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開花的枯葦 (吳俊宏 )

國民黨自1949年敗退來台,在台灣實行了舉世最久的軍事戒嚴統治,在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時期,大肆捕捉政治異己份子,數萬人遭殺戮、下獄,尤以左傾人士受害最為深重。曾因1972年的成功大學共產黨案坐了十年政治牢的吳俊宏先生,出獄後又與出身政治犯家庭的亡妻陳美虹結婚,近日他給我們寄來了記述亡妻家族歷史的文章,文字清新感人,允為瞭解台灣白色恐怖史的珍貴材料,雖為發表過的舊文,仍有重刊價值,我們特予全文登載。──編者

(一) 陳美虹

夜深了,陳美虹,獨自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她燃起一根煙,吸了起來,多年來為了小孩,她已戒了煙,但此刻她已顧不得自己的身体了,她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繚繞的煙霧掩蓋不住她一雙迷惘的眼神。

前年她罹患乳癌,開了刀,兩年後的現在,癌細胞又復發了,今早去看醫生,醫生的態度已很明白地表示,她已無救了。

她今年才39歲,小孩才5歲,就此離去,她不但放不下心小孩,更為她這短暫的一生,頗覺無奈。

她拿出一個小藤籃,這是她母親留給她及她的雙生妹妹陳美蜺的遺物。裡面存放著一疊信及兩本相冊,信件是她父親四十年前,從牢裡寄給家人的,以及她母親寄給她父親的。兩本相冊,是父親在牢裡製作給她家人的。

父親的信,是1952年12月1日起,從當時的台北市西寧南路36號之1(當時稱此處為東本願寺,為保安司令部情報處)及台北市青島東路3號,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寄出的。

信已泛黃,但信上父親印蓋的指紋還相當清晰明顯,印泥的顏色也朱紅如昔。信紙上偶爾散佈著幾片較大的褐黃色水漬斑痕,陳美虹一直認為它是她父親的眼淚,滴落在信紙上,日久呈現出來的顏色。

父親信總共寄回四十封,以後就再也沒收到了。

相冊是她父親在牢裡,以鋼筆的筆尖當刀片,用粗布紙張、糖菓紙等素材製作而成。父親在藝術上有很高的造詣,在兩本相冊的每一頁裡,父親都刻畫著各種山水、花鳥、動物……等圖樣,並題了些字。在這些圖樣及字底下,再襯上各種顏色的糖菓紙,使得每一畫面都顯得栩栩如生。這些畫面都表露著她父親內心深處,對自己命運的期許和對家人的寄語。在1953年10月製作的第一本相冊的首頁,畫著一尊自由女神像,表露著父親在牢裡對自由的渴望。然而父親似乎也曉得自己來日無多,因此在另一頁上,他題著:“我可愛的小姊妹,美虹!美蜺!自強!!”

在1953年12月製作的第二本相冊的首頁,陳美虹的母親貼上一張很小的日曆紙,上面印刷的日期是1954年1月29日星期五。就是這一天,她的父親劉耀廷,在白色恐怖的肅殺中,被當局處決,日曆上印著:“為救國家救民族而戰”。父親死時,她倆姊妹僅十一個月大。

陳美虹反覆翻閱著父親的遺物,她不曾和父親晤過面,對父親的認識,除了從親人的轉述外,她只能在父親的遺物中去遐思。父親的死,影響她的一生,當她失意時,她總會情不自禁的想起父親來。此刻,面對她那行將結束的生命,她腦海裡喟嘆地不斷浮出:“如果父親不死……”的種種幻想。

(二) 生父劉耀廷

劉耀廷,1925年生,台灣澎湖人,家境還算富裕,幼時舉家遷至高雄,中學時全家再遷往日本,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法科,台灣光復那年,因某種迷信的想法,再遷回高雄。

他個性沉默寡言,生氣起來,良久不說一句話。為人正直,樂於助人,頗具藝術天分。據說在他去世十餘年後,有一位他在日本求學時的音樂老師來台找他,準備送他一部鋼琴,聽說他已死亡,不勝唏噓,痛惜地說他是一位難得一見的天才。從他在牢裡為家人製作的相冊看來,他在美術、書法、工藝等藝術上,的確相當具有天分。

