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的動蕩與政權更替(James Petras、Henry Veltmeyer合著 王向東 譯)

在2011年2月中旬至4月上旬期間,阿拉伯世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在突尼斯,突然爆發的抗議活動和社會動盪造成了政府的倒臺;在埃及,政治革命造成了穆巴拉克專制統治的崩潰;在利比亞,卡紮菲的統治面臨嚴重挑戰。這些事件集中發生在一小段時間內,而正如亞當•漢尼耶(2011)所說,“多年的經驗被濃縮到一小段時間內,看似微小的事變卻可以產生巨大而重要的影響。”埃及事件的發展極其重要,成千上萬的埃及人湧入政治舞臺生動地說明了中東政治過程的構成。在其他事件中,“收到美國和其他世界強權長期穩定的支持的政權將其劣性徹底暴露了出來,這些事件還揭露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其他國家領導人言詞的空洞和偽善,暴露了所有阿拉伯政權的虛弱,同時還讓我們認識到這些政權與以色列和美國的真實的聯盟關係。”正如漢尼耶所說,“這些都是以後需要長期牢記的政治教訓。”

動亂還表明,“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裙帶式政權是極其虛弱的,這些政權以秘密政治與特務網路為基礎,還不忘在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問題上給國民灌輸頑固的悲觀主義觀點,這種悲觀主義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笑話裏的辛辣諷刺中得到某種反映。”但是正如漢尼耶所言,“這些控制機制隨著人們內心恐懼的褪去而灰飛煙滅了。”他進一步說,阿拉伯世界的暴動“推動了這種感覺的消退,成千上萬的人民拋棄了自己的恐懼,增加了對未來的期望,這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讓人民保持對這一革命時刻的牢固記憶。”這一過程的歷史重要性不應被忘卻:阿拉伯世界實際上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具有如此巨大力量的時刻。

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講述這些起義的故事,也不是預測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過程在未來的可能圖景。相反,這篇文章是為了提出一些對理解作為總體的中東具有普遍意義的觀點,並且還要進一步指出,只有透過階級鬥爭的棱鏡,才能更好地理解這些抗爭的含義。最近中東和北非阿拉伯世界所發生的起義明白無疑地表明,階級仍然是任何社會轉型的主要動力,同時也表明階級鬥爭會採取多種表現形式,這推翻了任何還原論意義上的經濟決定論以及對這些事件的單純政治解讀。

阿拉伯暴動的根源與早到的慶祝

有關阿拉伯暴動的很多解釋一直將焦點放在一些直接原因上:政治專制、失業、鎮壓、侵害與對抗議者的屠殺,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中產階級”、年輕、受過教育並通過網路進行聯絡的積極分子身上(洛杉磯時報,2011年2月16日),以色列和猶太複國主義者的密謀理論家以色列極端主義分子“看不見的手”也屬於這一行列(阿勒特日報,2011年2月25日)。

這些解釋沒有為理解暴動提供一個把大範圍、中長時段的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政治行動的直接“導火索”都考慮進去的框架。民眾暴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參與鬥爭的廣泛的社會政治力量排除了任何有關鬥爭的單一維度的解釋。

最好的方法是一個“漏斗模式”,在這樣一個分析框架下,在開放的遠處(長期、大規模的結構)起作用的是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性質以及階級結構,在中期則主要取決於這些結構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變動的累積效應,而短期原因則或者促成了社會-政治-心理反應,或者誘發了政治行動的社會意識的產生。

阿拉伯經濟

除了約旦,大多數阿拉伯動亂國家的經濟建立在石油、天然氣與旅遊帶來的“租金”之上,這些產業雖然提供了大部分出口外匯與國家收入(金融時報,2011年2月22日,第14版),但只存在於雇傭了極少數勞動力卻帶來高度專業化經濟的出口“飛地”之中(2009年世界銀行報告)。這些出口產業與多元化的、生產性的國內經濟並沒有多少聯繫:石油出口、工業製成品、金融以及高科技服務全部進口,並控制在跨國公司以及與統治階級緊密聯繫的國外移民手中(經濟與政治週報,2011年2月12日,第11版)。旅遊增加了“租金”收入,這一部門為階級-部落國家提供了“外匯”和稅收收入。後者依賴於國家補助的外國資本和本地政治化的“房地產”開發者,而這些房地產商往往從國外進口建築工人。

