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實踐與農村改革的再認識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農村讀書小組)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農村讀書小組的這篇討論記錄,對中國大陸人民公社的實踐,作了深刻的反思,很有助於我們認識人民公社的歷史經驗。但文中接受了英國倫敦大學教授Chris Bramall的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則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思維方法建立起來的,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毛澤東都不曾用機械論的形而上學方法去思考問題。一百多年來,不論是在支持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陣營中,都大量存在以為馬克思主義是唯經濟決定論的錯誤看法,來日我們會有專文論述怎麼運用唯物辯證法來理解馬克思主義,以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並真正讀懂馬克思的《資本論》。──編者

1958 年,人民公社正式在全國推行,此後至八十年代初期的二十多年,公社制度一直是我國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土地集體所有、集體勞動和按照工分制分配為主要特徵的公社制度,在改革開放以後,被主流話語冠之以“大鍋飯”、“養懶漢”、“效率低下”之名加以詬病,並被家庭聯產承包制所取代。改革開放是對人民公社的否定。公社制度的形成和穩定期間內,中國的確面臨了一些問題,如三年自然災害、農民低收入、公分掛帥、損公肥私等,但是這些消極現象本身和公社制度是否有必然聯繫?公社制度是否真正低效率?本次討論試圖回應一些改革開放後主流(包括學界、媒體、大眾)對人民公社的批判。

回應這些批判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雖然有大跨步的發展,但是也出現了許多問題。特別在農村,出現了生產要素外流、空巢化、農業後繼無人、小農與市場對接難題等困境。反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我們看到分散的土地不利於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生產,影響土地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中國農民的分化也逐漸顯現,造成分配上的不公平和農村社區共同體的瓦解。土地使用權歸個人的小農經濟其實並不穩定,一旦發生自然災害或者遭遇疾病等衝擊,小農難以抵抗,遭受這些衝擊的小農其情況很可能變得更糟。同時,國家逐漸放鬆對土地流轉的控制,加上地產擴張、資本下鄉,土地集中成為最近的一個趨勢,資本對農村的侵蝕加重了對農民分配不公的問題。這一背景下,“合作化”再次被提上議程,試圖聯合農民的力量共同抵禦上述問題。但是合作的前提條件是什麼?如何合作?只是在生產原料採購、產品銷售以及生產過程中的服務上?還是進行更徹底的變革(重塑生產資料所有制)?誰來領導合作,如何避免大戶壟斷?儘管有不同的時代背景,但我們如何認識當時的合作?對人民公社的再思考或許能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一種思路。

一、人民公社的出現 

土地改革後,農民們又開始出現貧富分化,同時一些地方由於缺少生產資料,人們開始自發地組成互助小組,進行換工,於是出現了初期的合作化,並且被中央推廣。上一篇讀書記錄中我們講到土改後互助組以及合作社出現。由於合作社中仍然保留了土地分紅的機制,山西西溝村的地少勞多的家庭批評是“死土地剝削活勞力”。於是合作社進一步向高級社發展,生產資料進一步集體化,取消了按土地分紅的原則,建立按勞分配。這是高級社和初級社最本質的差別。

從高級社向人民公社的過渡最主要的動力來自興修水利(中國工人研究網)。1957 年 9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了《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裏指出,“由於農田水利基ᴀ建設要求在大面積土地上統一規劃,灌溉渠系長達幾公里、幾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需要大規模的調動勞動力,同時建成後的使用也需要照顧到各個投入單位的利益。規劃、資源投入和後期使用上的協調遠遠超出生產合作社的關係,而是擴展到村與村、鄉與鄉、區與區,甚至縣與縣之間的經濟關係問題。在當時的條件下,(水利建設)不可能也不允許根據商品經濟的原則,按

照各農業社投入的大小,與受益掛鈎進行結算,只能從調整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規模和調整行政區劃方面打主意”(薄一波,1997:753)。

結合大躍進的背景,中央的另外一個考慮是更大範圍的生產組織規模可以有利於農村工業和大規模農業機械的使用。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加上基層(河南遂平縣查岈山公社)已經有自發的公社實踐,1958 年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人民公社開始正式在全國推行,原 7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合併成為 26500個人民公社。此後二十年,人民公社成為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

無論是高級社還是人民公社,土地和生產工具都是集體所有。二者之間的不同在於規模、社會功能和公有制程度上。高級社平均規模為 200 戶左右,由幾個初級社合併而成。人民公社平均規模為四五千戶,由幾個高級社合併而成。另外人民公社不僅是經濟生產組織,也是基層政權組織。人民公社成立的初期,在公有制程度上也遠遠超過高級社,廢除了一切私有財產,如把農民的自留地、自養牲口、自營果樹全部收歸公社所有,基ᴀ核算單位是“社”,雖然下邊有生產小隊和生產大隊,但它們沒有生產分配上的自主權。

二、人民公社的調整——從“一大二公”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公社所有制是集體所有,但這樣的“集體”以什麼為單位,生產隊,還是大隊?集體的產出,收入,再投資在什麼範圍之內分配,哪些人參與核算?多大程度上集體化,多大程度上實現生產關係的躍進?這些在大躍進時期沒有弄清楚。大躍進時期,生產關係的躍進體現在很多幹部盲目認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生產力發展。黨中央一些幹部也᳾能認清形勢,從政策上推進生產關係的大躍進。《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指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一些地方出現了急於向共產主義過

