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與國際金融組織的霸權( 金寶瑜 )

今年2月28日,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北京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佈了一份《2030年中國: 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報告,這份報告為中國今後到2030年的發展指路。在會場上獨立學者杜建國提出書面反對意見,之後他被一個美國“保安”推架出會場。這個事件引起很多人的關注,好多網上的文章提出了各種質疑。包括對這個未來發展的報告中所提出將國有銀行私有化的要求,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之間的關係,也有文章質疑為什麽世界銀行有權參與策劃中國未來發展的道路。

3月9日烏有之鄉網站登出一篇《世界銀行行長只是西方世界的少數派》作者是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的王今朝。作者說,“從政治上看,世界銀行只是國外某種勢力的工具,然而西方之大,遠不是世界銀行所能代表的。對西方學術界情況比較有瞭解的,都會知道,從學術上看,世界銀行根本不是一個重要機構。“我把王今朝的文章從頭到尾看了兩遍,還是抓不到他想要表達的重點。這裏把這篇文章提出來不是為別的,主要是為了更正王對世界銀行的誤解,和他對世界銀行力量的錯誤估計。世界銀行絕對不是國外某種勢力的工具而已,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是二次大戰後執行帝國主義經濟政策最重要的兩個金融機構。除了這兩個”國際“機構外就是從關稅貿易總協演變出來的世界貿易組織。80年代以來,這兩個金融組織和關稅貿易總協(1994年後的世界貿易組織)替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推進和深化新自由主義改革作出極大的貢獻。佐利克離開中國不到兩周,就出席參加3月12日在法國開幕的「世界水資源論壇」。這個不對外公開的論壇聚集了接受世界銀行支持的歐洲和美國的大型跨國水資源公司,和代表許多國家的政府官員,他們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討如何改變世界的水資源體制。當今在大部份國家裏,水資源的利用和分配還是由國家的政策決定的,這個「世界水資源論壇」就是商討如何用市場的牟利機制來取代由國家決定的水資源政策。

為什麽世界銀行要協助私有的水資源公司來在世界各個國家擴張它們的市場?世界銀行為什麽有辦法去改變別的國家的水資源政策?世界銀行和與它相關聯的國際貨幣基金的權力為何如此之大?我們不能把世界銀行支持水資源的私有化當成一個孤立的事件來看待,同樣地,我們也不能把世界銀行參與中國的未來發展計畫,和他的行長老遠的跑到北京來發表這個指點中國未來發展的報告看成一件孤立的或是特殊的事件。這兩件看起來似乎是孤立的事件卻是相互關聯著的。唯有對世界銀行整個組織有所認識,才能認清這個組織的真面目。因為世界銀行和國際國幣基金之間的密切關係,所以這篇文章要對這兩個以國際和世界為名的金融組織作解說和分析。

戰後成立的“國際”金融組織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權力如此之大,是因為這兩個機構是在資本主義大國的控制之下,為世界跨國壟斷資本服務的。1944 年,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大國就在美國的新罕布什爾州的布列敦森林開貨幣金融會議。在會議上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復興發展銀行,簡稱世界銀行。這次會議是由聯合國的社會經濟理事會召開的,在名義上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隸屬在聯合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功能是協調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事宜,它與安全理事會平行,安全理事會的功能則是協調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與軍事事宜。

根據聯合國的憲章,國家不分大小,每一個國家在開大會時都保障有一票的投票權,這種一國一票的制度,使資本主義大國取得控制權相當困難。(雖然大國在安全理事會中保有永久席位,而且持有否決權,但是資本主義大國在有關經濟事宜上卻無法取得控制權。)幾個資本主義大國不甘心它們在經濟上的控制權受到限制,因此它們就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中設立了另一套投票制度,在這套制度下,每個國家的投票權是以它投入的資本的多少來決定。資本主義大國(後來德國與日本也加入)投入的資本多,所以它們在投票權中占了大多數,任何的政策和事宜的決定,都是由這些大國說了算。不僅如此,在兩個機構內,重要的決定要85%贊成票才能通過,而美國的投票權占15%以上,所以在這兩個組織內,只有美國一個國家有否決權,因此任何稍微沒有照顧到美國利益的決定,在這兩個機構內都不可能通過。

近年來我們開始認識到美國所掌握的霸權,美國除了在軍事上的和政治上的霸權外,它的經濟霸權如何表現出來?其中之一,就是從美國如何控制這些以國際為名的組織中表現出來。而政治霸權是與經濟霸權相關聯的。在過去幾十年中,雖然在名義上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都還隸屬在聯合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下,但是在政策的制定和實際操作上,聯合國早已無權過問。到今天不但聯合國無權過問任何有關這兩個機構的政策和決定,在這兩個機構每年開年會時,聯合國的總秘書長都不准出席致詞。(Dasgupta ,73) 按照慣例,世界銀行的行長都是由美國人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的總裁都是由歐洲人擔任。

在這近70年的時光中,這兩個機構以國際為名的組織卻為資本主義大國服務,而資本主義大國又是以它們自己國家的大資本的利益為最優先考慮。先講一下國際貨幣基金。美國為什麽可以欠別的國家那麽多債?不但欠債,而且可以賴著不還?就是因為美元是被世界所有國家公認的世界貨幣,國際間貿易的交易和資本的投資都是靠美元為媒介。美元如何可以成為世界貨幣?就是在國際貨幣基金成立時定下來的。世界銀行又憑什麼可以伸手影響和干預別的國家的經濟政策?世銀對別的國家經濟政策干預的背後目的何在?這篇文章從這兩個所謂國際性的金融組織成立開始談,一步步去討論它們在戰後的發展歷史,從具體的事實來說明它們如何在資本主義大國的控制下為世界壟斷資本服務,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發展落後國家的工具,它們如何干預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又如何給這些國家廣大的勞動人民帶來難以形容的災難。

上面提到這兩個機構都是在二次大戰後成立的,1944年在布列敦森林開會時,被公認的資產階級經濟大師凱恩斯,提出戰後的經濟復蘇需要建立在資本和貿易的順利流通上,而資本與貿易的流通需要國與國之間建立起一套穩定的匯率制度。凱恩斯的原意是新創一種被每個國家公認的國際貨幣,再將各國的貨幣與這個國際國幣訂下固定匯率。這樣的設想是為了避免經濟大恐慌時,資本主義大國為增加出口相爭將自己貨幣貶值所造成的匯率混亂的局面。參加會議的美國代表反對新創一種國際貨幣,他主張用美元就可以充當世界貨幣。經過了二次大戰,歐洲的經濟力量已經無法與美國較量,而且當時美國持有世界黃金儲存量的75%,美國代表提出如果用美元作世界貨幣,美國可以承諾任何國家的中央銀行,都可以拿它們存的美元到美國來換取黃金,美元就這樣變成了世界貨幣。

