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合作化至文革時期的社會主義發展論爭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農村讀書小組)

所謂農業合作化,簡單來說就是把原本由個體農民或個體農戶耕作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集中使用,當中涉及農地的使用權及農產品的分配權等複雜問題。最初的合作化由數個農戶組成的互助組開始,再發展至包含更多農戶的初級社及高級社,直到最後的人民公社。合作化過程中農戶的數目不斷增長,此外,在分配方式上,逐步減少了個體農戶、農民原初佔有的生產資料投入在核算上的比重。

整個農業合作化運動往往被認為是簡單的由上而下的落實某一中央領導構想的政治運動。我們討論的一個要點是:農業合作化運動並不是純粹一個中央計畫及行政指令的結果。

相反,從土地改革、互助組、初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大躍進運動、以至人民公社等等制度建設及安排往往有其歷史的脈絡,每一步的發展同時帶來新的機遇及挑戰,需要進一步創造新的制度來處理。合作過程中基層群眾累積了實踐經驗和教訓、出現了新的群眾要求、不同階層的黨政領導人之間發生了路線之爭,新制度的創造往往是這三者互動的結果。這個過程中,不但體現了群眾的參與性,亦展現了在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農業合作化制度發展軌跡的合理性。

一、合作化運動的背景

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以平等分配土地為主,改變了農民的思想及政治意識,其重要意義不能僅從經濟方面去考慮。這種自下而上的革命為在鄉村穩固地建立集權制的國家權力機關奠定了基礎(麥斯納,1988),也為農村後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造建立了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另一方面,通過鬥爭的方式開展的土地革命,使農民從心理上翻了身,土地改革使農民政治覺悟普遍提高。但土地改革完成之後,農村也存在一些問題,正如麥斯納所說:“土地改革是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平等運動,但它決不是一場絕對平均主義的平等運動。”(麥斯納,1988:第八章)農村的貧富分化問題依然存在,貧窮的問題仍沒有解決。

土改運動的完成,建立的是一種個體農民所有制,而要建立社會主義,則需要做到農業社會化。農業社會化的實踐,實際上從抗戰期間就已經在農村自發地展開。

從《西溝村志》中可以看到西溝村從抗戰時期開始,一直到人民公社時期整個合作化運動的軌跡。在抗戰時期,由於勞動力嚴重不足,西溝村在李順達的組織下開始建立“互助組”,後來逐漸發展成初級社、高級社。在互助組時期,土地到戶,其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仍是私有制,在這個基礎上農民可以換工互助;到初級社時,雖仍保持土地私有,但不再是“換工”,而是大家共同勞動,收成以按土地比例分配和按勞分配相結合;到高級社時,按土地比例分配的部分被取消,完全按勞分配,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變為公有制。毛澤東認為分散的個體式生產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這是農民限於貧困的主要原因,要克服這種狀況,就要逐漸實現集體化,而合作社正是走向集體化的唯一道路。毛澤東同時關注農村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關注社會分化的趨勢。

合作化運動在土地改革結束以後逐漸開始,土改以後農村出現一些新的情況。一方面,雖然土改運動已經結束,但土改並沒有實現完全的平均化,農村的分化問題依然存在。其突出的一點就是“中農化”——“新中農”開始出現。這些“中農”往往是在土改中“翻身”的農民。同時,在當時的土改中,總體而言對富農的剝奪並不是很嚴重。儘管生活狀況不如從前,但相對于貧農而言,富農的經濟狀況仍然要好得多,尤其是在牲畜、土地的擁有量上,他們比人均擁有量要多,所以土改並沒有形成完全的平均化。這種狀況的形成,與當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背景有關:一方面,為了爭取貧農、雇農——他們是革命的主體,共產黨的確

有土改的動力。以工農為主體,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無論是從人數上,還是從階級性上,工農都是政治鬥爭中的主體。另一方面,為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也需要進行階級聯合,所以不可能以激進的方式進行土改;在抗日戰爭時期,對不通日的富農甚至是要給予一定的保護的。這樣,從宏觀上說,當時的土改不能走完全平均化的道路;而從微觀上說,怎樣才是“平均”以及如何實現“平均”都是很困難的問題。而且,即使實現了完全的平均,是否就一定能解決所有人的吃飯問題,也不能保證。因為中國的人地關係緊張,人口多而資源少是既定的事實,所以只有通過進一步發展才能解決根ᴀ的問題。

