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倒下,天意,還是人為?(看山)

中共當權派為何要整倒薄熙來?薄熙來事件之後,眾說紛紜。旅居美國的王希哲先生給我們寄來一位薄熙來支持者的剖析,頗有參考價值,我們全文登載,供讀者參考。────編者

薄熙來,當代中國政治和思想生態中的一個巨大符號,現在看來似乎是確鑿無疑地倒下了。在巨人倒下的轟然聲中,有人歡笑,有人悲泣。“薄熙來為什麼倒下?”,這問題如同一個魔咒,吸引著各個方向的人向它走近,給出不同答案。疑問依然高懸著,它的跨度將超越十八大。這確實是一個斯芬克斯之問,由此形成的不同共識,或許將決定未來中國的走向和命運。

 

一,天意,抑或人謀?

 

歡呼“薄熙來倒下”的人群,傾向於將此視為一種天運。許多人認為,這說明“天佑中國”,在正確的時間發生了正確的事:恰恰趕在十八大即將召開的節骨眼,次第發生了海伍德案和王立軍滯留美領館事件,這不是天意是什麼?天要薄熙來亡,薄不得不亡。更有人將這種“天意論”賦予一種歷史決定論色彩,例如榮劍先生在其《回望重慶》系列文章中稱:“逆歷史潮流而動,違背人民意願的任何行為,不管是否具有多麼鮮豔的紅色面目,都註定無法長久持續下去。”——榮劍先生的文章,我是佩服的,但這話就有點看不懂了:“歷史潮流”和“人民意願”這些東西,什麼時候在中國這麼管用了?如果真管用,那麼當年的胡耀邦、趙紫陽、方勵之,今天的劉曉波,是不是也是被這個東西刷下去的啊?

 

天意論雖可讓支持者產生一種“天命在我”的情懷,大漲己方威風,大滅彼方志氣,但將這樣一樁足以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輕巧地歸功於天或者“歷史潮流”,無異於把數年來為了“這一天”而殫思竭慮謀篇佈局、風塵僕僕推波助瀾的人之功勞一筆抹殺,令他們成了無名英雄。雖然來日論功行賞時,他們還可站出來說“這是我幹的”,甚至手書回憶錄名傳後世,但此時此刻,因為“天命”而喜悅或悲憤的那些人,豈不要憑白浪費幾多感情?人民的意願既不可違背,人民的感情也不可戲弄,因此還是直接走近真相的好。

 

真相就是“人謀”。通向重慶變天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人謀的影子。早在幾年前,就聽說京城成立了一個倒薄聯盟,成員涵蓋政、商、法、學、媒,範圍遍及全國各地,聯通海外。更重要的是,那些方便出頭露面的,還只是幫閒、跑腿、罵陣之流,真正有分量、有力量的大人物,隱身於大旗幕後。這個聯盟已知的工作是:致力於搜集(能編造就編造)一切不利於重慶的證據,聯絡和整合一切反重慶的人脈與資源,給重慶製造所有可能製造的麻煩,大造醜化重慶的輿論,將重慶的所作所為定格為“逆歷史潮流而動,違背人民意願”……方舟子曾公開表示,幾年前有南方系的人找到他,希望他證明王立軍的文憑造假,被他拒絕。於此可見,這個聯盟的運籌之細、耕耘之深。

 

幾年來,相信這個聯盟及其背後大佬已經播下很多種子,嘗試了很多突破方向。重慶“千日維新”的過程,就是反對陣營羅織罪證、張開羅網的過程。榮劍先生以為:“從(重慶新政)最初實施情況來看,外界的總體反應尚偏於正面”,“即使那些批評者,也是抱著先看看再說的態度,並未從一開始就發出反對的聲音”——這只是浮在水面的表像,水底下卻是潛流洶湧,雖然沒怎麼發出聲音,但早已在製造風浪,只是很多時候製造出來的,僅僅是幾個水泡而已。應該說,“李莊案”是這個聯盟取得的第一個突破,也是各方聯合協同作戰的一次大演習。一些沒有進入“倒薄聯盟”圈子,僅僅從價值立場上反感重慶的人,天真的認為,重慶模式之所以首挫于“李莊案”,是因為“蔑視法律和道義的行為,最終一定不可收拾”;聯盟圈子內的人,更樂於讓人們這麼認為。前一部分人忘記了,出面收拾重慶的,恰恰是製造了陳光誠案、艾未未案等更加蔑視法律和道義的行為之黨中央。李莊案與陳光誠案、艾未未案以及全國大大小小至少數以千計類似案子的區別是:前者或有程序的瑕疵,但重慶打黑的結果是好的,贏得了重慶絕大多數市民的稱讚和擁護,雖於程序正義有損,實質正義卻無虧;而後者不但在程序上更加肆無忌憚,甚至有的還直接取消程序,結果也為民詬病,或者直接就是官黑一家,奪民生計,既損程序,又虧實質。試問:製造了這麼多有過之而無不及蔑視法律和道義的行為之黨中央,怎麼可能因為區區程序瑕疵而收拾重慶?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式的收拾,真的能挽救執政黨在改革開放中積累起來的政治信用和合法性嗎?拿下薄熙來、王立軍,難道就說明中國朝向真正的法治了?重慶對李莊的做法,最多只是對法治不夠尊重;而中央對重慶的做法,完全是取消了法治。正如人民聲援運動的公開信所言:黨的文件說薄熙來違紀,現在中國共產黨違法。”——當年的李莊還有強大的律師團隊為其辯護,主流媒體也幾乎是一邊倒的聲援;現在的薄熙來、谷開來聲息全無,人們只能坐聽黨中央、主流媒體、主流知識份子以及海外輿論聯手對著空氣發功。