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以及國家無償調撥人民公社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現象。

“一大二公”、“一平二調”成為專用語以形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指公社的兩個特點:

一是大,指公社規模大;二是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一平二調”指人民公社內部所實行的平均主義的供給制、食堂制(一平),對生產隊的勞力、財物無償調拔(二調)。以公社為核算單位,“一大二公”、窮隊與富隊之間的“一平二調”,使得富隊勞動積極性下降。公社作為核算單位過大,加上當時文盲率也比較高,人們在如此大的單位進行互相監督難度比較大,因此造成了一系列實際操作中的困難。

毛澤東是黨內較早認識到公社化運動中“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之一。他從 1958 年就開始認識到這一問題,並通過鄭州會議、武昌會議逐漸統一了全黨對公社化進程中公有化程度出現問題的認識。這一認識體現在 195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制定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中。1961 年 3 月 22 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十六條”)具體規定了對人民公社調整的辦法,其中最重要的改變是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其他調整還包括取消供給制、根據農民意願決定是否保留公共食堂,對一平二調進行退賠等等。)這標誌著黨中央對人民公社制度正式進行調整。

調整後的人民公社制度可以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來概括。生產隊、生產大隊、人民公社三級,每一級的規模和範圍是不同的,生產隊是基ᴀ單位,每個生產隊有十幾到三十戶人家,每一戶除了保有生產工具和自留地之外,其他的農具由生產隊所有,生產的調配、核算、成果分配主要以生產隊為單位。大隊的規模是幾個或十幾個生產隊組成,大隊擁有比較大型的生產工具、灌溉工具,甚至有了自己的醫療站和學校。人民公社就是現在的鄉的規模,有幾個到十幾個生產大隊。公社也是基層的政權組織,從工農商學兵,公社都要負責管理。以二三十戶的生產隊為單位進行生產與分配,是符合現實並且可操作的。生產隊內的勞動組織主要是在安排生產和勞動計量上。曹錦清解釋了為什麼生產隊是能夠取代家庭生產職能的集體組織:民主管理;沿襲傳統道德習慣;核算單位更小,勞動的投入分配關係清晰透明;強大的行政力量的控制和當時在意識形態上的灌輸(曹錦清,張樂天,1995)。

此外,公社時期,人們並不是完全被捆綁在集體土地上的。許多農民從事家庭副業,這是他們現金收入的主要來源。家庭副業主要包括家庭手工業和家庭飼養業、自留地和外出務工三個方面。由農民自行支配的家庭副業,是對集體的補充與對集體勞動中剩餘物的充分挖掘。

公社規模的調整涉及到一個問題,對於人民公社時期以及現今提倡的“合作化”都有探討價值:即合作社(或者更大範圍來說,集體化)的邊界如何確定?這取決於人們的認同感以及合作的內容。一方面,合作的邊界可能會小到生產隊,但就認同感而言,即便是在同一個生產隊內,若有不同的派性也可能出認同問題,如果無法突破宗族限制,小隊內也無法合作;但在現代通訊、交通發達的狀況下,隨著人們交往的範圍擴大,認同感可以突破小隊,合作的邊界可以隨之擴大。在有些國家合作社是全國性的,比如挪威的乳製品合作社(當然挪威是人口較少的國家),因為有技術條件做支撐,各家的生產進程很快可以通過互聯網上

報。挪威的合作社生產指標也是在全國範圍內分配的,日常事務的討論是地方性的,而具體的生產由農戶自行把握,其他方面的合作如農資等則是全國連鎖。另一方面,合作邊界也會隨合作內容而變化。即便在人民公社時期,合作的範圍也隨著生產活動ᴀ身的需求可上可下。

在公共設施建設,如修建水利方面,合作的範圍就可能需要擴大到公社甚至縣;若單以農耕生產來說,“隊為基礎”的合作就是比較合適的。

三、再談主流對人民公社的批評

我們主要針對以下幾個方面的批評,對人民公社進行再探討,看看這些批評的理由及其邏輯是否足以否定人民公社制度。

1)三年自然災害與大躍進

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爭論已經變為高度政治化,高度敏感問題。關於災難的評價已經遠遠超出了單個事件本身,牽扯上了對社會主義的肯定或否定。對災難的數字評估背後實際是宏大的政治問題,想要否定社會主義的人往往放大數字。近年來,主流關於大躍進的災難敍述數位越說越大。

公社和公共食堂是否是導致大饑荒的原因?Bramall(2008)指出:從資料上來看,省級的死亡率和各省公共食堂的開展程度有關聯。這種關聯不是因果關係。以四川為例,資料表明四川的饑荒死亡開始於 1958 年,但是公共食堂直到 1958 年秋才成立。絕大多數農民必須加入集體生產始於 1955-1956 年間,但是產量的驟減發生在 1959 年。

他提到,更合理的解釋是因為農村大煉鋼鐵使得大量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導致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缺乏和農業產出的驟減。資料顯示,儘管單位產量是高的,1958 年播種面積比往年減少了,而 1959 年再次減少,這直接導致了總收成的減少。其他原因諸如:幹部們謊報產量造成中央收購計畫的錯誤、氣候影響以及中國外交環境都是造成饑荒的共同原因。