以租金為基礎的收入可能會產生巨大的財富,特別是當能源價格飆升的時候,但是這些財富會產生“食利者”階級,這一階級沒有推動經濟發展和創新過程的秉性和傾向。食利者只會在以下方面進行“專業化”:金融投機、通過私有公司進行海外投資、無節制地消費高端奢侈品以及建立十億計美元或歐元的秘密私人海外銀行帳戶。

食利經濟在現代生產活動中只能提供很少的就業崗位,其頂端控制在家族-部落成員和脫離國籍的專家們所有的海外金融公司手中,科技與低端就業被合同制外國勞動者佔據,這些外國勞動者在收入水準和工作條件方面都比本地熟練勞動力的要求要低。

徹底的食利經濟產生了一個以部落為基礎的統治階級,這一階級“攪渾”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國家”變成了這樣一個結構——絕對主義君主和他們的大家庭在頂端,他們雇傭的部落領導、政治隨從和技術專家在中間。這些人是“封閉的統治階級”,有資格進入其中的人被限制在部落或家族王朝的成員以及部落-階級的一小撮“企業家”之內,後者為前者積累財富,並為其統治服務。其“內部迴圈”依賴於租金收入和通過提供無技術含量但卻具有壟斷性的官方許可證、土地證明、進口許可證以及免稅待遇等參與房地產所帶來的安全收益。

在掠奪公共財富之外,統治的部落-階級還推動發展“自由貿易”,如進口廉價的工業製成品,因而摧毀任何國內土生土長的處於起步階段的“生產性”製造業、農業或者技術產業。

因此,不存在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民族資本家或者“中產階級”。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的那部分人大部分是公共領域的雇員(教師、醫療專家、低級公務員、消防隊員、政府官員、軍隊官員),這些人依靠他們的工資生活,反過來說,他們的工資是以他們為專制主義權力服務為條件的。這些人沒有任何機會進入上等階層,也不能為他們受教育的下一代提供經濟機會。

封閉的部落-階級所控制的體系使經濟、社會與政治權力高度集中,這也導致了財富的巨大集中。既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社會距離,那麼,過高的商品價格就會產生財富,並進而會產生一個高度扭曲的單位資本“財富”的圖像。除此之外,淩駕於大多數低收入者和未就業青年之上的少數幾個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帶來了世界最高的平均收入(華盛頓博客,2011年2月24日)。

食利者統治的動力:軍隊與救濟品

為了彌補這種巨大的社會不公平,保護寄生的食利統治階級的地位,後者力求與那些軍火巨頭公司結盟,以求獲得來自帝國主義統治權力的軍事保護。統治者致力於“邀請新殖民化”,為軍事基地和機場提供土地,為海軍提供港口,與金融買辦相互勾結鎮壓反對帝國主義的反抗力量,並且向地區內的猶太複國主義霸權投降(這裏可以忽略那些偶然出現的微不足道的批評)。

在中期,具有家長制色彩的給農村窮人和部落家族散發救濟品、給城市窮人發放食物以及為教育水準較高的失業人群提供無出路的工作崗位等方式是這種統治的補充方式(金融時報,2011年2月25日,第1頁)。高昂的軍費開支和帶有家長制色彩的救濟金反映了生產性投資能力的短缺。數十億計的錢被花在軍費上而不是用來促進經濟的多元化,上千萬的錢被用來提供一次性的家長式的救濟品而不是用在可以帶來生產性就業的投資上。
將這個體系連在一起的粘合劑是對公共財富與自然能源的現代掠奪、傳統部落與新殖民的融合以及通過雇傭兵控制和鎮壓大眾的相互結合。美國的現代化軍事力量在為落後的、建立在十八世紀王朝統治規則之上的絕對主義君主專制政體服務。

