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討薪六法 (黃紀蘇)

筆者沒怕過員警,因為不偷不搶不吸毒,確實沒怕的必要。筆者也沒喜歡過員警,因為他們不屬“面相友好型”人群,成天反扒、扣本、提審什麼的淨橫眉立目了,哪兒像婚慶公司的業務員甜得跟蜜餞似的。現在全國不少地方的警局派如花似玉的女警執勤,筆者一方面疑心她們是假執勤真擺設,一方面又擔心她們真執勤真毀容。以上輕鬆一下,說點對員警這個行業的不正經印象。以下進入正題,從最近的重慶員警為農民工討薪說開去。先介紹事件的場景——重慶。

 

重慶近年來成了中國最敏感的部位,有點像改革前期的深圳,但又不太像。當年深圳領跑中國,被領的或快或慢,都是跟著跑,基本沒往別處跑的,更沒反著跑的。而改革到了今天,貧富懸隔,利益分裂,人心殊途,幾乎一人一階級,一戶仨陣營。每出一件事,輿論界都會惡戰一場,幸虧那些大炮都不是真炮,不然神州早一片焦土了。事情出在別處是這樣,出在重慶就更是這樣,因為自從唱紅、打黑、“民生才是硬道理”等等以來,重慶在很多人眼裏越來越像社會歷史過程中的“拐點”了。 再交代事情的經過:

 

重慶公安局刑警總隊一名負責人偶遇工地保安追打討薪民工,亮明身份制止卻遭圍毆。重慶江北區警方連夜調查,抓獲黑包工頭俞某及其20余名打手。目前,已有67名農民工領到了被拖欠的81萬餘元工資。(據《南方日報》網 5月6日報導)

 

這樣一件事出現在中國的“拐點”上,果然再次引起輿論的騷動。輿論的一極是(我基本直譯):終於盼到這一天了,紅軍回來了,執政黨回頭了!另一極是(我試著意譯):不好了,這是國進法退,再退就到文革了!上綱上線到這樣的高度是很好理解的,否則上述時代背景再加讀書人一貫的抓舉挺舉能力就不好理解了。我倒是覺得重慶這次出動特警,主要目的還是處理惡性打人事件,討薪只是順路捎帶。但不管怎麼說,順便討也是討,今後順勢發展成為一種政策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那就再說說農民工這薪到底該怎麼討。先看看迄今都怎麼討來著。

 

目前農民工討薪大致有嘴、刀、命、德、法、政六種討法,以下依次論列。

 

嘴討  即跟老闆講理,這肯定是首選。但老闆也有他的理,例如,“資金鏈條斷了,不好意思啦”;又如,“我還你錢?誰他媽先還我錢啊!”這樣的理,在農民工辛辛苦苦白乾一年的面前,實在太軟了。軟沒關係,老闆有硬的。去年年底都江堰農民工擋在老闆轎車前非要理論,結果老闆抽出一尺長的硬道理當場刺死一位刺傷一位。重慶這次嘴討的上半場也是同一套路:以軟道理始,以硬道理終。

 

刀討  所謂“暴力討薪”的一種。由於“軟道理”跟“硬道理”太不對稱,有的農民工只好也來“硬道理”。但硬道理跟硬道理也不一定對稱,老闆周圍又是黑貝又是黑保安,農民工單打獨鬥根本不是對手。按說老闆欠薪不會欠一個而是欠一群,那麼,成群結隊的硬道理未必不能對抗老闆的人防加犬防。但農民工肯定是無所畏懼的少,有所顧慮的多:沒孩子的有老婆,沒老婆的有老爸,沒老爸的有老媽。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啥都沒有因此啥都不怕的判斷,當時沒準兒對,今天就太難說了。

 

命討  雖然同屬“暴力討薪”,刀討是拿對方的命討,命討卻是用自己的命討。命討者沿著塔吊腳手架爬到高空,把自己的命像匕首或日食一樣懸在國運的頭頂。於是,高度化作力度,討薪問題變成維穩問題。誰都知道,對政府來說,穩定壓倒一切。但並非登高就事關穩定,爬上天安門廣場的國旗杆一定能驚動維穩辦甚至撤了他們,而從狼牙山懸崖下去就不一定了。就說爬塔吊吧,一要你能爬,二要你敢爬,三要在鬧市區,四要白天人多,五要大氣能見度高,六要做好真跳的準備——總之,前提條件太多了。