大躍進作為一個時期發生的官僚主義,浮誇,冒進都影響到了自然災害,但大躍進也有有益的嘗試,比如農村工業化,權力下放等內容。麥斯納提到“當時毛澤東ᴀ人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動機與結果之間的巨大差別,和他所提出的政策與實施之間的巨大差別”(1999:220)。

這個差別很大程度上也是來源於當時的基層官員已經官僚主義,只對自己的官位負責,不對老百姓負責,於是盲目跟風下指標、虛報以及隱瞞災情。這恰恰說明對上層建築改革的需要。

浮誇、冒進並不是一定伴隨著人民公社的,所以不能因為當時的浮誇冒進出現在人民公社初期就認為人民公社是三年自然災害的原因。更為具體的介紹可以參見 Bramall 的 ChineseEconomic Development 第 5 章及第 7 章。

2)人民公社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中“對農民的剝奪”

有觀點說,人民公社的建立主要是減少國家與基層小農的交易成本,是實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工具,是國家向農民佔有剩餘,進行積累以發展工業的手段。農民在公社中處於被國家榨取的地位。

回顧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工業發展的初期主要靠從殖民地或者ᴀ土農村進行掠奪式原始積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再向外擴張,只能依靠內部的農業對工業進行前期支持,但是如何讓這種支持不變為剝奪性的?答案是,只有發展城鄉聯盟的共同體,農業前期哺育工業,在工業發展之後再反哺農業。如果沒有城鄉聯盟共同體完整性和延續性,農業對工業的貢獻就會變成剝奪。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工業沒有反哺農村,城鄉共同體已經破裂。但是在公社化時期,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工業在佔有農業剩餘的同時,國家對於農業投資是持續增長的(Bramall, 2008)。而 1978 年到 1997 年之間,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基本沒變,而且在灌溉設施投入上明顯減少(Bramall, 2008)。所以說農民被剝奪,不是因為公社及其構建城鄉共同體的目標,而是恰恰因為共同體的延續性遭到斬斷,改革開放後城市和工業的發展沒有完成之前對農村的反哺承諾,而造成農村生產要素的更大外流(資金、人才等)。

另外,公社的出現也有利於人力替代資ᴀ,因為公社可以把農民們有效地組織起來修水利和道路等基礎設施。在當時中國資金稀缺,這種無償勞動是社會主義積累的重要條件。人民公社時期全國完成了八萬多水庫的建設。義務勞動是否意味著被剝奪?勞動者在當時也許並不這麼看,因為他們在共同體裏可以看到共同的長遠利益。很多奉獻和創造都是由共同體基礎激發而來,實現生產力發展以及社會共同發展的理想是一個重要的激勵。有人調查廣東省小陂村時瞭解到,在人民公社時期,那裏想興修水利,但是上級認為可行性有問題,沒有批准。他們就自己組織人手冬天去修,自帶乾糧。上級派人來悄悄視察,在工程差不多完成三分之二時,終於認可了他們的做法,開始給他們提供糧食。

3)農民低收入

有人將當時農民的“低收入”問題歸結為“工農業剪刀差”,有人甚至認為正是人民公社制度差導致了農民的低收入。但值得考慮的是,如果不是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工農業剪刀差是否會存在?可以看到,在全球一體化進程裏,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之間、以及發展中國家工農業之間,同樣存在剪刀差,它只是掩蓋諸如自由貿易的不同的外表下。其實在全球化時代,不僅存在嚴重的工農業剪刀差,還存在工業鏈條裏的嚴重剪刀差。在美國市場售價為500美元的蘋果手機,在中國的組裝費用僅為6.5美元(Xing and Detert,2010)。

不僅高科技產品如此,低科技產品如服裝、教學用地球儀等同樣如此,與全球產業鏈結軌的中國工廠大多處於價值鏈的底端。還有人將農民的“低收入”歸結為人民公社制度“養懶漢”,即微觀層次的個人積極性問題,但人的積極性問題在這裏恰是一個宏觀問題。Bramall(2008)

分析指出,農民積極性低並不是因為公社制度本身,而是與以下宏觀因素相關:

第一,冷戰決定了中國以重工業為重。當時一個極其重要的國際環境就是“冷戰”格局。

當時的美國對中國進行了嚴密的經濟封鎖,這種形勢直接決定了中國必須以重工業為重的國情,農村和農業生產也必須配合這項戰略。因此冷戰是當時工農業比重和關係的重要背景和決定性因素之一。所以,不可否認工農業剪刀差以及農民的低收入與人民公社相關,但二者之間並不構成因果關係,將農民的低收入歸咎於“人民公社”這一體制ᴀ身是沒有道理的。

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低收入,與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發展階段相關。

第二,當時中國實行的是“以糧為綱”,在當時的工農產品定價機制下,單種糧食作物很難使農民富起來,高產雜交水稻種子在公社時代的後期才發育出來。也由於當時工業發展慢,因此᳾能提供足夠的化肥,也大大限制了農業的發展。加上農村的工業化不足,其他副業發展也受到一些限制。

第三,人地資源的關係問題。不容忽略的是,人民公社時期中國人口數量幾乎翻了一倍,而耕地並沒有多少增加。我國人口增長在明清時期已成趨勢;而由於戰爭結束和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醫療水準的改善,人口死亡率也大大降低,進一步促進了人口增長。在化肥農業非常短缺的情況下,依靠水利和其他生產條件的改善,依靠人力的投入,使全國糧食生產成倍增長,這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巨大的成就。然而在龐大的人口作為分母加以平均的情況下,普通人感受不到增長。

