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烏有之鄉(郭松民)

大陸的左翼網站「烏有之鄉」曾盛極一時,成為匯聚泛左翼思潮的言論重鎮,對重燃大陸民眾的社會主義信念有不小的影響,但自2012年中共的走資當權派整倒薄熙來,並封閉左翼網站,壓制左翼勢力後,「烏有之鄉」即一蹶不振,現雖已重開網站,聲勢卻已不復當年。曾活躍於「烏有之鄉」的大陸左翼評論家郭松民近日撰寫了這篇回顧「烏有之鄉」興衰過程並期許其再興的文章,我們全文登載。──編者

烏有之鄉自創辦以來,已經走過了一段輝煌而艱辛的歷程。2012年後,烏有之鄉再次來到了一個歷史轉捩點,她面臨著一個重新定位和重新選擇方向的問題,如果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烏有之鄉將再次走向輝煌,如果做出了錯誤選擇,烏有之鄉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沒落,淪為歷史名詞。

烏有之鄉曾以一小網站之力抗衡整個主流輿論界

烏有之鄉創辦於2003年。當時的大背景是,改革開放已經使中國被深深的被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當中,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惡果,如貧富分化、環境污染、腐敗、黑社會及黃賭毒再度出現等,已暴露無遺。因此,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原來統一的中國自由主義啟蒙思想界逐步瓦解,從自由主義陣營出走的“新左派”就私有化、市場化、國家安全、如何看待“文革”等問題已經同自由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2003年由學者祝東力等人編輯出版的《思潮》一書就反映了爭論雙方的主要觀點。這種爭論的意義是歷史性的,它表明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已經走出後文革時代,其深厚的左翼傳統開始復蘇。

不過,雖然思想界爭論的很激烈,但由於主流媒體封殺左翼聲音的“默契”,這些爭論並沒有在大眾媒體上得到任何反映,一般民眾對知識界的分化渾然不覺。主流媒體仍然在起勁的宣傳市場烏托邦,其傳遞的全部暗示就是“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在烏有之鄉網站出現之前,體制內的“老左派”也試圖發出不同的聲音,以軍旅作家魏巍為主創辦了《中流》、《真理的追求》等雜誌,筆者曾經看到過幾期,深感他們的擔憂是合理的,對問題的剖析也是尖銳深刻的,但老左派最大的問題話語體系過於陳舊,這限制了雜誌的影響力。後來,這兩份雜誌因為對“三個代表”的提法有所批評而被停刊,“老左派”遂轉移陣地,創辦了“毛澤東旗幟網”,但影響力遠不如烏有之鄉。

從2003年到2008年,烏有之鄉以講座、網站、書店三位一體的方式運作,成了泛左翼學者集體發聲的平臺。在自由主義思潮統攝了全部主流媒體,嚴密封殺左翼聲音,官方媒體又對自由主義輿論曲意迎合的大背景下,烏有之鄉以一個小網站抗衡了整個主流輿論界。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烏有之鄉,新世紀前10年的中國輿論界真可謂萬馬齊喑,乏善可陳,這是烏有之鄉最光輝的時刻,必將載入中國當代思想史。

在早期的烏有之鄉,有三個人的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韓德強、左大培、楊帆。他們當時被稱為非主流經濟學家(楊帆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左派,只承認自己是非主流)的“三劍客”。韓德強以《碰撞》、《競爭經濟學——薩繆爾森批判》兩書知名,當時主流經濟學正處於“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鼎盛時期,輿論普遍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自動解決一切問題,但韓德強卻以毫不含糊的語氣指出,由於市場中“信息不對稱”和“力量不對稱”的普遍存在,“馬太效應”不可避免,在很多時候,市場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是問題產生的根源,這一論斷在當時給人以空谷足音的感覺。韓德強並預言10年之內資本主義必將爆發大危機。而左大培對國有企業存在的必要性及歷史功績的論證,楊帆對國家經濟安全、經濟自主權的強調,都令人耳目一新。烏有之鄉給在新自由主義話語霸權下令人感到窒息的輿論界吹進了一股清新的風。

