、永續的發展。50年代時,中國的工業只限于少數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所以發展所需的資金只能來自農業的剩餘。國家用農業稅和工業產品與農產品交換的差價從農村抽走剩餘,但是與其他落後國家發展不同的地方是中國在工業開始發展後,不但從農業抽取的剩餘相對的降低,而且工業發展的成果又回饋給農業。中國社會主義時期以重工業為基礎,兼顧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政策的具體實現就是逐步減少從農村抽走的發展所需資金,把工業發展的成果用供給農村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來回饋給農村,並且由國家逐步增加對農村的投資,這就是為什麽到了60年代後農村可以能進行現代化的原因之一。[2] 在工農聯盟的具體政策實現下,中國的取得了輝煌的發展成就。從1952到1978年間,中國農業生產的年增長率為3.4%,工業為9.4%,交通與建築為10.7%。

中國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全部靠自己積累,不像其他落後國家不是靠外來投資,就是靠外來貸款。接受外來投資就得受外資的控制,向外國借款就像窮人用信用卡買東西一樣,還起債來不但要本上加利,更要利上加利。根據一項報導:1982 年到1990 年間,落後國家因為之前所借的貸款而支付給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和利息總共1兆3千4百50億美元(這個數目還不包括從落後國家流到先進國家的利潤、股票分紅、專利權使用費等項),從這1兆多美元的資本流出減去9千2百70億的資本流入(包括外來投資、援助、新的貸款等),在這8年中,從落後國家流向先進國家的淨額是4千1百80億美元。以1948年幣值來計算相等于六個當年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到了1990 年,落後國家欠先進國家的外債比起1982年來,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61% (George, xv-xvi)。這就是遠航一號文章中提到的資本主義發展先進國家從落後國家抽走的剩餘中的一部份。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兩條腿走路」

上面提過毛主席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和策略上有很大的貢獻,除了在經濟發展策略上必須堅持工農聯盟,和在發展的比例上必須以重工業為基礎,兼顧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之外,在50年代中期後毛主席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定下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不僅如此,毛主席又指出中國在資源極為缺乏和技術極為落後的條件下,發展經濟的具體辦法,那就是他提出的中國要用「兩條腿走路」來發展經濟。在「兩條腿走路」上,毛主席提出「土洋並舉」 和 「大、中、小並舉」。

中國發展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之後,要趕上西方國家當然要向它們學習,發展在後的國家如果能夠善於利用它們的優勢,可以吸取到先進國家發展的經驗,並學習它們的技術。到了二次大戰後,大部份西方國家的工業技術都已經不再是秘密,而是公開予世的技術,只是一些尖端的技術是秘密的。因此,要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雖然有困難,但又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學習是一回事,依靠卻是另一回事。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技術進步是靠從最基礎開始學習,一步步累積而來。像中國的基礎科學和工程學的教科書都是靠自己一本本寫出來的,不像臺灣從50年代開始大學和專科學院所用的科學和工程學所用的教科書都是將美國英文教科書翻印過來用。事實上發展落後國家要獨立自主的發展技術在開始時是有一定的難度的,困難的是如何能學習卻又不依靠。上面提到的一些60年代有關落後國家技術發展的討論中就提到了這點,他們指出落後國家每年都有大量的腦力外流,也就是落後國家訓練出來的科技人員,大批地被先進國家吸引走。先進國家用獎學金很容易地就把落後國家優秀的大學科技學科的高才生吸引過去,到了那邊只要上幾年研究院,就常常給這些先進國家服務一輩子。更有甚之,他們指出落後國家的腦力外流還不止如此,在依靠外來技術的落後國家中,它們的理工學院所研究的課題也都是以西方當時的尖端科技的課題為主,而不是以它們自己國家發展所需要的科技為主。舉例來說,如果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不走獨立發展技術的路,那麽就不會有大批由中國訓練出來的科技人員從事農村土壤的改良,稻米、小麥和其它農作物優化品種一類的研究。原因是這一類的研究所作出的論文不會被注意,不能在世界有名刊物上登載,更不能冀望得到諾貝爾獎。當一個落後貧窮國家花了大筆的資源訓練出來的科技人員眼裡只能看到先進國家的優良研究環境,像具有超前設備的實驗室和充裕的研究經費,如果他們的夢想只限於自己在研究上的成果和榮譽,那麽訓練這些人才的資源對本國本土上的科技發展就不會有什麽貢獻,這是腦力流失中的更重要的一部份。(Singer, 189-95, 203-6。)

