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反服貿運動之一:反服貿運動、全球化與階級問題(杜繼平)

前言

台灣的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運動自3月18日晚一些學生社團與社會團體佔領立法院,到3月30日發動十幾萬群眾遊行集會,與馬英九政權較量了十三天,仍陷於雙方僵持不下的狀態,暫時還無法落幕,但整個運動的性質與涵義已可判定。

反服貿運動之引起廣泛的注目,一是採取了看似激進的突襲攻佔立法院、行政院的手段,為舉世所罕見,一時之間,轟動台灣島內外;二是他們提出的主要訴求觸及了台灣政治、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三是站在第一線充當檯面人物的青年學生用清新的形象,妄自以代表台灣人民之姿發言,雖然這個運動背後有著龐大的社會與政治勢力的支持,他們只是馬前卒。

反服貿運動提出的主要口號是「退回服貿,捍衛民主」,把關乎經濟的服貿協議與屬於政治的民主問題掛鉤起來,在他們發表的「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中透露了對代議制民主的不滿,也附加了一些反全球化的語言,企圖給自己塗抹上看似左翼的色彩,令不少人目眩神迷,或困惑,或附隨,然而,稍加追索,便可洞悉隱藏其後的是恐中、反中的非理性心理,主導整個運動的動因是反對兩岸統一的台灣自決意識。究其實際,這個運動既無知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現實也沒認清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這場抗爭與附從者的反應,可謂充分反映了台灣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集體心理與意識,很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探究竟,以揭露其貌似進步實則保守反動的本質。

以下就反服貿運動所涉及的經濟、政治、兩岸關係三個方面,分別評論。

一、反服貿運動、全球化與階級問題

自2013年6月21日兩岸簽訂服務貿易協議,公佈協議內容及開放清單後,台灣內部關注者並不多,朝野兩黨雖舉辦了二十場公聽說明會,也未引起廣泛注目。經3月18日反服貿團體佔領立法院的驚人之舉,原本不太被關切的服貿協議,頓成熱門話題,沸騰不已,報紙、電視、網路莫不以服貿協議為焦點,議論紛紛。但多數附和反服貿訴求者,對服貿協議的認知卻來自反服貿運動者在網路上廣為傳播的「懶人包」。這些「懶人包」全是些缺乏可靠證據與合理論證的主觀曲解,甚至大肆散播大陸詐騙集團在網路上發佈的人民幣4萬8即可移民台灣的詐騙廣告,以造成台灣人對服貿協議的恐慌心理,大陸的經濟詐騙手法被台灣的反服貿運動者挪用為政治詐騙的工具,兩岸兩種不同的詐騙集團形成了絕妙的結合,所謂的反服貿「懶人包」其實是專門用來愚弄無知者的「愚人包」。這些「愚人包」之所以那麼容易達到欺罔的目的,主要就是因為台灣絕大多數人不諳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機制,對何謂資本的「全球化」懵然無知。非但大多數人不懂,就連發起反服貿運動的主事者也一知半解,不甚了然。反服貿運動其實相當鮮明地表現出具有分離意識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意識形態。

我們先來看看他們發表的「318青年佔領立法院 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的重點:「我們不願看見台灣青年十年後,還過著22K的生活!我們相信,台灣是個可以讓青年實現創業夢想,開咖啡廳、開個人公司,可以靠自己打拼就能變『頭家』的創業天堂。...未來,台灣的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即將面臨資金充裕、整合上中下游一條龍模式的中資企業來台競爭,不管是上班族、小農、工人、商人,生存都將面臨威脅。除了個人飯碗難保,台灣對中國開放入口網站經營、網站代管,以及印刷和出版發行通路,讓我們的言論自由受到嚴重威脅。