他為什麼捲入這場白色恐怖的肅殺中,而致殞命,其確切原因,他家人全然不知。直至他被處決之前,他家人從沒收到起訴書或判決書,只在他死後收到領屍通知單。

他的詳細案情,一直到1999年,他死後的45年,筆者遇到他的一位同案方阿運先生,才取得他的判決書,揭開了掩藏幾近半個世紀的謎底。

他原任職於高雄州立女子高等學校(現高雄女中),教授英文及美術,1949年轉至台北大安印刷廠工作,擔任經理職務。這個印刷廠,位於現在的台北市忠孝東路與八德路交接處,當時是中共地下黨的印刷機關,專事暗中印製中共的宣傳刊物,據判決書記載,其所印刷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及新聞論文等」。此印刷廠負責人為當時知名作家呂赫若(註1),據說部分資金來自於辜顏碧霞(辜振甫大嫂,辜濂松之母)。

劉耀廷是否因曾與呂赫若相識而被邀參與這個印刷廠的工作,不得而知。他大概於此時投入社會主義革命的行列裏,據判決書記載,他於1949年八月中旬及九月間,兩度參與刊物的印刷,並於同年十月間在劉述生的吸收下,加入中共地下黨『TL支部』。

1949年秋中共地下黨基隆市工作委員會(註2)被破獲後,地下黨鑒於形勢危急,即將此印刷廠解散,呂赫若躲入鹿窟山區基地(註3),劉耀廷則回到高雄老家,與相戀多年的施月霞結婚。

1952年10月17日深夜,他在高雄家中被捕。其大哥劉耀星,為了營救他,曾四處奔走,找關係說項,不少情治人員也上門來,謊稱有辦法營救其弟,要他拿出金子來打點。親友們皆勸劉耀星不要給,因為那可能是來詐騙的。劉耀星卻說:“不管是不是騙,這些錢是不能不花的,我必須給月霞有個交待,讓她了解我們已盡全力在營救耀廷了。”

(三)恩愛夫妻牢裏牢外

劉耀廷被捕後,施月霞正懷著六個月的身孕。他們夫妻原本至為相愛,正當他們期待著那即將出世的愛情結晶時,殘酷的時代黑手,卻強將他們拆散,一位在台北的黑牢裡,一位在高雄挺著沉重的身孕,他們兩地不僅相思,更彼此背負著椎心的牽掛。然而這一切,似乎也只能在日記裡各自地自我傾訴著:

“思念你!思念你!

我心愛的耀廷啊!

以這支淚水串成的筆寫給你,

待何時

思念的你

才歸來

在這充滿回憶的兩人房間裡

只剩我一人寫著日記”

1952年11月17日夜十時半,劉耀廷被捕後的一個月,施月霞在她的日記裡,以日文寫下以上這首詩。

隨後她又寫道:

“我夫耀廷,一個月前的今夜,剛好這個時候,正很好吃的樣子地,吃著我用番薯做的點心,吃完後,兩人很快樂地上床,和往常一樣,你右手讓我當枕頭,左手抱著我,很滿足地睡著。

如此幸福夜晚的情境,到底是夢還是現實,如今不堪回想,自此以後,一個月過去了,你已經去那很遠很遠的地方。

月霞這一個月是如何渡過的呢?

白天我都在樓下,一面織些編織物給你,一面在腦海裡描繪著你的影像。母親已經去睡午覺了,我才敢較自由地,小聲地叫著你的名字:耀廷!耀廷!,我的眼淚也伴著編織的毛線,禁不住地流出來。我想讓母親煩惱是不孝的,所以母親面前一直都忍著眼淚,不敢流出來。

吃飯的時候,看到你的空位,就想著一向偏食的你,在那地方是怎麼吃的啊!但是怕家人煩惱,我擒住了眼淚,同時為了我們最要緊的肚子裡的小孩,我雖沒胃口,也硬吃下了許多。

和以前一樣,我十點就關起房間來,但是一個月以前的房間,是兩人恩愛的房間,現在卻成為月霞一個人孤獨地,流著寂寞的眼淚的房間。那種寂寞,真是太寂寞了,有生以來真正感受到孤獨的痛苦。

蚊帳掛起來後,像往常一樣,向神禱告,並向你說聲晚安。

獨自一個人,舖上曾經是我們兩人愛用的長長的枕頭,把你已經穿過一個禮拜,還留著你的味道以及油垢味道的襯衫,放在你以前的位置上。一邊叫著:耀廷!耀廷!一邊無意地抱起你的襯衫,哭著,哭著,不知何時竟睡著了。