這裡有點扯遠了,主要要說的是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上不是不能吸取西方先進的科技,但卻不能依靠西方的科技,而放棄了自己獨立的科技發展。許多落後國家,包括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因為想走捷徑就想從西方國家買點什麽技術,或者用市場交換點什麽技術,結果就是依靠西方的技術。而中國的發展就像毛主席教導我們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堅定地相信只要我們盡力地一點一點的去挖,總有一天會把堵在我們前面的大山挖平。如果我們像遠航一號那樣迷信著現代科技,認為除非有大量的資金和高科技的投入就不可能發展,而只有西方發達國家掌握著這樣的條件,那麽我們還有什麽可能勤勤懇懇地從作小學生開始,認真地從頭學習科學技術?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基礎科技,即使要吸取外國科技也很困難,中國獨立自主地發展技術並非閉門造車,一位對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經濟有很深研究的學者說過,中國在70年代曾經從日本、西歐國家、甚至美國進口整個工廠,其中包括化肥廠、石化廠、鋼鐵廠、發電廠、和商業航空飛機製造廠。他並說,中國進口了這些先進的工廠設備後,在極短的時間內自己就模仿造出同樣的工廠來(Eckstein, 1978, 107) 。這是因為到了70年代中國自己的技術發展已經奠定了基礎。

從外國進口技術就是毛主席的「土洋並舉」中,把洋舉起來的部份,也就是「大、中、小並舉」中,把大的舉起來的部份。因為資源有限,所以不可能只建大型的、最先進技術的工廠。解放後中國在都市里除了新建起來的工廠之外,還有不少在1956年國有化時從私人收買過來之後擴建的工廠,這些工廠在擴建中改良技術,發展成一些大型的和中型的工廠。後來也發展了都市街道集體制的較小型的工廠,這些工廠使用的技術往往是比較傳統的技術,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的“中和小”,以及“土”的部份。在大躍進之後,中國在農村建造起來許許多多的中、小型工業。大躍進在農村鼓起了農民的極大熱情,他們要將自己的家鄉工業化。但是因為三年困難時期,大部份在大躍進中設起來的工廠都不能持續而下馬。一直到了60年代中期農業生產恢復後,這些中小型工業又開始生產了。這裡指的是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五小工業,即農機(農機修理和農具)、化肥、水泥、鋼鐵、小型水利發電,之後更發展到紡織、機械、農產品加工、陶瓷、電燈泡和其他手工業等。農村五小工業建立的原旨是就地取材來生產農業和農民所需要的工業產品。農業機械化開始後,農村必須要有能夠維護和修理農機的設備,化肥、鋼鐵、和發電,這些都是為了農業現代化的需要,而水泥則是為了農村修建公路和農田基本建設中修建灌溉所需。這樣在當地取材,建設為當地生產和生活所需的小型工業省去了運輸要花費的資源。

