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崖口村隨想 ─大陸農村依靠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謝小慶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上世紀80年代初,伴隨對安徽鳳陽小崗“大包幹”經驗的宣傳,家庭承包的浪潮席捲全國,絕大部分農村的集體經濟都受到重創。當時,只有廣東省中山市南朗鎮崖口村、江蘇江陰市華西村、河南新鄉市劉莊村、河北晉州市周家莊村等少數村莊頂住壓力堅持了集體經濟。30年過去,這些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發展的怎麼樣呢?

在家庭承包浪潮襲來的時候,崖口村經過村民們幾天幾夜的討論,最後決定不搞家庭承包。不搞的原因很簡單:緊靠港澳的崖口村許多青壯年外出打工了,許多人家僅剩下老弱病殘。如果搞家庭承包,許多人家的地種不上,完不成國家規定的糧食收購任務。於是,集體經濟被保存下來。黨支部書記陸漢滿組織留在村裡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從事圍海造田。十幾年的時間中,圍出了3萬多畝土地,為崖口村創造出50多億元的財富。

崖口村地處珠江入海口,屬於寸土寸金的地方。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方方面面就開始用不斷加碼的價格企圖收購崖口的土地。在現金的誘惑下,村民中主張賣地分錢的人越來越多。但是,陸漢滿書記堅決反對賣地。他說,我們沒有權利賣掉屬於世世代代子子孫孫的土地。1991年,買方開出的價格是5千元一畝。2008年,價格已經漲到了5萬元一畝。反對賣地的陸漢滿成為了少數。2008年,按照絕大多數村民的意見,崖口村以每畝5萬元的價格賣出了11700畝土地,每戶村民都分得了幾十萬元現金。2011年,崖口村賣出的土地在土地招拍掛中賣出的成交價是45萬元一畝,是崖口村賣出價格的9倍。2011年,陸漢滿不再擔任黨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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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村黨支部書記陸漢滿的一雙腳。陸漢滿擔任崖口村黨支部書記37年,帶領社員們在緊鄰港澳的伶仃洋畔圍海造田3萬多畝,為崖口村積累了50多億的資產。但是,他仍然保持著一年四季打赤腳的習慣。右上角是作者與陸書記的合影。作者手中抱著的是陸書記贈送的有關崖口村的資料。(本文中的照片都為謝小慶攝於2012年11月11日)

2009年1月,當我第一次從媒體讀到有關陸漢滿的報導時,深受感動,萌生了向陸書記當面表達敬意的心願。3年多以後,2012年11月初,我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心願。在陸漢滿書記的帶領下,我參觀了崖口村,並與陸書記品茗暢談,聽陸書記講崖口的故事。臨行,陸書記又贈送我許多關於崖口發展歷程的珍貴資料。

回到北京,整理與陸書記交談的錄影,翻看陸書記贈送的資料,產生了許多思緒。

實現農業機械化

崖口村的農業生產已經實現了高度的機械化。在陸書記的帶領下,我參加了崖口村的農機站。在農機站,我看到幾十台大型的農業機械,包括拖拉機,插秧機,收割機,等等。機庫中停放著四、五台大型的插秧機。陸書記告訴我,一台插秧機的價格20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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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崖口村的插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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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村的收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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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村的農業機械

上世紀50年代初完成土改以後,基本實現了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和“有者耕其田”的理想。之後,中國農村面臨兩個互相關聯的問題:其一,避免土地繼續碎片化。“平均地權”以後,土地本來已經碎片化。伴隨人口的增長和世代的傳延,土地將更加碎片化。伴隨人口的增長,一家如果有三兄弟,三兄弟都成人以後就要將原來一家的土地一分為三。這樣,土地存在越來越碎片化的趨勢。其二,實現農業機械化,提高生產效率。一家一戶的小片土地,很難實現農業機械化。

為了實現機械化,為了避免伴隨人口增長的土地碎片化過程,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是允許兼併,放棄土地改革的成果,使土地向部分人手中集中,使農村兩極分化。另一條路是實現合作化,以合作的方式擴大種植規模,實現農業的機械化。

50年代初,出身農民的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是曾經認真思考過的,也是看得比較清楚的。熟悉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對中國歷史上的多次“平均地權——土地兼併——農民起義”循環往復的歷史教訓有充分的瞭解。基於他對於平等的偏好,基於他的共存主義(communism,許多人根據日本人的譯法將之翻譯為“共產主義”,我認為翻譯得不準確。)信念,毛澤東不可能容忍兩極分化。這樣,推動合作化運動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上世紀80年代初,由於放棄了集體經濟,由於放棄了農業合作化的成果,一些地區的農業機械化也出現了倒退,一些集體的大型農機被棄置。

