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失敗或許比成功更有意義(李憲源)

重慶市中共黨委書記薄熙來為曾任副總理的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是中共「紅二代」中的佼佼者。2007年11月,薄熙來由商業部長轉任重慶市委書記後,大力打擊作惡多端的龐大黑社會勢力,積極提倡歌詠革命與愛國歌曲(簡稱「唱紅打黑」),並標舉「共同富裕」,致力縮小貧富差距,政績卓著,頗得民心,建立了在大陸獨樹一幟的「重慶模式」,但也成為左右各派毀譽不一的政治人物。今年2月6日,薄熙來的得力助手、曾在打黑行動中立有大功的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突然進入成都美國領事館,滯留一天後,方由國家安全部帶回北京調查訊問,釀成軒然大波,一時之間,謠啄紛傳,實況至今未明。原本有望在今年中共的十八大晉升為政治局常委的薄熙來,為此而政治前途蒙上陰影,「重慶模式」能否持續並推廣為未來大陸的新發展模式,也成議論的重點。旅居加拿大的李憲源先生寄來他去年評析「重慶模式」的文章,雖為舊文,仍具新意,爰予全文刊登。──編者

作者按:此文是20119月應某“重慶模式討論會”之約撰寫的專題論文,因受徵文字數限定僅摘要發表,全文從未公諸於眾。值此“王立軍事件”或把中國再次推向歷史“十字路口”之際,本以為可以忽略遺忘的這篇舊文,其政治針對性和歷史時效性,是否遠遠超出了作者自身評估和想像?——有待廣大讀者來評判。

“重慶模式”爭議之大,不在於目前做了什麼,而在於這一模式帶頭人的內心深處,有無重走毛時代社會主義道路的想法。

在某些左翼人士看來,不提“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之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重慶模式”,不過是當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作自我調整的“再版”。恢復“為人民服務”立黨宗旨和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地位的種種說法,不過是為推行 “換湯不換藥”的“改良主義”做掩飾。而較為“主流”的左翼看法,則更願意把“重慶模式”,看作中國回歸毛時代社會主義傳統的重要跡象和現實展示;歡欣鼓舞之情,勝不自禁。跟上述左翼主流期待和評價相吻合,中國右翼精英則把重慶的“唱紅打黑”,認定為“文革極左思潮死灰復燃”的現實表現和動向。憂心之忡忡,幾近五內如焚。而要確定這些感覺是否符合實情,零打碎敲不行,而必需用“普遍聯繫”方式來審視。

近兩年來,中國最具歷史標誌性意義的事件有兩個。一個在東北,某位以“必先做大蛋糕”為名大搞“化公為私”的資方代表,因推動“兩極分化”太過積極冒進,一命嗚呼被通鋼工人怒不可遏的亂拳擊斃。另一個,則是隨後出現的“重慶模式”。通鋼事件的爆發,凸顯依靠“(少數人)先富”路線“全力做大蛋糕”的主流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面對毛、鄧生前均十分擔憂會發生的階級矛盾在中國空前激化之狀,作為宣稱沒有任何私利而永遠以人民利益為唯一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連同其奉行的特色理論,受到嚴峻挑戰與考驗。繼“唱紅打黑”之後,薄熙來《縮小三個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主題報告,顯示“重慶模式”的本質,其實就是試圖對上述挑戰考驗作出回應。用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的話來說,“重慶模式”能否通過採用一整套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具體方案,“營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道德高地”,乃是一件能否繼續確保“中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的頭等大事。也許只有緊扣這樣的著眼點,人們才能得出更加符合實際的解讀。
回顧追溯“重慶模式”的醞釀過程和啟動軌跡,其實從一開始,就更接近崔之元、甘陽等新左派人士構築的理論框架;其核心就是頗具折中調和色彩的“毛鄧銜接論”。按照這輪說法,毛澤東路線和鄧小平路線之間並不存在根本性對立衝突,而只是適應了中共建國之後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發展需要。毛澤東時代為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提供了強大物質基礎和高效強勁的党國一致動員體制。鄧小平路線則是毛澤東路線在最新歷史條件下的自然延伸和必要創新。中華民族最明智的選擇,就是不要片面褒貶兩者中的一方,而是充分發揮兩者各自優勢,糾正避免兩者各自缺陷局限,做好具有歷史超越性的“合題”。

 

