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林納斯:我為以前反對轉基因道歉(《科技日報》)

《科技日報》編者按:馬克·林納斯(Mark Lynas),英國著名科普作家、環保人士,曾因創作了有關氣候變化與環境挑戰的幾本暢銷書而引起反響。原本作為反轉基因運動標誌性人物的他,如今卻公開承認自己態度發生了轉變。1月3日,在牛津農業會議上,他發表了這篇激情昂揚的演講,為其一直以來妖魔化轉基因的做法道歉。在意識到轉基因作物安全性的同時,他也認為該技術可以幫助解決全球日益增長的人口糧食需求。他認為是自己回歸了科學的證據與理性,才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反對轉基因就是反對科學。

英文演講視頻:http://vimeo.com/56745320

我要以道歉來開始這場演講。這是因為,有好些年我頗強烈地反對著轉基因作物;也是因為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發起的反轉基因運動,這些行為妖魔化了一項重要的技術,而這原本是對我們的環境有利的技術。

作為一名環保主義者,我相信在這世界上,每個人都有權利去選擇健康營養的飲食,而我的選擇卻適得其反,我現在很後悔。

所以,我猜你們會想知道,自1995年起至今的這段時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使我不僅徹底改變了看法,且能站在這裡承認這一切。答案其實非常簡單:我發現了科學,並在這個過程中希望自己成為一名更好的環保主義者。

我清楚地記得,當我第一次聽到關於孟山都公司的轉基因大豆時我在想些什麼。這是一家素行不良的美國大公司,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把一些實驗性的新東西放到我們的食物裡。將不同物種的基因混到一起,似乎是目前能做到的最非自然的事了——在這件事上人類獲得了太多的技術力量,必然有些要成為可怕的錯誤。這些基因將會像某種生物污染般傳播起來,而那就是噩夢。

恐懼不脛而走。短短幾年間,轉基因作物在歐洲基本被禁止,我們的恐懼也通過一些非政府組織譬如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與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擴散到了非洲、印度及其他亞洲地區。在以上地域,轉基因作物直到今天仍然被禁止。這是我曾參與過的最成功的運動。

這實際上是一場反科學的運動。我們在腦海中構想了很多場景:科學家們在他們的實驗室裡如魔鬼般咯咯笑著,將各種生命部件拼接到一起。貼上“惡魔食物”(Frankenstein food,反轉基因人士對轉基因食物的稱呼,指一旦食用就中了科學怪人的魔咒)這一標籤——完全是人們對這種秘密用於非自然的科技力量的深層次恐懼。彼時我們並沒意識到,真正的惡魔不是轉基因技術,而是我們反對的態度。

於我而言,這種反科學的環保主義,漸漸與我當初針對氣候變化進行的科學環保主義背道而馳。在2004年,我出版了自己第一本關於全球變暖的書,立志使其具有科學性和可信性,而不是只收集一些奇談軼聞。

所以我必須用海冰的衛星資料去核對我在阿拉斯加的旅行故事,我也必須證明我那關於安第斯山脈消失的冰川照情況屬實,因為在此地,高山冰川原本長期都是處於品質平衡狀態的。這意味著,我必須學習如何去閱讀科學論文,瞭解基本的統計學知識,並在海洋學、古氣候學等不同領域都有所涉獵。而我之前得到的政治與現代歷史的學位,基本毫無幫助。

我開始經常與那些被我認為是“不可救藥”的反科學分子進行辯論,因為他們既不相信氣候學家,也不承認氣候變化的事實。所以我告訴他們“同行評審”之價值、“科學共識”之關鍵,以及在最傑出學術期刊上發表的關乎事實重要性的論文。

我的第二本關於氣候的書《改變世界的6℃》,具有了一定科學性,並以此獲得過皇家協會科學獎。與我關係較好的一些氣候科學家和我開玩笑說,我在這個領域知道得比他們還多。然而,難以置信的是,在2008年的這個時候,我在沒有做過任何學術研究的前提下,僅憑一點有限到可憐的個人理解,就在《衛報》上長篇累牘地攻擊轉基因作物的科學性。即使在更晚的階段,我也沒看過一篇生物技術或植物科學領域“同行評審”的論文。

顯然,這種矛盾是站不住腳的。真正觸動我的,是我最後發表在《衛報》上那篇反轉基因文章下的評論。特別是一個評論家反問我:如果你是基於它是由大公司生產的而反對轉基因作物,那麼你也反對那些由大汽車公司生產的輪胎嗎?