後來,一些地區通過土地兼併重新開始了機械化的過程,也伴隨著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勢,將一些人變為“耕者無其田”的佃農,一些人變為“耕者無其田”的農業工人,將一些人變為“有田者不耕”的土地出租者。

崖口,卻依靠集體經濟實現了農業的機械化。

實現城鎮化

農民要像“城裡人”那樣生活,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要求。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農業)向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服務業)的轉移是必然趨勢,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的轉移是必然趨勢,城市化是中國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將產生出巨大的消費需求,將為中國的經濟帶來巨大的發展動力。逐步消除城鄉差別,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任務之一。

崖口緊靠廣澳高速公路和廣珠城軌,崖口村村口距離廣澳高速的收費站僅有幾百米,距離廣珠城軌南朗站僅3公里。今天,崖口距離珠海、中山市、廣州的車程都不到1小時。今天,在北京市內,從一處到另一處乘車走1小時是很平常的事情。

今天,崖口村已經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過程。崖口村民的生活已經與城市生活沒有什麼區別,崖口已經可以被視為珠海、中山市或廣州郊區的一個居民社區,一個居民新村,或一個居民社區。

美國,可以被視為已經基本完成了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可以被視為已經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過程。今天,一些人居住在距離城市中心1、2小時車程的地方從事第二、第三產業,是很平常的事情。

世紀之交的時候,我曾在位於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市的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從事博士後研究。那時,我租房住在一處居民社區。我所居住的社區距離我的辦公室大約10公里,距離普林斯頓中心街道也是大約10公里,距離費城大約60公里,距離紐約大約100公里。那時,我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鄉下人”,也沒有人認為我是一個“鄉下人”。

農村怎樣實現城市化?是像今天許多凋敝甚至被拋棄的村莊那樣“離鄉離土”的城市化,還是像崖口這樣“不離鄉、不離土”的城市化?是把農民變成背井離鄉的、“蝸居蟻寄”的城市新移民,還是在自己的家鄉把農民變成有房有地的新市民?是跨越千萬裡去實現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的轉移,還是在本鄉本土實現這種轉移?

崖口村的城市化道路,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事實上,河南劉莊、江蘇華西、山東西霞口、河南南街、河南北徐等許多村莊都已經以類似崖口的方式實現了城市化。在這些村莊以“共同富裕”和“不離鄉、不離土”的方式實現城市化的過程中,集體經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個人自由

不久前,我訪問了河南劉莊,河南南街,河南北徐莊,山東西霞口等多個依靠集體經濟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村莊。與這些村莊相比,崖口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尊重,給我留下特別深的印象。

根據我自己的經歷,根據我的閱讀和思考,我認為,集體經濟能夠長期維持穩定的最重要的條件是“自願”,是保障人的自由。這裡所說的“自由”,主要是指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所說的“消極自由”,即“不做的自由”。在公共場所,我們不能保護一些人抽煙的自由(做的自由),但我們必須保護每個人不抽煙的自由(不做的自由)。

我本人曾經是插隊落戶的知青,曾經作為人民公社社員掙過11年的工分。離開農村以後,我一直與自己曾經下鄉的生產隊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迄今,我已經對一個生產隊的發展近距離觀察了45年。我認為,發展集體經濟的一個重要的風險是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侵害。中國的合作化運動在許多地區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就是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侵犯。

2012年夏天我走訪了7個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茲)。根據我的理解,百年來以色列的人民公社能夠穩定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自願”原則的堅守,就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

在近30年崖口村堅持集體經濟的過程中,崖口集體經濟的大門一直是敞開的。事實上,由於緊鄰港澳,許多村民曾經脫離集體的生產,到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去打工,去創業,去經營各種事業。對此,崖口一直堅持了來去自由的的原則。

今天,仍然有一部分村民參加集體的勞動,掙集體的“工分”。這些掙“工分”的村民,完全是自願的,沒有任何人強迫他們這樣做,沒有任何人可以強迫他們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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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村的社員在參加集體勞動,掙工分。(謝小慶攝於2012年11月11日)

崖口的實踐顯示,共同富裕不一定以自由為代價。我認為,人有不同的偏好,有的人更偏好“部分先富”,有的人更偏好“共同富裕”。對於那些偏好共同富裕的人們,崖口的實踐可以帶來啟發,帶來鼓舞,帶來信心。