半夜醒來,如廁時,就披上放在右邊的你的睡衣,獨自一人,走過暗暗的走道,下樓去。過去一向都是你陪我一起去的,但現在只能以你的睡衣來代替了,因為半夜醒來時,我的旁邊已經沒有你,你已經去到很遠很遠見不到的地方呀!叫也聽不到,不能像往常一樣得到你的愛撫。

思慕你呀!思慕你呀!月霞時時哭泣著,哭泣著。然而我的思慕好像越來越遠,我真想見到你啊,即使只見一眼也好。真希望你給我一個強烈的擁抱,如果能夠讓你緊緊地抱著,在你的胸懷裡,儘情地哭泣的話,那麼在這瞬間,我們倆人,就這樣脫離痛苦良多的世界而死去也好啊!讓我們就如此緊緊地擁抱著不放,安祥地到天國去吧!

啊,耀廷!我思念的人啊!耀廷!……”

1953年2月20日,雙胞姊妹誕生了,施月霞在這一天的日記裡記載著:

“臨產時,我正想著,希望順利生產出正常可愛的小孩,生出來如果是不正常的小孩呢?如果是男,如果是女……,正想間,猛然抬頭看到掛在牆上結婚照裡耀廷的臉,我心頭突然一震,淚水直湧而出,產婆以溫柔安慰的口氣罵著,要我不能哭,要我以堅強的心情,期待小孩生下來。但我的眼淚還是不停地流出來。

溫柔体貼的往事又浮現在我腦際,想起上一次生產時(註:雙胞胎前,施月霞曾生下一男孩,後不幸夭折),耀廷在我身邊,幫我助力,讓我堅強地生產,孩子生出來時,耀廷輕摸著我的面頰說:很好,很好。但想到如今,我夫卻在很遠很遠見不著的地方,我的眼淚又掉下來。不過,我立刻又想起,哭也沒用,我必須堅強起來,要以堅強的心情,生出我們兩人最愛最要緊的小孩,我在內心裡,對自己叮嚀著,呼喚著。

父親不在,父親的責任,一定由母親承擔,一人盡兩人的責任扶養,使他們成為活潑可愛的小孩,父親回來時,才會感到高興。

看著兩個小孩的臉,我的眼淚又掉下來了。倆人看起來都營養不良,血色不佳,要扶養這兩姊妹,一定要相當費力。月霞!妳要堅強啊!”

在施月霞遺留下來的小日記本裡,她以流暢的日文,豐沛的情感,道盡了對丈夫的深情,寫盡了白色恐怖下受難夫妻的淒涼哀怨的詩篇,令人閱之鼻酸落淚。

1953年4月間,劉耀廷獲准和家人每週各自通信一封,但為了不讓對方擔心,儘管彼此內心都積抑著無限的思慕和牽掛,卻也不敢在信裡盡情地向對方傾訴著。幾個月的時間裡,他倆都僅僅互報身体健康,望家人放心,以及談論著雙生女兒的種種。

直到9月22日中秋節的那天,施月霞終於忍不住地寫著:

“耀廷,想不到今夜十五夜下雨,真是想不到,本來等著今夜要與我的耀廷,在同樣的時候,一起看月亮,但是小雨漸漸地落到地上,看不見明月,耀廷,我所知道的八月十五夜都沒下雨,今年怎麼這樣惡天氣,眼睛看著黑暗的天空,心上是想我最愛的耀廷,耀廷,你現在一定立在窗口,很痛苦地看著天空吧!”

隨後她又不安地補述著:

“耀廷,現在雖是月霞精神上斷腸之苦,但是每天的生活是很幸福的,請你絕對不要掛念。”

但是這樣的補述,仍免不了劉耀廷痛苦的指責,他在回信裡寫著:

“月霞,你不要時常想我來痛悼憂愁了,月霞!好嗎?決不要!我最掛念是我妻的身体,因為你的一身是很重要的,美虹姊妹全靠了你一人,我不在時假使你也失去了身体的健康時,叫她倆怎麼辦才好呢?”