美元與黃金交換比例定為35美元等於一英兩黃金,各國的貨幣也與黃金訂下交換的比例,各國之間的匯率就如此固定下來。在固定匯率之下,一些國家必須保持它的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不變,因此,在外匯收支發生不平衡時,它們不能隨意將自己國家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 。在國際貨幣基金成立時就已經預料到會有國家發生外匯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因此,按照基金的規定,每個國家必須根據它們的國民所得的大小,將一定數量的黃金存入它們在基金的帳戶內,當一個國家的外匯收支上發生短缺時,它們可以借出所存入的黃金,如果還不夠基金可以給予這些國家短期貸款,以便平衡一個國家的外匯收支。到了後來,國際國幣基金就借著這樣的貸款,以債權者的身份用逼債的手段來對借款國作各種的要求和控制。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元變成了世界貨幣,美國的資本家就拿了自己國家印的鈔票到世界各地投資,等到美國境外美元積累過多時,遠遠超出美國國內的黃金存量,美國總統尼克森就在1974年宣佈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如果至今仍然有人懷疑美國會不會賬掉它欠別國的債,就應該看看這段歷史。美國利用由它所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將自己的貨幣變成為世界貨幣,擴張了它的經濟霸權,西歐國家和日本也甘願在美國獨霸之下,借這個體制來維護它們自己的利益。

除了貨幣基金之外,在1944年同一次的貨幣金融會議中也成立了國際重建發展銀行(簡稱世界銀行)。世界銀行成立時的宗旨是協助在二戰中受到戰爭災害國家的重建,這些國家主要在歐洲,但也包括日本。世界銀行的貸款是比較長期的,貸款的目的不是為解決短期的外匯不平衡的問題,較長期的貸款是為了修建基礎建設。到了60年代,受二次大戰破壞國家的複建基本完成,世界銀行就將目標轉向第三世界發展落後國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銀行貸款給落後國家主要集中在基本設施的投資。下面就用實際的例子,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霸權分開來作解說。

國際貨幣基金的霸權

 

國際貨幣基金被美國、西歐、和日本資本主義大國當成工具來擴張和鞏固它們的經濟和政治霸權。這些帝國如何利用國際貨幣基金來對付第三世界國家?我們可以從石油美元再迴圈這個具體的例子來瞭解。在1973-74 年和1978-79年時,石油出口國家兩次提高油價,這時正逢資本主義大國在戰後面臨到的一次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高油價更進一步加重了這次世界性的危機。

石油美元再迴圈與危機的轉嫁 

當時第三世界的石油進口的國家需要更多的外匯來支付石油進口,而且它們的外匯的拮据的問題也來自二次戰後的二十年中對進口糧食的依賴。1973-74年間,世界小麥價格因為歉收而高漲,這時增加了依賴石油和糧食進口國家的外匯支出。除此之外,因世界經濟進入嚴重的蕭條,導致了原材料的需求的減少和價格的下跌,而第三世界許多國家靠原材料出口為主要外匯的來源,這些國家更因此面臨了外匯收入下降困境。外匯支出增加和收入降低,進一步加深了它們外匯短缺的困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們的困境卻為國際跨國銀行帶來新的貸款機會。在石油加價後的幾年中,跨國銀行收下石油出口國家大筆的存款,但是各大跨國企業因為經濟不景氣,不肯借債投資。跨國銀行這時正發愁錢貸不出去,非常歡迎把錢貸給第三世界國家的機會。這些銀行派出了大批人員去這些國家兜生意。這些國家在外匯短缺情況之下,跨國銀行又把錢送上門來,而且利息又低,它們就借了大筆的外債。

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幫助跨國銀行找到它們來自石油出口國家新存款的出路。在1974年石油加價之後,僅在這一年中,石油出口國家總共收到680億美元的外匯,相等於前一年外匯收入的10倍。從1974年到1977年,幾個阿拉伯國家即使用外匯給它們的王朝貴族進口了大量的奢侈品(據說包括金馬桶),它們仍然無法消耗掉這些由石油出口新增加的外匯,四年中這些國家的國際收支順差共累積了1,373億美元,就把這些多餘的外匯都存入了跨國銀行,跨國銀行將錢貸給外匯的短缺的第三世界國家,增加了它們的營業收入。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整體來看,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紓解了資本在流通領域停滯不動的問題,因為這些國家拿到貸款後用來購買石油、糧食和從資本主義大國進口工業品,這才能使這大量美元重新回到世界資本流通的領域。如果這大筆的錢沒有貸出去,將會導致國際支付媒介的緊縮,更進一步影響到嚴重的需求不足。因此,第三世界國家把借到的錢花掉,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了經濟危機進一步惡化。對壟斷資本同樣重要的是,到了70年代初,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成長緩慢,壟斷資本基地所在國家的資本因此投資意願低,擴大再生產發生困難。因此,壟斷資本必須更進一步到外面去找出路,借著對第三世界國家貸款的方式,壟斷資本找到了進入第三世界國家的管道。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二十年中,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進口替代的策略下實行資本主義。它們對外國資本直接投資有嚴格的限制。一般在與外資合股的公司中,外國股份都被限制在50%以下。另外,這些國家對來自國外貸款也有一定的限制。到了70年代初,特別是在石油出口國家將石油提價之後,落後國家在急需外匯的情況下,它們沒有什麼選擇,只好放寬了這些限制,世界壟斷資本也就借這個機會大量進入第三世界國家。

第三世界從國外貸款來支付它們在貿易上的差額,就跟窮人用信用卡買東西一樣,它們所欠的債只會越來越多,因為債在本上加利,甚至於利上加利上不斷地累積,外債危機遲早都會爆發。根據一個估計,第三世界向外國商業銀行的借款總額從 1974 年底的440億美元,增加到1979 年底(第二次石油加價後)的2,330億美元,相當於5年前的5倍多 (Volcker and Gyohten, 190 – 191) ,第三世界外債的快速增長就是石油美元再迴圈的結果。借著石油美元再迴圈,資本主義大國一方面將危機往後拖延,另一方面將危機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從80年代初開始的第三世界外債危機,就是70年代資本主義的危機的拖延和轉嫁的結果。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失控又再度引起美元貶值的危脅。1980年,吳克(Paul A. Volcker) 被派任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理事長,他上臺後即著手控制物價高速上漲,他採用貨幣學派的理論,大幅縮緊了貨幣流通量,讓利率隨銀根緊縮緊而上升。美國貸款利率達到戰後最高點,年利率接近20%。美國利率上漲帶動了世界金融的緊縮,世界各國的利率也跟著上升,這時美國和其他大國的跨國銀行馬上就提高已經貸給第三世界的款項的利率,更加速了危機的爆發。利率上漲後,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負擔更加沉重。 以巴西為例,貸款利率每上長1%,巴西的每年外債利息負擔就增加5億美元 (Kuczynski, 353) 。而只在兩三年內,貸款的利率上升了10%左右,可見因利率上漲如何加重了巴西和其他借了外債的國家的負擔。根據摩根信託保證公司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的估計: 1982年時,拉丁洲的幾個國家,外債負擔的沉重可以用支付利息在它們的外匯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顯示出來。下面一些數位顯示出幾個國家的外債利息支付占(商品與勞務出口)總收入額的比例:厄瓜多爾為30%,墨西哥為37%,智利為40%,阿根庭為44%,巴西為45%。(World Financial News, 1982 年 10月) 。從 1979 年到 1982 年之間(利率上長的三年中),第三世界的外債總額從2,330億美元增加到3,620億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1 年時,波蘭就已經無法繼續支付到期的本金和利息。1982 年 8月,墨西哥也宣佈它付不出當月到期的本金和利息,隨後其他第三世界欠債國也連續宣佈不能繼續支付貸款 ,外債危機就開始了。