另一方面,土改以後,儘管分化的狀況比土改前要好得多,但土改以後仍然保持了“四大自由”:土地買賣自由,雇工自由,高利貸自由,自由市場。這些情況一直到合作化之前都存在。由於自由市場的存在,糧販子們利用市場規律,低價時購進糧食,待糧價上漲時高價賣出。但由於糧食與民生的關係過於密切,國家認為,將糧食交給這些糧商是不可靠的,所以國家在 1953 年秋季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當時的情況是,在“四大自由”之下,農村的兩極分化又開始突現,一些農民又逐漸陷入貧困化的境地。事實上,中國千百年來的農民革命,皆以“均田地”為目標,但是,如果不解決分田地以後如何進行生產的問題,土

地的集中又會重新形成。在當時,在一些商品化和資本主義因素的影響下,兩極分化的問題又出現了,所以共產黨在土改以後面臨的仍然是如何解決兩極分化,農村怎樣發展生產力,以及如何進行工業積累等問題。

合作化運動的另一個背景,是在土地革命結束以後,有人認為“革命到了頭”,認為在抗日勝利、國民黨投降、土改分地以後,任務都完成了(陶魯笳,2009),似乎歷史已經終結,看不到前進的方向。下一步該如何發展,也是當時面臨的問題。

在當時的農村,一方面是貧富分化,另一方面農村又出現了一些自發的合作傾向,如在《西溝村志》中,西溝村在從互助組向初級社的轉型過程中,這種矛盾就體現得比較明顯。

一方面,農民有合作的意識,另一方面,貧富分化的現象即使在他們的初級社內部也存在,使經濟狀況較好的村民不願意和窮戶合作(張松斌,周建紅主編,2002:48)。即是農民在合作化運動上感覺到集中生產對提高生產效率的好處,但對一些本身經濟狀況及土地質素較好的互助組來說,他們滿足於他們本身的生產優勢,集中化的好處並᳾能吸引他們放棄個體化的利益。從領導者、執政者的角度,面對中國農村合作與分化並存的兩種矛盾和發展傾向,有必要制定一個明確的政策方向,確定᳾來的發展路線,是任由農村保持土改分田後的個體化,任由貧富分化,還是加強合作,推動更深入的合作化運動。

二、合作化過程的路線之爭——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爭論

土改帶來了新富農及貧富差距出現的問題,當時的中國領導人,以劉少奇及毛澤東為代表,展開了有關於兩條路線的論爭,我們可以大致列出以下幾點重要的分歧:第一,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問題。劉少奇認為,“雖然貧農不滿他們(指富農)剝削,但又離不開他們……富農一定會發展。大一些多一些有無關係?沒關係。這就是‘養肥豬’政策。養肥了將來更容易剝削它。現在富農固然有剝削,但也有好處,能穩定中農,有利於社會生產。”(陶魯笳,2009)他認為農村的發展要依靠的是富農,富農是能人,有經濟頭腦,也懂得如何積累。富農代表先進生產力。毛澤東的觀念則完全相反,他認為農民的合作也可以提高生產力,即通過合作化改變生產關係,並通過改變生產關係來提高生產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少奇的思想認為富農是生產力的代表,這個想法雖然比較直觀,但比較守舊,而毛的觀點有創新。

第二,對於“社會主義革命是什麼”的認識,他們是有分歧的。劉少奇認為就是暴力革命,等富農發展到一定程度,再次運用暴力手段,“下個命令就能剝奪它”。因為中國走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所以以後的發展也依循此道,“槍桿子裏出政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共產黨掌握政權,即便出現什麼問題,也可以用暴力來解決。毛澤東的理解則不一樣,他認為社會主義道路是需要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生產關係,要不斷重塑人的思想和意識形態,要建立一個公有制及與之相應的文化。在劉少奇看來,因為有政權,

所以資本家、富農這些問題都可以輕易解決。在這一點上,劉少奇的看法是有一些機械化的,他沒有看到這個過程中可能的互動以及矛盾的相互轉換等關係。

第三,政權性質與生產關係的關聯問題上二人是有分歧的。劉少奇的一些假設是一種靜止地看問題的方式,他認為“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站在我們這一邊”,貧農及國家可以聯手對付富農;但毛澤東擔心任由富農發展,他們勢必會拉攏幹部,則農民會產生不滿,如果政府不予理會,那麼農民還會“站在我們這一邊”嗎?另一方面,毛進一步認為我們有政權,但任由富農發展而不加以控制,政權的性質也會改變,權與錢會很輕易地結合起來。如果這樣,政權是否還能站在農民這一邊也是不確定的。