所以我查閱了一些資料。我發現一個我所珍視的信仰,已逐漸從那個綠色都市神話變為了轉基因。

我曾認為轉基因作物會增加化學藥劑的用量,但結果是抗蟲害的棉花和玉米只需要更少的殺蟲劑。

我曾認為轉基因作物只是為了使大公司受益,但結果是廣大農民只需要更少的投入就能獲得數十億美元的收益。

我曾認為所謂的“終極科技”會讓農民們每年保留良種的習慣變得毫無必要,但在很早以前雜交技術出現時,它也被認為可以做到這一點,事實是直到現在也從未“得逞”。

我曾認為沒有人需要轉基因作物,但結果是由於農民們迫切需要,抗蟲棉在印度被非法盜用,抗農達大豆則在巴西被盜用。

我曾認為轉基因是危險的,但結果是它們比傳統育種如誘變技術更為安全和精確。轉基因生物中僅僅轉移了幾個基因,但傳統育種的錯誤方式卻會污染到整個基因組。

但將不相關物種的基因混合到一起又會怎樣呢?譬如說魚和番茄?實際上,病毒一直都在做這樣的事,包括植物與昆蟲,甚至我們自身——這就是所謂的基因漂流。

但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因此,在我的第三本書《上帝的物種:在人類紀拯救地球》中,我拋棄了那些所有環保衛士們所謂的正統觀點,一開始就試圖以最大化的尺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到2050年,必須用現有的耕地面積,利用有限的肥料、水和農藥,在氣候迅速變化的背景下,養活95億人口,希望其中貧困人口的比率會比現在大幅下降。

讓我們稍微分析一下。我知道,上一年的會議上有一項發言主題是關於人口增長。這是個連神都困擾的課題。人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高生育率是個大問題,換句話說,貧苦的人們生育的孩子太多,因此需要計劃生育或更嚴厲些的舉措,如大規模的獨生子女政策。

現實的情況是,全球的平均生育率已降至2.5——如果考慮到(人口)自然更迭率為2.2,那麼目前的生育率資料並沒有超過太多。那麼如此龐大的人口增長又是哪裡來的呢?其來自于嬰兒死亡率的不斷下降,即是說,現在有更多的孩子能夠長大成家生兒育女,而不是在幼年就死於某些可預防的疾病。

嬰兒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堪稱是我們這10年裡最好的消息之一,特別是這一偉大成就發生的中心地帶,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這也並不意味著當地還會有大量孩子的出生——實際上,用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話說,我們已經達到了“兒童的峰值”。即是說,目前大約有20億個孩子,由於生育率下降,這個數字不會再刷新了。

但這20億個孩子很多都能長大成家並擁有自己的子女。到2050年,他們會為人父母,這就是預測中那一年人口將達到95億這一數字的來源。你不能丟棄其中任何一個孩子,上帝不會允許,而即使不需為人父母者,也能知道嬰兒死亡率下降是件好事。

那這些人將需要多少食物呢?依照去年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的最新預測,到本世紀中葉,我們面臨的全球需求增長將超過100%。這將幾乎徹底抵消了GDP增長,尤其對於那些發展中國家。

換言之,我們需要生產更多的糧食,不僅僅為了同步滿足人口增長,更要根除貧窮。普遍的營養不良問題,意味著今時今日仍有近8億人每晚“枕著饑餓入眠”。任何一個身處富裕國度中的人,敢於說貧窮國家的GDP增長是件壞事的話,我都將表示譴責。

然而,這種增長的後果,就是我們需要克服嚴重的環境問題。土地流失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源頭之一,或也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最大原因。我們必須在有限的耕地上種植更多糧食,從而保護熱帶雨林和自然棲息地不被開發為耕地。這也是提倡土地集約化的另一個關鍵原因。