反對服貿,不是『逢中必反』,服貿最大的問題在於,自由化下只讓大資本受益,巨大的財團可以無限制的、跨海峽的擴張,這些跨海峽的財團將侵害台灣本土小型的自營業者。那個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中小企業創業天堂,未來將被一個、一個跨海資本集團併購。服務貿易協定的本質,和 WTO、FTA、TPP一樣,這些國與國的經濟協議,都是在去除國家對人民的保護。服貿協議,不管統獨、不管藍綠,這是一個少數大資本吞噬多數小農小工小商的階級問題,更是所有台灣青年未來都將面臨的嚴苛生存問題。...我們要強調,我們不是不願意接受挑戰、不是不願意面對競爭的青年,我們只是不願意面對這種不公平的競爭、我們不願看見我們未來的生活掌控在這些少數權貴統治集團手裡、我們不願我們的工作都被大企業家、被跨海峽資本家控制;我們要掌握我們自己的未來,我們要的是一個給年輕人公平發展和競爭的環境與機會!

各位青年朋友,這些由大財團、大企業、少數執政者所組成的跨海峽政商統治集團,隨時可以拋棄台灣,他們隨時可以轉往世界上任何一處勞動力更廉價的地方;他們就像吸血鬼一樣,吸乾一個國家青年的血汗,就開始找尋其他國家青春的肉體。各位台灣的青年們,台灣是我們生活的土地、這是我們賴以維生的地方。為了阻止這個不公不義的經貿協議、為了阻止這個踐踏制度、威權復辟的政黨,請跟我們一起站出來,請跟我們一起站出來守護我們的台灣!」(黑體為筆者所加)

這篇宣言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小資產階級保守反動的意識。他們說「不願看見台灣青年十年後,還過著22K的生活!」要「台灣是個可以讓青年實現創業夢想,開咖啡廳、開個人公司,可以靠自己打拼就能變『頭家』的創業天堂。」換句話說,他們念茲在茲的是能夠有個小店面、小企業(當然也包括開個小診所、律師事務所等等自營自雇的行當),當個小「頭家」,有中等的收入,得暇時可聽聽流行小曲、搖滾,搞點浪漫的小資產階級情調,談些忒煞情多或心神俱碎的戀愛,有些人可能還願意也憑膚淺的認識參與一下公共事務。這個美夢其實是對已一逝不復返的台灣經驗的懷舊情緒。台灣在1980年代之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實行的是獎勵出口、限制進口的重商主義政策,藉大量中小企業的加工出口經濟獲得巨額外匯,達成經濟起飛,有了二十年左右的榮景,中小資產階級春風得意,過上了頗為愜意的生活,但到1980年代中期在美歐日的經濟大國紛紛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壓力下,也不得不跟著「自由化、國際化」(即全球化),放鬆對內外資本流動的管制,降低貿易壁壘,大幅開放外來的投資與商品、勞務。在資本全球化下,從世界市場到內部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工商中小企業的生存越來越困難,小農的處境也越來越糟,中小企業不是外移便是戰戰兢兢地恐懼破產,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已難以維繫,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岌岌可危了,必然造成台灣小資產階級的恐慌,這就是反服貿運動的社會經濟基礎。這回的兩岸服貿協議讓大陸資本可能大舉入台競爭,予台灣的反中分離勢力可乘之機,把小資產階級的恐慌心理與反中意識結合起來,成了反服貿運動重要的催化因素。