在利率高漲下,第三世界所欠外債快速增加。第三世界所欠的外債總額的三分之一來自美國商業銀行,其他貸款來自德國、日本及其它歐洲商業銀行,以及像國際貨幣基金這樣的金融組織。到了80年代初,假設拉丁美洲的三個最大債務國一年不付利息的話,美國最大五家銀行的毛利潤就下降75%。美國九家最大銀行對拉丁美洲國家的貸款,是他們資本額的兩倍,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國家還不了債,不但美國最大的九家銀行將破產,而且經過連鎖反應,將引起更大一批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銀行破產。1981年時,以美國為主的全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到了崩潰邊緣。(Volcker and Gyohten,198)因此80年代的這次危機,其實並不是第三世界的外債危機,而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顯示出來,而危機的集中點在跨國銀行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債。

在這樣緊急的狀況下,帝國的統治階級無法直接替它們的銀行向欠債國家討債,但是它們可以借助國際貨幣基金來幫這些跨國銀行討回第三世界所欠的債,以便挽救資本主義的世界金融系統。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趕緊替貨幣基金融資,它們用國家稅收的錢轉賬給基金,成為這些國家在基金中新增的股份。1983年,美國總統雷根向國會要求撥款84億美元,作為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中增資之用。國際貨幣基金就用來自各大國的新增加的資金貸款給第三世界欠債國,這些國家再用新借到的錢來還它們欠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跨國銀行的錢。結果是錢就從美國和其他國家付稅的公民的帳戶兜了個大圈子,轉到了跨國銀行。有人說,實際上這些錢從來沒有離開紐約巿,只是轉了幾次帳而已。從表面上看,基金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好像是援助這些國家,但是實際上是拿資本主義大國付稅人的錢來解救跨國銀行倒閉的危機。當落後國家接受貨幣基金貸款時,基金就強制它們接受它一整套的結構性調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AP)。1983年時,有二十幾個欠債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簽定了將債務延長償還的同意書,同時也簽訂了基金作為對它們的制裁所開出來的結構性調整款項。

帝國主義借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調整措施來控制落後國家的經濟和政治

結構性調整措施是國際貨幣基金貸款給第三世界時,開出來的一系列條件。這些條件在80年代之前就存在。但是在80年代外債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所開出來的條件更為苛刻,基金對借債國內政所干涉的範圍也比早年貸款時所要簽的專案更要廣 。結構性調整措施的內容一般包括下面幾項:

*負債國要將它的貨幣貶值以便增加出口,減少進口,賺取外匯,用所

得的外匯來還債。

*降低政府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像削減對貧窮人在食物、公共

交通和水電上的補貼,並削減公共健保以及教育等項的開支。除了削減開支外,並規定這些國家增加稅收。用緊縮政府的財政政策來抑制物價上升。

*提高國營企業出售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 。

*控制通貨膨漲,縮緊銀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資上漲

*開放外國投資(允許外資擁有100%的股份),取消之前對將外資股份限制在49%以下的規定。

*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因此可供外資收買,包括外資用債券換股權。)

*取消政府對外匯的管制和對進口管制。

當一個國家接受結構性調整措施之後,它的政府就失去了管理經濟的主權,國際貨幣基金不但要干涉在這些國家的財政政策,也要干涉它的貨幣政策。借債國必須要根據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條款來削減政府開支(特別是有關福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府稅收。結構性調整措施規定欠債國要執行緊銀根的貨幣政策,以便控制通貨膨漲。並且在措施中要欠債國限制工資上漲。在結構性調整措施下這些欠債國的經濟經過了澈底的重整。雖然履行結構性調整措施的同意書是由欠債國政府簽訂的,但是真正的負擔卻落在勞動人民的身上。

80年代初第三世界進入外債危機後,這些國家在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整頓下,它們的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困境,長達十年都無法恢復。到了90年代中,這些國家的經濟才剛有些起色,就又遭到墨西哥危機的波及。墨西哥的危機尚未結束,在亞洲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就開始了。

從這次石油美元在迴圈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無比的霸權。結構調整措施中的條款一方面,是國際壟斷資本針對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計策,目的是為了解除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制定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的主權,削減這個階級的經濟實力,使得他們不能繼續借助國家的力量來與國際壟斷資本競爭和抗衡。在國際貨幣基金結構調整措施的壓力下,第三世界國家必須盡力減少進口,並且增加出口,以便用它們出口賺來的外匯還債。拉丁美洲國家雖然經過了三十年的進口替代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它們並沒有真正能夠自力更生。他們的工業生產所需的機器和零件很多都還是依靠進口,外匯不夠支付進口時,生產就不能繼續。

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軟弱與新自由主義橫行

因此到了80年代末,結構調整措施取消了落後國家對本國經濟的保護,落後國家在被迫削減關稅和取消對進口的限制,更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後,也就必須要放棄戰後前一階段的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

在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被外資收買之後,落後國家的資本就更進一步失去與外資競爭的能力。資本主義大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結構調整措施把這些國家保護本地資本的措施解體,以「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義削減了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保護他們本國市場的力量。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在這個過程中看到國際壟斷資本的強大力量,和國際壟斷資本借著帝國的力量,通過所謂國際金融組織來對他們施加壓力。相比之下,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認識到自己力量是如何的簿弱,這個階級看到為了他們的利益,甚致於他們本身的存亡,他們都得跟國際壟斷資本合作,取得國際資本的信任。他們放棄了前一時期由他們所領導的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為了謀求這個階級自己的利益,積極的加入了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就怕自己趕不上這趟“全球化”的列車。