非主流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的爭論,隨著“郎顧之爭”的登場及顧雛軍的落馬而獲得了完勝,主流經濟學因此變得聲名狼藉,雖然主流經濟學家還佔據各種有利位置,但話語霸權已經開始從他們手中滑落了。

在同一時期,黃紀蘇、祝東力、孔慶東等學者對文化界崇洋媚外的惡劣風氣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關於《色戒》的討論可謂石破天驚,連一向目空一切的南方系媒體也開始關注。此外,民間學者老田對文革史的研究,李昌平、童小溪對三農問題的研究,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何慧麗在蘭考進行的合作社實驗的經驗等,也都通過烏有之鄉的平臺向外傳播。

在筆者和烏有之鄉接觸的過程中,有幾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2004夏天的一天,第一次到烏有之鄉書店聽講座,當時書店還在北航西門外的一幢小樓上,底層賣書,上層辦講座。那次是童小溪講三農問題,我去的時候,聽眾已經坐滿了,基本都是大學生,連樓梯上都坐滿了人。當時正值酷暑,書店裡沒有空調,聽眾個個揮汗如雨卻又神情專注,令人動容。

和烏有之鄉“掌門人”小范的相識也十分有趣。有一次講座後我提了幾個問題,結束後正要離開,一個30歲左右的年輕人從後面拉住我,自我介紹“是烏有之鄉的”,希望認識一下,他就是范景剛!小範身材矮胖,窩胸凸肚,憨厚一笑滿口黃牙,操著帶濃重河南腔的普通話——這副形象和我原來想像的玉樹臨風,俊秀飄逸的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大相徑庭。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在小范樸拙的外表下,有一顆火紅的赤子之心,他是一位真誠的理想主義者,為烏有之鄉的發展嘔心瀝血。

那幾年週末在烏有之鄉聽講座的日子是快樂的,往往在講座之後還有電影沙龍,我對電影的興趣就是從關於《色戒》的討論開始的,後來竟出版了《電影的戰術》一書。往往活動結束後,幾個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相約到街邊民工消費的“無產階級大排檔”以AA制的方式一起吃飯,雖然清苦,卻其樂融融。

轉折:從爭奪文化領導權到爭奪政治領導權

2008年,烏有之鄉發生了重大轉折。如果說在此之前,烏有之鄉還是一個泛左翼學者共同發聲的平臺,主要功能還是和主流精英爭奪文化領導權的話,那麼從2008年開始,烏有之鄉開始轉向參與爭奪政治領導權,她看上去也越來越像是一個“政治團體”了——儘管我認為烏有之鄉從來都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

烏有之鄉發生轉折的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右派拋出了《零八憲章》,明顯表現出要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的態勢,試圖“三年決戰”。一直希望中國回歸社會主義的左翼學者和群眾不能不對此作出反應,把注意力從啟蒙轉向預防顏色革命的政治動員;二是從左翼學者和群眾的角度來看,啟蒙的工作也已經基本完成,比如關於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與功績的問題,文革的問題、大躍進的問題,改革開放的性質問題等等,在左翼內部已形成共識,政治鬥爭的問題已提上日程。

烏有之鄉發生轉折的第三個原因是個人性的,那就是張宏良的橫空出世。

從任何意義上說,張宏良都不像是一位傳統意義上的“學者”,而更像是一位極富感染力的宣傳鼓動家和演說家。2006年,張宏良以一篇《當前中國左派和右派的鬥爭》進入人們的視野,他在文章中梳理了“老左派”先做“投降派”後做“吳三桂”的政治經歷,令人拍案叫絕。我的感覺是好像還從來沒有人如此清晰準確地為1976年10月以來的“老左派”畫過像。

此後幾年中,張宏良以烏有之鄉的網站、講座為平臺發表了大量的文章、演講。他看問題往往入木三分,一針見血,他的演講極富感染力,令人熱血沸騰,他還善於創造新名詞,比如“美國鸚鵡”、“大眾民主”、“精英政治”(當然,有些詞不是他原創,但是經由他反復使用,而為廣大左翼群眾所普遍接受)等等。很多網友就是為了專程聽他的演講而來到烏有之鄉的,對於烏有之鄉在2008年之後影響力的急劇增大,張宏良的確居功至偉。