反服貿運動者提出服貿協議「是少數大資本吞噬多數小農小工小商的階級問題,更是所有台灣青年未來都將面臨的嚴苛生存問題」,反對「去除國家對人民的保護」。他們根本不了解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只見資本全球化的果而不知其因,只反對全球化的果而不反對全球化的因,急病亂投藥,妄圖在維持資本主義體制下,要台灣政府搞貿易保護,以台灣日益脆弱的經濟實力螳臂當車,力抗資本全球化的狂潮,維護台灣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只是為了挽救他們這種中層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把歷史的車輪扭向後轉。」反服貿運動者「不願意面對不公平的競爭」,也就是說,他們反對的不是市場競爭,而是「不公平的競爭」,要的是「給年輕人公平發展和競爭的環境與機會」。但什麼是不公平的競爭呢?他們沒有說明,不過從反對大財團、大企業、跨海峽大資本家的語脈來看,應該是指由於大小資本實力不同而造成的高下不等的市場競爭能力。然而,難道他們完全不知道,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本來就是個殘酷的動態拼搏過程嗎?現有的大財團擁有的資本並不都是平白由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會萬世永存。經由競爭,企業優勝劣汰,失敗者被打垮、吞併,勝利者則攻城掠地,擴展版圖,中小企業可能轉型為大企業,如反服貿運動者所深惡的跨海大財團頂新、旺旺,原本都只是台灣的中小型企業,而大企業也可能頹敗、破產。競爭必然產生壟斷,壟斷也會產生競爭,這是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資本主義要求的正當的公平競爭就是從國內到世界的市場都要有非歧視的一體適用規則。鼓吹自由貿易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反覆論證的就是如不搞自由競爭的國內與世界市場,而由政府對某些產業不公平地加以保護、給與特惠的政策就會造成經濟效率與社會收益的損失。比如採取貿易保護,用關稅阻礙外來產品進口,就會使生產者獲得不當得的高利潤,而消費者則買不到物美價廉的外來品,被迫用較高的價格購買本國商品,這就是犧牲消費者的利益來增加生產者的利益,以維護本國產業不被外來競爭者打垮,從而造成生產與消費的扭曲,於是競爭力差的產業便可以靠犧牲本國消費者的利益避免被淘汰的命運,在政策保護下免除競爭壓力,依然故我,不思進取,它們所使用的經濟資源也就不能轉向有更高經濟效益的用途,從而有損國家的整體競爭力。這套自由經濟理論當然是為具競爭優勢者立論,並不考慮市場自由競爭所付出的大量人與自然環境的代價,但也是最符合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理論。重商主義、凱恩斯主義這些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政府干預市場的理論與政策在實行一段時期後,終於還是不敵自由經濟論,主要就因為違背了資本主義固有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碰到了無法持續的障礙。此所以在資本全球化後,西方的社會福利體制崩潰,幾乎所有中間偏左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的經濟政策都向右派的自由經濟論靠攏,左右之別結為秦晉之好,雙方已相差無幾了。故而在當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深陷危機下,歐美各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仍只能死馬硬當活馬醫,繼續在新自由主義的死胡同內打轉,玩不出新花樣,走不出困境。

反服貿運動所要求的所謂「公平」的競爭,其實是要求政府管制可能危及台灣競爭力較弱企業的大陸資本入台,並補貼在競爭中失利的企業,也就是實行貿易保護政策。我們可以回顧一下19世紀中葉,西方的自由貿易派與保護關稅派的激烈爭論。當時的保護關稅派最具影響力的是著有《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的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1789-1846),他反對經濟落後的德國實行自由貿易,主張先用保護關稅培育本國強大的民族工業後,再與英、法的經濟強國競爭,至於小工業家、小商人、小農的滅亡則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是無法挽救的。李斯特派告訴工人,既然都一定要受資本家剝削,受自己的同胞剝削總比受外國人剝削好。另一派保護關稅論者則更為保守,他們希望連手工勞動、小工業、小商人、小農都要保護,即使犧牲本國的工業發展也在所不惜,這當然是絕對行不通的,那除了造成全國的經濟停滯,甚至崩潰,不會有第二種結果。二戰後,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奉行的正是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也都曾經獲得一段經濟高速增長期,然後在資本全球化下陷入衰退或盤旋不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批判自由貿易論的同時,卻也毫不含糊地贊成自由貿易。那是因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軸心是資本與雇傭勞動這個矛盾的對立統一體,私有資本在自由競爭下,會掃除一切舊有的社會、經濟障礙,消滅各種小資產階級,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同時擴大雇傭工人的隊伍,使大多數人淪為不得不受資本家殘酷剝削、生活陷入困境的無產階級,並跨越國界的藩籬,在統一的世界市場上,形成全世界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兩大階級的對抗,最終爆發世界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參見《共產黨宣言》與文末附錄的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稿)。