第四,長期投入與短期收益的問題。人民公社組織當時的人們進行了大量的水利設施建設、農田改造等項目,這些投入並不是在短期就能看到明顯的收益,而往往需要在 20 年、30 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顯現出其重要作用。一般來看農民收入是一個短期收益的問題,它顯然與投入的長期性之間存在矛盾。如此,以農民低收入來問罪人民公社是不公平的。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人民公社的諸多成就都不能簡化為經濟收入指標,不以貨幣衡量,如社會公平、低成本福利覆蓋、歸屬感等,而這些又恰是人民公社的貢獻。但主流話語中,單從貨幣收入來衡量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生活和收入狀況,以此詬病人民公社,而有意無意忽略其他方面,這種看法本身就值得警惕。

1980 年代初,農民收入的增加往往被用來為改革辯護,但這個時期農民收入的增加是否是因為“去集體化”?Bramall 認為在 1980 至 1984 年,雖然農產量增加比較大,但在 1980年,只有百份之五的生產隊放棄集體農業,故很難說包產到戶是導致農產量增加的唯一因素。

Bramall 列出了一系列其他原因,如化肥的大量使用;良好的氣候;新種子的使用;1960年代建立的大型灌溉系統投入運作,使可灌溉的農地數量增加;宏觀經濟政策的改變,有利於農業的經濟政策實行等。其中,國家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或農業產品的價格相對工業產品的價格上升)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它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因此能鼓勵整體的農業生產。

Bramall 指出“去集體化”不是推動 80 年代初農產量增長的主要原因;相反集體式農業成功建立大型的水利灌溉系統,推動農業科研,創造新穀物的品種及化肥等農業的投入(agricultural input),這些因素才是導致 80 年代初農產量增長的主因。

4)磨洋工

曹錦清描述了集體勞動中的“窩工”現象。所謂“窩工”,是指有效用工之外的用工,也就是無效工。實際上,“磨洋工”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地少人多的自然條件限制,能分給個人的工作量有限。因此“磨洋工”現象的出現,並不是由於集體化體制ᴀ身,而是人(勞動力)和自然資源比例的問題。在家庭化條件下,這個生產要素比例問題不表現為窩工,而是出去打工。

為什麼會出現人浮於事?為什麼剩餘勞動力轉移不出去(為什麼當時的確有些年輕人會感覺不自由)?這是冷戰條件下國家發展以重工業為主的造成一個困境。大家知道,重工業是資ᴀ密集型的,而輕工業、加工業、服務業是勞動密集型的。當時的重工業為主的導向使得我們國家輕工業發展不足,因此無法將農村增長的勞動力轉移出去,因此當時國家的政策限制流動,或者說將農民“束縛”於農村。造成的結果是農村公社出現窩工。70 年代後期開始,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對中國趨向有條件的和解,輕工業和服務業逐步興起,到 80 年代以後加工業、建築業、服務業等的興起客觀上要求勞動力的流動。這是改革開放時代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客觀背景和前提條件。

主流關於磨洋工的解釋著重於微觀層面,強調人們的反抗意圖。他們輕視勞動力無法轉移出去的客觀情況,只強調磨洋工是人們對集體勞動體制的日常反抗,這個解釋假定了社員的個人利益和集體勞動分配體制的簡單的天然對立關係,為農村改革解散集體提供了合理性。主流還認為農村改革的家庭承包制大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提高了勞動積極性。那麼集體時代農村生產的效率到底如何,怎麼計算效率,這個問題在Bramall書中第7章有詳細的分析,他尤其仔細地比較分析了家庭承包和集體時代勞動效率,總結說“不過分地說,集體時代農業增長率和1982年以後的相比,並沒有大的不同(Bramall,2006:229)”。詳細的效率計算可參考本期Brrmall第7章的譯文,在此不多表。除了與家庭經營的農業相比較,Bramall也把中國在集體時代的農業進行國際比較:

“放置於國際視野下,中國在毛時代和後毛時代,稻米增產都是令人刮目相看

的……中國的產量逐步地接近日ᴀ和美國(在世紀᳿世界領先)。儘管印度起點[比

中國]更低……,但中國在1965-1981年間的增長率則更高,此後中國的增長率放緩了。因此可以說,儘管磨洋工是客觀存在,但是中國農業稻米和小麥的畝產量在集體時代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在60-70年代與世界水準的距離大大縮短(Bramall,2006:230)。”

磨洋工表示存在勞動力過剩。人口增長在明清時期已成趨勢,人地關係緊張是一個長期的事實,黃宗智認為出現“內卷化”現象,而且勞均效率低是中國農業長期存在的問題。建國後,由於戰爭結束和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醫療水準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在建國三十年內人口翻番。賀雪峰將其放到五百年的時間段內來看(而非1949~1979年),認為“磨洋工是人地結構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是最近五百年中國社會的常態。大集體時代農業和農民為中國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的積累,糧食產量的大幅度增長,為當前農業生產留下了規模宏大、數量眾多的水利設施,這是最近五百年中國農村的非常態,正是這個非常態使得大集體時代