第四,在對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問題上,雖然二人都認為應該發展工業,但劉少奇認為工業是農業合作化的基礎,機器是農業集體化的條件。如果沒有機器,把土地集中起來是沒有意義的,在這種狀況下走農業合作道路,對農民的生活沒有幫助。但實際上,從山西的合作社發展經驗來看,生產組織形式與生產關係的改變對農民的生產是有幫助的,即使生產組織沒有大量機器,合作化也能對生產力也有幫助。所以毛澤東認為,在生產力ᴀ身沒有大改進的前提下,改變生產關係也能促進生產發展。這也是他們的另一個分歧。

在這兩條路線之爭中,可以看到,劉少奇相信共產黨掌權就能保證社會各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事實上,他認為在農村,農業發展要靠富農,城市要依靠資本家的。他也認為富農及資ᴀ家在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所以他十分強調共產黨對他們的領導,認為党的領導能夠應付富農及資ᴀ家的潛在威脅。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以及對政權性質的認識上,劉少奇與毛澤東的思想是很不一樣的。毛認為政權不能缺乏社會主義式的生產關係而獨立存在,必須以整個社會及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化為基礎;共產黨應以推進社會主義為執政基礎,共產黨一旦不去推進社會主義,社會分化將會改變共產黨的政權屬性。他們的路線分

歧在文革期間體現得更多。

三、合作化運動的內在邏輯和動力

上文解釋了土改帶來了新富農的出現及生產力不足的問題,這不能充份解釋在土改後中國為何選擇了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我們須要解釋土改如何為合作化運動提供條件,而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到高級社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發展來深化合作化運動。

首先,合作化是要解決土改沒有完成的任務。從土改以後的狀況來看,儘管比起之前,農民的土地佔有更平均了一些,但礙于水土自然條件限制,土改並沒有太多提高生產力,生產條件(如水土整治、農具改良等)還很薄弱,吃飯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而當農民開始互助以後,情況開始有所改善,所以當時農民合作是有其內部動力的。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反映的是在生產力條件無法快速改變的情況下,改變生產關係也有利於發展生產。

第二,土改為農民帶來了“平等”的意識,這也是當時合作化的一個重要條件。當時的合作社是在土改剛剛完成以後開展的,人們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都有站起來發言的權利。

由於當時是土改剛剛結束不久,人們剛剛“翻身”,所以對土地的私有權觀念還是沒有很強烈。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人們對黨和國家是高度信任的,且因為剛剛獲得政治上的解放和“翻身”,人們之間的階級情感還是非常強烈的。這是當時推行合作化的一個強有力的精神力量。

對於合作化的另一個重要的推動力在於,農民在土地改革的過程學會了“鬥爭”,土改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對基層的農民進行政治“賦權”的過程。從《西溝村志》中看到,從西溝村的初級社向高級社過渡時,在關於如何進行勞動分配的問題上,就可以看到當時勞動人民的政治覺悟和他們的鬥爭性。表面上看,當時規定的按土地分配和按勞分配相結合是沒有問題的,但人們卻看到這種分配實際上是“死土地剝削活勞動”,因為隨著生產建設的發展,勞動力投入大量增加,生產的增長主要依靠勞動投入的大量增加所得,所以仍按照勞力合土地比例分紅,則勞多地少戶做工雖多,分糧卻可能更少(張松斌、周建紅主編,2002:

52)。而在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發展過程中,按土地分配的比例逐漸降低,到最後則是按勞分配完全戰勝了按土地分配,土地不再參與分紅。這正是農民鬥爭的結果。當時人們敢於去鬥爭,去爭取,這是土改的一個成果。然而在今天的合作社,弱勢群體是不敢去鬥爭的,即便有不滿,他們也只是在背後說風涼話、抱怨,作消極的鬥爭。所以土改是合作化運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第三,在成立互助組以及後來的合作化過程中慢慢地培育及產生了一些基層農村的骨幹帶頭人,在探索合作化、集體化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儘管有政府的大方向,因為每一個農村都有其獨特性,具體的發展道路及生產方法仍是要靠農民自己去摸索的,國家難以擔當太重的角色,在這個摸索的過程中,帶頭人的重要就尤其凸顯出來。以《深翻》中的張莊為例,在失敗了好幾次之後,才形成了新一代的帶頭人,找到了正確的道路(韓丁,2008)。

村子很快因為新書記的舉措發展起來。可以看到,一個好的帶頭人,既需要有公心,也需要有能力。核心骨幹的重要性不單在於具體生產上的決定上,更在於其理解及明白到合作化整個邏輯及好處,願意向群眾講解及向上級爭取作進一步的合作化,這些骨幹令合作化運動較能切合農村的獨特及具體情況,並爭取農民對合作化的信任和支持。

宣傳的重要作用。在當時,已經出現了山西合作社的成功案例,且它被樹立為模範,得到國家的大力宣傳。“宣傳”作為一種手段和工具,對於推廣合作具有很大的作用。所謂榜樣的力量在於,一些個案的成功,具有調動全局的啟發性和鼓動性。