結構調整措施中的條款最主要還是針對落後國家的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是當地政府履行這些條款時的真正犧牲者。在接受結構調整措施之後,這些國家的經濟只有更加蕭條。在進口受到限制之下,許多工業停止生產,工人大批失業,就是仍然有工作的工人也受到工資下降和物價上漲的雙重壓力。在經濟重整的過程中,這些國家為了爭取外匯,在世界銀行的督導下,由國家輔助大型商業性的現代化的農場,來發展農業出口,農村中的許多小農因此破產,他們在農村中失去謀生的路,被迫移居城市,但是在城市裏也沒有他們能維持最基本生活的條件。(這一點下面還會談到。)本地小資本的經營也因為利率提高而負擔加重,他們常常在周轉困難下被迫破產,再加上一般人購買力低落,小資本的經營和生存就更加困難。

在外債危機的這些年中,落後國家不但沒有能得到外來的資本,反而為了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而輸出了大量的資本。根據一個估計在1982 年到1990 年的八年中,落後國家支付給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和利息總共13450億美元,但是落後國家的外債在1990 年時與1982 年外債危機開始時相比,不但沒有減少反增了 61%。(George, XV – XVI)

 

在外債危機開始後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到了80年代中之後,國際壟斷資本和代表它們的帝國利用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內的控制權,借著向拉丁美洲國家逼債的機會,一步步的打破這些欠債國了在戰後在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下對外資的各種限制,完成了它們(特別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的控制。80年代末,拉丁美洲因危外債所逼,它們必須履行國際貨幣基金苛刻的結構性調整措施,包括其中債券換股權的條例。債券換股是這樣進行的:當欠債國家實在還不起債時,它們只好將他們的國有企業中的資產用發行股票的方式出賣。外國資本在世界債券巿場上用低價購買拉美國家的債券(因為這些國家的債券風險大,所以它們的售價常是票面價格的一半或更低到僅是票面的20%。)外國資本買了債券後拿到拉美國家,將債券以票面價值換取當地私有化後的企業的股票。這裏用墨西哥作例子說明:假如,一美元相等於十個墨西哥彼索,外資可以用30萬美元就可以買到一張票面100萬美元的墨西哥債券,他們買到這張債券後,拿到墨西哥就可以換成價值1000萬彼索的墨西哥新私有化後企業的股份。

外國資本就變成這些私有化企業的股東,它們也就借著這個機會重新進入第三世界國家。80年代初,墨西哥還不出欠債時,美國金融大亨們有這麼個說法,他們自問自答的說:「墨西哥有沒有能力還它所欠的1000億美元的債?」「當然有能力還,墨西哥有石油、有礦山,怎麼會沒有能力還債?」從80年代初到今天,第三世界大批的國有資產私有化之後,只要有錢可賺,這些企業的股票不是被外資用債券換走,就是很快的被外資用極低的價格買去。

從1982 年起墨西哥和其他幾個拉美國家經歷了二次大戰後最嚴重的危機,它們被跨國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逼的走頭無路,跨國資本等待著開放這些國家的市場,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就作了一連串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再拿墨西哥作例子:到了80年代中,墨西哥總統墨西哥總統米格爾·德拉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開始了全盤的經濟改革。馬德里的椄班人是他手下的卡羅·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薩利納斯出生於一個很有聲望的政治家庭(被稱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于哈佛大學,他完全椄受了新古典學派市場至上的理論,在美國的支持和幫助下,薩利納斯在1988 年當選墨西哥總統,當選後他繼續和擴大了前任總統的經濟改革。

從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將它的企業全面開放給外資、削減進口關稅、取消金融管制、並進行大規模國有企業私有化。從1982 到1992,墨西哥將大批國營企業拍賣,十年中墨西哥的國營企業從1200家降到260家,這1000家被私有化的企業占墨西哥企業總數的10%。其中包括航空公司、旅館、海港、礦產公司、鋼鐵公司、農業企業、飛機場、公路、橋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電話電信企業、收音機和電視廣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煙草專賣等。( Leon,167-68) 李恩對墨西哥大量出賣國有企業大為讚揚,把墨西哥總統薩利納斯當政時的私有化說成是他任內最偉大的成就。這些企業的私有化中很多都是為了還債而拍賣的,原來國有的企業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完成私有化,國有企業就在債券換股權下轉變為外資企業。

1992年時,美國的前聯邦準備銀行的主席吳克(Paul A. Volcker) 對這一段的展這樣說:“這些國家的治國哲學,它們的經濟政策,甚至它們的政治體系都經歷了徹底的改變,它們從過去幾十年來腐朽和無效率的經營方式中轉變過來,它們不再用高的壁壘來保護它們的壟斷企業和國有企業,或抵制外資企業… ,在一定程度上,所有這些政策都被拋棄了。它們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關稅和其他進口限制,它們將以前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電話公司、甚至銀行。…現在外國投資者和當地資本合作變得容易多了,外資甚至可以參加屬於敏感性的石油探采和石化工業。“ (Volcker, 208-209)

從吳克的這一段話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拉丁美洲國家在改革中所起的變化,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對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是支持的,沒有他們的支持,改革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這樣的順利完成。因為他們對國際壟斷資本的支持,所以可以在其中分得利益。

在石油加價後的石油美元再循還中,第三世界國家背上了外債,借著外債,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大國的資本進入了欠債國家,將這些國家的經濟以新自由主義的哲學作了全面改革,重新取得對這些國家更加澈底的控制。在長達十多年的危機中,美國再度顯示出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霸權。 根據卡普思坦 (Kapstein) 的調查,美國政府不但說服了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石油出口國家,接受以美元作為支付進口石油的貨幣,並且也說服它們將賣石油所得的一部份美元用來買美國的國家公債。石油出口國家從它們的1250億總收入中,用了480億美元用來買資本主義大國的國家公債、股票和長期的直接投資,另外,差不多相同的數額(占總額的37%)則存入私人商業銀行 (就是石油美元再迴圈的部份)。

在1974 年到1976 之間,因為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貶值,所以石油的真實價格(以日元或一些歐洲國家貨幣計算)並沒有上漲,反而是下降了。而且石油出口國家所持有的美國國家公債也跟著美元的下降而貶值了。因此,在石油美元再迴圈的過程中,美國和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資本是主要的受益者。卡普思坦認為石油美元的再迴圈延緩了7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我們看到在延緩危機的過程中,國際金融資本繼續獲得高利。到了80年代危機爆發了出來,國際金融資本卻不必承擔任何損失,它們在帝國的保護下,以國際貨幣基金為仲介來將由危機造成的災難的損失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