的農業成就可以讓所有存有常識的人感到驕傲。”(2003:12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農業生產ᴀ身的特徵,農村的勞動力剩餘是季節性的:農忙的時候可能勞動力不夠,農閒的時候勞動力又出現剩餘。而集體生產是可以充分利用季節性剩餘勞動力的,如組織大家農閒時修建水利、進行公共設施建設等,從而提高勞動力的使用效率;另外,當下的農業生產基本是一兩季,而集體經濟時期因為農田水利改善,很多地方可以增加一季,復種指數提高,需要的勞動力也多,同時會有更高的產出。所以集體化生產本身有助於吸收剩餘勞動力。微觀層面上的“磨洋工”有一系列因素,需要分析和推敲,不能簡單地歸因於集體生產。正如 Bramall 提到的,“勞動力是中國最主要的財富” (Bramall,

2008: 213)。與其他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人民公社在當時的條件下非常有效地組織了剩餘勞動。美國學者馬克塞爾登進行中印比較時,評價說“1977 年中國比印度少14%的可耕地,可是人均糧食產量卻比印度高出 0-40%, 而且以大為公平的方式分配給大於印度50%的人口)1

”(Selden, 1979: 134n. 見 Meisner 1996:193)。

5)工分掛帥和自留地

人們對自留地的熱情有時會犧牲集體土地的生產效率來滿足自留地需要。因此主流討論中,將人們對自留地的熱情和積極性來批判人民公社的不合理性。張樂天(1998)將其歸因於“家ᴀ位”與集體精神之間的矛盾。但是,自留地和集體生產並非天然對立,而是在集體經濟收入比較低的情況下,自留地的重要性才容易凸顯出來。換言之,公和私, 大我和小我不是天然對立的關係,而是有條件的矛盾關係。這樣一來,問題就變成了: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集體經濟出現問題,導致人們去損公肥私?蔡翔研究和梳理了有關集體勞動的辯論和思想衝突在文學六十年中的地位。他指出了社員在集體勞動中矛盾的主體性,“在當時,個

人‘深埋’了既往的生活形態,但卻帶著各式各樣的‘記憶’進入‘集體勞動’這一新的生產方式,並不自覺地形成個人的處事方式,從而和‘集體’產生某種隔閡、衝突、甚至對抗”(2010:257)。中國的集體經濟“仍然保留了一部分的私有經濟成分(比如“自留地”),而且一旦集體無力兌現個人生活的幸福承諾,這些私有經濟成分反而成為個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支持者,並且多會以‘記憶’的形態被表述出來……因此,所謂‘集體勞動’,一方面在生產集體意識,另一方面,也在同時生產個人主義。”(258)

公社時期,實行以生產隊為單位的工分分配制度。工分是衡量社員勞動量和所得分配的標準2。但在操作中,工分這種分配的手段卻成了社員普遍追求的目的,以致於現在經常有人詬病公社時期社員只重視勞動數量,抬高工分,忽視勞動品質。但其實工分制度也是有多種實現方式的。比如在大寨,就探索出了集體評議的方式,每天勞動結束後由大家坐在一起挨個對社員們的工分評議,其實是互相監督的一種形式。就集體化的外部約束和實施方式來說,儘管 Bramall(2008)也將集體農業的衰落原因之一歸結為集體農業制度᳾能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因為工分制只鼓勵農民用時間獲取工分,而不鼓勵他們投入太多勞動力。但他不認同工分制導致集體式農業的失敗,原因是生產隊可以採用幾種方法增加農民工作的積極性,包括增加政治及意識形態的灌輸;利用“自報公議”等方式,評判農民的工作態度及表現以厘定其收入。

社員追求工分到底體現了工分制度的管理的問題,還是體現了集體勞動本身的問題?蔡翔認為“‘工分’使得分配形式抽象化,但是這一抽象化並不以貨幣的形態表現出來,而是只是一種有待年終實物(糧食)兌現的數位化管理結算模式。我以為,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一數位化的管理方式的介入,才真正導致了農民和土地的情感疏離,並使得‘深埋’的記憶有可能復活並被反復生產”(262)。與社員追求工分類似的,是學生對分數的追求(分數也從手段變成目的),大學老師對發文章篇數的追求。所以,對“工分制”的反思的確不應該簡單化地歸因於集體勞動ᴀ身,而是應該在現代性的範圍內反思社會管理(生產管理、教育管理、等)的問題。

6)人民公社與農民傳統

張樂天(1998:415)指出,人民公社是在傳統自然村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村落支撐著公社,因為公社在很多方面與傳統村落相同構;村落瓦解著公社,因為農民的原則、村落的原則與公社的原則在一些基ᴀ點上相互衝突。從人民公社降生的第一天起,公社與農民之間、公社與村落之間就存在著巨大的張力。”如何理解村落傳統與人民公社機制之間的張力?