四、“一五”、“大躍進”與合作化

(一)“一五”的發展模式、特點及其後果

雖然在五十年代農村的發展道路的爭論上以毛澤東一派獲勝,農業合作化獲得全面實施,但是在城巿為主的工業化發展卻引來另一些問題。當時對“一五”都有一個共識,即在薄弱的工業基礎上是不能實現共產主義的,發展工業至為必要,而發展工業更需要發展重工業。但是重工業的發展需要很多資金及技術,需要從蘇聯引進。中國無法從已經非常貧困的農業中擠出資ᴀ來支持工業的發展,但是工業化又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前提。

這一時期的發展除了引進蘇聯的資金、技術,也引進了蘇聯的發展模式和管理模式,導致專業化、官僚化和城市中心主義等開始出現。隨著城巿的工業化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越來越強,人們在變為“專家”。專家超越邊界來對話的能力越來越弱,對整體社會問題把握的能力也在下降。工業化確實容易創造出分門別類的分工,專業化容易變為與權力和地位的同義詞,人們自然地認為有技術就有權利,所以技術官僚,特權都會與專業化相聯繫。“一五”實際操作與目標背道而馳,農村與城市的差別越來越大,這不是一個走向共產主義的社會應該出現的。毛澤東很不滿意第一個五年計劃,並提出回到群眾路線,認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是多種技能的專家,宣導人要有“與天鬥”的意志,並且認為鄉村也應該參與到工業化的過程中來。城鄉並舉,發動群眾自主性,將權力下放到基層。大躍進運動正是回應“一五”的一個反撲。

學習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所獲得的,不僅是對生產力的推進,也在生產關係方面引發了很多後果。毛澤東剛開始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因為大家都沒有見過社會主義,蘇聯是唯一可以參考的標準,所以他們以一個“做學生”的態度虛心向蘇聯學習。但是,引進資本或者技術轉讓的同時也是引進生產關係。“一五”時期接受蘇聯援助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後果,蘇聯確實給了中國巨大的援助及技術轉讓,可這樣的援助也帶來了很大的社會問題比如一長制。

當時中國缺乏資金/資ᴀ,很多情況出現的是人力替代資本,無償勞動奉獻。勞動奉獻的前提是共同體,在共同體裏可以看到共同利益。麥斯納(1989)文中提到當時國民黨在中國與城市資本與農村地主相結合的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常態。中國革命所走的道路是非“常態”,把階級解放、社會平等與革命緊密結合,才能塑造出共同體的想像。當時的工人有很多工作熱情,這不是量工資的多少而付出的熱情,而是因為他們對整個共同體建設所允諾的長遠利益的信任和憧憬。當時這種人力替代資本,不僅使人力的付出,也是很多創造力的付出,這些都是以共同體基礎激發而來。“一五”出現的技術官僚,一長制,獎金,工資等級,都是在分化共同體。當時也有幹部抵觸工資制度,這些幹部從延安一路革命過來都是供給制,口糧與制服按需求供給,沒有工資。革命軍隊剛進駐城市時,實行工資制,有人不適應,寧願選擇革命時期的供給制(見翟曉光著《先鋒》中口述“木蘭辭”)。

以工業化來發展生產力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由誰發展,怎麼發展?由誰擁有技術,怎麼傳授,擁有技術的人在社會中是什麼樣的地位?只提生產力,忽視生產關係,比較容易變為所謂的“走資”,或者“修正”主義。在合作化的爭論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爭論是生產力怎麼發展,由誰發展。劉少奇認為主要應該靠富農來發展。在“一五”中生產力主要靠廠長和技術專家來發展,廠長、專家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總體來說,大躍進也是對另外一種發展方案的嘗試,沒有完全放棄重工業發展,也不是對“一五”的完全否定,而是對完全發展重工業的部分修訂與補充。毛澤東質疑通行的城市壟斷工業的模式。馬克思(1975)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引發城鄉關係的對立,是城市剝奪農村,城鄉是對立的矛盾。自 1953 年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後,毛澤東於 1956 年通過調查和反思做“論十大關係”報告,其中就有城鄉關係,工農關係。

(二)“大躍進”

大躍進的出現與“一五”計畫有密切關係。大躍進有兩層理解,大躍進時期和大躍進運動。大躍進主要發生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所以二五時期也被稱為大躍進時期;大躍進運動是針對中國一窮二白,不能循序漸進地重複走其他國家走過的發展道路所開展的社會運動。躍進是一種高速發展想像,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高速發展想像所不同的是,躍進也是對整個社會重新改造的發展想像。因此躍進除了指生產方面包括工業、農業有一個超常規的發展之外,還希望在生產關係方面有一個非常大的調整。這樣的調整也是基於此前的成功,土改的成功,工商業改造的成功。這些成功並沒有很暴力,此前對生產關係改造的成功讓整個社會從上之