大多數先進的通訊系統的引入和擴張以及超現代的購物中心迎合了消費奢侈品的精英階層,這種東西與大多數受教育的失業青年嚴酷對立,這些青年人被從高等階級中間排除出來,並且受到底層的只有很低工資的海外合同工的擠壓。

新自由主義引起的不穩定

食利的階級-部落在國際金融機構和本地銀行的強迫下被要求“改革”他們的經濟:向國外投資者“開放”國內市場與公共企業,削減由新自由主義改革引發的全球危機帶來的國內赤字(經濟與政治週報,2011年2月12日,第11頁)。由於進行“經濟改革”,針對窮人的食品救濟被削減甚至直接被取消,國家雇傭也因此減少,這使受教育的年輕人又失去了為數不多的幾個機會之一。消費者和工薪階層的稅收不斷上升,但是房地產開發商、金融投機者以及進口商卻獲得了稅收減免。放鬆管制已經在食利的統治階級-部落和他們的中間代理商中催生了大批的腐敗。

連接底層和中產階級與統治階級的家長制紐帶已經被外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侵蝕掉了,種種所謂的改革將“現代”外國剝削與既有的國內私人掠奪的“傳統”形式連接在了一起。因此,階級-部落政權不能再僅僅依靠氏族、部落、牧師以及個人忠誠去孤立和分化城市工會、學生、小商人與低收入的公共雇員所發動的運動。

街頭反對王宮

阿拉伯動盪的“當下原因”是部落-階級統治下的食利經濟在人口學上的巨大矛盾。寡頭統治著大量失業或就業不充分的年輕工人,後者包括50%-65%的25歲以下年輕人(華盛頓博客,2011年2月24日)。“現代”食利經濟的動力不能為新近受教育的年輕人提供現代就業機會,相反,它把這些年輕人趕進了低收入的不受保護的街道“非正式經濟”(如小販、運輸和建築工人)以及私人服務業中。超現代的石油、天然氣、房地產、旅遊業與大型購物中心建立在傳統的宗教、部落與氏族領袖的政治軍事支持之上,現代城市產業工人階級的小型獨立工會被明令取締,中產階級的市民組織也或者在國家控制之下,或者必須向絕對主義國家申請。

與從事現代生產活動的社會階級相聯繫的社會組織的“不發達”也意味著社會政治行動的中樞是在街頭。失業的以及在非正式部門中就業不充分的年輕人處於廣場、電話亭、咖啡廳、街角社會以及市場上,他們在絕對的行政權力中心之外、毗鄰這些中心而奔波著。城市民眾並沒有在經濟體系中佔據重要位置,但是對大眾運動而言,使街道和廣場喪失功能的意義確實很大,因為它們是商品和服務轉運和利潤實現的場所。同樣重要的是,由失業青年推動的大眾運動為受壓迫的教授、公共雇員、小商人以及自雇者提供了一個可以參加反對行動卻不會在他們工作的場所被報復的機會,這可以驅散丟失工作的“恐懼”。

政治和社會衝突圍繞著對立的兩極運動,這兩大對立極分別是宗教寡頭和底層失業的民眾(阿拉伯街頭)。前者直接依靠國家(軍事/政治機構),而後者依靠無形的、本土的、非正式的、面對面隨機形成的組織。其中,人數很少的大學學生是一個例外,他們是通過互聯網聯合在一起的。有組織的工會稍後加入了戰鬥,並且更加關注經濟要求,當然也存在一些例外,如在寡頭控制的公共企業裏工作的工人要求改變管理方式。
由於這是食利國家的社會參與,反抗並沒有以領工資的勞動者與工業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以大眾政治反抗寡頭國家的面目出現。以大街為基礎的社會運動展現了他們摧毀國家權威、經濟以及推翻專制統治的能力。但用相對容易的方式聚集在廣場之上的大眾街道運動在反抗標誌消失的時候也很容易消散。以大街為基礎的群眾運動缺乏組織和領導,更不用說設計一個全新的政治社會秩序了,他們的力量能對現有的精英和制度施加壓力,卻不能代替現有的國家和經濟秩序。因此,由美國、以色列和歐盟支持的埃及軍方可以非常輕鬆地奪取政權、保存整個的食利國家和經濟結構並與其帝國主義主人繼續保持緊密聯繫。