反服貿運動的行動宣言雖也批評自由化(即全球化),譴責大財團、大資本家卻不反對資本主義,只站在保護小資產階級的反動保守立場,著眼在利益的重分配,希望給資本主義帶上溫情脈脈的人道面孔。在全世界的反全球化運動中有兩條不同的路線,2001年創立、由社會民主派與無政府主義者主導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 WSF)是改良路線的代表,他們反對暴力革命,標舉空想的自由平等的世界公民社會,另一條則是指出改良沒有出路,唯有革命才是正途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反服貿運動的基調大體上屬於「世界社會論壇」的路數,但還摻雜了台灣分離主義的意識(這方面留待論兩岸關係的部份再詳說)。

台灣十多年來,失業率上升、工時加長、工資下降,物價上漲,貧富差距擴大,令越來越多人,特別是青年學生心生不滿與恐慌,這本是資本全球化下,舉世皆然的普遍現象,台灣由於二十多年來每年對大陸有從數百億美元上升到一千多億美元的巨大貿易順差,景況還不是最糟。但台灣是個小資產階級意識濃厚的社會,大多數人陷溺在自我中心裏,閉目塞聽,思想淺薄,感情用事,只圖過眼前的小日子,根本不知今世何世,前衛生署長楊志良憤而言之的那句「濫情理盲」,確能貼切地道出台灣社會的心智特徵,加以學界普遍學殖淺陋,大眾媒體但求商業利益,充斥低級趣味的羶色腥的新聞與節目,記者、編輯、評論人員的素質低劣,屢見胡言亂語,謬論橫生,因此,遇有重大事件發生,民眾常莫明所以,所有重要的公共政策無一能得到深入、理性的討論,也無一能獲致良好的結果。這次的反服貿運動不直指造成今日問題根源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卻利用青年對現狀不滿,對未來茫然又不知所以然的惶惑不安心理,以煽情的語言鼓動青年學生起來抗爭,把主要矛頭轉向無領導統御之能的總統馬英九,卻不問美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等等經濟發達國家沒有馬英九與國民黨為何經濟危機更為深重,失業率遠高於台灣?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的青年失業率更超過40%,足有台灣的三倍之多;為何歐洲多國的政權頻頻更迭,意大利四年換了四任總理,依然一籌莫展?這是換掉一人或一黨便能解決的問題嗎?然而,這些現實情況完全不在反服貿運動及其支持者的思考之內,網路上類多起鬨之聲,群眾集會上一大片天真卻一點也不可愛的青年面孔。

反服貿運動的聲勢得以坐大,緣於大多數人不知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服貿協議在經濟上對台灣整體經濟與個別產業的利弊得失,取決於實施後動態的競爭過程,本不易準確評量,只能有粗略的推估,但官方與支持者為儘量撫平不安的情緒,誇大可能得到的利益,反服貿運動者則在某些人為保護本身利益外,又有其他反中的勢力夾雜其間,故而刻意放大渲染可能的不利後果,雙方都不觸及資本主義本質,各執一端,大肆宣傳本身觀點。姑不論雙方的推估何者較符合未來的實際後果,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台灣面對的是全球化下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無時不刻在進行激烈的競爭,絕不會停下來等台灣好整以暇地整裝待發。反服貿運動者以程序民主之名強硬要求撤回服貿協議,重啟談判,先不說大陸方面未必會任台灣予取予求,光是在台灣內部各種利益集團趁機各為己利爭取訂立有利的條款,就會有冗長的爭執,更不用說根本不從經濟考量,只為減低大陸對台灣影響力的反中勢力必然再施胡攪蠻纏的技倆,讓台灣本身遲遲無法確定交議的服貿條款版本。於是就會應了那句老話:「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然渡河」,當ECFA的相關協議久拖不決,而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已與大陸實行自由貿易,台灣對亞太國家的所有出口品必然因多了附加關稅而滯銷,出口產業既大受打擊,以出口貿易為經濟主力的台灣總體經濟也必然重挫,於是產業倒閉、出走者日增,失業率更加上升,政府稅收銳減,一些反服貿運動者想抽肥補瘦,實行利益重分配的盤算,自然成了純粹的幻想。到了那時,台灣分離意識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法西斯種子也就會發榮滋長,大肆展開排外的言行。這點參考自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歐洲的法國、德國、希臘等國極右的法西斯政黨在政治上勢力大增,便可推知。與此相關的問題,待討論民主與兩岸關係時再進一步詳述。