下和從下至上都有很高熱情,中國社會在短短幾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樣的熱情極大激發了創造新社會的想像力。所以躍進裏提出了改造中國社會可以“改天換地”的說法,在這樣的想像力下,才會認為共產主義是可以很快實現的。

大躍進主要是在農村展開,農村為什麼會成為大躍進的主要場所而並非是在城市?在農村,農民對於集體化,公社化,公共食堂完全可以接受,與此前的階級鬥爭中人們對於階級平等的追求很有關係。這也許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做法,農村反而更先進,農村很快就開始人民公社的道路,城市甚至都還沒有開始。農村是意識形態及政治的實驗場。

相反,城市的推動有較大的阻力,官僚主義在城市比農村嚴重,這和中國城市沒有經歷革命,而是被接管有關係。美國人寒春和陽早四十年代就到中國,參加了中國革命,六十年代他們從陝西老解放區的農場搬到北京來時,感受到了老解放區和北京的強烈反差。陽早回憶道:

北京機關裏的氣氛和陝西很不一樣。陝西是老解放區,有很多革命老幹部。

遊擊戰的工作風格整個不同,特別在普通群眾和幹部關係上,在一般幹部和領

導幹部上。當然不同的機關也不一樣,但是基ᴀ上我們從不保留我們對領導的

看法。普通的[農場]工人也敢找領導,批評領導,如果他們真有意見,他們也

敢吵翻天。

北京則完全不同。你可以批評你的下屬,但是不批評你的上級。你對上級

說“是”。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和平土改。結果是普通老百姓從來沒有–用中國

話說–‘翻身’。 領導還是領導。以前他們是白色領導,現在是紅色領導。這

樣的情況,在我們看來,彌漫在我們工作的機關。(Chou, 2009: 324-325)

寒春認為城市的官僚主義比農村的父權還要嚴重。在農村包圍城市取得勝利後,毛澤東對進城有他的擔憂,曾用“進京趕考”來比喻共產黨所面臨的考驗。整個革命的土改和發動群眾是在農村,農村的社會改造先於城市,而幹部培養也主要是在農村。城市是國民黨政權的最後防守,城市一整套文官系統及官僚體制仍然存在, 而經過和平接管後,城市的文化官僚、技術官僚都參與到新中國建設中來,他們也把舊的意識,舊的優越感,等級的觀念帶進來,他們在建設中掌握技術並佔據指導性位置。中國傳統千百年來的官文化非常嚴重,第一個五年計劃與中國此前的官文化土壤比較容易結合,所產生的一長制也很自然。這樣的文化包含了特權,包含了文化人是人上人的思想,包含了文化人與特權緊密聯繫。此前討論的農業合作化的成功,正好解釋到大躍進作為一個不單只針對超常規生產指標,並以非常大的調整生產關係為目標的運動,把重點放在農村的原因。

(三)“大躍進”造成的饑荒問題:

“大躍進”所造成的災難及其原因是一個重要而複雜的話題。我們並沒有進行專題學習和討論。可以注意到的一點是,饑荒中的死亡人數具有很大的政治爭議,對饑荒的批判往往成為批判和否定社會主義體制的一個杠杆。關於饑荒的分析,我們小組參考了了 Chris Br本m本ll新書 Chin本’s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第四章“大饑荒:1955-1963”的相關總結,此處翻譯相關段落的大意供參考 (121-134):

儘管農村集體化的推進比原先設想的要快,但是很難論證這ᴀ身是一個政策災難。中國1955-56 年間的集體化和蘇聯 1928-32 年間的集體化截然不同。在後者,集體化導致了大饑荒,死亡率在烏克蘭尤其高。在中國,死亡率不僅沒有增加,相反,粗死亡率從 1955 年的12.3(每千人)下降到 1957 年的 10.8。

主流看法把饑荒尤其歸因於人民公社的成立,認為農戶沒有從公社的退出權影響了他們的積極性,因此導致生產的災難和饑荒。也有認為人們在公共食堂的“多吃”導致了糧食儲藏的下降,也導致了饑荒。

從資料上來看,省級的死亡率和各省公共食堂的開展程度有關聯。

但是進一步的分析卻表明這種關聯不是因果關係。以四川為例,資料表明四川的饑荒死亡開始於 1958 年,但是公共食堂直到 58 年秋才成立。退出權的缺失影響生產積極性的說法也不可信,因為在時間上說不通:絕大多數農民必須加入集體生產始於 1955-56 年間,但是產量的驟減發生在 1959 年。