 

德討  就是用童聲合唱《讓世界充滿愛》之類感化老闆。這裏有個小悖論:老闆要是能感化跟本不用你去討,年三十之前就把工錢結了——媒體報導過這樣的“感人事蹟”;而那些需要去討要的老闆,血管裏道德血液都斷流多少年了,就是請 余秋雨 先生親自出馬“跪求”他們慷慨解囊,恐怕也沒用。其實還真不能光責備老闆,在一個社會比經濟還要市場、在一個以弱肉強食為經以不擇手段為緯的咱們這兒,能量大的折騰國庫,能量小的折騰地溝油爆皮西瓜,人跟人就差拿牙籤互相紮著吃了,在這種大形勢下,如果老闆光欠薪不害命,雖不一定能感動中國,但起碼能感動自己吧。

 

法討  法律討薪好像也不太靠譜。法律自從配備了法袍法槌確實好看多了,但還不夠好使。首先,使用說明就讓人一頭霧水。法律語言基本上如 賀衛方 教授所期望的,在哪國不像哪國話,跟小語種似的,需要養一幫律師法律顧問做翻譯。有些“高翻”批評討薪農民工“法律知識欠缺”,不懂得討薪屬於“仲裁前置案件”。他連這都懂了,還留在工地幹嘛,直接到政法大學當博導不好麼。其次是使用費太高。且不說打官司耽誤了掙錢,也不說交通食宿要花錢,單說律師費他就出不起。前不久李莊的律師同行撰文披露李莊的俠肝義膽,說他連五萬塊錢的活兒都接過。律師們看不上的錢,農民工未必出得起,出得起也肯定不划算。

 

政討  中國是大政府,由政府出面討薪把握最大。八年前也是重慶,溫總理幫農婦討薪,“當即指示當地政府”後六小時,錢就到了農婦手上。那次討薪雖酷似“德討”,但本質上和這次特警帶槍略無二致——力度甚至相當於帶炮。但縱觀全國,各級政府是不太愛管這類事的。原因很簡單:不少政府官員從洗腳到買房到子女留學都由老闆結賬,老闆的錢有數,幫官員結了就不能給民工結。另外,老闆幹的有些確是政府工程,還在向政府討薪,你催他把錢給民工,他會說錢在您那兒直接給他們不就完了。如果欠薪老闆是政府官員的秘密合夥人甚至胞弟,那就更難辦了。你拿槍對著他,他仰天大笑怎麼辦?笑完了再唱《國際歌》怎麼辦?

 

六種討法中,前三種要避免,後三種要改進。後面改進了,前面也就避免了。要改進後三種,需要正確理解道德、法律和政治之間的關係。

 

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民意是道德的訴說,民調民選微博之類都是民意的表達。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道德民意大體就有什麼樣的法律法規。當然,民意肯定更生動,法律肯定更穩定,但它們的基本內容基本指向不可能也不應該有太大差別。立法者和執法者須使法律既不輕從太愛變臉的輿論,又能反映國情民意的基本走勢,這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劇變社會尤其重要。可現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二者在某些地方太過分裂了,很多人太愛歡強調二者的對立了。當年主流經濟學家主張“經濟學不講道德”,今天的主流法學好像也是這麼看待道德民意的。 賀衛方 教授最近在人民大學演講“律師與正義”,他就主張律師“這個特殊行業”可以不遵奉實事求是這樣的普世價值——這很有趣,他們反對員警“黑打”,卻支持律師“黑辯”。

 