運用法律武器

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沒有法律的保護,寸步難行。我參觀以色列人民公社的感觸是,這些公社是建立在法治和市場經濟之上的。如果沒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經濟,這些集體經濟寸步難行。

翻看陸漢滿書記贈送給我的厚厚的資料,我發現,幾十年來崖口村與方方面面不知道打了多少場官司,不知進行了多少次的法律訴訟。儘管中國的法治環境尚不夠理想,儘管中國的市場經濟尚有待完善,崖口村仍然努力地運用了現有的法律武器,維護了集體的利益。

崖口村集體經濟中的中華文化血緣

崖口村村民主要屬於譚、陸兩姓,80%以上的村民姓譚,第二大姓是陸,其他姓氏的村民很少。在陸書記贈送我的資料中,包含一份刻印于明萬曆己醜年(1589年)的《譚氏家規》的影印件和一份刻印于咸豐己未年(咸豐9年,1859年)的《譚氏族規》的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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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印于咸丰9年的《谭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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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氏族規》

萬曆《家規》要求“宗和黨睦,互相勉勵,共篤前勳,以複淳風”。

《家規》中規定設立“族長“,“族內年輩俱尊、人望所歸者而定焉”。“族長”之外,設立“族正”,“以助族長之不及”。“族正”應“擇其品行端方、矢公矢慎者而舉立焉”。

《家規》中規定“嚴禁不得為奴隸。子孫當勤學業以光宗族。如學業不就者,當為農、工、商,自安本分……有與奴隸聯婚者同罪”。

《家規》中不僅規定了“嚴禁盜賣盜砍祖宗墳塋樹木”,而且寫明“盜砍盜賣鄉中風水樹木者,罪亦如之”。

《家規》在“嚴禁為匪為盜”一款中還寫明,“竊田園瓜果雞犬等物亦集祠責懲,以聽其自新”。

咸豐《族規》中要求後人“詩書相伴、禮義相繩”。

《族規》中規定,對於“強淩弱、眾暴寡者”,“毋得徇私毋得坐視”。

《族規》中要求後人“敦孝弟以正人倫。夫孝弟為百行之先,家道之興替系焉。若不孝不弟,則與禽獸何異?” 具體規定:“凡71歲者送袍金銀1兩,81歲者送袍金銀2兩酒1席,91歲者送袍金銀3兩酒1席,百歲者送袍金銀10兩酒1席,俱有吹手送至家中。”

關於助學,《族規》中規定:“凡考縣試者幫銀2錢,府縣試者幫銀5錢,考道試者幫銀1大圓,其進庠者即以旱田3畝撥為幫書,至試費紅金另議”。

關於祖山,《族規》中規定:“嚴禁盜賣祖山……倘有串黨私賣勾引外人霸佔者,則不孝莫大於是,一經查出,永革不許入祠”。

關於家族公田(嘗業),《族規》中規定:“嚴禁盜賣嘗業。夫嘗業所以供祭祀而子孫賴之以受福也。倘有藉端串賣則祀典有虧,不孝孰甚?其有犯此者即集祠聯眾,聞官究治,仍擯出不許入祠。”

《族規》中規定:“嚴禁為匪為盜……貽累房內者,其害匪輕。今後有犯此者,大則集祠重責,小則輕責,聽其自新。如有屢犯不悛,仍即聞官治懲。”

《族規》中規定:“嚴禁開場聚賭及引誘子弟局賭。此等敗壞風俗大亂家規,凡我房中,各宜砥礪。父訓其子,兄教其弟,不可有犯。”

從《家規》和《族規》中,可以看見崖口村集體經濟中的中華文化血緣。

生態選擇

在珠江口,在伶仃洋畔,在周圍步步逼近的鋼筋水泥建築中,崖口村保留了大片的農田,每年在這些土地上收穫著糧食和蔬菜。站在大片的稻田旁,我聯想到美國大片《阿凡達》。陸漢滿書記就像一個“納威人”的首領,試圖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試圖抵抗工業化對家鄉生態環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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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緊鄰港澳寸土寸金的地方,在周圍步步逼近的鋼筋水泥建築中,崖口村保留了大片的農田。

導演卡梅隆在電影中提出了問題:納威人是否可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走進工業化是納威人唯一的選擇嗎?