更合理的解釋是因為農村大煉鋼鐵使得大量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導致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缺乏和農業產出的驟減。資料顯示,儘管單位產量是高的,1958 年播種面積比往年減少了,而 1959 年再次減少,這直接導致了總收成的減少(見下表, Bramall, 2009: 131)。

 

 

雪上加霜的是,一方面糧食產出減少了,另一方面中國還是糧食的淨出口國,主要用於給蘇聯還債。所以,中國的糧食供給更困難了。而對於四川、黑龍江這些 50 年代早期生產餘糧的省份,儘管它們自身的產出下降了,但是仍然要給缺糧地區,如上海,提供糧食。

在農業方面,還有三個問題。首先,廣泛存在著幹部多報產量。比如,1958 年 12 月統計的糧食產量是 3.75 億噸,這是周恩來彙報給 59 年四月人民代表大會的資料。但是到了59 年秋,中央清楚地意識到這個數字不對,因此下調到 2.5 億噸。根據 1978 年後的資料來看,1958 年的實際產量只有 2 億噸。大面積的人口流動更加惡化了各地區保障糧食供給的規劃問題。當時人口流動的一個原因是為了開發新的地區(如人口流動到黑龍江和雲南),另一個原因是為了逃避饑荒。

第二,因為勞動強度的增大,人們對糧食的需求也相應增加,這也導致了糧食供給不足的問題。例如,一名 18-49 歲的婦女如果幹重體力活,每天需要消耗 3200 卡路里的能量, 而如果做的是靜態工作則只需 2200 卡路里;從事重體力活的男性每天需要的能量大約是4000 卡.

最後, 惡劣天氣的影響是需要留意的。多年來在西方有一種觀點認為生產下跌歸咎於惡劣天氣是中共為其政策失誤找的藉口。但是 Kueh (1995)的研究展示了那幾年在中國多個地方受乾旱影響。中國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所遇到的困難展現在他所設立的天氣指數上, 這指數量度了每年天氣資料與在 1952-1984期間天氣資料平均數之差別。這指數指 1958 的天氣情況約有 30%優於平均值, 但 1960 及 1961 的指數卻分別有 86%及 96% 差於平均值. 但是這裏沒有提供天氣作為主要的解釋. 正如 Kueh 指出天氣相關的因素可解釋 1960 及1961 年收成的下跌, 但不能解釋主要作物的播種面積的下跌, 也不能解釋穀物生產的採購率的增加. 這後兩者都是政策造成的失誤及有很重大的影響. 正如 Kueh (1995: 207) 所說:

“即使沒有惡劣天氣影響, , 單從播種面面積下及國家過量的農產品採購來看, 農民也不太有機會能生存."

中國農民的看法也值得注意,他們典型的看法是:有 1/3 的減產是由於天氣引起。實際上,天氣在饑荒的成因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而多數文獻卻削弱了天氣的作用,但是總的來看政策失誤仍為罪魁禍首。

種種因素重疊在一起,造成了災難性的糧食減產,同時伴隨一系列的分配失誤,體現在省際之間、城鄉之間和農村地區內部的糧食分配不平衡上。

可以從三方面因素來解釋對饑荒的滯後反應:

1)最重要的是中蘇關係惡化;

2)毛沒有意識到農村饑荒之程度,部分原因在於毛壓根想不到農村有發生饑荒的可能,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政治系統的常態:下級不敢去質疑政策會產生什麼後果,更別提他們會提醒毛注意正在農村蔓延開來的危機。

直到 1960 年,毛總算意識到中國在發生什麼後,才採取行動。

3)五十年代後期,市場經濟被死死壓制住,無疑惡化了這場饑荒——這裏並不是說市場會消滅饑荒——而是說市場能夠緩和饑荒。

五、文革與社會主義民主

在討論中,我們嘗試了對文革的再認識,希望從主要矛盾入手認識文革推動“大民主”的基本動力和邏輯。社會主義改造解決了所有權的問題(全民所有),還沒有解決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日常的管理權及處分權由少數人代理的問題。毛是希望用群眾路線對經濟和政治的管理層“走資”做出監控。

