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香港「政治劇本」的框框 (呂大樂)

香港大學社會系教授呂大樂最近在香港《明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指出香港的政治與社會抗議運動已淪為徒具形式、缺乏實質內涵的鬧劇。呂教授此文雖就香港情況立論,卻是大多數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社會所共有的現象,故我們予以轉載,以供我們身處歐、美、亞、拉丁美洲各地的讀者攬鏡自照,反思一下本身所處的社會是否亦有雷同的狀況。──編者

究竟一個缺乏市民信任、民望低落、未能有效管治的政府對社會可以造成多大的傷害,觀察現時香港的狀,便可知一二。我之所以這樣說,不是意圖將現在香港社會上的種種問題都推到這個弱勢政府身上。事實上,剛好相反,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呼籲大家不要太過熱中於批評特區政府,原因不是我認為它表現良好,沒有值得批評的地方,而是如果現時社會上流行的那種批評繼續重複下去,只會令整個香港社會停滯不前,難以進步和有所突破。在目前制度上的種種限制之下,很難想像特區政府可以憑覑轉換班底而脫胎換骨;在未來十年或更長的時間裏,恐怕真的需要「打定輸數」,為更惡劣的局面作好準備。

整個社會陪著政府退步

在這樣的一個困境底下,市民嘗試積極回應,就必須要督促自己進取、進步。問題是: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裏,整個社會也陪著這個政府退步,對政府的批評大多數都是口號、姿勢,齊齊下滑向新的低點。現時香港社會的這種狀態,的確令人擔心。

坦白說,面對一個如此弱勢的政府,實在太容易在本地新聞媒體上得分了:現在,有道理的和沒有道理的、有根據的和沒有根據的批評,都自動或半自動地成為可以成立的、有一定代表性的(雖然本地媒體從來不怎樣考慮有關程度的問題,所以基本上不會區分哪些是少數意見,哪些是一般人的想法)意見。面對一個如此弱勢的政府,差不多任何行動都可以「達陣」。而面對沒有把關功能的新聞媒體(包括媒體上的評論),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放大。現時呈現在媒體上的民意,五時花六時變,經常搖擺,背後的原因不一定是市民本身經常改變主意,而是我們從畫面、版面及大氣電波所能接觸到的,不少根本與一般市民大眾的想法沒有必然連繫。如果仍然有人視本地新聞媒介為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那他們或者需要有心理準備,因為它是一面哈哈鏡——不是鏡裏沒有所謂的現實,而是面容扭曲,比例失衡。

習慣了只求發聲 擺個姿勢便大功告成

在這樣的社會、政治環境裏,社會上的聲音愈來愈多。必須說明,市民爭取機會發聲,這是民主開放社會的常態,本身並無不妥。所以,問題不在於發聲,而是今時今日大家都不自覺地變得懶惰了,太過滿足於發出聲音(因為只要這樣做就已可以爭取到傳媒的注意,而面對一個弱勢政府,一點點的輿論壓力亦可以令特區政府不知如何是好),而愈來愈少認真跟進後面所需要做好的政治工作。久而久之,大家都習慣了只求發聲,做一個動作,擺一個姿勢,便大功告成。就算偶然嘗試進一步將訴求和意見詳細說明,將道理清楚交代,也變得是姿勢多於實際,形式上的「政治正確」,而內容空洞。

例一:地產霸權

舉一個例:地產霸權。無可否認,近年高叫反地產霸權的人愈來愈多,在各種不同訴求的行動、不同的政治場合都會聽到這四個大字,但究竟叫口號的人是站於哪一個利益位置與立場上來反對地產霸權,則未見清晰。是反對大地產商壟斷市場(所以應該照顧小發展商)?還是反對一切以地產利益主導的發展?是站在小業主的立場來反地產霸權?是以租客的心聲為基礎的去反地產霸權?是以尚未置業而又想買樓的人士的角度來批判地產霸權?是從不追求買樓的立場出來,去挑戰地產霸權?還是徹底地否定私人財產呢?

不同的利益與立場可引申出完全不一樣,或甚至是完全互相矛盾的要求(由只求有更多「上車盤」到用各種手段令樓市變為一個無利可圖的市場),走向相反的發展方向。究竟香港人(如果大家真的有起碼的共識)應該如何反地產霸權?最終希望達到哪些目標?到目前為止,有關的討論不是流於姿態與口號,便是甚為含糊。

例二:肢體衝撞

又舉另一個例子:時下請願、抗議、遊行中所發生的肢體衝撞。肢體衝撞本身當然沒有既定的意義(是主動還是被動便很不一樣),抽離於背景便難以討論當中的對或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採取這種抗爭手段的,應該勇於承認,並且講出當中的一套道理。現時頗為搞笑的,是每次搶咪、碰撞之後,參與者例必否認那是肢體衝撞,認為只是傳媒誇大報道、警方挑釁的後果、或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標籤或扣帽子所造成的誤導等等。這之所以令人覺得搞笑,是那些自命「激進」(或基進,又或者其他形容詞)和需要改變世界的,沒道理不敢堂堂正正的承認自己的行動確實要衝擊建制;事實上,他們應該很嚴肅地提出一套鬥爭理論,解釋為什麼在現時這個是非顛倒、全無公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社會裏,非以肢體衝撞、衝擊社會秩序來喚醒人民不可,而不是每有衝突,總是左右而言他,指這個沒有預警,指那個先動手,沒有嘗試將一套行動及其背後的理念向公眾交代。