在張宏良的萬丈光焰下,其他左翼學者顯得有些黯然失色,這引發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此外,對張宏良提出的,可以被簡單概括為“保黨救國”的政治路線,也導致了泛左翼內部“烏有之鄉”和“旗幟網”兩大山頭的爭論,但總的來看,烏有之鄉仍然是泛左翼共同認同的精神家園。

2008年後,由於種種機緣,烏有之鄉逐漸形成了兩大精神領袖的格局。一位元是張宏良,他為烏有之鄉網友提供了一條政治路線,後來概括為十六字方針:“反腐鋤奸,整黨救國,大眾民主,共同富裕。”嚴格說起來,這一方針的發明權應屬於張勤德,但由於張宏良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張勤德,所以網友們又往往把這一路線和張宏良聯繫在一起。另一位就韓德強,他奠定了烏有之鄉的哲學基礎,就是“文化決定論”,簡言之就是通過培養“新人”來構建“新社會”。

我這裡使用“精神領袖”一詞,只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意思是他們當時在烏有之鄉的網友中影響力比較大,非其他左翼學者可比,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烏有之鄉出現了對他們的膜拜,也不意味著他們擁有強制別人的權力。

但張、韓兩位在哲學上都存在明顯的短板,這成了他們後來逐漸失去影響力的原因之一。簡言之,張宏良在哲學上有形而上學的傾向,他經常會做出一些絕對化的全稱肯定判斷或全稱否定判斷,如2006年底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張在演講、文章中將其和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並列為第三次“偉大的轉折”,在當時非常鼓舞人心,但後來的事實證明,“轉折”並沒有出現。這樣的事情多了以後,自然會影響到他在網友當中的威信。

韓德強在哲學則具有唯心主義的傾向,事實上,他也從不掩飾他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批判,筆者曾開玩笑地將其稱之為“韓克思主義”。唯心主義導致他在政治上經常做出錯誤判斷,提出一些飽受爭議的政治主張,比如“支持梁穩根進中央”等。當然,影響最大爭議最激烈的口號,莫過於“XX當總理,人民共富裕”,他並不是這一口號的唯一提出者,但卻是左翼學者當中影響最大者。

需要強調的是,儘管張、韓兩人在哲學上、政治上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以我近距離的觀察,他們都是純潔的理想主義者,我沒有看到他們利用自己影響力牟取私利,他們都過著清貧的學者生活。

隱然成為一種政治運動的烏有之鄉之所以由盛而衰,除了張、韓兩大精神領袖在哲學上存在的短板外,最主要的外部原因當然是2012年的重慶事變。

如果說,2007年“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使左派看到了依託體制內健康力量,實現社會主義復興的可能性的話,則2012年重慶模式的被絞殺,則使得這一主張受到嚴重質疑,烏有之鄉兩大精神領袖的格局也隨之解體。

烏有之鄉和重慶的關係一直被外界揣測,但據我所知,這更像是一場單相思的愛情——重慶模式受到烏有之鄉的熱烈擁護,但由於烏有之鄉早早地被人貼上“極左”標籤,重慶方面對烏有之鄉一直是極力避嫌的,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至於“鉅款資助”云云,就更是秦火火、薛蠻子之流欲置烏有之鄉於死地的無恥謠言了。重慶模式被絞殺後,烏有之鄉之所以沒有被像右派所希望的那樣被一網打盡,兩者之間只有精神上的聯繫,沒有實質上的聯繫,應該算是一條最根本的原因。

但遵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不變規律,重慶事變給烏有之鄉造成了嚴重影響——網站被封閉,講座被禁止,只剩下書店苟延殘喘,烏有之鄉一時間門可羅雀。兩大精神領袖因為備受質疑而失去了光環。據我瞭解,張、韓二人目前和烏有之鄉的關係都已經轉變為“普通左翼學者和紅色網站之間的正常關係”,而不再享有原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響力。

烏有之鄉向何處去?