附錄:

馬克思博士關於保護關稅主義、自由貿易和工人階級的演說

按:1847年9月16、17、18日,約150名英國、法國、德國、荷蘭、丹麥、義大利等國的學術名流、國會議員、工業家、商人齊聚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開會,討論自由貿易是否將造福全人類?馬克思為此準備了這篇演說稿,但未獲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准許發言。原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四卷,292-296頁。文中黑體是作者所加。──作者

保護關稅派又分兩派。第一派在德國以李斯特博士為代表,這一派從來不以保護手工勞動為己任;相反地,他們之所以要求保護關稅,是為了用機器擠掉手工勞動,用現代的生產代替宗法式的生產。他們總是企圖使富豪階級(資產階級)特別是大工業資本家取得統治地位。他們公然宣稱,小工業家、小商人、小農的毀滅固然令人惋惜,然而卻是完全無法避免的現象。保護關稅派的第二派要求的不僅是保護關稅制度,而且是絕對的貿易限制制度。他們主張保護手工勞動既不受外國競爭,同樣也要不受機器的侵犯。他們主張不僅用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工業,而且還要用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農業和本國的原料生產。這一派得出了什麼樣的結論呢?不僅禁止外國工業品的輸入,而且還要禁止本國工業的發展。

這樣,整個的保護關稅制度必然要落到這樣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要末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而犧牲手工勞動,要末保護手工勞動而犧牲本國工業。保護關稅派的第一派,即認為機器生產、分工和競爭的發展是不可遏止的那些人,這樣對工人說:“不管怎樣,既然你們得受剝削,那就最好認你們的同胞來剝削你們,這總比受外國人的剝削要好些。”這種狀況,工人們會長久地容忍下去嗎?我想不