資本主義在戰後經過了二十年的蓬勃發展,到了70年代初資本主義的危機再一次明顯化。隨著經濟危機,凱恩斯的一套調節國內的經濟政策也告失效。這樣的發展不是偶然的,為了應付新的情勢,資本主義大國作了相應的調整。那就是由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帶頭所作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這些國家將它們國內的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和取消對資本的管制,它們的統治階級更向工人階級進攻,解除工會對工人的保護。在國外則是協助壟斷資本在全世界的擴張,也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所謂全球化。而“國際”金融組織則是壟斷資本向世界各地擴張的極為有利的工具。隨著帝國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危機也就蔓延到全世界。拉丁美洲的外債危機尚未平息,亞洲的經濟危機就在90年代後期爆發了。國際貨幣基金在這次危機中,用了同樣的伎倆來取得對亞洲國家的控制。在一些國家緊急需要外匯的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貸款給它們,也就逼這些國家簽下條件比80年代更為苛刻的結構性調整措施,在這一新系列的措施中,基金更加明目張膽的顯露出它的攻擊性和侵略性。

以韓國與國際貨幣基金所簽訂的結構性調整為例,除了之前的一些慣例的條款外,更包括了韓國要協助外國公司收買韓國資本所擁有的企業、取消對外資在韓國購買債券的限制、取消韓國對日本進口的限制、取消韓國公司從國外借款的限制等等。除此之外更要求韓國將勞動市場進一步彈性化,也就是要韓國政府削減工會對工人的保護,以便進一步降低工人工資,和減少工人的福利。(華爾街日報 1997 年 12月 26日,A-25 )

上面只是用石油美元再迴圈的例子來解說國際貨幣基金作為帝國主義的工具的最明顯的一些功能,但是這樣的例子只能說明國際貨幣基金龐大的霸權的冰山一角。下面繼續分析世界銀行的霸權,之後再對這兩個“國際”金融組織如何協助帝國主義擴張和鞏固帝國的勢力作總結。

世界銀行的霸權

前面說過,世界銀行最初成立時,它的主要任務是用貸款來協助歐洲國家和日本在二戰中被摧毀的基礎設施的重建。60年代重建工作完畢後,世界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就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世界銀行的貸款是較長期的,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世銀的貸款集中在落後國家的基礎建設。若只從表面來看,貸款給落後國家來協助它們的基礎建設應該是好事。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總是資源短缺,能有長期貸款來支援基礎建設又何樂而不為呢?但是事情沒有那麽簡單,我們必須要追究世銀的貸款到底是為了誰的利益。下面就從瞭解世界銀行的組織結構,來探討這個問題。另外,世界銀行從成立到今天在組織上和運作上都發生了變化。1944年成立的世界銀行今天已經是個集團,我們可以從分析這個集團內的各個組織,來認識這個集團是由誰來控制和為誰服務的。我們也要分析這些年來世銀集團如何隨著美國征服世界的策略而作各種的調整。這樣的分析有助於我們對世界銀行的認識,和為什麽我們會說它是協助帝國主義擴張勢力的工具。

世界銀行集團內的組織

世界銀行的結構相當複雜,而且在從它成立到今天將近七十年的歲月中,它的結構不斷地產生變化。一般所說的世界銀行只是指1944年成立的國際重建發展銀行。而今天的世界銀行是個集團,附屬在這個集團下有五個不同的機構。其中兩個機構是屬於公共領域的:即(1)1944年成立的國際重建發展銀行(IBRD 簡稱世界銀行) 和(2)1960年成立的國際發展總署(ID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世界銀行集團之下另外有三個屬於私有領域的機構:即(1)1956年成立的國際金融公司(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2)1966年成立的國際投資爭議調解機構 (ICSI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和(3) 1988年成立的多邊投資保證公司(MIG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World Bank Group Basics, Bank Information Center, http://www.bicusa.org/toolkit)

世界銀行集團目前有185個會員國,每個會員國可以派一個代表,由這些代表組成一個董事會,董事會每年開會一次。在董事會之下,設置了由24人組成的執行理事會,執行理事會掌管政策的決定和日常的操作,並選出世界銀行的總裁。這個看起來似乎民主的機構卻是完全不民主的。世界銀行銀跟國際貨幣基金一樣,不是每個國家都有一張投票權,每個國家的投票權是由世銀最初成立時各個國家所投入的資金大小來決定的。下面一些數位顯示出在世銀的組織內權力的分配極為不平等的情況:

 

 

投票權的比例(%)            可派遣執行委員會的人數

美國                                                    16                                            1

其他7個G-8            國家                            27                                            6

其他非借款會員國                            18                                            7

接受貸款的發展中國家                    39                                            10

總共                                        100 %                                                24

 

世界銀行集團也跟國際貨幣基金一樣,重要事情的決定要有85%票數通過,因為美國占了16%的投票數,所以只有美國一個國家有否決權。而八個經濟大國的投票占全部投票權的43%。(以上資料來同上) 另一方面,接受世銀貸款的國家的數目非常多,但是它們合起來只占了39% 的票數,而其中的個別國家的投票權所占的票數更是少而又少,完全不可能對政策的決定和日常事務的操作有任何影響力。因此,世界銀行和貨幣基金一樣,表面上冠以國際的名義,但是實際上卻是個完全由資本主義大國操控的組織。

世界銀行集團內兩個公共領域機構的性質、功能和實際運作 

我們可以從進一步探討世界銀行集團內設置各個機構的性質,以及這些機構的功能和它們實際運作,借此來認識這個集團是由誰控制的,和它對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影響。先來看在公共領域的兩個機構:世界銀行和世界發展總署。世界銀行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開始貸款給發展落後國家。世銀的貸款在這二十年左右集中在基礎建設上,其中包括了公路、鐵路、橋樑、海港、水霸、和發電廠的建設。這些建設的出發點相似,都是為了便利落後國家的原材料的運輸和出口,在原材料出口中有很多是礦產的出口,另外,就是一些農產品的出口。像在二次大戰後,非洲的殖民地紛紛起來建立獨立的國家,但是它們在經濟上並沒有脫離從殖民時期延續下來對殖民宗主國的依賴,它們仍然依靠各種金屬、非金屬的礦產和一些農產品的出口。為了資本主義大國可以用廉價獲得它們工業上所需的重要物資,世界銀行就用長期貸款的方式來幫助這些國家投資到基礎建設。基礎建設的貸款表面開來是協助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但是實際上則是便利了這些國家出口的原材料的運輸,以便為買者降低成本。