人們並不知道薄熙來多大程度上受“毛鄧銜接論”的思想影響。但經常把毛主席語錄掛在嘴邊,又從不吝惜對鄧小平路線的讚美頌揚,卻無疑是薄熙來一大發言風格。在其強調“共富”的那個《報告》中,被右翼媒體宣傳認定“毛左思想”嚴重的薄熙來,最為引人注目的地方,既不是一如既往地再次援引了毛主席的話,也不是高達十一次之多地提到鄧小平,而是以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和動人肺腑的罕見語調,把“鄧小平理論”中一向被主流刻意掩蓋的“另類觀點”,作出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與強調—— “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了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在資產階級不僅早已產生、且對國家事務越來越多發言權的情況下,重提鄧小平這類鮮為人知的重要說法,意味著什麼?人們可以從各個角度去思考揣測。但不管是什麼思考結果,卻都必須面對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這些年來,“鄧小平理論”從來就不是這樣被闡發和運用的。在掌握“主流話語權”的中國右翼精英聯盟手裏,這個“理論”一向被作為最得心應手的工具,為“先富”者們肆無忌憚地擴張自身利益和瘋狂剝奪“後富者”的利益,提供勿容絲毫挑戰置疑的權威依據。而薄熙來的這份報告,卻一下把“鄧小平理論”這門“大炮”的炮口,轉向了一直使用同一門大炮瞄準億萬“屁民”狂轟濫炸的“專業炮手”們。面對這一明顯違反“主流常規”的逆向炮轟,以“做大蛋糕”為名頑固堅持私有化導向之“先富路線”的“先富”精英們,將會怎麼應對?是持續保持難堪尷尬的沉默?還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強大宣傳機器,繼續強詞奪理?這或將是本年度中國公共事務中,最為微妙、又最引人入勝的一個看點。
基於本人的“極左”思維習慣與本性,我對“毛鄧銜接論”一向持保留態度、並甚專門寫過相關質疑文章。而這一次,看到薄熙來借鄧大設計師一連串具有不容挑戰置疑之權威性斷言,那麼酣暢淋漓、無遮無攔地放炮,“先富”政治家和理論家們能言善辯、從不認輸的鋼牙鐵嘴,一下啞然失聲幾同一堆廢銅爛鐵……。就沖這一點,就不得不佩服一下“銜接論”發明者的政治智慧。

 

但在部分左翼人士眼裏,怎麼看怎麼覺得彆扭的“毛鄧銜接論”,單靠薄熙來《報告》強調“共同富裕”這個聯結點,卻抱有極大疑慮。他們擔心:真按這種“和稀泥”色彩強烈的框架去操作,利益微調,“小打小鬧”,是否真能有效扭轉“兩極分化”既成大局?薄熙來面臨最大難題,是怎麼可能在不觸動資本統治佔有超強優勢和控制支配力的前提下,為不斷“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i]的工人農民,爭得符合社會主義本義的政治地位和經濟份額?重慶所實施的“共同富裕”模式,又怎樣才能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木不治本”的例行做法,劃清“是延安還是西安”的基本界限?

 

而在我看來,回答上述懸念的答案,其實並不掌握在薄熙來的手裏,也不掌握在狀如散沙的大多數工農大眾手裏,而掌握在人數雖少、組織性超強和能量空前的“先富階級”手裏。一切要看他們是否真能節制貪婪,讓腦瓜“充滿道德血液”,跟熱切盼望公平合理重新確定“蛋糕份額”的“待富大眾”真誠和諧相處?還是重走當年國民政府殺人不眨眼的“戡亂救國”血腥路子?

 

中國“先富階級”迄今為止對“重慶模式”的所言所行,特別是對薄熙來報告闡述的共富理念和立黨宗旨,如果不是採取不擇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態度,以薄熙來為代表的、對文革急風暴雨式群眾運動心有餘悸卻又不失安邦定國之志的中共“紅二代”們,或許還真能走出一條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又不同于“文革道路”的新路子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整個世界的發展前景,或許真會因此增添前所未有嶄新篇章!

 

反之,薄熙來那套跟“文革做法”顯然相去甚遠的思路,他那種力求“不偏不倚、貧富雙贏”的探索,以及他那套遲早會迫使“先富”向“後富”作出必要利益讓步的重新“劃分蛋糕”方案,如果被栽上“重走文革極左老路”或其他罪名慘遭挫敗,那就只能證明:在階級矛盾與衝突已經相當厲害的中國,摒棄毛主席群眾運動路線和階級鬥爭方式,試圖以“重慶模式”切實有效扭轉“貧富兩極分化”的“特色”之路,其實並不存在。

 