1972年中國和美國簽訂了《上海公報》,公報中鼓勵中美雙方建立科學與文化的交流。美國的學術交流委員會選出了一個「農村小型工業代表團」到中國來參觀農村的小型工業的發展。這個代表團有來自不同學術領域的學者和農機、化肥、水泥業的工程師。這個由哈佛大學教授伯金斯(Dwight Perkins) 所帶領的代表團于1975年6月中至7月中來到中國訪問和參觀,中國方面是由科學院的經濟研究所的李成瑞前輩從始到終負責領隊。這個代表團在1977年時出版了一本他們訪問的紀錄和他們的觀感和評論,書中有很多珍貴的材料和圖片。這本書說當時中國的農業機械製造工業很有活力,這個產業的產品與制程都不斷地改進和升級。國家把較簡單的機械,轉移到公社和生產隊所擁有和經營的工廠進行生產。據這個代表團觀察,這些公社和大隊的工廠:“日益進步,能夠克服更多生產上的問題。“(Perkins ed.,1977:119)代表團也肯定鄉村工業化的其它重要成果,像降低了都市化進行的速度,克制了對外國科技的依賴,縮小了城鄉之間、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之間在社會與經濟地位上的差距等等。而且,代表團還肯定這樣的發展有助於將技術能力擴散到整個鄉村人口中(Perkins ed.,1977:116)。從這個代表團的報告中我們看到大躍進給了農民農村工業化的挑戰,農民不僅迎接了此一挑戰,而且在成果上還大大超越了這個挑戰。

社會主義時期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傳播

社會主義時期在科學技術的發展除了靠兩條腿走路外,在技術的傳播上更有它獨特的地方。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與傳播靠競爭,新的技術出籠取代了舊的技術,在新的取代舊的的過程中得到技術創新。有名的經濟學家熊彼得把這樣的過程叫作「毀滅性的創新」,也就是把舊的技術毀掉了創出了新的技術。大的企業有很多資金可以用在科研發展上,新的技術出來就把無法技術更新的小的企業打垮,或者收買。資本主義的技術進步就是在這樣不斷地毀滅中前進,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達成壟斷。中國在資本主義改革之後,意識形態的宣傳不斷地強調只有競爭才能有進步。但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所得到的經驗正好相反,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科技的進步靠的是合作。在全民所有制下,每個企業都是國家所有,因此算的是一筆賬,而不是每個企業各自有一筆帳。50年代和60年代時,為了在全國發展鋼鐵業,最大的鋼鐵企業,像鞍山鋼鐵廠,就在技術上援助全國各地新建起來的鋼鐵工廠。鞍山鋼鐵廠派人去各廠在技術上作指導,去幫忙解決實際操作上的困難,新建的工廠也派人到鞍山鋼鐵廠去學習。他們還為這種技術的傳播想出個有意思的名字,叫作母雞下蛋。把鞍山鋼鐵比喻成一隻母雞,到全國各處下蛋。我們看到中國鋼鐵業發展得如此快,就是因為下了的蛋不久就孵出小雞來,小雞長成了大雞,又繼續下蛋。

在全民所有制下所有的工廠的生產都不是為了盈利,每個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都是國家訂的,所以結算下來有利潤或是虧損都不是因為這個企業經營的好還是不好。企業結算下來的利潤上繳國家,虧損的企業由國家補貼。生產農機的企業因為農機的價格訂得低,所以會虧損,但是並不代表這一類工廠經營得不好。農機的價格訂得低,人民公社和大隊才買得起農機。另外像生產手錶的企業因為手錶的價格訂得高,大幅超過生產的成本,所以結算下來有很高的利潤。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下,農機企業不會因虧損而倒閉,虧損部份由國家補貼,手錶企業的利潤也不留企業,要上繳國家。一年要生產多少台農機和多少支手決定於計畫,而不是像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了資本積累,賺錢的企業就有更多的資本投資擴建,賠錢的企業就減產或倒閉。就是因為在全民所有制下算的是一筆賬,一個企業給其他企業的技術和其它的各種支援,也不由這個企業負擔,而是由國家負擔。還值得一提的是每個企業要付給工人的工資和福利也是由國家直接撥發,所以社會主義的企業不會也不能像資本主義的企業一樣,因為生意作不好賺不到錢就解雇工人。工人的終身工作是由國家保障的,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像住房、水電、醫療、托兒所、食堂、退休金等)也都是由國家直接撥發的。