另一個公共領域的機構是1960年成立的世界發展總署,這個發展總署成立的原因是美國要在世界銀行外,另設置一個它可以掌有更大更控制權的機構。世界銀行的每年的經費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從貸款所得的利息中獲得相當高利潤。美國想要設立一個需要美國補貼的機構,這個機構就是世界發展總署。世界發展總署給貧窮國家低於國際商業銀行的利息,因此它每年的經營要靠美國國會撥款,這樣美國國會就可以借此來影響和控制這個發展總署。(Wade, 2002, 203-4) 譬如,1979年時,美國國會要世界銀行行長承諾越南不能獲得任何發展總署的貸款,否則國會就拒絕撥款。(Kapur,Davesh et al., 1997, 1150)。世界發展總署的成立將世界銀行集團更推向政治化。2006年時世界銀行的總貸款額是141億美元,世界發展總署的總貸款額是95億美元,相比之下是個不小的熟額。(World Bank Group Basics,BankInformationCenter, http://www.bicusa.org/toolkit)

事後看來,到底這些世銀的貸款是為了誰的利益就很清楚了。非洲國家從世銀借了大筆的錢,忙著修建基礎設施,增加了原材料出口的數量,但是出口數量的增加往往是降低了這些商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總的趨勢是外匯的收入不但不增加,反而下降。更有甚之,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往往了過於龐大,所借的貸款過多,後果是它們必須支付的利息和償還的本金常常會超過它們的支付能力。當它們發生了償還債務的困難時,世銀可以批准將還債期限延長。但是也就借著這個機會,迫使這些國家簽訂結構性調整的條約。這樣的條約和貨幣基金的一樣,每一項條款都是干涉借債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從這樣的干涉中,世銀獲得對這些國家的控制。接受世銀貸款的結果是這些國家每年都必須用出口換來的外匯來還債。在債務的逼迫下,它們只能盡一切力量增加出口,顧不得籌畫到底如何發展經濟,這些國家就陷入了為了還債必須進一步加緊增加出口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另外可以舉的例子就是世界銀行在拉丁美洲的貸款。美國總統甘乃迪剛就任不久就在拉丁美洲推進他的《進步聯盟》的發展計畫。表面上《進步聯盟》的目標冠冕堂皇,它要在十年中提高拉丁美洲人民的個人所得、消除這些國家的文盲、改善他們的醫療衛生等,並促進這些國家的土地改革以便減緩貧富不均的幅度。《進步聯盟》的具體發展計畫之一,就是推進拉丁美洲出口多樣化。拉丁美洲國家雖然在1820年左右就前後取得獨立,但是它們跟非洲國家的經濟有相似的地方。即使在二次戰後,它們的經濟基本上還是不能脫離殖民時代對一些原材料出口的依賴,像在殖民時代拉丁美洲大規模發展的種植業:香蕉、蔗糖、咖啡等農業作物的出口,還有礦產的出口。在工業化發展落後的情況下,拉丁美洲繼續依賴這些產品的出口來換取外匯,再用外匯進口工業品。即使在採用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後,它們仍然無法徹底改變這樣依賴性的經濟形態。因此,拉丁美洲出口多樣化的計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任何事都不能只從表面和局部著眼,重要的還是一個發展計畫到底是由誰主導,它所執行的政策是從誰的利益出發。

在《進步聯盟》之下,中美洲的國家從原來的咖啡、蔗糖和香蕉的出口擴張到棉花和牛肉的出口,後來又將出口擴展到海產和煙草。中美洲國家開闢了它們西邊沿海地區肥沃的土地來種植棉花,雖然早在二次大戰時,中美國家就開始種植棉花了,但是種植面積在推行《進步聯盟》的十年中不斷地擴大。世界銀行這時就貸款給中美國家修建便利棉花出口的道路。從棉花種植和出口的擴大更進一步推廣了中美國家的畜牧業,這些國家毀掉了大片的原始森林來開發養牛的畜牧場 。

但是中美國家的新產品出口和它們原來的出口一樣,都是為了適應世界市場的需求。二次戰後紡織業的快速發展增加了棉花的需求,美國牛肉餅速食餐館行業的發展增加了對牛肉的需求。從1961年到1973年之間,中美洲國家的蔗糖出口增長了四倍、棉花出口增長了五倍、牛肉出口增長了七倍。當出口以如此大的倍數成長時,背後都隱藏著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國家發展的方向決定於世界市場的需求,這個國家就沒有足夠的土地和資源來擴大生產本國人民生活所需物品。雖然從1950年到1978年間,中美洲的年GDP成長率達5%,但是對這些國家的人民來說,他們的日子卻過的越來越艱難了。棉花的生產佔據了原來小農用來生產糧食的土地,再加上棉花的生產機械化程度高,用的農民工人數減少,只是在棉花播種和收成時,農場才雇用季節工。 許多之前在大型農莊裏工作的長工,也因為農場改種棉花而被趕了出來。大批的農工和失去土地的小型經營的農民,無法靠一年只工作幾個月來維持最低的生活。在一切為出口的政策下,到了70年代底中美洲國家的土地只剩下15%為本地人民種植供他們消費的食物。

因此,雖然大量出口雖然帶來了GDP的增長,但是當土地和其他資源都用來生產出口商品時,這些資源就不能用來生產本國人民生活所需的物品。同樣重要的是當工人和農民的收入低微時,他們的需要不能變成需求,因為只有在有購買力的前提下需要才能變成需求。一般老百姓所得低是國內市場無法擴大的基本原因。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國內市場萎縮,更多的資源就會流向出口商品的生產。更有甚之,棉花的生產對土地肥力的損耗非常大,牛肉的生產毀掉了大面積的原始森林。這些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是長期的,都是要在此後非常長的時日才能恢復的。

靠原材料出口的國家必須要承受的是世界市場的原材料價格的上下波動。到了70年代底,中美國家出口的農產品價格下降,出口量和外匯收入都下降。但是它們為生產所需必須進口的化肥、殺蟲劑、農機和能源價格卻不斷地上升,導致了外匯收支不能平衡,再加上這些國家每年因外債必須支付的利息持續的增加,更增加了外匯收支上的困難。70年代時中美洲好幾個國家的人民開始了他們的武裝鬥爭,美國用它的強大武力支持當地的反動政府,人民在戰爭中受到殘暴的鎮壓,更是民不聊生。90年代時世界銀行貸款給越南來擴大咖啡的種植,在1990 到2000的十年中,越南咖啡生產增加了四倍,越南的咖啡出口跟著增加,世界咖啡價格在90年代中時開始下降,到了2000年初時,每100磅咖啡價格從120美元講到50美元。這個價格低於中美洲國家咖啡生產的成本,導致幾十萬種咖啡農民破產。據估計2001年洪都拉斯有10萬咖啡農場破產,瓜地馬拉的咖啡出口下降一半,70萬咖啡生產工人失業(占總人口20%)。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80年代的十年中個人所得以同等購買力計算下降17%,也就是說1990年的個人所得與1970年相比完全沒有增加。從1980年以來最低工資(以實際購買力計算)下降40%。中美洲國家的兒童一半以上營養不良。為了逃避戰爭和經濟危機,中美洲國家200萬人離開他們的國家出走。