然而,在其後的信裡,他們還是忍不住地吐露著彼此相思之苦。

1954年1月18日,劉耀廷寄出他的最後一封信,多日後,施月霞收到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寄來的領屍通知單,劉耀廷二十九歲的生命,就此終結,這對人間難得尋覓的恩愛夫妻,從此天人永別。

對於劉耀廷的死,陳美虹在雜記上寫著:“父親的苦難結束,我們母女三人的苦難正開始。”

(四) 流浪的妻女

劉耀廷去世後,施月霞覺得她應該離開劉家,獨自去承擔母女三人的生計,因為單靠劉耀廷兄劉耀星在水泥公司的微薄薪水,是難以養活全家這麼多人口的。她向耀星兄提出離家的想法。耀星兄含著淚水說:

“我吃粥,你們跟著吃粥,我吃肉,你們跟著吃肉,但請不要離去,耀廷就只這兩個雙生的後代,我放不下心你們母女三人。”

然而施月霞曉得,家裡的經濟狀況很差,原有的一點積蓄,也為了營救耀廷,被情治人員騙光了。對於耀星兄的好意,她心領,她感激,但她終於還是帶著兩幼女離開劉家,回到台南娘家。

娘家對施月霞母女三人來說,並不是可依靠的處所,娘家的父親,不是她親生的父親,母親卻是個相當勢利眼的人,在她和劉耀廷結婚之前,母親曾千方百計地想把她許配給有錢人當姨太太,為此,施月霞曾離家出走,逃到劉家去。她和劉耀廷也曾和她母親,進行了一番的苦鬥。劉耀廷在寫給施月霞的第22封信上,這樣回憶著:

“月霞!我倆認識的時代,妳還記得嗎?那時也已經過了八年前。我倆為了我倆的愛情,克服了一切困難,共同努力爭取了我倆神聖的愛情。”

施月霞違抗了母親的旨意,嫁給劉耀廷,如今劉耀廷去世了,她帶著兩個幼女回來依靠娘家,自然不是她母親很樂意見到的。

在娘家施月霞日夜幫娘家為人縫製衣服,然而所掙得的錢,全被她母親拿去,她母女三人雖勉強得以糊口,但她卻沒有多餘的錢,為兩小孩添置新衣或買點玩具,她不得已決定離開娘家,出外謀生。

她帶著小孩,在外到處租房子住,“由於週遭對我們母女的猜疑,每一個地方都沒能住久。”(陳美虹雜記上寫著),靠著幫人做衣服謀生,日夜賣力地工作。“每日夜深人靜,還踩著縫衣機。”“母親的顏面白晰,沉重、疲倦,很少展現笑容,我們也沒高興開心過,在那種環境下,塑出我們悲觀敏感的個性。”(陳美虹雜記)

這時候的兩個幼女,就像沒人照顧的小孩一樣,遊蕩於鄰里街坊,徘徊在鐵道旁戲院間,失落的幼稚心靈,最嚮往的是到高雄去,“給祖母疼,伯父愛。”(陳美虹雜記),她們常問著不認識的路人:“高雄往哪裡去?”

日夜忙碌地工作,又要照顧兩個幼女,施月霞虛弱的身体,已漸漸無法支撐了。在一個偶然的際遇裡,她決定到酒家賣唱謀生。在當時的酒家,還延續著日據時代的風格,是純粹喝酒聽歌的娛樂場所,不像現在充斥著色情交易。

(五) 養父—亂世中一家族

陳美虹的養父陳顯榮,為成功大學教授,嘉義人,其父陳慶元為前嘉義中學校長,在嘉義地區,陳家是相當受敬重的一個家族,但這個家族卻隨著台灣的光復,國民黨政府的遷台,而歷經了一場毀滅性的浩刼。

他有六個兄弟,他排行第五。

其弟陳顯能,二二八事件時,年僅15歲,就讀於嘉義中學二年級。因家裡收音機壞了,到隔壁鄰居家中收聽廣播,被國軍迫擊砲擊中而喪生。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有關嘉義山仔頂事件記載著:

“羅迪光營長自東南町軍營退出後,固守嘉義中學山仔頂後,利用迫擊砲對嘉義市區射擊,民眾陳顯能、林芳玉、林元三人在自宅被擊斃。”

其四哥陳顯宗,二二八事件時,任職於嘉義南靖糖廠,亦慘死於此事件中。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有關南靖糖廠事件記載如下:

“三日風傳有民眾要接收南靖糖廠,周廠長乃組織護廠特別警衛力量,對內保護廠產,對外宣稱已由台籍員工接管,以避免外人藉口刼奪。……這時嘉義方面有令須將外省人集中到市內,廠中台籍員工惟恐外省員工去後遭害,乃請廠長等十二位同仁白天集中宿舍,夜晚自行返家,不料五日晨為外來暴徒窺見,本省籍員工為掩人耳目,只得將外省籍員工及警員一併集中。六日午後嘉義方面再度要求廠中本省籍員工送外省籍人到嘉義集中,迫於時勢,先允將非糖廠員工的四名外省人先行送去,……廠方為盡到保護之責,派台籍青年職員賴耀欽、鍾季友、陳顯宗、邱創仁、蔡啟聰五人武裝護送,……汽車遇到國軍,遂被攔截,五名台籍職員全部罹難,……死狀甚慘,親人前往認屍,幾至辨認不出。”

據養父說,其四哥陳顯宗,是被吊起後,以刺刀亂刀刺死。

其三哥陳顯富,畢業於台南工業專門學校(現成功大學),二二八事件時任教於嘉義中學,是位頗受學生敬愛的老師,日據時代即積極研究山地問題,曾以筆名「東」,在「朝日新聞」發表原住民的研究文章。二二八事件爆發時,他被推舉為嘉義地區學生聯盟的總指揮,帶隊聯合阿里山方面的高山族部隊,攻下國軍駐紮的紅毛埤軍械庫,轉攻嘉義水上機場。事敗後,嘉義方面的反抗軍,退入山區的小梅基地,組成「台灣自治聯軍」,繼續與國民黨軍對抗,陳顯富任武裝工作隊隊長,後部隊解散,乃化名陳目田,於台北北一女中教數學,1948年8月,經北一女同事黃怡珍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地下組織,1950年7月被捕後處決。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記載:“有嘉義中學老師陳顯富率領中學生參加事件,由於學生人數最多,而被推為隊長,事件結束後,他潛匿山中,後加入嘉義山地共黨的地下工作,被捕後槍決。”

又據李敖出版的安全局機秘文件《匪山地工作委員會簡吉等叛亂案》中記載:“……同年十月建立山地工作委員會,任簡吉(註4)為書記,並負責北部工作,魏如羅任委員,負責中部工作,陳顯富任委員,負責南部工作。”

陳顯富被處決後,家人不敢領屍,至今尚不知屍骨埋葬何處。

其二哥陳顯德,畢業於日本千葉大學藥學科,原任教於嘉義中學,二二八事件後轉至基隆中學任教,1950年被控知曉其弟為匪諜而不報,被關七年。

其父,二二八事件後,被指管教兒女不嚴,拘禁六個月,其校長職位也因而被解聘,一年多後,鬰抑而終。

至於養父自己,1950年畢業於台南工學院(現成功大學),二二八事件時,參與由台南工學院學生組成的武裝部隊,圍攻嘉義水上機場。由於在校時,涉及中共台南市工作委員會台南工學院支部案,該年七月當他參加在台北師範大學大禮堂舉辦的全省大學畢業生就業訓練時,情治人員欲予圍捕,他機警地戲劇性地逃脫,到處藏匿了一年多後,出面自新,此時由於該案已大致被情治單位清查完成,且其涉案情節並不嚴重,自新後,獲得開釋。

一個在嘉義地方上頗具名望的家族,就這樣在短短的幾年中,在時代的變局下,被歷史的巨輪輾得粉碎。

養父經此巨大的家變後,人生充滿著虛無感,他對這個世界不再有所憧憬。他曾經決定這一生不結婚了,因為他認為在這樣的年代,結婚生子,對下一代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他常常讓自己沉浸在酒家裡喝酒聽歌。

(六) 白色姻緣

1957年春某日,在當時台南市的寶美樓酒家,有位歌女正唱著這樣一首日文歌:

〈櫓夫小調〉

我是河畔上的枯葦

你也是河畔上的枯葦

畢竟我倆 在這世上

是永不開花的枯葦

唉!生也好,死也罷,

水無論如何地流,

我和你 僅僅是生活在

利根川上渡船的櫓夫哪!

板子出島的月亮,

照在枯萎的水草上,

我倆從此就當個利根川

渡船上的櫓夫生活下去吧!

如此冷冽的寒風,

為什麼只吹在我們兩個

似枯萎水草的櫓夫身上

熱淚流出時

月亮啊!請為我掬下吧!

