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殘酷青春:學勞動關係的同樣難維權(《晶報》)

大陸「藍衣工人合作社」自2011年開始舉辦「一流的頭腦往下走——大中學生寒暑假進廠實踐調研夏令營」,組織大學生在寒暑假進工廠工作,體驗社會底層的農民工的工作與生活狀況。大陸《晶報》於8月8日刊出了一篇調查報導,記述了參與的大學生們的觀察與感想,很能反映大陸當前的階級差異與農民工的處境及意識,我們特予轉載。相關情況請見藍衣工人合作社網站(www.lygr.org)──編者

7月驕陽似火,許多工廠的車間裡異常悶熱。就在你看這篇報導的時候,幾十位來自國內各著名高校的學生,正在深圳的工廠流水線上揮汗如雨地做普工。他們的目的是要體驗農民工的生活狀態,然後把這些感受傳遞給社會。

他們參加的是社會組織“藍衣工人合作社”所創立的一個項目“一流的頭腦往下走——大中學生寒暑假進廠實踐調研夏令營”。該專案從2011年開始組織實施,他們已是第四批體驗者。組織者稱,讓“知識精英直接接觸底層生活”,是為了“彌合社會裂縫”。

前三批體驗者在進工廠前後,分別寫下和講述了自己的認識,前後反差之大讓人震驚。他們通過實踐認識到,農民工的境遇差也許並非因為缺乏法律知識、上進心、創新學習能力,而只是因為他們的身份……

學了一肚子勞動法和維權辦法的勞動關係專業學生米紀秋,在一系列維權失敗後,在想到工友向她求助時,只能哭泣。她最終認識到,進入工廠的自己和進入公務員系統的學兄學姐們最終都只是融入了原有體系,想做出一丁點改變都異常艱難……

晶報深度調查記者 王恒嘉/文

   緣起: “一流的頭腦往下走”

“藍衣工人合作社”總幹事何忠洲出身媒體,早年對三農問題多有關注和參與。

他接受晶報記者採訪時說,要解決一個群體的問題,首先要改變對該群體的“社會認知”,也就是整個社會對這個群體的認識。

他舉例說,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幾年,關注三農問題的專家們就組織了大量的活動來改變農民的“社會認知”,其中一個活動就是組織大學生下鄉。種種努力下,整個社會對農民的“社會認知”逐漸改變,隨後就有一系列政策出臺:農業稅全面取消,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社法出臺……何忠洲認為,三農問題從“大的制度層面”來講,已經基本得到解決……

何忠洲認為中國現代化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農民工進城、農民變市民的問題,然而,儘管現如今他們一年到頭都在工廠裡,卻仍然被視為“候鳥式遷徙”時代的農民工。如何改變對這幾億人的“社會認知”,讓他們能夠平等就業、體面工作、有尊嚴地生活,關係到中國的未來。何忠洲想出的一個方法,就是像當年組織大學生下鄉那樣,組織大學生進工廠。

《一流的頭腦往下走——2011年寒假大中學生工廠實踐調研冬令營招募公告》中這樣寫道:“通過接觸工人,接觸底層生活,形成知識精英與底層民眾的互相瞭解,以此促進新的知識生產方式的形成,同時打破不同群體間的隔閡……”何忠洲認為,這一活動可以“彌合社會裂縫”。