世界銀行集團內三個私有領域機構的性質、功能和實際運作

 

(1)1956年成立的國際金融公司(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2)1966年成立的國際投資爭議調解機構 (ICDI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和(3) 1988年成立的多邊投資保證公司 (MIG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可能很多人並不知道在這個所謂世界組織的銀行集團內,還有像國際金融公司這樣的私有組織。因為國際金融公司是個私有組織,所以它所作的投資專案和數額都不需要公開。這個公司成立於在1956年,它成立時的目的就是協助私人公司去發展落後國家投資。國際金融公司所發揮的作用在近三十年對世銀集團來說越來越重要。這篇文章開頭提到的世界大型水資源公司就是由國際金融公司支持的。國際金融公司不貸款給各別國家,它只貸款給到落後國家投資的私人公司。除了貸款給私人公司外,國際金融公司還供給私人公司各種資訊和技術上的援助,像國際金融所召開集的「世界水資源論壇」會議,就是替這些公司為水私有化造勢。與國際金融公司有密切關聯的是1966年成立的國際投資爭議調解機構,這個機構專門從事解決這些到各國投資的公司與投資所在國家之間所發生的爭議。到了1988年時,世界銀行集團又成立了一個叫多邊投資保證公司,從這個公司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個為投資者出保證的公司。這家保證公司減少了投資者到世界各地投資的風險,如果他們的財產因為它們投資所在國家在政治上的變動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損失,這家保證公司會給投資者補償損失。有了投資的保證就方便了投資者向其他商業銀行獲得較低利息的貸款。從解決爭議的機構到保證公司的成立可以看出,世界銀行對投資者利益的照顧是非常周到的。

國際金融公司支持的大型跨國公司包括世界著名的大石油公司(像埃克森美孚、英國石油公司、雪佛龍德士古、荷蘭皇家殼牌等)、礦產公司(像加拿大的庫姆托爾)、連鎖速食公司(像達美樂比薩)、冷飲和啤酒公司(像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等)、私人學校、高級旅館(像證大麗笙和萬豪酒店)等等。由國際金融公司支持的公司的投資多半集中在所謂中等國民收入國家,像巴西、墨西哥、俄羅斯、馬爾代夫、瓦努阿圖、羅馬尼亞、捷克、巴基斯坦、南非等,也包括中國。這個國際金融公司在近三十年來成長的很快,2003年時,國際金融公司貸給私人公司的投資專案共255個,總額為53億美元,其中有72個項目是由多邊投資保證公司用13億美元來保證的。2003的一年中,國際金融公司的利潤是2.5億美元,多邊保證公司的利潤是1.4億美元。僅在三年之後,2006的一年中,國際金融公司的貸款總額就增加到83億美元,與同年世界銀行的141億美元的貸款總額相比,是個不小的數目。(World Bank Group Basics)

石油、天然煤氣和各種礦產業的開採投資是國際金融公司作支持的重要的項目。世界銀行雖然表面上對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表示關心,但是由國際金融公司所支持的石油、煤氣和礦產的開採常常對環境造成重大的和不能挽回的破壞。經七個世界環保團體合作,在調查之後作了有關世界銀行對環境的破壞的詳盡報導。在2011年4月時由這七個團體聯合出版了一份報告:《世界銀行、氣候變化、與能源投資》。這份報告收集了很多接受國際金融公司貸款的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對環境破壞的劣跡。報告中特別記錄了能源和礦產公司在開採過程中對土地、河流和空氣所造成的大量污染,以及由污染帶來的毒素如何傷害到無數開採地方的居民。

這份環保團體的報告舉了很多例子,根據這份報告下面用尼爾利亞為例來說明世界銀行如何協助大型跨國石油公司控制尼爾利亞的能源,和這些公司的能源開採如何造成尼爾利亞環境上的污染。尼爾利亞的例子說明了世界銀行在落後國如何用它的霸權來維護跨國資本的利益。 尼爾利亞的尼日爾三角洲是非洲最貧困的地區之一,但是那邊儲存著大量的石油和天然煤氣,美國和歐洲的幾個大型石油公司早就盯上了這塊能使它們致富的土地。早在幾十年前,一些大石油公司就在尼日爾三角洲開採石油,它們在開採石油時有大量天然煤氣冒出來,這些公司就用最便宜的方法處理,那就是點火將天然煤氣燃燒。天然氣煤燃燒的火焰可達幾層樓房那麽高,而且燒起來每天連續24小時之久,引起大量的空氣污染。這樣的天然氣燃燒在三角洲上約有100處,每一處的燃燒地點都離居民所住的村莊不遠。其中有些已經燒了40年之久。天然氣燃燒破環了自然環境,並釋放出大量的毒素:除了二氧化碳之外,還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苯等致癌的化學毒素,導致當地居民呼吸器官的疾病、血液中毒、和癌症等等。這裏的居民非常貧困,他們的平均壽命只有43歲,嬰兒出生後一年中的死亡率是12%。(見《世界銀行、氣候變化、與能源投資》23 -24)

在尼日爾三角洲上,天然氣燃燒每年放出4億噸的二氧化碳,每年燒掉的天然煤氣的量相當於美國每年天然煤氣的總消費量的25%,歐盟總消費量的30%。其實早在1984年時,尼爾利亞的聯邦政府已經有法律禁止天然氣燃燒,因此這樣的燃燒是非法的,而且是違反石油公司和政府簽訂的合同。但是多年來卻沒有辦法來制止大石油公司的這種不顧人死活的行為。經過尼爾利亞政府多次提出抗議後,直到最近世界銀行出錢出版了一本《尼爾利亞降低天然煤氣燃燒可獲碳信用發展計畫》。這個計畫要利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從降低天然煤氣燃燒來為石油公司獲取碳信用。這種做法真是極為荒謬,因為本來天然煤氣燃燒就是不合法,現在這些石油公司卻要在降低燃燒上再撈上一筆,而世界銀行不但支持石油公司獲得它們不應得的利益,更花錢出書將這樣的行為合理化。(同上)

2004年時雪佛龍·德士古公司,和荷蘭皇家殼牌要非洲西部建的一個龐大的天然煤氣的氣管。2005年世界銀行批准了由世界銀行和西非煤氣管公司合作建一條「西非天然煤氣氣管」的計畫,西非煤氣管公司主要的股東是雪佛龍(占36.7%)尼爾利亞國家石油公司(占 25%),和荷蘭皇家殼牌(占 18%)。另外,還有些小股,因此這兩家大石油公司的股份占了一半以上。這條氣管可以將天然氣從尼日爾三角洲運到比尼和加納。 除了世界銀行的貸款之外,這兩家跨國石油公司在建「西非天然煤氣氣管」時,還接受了國際發展總署價值5000萬美元的22年的保證,也同時接受多邊投資保證公司價值7500萬美元的保險。(同上)