例三:上街、衝擊、圍堵

第三個例子:愈來愈多人(雖然可能依然只是極少數,但以其基數計算,它的增長率的確顯著)覺得要以上街、衝擊、圍堵去推翻這個剝削、不公義的社會。

對這種見解是否同意,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有人立志投身革命,這份勇氣值得欣賞。問題是:在一輪行動過後,我以為他們一定會潛伏於各個低工資行業之中,走進廣大的工人、服務員隊伍,做好組織工作,隨時揭竿起義,一呼百應,把無良僱主打個落花流水。像一位年輕朋友告訴我,「反剝削不能靠李卓人之流的工人貴族」,我想他們一定早已深入基層,隨時動員一次波瀾壯闊的階級鬥爭。當然這樣的革命行動,需要時間;對此我充滿好奇和期待。至於那位不恥工人貴族所為的年輕朋友,暫時還未有看見他在一次與另一次行動之間做過些什麼功課或群眾工作。左看右看,他只是一位「周末才現身的革命家」。

行動形式代替了社會運動內涵

我想說的是:今時今日,要令極其虛弱特區政府尷尬、進退失據,並不困難。而正因為要打擊這個政府,實在太過容易了,我們開始不自覺地在打出一招半式,見到對手節節敗退之後,便沒有進一步做好跟進。以不費吹灰之力而可以搞得特區政府團團轉,並且在新聞媒體上大量曝光,容易令人感覺良好——以為否定這個政府的施政便是一種超越,假設政府有所動搖便等於啟動社會轉變。舉出以上例子(當然可以列舉十數個相近的案例)是想提醒我們自己,自九七回歸以來,口號如何代替了分析和策略,行動的形式代替了社會運動的內涵,以及政治姿勢代替了紮根於群眾的政治動員。在今天的香港政治,是太多(自認或不敢承認的)代表、代理,太少被代表的參與。以近期圍繞覑最低工資的爭議為例,我們看見很多勞工代表,但卻很少見到工人。可以想像,有人會辯解:工人害怕僱主報復、迫害,所以很難公開參與抗爭。可是我們都知道,曾幾何時,在勞工保障更為缺乏的時期,爭取勞工福利的行動肯定有更多的工人參與。現在,各個行動中的代表、代理,太容易為自己解脫,隨便一句以行動為先、自己代表自己,便可以空降到任何一個領域。不過,拜虛弱的特區政府所助,「空降部隊」也足以搞得這個政府雞毛鴨血。

民間社會壯大了,還是轉弱了?

當包辦代替也可以搞得有聲有色的時候,代表、代理們就連被代表的在想些什麼、如何理解自身利益也懶得考慮和認真處理了。究竟近年香港的民間社會是壯大了,還是轉弱了?這是需要認真反省的問題。

那麼,出路呢?肯定不是期望現屆政府在它餘下的時間裏協助建立長遠政策的共識。原因很簡單,假如它有這樣的能量和集結意見的能力,特區政府便不會落得如斯田地;之前它辦不好的事情,在餘下的年多時間裏一樣不會有什麼作為。再者,換屆的政治環境就不利於這種討論(難道下任特首會甘心承繼這樣的一份「政治遺產」?)。

同樣肯定的是,要為香港社會建立一個新的議程,一定不可能憑覑回應特區政府的施政而形成。過去的經驗——從2003年「七一大遊行」至今——應該足以提醒我們,否定政府的議題也未能幫助建立一個能夠突破舊有思維。時下有一種說法認為,「七一大遊行」那種所謂的「和平、理性」的行動不足以製造政治壓力,未能喚醒市民大眾,和未可以真正反映民怨的深度,所以必須在行動上尋求突破。究竟哪一種行動更能在市民大眾之中引起共鳴,此乃實證問題(例如參與衝擊行動的市民逐次倍增),不需要等得太長時間便自有分曉。但在將討論焦點集中到行動這個議題之上的過程之中,各方各派的參與者議論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迴避了更基本的問題——「七一大遊行」對建制的最大震盪是領導層的轉變,而未有認真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人事上的改變帶來一些在管治手法上的調整,但與民眾的關係及對長遠推動香港社會發展,並無創新思維。不過,與此同時,在政治領導層以外(包括親建制及反建制的各方政治力量),在治港方略的問題上,亦未見有些什麼理念可言。

香港政治的惰性

現時社會上於表面看來好像百花齊放,由「左」到「右」、「激進」到「保守」的口號、意見各自爭取支持者。但它們都只可遠觀,不可近看:自命或覺得被人標籤為「激進」的,一無長遠革命綱領,二在短期內,除了口號之外,並無解決民生的方案;至於「右」的、「保守」的,一類是認為自由市場能醫百病,而另一種則根本沒有獨立意志。最嚴重的問題是,在議會之內及之外,各路人馬均滿足於回應特區政府的施政,因為說句「贊成」或者「反對」,便「交足功課」,靜候下一個議題、矛盾出現,看看風頭火勢,做個反應,又過一關。這是香港政治的惰性。

香港社會所需要的,不是這樣的一個「政治劇本」繼續演下去。我們需要跳出這個框框。

原載2011年4月19日香港《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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