實際上,大躍進是對“一五”的反思。大躍進最後沒有成功,文革就成為對大躍進不成功的回應。與大躍進相比,文革的行動不止限於經濟領域,而是彌漫於社會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對思想和文化的改造。《造反者說》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討論“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後,如何理解‘社會主義’”的問題。當時所有權問題已經解決,已消除私有制,實現公有制經濟;在具體運行上,也採取計劃經濟體制。但是公有制加計劃經濟是不是等同於社會主義?毛澤東認為不是。所有權並不等同於所有制,還包括管理權和處分權(晨明,2007)。當時生產資料名義上為公有制,但並不是人們自己去管理。管理權在黨政精英手中。

所有權的全民所有與管理權、處分權由黨政精英代理構成了當時社會主義的矛盾。

有些人認為當時已經解決了階級問題,因為黨是代表工人階級的,而黨掌握政權,因此工人階級就掌握政權。另外,社會主義改造後沒有階級問題,沒有生產關係的問題,而是發展生產力的問題。這是史達林的基ᴀ看法,也是當時劉少奇、鄧小平的觀點。

毛澤東對幹部的“代理”角色則表示懷疑。當時還有殘餘的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可能跟黨的幹部聯合起來,把中國拉回資本主義。更大問題是党的幹部本身會變化,他們的代表性會變化。在革命時期,共產黨幹部必須依靠群眾,發動群眾。但建立政權後,他們代理人民,進行機關、企業和生產資料的管理。作為人民的代理者,他們是否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自己服務?他們是否會成為一個新的階級?這是社會主義實踐面臨的巨大問題。毛澤東在點評蘇聯經濟學教科書時,已經指出了社會主義的問題。

毛發動文革更多指向的是社會主義怎樣實現民主,怎樣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他說:“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築,……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力問題,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障等權力。”他判斷“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轉引自《毛澤東傳》389 頁) ,中國已經出現了新的階級分化。

文革中的群眾路線具體體現在打破基層群眾和幹部的身份等級、專業分工上。打破技術和管理的壟斷,一方面工人要參與管理;另一方面,幹部也要下去參與勞動。以此打破大家的分工/身份意識。在具體方法上如何才可令工人和管理者的角色結合起來:工人首先是要去監督革委會;二是學習馬列主義;三是多參與黨政工作(夏爾,2009:vii)。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是一個理想社會應該是階級平等的,應該打破隔閡和精英管制。文革在這些方面有一些有益的嘗試。工廠不強調資本積累,而強調群眾首創精神和積極性,甚至希望群眾參與國家經濟計畫的形成。群眾路線可以對計劃經濟互補。“計畫”不是完全自上而下,而是與群眾也有一個互動的過程。如果社會主義經濟要有活力,那這個活力必須要群眾參與。強調工人參與管理的結果是:工人和管理者、技術員的差異減小。文革時期也強調人民公社的角色。希望公社這種模式不止是農業生產組織,也能成為工業生產和文化教育的平臺。總之,文革的目標中包括了就是縮小三大差別,即城鄉、腦體和工業農業的差別。

實際上文革之前就出現了“鞍鋼憲法”(晨明,2007)。它不是在一家工廠產生,而是由不同的工廠產生的創新實踐,這些是當時基層對蘇聯馬鋼的“一長制”模式反彈。特別是對“一長制”的批判出現後,這些制度作為管理革新開始出現。後來相關報導被毛看到,命名為鞍鋼憲法,指出鞍鋼憲法在遠東出現了。命名為憲法反映了毛看出了這一創新的重大意義。

“遠東”是相對于蘇聯,表示是社會主義陣營中中國創新出自己的管理模式。

“鞍鋼憲法”被總結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兩參”是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

“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廠很多制度是幹部制定的,對工人不一定有好處。“三結合”是幹部、工人、技術人員共同參與管理。當時清華大學一些人下工廠,也發現知識和基層實踐結合很重要。知識份子需要向老工人請教,否則不瞭解生產過程實踐,怎麼革新。

幹部和群眾的辯證法是:如果你要做群眾的帶頭人和老師,就先要做群眾的學生。

當時在鞍鋼,很多工人很願意參加革新,因為他們覺得創造很有趣。當時鞍鋼的總工程師馬賓收到很多工人的來信。他說,這些信裏的革新想法大概 90%是錯的,有的甚至還想發明永動機。但是剩下的正確的 10%,如果應用到實踐中也是很不得了的。為了這 10%,就一定要有另外的 90%,所以一定要發動群眾。因此如果不想讓管理成為一個人或一小班人的特權,是需要工人參與的。趙樹理小說中描寫土改,有農民不會算賬,但是土改之後,需要農民管賬,這就需要他們學習。當時富農、地主瞧不起他們,天然的認為他們會搞得一團糟。