2013年,烏有之鄉書店從靠近人民大學的北三環,搬遷到了四號線的北方終點“安省橋北”,這是她第一次遠離北航、北大、人大等著名高校雲集的海澱區中關村附近。雖然這次搬遷主要是出於經濟原因,但這更像是一個象徵:烏有之鄉從中心走向邊緣。

嚴格說起來,現在的烏有之鄉已不再是烏有之鄉,而是“烏有之鄉的廢墟”。烏有之鄉早已風光不再,似乎已人老珠黃。

難道不是嗎?說她是一個政治運動嗎?那麼她的主張是什麼呢?說她是一個泛左翼共同發聲的平臺嗎?現在還有那位元左翼學者需要通過烏有之鄉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呢?

曾經盛極一時講座、座談會、電影公社(沙龍)等活動早已成為一種美好的回憶。取代原烏有之鄉網站的“烏有日刊”網站,其影響力和點擊率同前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到目前為止,似乎只有“紅色旅遊活動”在頑強而寂寞地堅持著,但是,難道烏有之鄉要作為一家“紅色旅行社”而存在嗎?

兩大精神領袖的離去為烏有之鄉的再出發提供了機會,但他們所留下的巨大空白也隨即被人們感受到了——無論如何,張、韓都是能夠提出主張和願景的人。但現在,烏有之鄉似乎失去了主張和願景,變成了一個佈滿了主張和願景殘骸的“平臺”。

烏有之鄉再出發,需要總結經驗和教訓,從2012年到2014年,兩年過去了,經驗是什麼?教訓又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烏有之鄉面臨困難的選擇。她能洗刷乾淨被強行潑在身上的牌號為“極左”的紅色油漆嗎?她能回歸泛左翼共同發聲的平臺嗎?她能繼續作為一個左翼政治運動而存在嗎?

在我看來,烏有之鄉可以做的事情其實有很多。10年來,烏有之鄉積累了深厚的理論資源,但還沒有據此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更沒有將其打造成強有力的理論武器。烏有之鄉需要利用這些理論資源,有組織地開展理論工作,在世界已經分化為1%對99%的今天,99%不能只是高喊“另一個世界可能的”,他們還應該知道另一個世界——新社會主義的世界——是什麼樣的?應該有一張關於未來社會的理論藍圖,那怕很粗糙的,也至少可以作為完善和討論的基礎。

我想,未來撰寫思想史的人,如果發現儘管經歷史無前例的大論戰,但最終沒有形成“烏有之鄉學派”,那該是一件多麼令人遺憾的事情?

烏有之鄉應該作為一個民間的、社會主義取向的政治運動繼續存在,而不應該簡單地擁抱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目標,也不應該只是簡單地懷舊,烏有之鄉不能只是靠對毛澤東的緬懷來尋找存在感,而更應該繼承毛澤東未竟之業。應該善於把工人、農民、農民工、失業學生、下層白領的呼聲歸納為政治主張,並旗幟鮮明地提出來。只有舉起有感召力的旗幟,烏有之鄉才能恢復生命力。

作為一個民間的,並且甘於民間的具有社會主義取向的政治運動是有前途的——這也是我作為一個和烏有之鄉相伴10年,一路走來的資深網友對烏有之鄉一點期待吧!

我對烏有之鄉仍然是抱有希望的,最後用我在2011年創作的《烏有之鄉之歌》來作為本文的結尾——

黑夜沉沉不見星光,

一支火炬在遠處閃亮,

烏有之鄉聚集著年輕的理想者,

背負著人民的希望艱難在成長。

繼承先輩接過紅旗勇敢向前闖,

披荊斬棘遍灑火種胸中有朝陽!

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理想,

平等自由是我們的嚮往,

烏有之鄉聚集著熱愛真理的人,

毛澤東的囑託我們來承當。

追求正義追求民主不懼風和浪,

未來世界屬於我們光明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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