會。這些為富人生產各種珍品和全部財富的人們不會滿意於這一點可憐的慰藉。他們要求他們的物質生產所換回的應該是更好的物質上的滿足。可是保護關稅派說:“到底我們維持著社會的現狀。好也罷壞也罷,我們總算保證了工人得到他們所必需的工作。我們設法使他們不致由於外國競爭而被拋到街頭。”就算是這樣吧。可是,保護關稅派最多只能宣稱他們所能做到的就是維持statusquo〔現狀〕,再大的本領便沒有了。但是工人階級所渴求的可不是維持住他們的現狀,而是改善現狀。保護關稅派還有一個最後的遁詞。他會說:他決不反對在國內實行社會改革,可是要保證社會改革的成功,第一件要事就是防止一切可能由外國競爭引起的混亂。他說:“我的這一套做法不是社會改革的做法,但是我們既然要改造社會,何不先從我們自己國內開始,然後再來談改革我們和別國的關係呢?”當然這些話聽來是滿有理的,可是在這冠冕堂皇的表面下面卻隱藏著驚人的矛盾。保護關稅制度把一個國家的資本武裝起來和別國的資本作鬥爭,這個制度在加強本國資本同外國資本的鬥爭力量,可是這個制度的擁護者又深信,這樣武裝起來和增強了的資本要是跟勞動相較量,就變得溫馴軟弱,變得那麼好對付。而這就是說要指望資本大發慈悲,好像資本本身能夠大發慈悲似的。要知道,社會改革從來不是靠強者的軟弱,而永遠是靠弱者的強大來實現的。不過這一點我們沒有必要多講。只要保護關稅派承認社會改革不是他們制度的必然產物,也不是他們制度的組成部分,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特殊問題,只要他們承認了這一點,他們就離開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了。因此,我們可以撇開他們來研究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這個問題。貿易擺脫一切桎梏而獲得徹底解放對工人階級狀況影響如何,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實際上這甚至不是一個問題。如果說在政治經濟學裡面,還有什麼東西講得不壞的話,那就是工人階級在自由貿易統治下的命運。在古典政治經濟學著作裡所闡述的一切規律,只有在貿易的一切束縛都被解除、競爭不僅在某一個國家內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獲得絕對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完全正確的。自由貿易實行得愈廣泛,亞當·斯密、薩伊和李嘉圖所闡述的這些支配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就愈加靈驗、愈加準確,愈不會是空洞的抽象。而且學者們在談到任何經濟學問題時,總是一再地告訴我們,他們所有的結論,都是建築在貿易將擺脫迄今尚存的一切桎梏而獲得解放這一前提上面的。他們遵循這樣的方法完全正確。因為他們不是採取任意抽象的辦法,而只是在分析的時候把一些偶然的情況擯棄掉。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經濟學家如李嘉圖等人,對於未來的社會比對於現存的社會知道得更清楚。他們對於未來比對於現在瞭解得更多。如果你們想讀一下有關未來的書籍,那就請你們翻開亞當·斯密、薩伊、李嘉圖的著作看看。你們會發現,他們的著作無比明確地寫出了在徹底的自由貿易統治之下等待著工人的是些什麼。譬如你們請教一下像李嘉圖這樣獨一無二的權威學者。從經濟學的觀點看,工人勞動的自然正常價格是什麼?李嘉圖的答覆是:“降到最低限度,降到盡可能低的水準的工資”。勞動是商品,也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樣。商品的價格決定於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時間。要生產“勞動”這種商品需要些什麼呢?工人必須吃飯,必須補償他的體力消耗以便他能夠活下去,並且不管怎樣還要能夠延續後嗣,這一切都要消耗一定數量的商品,而生產這些商品所需要的恰好也就是生產“勞動”這種商品所需要的。可是我們決不應該認為工人永遠不會上升到這個最低水準以上或者永遠不會降低到這個水準以下。不是這樣的。按照這一規律,工人階級有時能夠幸運一些,有時他們得到的會比最低工資多一些,然而多出來的這一點只不過是一筆補償他在別的時候,即在工業停滯時所少得(和最低工資相比)的附加收入。這就是說,如果我們注意到,商業在一定的、永遠周而復始地迴圈著的時間內,經歷著包括有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等階段的週期,我們把工人超過最低工資的收入和低於最低工資的收入拿來平均一下,那我們就會發現,總起來看,他所得到的不多也不少,正好是最低工資。換句話說,工人階級仍然會作為一個階級保存下來,儘管他們經歷了許多災難,受盡了許多折磨,在工業的戰場上拋下了多少屍體。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工人階級還是繼續存在下去,不但繼續存在下去而且人數還在增加。最低工資是“勞動”這種商品的自然價格,這條規律將隨著李嘉圖的自由貿易這個前提的實現而發生作用。我們同意所有那些闡述自由貿易的優越性的發言。生產力是要發展的,全國由於保護關稅而擔負的賦稅是要消滅的,一切商品的售價都將降低。可是李嘉圖又怎樣講呢?他說:“勞動既然同樣是商品,它也將同樣以更低的價格出售”,你們將能夠完全像買胡椒買鹽那樣非常廉價地買到它。正如同實行自由貿易以後所有其餘的政治經濟學規律都將發生更強烈的作用、應驗得更加準確一樣,馬爾薩斯所講的人口規律,在自由貿易統治之下,也將獲得幾乎想像不出的廣泛發展。那末請你們來決定一下吧:要末你們把現存的政治經濟學全部推翻,要末你們就得承認在實行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階級將聽任無情的政治經濟學規律去擺佈。這是不是說我們反對自由貿易呢?不是的,我們贊成自由貿易,因為在實行自由貿易以後,政治經濟學的全部規律及其最驚人的矛盾將在更大的範圍內,在更廣的區域裡,在全世界的土地上發生作用;因為所有這些矛盾一旦擰在一起,互相衝突起來,就會引起一場鬥爭,而這場鬥爭的結局則將是無產階級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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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評反服貿運動之一:反服貿運動、全球化與階級問題(杜繼平)”


  1. 1 羅星 2014/08/16 at 20:04:32

    好文章!看穿現象,透視本質,期待很快能讀到續篇。不知組成反服貿運動的各方勢力,如臺獨極右派、小資自由派、少數所謂「左派」,比重大致如何?場內「九人組」如何決策?民進黨及王柯的角色是什麼?美國如何操控?