中國的農民傳統非常複雜。有認天認命的因素,也有反抗的因素。葛蘭西(2000)指出,人民的日常意識形態是碎片化的、自相矛盾的,甚至某些情況下是無意識的。農民傳統與士紳傳統不同,士紳傳統是精英化的、組織化的,而農民的傳統裏卻是有矛盾的。所以趙樹理講農村同時有幾種理性存在。農民相信天道酬勤,同時又認命。中國革命在和傳統結合的時候恰恰是壓抑了傳統中的一些東西,張揚了傳統中的另外一些東西。當然革命和傳統結合的時候,也不能完全忽視傳統中不合理部分的存在。比如 Bramall 講到工分制,這ᴀ來是個平等的制度,但是在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工分也是男女有別的,這就是傳統對公社制度的一

個改造。這種性別差異的傳統非常頑強的在農村存在。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山西西溝村,從 50 年代合作化開始,其合作社的領導者之一申紀蘭就要求男女同工同酬。所以對傳統的改造也取決於地方基層動員的能力,取決於地方基層有多少有覺悟的領導者。

人民公社是對傳統有所改造,與舊有的傳統是矛盾、揚棄的關係,因此不能認為人民公社一開始就壓抑了這些傳統。至於被壓抑的東西反噬導致人民公社解體,這樣理解就是用微觀的東西,把人民公社的解體這一宏大事件合理化了。小崗村的案例就是所謂一個村莊改變中國的故事。但問題是,現實存在本身是有諸多差異的,70年代᳿的中國既有小崗村、也有華西村,在兩者之間還有更多的中間狀態,那麼為什麼小崗村被典型呢?這個抓典型的力量不是來自基層,而是來自高層。看不到國家這只手,是沒有辦法真正理解人民公社的解體。

四、人民公社的主要成績以及改革前後的主要變化

就集體化本身來說,Bramall(2008)指出集體化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要條件(這也支持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路線之爭中毛主席的觀點);它比家庭農業更有利增加農產量,同時有效增加可灌溉的農地。Bramall 認為雖然中國農業的機械化在集體化前很落後,但也沒有證據證明家庭式農業或小農經濟能提高生產力。此外,集體農業可以增加經濟規模,釋放勞動力投入工業發展,它亦有利動員群眾興建水利灌溉設施,及促進農業的科研(包括研究新種植的方法,種子的品種、化肥等)及推動農業工業化。歸結起來,人民公社時期的主要成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集體農業能避免貧富兩極化的出現,亦減低村內的收入差距,儘管它不能減低村與村之間、隊與隊之間的貧富差距。

2)完成了基本農田改造以及相應基本生產設施建設,比如排水管道、水庫、運河、灌溉管道、抽水站與管井等。這得益于公社時期土地集中和勞動力的集中,規劃協調比較便利。

同時農民們社會主義信仰也提高了他們無償勞動的積極性,“他們深信他們當下辛苦和努力會給他們帶來幸福的᳾來。”(金寶瑜,2006)

3)發展鄉土工業。大塊土地的整合促進了農業生產工具現代化,在諸如拖拉機、耕耘機、收割機、播種機等農業機械建設的不斷創新;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機械化極大的提供了農業生產力。在農業集體化的二十年裏,中國的糧食畝產量加倍,糧食生產持續的增加,從 1958 年的 2 億噸增加到 1980 年的 3.5 億噸,增加了 73%,高出同一時期的人口 56%的增加(金寶瑜,2006)。

4)提高了農村醫療教育衛生條件。高默波(2009)以高家村為例詳細分析了這一點,特別是文革時期,為例縮小城鄉差距、幹群差距,農村教育進一步普及。教育經費由國家支付,一般在大隊設立小學和初中,在公社設立高中。文革時期,大專學校複課後,國家專門給農村設置了特別保護名額。“工農兵大學生”的選拔制度使得許多農村中學畢業的學生第一次得到上大學的機會。醫療體制上,文革時,許多城市醫療衛生人員下鄉對“赤腳醫生”進行培訓。赤腳醫生一般參與生產隊勞動,其醫療服務也計入工分,是不脫產的基層醫生。

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做好當地預防工作,對小病進行治療,在識別病情的基礎上將重病大病患者轉移到醫院。

值得一提的是,農村福利的改善與當時以生產單位為基礎的工分制分配制度有關。雖然許多人詬病工分制名實不符,仍然給了個體勞動者偷懶的機會。但是公社時期的分配制度允許集體在扣除生產費用、向國家上交糧食之後留有結餘。一般來說,集體會在最終的現金收入中提留 10%作為公益金,實際就是集體的積累,用作社員的福利,使得集體有能力照顧老弱病殘。

改革以後,分田到戶,取消了集體所有制以及糧食統購統銷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自由化貿易,工作重心轉移到只注重生產力的發展,提倡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產力,工作重心又回到了城市。與公社時期相比,改革後的不足主要表現在 4 個方面:

1)對農村投入減少,農村發展緩慢。改革開放後的產業結構調整,減少了對農業的投資比重,許多水利設施因常年失修而荒廢。其他基礎設施的建設也不如城市。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謀求發展,導致農村發展嚴重不足,後繼無人,中國農村成為“虛空的農村”;

2)土地細碎化。造成合作以及規模化生產的困難,加上過度開發造成的可耕地流失,土地品質下降,分成小塊以後很難做規模化發展;

3)農村醫療福利保障制度嚴重不足,城鄉差異日益嚴重。社會保障在農村覆蓋率偏低。

比如醫療方面,由於原來的農村醫療體系崩潰,“新農合”全面推廣之前,農民只能選擇去私人診所或者城鎮的醫院就診,醫療負擔過重。“新農合”推廣之後,因為制度本身的限制,解決農民醫療問題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4)水資源不足與環境惡化也是城鄉發展中的兩個主要衝突。農業大量使用化學藥物與肥料,讓農村土地品質嚴重退化,工業化的低質發展而產生的污染,讓農民的生存受到威脅,國內近幾年不斷湧現出的癌症村的報導等,就是例證。