我們還必須解決水資源有限的問題——不只是正在消失的地下含水層,還有由於氣候變化導致的大陸農業中心區土地旱災變得越來越厲害的問題。但如果我們從江河中取水,那些本已脆弱的棲息地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又會加劇。

我們還必須更合理化地利用氮:人工肥料對養活人類而言是必需的,但是其使用效率低下,使得墨西哥灣以及諸多海洋區成為一片死寂,也釀成了水體的富營養化。

我們不能只是坐在這裡,靜候科技革新來解決所有問題。我們必須更加積極並講究策略。我們必須確保科技革新加速到來、方向正確,並為最需要它的人們服務。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之前已經意識到了這點。1968年,保羅·埃爾利希在《人口炸彈》一書中寫道:“養活全人類的戰爭已經結束。儘管從現在開始採取應急措施,到20世紀70年代,上億人口仍將餓死。”他的建議直言不諱——在困難重重的國家如印度,人們可能終歸要餓死,倒不如更早取消向他們提供食物援助,以減緩人口增長。

埃爾利希未必就是錯誤的。事實上,如果每個人都聽從了他的勸告,上億人口可能就不會死。不過在這件事上,要歸功於諾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他的綠色革命,營養不良大幅度下降,印度也成為能夠糧食自給的國家。

需要提到的是,博洛格也像埃爾利希一樣擔憂人口的增長。只是他認為,我們應該為此而努力,切實採取一些措施才是有價值的。他是個實用主義者,因為他清楚什麼是可能做到的;同時他又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無論哪裡的人們都應得到充足的食物。

那麼,博洛格做了些什麼呢?他轉向了科學和技術。人類是能製造工具的物種——從衣服到犁具,技術是區別人類和猿猴的主要特徵。這項工作的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主要馴化作物的基因組上。舉個例子,如果小麥長得更矮,就能將更多能量用於結出果實而不是秸稈上,那麼產量將會提高,因倒伏而引起的糧食損失也可減少。

博洛格於2009年去世之前,花了很多年時間與那些因為政治或觀念原因而反對現代農業改革的人做鬥爭。用他的話說:“如果反對者設法阻止了農業生物技術,他們可能將導致近40年來一直預言的饑荒以及全球生物多樣性危機提前到來。”

同時,由於富裕國家所謂的環保運動的蔓延,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相當接近這種危險的地步。雖然生物技術並未停止發展,但因各種限制現已成本高昂,只有那些最大型的公司才能負擔。

目前,在許多國家,一種作物獲得監管體系的許可都要花費數千萬美元的資金。事實上,我在《作物生命》(Croplife)上看到的最新資料顯示,從發現一種新的作物性狀到完全商業化,這一過程要花1.39億美元,所以開源的或公共部門的生物技術確實沒有任何機會。

這是個可悲的諷刺,那些從事反對生物技術的人抱怨大公司壟斷了轉基因作物市場,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更多是在他們自己。

官僚主義的負擔日益嚴重。歐盟監管系統一直處於停滯狀態,許多轉基因作物要等10年或更長時間才能獲得批准,而在反對生物技術的法國和奧地利等國,由於扭曲的國內政治環境,轉基因作物的批准被無限期推延。在全球範圍內,由監管造成的延遲已經由2002年的3.7年上升到現在的5.5年。

請記住,法國長期以來拒絕接受馬鈴薯,只因為它是從美國進口的。就像一位評論家最近所說的,歐洲即將變成一個食品博物館。我們營養充足的消費者們被過去傳統農業的浪漫懷舊蒙蔽了,因為有充足的食物,我們才能沉浸於美好的幻想。

但與此同時,上個月喬納森·福利等人在《自然·通訊》雜誌上發表的研究顯示,全世界多種主要糧食作物的產量增長已經出現停滯。如果我們不能讓產量增長恢復以往,就會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和由此帶來的需求增長,隨之而來的就是物價上漲以及更多的自然土地被轉化為農業用地。