 

李莊案之程序瑕疵,絕非實屬罕見,而是全國各地所在多有。重慶與其他地方的區別在於,前者的結果是利民懲黑,後者的結果是利官損民。真正實屬罕見的,是公眾對李莊案程序瑕疵的聚焦烈度,以及公共話語將這種瑕疵上升的倫理高度。能夠做到這一點,不僅僅是因為李莊背靠的由某太子主辦的律師事務所有驚人能量,聚攏了大量政法、政商和輿論資源(這也可構成判斷李莊案是非的另一視角:太子党的牙口、腸胃,眾所周知,現在有一位大太子竟然選擇律師行作為發家之所,不難想像他們打的都是一些什麼官司),更是由於倒薄聯盟的運籌、組織得力,一下子重慶的行為變得人神共憤、千夫所指,打黑的人變得似乎比強姦鄧玉嬌的人、奸殺王家飛、王家紅姐弟的人更可恨。

 

“李莊案”還只是“倒薄聯盟”第一次“浮出水面”,他們真正攪起殺傷性風暴的,是遼寧鐵嶺的谷鳳傑案,將王立軍發跡之地的鐵嶺公安局一鍋端。現在還無法確知,當時策劃者的初衷,究竟是搜羅罪證以打倒王立軍,斷薄熙來一條臂膀;還是敲山震虎,逼重慶自亂陣腳。如果是後者,那就太可怕了——後來重慶事變的每一步走向,似乎都在策劃者的遙控之中:“倒薄聯盟”就像在操作一台爆米機,按下按鈕,這一頭玉米籽進去,那一頭爆米花出來。

 

不妨採用現在流行的拼圖方式,按時間順序來還原重慶變天的幾個關鍵步驟。去年6月,遼寧谷鳳傑案發,王立軍過往的劣跡和瑕疵進入被放大鏡、顯微鏡審視的階段,重慶震撼;8月,中紀委高層赴重慶,據說還隨身攜帶兩明兩暗4個調查組,對王立軍形成“即將採取專政行動”的心理高壓;王立軍很明白自己在鐵嶺留下了什麼樣的尾巴,更明白鐵嶺專案組得到他的資料只會比他本人知道的多,不會比他知道的少,無論問題大小,對正處在仕途上升高速路段的王立軍,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心理高壓下,即使有薄熙來作為後盾,“中紀委將拿他怎麼辦?”這一問題,仍時時撩撥著他的神經,以王之大膽彪悍,乃決定竊聽中紀委;對中紀委在重慶高層的竊聽,顯然不止一次,而是持續了一段時間,夜路走多終遇到鬼,當中紀委高層與中央主要領導人通話時,竊聽被中央發覺,王立軍問題的性質乃改變;詭異的是,面對如此性質,曾經將中辦主任楊尚昆打落塵埃的嚴重錯誤,中央竟然沒有對王立軍採取任何實際性處理,僅僅是加強了調查;可以想見的是,同時有“好心人”將中央已發現王竊聽的事實告知重慶,王的心理壓力更大,重慶最核心的部位開始出現裂紋。

 