大學生: 瞭解農民工就是了解家人

晶報記者調查發現,大學生們渴望瞭解農民工的很大一個原因是:幾乎每個人的親人朋友裡都有農民工……

復旦大學學生陳竹沁這樣解釋自己為什麼想瞭解農民工:“我出生在大都市郊區的鄉鎮。他們被叫做‘農民工二代’,我們是謀面而不多言的陌生人,共用著年齡的標記,卻被命運拋入不同的軌道。我表哥曾在通用汽車做技術工實習,一個月最多可拿7000元的工資,然而他卻不斷強調其難以承受——技術動作高度重複,空虛和無聊溢出了時間感的控制,人的價值被徹底淹沒。我很想安慰,更想提出解決方案,卻最終無言以對。一直順遂著長者和體制搭建好的軌道攀爬的我,享受著大城市和高等教育的資源,對於身邊陌生或親近的他們,我可以理解,卻無法感知,無法用親身的體驗去明瞭他們的愛與乏、希望與夢想、痛苦與無助。更重要的是無法使他們的境遇變得更好……”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生米紀秋則這樣講述:“我來自河南省的農村,在我還小的時候,鄰居家就有很多大姐姐離開校園,去了廣州或者東莞。我有一個表姐初中沒有讀完就出去了。我的專業是勞動關係,於是從進入大學的第一天開始,我就和‘農民工’、‘打工者’這類詞彙有了掙脫不開的關係。而且如果當初不是我家庭突遭不測,讓我有了改變命運的衝動,很可能我就會像我身邊的表哥表姐、鄰居姐姐以及眾多的同學一樣,扛起簡單的行李成為別人口中的‘農民工二代’。真正去認識那一個出現在教科書、出現在報紙電視上、出現在課堂上的群體,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從他們身上,我甚至總能看到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影子。誰不想去更多地瞭解自己的家人?”

中山大學學生徐俏雲說,自己的父母也是在東莞打工的工人,“一年,兩年,三年……長年在莞的‘勞動賤賣’讓他們看到的可能只是積壓在社會底層的無奈、黑暗、孤獨。工廠充滿了抱怨。我是在這個群體中長大的。我的母親每天都掛著倦容上班、下班、上班、下班……長期的機械化勞作原來也會使人的腦子機械化,她與我們談話時有時會表現出記憶力差、邏輯混亂等等問題,她只不過才四十三歲。小學六年級畢業的暑假,我迫不及待想給家裡掙錢,就去工廠做了一回暑期童工。當時,我只有十二歲。我不敢和正式員工交談,他們不停地用帶著髒話、夾著方言的普通話埋怨,甚至咒駡,但他們繼續工作,像機器。我做童工的時候很小,只想拿到一點錢就是一點錢,現在作為大學生進去,就是要觀察、調查。”

新認識: 逆來順受只因沒辦法

進工廠前,徐俏雲認為:“農民工普遍缺乏用法律保護自己權益的意識,他們也不懂得利用媒體將自己的聲音放大。”

而到她接受記者採訪時,想法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們知道有維權有法律機構,但實踐告訴他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管是工廠還是有關部門,都是把問題一級一級交上去,拖延足以把事情拖沒。工廠裡那個工會是個擺設。至於他們的遭遇在媒體看來又太小了……”

米紀秋進工廠前已經想到了現實與理論的差距:“實踐和你課堂上所學的知識差得不只十萬八千里。我們在課堂上討論國際勞工標準,討論職業安全保護,討論工會組織管理和集體談判,可沒有哪一次的討論能讓我真正心裡踏實……”不過米紀秋接受採訪時說,雖然如此,她還是一直認為只要管道暢通,工廠的情況能反映到有關部門,問題還是能解決的……

所以最開始的時候,米紀秋理解不了身邊工友們逆來順受,後來才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她們不得不逆來順受,所有的反抗都會以要麼慘烈,要麼慘澹的方式收場。當我按照法律行事的時候,一切都站在了我的對立面。”

米紀秋的第一次維權是針對被迫長時間加班,按照她的說法,“這明顯違法”。她向當地勞動部門投訴的過程中,感到管道是完全暢通的。但實際情況是“材料交上去了,沒有答覆給你”,“上完夜班打電話去,那邊回復說已經有檔下去,已經在整改。於是想明天就會改變,可到週末還是要加班,連續長時間加班。好像是看著有關部門和企業對唱一齣好戲。”最後米紀秋覺得“被人控制而無能為力的感覺讓我害怕,就像在車間裡一盒一盒檢查產品,好像要這樣永遠不停歇地檢查到世界末日一樣。有一天中午我終於忍不住大哭。我想起小燕告訴我說,她要自離可是我幫不到她,想起春豔在被要求義務加班的時候那將要哭泣的聲音,她問我:‘小米,我怎麼辦啊?’可是我一樣幫不到她……我們這些被操控的機器人……她們的影子和聲音總在我腦海裡亂晃,晃得我越哭越厲害。”