再次引用博洛格的話:“我現在可以說,世界上已經有了可持續的、養活100億人口的技術——不管是已有的,還是那些正在研究中的很先進技術。目前更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是,農民和農場主能否被允許使用這一新技術。那些富裕國家當然可以承擔得起採取超低風險策略的成本,花更多錢購買以所謂的‘有機’方法生產出來的食品,但那些來自低收入、食物短缺國家的長期處於營養不良狀態的10億人口卻承擔不起。”

正如博洛格曾經說的,也許所有神話中最有害的就是說有機產品對人類或環境更好。在很多科學文獻中,有機產品更健康的觀點已經被反復批駁。從許多研究中我們也知道,在相同的土地面積上,有機生產的產量要低得多,甚至減產達40%到50%。土壤協會(Soil Association)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描述用有機食物來養活世界,卻沒提到有機食物的產量缺口。

如果從整體上考慮土地置換的影響,有機生產對生物多樣性的危害可能更大。該報告對此也未提及,反而在談論著一個理想的世界,即西方人整體上少吃點肉並減少些熱量的攝入,這樣發展中國家就可以有更多的食物。這完全是膚淺無知。

如果你仔細想想,有機運動本質上只是一種拒絕主義,原則上,它拒絕接受許多現代技術。就像賓夕法尼亞州的阿米什人堅持將技術停滯在1850年的馬車時代一樣,有機運動實際上是將技術停留在1950年左右,且提不出什麼更好的理由。

然而,他們也未能始終如一地貫徹這一理念。我在最近的一篇土壤協會雜誌的文章中讀到,他們贊同用噴火器或是電流來燒掉雜草,但是良性除草劑如草甘膦的使用仍然是禁忌,因為它們是“人造化學藥品”。

認為不用化學藥品會對環境更好根本是毫無理由的,事實上正相反,洛克菲勒大學耶西·奧索貝爾及其同事最近的研究發現,印度農民如果使用1961年的耕作技術達到現在的總體產量的話,要額外增加6500萬公頃的土地,這相當於整個法國的面積。

在中國,由於現代技術取得了更高產量,種植玉米的農民可以節約出1.2億公頃的土地,這是整個法國面積的兩倍。從全球範圍來說,從1961年到2010年間,耕地面積僅增加了12%,而人均卡路里攝入量卻從2200上升到了2800。在此期間,由於產量提高了3倍,就算再增加30億人口,每個人仍然能得到更多食物。

所以說,化學藥品的使用對產量的大幅度提升起了關鍵作用,由此為全世界節約出了多少土地呢?答案是30億公頃,或者說相當於兩個南美洲的面積。如果沒有產量的提高,那麼今天亞馬遜熱帶雨林也許就消失了,印度不會有任何老虎,印尼也不會有猩猩。這就是我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反對科學技術在農業中使用的人還自稱為環保主義者的原因。

那麼,這些反對到底是來自何方呢?好像有一個流行的假設,即現代技術等於更高風險。事實上,也有許多非常自然且有機的方法會帶來疾病和早死,如2011年德國有機豆芽帶來的混亂可以證明這一點。這是一次公共衛生的大災難,死亡和受害人數與切爾諾貝利事件相當,原因是從埃及進口的豆芽種子受到了可能是來自動物糞肥中大腸桿菌的污染。

總共有53人死亡,3500人患上嚴重的腎功能衰竭。為何這些消費者選擇有機食品?因為他們認為這更加安全健康,他們更擔心來自被嚴格管控的化學殺蟲劑和化肥的微乎其微的風險。

如果你能毫無偏見地審視這種情況,那麼大部分的爭論,無論是反生物技術還是有機論,僅僅是建立在自然主義謬誤的基礎上——堅信自然的就是好的,人工就是壞的。這是一種謬誤,因為也有很多純天然的有毒物質和自然的死亡方式,正如那些死於大腸桿菌中毒的受害者的親友們告訴你的一樣。

對於有機論者,自然主義謬誤被提升到了整個運動的核心指導原則的位置。這是非理性的,而我們美其名曰為了地球和我們的孩子做得更好。

這並不是說有機農業沒有任何貢獻——已經開發出來的許多好的技術,如間作和伴植,即使這往往需要很高的勞動強度,環境效益仍是顯著的。農業生態的原理如養分迴圈利用和促進種植多樣性等,無論在哪裡都應受到更多重視。

但是,現在有機論已經到了拒絕革新、阻礙技術發展的地步。這裡再次用轉基因作物這個最顯著的例子,許多第三代轉基因作物讓我們能不用危害環境的化學藥品,因為這些作物的基因組發生了改變,可以保護自身免受蟲害。這為什麼不算有機農業呢?