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一開始就把每個個別企業變成自負盈虧,這樣就把企業生產的目的改變成為本企業牟利。生產的目的改變了,所有的一切也都跟著改變了,此後企業發給工人的工資和福利都要來自企業的收入,因此,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就成了這個企業生產的成本。在以牟利為目的的生產下,企業一定要盡可能縮減成本,因此必須要降低工資和削減福利,並且要增加工作時間和提高勞動強度。用最少數的工人完成生產,其他的工人對企業來說都成了多餘,而被企業解雇讓他們下崗。另外,不賺錢的企業就讓它們破產,或將它們拍賣。這些企業原來生產的產品是否還能滿足人們的需要,則不在考慮範圍之內。當企業變成了自負盈虧的個體,生產的目的成為牟利後,即使仍由國家所有(尚未被私有化)也不再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了。

社會主義下的兩條腿走路和在合作下廣為傳播技術的發展,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實行的。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下,技術高的和資金雄厚的大企業一定把技術低的小企業從市場中驅除出去,這樣的技術發展浪費掉大量的資源。在社會主義下,全民所有制大型工廠在技術更新時,就把舊的機器讓給集體企業繼續用來生產,這樣大小企業的合作節省了很多物資,免除了浪費,而且加速了技術擴散的速度。社會主義的這種做法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當時物資缺乏,要儘量節省物資,但是還不只是為了節省物資。因為舊的機器當初都是勞動力生產出來的,就是馬克思說的物化了的勞動(或稱死勞動)。把舊的但是還可以使用的機器輕易的廢除掉,就是不珍惜勞動,也不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資源。我們不是都看到了在資本主義改革中關閉掉了大批工廠,工廠裡的機器被拖去當廢鐵賣掉?工廠的工個人看到他們勞動生產出來的這些機器和廠房這樣被丟棄掉是如何的不舍?我們讀到曹征路的小說《那兒》中的工人主角對那部多年陪伴著他生產的機器有多麼深厚的感情!在改革開放後當生產的目的從為滿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改變成賣到世界市場中換取外匯,許多城市中的紡織工廠都關了門,或者是全部用外國的技術標準更換了廠中的機器,浪費了大量的資源。這就是當紡織的目的從滿足人民穿衣的需要,轉換成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商品所帶來的基本的改變。

我們一方面要承認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兩三百年中,在技術發展上對人類所作出的重大貢獻:資本主義在謀求利潤的動力下,不斷地用新的技術取代舊的技術,使得技術日新月異。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這種方式的技術革新已經發展到了盡頭。尤其是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的市場已經飽和,各個企業都有剩餘產能,市場的競爭更加劇烈。在這樣的情況下技術競爭的勝敗就決定一個企業的存亡,在新興的電子業中更是如此。一位頗有名氣的英特爾公司總裁曾為他們公司必須不斷快速地技術更新而感歎。1993年英特爾在新墨西哥州的裡歐蘭橋城(Rio Rancho) 的奔騰5晶片廠開工時,它的總裁安迪·高伏 (Andy Grove)說,“我們自己在吃自己的孩子,而且一定要越吃越快,這才能使我們取得競爭的優勢。” 他的意思是說奔騰5晶片出來,就把奔騰4晶片吃掉了。而奔騰5晶片剛開始生產,奔騰6,7,8晶片已經在準備陸續出爐了。像這樣腦子裡想的都是如何賺錢的大老闆也不得不為曾經是公司裡最為亮麗的奔騰4晶片的喪命而惋惜。英特爾的新廠接受了新墨西哥州政府的優厚補貼,雖然受當地居民強烈的抗議,還是照樣開工了。這個廠用去大量的水資源,造成大量的污染,而英特爾因新的晶片不斷出籠而擴大了市場,取得更高的利潤。到了21世紀的今天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生存所依靠的地球已經無法繼續承受這樣的科技更新了。像這樣每時每刻不斷地把有限的資源變成含有毒素的垃圾的科技進步是沒有前途的。