在這裏,有必要說明一句:由於竊聽是針對中紀委對王立軍展開的調查,而王立軍本身又有竊聽之能(他後來直接啟動了對薄的竊聽),所以薄熙來事先知情的可能性很小。當事後知道王立軍竊聽並被中央發現後,由於性質不同,薄不可能再對王表現出大包大攬;在王的感覺中,這就是薄有可能棄子的表現——策劃者的圖謀終於生根發芽了,經過種種巧妙運籌後,倒薄聯盟進入聽胡階段。王立軍確有理由對薄熙來心懷怨憤:自己在鐵嶺那點事,比起別人來根本不算事;如果不是追隨薄熙來打黑成為眾矢之的,自己又怎麼會暴露在中紀委的槍口之下,何必冒風險搞竊聽?現在眼看事情鬧大了,薄熙來竟有切割之意,王立軍焉能不憤憤不平?中央將王立軍竊聽事件拖得越久不處理,王心中那根憤憤不平的幼苗就成長得越茁壯,最終演變成搜集薄的不利證據,要麼逼薄與自己綁在一起,要麼出售以邀功這樣一種清晰思路,並利用自己手中權力,開始了對薄的偵察和竊聽。11月海伍德案發,成為底定勝負的關鍵一子。按常理說,此案事涉友邦,中央既敢在事後公開宣稱有證據顯示為他殺,薄家人有涉案嫌疑;而且王立軍在赴美領館前,也事先安排了人手定時向南方系爆料以作為保險,此案之“做實”應無疑義。但疑竇在於,此時的薄、王之隙,雖然還沒有公之於眾,然谷開來豈能不知?如果真的事涉兇殺,薄、谷又怎麼可能讓王有接觸事態、甚至掌握證據的機會?從人大記者招待會上薄的態度看,他自信自己是沒多少問題的。因此,真相就有了另一種可能。

 

王立軍太需要一根救命稻草了,他必須掌握薄熙來的致命要害,才可能從絕境中突圍而出。如果沒有很清晰、確定的證據,對於這個敢於竊聽中央的人來說,含糊的可能性也不妨做成確定——批評者不是一直說,王立軍早就是這樣幹的嗎?畢竟,薄熙來作為當下糜爛官場中一員,王立軍和其他人一樣,不相信薄會“出污泥而不染”。薄肯定有問題,關鍵是要給出一個“必須查他”的藉口,將其置於聚光燈之下,這是王立軍和“倒薄聯盟”不謀而合的思路。王立軍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個這樣的藉口,並且以“滯留美領館”的驚人劇碼,使“查薄”如箭在弦上——當箭射出去後,對藉口的真偽就不能置疑了,必須眾口一詞。

 

此時此刻的中央,對薄熙來罪證的需求與王立軍同樣迫切。只有像海伍德案這種大罪,才能將薄熙來一擊而倒,並且不起波瀾。面對友邦和黨內支持薄的力量(人民是無關緊要的,不在考量之列),中央確實不太可能自己出手製造假案,畢竟現在已經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時代了。但如果是王立軍在基層早已做好了鋪墊,而且一口咬定,中央只需要順手推一把,相信樂於順手一推的,大有人在。正因如此,在這個國家和地方的領導人曾經大部分被以諸如“叛徒”、“內奸”、“投降派”、“反革命”之類罪名打倒,而且似乎還證據確鑿的國度,一日薄熙來、谷開來不能站出來自由、公開地說話,一日人們有理由懷疑此案到底是確實,還是做實”.

 

二,中國為什麼需要薄熙來?

 

在憲政民主成為普世話語和政治正確的今天,可能大多數知識份子都相信,民主化是當下中國的唯一出路。這些人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民主化也需要前提和條件。抽象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中國也終有一日會實現民主,但民主並不是當下中國的迫切問題所在,也不是解決問題的對症之方。

 

首先,民主的良好運行需要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簡單說就是一定的人均收入水準,中產階級作為主導成分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在缺乏上述基礎的轉型國家,罕見民主制度運行的成功案例。究其原因,民主制度的政治決策間接訴諸民意,而在金字塔型社會的內部,貧富兩端的利益矛盾尖銳,衝突難以調和,社會情緒易趨極端,民主制這種自下而上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秩序,難以穩定。不是經常陷入兩極對立的動盪,就是精英階層(權貴資本)為了自身的利益安全、同時也是為了社會全局的穩定,“不得不”扭曲制度,將訴諸民意的程序歪曲成持之一端的權柄,民主徒有其形。

 

這還只是民主社會本身的運行條件,由非民主社會向民主的轉型,所要求的前提更苛刻,因為它需要經歷一個先破後立的過程,其間社會秩序必然出現空文件與缺口。即使只從避免大的動亂這一最基本要求出發,至少也需要社會內部沒有積累大的矛盾和怨恨,社會情緒相對平和。否則,從長期壓抑中解脫出來的雙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報仇解恨,如此又怎麼會有構建民主所必須的協商、退讓和妥協精神?社會又如何走向有序?坐在“原罪”火山口上忽悠民主,富豪們就不擔憂自己的身家性命嗎?如果9常委中大多數人的身家都數以億計,你讓他們怎麼敢答應開放政治參與、實行官權民授?在這種積怨深重、矛盾尖銳的社會條件下,如果既得利益群體還支持民主,那只說明一件事:他們心中所想的“民主”,和你心中所想的不一樣,和他們口中所說的也不一樣。這種“民主化”,對於經濟既得利益階層來說,就是經濟政治的一體化;對於政治既得利益集團來說,就是權力分配的一勞永逸,正像國企私有化是對利益分配的一勞永逸一樣。