任何瞭解熟悉“維新改良”與“革命造反”彼消此長內在轉換關係的有識之士,都不難明白“重慶模式”如果被扼殺否定,對不堪承受“住房、教育、醫療和腐敗”“四座大山”之重的中國勞動大眾,以及對一手製造這些“大山”的倒行逆施者們,將各自意味怎樣的結果。

 

或許因為薄熙來一再聲明“唱紅打黑”跟文革沒有任何關聯,重慶推進“共同富裕”的做法也明顯缺少“毛式革命”的跡象,某些左翼人士責難攻訐“重慶模式”的勁頭,跟右翼的討伐圍攻相比,似乎毫不遜色。這些人非常擅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典詞句,去對照抽查每一個令人生疑的情況。但對於怎麼有效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原理去現實中創造必要歷史條件,以及在何種歷史條件下才能有效地推動革命,卻從來提不出、或不屑提出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案來。

 

中國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勢力,不僅已經形成了組織嚴備的完整階級,掌握了空前強大的政治經濟資源,而且通過投靠國際資本勢力,建立了裏應外合的行動機制。而中國渴望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廣大工農群眾和進步知識份子,基本處於一盤散沙狀態。面對中外資本主義勢力比毛時代不知強大多少倍的現狀,薄熙來要把“體制外”民間左派“消滅私有制”和肯定文革的主張,作為“體制內”的公開號召和行動綱領,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其“體制內”政治權力。這樣的選擇,誰高興呢?極其害怕薄熙來借“共同富裕”為名、行恢復社會主義之實的中國精英走資聯盟,一定會非常地滿意和高興。

 

所幸,薄熙來沒有這樣笨。

 

按薄熙來目前政治局委員身份和中共“全黨服從中央”組織原則辦,在黨中央沒有做出相應決議之前,採取可以作出各種解讀的“模糊”政治姿態,固然難免招致部分左翼人士的反感,卻也能削弱右翼勢力瘋狂反撲的程度。世上本無兩全之策;正確的做法與選擇,是在清晰與模糊之間,保持恰到好處的平衡。

 

但黨內推動客觀公正重新評價文革歷史意義的暗流,似乎已經湧動。跟薄熙來一樣 “入常”呼聲很高的另一位中共“地方大員”,曾在跟上海交大學生交流時明確指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

 

對照中國已經出現新生資產階級和大量工人農民淪為社會底層之不爭事實,這段旗幟鮮明肯定文革初衷的話,處在旁觀地位的俞正聲可以大膽講,在風口浪尖的薄熙來,顯然就不能這麼講。在所有黨內高官中,即使俞正聲的說法離左派最近,他卻同時又說:“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毛主席)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擔心而尋找一種錯誤的道路。”

 

問題是,這種貌似兼顧左右立場和感情的表述,結合薄熙來所作的“共同富裕”探索,如果反映了中共“紅二代”力求尋找一條“超越性”道路的真實衝動,真能成功開闢出一條既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又不同于“(文革)錯誤道路”的光明大道來麼?在某些“左派人士”眼裏,這種不明不白的“政治模糊性”,無疑帶有機會主義的味道。但在我看來,這比他們所期待的“政治明確性”,或許自有其特定的階段合理性。如果把“重慶模式”的崛起,當作中國歷史長河中一個無法跳越的特定歷史過程來看待,面對“敵軍圍困萬千重”的國內外“資本全球化”整體局勢,一開頭就把重慶搞成一個“水至清則無魚”的“真宗社會主義樣板”,或許就連“開頭”的機會,也都沒有了。

 

說實在話,本作者倒寧可希望看到“重慶模式”被搞成一個典型的“改良主義樣板”,一個為秦暉、蕭功秦等自由親美派人士嚮往鼓吹多年而不得的“好資本主義”鮮活標本。這樣的話,一旦它被中國“先富”精英聯盟成功扼殺,壯烈犧牲的,就不是願意耐心等待更多人覺醒覺悟的中國毛派社會主義者,而只是“毛鄧銜接論”中想跟“毛路線”接頭而終於沒能接上頭而自行宣告徹底失敗的“鄧理論”。當“紅二代”想用改良方式增加“中特主義”合法性和凝聚力的重大實驗,不幸壽終正寢之時,新的歷史一頁必將展開帷幕!作為歷史“開拓者”載入史冊、又以“墊腳石”收尾的令人惋惜的薄熙來,不管其內心深處到底怎樣想,“重慶模式”的興衰存亡,將從不同角度雄辯證明:“在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之類被媒體刻意封殺的假言假語,其準確度和歷史生命力,確實大大超過了那些被大肆宣傳的真言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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