法律與道德民意脫節的一項重要成果是,如今溜門撬鎖雖還需要點犧牲精神,盜搶國庫已經不用冒生命危險了。在現行的司法安排下,死有餘辜的巨貪們一死就緩,在牢裏沒幾年便回歸日常人生,比插隊或五七幹校還短,快趕上驢友們去幽谷秘境夏令營了。法律之所以這麼不道德,之所以置一泄千里的腐敗形勢於不顧,拿火花四濺的民意不當回事,主要原因當然是整個貪官集團由於熱愛財富於是愈加珍愛生命,一定要為瘋狂賓士加裝安全氣囊不可。次要原因則是那些法學家律師們的宣傳鼓吹。法學家律師這樣做也許是出於靠山吃山、追求行業利益最大化,也許是因為幹一行迷一行其他神馬都是浮雲。反正在他們那裏,法律或“程序正義”的一根毫毛一粒頭皮屑都神聖不可侵犯。對於堵在法律大門口的民意,他們做出一副隨時準備殉道的樣子,讓人想起小瀋陽身邊手持板磚橫著走的王金龍。對於民意,他們已經眼黑到了民意跟“程序正義”有出入他們要批評,沒矛盾也照樣批評的地步。就如藥家鑫案,民意無非是怕那些“法家”臨時變成“儒家”,不能依法定罪量刑而已,結果在他們的筆下成了類似文革的“群眾狂歡”。

 

再說法律和政治。法律有的部分離政治較遠,有的離政治較近,有的就是政治,如剛剛說到的特大經濟犯罪的實際免死,又如遺產稅的立法等等。法律和政治的關係中,和政府的關係最為敏感。政府和法律彼此獨立,各司其職,廚房的歸廚房,廁所的歸廁所,這不但是常識也已是共識了。在中國,法律長期柔軟,就沒怎麼筆挺過,在維護社會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像鬆緊繩而不像鐵欄杆,教訓很深,應當記取。最近讀一位老法官回憶當年審理潘漢年案的文章。該案屬“中央交辦的案子”,對潘的指控儘管多不成立,但毛主席既已宣判在先(不殺),法院能做的只是“辦理法律手續”。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老人無可奈何之際,只好給辦案人員背誦唐代散文。那還是文革前,好歹還補個“手續”,文革中連手續都不補了。

 

司法的徹底獨立就不說了,因為誰都沒見過。司法的相對獨立會有助於社會公正(雖然也未必)。但我們要明白,這並非事情的全部。對於生活于現實中的男女老少,他們首先要解決實際問題,至於是在二中院解決還是到市政府解決,他們真的無所謂,去哪兒都行。十字路口紅綠燈有時憋了會老一種顏色,我還真沒見過一個行人戳那兒傻等的——除了我自己有一回。中國以往“政治”遠遠大於“法治”,大事小事由資源豐富的政府包辦。越辦自然就越能辦,越不辦也就越不能辦,市長辦公室一個電話就立竿見影的事,法院不知拖到什麼時候——法院執行能力差、判了跟沒判差不多是公認的。什麼事都由政府辦,這肯定不是最佳,但也不是最差,總比辦不了強。據網上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近發出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加大力度,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及相關職務犯罪,” 其中還提到“要深刻領會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筆者讀了這則消息,一方面替老百姓的安全高興,中央領導總算批示了;一方面替法治也替憲政學者sorry,百姓的健康和法治建設這回不是雙贏。

 

功能上,德治、法治、政治三者間會處在一種零和關係中:你忙他就閑。如果精神文明辦把舉國上下搞得風氣淳然,那麼法院每週工作三天、防暴員警轉業打棒球都行。如果精神文明辦不辦事,讓范跑跑越跑越多,那麼法院只能向劇院看齊,每週只歇一天。如果精神文明辦既不辦事,法院也是門票甚貴,排隊甚長,收效甚微,那麼市政府就改三班倒吧,防暴員警需要從棒球隊挖人來改掄警棍也極有可能。其實我是想說,天下的事本無一定,你經營好了就歸你,經營不力就歸別人。

 

還是說為農民工討薪的事吧。矢志于中國法治的律師、法學家們,與其憂慮政府派特警討薪會把法治討退步了,於是英雄兒女似地堅守“程序正義”,真還不如何主動出擊,義務為農民工打打官司,通過幫他們實現實體正義來維護你們的程序正義。具體建議:為李莊成立的那個法律救援團別忙著解散,乘勝再去救援救援討薪農民工吧。

(原載《鳳凰週刊》2011年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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