社會主義時期中國的技術發展是建立在不斷地推廣和普及基礎上。我們看到在從美國來的「農村小型工業代表團」的評語中,說到農村小型工業的發展有助於將技術擴散到整個鄉村人口中。有了人民公社之後,中國農業技術上的發展也是非常驚人的,發展的成果引起了國外農業專家的注意。有一位對中國農業有研究的專家湯瑪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曾經對中國在稻米品種改良完成的速度感到吃驚。他說傳統育種通常需要經過六到七代的雜交與選挑的過程,才能使雜交種籽的特性穩定下來,然後在試種中進行評估,最後才是大量繁殖、宣傳與說服農民採用新的種子,所以前後需要8年到10年的時間。中國在雜交稻米的品種改良以異常快速地從育種進入大規模生產,比其它國家快上好幾年。威恩斯說中國透過在人民公社時期設立起來的「四級研究網」(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組成了一個選種體系,這個體系是通過在不同氣候的地區設立的技術推廣與改良站之間的合作,所以一年中就可以生殖三代,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達成同步穩定、選擇適應當地條件的種籽、加以鑒定,並進行大量繁殖(Wiens,1978:680)。

中國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技術發展不是靠龐大的資金和高科技人員,中國的發展靠的是工農聯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兩條腿走路。中國的技術發展靠的是在社會主義培養和教育下的普通工人和農民,以及進步的知識份子。

社會主義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

本文一開始就說到,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是落後國家人民希望能夠效仿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是毛主席發展理論在中國的實踐。僅在短短的20多年間,中國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透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用兩條腿走路,發動工人和農民達成了大規模的現代化。

在農業方面,人民公社成立後,公社與大隊的幹部發動和組織農民,每年投入了難以置信的大量勞動力進行農田基本建設,農民勤奮地將心血和勞力投注于他們的未來與中國農業的未來。公社、生產大隊與生產小隊將農業的剩餘儲存為公積金,然後以公積金向工業部門購買農機和其它現代的農業投入品。國家推行了工農聯盟的發展策略,發展所需的資金開始時取自農業的剩餘,但是工業開始發展之後,國家盡了最大的努力來降低從農業部門移走的剩餘,並且盡可能地提供農業生產與現代化所需的工業產品,重新補充農業部門。小型的農田基本建設由公社和大隊用大量的勞動力和自籌資金來修建,大型的(像造紅旗渠和疏導黃河一類的)水利設施則由國家出資金,公社和大隊出人力來修建。國家除了在農業的水利投資外,也為農村的教育和保健提供所需要的資源。

人民公社成立之後的20年裡,中國的農業生產持續增加。糧食生產從1952年的1億8千1百萬公噸,增加到1977年的2億8千5百萬公噸。除了1959-1961三年困難時期之外,糧食生產以每年超過3%的幅度增加,高於同一時期的人口增長率。此一時期的糧食增長率打破了中國歷史上增產的紀錄,也打破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的紀錄(Groen and Kilpatrick,1978:619)。到1970年代末,中國的糧食和食品供給已經達成自給自足。下面用兩小段來說明中國農村的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業機械化。

農田基本建設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大量宣傳文革十年把中國的經濟弄到崩潰的邊緣。世界銀行出經費請一位研究中國經濟專家湯瑪斯·若斯基(Thomas G. Rawski)調查中國用勞動密集發展模式的經驗,調查的結果在1979年出版了《中國經濟成長與就業》這本書。書中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證實了十年文革不但沒有造成經濟上的損害,反而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肯定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與其它落後國家不同的是1970年代中期,中國的鄉村地區很少有失業或就業不足的跡象。若斯基說中國農民在農閒季節花極大的勞力進行農田基本建設,農民一年中的工作日,平均從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250天,增加了一倍以上(Rawski,1979:7-8)。難道這些農民就是改革派說的大鍋飯下養的懶漢嗎?