我完全贊成世界的多樣性,但這意味著一個農業系統不能宣稱具有壟斷的優勢,並且排除所有其他的選擇。我們為什麼不能和平共存?特別是當我們被傳統技術所桎梏,而其比新技術存在更高的內在風險時。

幾乎所有人都好似對“有機”充滿敬意,並認為質疑這種正統觀念不可思議。那麼今天,我就要在這裡質疑它。

最大的風險在於,我們因為現實中的盲目偏見沒有利用各種機會進行創新。我舉兩個例子,遺憾的是二者都涉及綠色和平組織。

去年,出於一貫的原因,綠色和平組織在澳大利亞損毀了一種轉基因小麥。我對此十分熟悉,因為我自己也曾這樣做過。不管如何,這是英聯邦科學研究所依靠公共資金開展的研究。他們反對它,是因為它屬於非自然的轉基因作物。

很少有人知道另外還有一項試驗正在進行,幸運的是,那些帶著割草機的綠色和平組織積極分子沒能破壞這項試驗,科學家因而意外發現一種小麥可以增產30%。試想,如果綠色和平組織成功破壞了此次創新,這些知識或許根本無從產生。英國全國農場主聯合會(NFU)主席彼得·肯德爾近日表示,這就像在人們尚未閱讀圖書館中的書藉之前燒掉它們一樣。

以英國洛桑研究所為例。去年洛桑研究所進行了一項抗蚜蟲轉基因小麥的試驗,這種小麥無需殺蟲劑便能對付這種嚴重的害蟲。

因為其是轉基因作物,所以反對者決定要破壞它。而由於約翰·皮克特教授及其團隊的勇氣,反對者失敗了。教授等人利用YouTube和媒體告訴人們為什麼他們的研究很重要,為何其不應被損毀。他們的請願收集了成千上萬人的簽名,反對派則只聚集了企圖破壞的數百人,因而白白耗費了心思。

一個入侵者設法越過柵欄,他正是典型的反對轉基因抗議者——一位伊頓公學的老貴族,他多彩的過往使我們牛津當地的布蘭德福德侯爵看起來像是具有責任感的公民典範。

這位出身高貴的積極分子將有機小麥種子撒在試驗點的四周,作為象徵自然的一種聲明。皮克特教授的團隊告訴我,他們以非常低技術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使用無線便攜吸塵器將這些種子清理乾淨。

今年,除了重複小麥試驗,洛桑研究所正致力研究一種omega-3油籽。其或能取代鮭魚養殖飼料中的野生魚類。這樣可以基於陸地種植的原料進行水產養殖,幫助減少過度捕撈。是的,這是轉基因作物,所以可以預料反對轉基因者還會呈抵觸態度,即使該研究具有明顯的潛在環境效益,有利於維繫海洋生物多樣性。

我不瞭解各位,但我已經說得夠多了。所以我今天的結論很明確:關於轉基因作物的爭議已經結束,我們不應該再來討論它是否安全。在過去的15年中,人們吃了3萬億份轉基因食物,但沒有一例被明確證實是有害的,吃轉基因食物有害的幾率比你被小行星砸到的幾率還低。更重要的是,有食用有機食品致死的例子,但卻沒有人因為吃了轉基因食物而死亡。

正如10年前我的所作所為,綠色和平組織和土壤協會聲稱其被科學共識所引導,就像他們對氣候變化所宣稱的一樣。但對於轉基因作物而言,同樣還存在一種堅如磐石的科學共識,其由美國科學促進會、英國皇家學會和世界各國的衛生機構及國家科學院所支持,不過,這種不容忽視的科學共識卻因為與他們的意識形態相衝突而被忽略。