米紀秋的第二次維權是離職,當她告訴駐廠代理,如果三天之後不給自己辦離職手續的話,自己會請有關部門過來調解。不過駐廠代理那嗤之以鼻的笑容,幾乎把她偽裝了很久的自信全部打碎。代理非常自信地告訴她,請有關部門沒用。“公司每年給他們多少好處,他們為什麼要為了你一個人兩千塊的工資得罪企業這位財主呢?”米紀秋去了當地勞動部門,勞動部門也承諾會處理,但最終不了了之。

濟南大學學生王琦霖在試用期提前一個星期辭工。廠方拖著不給辭,人事部主管態度特別堅決,當地勞動部門則說簽勞動合同就不存在試用期了。可當他們從別的管道知道了王琦霖的身份後,態度大變,勞動部門主動來詢問,廠方派中層領導來“解釋”,當天就為她辦理了手續,第二天就發了工資……這種對農民工和大學生“冰火兩重天”的情況,在學生們的體驗中並非個案。

這些情況超出大學生們想像

 

1超大的工作壓力,睡覺是為了工作,沒有時間幹別的

因為忙碌、累到不想動和臨時加班。米紀秋曾經十個小時沒有喝水吃飯。最後發現“我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上班和睡覺上,我的休息已經不是生理需要,而是工作需要,我每天的沉睡都是為了能夠再次醒來繼續上班,繼續像機器一樣正常運轉而不出故障。”幾乎所有在生產一線工作的大學生們都有類似的描述。

2性別歧視和地域歧視,許多廠可憐的晉升通道只看關係

許多工廠基本不招男工。還有許多工廠“不招某地人”。為什麼呢?徐俏雲做過調查,只招女工是因為“女孩子好管理”。而地域歧視是因為“那地方的人之前曾經集體打架鬥毆,一個大廠不招,旁邊的工廠也會有樣學樣。”

地域歧視不止表現在招工中,也表現在晉升中。龍洋所在的工廠一個A省人升職的機會是99%,其他省份的工友則基本不能升職。

3工作環境惡劣,對健康損害很大

龔紫薇所在工廠工人直接接觸有毒氣體和有毒化學物質而沒有防護。

4工廠裡異常安靜,沒有人可交流

一半以上大學生提到,工廠裡異常安靜,不像校園那麼喧鬧,青年男女們幾乎一言不發,氣氛很壓抑。

感悟

農民工:夢想是奢侈品 大學生:改變現實異常艱難

你覺得同齡農民工和你們最大的區別是什麼?面對這一問題,記者所採訪的大學生們的答案幾乎是一致的,那就是“我們還有夢想,而他們大多已經沒有了”。

汕頭大學學生楊國要說,對於許多工友來說“一眨眼,十年就過去了。當年那位陽光朝氣的花季少女,變成了一位每天為柴米油鹽奔波的大媽”。

徐俏雲說“在我生活的環境中,經常看到因為父母的見識能力不足,不能給孩子很好的教育環境。我算幸運的,雖然父母都是外來工,但父親小時候成績很好,所以會支持我們上學。可更多的親戚,初中畢業就不再讀書,最後造成基層的板結,一代一代就這樣下去,真的很恐怖。”

米紀秋說,“我還有一些更好的期待,而他們中許多人覺得此後一生都會這樣下去。有沒有讀大學當然是區別之一。但其他有背景有出身的孩子,還有很多其他的道路上升,最終進入工廠的,還是平民的孩子。

龍洋說,“我的工友們以前也和我一樣,有著五彩繽紛的夢想,當飛行員,當護士,當小老闆……他們以前也會憎惡不公、會據理力爭,現在卻只求眼前安穩。他們不再有激情了,他們向現實屈服了。他們辭職,更多只是想換個環境,只是因為無聊。”