我們已經看到,北美大陸的新移民已經改變了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原有生活方式,現代化進程正在改變著許多中國農村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崖口村周邊的許多村莊的生活方式已經改變,農田已經從這些村莊消失。

一部分原住民保留自己生活方式的願望是否可以得到寬容?非工業化的生態選擇是否可以得到寬容?工業化是否人類的唯一選擇?對此,我們或許可以更謹慎地下結論。

結語

與周圍那些早早賣掉了土地的村莊相比,崖口村不僅沒有生計窘迫的窮人,也積累了財富。在自己的任內,陸書記不僅實現了自己“保護弱者”的初衷,不僅實現了自己“不棄貧寒”的夙願,而且為崖口帶來了財富。即使是僅僅比致富,也把周圍四裡八鄉的村莊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陸書記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趙洪傑採訪時曾平靜地說,37年來崖口村積累的財富有五六十億元,“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每個人都是歷史舞臺上的匆匆過客,我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08/18/content_7000032.htm)

在陸書記的家中,我對陸書記說:“崖口的探索不僅僅造福了崖口村民,不僅僅改變了自己家鄉的面貌,而且在鄉村建設方面為全中國農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在共同富裕方面可以給全中國農民帶來啟示,可以為全中國人帶來啟示。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出現了抗議資本主義的‘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希臘、西班牙、義大利等國相繼出現嚴重的經濟問題,對資本主義的抗議活動一波未伏,一波又起。崖口在共同富裕方面的探索,可以給全世界的人都帶來啟示。

我知道,憑藉您的能力和見識,您完全可以像今天成千上萬的基層幹部一樣,成為‘先富起來的人’。雖然您沒有先富起來,但是您實現了自己‘不棄貧寒、造福一方’的初衷。‘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曾經在‘伶仃洋裡歎伶仃’的文天祥丞相,實現了自己‘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願望。50年來您在伶仃洋畔所做的努力,也會像文丞相一樣,載入史冊,光照汗青。”

後話:

謝小慶:

在一些地區,對於一些看重共同富裕的人,是對的。

我曾經在人民公社掙了11年工分。很長時間中,我以為人民公社是中國人的發明。以為“工分”是中國人的發明。

我1978年通過高考進入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讀書。在心理系讀書時,美國心理學家斯金納(Skinner)曾經是我和我的同學們最關注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實驗心理學家,是行為主義心理學的代表人物,一生進行了大量的心理學實驗,獲得了一系列有趣的發現,也對教育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讀了斯金納的《瓦爾登Ⅱ》(Walden TWO ,1948年出版,1976年再版。臺灣張老師出版社1977年出有中譯本《桃園二村》,蘇元良先生譯,1992年出版了經過修訂的第2版。)才知道,1948年斯金納就詳細描述了基於現代科技和工業文明的人民公社,就詳細描述了一種不以“發大財”為目標的生活方式,就發明了“工分”的工作管理方式。

《瓦爾登Ⅱ》的書名緣于梭羅(Thoreau)的代表著Walden(中譯本書名多為《瓦爾登湖》)。在梭羅的思想發展中,深受愛默生(Emerson)的影響。愛默生是對現代美國文化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被視為美國自由主義文化的奠基人之一。在《瓦爾登Ⅱ》中,既包含斯金納的思想貢獻,也凝聚著 Thoreau、Emerson 等人的思想貢獻。

在斯金納描述的桃源二村人民公社中,開始,每個社員每天必須參加8小時的勞動,每2個小時記一個工分(labor-credit)。後來,經過對工作環境的機械化改造,每天只需要工作4小時,每1個小時記一個工分。(第45頁,中譯本第51頁。中譯本中譯為“工作點”。)

1967 年,8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的年輕人,受到斯金納的影響,受到大寨精神的影響,按照桃源二村人民公社和大寨大隊的模式,在維吉尼亞州的一片荒野中建立了雙像人民公社。46年過去了。今天,雙像公社的社員們已經通過辛勤的勞動把昔日的荒野建設成為一個新型農業生產基地,成為美國東部的一個小有名氣的旅遊觀光點。

與雙像公社同時,蘋果公司的創始人約伯斯也與自己的朋友們在美國的西海岸建立了All in one(《約伯斯傳》的中譯本中譯為“團結”)人民公社,種植蘋果。後來,緣於自己在團結公社中種蘋果的經歷,約伯斯把自己創立的公司命名為“蘋果公司”。

原載《中國民主社會主義聯線網站》http://www.dsuc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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