  2. 2 无畏上将高尔察 2017/01/02 at 06:21:47

    《中产阶级的保守性与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
    BY CCVAER/SCER “右边的基路伯"
    —————————————–
    以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为代表,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德国法西斯的民意基础是中产阶级(的跌落),而非无产阶级。我本人是非常同意这一看法的,但是弗洛姆对于这种民意基础的解释并不透彻,只是泛泛地说,即使在经济危机下,无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而中产阶级却接受了较大的损失,其被剥夺的感受反而比无产阶级更强烈。这种解释总让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软弱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对于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和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之间的联系有了一些认识,借此文做一个粗浅的阐述。
    一、中产阶级的保守性
    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并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保守性。理解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要从两个特点入手,一是中产阶级拥有体面的生活,二是中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依附性地位。仅仅体面的生活并不导致中产阶级式的保守主义,资产阶级当然更加拥有体面的生活,但是资产阶级掌握自己(和别人)的生产资料,拥有变革的主动权,很多时候倾向改变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可能同时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减少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资产阶级热衷于这样的变革,这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中产阶级却总是担忧这样的事情出现,因为他们并不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中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仆从与打手。
    赤裸裸地讲,中产阶级的保守性是由于中产阶级乃是“坐稳了奴才的人”,尽管社会结构日趋分化为“奴隶”和“奴隶主”(及其管家、打手),但中产阶级安于“奴隶主”的管家、打手的位置,既不想当“奴隶主”(这有风险),也不想颠覆这一社会结构(这更有风险)。
    一旦社会出现普遍的危机,中产阶级跌落到无产阶级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却还是中产阶级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仍然是中产阶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追求并不会是打破“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结构,而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因为他们的追求只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所以他们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
    二、“一亿总中流”的现实基础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成了所谓“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人口,像日本这样的干脆自称全民中产,即所谓“一亿总中流”(日本总人口也就一亿出头点的样子)。对于这一现象,广泛流传的庸俗说法称这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结果,然而巴菲特一句“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却无情戳穿了这一说法。
    发达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印象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问题在于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还是“社会主义”的法国,累进税率只对工资性收入执行,最高可达45%,资本性收入却执行单一税率(15%或20%),因此资本家的税率比大部分中产阶级都要低。再加上各种合法避税手段,巴菲特说出“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还是可以理解的。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最近就打算对资本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视同仁采用累进税率征税,边际最高达75%。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尿性,相信不久之后,要么这项政策不了了之,要么他被轰下台。
    然而,这样一来,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穷人手中,而是中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其他人手里。如果我们仍旧在国界线内分析中产阶级,那我们就只能认为这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使得虽然占人口99%的非资产阶级群体只分得20%的社会财富,也足以支撑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
    可是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不是自然经济,是为了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生产。商品经济的商品必须卖出去,自然经济的产品堆在仓禀中却完全没有问题。商品经济下企业的产品如果卖不出去资本家就会发愁,就会付不出工资,资本就无法循环、增值,就无法实现正常的经济运转,就会经济危机,自然经济下“朱门酒肉臭”却是家大业大财富充盈的表现。
    也就是说,奴隶主不需要奴隶的购买力,地主不需要农民的购买力,但资产阶级却需要无产阶级的购买力,这一经济生活中根本性的不同常常被现代社会的人们熟视无睹。
    因此,自从产品生产的目的从使用价值变变为交换价值,自从雇佣劳动代替了奴隶劳动、个体劳动,缩小贫富差距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而是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