2006年時,尼爾利亞的12個社區團體向世界銀行的一個負責調查的機關提出反對天然煤氣氣管的上書,這些團體指出這條煤氣管將會給他們的社區的土地帶來無法修補的災害,也將使土地上的居民失去他們賴以謀生的依據。他們還指出在評估這條氣管對環境可能造成災害的過程中,這些石油公司只跟少數地主協商,大多數居民都沒有表示意見的管道。之後。世界銀行的這個負責調查的機構確認了這份社區團體上述中的許多抱怨是有事實根據的,並且說煤氣管所佔用的土地給予地主的賠償只是土地實值價格的10%。但是社區團體的反對是沒有用的,這條長達678公里的煤氣管在2009年時已經完工了。(同上)

在世界銀行的支持下,龐大的石油公司對非洲能源的浩劫還不只上面說的這些。在2005年到2010年間,世界銀行投資了1.7億美元來支持尼爾利亞整個能源部門的改革和私有化。在世界銀行的推動下,尼爾利亞通過了2005年的《電力部門改革法》。世界銀行更對尼爾利亞的能源改革提出建議書和研究方案,這些方案中包括由七個石油公司提出的尼爾利亞天然煤氣的總體規劃,這個規劃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減少天然煤氣燃燒,另一個目標是使更多的尼爾利亞人能用得上電。到目前為止這個總體規劃是完全失敗了。因為兩個目標都沒有達到,不但天然煤氣繼續燃燒,而且在尼爾利亞的1.5億總人口中,只有460萬人可以用得上電。(同上, 26-27)

世界銀行對尼爾利亞能源部門的干預說明了什麽?首先,這個事實說明了,在近年來世界銀行的私人領域的機構, 更積極地協助世界壟斷資本佔據發展落後國家的資源。世界銀行私人領域機構的活動是配合了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推廣,在“全球化”的前提下,世界銀行用對跨國公司融資的辦法向全世界擴張。第二,這個例子說明了世界銀行在發展落後國家內有無比的霸權,這個霸權建立在多數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的軟弱無能上。第三,這個例子說明了世界銀行所要推廣的項目只會使壟斷跨國資本得利,貧窮國家的老百姓不但完全無法享受他們自己國家的豐富的資源,還得承受因為跨國公司開採資源時對他們的土地、河流和空氣的污染,和污染帶來的健康和生命的損害。他們的政府不但出賣了國家的資源,而且對自己的人民無法提供任何的保護。

《世界銀行、氣候變化、與能源投資》的報告中還有更多的由世界銀行支持的項目所造成世界各地環境污染的例子,這些世界銀行支持的項目都是在世銀公有領域和私有領域的各機構合作完成的。 尤其是近三十年來,國際金融公司對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更是借著世界銀行對落後國家援助的假名,來擴張國際壟斷資本的牟利機會,也為國際金融公司累積更多的資金來作進一步的擴張。我相信在中國也一定有不少由國際金融公司所支持的跨國公司投資項目,像對加拿大礦產公司庫姆托爾在中國的投資,國內的朋友們如果能夠作一些這方面的調查,將有助我們對世界銀行的霸權作深一步的瞭解。

“國際“金融組織霸權:總結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帝國,戰後美國帝國勢力的擴張與它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控制有密切的關係。這兩個以“國際”為名的金融組織,雖然隸屬在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下,但是它們所作的決策聯合國完全無權過問。這兩個“國際”金融組織是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擴張的重要工具,在這兩個組織內,各大帝國投票數加起來在總數中占多數,而且只有美國一國掌有否決權,所以重要決策必須得到美國的同意才能通過。

國際貨幣基金對美國戰後帝國的擴張所作的貢獻極大,它不但支持以美元作為世界貿易和投資的交易媒介,而且幫助美帝國制裁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奪取了這些國家的經濟主權和政治主權,迫使它們在制定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時,必須符合美帝國的利益。7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大國面臨了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美國的帶領下,各大帝國不但成功地借著石油美元再迴圈緩合了那次危機,並且利用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外債,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轉嫁給它們。除了將危機轉嫁之外,並且在轉嫁的過程中,強迫這些國家執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在外債壓力下,被強迫增加稅收、減少政府開支、提高利率、增加出口,並將大批國有企業私有化、降低進口稅、廢除各種保護本國經濟的法律,包括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在它們經歷了全盤的經濟結構重整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失去了一部分利益,但是在他們與帝國主義的合作中,還是可以分到不少的好處,但是這些國家的工人、農民和一般老百姓則遭受到物價上漲、實質工資下降、失業等各種壓力,加上政府在教育、醫療和對窮人的補貼等開支的削減下,生活越來越加艱難。

世界銀行集團也同樣是有助戰後美國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從60年代起,世界銀行就以幫助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名義,用貸款作為誘力來影響這些國家的發展政策。世界銀行在60年代和70年代貸給這些國家的錢,多集中在基本設施和交通的建設,這些建設多半是為了便利帝國主義國家從這些國家獲取資源。世界銀行常被看成一個與聯合國相關聯的組織,因為世界銀行有意的利用宣傳來顯示它對世界貧窮國家的關心,還作出一套降低世界貧窮的規劃,但是這些都是它偽裝的慈善面目。世界銀行的真正使命是協助跨國壟斷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擴張。在世界銀行集團之下有三個私有的機構,這三個私有機構的所作所為常常不為外人所知。這三個私有機構在近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倡狂的氣候下,大力協助大型跨國公司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投資,用私人投資來進一步改變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在一些重要的經濟領域,像能源、水資源、礦產、教育等世銀用擴大私人資本來推進行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的改革,促使私有的外國資本在這些領域中取得控制權。在外來私有資本的控制下,落後國家的人民無法使用他們自己國家的資源,而且在外資開採資源的過程中造成了他們生活環境的破壞和自然環境的污染。

這篇文章用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解說和一些例子,來說明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如何成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的工具,以及它們在美國的控制下如何施展著它們無比的霸權。這篇文章並沒有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作完整的分析和報導,因為完整的報導需要寫一本很厚的書才能完成。因為這篇文章已經拖的太長,所以無法談到另一個重要的部份。這個部份就是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如何協助中歐、東歐和前蘇聯將它們的社會主義經濟解體,和如何資助它們加速資本主義的改革。這一段重要的歷史必須留在另一篇文章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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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Leadership, Times Books,

1992

Wade, Robert, “US Hegemony and the World Bank: The Fight Over People and  Ideas, “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2. Volume 9, No. 2

World Bank,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Financing: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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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再造》稿約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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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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