聚集條件與示範效應

阿拉伯動盪向北非、中東以及海灣國家的擴散是相似的歷史和社會條件的產物:依賴於來自資本密集型的石油和能源出口所得的“租金”、處於家族-部落寡頭統治下的食利國家,食利國家的這種經濟促使絕大多數年輕人從事邊緣的、非正式的“以街道為基礎”的經濟活動。

“案例的力量”或者“示範效應”只能通過認識各國相似的社會政治條件得到理解。街道權力——大多數城市運動——將街道視為主要行動者的經濟集中地,將廣場視為發揮政治權力和滿足社會需求的場所。毫無疑問,埃及和突尼斯的部分成功引發了各地的運動。但是他們只是在與這兩個國家有以下共同性的國家才會爆發:相似的歷史遺產,在食利-部落統治者與邊緣街道勞動力之間存在相同的社會鴻溝,特別是統治者深深地融入並服從於帝國主義經濟與軍事網路。

結論

食利統治者通過與美歐軍事和金融體系建立緊密的聯繫進行統治,他們在讓自己富足的領地現代化的同時,讓受教育的年輕人邊緣化了。這些年輕人被迫接受低報酬的工作,特別是無安全保障的非正式領域的工作,並且集中於資本城市的街道上。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對公共替代品的削減(如食品、失業救濟金、家用石油、天然氣,交通,健康與教育)割斷了家長制的紐帶,而在過去,正是通過這一紐帶,統治者包容年輕人和窮人對宗教精英和部落領袖的不滿。階級與民眾,現代與傳統的合流是自上而下的自由化改革以及擠壓社會底層的直接後果。新自由化的“改革家”們信誓旦旦地保證“市場”會用高收入的職位代替國家家長式的救濟金的削減帶來的損失,但是這種承諾已經破產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放鬆國家對大眾控制的同時加劇了財富的集中。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美歐加強了對移民的控制,這關緊了逃避現存政權的一個閥門——為到國外尋找工作機會而引起的未就業的受教育年輕人的大量外逃,海外移民不再是一個好主意,這些選擇加劇了人們的掙扎和苦難。不同的研究都表明那些移居國外者都是最有抱負、在其階級內部有更高教育水準並且是能夠承受危機的人。現在,被限制在他們的祖國,很少有人還存在移居海外的幻想,這些人被迫通過集體的社會政治行動為他們在國內的個人流動性而鬥爭。

同樣重要的一個事實是,作為食利政權保護人的美國被有政治傾向的青年人視為一個下降的帝國霸權:在世界市場上的經濟實力受到中國的挑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殖民統治面臨失敗的危險;因成為越來越受人懷疑的以色列(在奧巴馬政府和美國國會內部存在猶太複國主義團體)的卑躬屈膝和虛偽的僕人而蒙羞。美帝國所存在的腐朽和衰落的所有因素鼓勵了反對美國代理人,爭取民主運動的興起,同時也消除了他們對美國軍隊會干涉其中從而造成第三方軍事力量插足其中的擔憂。民眾運動將這些國內寡頭視為“三階”政權:處於美國霸權之下的食利國家反過來說也是處於以色列-猶太複國主義的操控之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130個國家和安理會的所有理事國中,除美國外,都譴責以色列的殖民擴張行為。隨著黎巴嫩、埃及、突尼斯以及即將在葉門和巴林出現的新政權都保證實行民主的對外政策,大眾運動意識到,以色列的所有現代化軍事力量以及680000士兵也無法幫助以色列化解它的外交孤立、地區食利代理人的喪失以及對它被誇大了的軍事統治者和它們在美國外交領域的猶太複國主義代理人的徹底懷疑。(金融時報,2011年2月24日,第7頁)。