    因此,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一个经济体内分配不公,必然会导致购买力不足,使得经济循环停滞,所以资本主义天然有扩张的倾向。在它的早期,他对外输出商品,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反其道而行之,对外输出资本,利用外国更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价产品,返销国内,通过压低商品价格的方式,也变相提高了国民收入,解决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通过这种方法,在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终于建立了中产阶级社会,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了对外剥削,尽管分到的只是垄断资本吃剩下的。这样一种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中产阶级社会,是非常不稳定的。
    三、中产阶级社会的瓦解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建成并没有侵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通过对外剥削的方式,分些残羹冷炙给国民。
    这其中其实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找个形式给国民发钱,二是如何保证一定能成功对外剥削,并分给国民。前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就是高度膨胀第三产业,其实我们仅仅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能解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秘密。第三产业号称广义的服务业,其存在是通过服务第一第二产业来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可是发达国家高达70%~80%的第三产业所服务的对象远远不止本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总是打破国界线的,在整个产业链条内部,实体经济企业拿小头,虚拟经济企业拿大头,实现了对外剥削,而发达国家给本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在给他们分一杯羹。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要结合各国实力的消长来讨论。在苏联解体前,受到工运和共运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建设福利国家、中产社会,以缓解国内革命的压力,就像俾斯麦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希望得到养老金的人,一般不会好斗,而且易于管理。”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渐进走资,这种共运的压力骤然减小。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没有沦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相反一直保持经济产业的全面性和独立性,这两年在非洲、南美开采资源租田种地,隐隐有了对外资本输出的味道了。也就是说世界体系这条食物链的顶端,挤进去了一个庞然大物。殖民地完全不够分了,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从国外剥削来的份额逐渐受到挤压。
    对外剥削受阻,同时有没有共运的压力,自然首先是削减分给国民的残羹冷炙,而不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旧的社会逻辑一下子就失灵了。在老牌发达国家,原先收入差距并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原先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不足原先都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也是了。美国的劳工组织抱怨中国抢了他们的岗位,这种看法太肤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中产社会并不依靠这个或那个工作岗位的存留与否,而是对外吸血能力,工作岗位只是分剩饭给国民的形式而已。中国抢走的是美国的殖民地,抢走的是美国能从殖民地那儿吸来的血,而不是某个具体行业的“岗位”。
    四、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
    但是既然中产阶级是“坐稳了奴才的人”,那么中产阶级的跌落所带来的本能反应就绝不会是打破不公平的社会体系,而只是追求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上来,所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所以美国劳工组织中或许并不是没有看得清现实的人,但中产阶级化的美国劳工也只能将枪口对准中国劳工,而不敢声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这样一种排斥产业转移、阻挠资本正常流动、甚至反全球化的民粹思想经常被斥为左派幼稚病,但是细究起来,却有着转化为极右思想的倾向。因为这种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而愈发倾向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将矛头指向他国的无产阶级,最终支持政府强化对外扩张多给自己分一杯羹,演变为帝国主义的民意基础。
    德国中产阶级的跌落,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转化为纳粹的民意基础的。而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的主体意识甚至独立倾向的增长,也是类似的原因,大中华其他地区逐渐崛起不再成为以上地区的“国内殖民地”,导致本地中产阶级社会逐渐难以维系,而沪港台等地的跌落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将问题的症结认定为外地或大陆的剥夺。
    在大陆还很穷,还在做台湾的经济殖民地,提供屌丝被剥削的时候,台湾的独立倾向不成气候,大陆崛起了,矛盾却越来越大。ECFA签订了,台湾的资产阶级赚得彭满钵满,台湾的普通屌丝却更受冲击,ECFA反而成为民进党拉拢中下层的助推剂。
    同样,港独思潮在大陆崛起后才逐渐强化起来,上海人的主体意识在改革开放后曾经历过一个消融的时期,但是最近十年却又强化起来,在时间表上恰好与国内的产业转移、人为制造的福利高地的破除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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