前面提過的另一位中國經濟專家亞力山大·阿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 對中國人民公社在農田基本建設方面的成就特別佩服。阿克斯坦說到中國農民進行的農田基本建設改變了中國整個農村的地理景象,農田基本建設包括平整土地(挖掉小土山和填滿沒有用的小溪)、造梯田,也包括用籮筐挑土來興建灌溉水霸、蓄水池,運河、灌溉管道和地下排水道、水利灌溉占和挖井。他並說農業生產在基本建設的基礎上應用適合的人力、農機、肥料、改良的種子的組合建起了高產和穩產田。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領導看到了在長遠的未來,這樣建設起來的農業才能使中國人民豐衣足食。不幸的是到了70年代底,雖然經過農民如此的努力和苦幹,中國的高產穩產田在整個農村還只能完成一半,改革開放後將人民公社解體,終結了中國農業長遠的發展計畫。

美國農村小型工業代表團發現,中國農民並不害怕農業機械化可能會造成失業,相反地,他們發現:“中國人將機械化視為一個有效的工具,可以增進勞動生產力並將勞動力釋放到更有生產性的工作中。”(Perkins ed.,1977:118)事實上,到了1970年代中期,許多鄉村地區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工廠在播種和收成的農忙季節必須停工,讓工人可以到田裡協助播種和收割。

農業現代化

中國的農業在工農聯盟的策略下,靠著農民的努力在農村大規模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大幅地改變了剛解放時中國農民用最原始的農具生產,完全無力抵抗自然災害,只能靠天吃飯的悲慘情況。下面表一顯示出社會主義時期農業機器的馬力和農業灌溉所用的電力都是成數倍、數十倍、數百和數千倍的增長,更有些是從無到有的成績。

表一:農業機械化

1952 1957 1965 1979
拖拉机犁耕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0.1 2.4 15.0 42.2
灌溉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18.5 24.4 31.8 45.2
电力灌溉面积占全部灌溉面积的百分比 1.6 4.4 24.5 56.3
每公顷所使用的化肥公斤数 0.7 3.3 18.7 109.2
乡村地区的小型水力发电站数量 98 544 无数据 83224
发电厂的发电能量(1000千瓦) 8 20 无数据 276.3
全部农机的总马力(10000匹马力) 25 165 1494 18191
大型与中型拖拉机数量(千辆) 1.3 14.7 72.6 666.8
小型与轻便型(walking)拖拉机*数量(千辆) 无数据 无数据 4 1671
农业灌溉与排水的引擎总马力(10000匹马力) 12.8 56.4 907.4 7122.1
复合式(combined)收割机数量 284 1789 6704 23026
机动渔船 无数据 1486 7789 52225

*雖然這些原是作農業用途,但許多被用於運輸貨物。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China,1983,p.186、p.197;1981年中國經濟年鑒,第六卷,13頁。

 

社會主義期間中國的經濟建設是工人、農民和進步知識份子在毛主席的理論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出來的奇蹟。

社會主義時期人民生活的改進

人民公社時期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讓鄉村居民都能得到醫療照顧。在革命前,中國農民不僅缺乏足夠的營養,也得不到基本的醫療保健。在1930年代,中國人的自然死亡率是千分之27,全國嬰兒的死亡率是千分之156,而在農村則可能高達千分之200,更有近三分之一的兒童在五歲之前夭折,人民的預期壽命才35歲(Perkins and Yusuf,1984:133-134)。這些可怕的數字並不奇怪,因為1949年中國每24201個鄉村居民才有醫院裡的一張病床(見表二)而且完全談不上什麼預防保健。中國人的健康情況十分可悲,被稱為「東亞病夫」,當然也是東亞病婦、東亞病童。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時,並沒有確切的識字率資料,不過估計大約為20%-40%,而且絕大多數識字人口住在都市。