經濟社會結構和社會條件引爆了爭取民主的大眾運動,讓失業和未充分就業的年輕人從“街道上”組織起來。現在,經濟社會結構和社會條件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無形卻無處不在的大眾可以變成一個有組織的社會政治力量嗎?他們可以掌握國家權力,民主化國家政權嗎?同時為了提供有穩定收入的工作機會,他們可以創造全新的在目前的食利經濟中仍然極度匱乏的生產性經濟嗎?政治後果尚未確定,因為這取決於民主和社會主義與受美國資金支持的宗教、君主制和新自由主義力量之間的競爭。

要為一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而慶祝也許為時尚早。

華盛頓應對阿拉伯動盪的策略:犧牲獨裁者,拯救國家

要理解奧巴馬政府應對埃及穆巴拉克專制統治和民眾起義所採取的政策,將其置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是極為重要的。最關鍵的一點在於,美國深深嵌入阿拉伯專制統治(從突尼斯到摩洛哥、埃及、葉門、黎巴嫩、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國家結構之中已有數十年,在此之後,華盛頓希望調整它的政策,向既存政權結構中包容與(或者)移植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客。

儘管多數評論員與記者譏諷美國的“窘迫”、埃及事件這一新鮮事物以及華盛頓日復一日政策公告,但是廣泛的歷史先例對我們理解奧巴馬政策的戰略方向而言仍是必要的。

歷史背景

只要專制政權支援它的帝國主義政策,控制他們的人民,美國就會在建立、提供資金、武裝以及扶持等各個方面對其予以支持,這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有著很長的歷史傳統。

在過去30年中,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統在支援個人獨裁或者軍事政變方面通力合作。如為多明尼加民主共和國的特魯西略專制統治提供支持,1950年代在革命前的越南建立吳庭豔獨裁統治,在尼加拉瓜與兩代索摩查家族的地方割據政府建立合作關係,1952在古巴、1964年在巴西、1973年在智利、1976年阿根廷為軍事集團提供資金和宣傳支持,在阿根廷還支持過後來的反動政權。當民眾暴動威脅這些美國支持的專制統治時,當社會和政治革命馬上要成功的時候,華盛頓都會推行一個三管齊下的政策:公共場合批評人權暴行,提倡民主改革;私下裏發信號繼續支持原有統治者;第三個方面是尋找可以替代現有統治者並且能夠保護國家機器與經濟體系,同時支持美國帝國主義戰略利益的新精英。

對美國而言,不存在戰略性關係,而只有不變的帝國利益,亦即保護代理人國家。但是專制統治卻假定他們與華盛頓的關係是戰略性的,因此當他們被犧牲以拯救國家機器的時候他們往往會感到震驚和失落。由於害怕革命,作為華盛頓代理人的專制者中有一些人不是很情願,他們不想繼續往前走,因而遭到暗殺(特魯西略和吳庭豔)。美國為一些人在國外提供了避難所(索摩查和巴提斯塔),其他人或者被強迫進行權力分享(皮諾切特),或者被安排做哈佛、喬治敦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學的訪問學者。

華盛頓何時重組政權是基於對以下因素考慮:獨裁者經受政治暴動的能力、軍隊的力量和忠誠以及順利進行政權交替的有效性。等待太久以及與獨裁者綁定的危險在於暴動使隨之產生的掃除政權和國家機器的改革走向激進化,也會將政治動盪轉化為社會革命。1959年所發生的“誤判”導致了古巴革命的發生,因為華盛頓站在巴蒂斯塔一邊,無法建立一個可行的支持美國並連接舊國家機器的聯盟。同樣的誤判也發生在尼加拉瓜,這一次是卡特總統按照原有的經驗批評索摩查,並消極地袖手旁觀,但是原有政權被推翻,革命力量摧毀了美國和以色列訓練的軍隊和秘密員警以及教育機構,而且還進一步對美國財產進行國有化,提出了一套獨立的外交政策。在1980年代,華盛頓在拉丁美洲保持了很大的主動性。它通過推行行之有效的選舉轉型,用表面溫和的新自由主義下選舉產生的政客替換了原有的獨裁者,而這些選舉產生的政客仍然保證保護原有的國家機器和擁有特權的國內外精英,並且支持美國的地區性和國際性政策。