五、集體化、改革開放與黨內路線之爭

來自資本主義體系的質疑,主要集中在集體化對生產效率無促進作用。關於集體化生產效率低下這一說,上面已經有了回應。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集體化的理論基礎即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它處理的不僅是生產力的問題,也是生產關係問題。因此評判集體化不應僅以發展效益為標準,而要看它是否解決了“公平”問題。集體化也不只是農業問題,還是農村工業化的問題,只是用農業生產增長的表像來評判,是危險的。

Bramall(2008)認為在 1963 年以後,毛澤東開始把政策重心轉向改變上層建築。毛認為上層建築的改變,可以推進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改變。毛的思想不是教條式的理解馬克思主義,而是對它做了新的發展,甚至提出了不同觀點。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毛認為這個因果關係未必是絕對的,上層建築的改變也可以影響生產力的發展。當上層建築阻礙了生產力發展時,必須首先改變上層建築,即通過改變政治、文化來影響經濟現代化,而且政治、文化這些上層建築的改變是最首要的任務。

Bramall 認為,毛時代後期的發展策略既不缺乏目的也不缺乏野心。他是一個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思考者,他放棄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經濟決定論,而嘗試用一個大規模的運動來同時改變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並通過重新分配政治地位與財富,激發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的熱情。對當時的實踐進行反思,有助於重新認識掩蓋在今天“主流”話語下的一些事實,並重新思考農村變革向何處去。

而從集體化時代走向改革,是黨內路線之爭的延續。在鄧小平的帶領下,中國走上了一條不一樣的道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領導人之所以選擇“走資”,是因為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而且這個政權是穩固的。劉少奇曾經說過,可以實行“養肥豬”政策,養肥了將來更容易剝削它(陶魯笳,2009:5)。他們認為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問題已經解決,所以主要應該解決經濟問題。他不認為還需要關注上層建築的問題:我們有政權,我們怕什麼?直至今天,還有很多人教條地認為只要共產黨掌權,我們就是社會主義,只要我們有政權,我們就可以把它再變回來。這種理解顯然把問題簡單化了。而毛不這樣認為,社會主義也是文化問題、生產關係問題。所以他認為上層建築是需要改變的。兩條路線另一個不同是發展順序認識上的差別。劉少奇和鄧小平似乎更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當先發展生產力,再調整生產關係;毛澤東則認為先後主次關係不是先驗的,而且兩者有辯證的關係。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現代化社會大生產的兩種制度,二者的重要區別恰恰體現在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上。

在改革派看來,當時的制度是實現“平均”的,但那只是“均貧”,“平均”壓制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認為是平均造成了貧困,而集體化就是當時貧困的制度根源。這種判斷使他們把集體化這種保護性制度看成是“因”,貧困看成“果”。然而這種因果關係是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農村並沒有建立人民公社,但也相當貧困。雖然改革派當時的政策也有國內依據,如小崗村的實踐。但是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國農村好中差都有,所以應當樹立什麼樣的典型就與確定什麼發展方向緊密相關。

另一方面,當時的“貧困”也是被外界所界定的。應當看到,當時的農村不是商品化經濟的生活方式;但改革開放後,一些港臺親戚回鄉探親,把貨幣化、商品化的衡量標準帶入農村影響農民,通過電影電視影響老百姓,所以當時的“貧困”很大程度上是被外來者定義了,這種貧困的感覺是開放環境下被別人命名的。而老百姓也“發現”了這一點:自己沒有錢。但是沒有人看到當時我們的經濟不是以產生“錢”為目標的,我們的醫療、教育保障很大程度上不是用錢來支付的,當時的生活可以說是部分地去商品化、去貨幣化。從 70 年代開始,一些精英可以出國,一些港臺同胞也可回國,但在他們看來,這種“貧困”是確實存

在的。貧困的感覺是對比出來的。且當時的話語是“大鍋飯”,在這一整套話語之下,當時的優勢(平等、保障)被敍述成為不發達和貧困的癥結所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在平等和保障稀缺的環境下,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優越性,他們那時反而認為是不足。“大鍋飯,養懶漢,沒有積極性”這一整套對集體化的敍述中,知識份子、尤其是經濟學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來自拉丁美洲的 Escobar(1994)在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一書中也談到對“貧困”的理解,講發展問題如何被變成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話語。我們同樣需要反思的是,當初對社會主義的宣傳也有物質主義的一面。我們過分強調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於發展生產力。更簡單化的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成了一種社會主義的想像,一種教育話語,雖然這並不是毛的論述。這種單一的生產力的優越性並沒有正確解釋什麼是社會主義。所以一旦打開國門以後,大家就會質疑社會主義,人們很容易發現差距:傳說中的生產力的優越性為什麼沒有實現,為什麼他們比我們富有?雖然教育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工人是不幸福的,但是人們看到他們有車,有錢,可以休假。這對於中國新一代人是很有誘惑力的。當時貧困的感覺變成八十年代知識份子深刻的憂患意識,他們認為如果我們還是繼續這麼落後,我們就會被開除“地球籍”,他們已經把道路問題上升到“生存”問題。他們並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制度非貨幣衡量的福利,因此他們成了資ᴀ主義的宣導者。然而,當時一個重大的誤區是把中國和四小龍比,和西方比,因此中國的“落後”仿佛就反證了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當時的精英們沒有看到亞非拉很多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很落後,而以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水準,中國的主要社會發展指標比相當水準的發展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要好,甚至不遜色於當時 GNP 五倍於中國的中等發達國家(Meisner 1996:193),這又證明了資本主義的什麼呢?