這首歌原流行於1930年代的日本本土,當時日本正遭逢二次大戰前的世界性經濟恐慌時期,人心惶惶,社會動盪不安,全國上下瀰漫著悲愁氣息。

50年代的台灣,這首歌也流行了起來。

養父也深愛這首歌,他坐在台下靜靜地聽著。台上的歌女,正以幽怨的歌聲唱著,台下不時傳出讚嘆的掌聲。漸漸地歌女的歌聲由幽怨轉為哀淒,眼眶裡逐漸泛起淚光,終至於她的聲音瘖啞著,淚水沿著臉頰滴落下來,全場的人心憐地注視著這位歌女。養父也一臉疑惑地凝視著,他心想,以這位歌女的氣質以及日語發音的優雅看來,不應該是來這裡獻唱的人。

“我猜妳一定結過婚,而且妳先生已去世了。”養父找了個機會直截地問她。

“你怎麼猜著的?”施月霞疑惑地回答。

“聽妳唱那首歌掉眼淚,我就感覺到了。”

“妳先生為什麼去世的?”養父再問。

“盲腸炎開刀不治。”

“在哪一家醫院開刀?”養父不太相信地追問。

“在……,在……”,施月霞再也答不出來了,她的眼淚已奪眶而出,聲音哽咽著。

養父是位歷經白色恐怖風暴洗禮過的人,對於一位不敢道出丈夫真正死因的女人,他心裡已經有個底,畢竟在那個年代,除了政治因素被處決者外,其他的死因應該都不會有難言之隱才對。

“妳先生一定因政治因素被槍斃的?”養父找了個機會再問她。

“你怎麼知道?”施月霞一臉驚嚇地回答著,對於她丈夫因匪諜罪被處決一事,她是很怕被人知道的。

從此以後,養父下定決心,他要娶施月霞,他要照顧她的兩個小孩,他自覺有責任照顧受難英雄的後代。

經過約半年的交往,養父終於託人向施月霞提親,他告訴施月霞:“妳不要以為我是同情妳才和妳結婚,也不要想,我和妳結婚是我的委曲,我是深深地愛著妳的。”

於是“酒家女下嫁大學老師”,一時成為當時台南地方新聞上一則美談。一場白色姻緣就此結成一對亂世連理。

(七) 匪諜的女兒

施月霞和養父結婚後,母女三人從此結束流浪生涯,養父是個性情中人,具有一顆超越常人的胸襟,他不但深愛施月霞,更將兩幼女視同己出,為了全心照顧兩個小孩,他執意和施月霞不再生小孩了。

“憑心而論,有了自己的小孩,一定會偏心的。”養父說。一直等到他們結婚後的第十年,施月霞才偷偷地幫養父懷下一個男嬰。

“小學三年級時,有一天一位同學對班上同學說:雙生仔本來姓劉,她爸爸是匪諜被槍斃的,她媽媽以前是個酒家女。”陳美虹在她的雜記上回憶著。“這番話是我懂事以來聽到最恐怖的話。”

他們母女三人生活雖稍稍安定下來,但來自社會的歧視陰影,似乎將永無休止地追隨著他們。

陳美虹不曉得父親為什麼被槍斃,她只知道壞人才會被槍斃的,難道父親是個壞人?

回到家裡,她告訴母親同學說的那番話,並追問著爸爸為什麼被槍斃。母親久久紅著眼眶,她不曉得要如何來回答這個問題。

“養父安慰我們:耀廷爸爸沒做壞事,妳們要知道耀廷爸爸很勇敢很偉大。”陳美虹寫著。

“以後在學校不要亂講話,努力用功才對得起妳們的耀廷爸爸。”母親只能這樣補述著。

到底她們還是不曉得父親因何而死。疑惑、恐懼、自卑的心理,時常干擾著她們內心的安寧,她們深怕父親的事再被提起。幾乎每個學年,她們都希望早點結束,因為新的學年,就較少同學知道她父親的事了。她們也不太喜歡到鄰居家去串門子。