 

因此,民主化的前提,是必須化解過多的社會積怨和不公,這也是當下中國最亟待解決的難題,無疑也是民生之外,大多數中國人最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民主化在中國一日不可能真正成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進行一次目的在於矯正社會正義的利益再分配。普京就是因為進行了這種矯正,聲譽才達到最高峰,才能帶領俄羅斯走向復興。矯正的幅度和範圍,可以視具體情況和條件而定,但這一程序必不可少,這是完成社會正義、穩定人心的必要儀式。否則,良性的民主化就只能貽之於分配關係穩定的幾代人之後。

 

這種矯正,直指最強大的利益集團,難度可想而知。它的啟動、進行和完成,需要一個能夠擺脫利益集團糾葛的政治強人。薄熙來就是這樣一個人,而且是在世政治人物中唯一符合標準的人選。正如胡耀邦、趙紫陽成了右翼的圖騰一樣,在今天,薄熙來也成為左翼民眾的圖騰。但薄與胡、趙不同。胡、趙之贏得擁戴,僅僅是因為思想傾向符合右翼的期待,這在當時的政治領導人中屬於鳳毛麟角。但胡、趙的政治主張是否真的和擁戴他們的人一致(在這方面胡一輩子也沒達到要求,趙只是在下臺後才有所表態),胡、趙上臺後又能否實現這種主張,支援他們的人心中也沒有數,只是打著能夠往前推一步就推一步的算盤而已。薄熙來則不然,他不但提出了明確的、符合左翼期待的主張和方案,而且展現了足以踐行方案的能力。在支持者的心目中,他既知道要做什麼,又能夠把事情做好,他是真正的理想化身。通過唱紅、打黑、除惡、肅貪,他表達了一種矯正正義的願望、意志和能力;通過重慶的民生建設,他在讓部分人感受實惠的同時,更讓大多數人看到了遠景。支持他的人奔相走告:這樣的領導人,這樣的未來中國,正是我們想要的。

 

這樣一面旗幟,這樣一套解決方案,如果由“第四代”提出來最好,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由此可畫出一個圓滿的弧形,一切議程在時間上都銜接了。但是,“第四代”限於識見、能力和魄力,蹉跎十年。“第五代”當然也可以接過這套旗幟和方案,但要取得民眾的信任仍然是一個難題。人們憑什麼要相信他,相信這個此前一直循規蹈矩、泯然眾人的人?同樣的事情,不同人操作,結果顯然不一樣。恐怕沒有多少人會相信:沒有鄧小平,中國也照樣能成功邁出改革開放的腳步。所以,薄熙來在今天倒下,也意味著中國的社會進程在某種意義上被中斷,民主化再次置後,啟動的可能性遙遙無期。那些致力於打倒薄熙來、歡呼某些忽悠政治改革口號的人,以這種方式正在離自己最終的目標越來越遠。

 

這也是薄熙來真正的罪狀——第五代還須藏鋒韜晦、不能自我展露的敏感時期,薄熙來走出了自己的路,讓其他人無路可走。9常委董事會當然各有各的利益,相互之間也在博弈,但如果把他們視為一個整體,那麼這個整體至少名義上的共同利益是十八大交接班的順利穩定,薄熙來成了這種穩定的潛在威脅。搬開這塊石頭,在董事會層面很易達成共識,何況似乎大家還都有餅可分.

 

董事會層面的大局需要,“倒薄聯盟”系統的佈局謀篇、穿針引線和推波助瀾,這才是“薄熙來倒下”的真正原因。薄熙來終於倒下了,就在中國最需要他的時候。但是,即使薄熙來的仕途終結,也並不意味著這個政治符號生命的終結。反之,就像歷史曾反復表明的那樣,薄熙來倒下得越徹底、越悲壯,彙聚到這個符號上的能量越大,薄熙來停留在民眾記憶中的時間也越久遠。自毛澤東以後,左翼終於又有了自己的第二具圖騰。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幅圖騰將越來越高大。當代中國能夠孕育出第二具左翼的圖騰,實在是因為現狀太右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需要薄熙來。薄熙來並沒有倒下,反之還將站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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