今天,我們應該重新認識歷史、重新認識人民公社制度,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要看到當時1.0版本的社會主義有當時國際形勢的擠壓造成的扭曲、有中國國情的局限性、也有認識論上的沉重代價,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通過自己的認識重新審視主流話語對集體化的評價。

六、小結

人民公社值得重新評價,尤其在改革大旗依然高揚而農村卻問題頻出的今天。農村要素外流、空巢化、農業後繼無人、小農與市場對接困境等,都使“合作”問題再度被提上日程。

被詬病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其二十多年的實踐為我們展現了合作的可能及經驗。

重新思考當年的合作化、集體化實踐,讓我們看到當時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的一些問題並不能簡單地歸結於公社制度本身。人民公社成立初期三年自然災害和大饑荒的發生,與公共食堂的建立和人民公社的實踐並無直接的因果關聯;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低收入、積極性問題也與更宏觀的國際環境與人地關係緊張的國情相關。冷戰格局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封鎖,決定了當時的中國只能以重工業為重,農村和農業生產也需配合這項戰略,因此,儘管工農業剪刀差在當時的確存在,也是農民低收入的原因之一,但它並不與人民公社制度直接相關的;而人民公社時期人口的增長也使經濟上的增量在龐大的人口增量下難以凸顯,反被作為“效率低下”的表現而受到攻擊;此外,農業的長期投入(如水利建設、農田改造等)與短期收益增長之間的矛盾,也易使之成為否定公社制度的理由。在諸多的條件和變數中,哪些只是共時性關係,哪些具有相關性但不是因果關係,哪些具有因果關係,哪些是現代性的問題,都應該審視。

事實上,人民公社的實踐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的財富:其水利設施建設和農田改造使之後幾十年的農業生產仍受惠於此;人民公社時期鄉土工業的開始發展,也推動了農業生產工具的現代化以及農業畝產的提高;農村教育及醫療衛生條件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提高,而農村社會福利的提高與被廣為詬病的工分制分配制度恰是相關的——那時的集體收入會留出一部分作為公益金。相反,改革以後的農村發展卻面臨著諸多難題:國家對農村投入的減少,土地細碎化,農村社會保障的嚴重不足等等。

站在當下的情境來回望人民公社實踐,可以看到,毛澤東是一個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思考者,他放棄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經濟決定論,而嘗試用一個大規模的運動來同時改變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並通過重新分配政治地位與財富,激發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的熱情。

集體化的理論基礎是政治性的,它處理的是生產關係問題,是為了避免新的貧富分化的出現。

因此重新評判集體化,尤其是在資本過剩、產能過剩、貧富分化、社會原子化的今天,我們不應僅以發展生產力為標準,而要看它在平等公正、可持續發展、共同體實踐方面所提供的有益經驗和教訓。

重新思考人民公社的實踐,也讓我們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等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本土化,如何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在集體化時期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不同實踐中得以展現,這些都是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注釋:

1原話出自 Selden, Mark. 197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生產隊每年從現金收入中扣除 10%的公積金和 10%的公益金後,剩下的現金收入除以生產隊全年所有勞動者一年內工分總和來得出每個工分的所值。每個工分價值乘以社員們的工分就是該社員所得現金報酬。

注:本文為 2011 年秋季“中國農村讀書小組”第七、八次讀書會討論記錄的整理稿。這兩次讀書會的主題是“人民公社再認識與改革”(分兩次討論)。閱讀材料如下:

第七次:人民公社再認識、改革(1)

1.曹錦清:《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節選“人民公社之二”一節)

2.張樂天:《告別理想》(節選“公社的困境”一章)

3.金寶瑜:中國農業與中國農民長期可持續發展之研究(28 頁)

4.一個新集體經濟的成長案例:湖北省洪湖市洪林村(資料摘錄)

5.毛主席談包產到戶、集體化與資本主義

參考材料:

1.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2.毛澤東,“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

3.高默波:《高家村》(第 10、14 章)

第八次:人民公社再認識、改革(2)

Bramall, Chris. 2008.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 III “The Late Mao-Era

(1963-1978)”, Chapter 5, “The Late Maoist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Chapter 7,

“Collective Farming.” Routledge.

參考文獻:

Bramall, Chris. 2008.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ledge.

Escobar,  A.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ao, Mobo C. F. 1999. Gao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and

Co. Publishers.

Meisner, Maurice. 1996. The Deng Xiaoping Er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Xing, Yuqing, and Neal Detert. 2010. “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57.

薄一波. 1997.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下卷): 人民出版社.

曹錦清, 張樂天,陳中亞. 1995. “人民公社之二”, 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 上海遠東出版社.

金寶瑜.2006. 中國的農業發展與問題(原文發表於《批判與再造》)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607/8652.html。

莫里斯·麥斯納著,杜蒲譯.1999.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張樂天.1998.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東方出版中心。

安東尼奧·葛蘭西. 2000.獄中ᴁ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陶魯笳.2009.建國初一次高層爭論(原文發表于“烏有之鄉”)。

中國工人研究網. 大躍進總結(᳾發表文章)。

蔡翔. 2010.革命/敘述: 中國社會科學主義文學—文化想像. 北京大學出版社。

轉載自《立場——教育對話》201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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