最後一個令人難過的例子是轉基因抗枯萎病馬鈴薯的故事。這種馬鈴薯由愛爾蘭一個公共基金支援的研究所培育出來,但是愛爾蘭綠黨(他們的領導人經常參加這個會議)極力反對,最後甚至訴諸於法律以抵抗轉基因馬鈴薯。

儘管抗枯萎病馬鈴薯能使種植者每季少用15次殺菌劑;儘管馬鈴薯屬於無性繁殖,花粉污染可謂無稽之談;儘管抗性基因來源於馬鈴薯的一個野生近親。

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發生的馬鈴薯饑荒致使上百萬人死亡,因此抗枯萎病馬鈴薯具有很好的歷史共鳴。這本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使愛爾蘭成為消滅枯萎病的國家。但因為愛爾蘭綠黨的反對,這一切都化為了泡影。

不幸的是,現在官僚也站在了反對者這邊。威爾士和蘇格蘭公開排斥轉基因作物。本應由科學來指導的政府機構卻把中世紀迷信作為了戰略的需要。

非洲和亞洲同樣不幸。印度拒絕種植轉基因茄子,儘管它能減少農藥的使用並降低果實的農藥殘留。印度政府如同凡達納·希瓦一樣,逐漸陷入了“向後看”的意識形態。希瓦認為,工業化之前的村莊農業是理想的,但在歷史上那是一個饑荒和動亂頻發的年代。

在非洲,“不含轉基因”仍然是許多政府的座右銘。比如,肯亞因為可能存在“健康風險”,已經禁止了轉基因食品。儘管事實上它們可能減少這個國家廣泛蔓延的營養不良問題,而營養不良對健康的影響不言而喻。在肯亞,如果你培育出營養更豐富或者產量更高的轉基因作物來幫助貧困農民,那麼你將在監獄中待上10年。

因此,急需的農業創新正被一系列令人窒息的管制所扼殺,而這種管制並不是基於合理的科學風險評估。現在的危險不是轉基因食物會危害到誰,而是富裕國家的少數人由於想讓他們的食物如設想般自然,而使數百萬人遭受食物缺乏的危害。

我希望事情正在改變。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最近為約翰·英尼斯研究中心提供1000萬美元以啟動使主要糧食作物具有固氮能力的研究,並且從玉米開始嘗試。是的,綠色和平組織,這也是轉基因的。忽略它,如果我們能減少全球氮污染的問題,並使主要農作物自己固氮,那將是一個有價值的目標。

我知道,從政治方面而言這是不正確的,但我們需要在國際上破除謊言並解除管制。當我與認識的植物學家談論這些的時候,他們總是把頭埋在雙手之中。因為政府機構和很多人的風險意識是完全錯誤的,其正在阻止一項極其需要的技術。

諾曼·博洛格已經離世,但我認為當我們拒絕屈服於政治上正確的正統觀念時(因為我們知道那是錯誤的),是在向他的記憶和視野致敬。現在風險依然很高,如果我們繼續這樣錯下去,數十億人生存的前景將受到損害。

所以我敢請今天在座的各位問問你們自己對這個領域的看法,看看是否經得起理性的檢驗。凡事要講證據,這樣才能確保你們能超越那些非政府組織的自我參照式報告。

但是最重要的是,農民應該能自由選擇想要採用的技術。如果你認為舊有的方法最好,那沒關係,這是你的權利。但你沒有權利阻止其他人,妨礙他們努力嘗試其餘不同的方式,而這些方式有可能更好。農民懂得人口增長的壓力和世界變暖的問題,他們知道每公頃產量是最重要的環境指標,瞭解技術永遠不會停止發展,也知道電冰箱和馬鈴薯都曾作為新鮮事物引發過恐慌。

所以,對那些反對轉基因的遊說團,從英國貴族、美國美食界的明星大廚再到印度農民,我想說的就是這些。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你們現在應該清楚,科學不支持你們。我們即將到達一個危急時刻,無論是為了廣大人民還是這個星球,現在請你們讓開道路,讓我們這些餘下的人繼續以可持續的方式養活這個世界。

謝謝各位!

(張夢然 常麗君 張巍巍翻譯 原文連結http://www.marklynas.org/2013/01/lecture-to-oxford-farming-conference-3-januar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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