王琦霖在工廠的公共洗手間裡看到這樣的句子:“上班累,上班苦,不如加入黑社會,有吃有地位,有錢逛超市。”當王琦霖問工友們將來做什麼,總不能在廠子裡待一輩子吧?一位女員工說以後的事情以後說吧,想那麼多幹嘛……有些男員工會考慮攢錢做生意,有一個攢了一萬做生意虧掉後又回到了工廠……工廠周圍也會看到有各種職業學校,但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課很累,很難堅持。而年齡稍大一些的員工則已經完全接受現實,同一宿舍的大姐,在工廠裡三四年了,不曾換過工作,她經常跟王琦霖說的是不要老跑,跑來跑去把工資都跑沒了。她們業餘生活一般都是在宿舍裡面繡鞋墊……

米紀秋告訴記者,她最終的結論是:“不管是做公務員還是做工人,都只是融入了這個體系,而想做出一丁點改變都異常艱難。”

藍衣工人合作社組織大學生們去體驗的目的,是想讓社會瞭解農民工,最後達到某些改變,但從許多學生的體驗來講,最瞭解底層農民工的是工廠裡那些從底層奮鬥出來的線長、組長,可他們恰恰是對普工最凶的人。

龔紫薇說,“普工上調當上班長之後,不自覺產生一種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心態,對工人隨意謾駡,話語諷刺,不堪入耳。並且濫用職權,惡意嚴整那些自己看不順眼的工人。”

龍洋和另一位大學生在學歷裡填了“高中”,於是分別做了開發部門和質檢部門的副班長,而和他們同進一家廠的另一大學生,則成了普工。龍洋的感覺是“人和人接觸算真誠,大家溝通不錯,聊得挺好”。可做了普工的那個大學生,卻在幾天後就堅持不下去了,他說班長每天都罵他,工廠裡人與人關係非常冷漠……

龍洋後來發現,生產區的環境與自己所在區域環境完全不同,那裡溫度特別高,用水管噴水霧、風扇吹風來降溫,工作環境很惡劣,一般員工幹一個月就走人,最後每星期都招一次人。“下一次在食堂吃飯,一起進來在生產部的一群人都不見了,就知道他們都走掉了。”

西南大學研究生丁玉峰在體驗後這樣分析,“普工對工廠的態度是消極的,有時候故意破壞工具來發洩自己的情緒和壓力。而製造業中,一般中層管理者大都是從普工培養出來的,他們的經驗是從長時間的工作中積累下來的,但這種經驗有很大的局限性,只限於所在公司的一些生產線,一旦離開原公司,這些經驗就一文不值了,這也迫使他們將自己的利益與工廠聯繫起來。”

這些經歷讓一些學生覺得,在“屁股決定腦袋”的人大量存在的情況下,只是讓社會瞭解農民工也許並不能改變什麼。

米紀秋的思考更加深刻,她一邊在工廠做普工,一邊和在某省人社廳實習的同學們聯繫,同學們實習的地方,每週工作5天,每天不到8小時,上班就拿到一張1000多元的飯卡,食堂的飯菜很好又便宜,人社廳內的超市買東西不用錢,公務員的工作很幸福……他們溝通著,很快想到“我們自己真做了公務員就能改變工廠裡的現狀嗎?一屆屆師兄師姐都這樣上去了,當了公務員,要改變應該早都改變了啊!”

米紀秋告訴記者,她最終的結論是:“不管是做公務員還是做工人,都只是融入了這個體系,而想做出一丁點改變都異常艱難。”目前米紀秋已經畢業,她放棄了到某著名集團工作的機會回到家鄉求職,而陳竹沁已經在某著名媒體工作,徐俏雲則在騎行青藏線的旅遊途中……正如米紀秋在自己的打工報告末尾寫的,“我知道,我終於要再一次和她們的命運分道揚鑣。從此,塵歸塵,土歸土,我們彼此要面對的都是從來不會跟我們對話的殘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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