農民為了爭一口氣,就下決心一定要學好,在學習過程中,爭取的是一個管理的權利,一個階級的自主權利。

六、小結

中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以至後來的大躍進運動及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幾個相關的矛盾、問題及概念: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工業與農業的優次;全民所有權與被精英代理的管理權、處置權的矛盾;專業化、管理精英的出現會否產成新的階級;上層建築與經濟結構的關係等。

當回顧合作化運動在建國初的發起時,不難發現,土改是合作化的一個重要背景。土改以後,農村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如貧富分化又開始出現,儘管分得了土地,吃不飽飯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全部的解決等。這些因素成為合作化運動的背景。而土改的成果,也成為合作化的重要條件。在土改中“翻身”的農民,平等意識和鬥爭意識明顯增強,他們敢於爭取,並推動合作化的深入發展;國家的有力宣傳,加上合作社帶頭人的公心和能力,都推進了合作化的開展。對比今天的合作社,當時的合作社是在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成立的,是反剝削求平等的,它帶有希望人民當家作主的目標,有人民“翻身”的理念。除了發

展經濟之外,它更強調以“工農”為主體。今天搞合作社,僅僅是為了發展經濟,為了經濟的規模化,希望它成為市場經濟下的一個主體,卻缺失了“平等”的目標,所以大戶壟斷是常態,這是值得反思的。

在發展農業及工業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兩條路線之爭。劉少奇代表較主流及傳統的思路,重視資本家及富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同時認為有了較高程度的工業化和機械化才可廣泛推廣農村合作化。相反,毛澤東代表的一派則認為生產關係的改造(合作化)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機械化不一定是合作化的必要前提;同時毛認為合作化、集體化可以解決農村社會分化的難題。

“一五”的城巿重工業化帶來了社會分化及新官僚的出現,及城鄉分化的問題。作為反思,大躍進運動希望通過農村推行人民公社來探索工業化的新路徑,打破城市對工業的壟斷。

最後文革要處理的是管理權、處置權由幹部代理與全民所有權的矛盾。文革中強調了群眾路線,希望通過各單位的基層工人參與管理,幹部參與基層勞動,以及上山下鄉運動來打破專業分化及城鄉分化的困境。

文革是一場巨大的群眾運動,運動的混亂成本主要是由精英們承擔,普通的城市工人和農村農民生活沒有受到太多影響。高默波《高家村》裏呈現了農村在文革期間教育和醫療條件的改善。文革對於基層的諸多意義,因為改革開放後意識形態轉型,基本被消聲了。

注:本文為 2011 年秋季“中國農村讀書小組”第四、五、六次讀書會討論記錄的整理稿,這三次讀書會的主題是“農業合作化運動”,閱讀材料如下:

第四次:土改與合作化

1.麥斯納:《毛時代的中國及其後》土改節選

2.《西溝村志》節選(合作化部分)

3.陶魯笳:建國初關於建立農村合作社的高層爭論

4.馬社香:山西試辦全國首批農業合作社的前前後後———陶魯笳訪談錄

5.毛澤東: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

6.韓丁:《深翻》中文序

參考材料:

7.邋遢道人:沒有土地改革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

8.《毛澤東傳》:“開闢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上下),pp. 343-419

推薦:

9.柳青:《創業史》

第五次:大躍進、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

1.麥斯納: 《毛時代的中國及其後》第 9-14 章節選

2.高默波:《高家莊》第 8 章(大躍進)

3.曹錦清:《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節選“人民公社之一”一節)

參考材料:

4.中國工人研究網: 大躍進總結

第六次:文革和人民公社的實踐

1.晨明:“造反者說”

2.中國工人研究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文版序”

3.高默波:“書寫《高家莊》歷史”

4.高默波:《高家莊》節選 (《高家莊》3、6、7、9 章)

參考文獻:

晨明.造反者說.2007

2.中國工人研究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文版序”

3.高默波:“書寫《高家莊》歷史”

4.高默波:《高家莊》節選 (《高家莊》3、6、7、9 章)

參考文獻:

晨明.造反者說.2007

http://chinastudygroup.net/2007/05/%E9%80%A0%E5%8F%8D%E8%80%85%E8%AF%B4/

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資ᴀ論.北京:人民出版

社出版,1975.

莫里斯·麥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陶魯笳.建國初一次高層爭論,2009,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7938?page=1

逄先知、金沖及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開闢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上下).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343-419

威廉·韓丁.深翻.《深翻》翻譯校訂組譯,香港:國際文化圖書,2008 年 5 月版

[法]夏爾·貝特蘭著,中國工人研究網編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文版序).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 年 7 月

張松斌,周建紅主編.西溝村志.中華書局,2002

Chris Bramall.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Dao-yuan Chou. 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 Quezon City: Ibon Books, 2009.

轉載自《立場——教育對話》201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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