“因為別人父母總會問我們,養父對我們好不好啊,也會對我們指指點點,窃窃私語。”陳美虹說。

就這樣,她們父親是被槍斃的,她們是被收養的,她們母親是酒家女,這些話語,成為她們內心永駐的傷痕,“匪諜的女兒”使得她們顯得憂鬱、自卑而敏感。

“說真的,有時候有點恨父親為什麼要那樣死,讓我們抬不起頭來。”陳美虹雜記上寫著。

(八) 永不開花的枯葦

“阿榮嫂”是親友們對施月霞的暱稱。她為人賢淑,待人寬容厚愛,一顆真摰的心,使得遠近親朋,無論長輩或晚輩,至今對她都仍讚譽有加。

然而或許由於早年白色恐怖的坎坷人生,她鬰抑傷心,操勞過度,而於1972年罹患乳癌,與世長辭了。

她深深受人懷念著,在她逝世十幾年後,養父還常常於夜晚醉酒時,捧著她的遺像,在打給陳美虹的電話中,哭泣著唱著他們懷念的歌:

我是河畔上的枯葦

你也是河畔上的枯葦

畢竟我倆 在這世上

是永不開花的枯葦

陳美虹1985年5月與70年代政治犯吳俊宏結婚,再度與白色陰影結緣,婚後育有一子。正如她母親在她出生當天的日記上所寫的,她先天“營養不良,血色不佳”,加以多年來社會工作的操勞,以及婚後育子的辛苦,不幸亦因罹患乳癌,於1992年7月26日病逝,享年僅39歲。

“媽媽!再見,媽媽!再見……”。8月9日陳美虹骨灰安厝於金山金寶塔,在回程的車上,小兒丁丁稚嫩的聲音不斷地嘶喊著、低喃著。

(吳俊宏寫於1994年春,2012年5月補充。)

註1:呂赫若(1914—1951),台灣台中人,1934年於台中師範學校畢業。有名的小說

家、聲樂家,被稱為“台灣第一才子”。其文學作品也揚名日本,小說《牛車》、

《玉蘭花》、《石榴》、《風水》…等,皆以豐富的感情,描繪低下階層人民受壓迫

的生活,充滿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意識。他是台北的第一男高音,在台北中山

堂的演唱會,全場盡是女性驚呼聲。二二八之後,投身地下反抗運動,加入中

共地下党,1949 年1月主編基隆的《光明報》,此報為中共地下刊物。1949年

5月,變賣家產,在台北開設大安印刷廠,暗中印刷中共刊物。1949年8月中

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爆發,《光明報》被查封,呂逃往鹿窟基地,1951

年在該處被毒蛇咬死。

註2:“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又稱“基隆中學事件”,委員會領導人為當時的基

隆中學校長鍾浩東。鍾為台灣高雄人,日據時代即從事反抗日本之專橫統治,

後轉赴大陸參與國民黨的抗戰行列,後因對國民黨失望,轉而信仰社會主義革

命運動,抗戰勝利後,任基隆中學校長,1946年7月加入中共地下党,旋即於

基隆地區發展組織,1948年8月該組織被國防部保密局破獲,多人遭處決、判

刑。此案之被偵破,導致中共在台地下党的全面瓦解。

鍾之岳父為蔣渭水,蔣渭水之弟蔣渭川為當時的內政處長,鍾由於此種特殊的

社會背景,被捕後國民黨只判處其「感化」教育(等於無罪),然其部下多人已

被處決,鍾不屑獨活,拒絕接受感化教育,最後被判處死刑。他被帶出去槍決

時,全體被關押的 50年代政治犯,齊聲唱著他喜愛的「幌馬車之歌」哀送他。

註3:1949年9月,中共地下黨,選定現新北市石碇區與汐止區交界的鹿窟,作為“北

區武裝基地”,建立“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1952年12月28日至1953年3

月3日被國民黨特務和軍隊摧毀,35人被處決,98人被判有期徒刑,受牽連的

村民達200多人。鹿窟遭遇清鄉滅村的命運,從此在地圖上消失。

註4:簡吉(1903~1951),台灣高雄人,被稱為「帶著小提琴的農民革命家」,一生獻

身於台灣的農民革命運動。1921年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日據時讀師範比讀醫

學院還優異),後任教於鳳山公學校,見農民子弟因家境貧苦,無法好好讀書,

常難過落淚,其後他遂毅然的辭去優渥的教職,投入農民革命的洪流中,為此,

日據時期他兩度被捕,共坐了十一年牢,出獄後不改初衷,繼續奔走革命,加

入中共地下党,1950年4月被捕,1951年3月7日槍決,結束他四十八年的生

命,也結束他一生為農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壯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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