以往的經驗與當前的政策

甚至當運動在所涉及的人數上蓬勃發展並且反華盛頓的情緒不斷加深的情況下,奧巴馬仍然在是否換掉穆巴拉克這一問題上非常猶豫,原因有很多。首先,白宮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代理人,如洪都拉斯、墨西哥、印尼和阿爾及利亞等,這些代理人都相信他們與華盛頓之間有著密切的戰略關係,一旦穆巴拉克被拋棄,這些人將會對他們的未來失去信心。

其次,美國國內支援以色列的組織(如AIPAC,大多數美國猶太人組織的主席)有著很廣泛的影響力,他們中間的大批說客遊說國會領導人向國會施壓,要求繼續支持穆巴拉克,因為以色列是獨裁統治的主要受益者。這些獨裁者已經成為以色列在這些國家的喉舌(如埃及和巴勒斯坦),並且匍匐於猶太國家的腳下。

因此,奧巴馬政府在不斷高漲的埃及民眾運動的壓力下動作緩慢。它在尋找一個替代性的政治方案,這一政治方案將拋棄穆巴拉克,保護和加強國家機器的政治權力,並將包容民眾的選舉要求作為對廣泛的民眾運動進行轉移和去激進化的方式。

替換穆巴拉克的主要障礙是國家機器的主要部門,特別是325000人的中央安全部隊和60000人的國民衛隊直接控制在內政部和穆巴拉克手裏。而且,軍隊的高級將領(468500名成員)已經效忠穆巴拉克達30年,並且通過控制多個領域的高盈利公司獲得了大量財富。這些人不會支持任何質疑他們經濟特權的市民“聯盟”,也不會支援將政治界限設定在選舉系統之內的任何權力。埃及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在很長時間內都是美國的代理人和以色列的合作者。

奧巴馬果斷地提出要與這些實力派進行通力合作,並予以支持。但是他也需要說服這些人,讓他們代替穆巴拉克,並且提出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權以消解越來越傾向於反對美國和以色列強權的民眾運動。奧巴馬將會竭盡全力去保護國家的連續性,避免任何可能導致大眾運動與士兵相結合聯盟的裂口,因為這種結合將會促使動盪轉化為革命。

然而,在政治再造過程中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帶有民主傾向的市民中有83%的人不支持華盛頓,這些人將會獲得鬥爭和自由的經驗,要求對政策進行調整,特別是要求停止在以色列封鎖的加沙地帶進行的員警執法活動,停止對美國在北非、黎巴嫩、葉門、約旦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傀儡政府的支持。其次,自由選舉將打開爭論之門,帶來巨額社會開支增長的壓力,並且會沒收美國700億美元的資產以及穆巴拉克家族和裙帶資本主義剝削埃及人民所得的財產。民眾會要求將公共開支由過分膨脹的暴力機器向生產性的、可以提供就業機會的部門進行轉移。一個有限的政治開放可能會導致第二輪回合的較量,在這一回合中,在社會民主的宣導者和支持新自由選舉主義的精英之間所進行的新一輪的社會政治鬥爭將會分裂反穆巴拉克力量。反獨裁時刻只有在為爭取解放而進行的長期鬥爭的第一階段才會出現。這種鬥爭不僅存在於埃及,而且充斥了整個阿拉伯世界,而這一鬥爭的結果依賴於大眾發展他們自身的獨立組織和領袖的程度。

要理解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動力,我們就必須同時利用“政治學”和“經濟學”兩大學科,但是在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學者的文獻中,這兩大學科恰恰被割裂成同一過程的不同部分。例如,這些學者宣稱埃及示威遊行只是為了反對穆巴拉克,爭取所謂的政治自由——這是美國和其他世界強國的主要敍事方式,也是大多數新聞報導的內容,當然,這種說法扭曲和誤讀了這些抗議活動的性質。很顯然,正如亞當•漢尼耶就埃及事件的最新發展所做的深入分析指出的那樣,“雖然抗議活動已經包含了非常廣泛的有著不同訴求社會階層,但是他們的總體邏輯不可避免地與資本主義在中東的深刻問題聯繫在一起。”這些問題不單單是“政治的”或者“經濟的”,而是首先圍繞在以下兩點上,即哪個階級統治埃及以及誰的利益上升為埃及國家利益。這些問題具體包括:(1)全球經濟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的本性在埃及的表現;(2)埃及在保持美國在中東統治模式中的角色。漢尼耶指出,穆巴拉克統治的本質與以下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即“為什麼反抗政治專制的鬥爭必然與階級鬥爭的動力交織在一起”。