在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新政府發動了許多衛生保健的群眾運動,透過教育與動員群眾來消除傳染病。到了1950年代後期,重大的傳染病如瘧疾、腸道寄生蟲、血吸蟲病、呼吸道疾病、梅毒、傷寒與肺結核等,不是被消滅就是全面受到控制。流動診所在農村給幼兒和成人接種疫苗,並給農民提供預防疾病與計劃生育的資訊。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之後,建立了合作醫療體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合作醫療體系提供的醫療服務有了很大的擴展與改進,國家給予了更多的財政支持,城市來的醫療人員協助訓練了鄉村地區的醫生與其它醫療工作者,包括赤腳醫生。從表二中可以看到中國全國醫院數目1978年是1949的50倍,病床是23倍,每張病床與人口的比例從6667人一張病床下降到515人。農村醫療資源方面的進步更為顯著。

 

表二:醫院數與病床數

年份 医院数 医院病床数(千张) 病床数与人口数的比率
全国 乡村地区 全国 乡村地区
1949 2600 80 20 1:6667 1:24201
1957 4179 295 74 1:2174 1:7392
1965 42711 766 308 1:943 1:1932
1978 64421 1856 1140 1:515 1:693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業摘要(Zhongguo nongyi Zhaiyao),1983,第13、92頁。

 

中國改善鄉村地區的醫療與教育的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到了1970年代末,儘管中國仍然是個貧窮的國家,它的醫療與教育指標已經是較接近已發展國家,而遠遠超過開發中國家。死亡率從1930年代的千分之27減少到1979年的千分之6,同時期的嬰兒死亡率從千分之156減少到千分之56。預期壽命增加到1979年的64歲,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便增加了一倍。(Sidel and Sidel,1983:92-93)。解放以後,在全國的鄉村和都市里都積極地展開了識字運動。1980年公佈的資料顯示到了1976年全國93%的學齡兒童,即1億5千萬人進了92萬4千所小學(Perkins and Yusuf,1984:177)。鄉村地區小學入學率得以普及的原因是,每個公社平均都建立了15所小學。全國有半數中學學齡兒童即6千萬人上了中學,在鄉村地區入學率稍低於50%(國家統計局,1981:451)。

 

我們在分析社會主義優越性之後,不能逃脫解釋社會主義為什麽不能繼續的責任。《21世紀與共產主義》對社會主義為什麽不能持續下去,作了幾點解釋。我對這幾點解釋並不同意,主要是我不認為社會主義失敗了,不能持續的原因是資產階級奪走了無產階級政權,但是這還是沒有回答為什麽資產階級有能力奪取無產階級的政權。但是這篇文章已經太長,無法再討論這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只好在另一篇文章中再作分析。

注釋:

[1] 見紅色中國網《國內週刊》第9期。2014年3月23日。

[2] 農業稅在國家收入的比例降低,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交換的價格,逐漸偏向有利於農產品。

參考資料

中文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267 - 288)1977年出版

蘇星,“土地改革後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條路線鬥爭,”經濟研究,1965年第七期。

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業摘要, 1983

中國經濟年鑒, 第六卷, 1981

 

英文*

Eckstein, Alexander,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80-114

George, Susan, The Debt Boomerang, Pluto Press, 1992

Groen, Henry J., and James A. Kilpatrick,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606-651

Perkins, Dwight and Shahid Yusu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World Bank

Publicati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Sidel,Ruth and Victory W. Sidel, The Health of China, Beacon Press, 1982

Singer, Hans W. The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cmillan, 1975

Wiens, Thomas B.,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and Capabiliti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671- 703

*因為我本人長期在國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建設,除了在1979年第一次到中國參觀過的農村和工廠外,沒有自己的研究調查。另外,能夠找到的中文參考資料也非常有限,所以借用了很多英文的資料。有不少研究中國經濟的美國人(也有歐洲人)對中國社會主義的瞭解有相當的深度,這裡就借用了他們提供的資料。近年來不少中國曾經直接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前輩也出版了他們的論述,希望能有人將他們這些極為珍貴的經驗和重要的論述聚集編成系列叢書,供我們大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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