結論

埃及發生的事件不僅被很多大眾媒體所報導,而且被美國和歐盟的官方用謹慎的語言修辭所表達,但他們的意思是埃及事件只是一場民眾推翻個人獨裁者的鬥爭而已。當然,這種說法在以下意義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抗議者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諸如穆巴拉克和本阿裏這樣的要人們。但是將埃及事件視為一場爭取“民主”的鬥爭的觀點並不能讓人明白這些抗議活動的本質,而只能讓人更加迷惑。三分之二的埃及民眾都在30歲以下,這意味著大多數的埃及人民並不只是在穆巴拉克的統治下度過自己的所有生命,他們還經歷忍受了非常殘酷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示威遊行是穆巴拉克的統治所體現的赤裸裸的階級權力的直接後果,漢尼耶認為,資產階級基本上在抗議爆發的頭幾天就逃離了國家恰好形象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阿拉伯世界中,有如此之多的政權具有反民主的特徵,這並不是偶然的,也不僅僅只與文化有關,而是資本主義在這一地區的一種政治形式。在這樣一個有著驚人的不平等水準同時在地理上處於對美國全球權力體系來說具有核心意義的地區的社會,資本主義要運轉起來就必然採取這樣的形式。在這一意義上,中東和北非地區與拉美具有很大的可比性,這兩個地區在財富和收入的分配上都存在著極其廣泛而深刻的社會不平等。而且,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美國對統治拉美政治版圖的每一個軍事專制政府和威權政體都給予援助和支持本身並不是偶然的。由於這個原因,在數十年來公共空間一直萎縮的社會,要求民主表達權是以階級問題為中心的更廣泛的鬥爭的一個方面。例如,穆巴拉克是軍事政府展現在大眾面前的一張臉,因此,移除這張臉並不能改變軍事統治的特徵,也不能改變這一統治保護特殊階級統治權的方式。只要不改變資本主義的結構及其地區聯繫,就不能使埃及軍隊的角色發生徹底改變。這一分析明顯與奧巴馬和其他強權的領導人的修辭不同,正是他們在數十年間對穆巴拉克和其他阿拉伯獨裁者進行粉飾,並且將這一地區爆發的市民反對其政府的運動僅僅視為一場政治“轉型”。因此,當地精英和美國政府以及他們在本地區的所有盟友,現在強烈希望將民眾鬥爭分割為“政治的”和“經濟的”兩部分,同時還希望將這一鬥爭限制在民主轉型的範圍內,從而排除任何對政權合法性的更深的質疑。2011年2月14日的媒體報導明確顯示,埃及軍方將宣佈罷工和其他形式的獨立工人組織不合法。但是,反對埃及獨裁政府和該地區其他威權政體,在本質上始終是一場階級鬥爭。

本文譯自“Beyond Neoliberalism:A World to Win”一書第九章,James Petras 和Henry Veltmeyer著,Ashgate 2011年版。

原載:《中國左翼評論》2012年夏季號http://chinaleftrevie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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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與再造》因經費所限,復刊後將以電子版為主,印刷版則改以叢刊方式,選輯電子版文章,不定時出書。我們殷切期望支持本刊的朋友捐款贊助, 我們的出版品除在市面銷售,也將寄贈給贊助戶。捐款請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台北分行 戶名:張星戈 帳號:03010296140。捐款戶請以電子郵件告知地址與聯繫方式(電郵信箱、電話或手機)。
二、原貼在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的舊刊選文將彙整至復刊的網站,以便讀者閱覽。
三、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四、復刊信息請廣為傳佈。

《批判與再造》稿約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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