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三十四)周良沛

夢出大牆的奇遇

在中國那個特定的年月,以詩反映“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的歌哭,唱得雲怒,風嘯,震天,撼地……人民在天安門,是以詩的名義,首先為“四人幫”作道義的掘墓。此事此情,中、外、古、今,絕無僅有,它本身,就是一部偉大的史詩。

詩興,國興;國興,詩興。

在這詩國,受到“四五天安門詩歌”運動洗禮的人民,心目中的詩,更崇高、聖潔了。有了以此對詩的記憶和感情,才會在這萬事待興的時刻,國家優先想到詩,召開了“詩歌創作座談會”。連我這麼一個在押人員,竟由公安部直接通知勞改隊放人,上京赴會。這,只為我五十年代寫了些詩,還是另有其他因素?三十多年後,我也沒有弄清楚。

從石將軍進了城,沒有“路條”、介紹信,到文化局我自報家門之後,辦事人員早已知道這事,也早有安排,他只說給我訂好了十二號到北京的機票,口述上“西苑旅社”報到的通知。更多情況,他也不清楚。這時候,我相信他不是對我“保密”。但不“保密”又還是一個實際的秘密時,自信絕不會是什麼壞事,該是與大牆相左的方向走。

澡堂的揚州老頭可能見我不像過去一臉愁容,笑嘻嘻的:“出來啦?好哇!”除了含笑以答,我是反反覆覆細品他“出來啦?好哇”這句話。想到過去的寒夜他收留我,迎面撲來大池熱水濕潤的熱氣之溫暖,此生一直暖在心裏。這回,我還得找他,洗淨這身污濁。他說“出來啦”,既可能是指往日那種“人道”地從大牆“放風”出來走走,也是十年動亂結束,不少幹部“落實政策”的“出來啦”,還有,這次我不是登記住宿,都該是此時社會突變中充滿期待的喜氣。對於這位流落江湖,善心的揚州老頭,此時的進城,我不敢說已經“出來啦”,要趕我回去,也不該那麼容易。為驅霉氣,在勞改隊,那怕是為進城喝茶的衣服,從裏到外,從頭到腳,都換了下來。當時,母親和我聯繫上後,叫我的一位在瑞士廠駐香港的表妹,不斷給我寄些諸如保命的健身藥品。她是小姨媽的大女兒,除了對大姨媽(我媽)特殊的感情,在外資企業很緊張的工作中撥冗為我辦這些事,也到鄰近的廣州等地觀察了當地的穿著和消費,在香港“國貨公司”買了不少質地顯然比內地好,除內衣、毛衣、毛襪等,款式還是中山裝、對襟衫、茄克之類的衣服寄給我,這一回,它都派上用場了。深夜,我站在招待所的視窗,看到清潔工人送走了垃圾車,在還沒有今日的環保意識時,他是照例再燒那些街面的垃圾箱裏掃出的垃圾渣時,我提了那些換下的衣服走去往火上一扔,他一手就用火鉤勾了起來:“你燒哪樣呀,我得看看呀!”這也許是他們的行規,或是出於什麼安全的考慮。他抖開那些衣服看看:“好好的,還可以穿嘛,燒哪樣?你階(家)咯(可)是老是有呐咯?”他那出於勞動者勤勞儉樸的草根性所顯露對我責備的怨怒,我沒有理由反感。癡望那包他又塞回我手上的衣服,話語哽在喉頭半天也說不出什麼來。我沒有資格,也不敢喊他“同志”,猶豫一陣,叫聲“大哥”,他也詫異地打量我。

“我去那點(裏)‘老是有’?我是勞改隊出來呐!這是‘喝茶’呐(的)行頭,沒留‘補疤’,是人留有一張皮還要這個臉嘛,燒了是想燒了這身晦氣一一”不知道怎麼回事,我說不下去了,說著說著,眼淚也嘩嘩地流得哽咽了。他看看我又側過頭去,像自言自語地:“這個年頭的這些事,哪里說得清楚嘛!”他擺擺手:“燒嘛!燒嘛!你燒嘛!”他順手用火鉤捅一捅火堆,“嗵”地一聲噴出明火來了。我滿是晦氣的衣褲往上一丟,明火加以棉衣棉褲的棉花和它穿髒了的油污,突然像添了乾柴,焚於烈火的衣褲已似紙張燒化的灰燼如黑色的蟬翼飄了起來。這景像立刻讓我聯想到祭鬼燒的紙錢。我也是在燒紙錢吧,燒紙錢祭悼亡魂,祭悼一個葬在大牆內二十年的冤魂。可是原先只想燒化的霉氣,是否也會和它一同而往呢,“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毛澤東的《送瘟神》如此說,我這“照天燒”若能燒化的霉氣,應當同是祭悼冤魂的血淚吧。

這一夜,我只能倚窗而立,守望星天,看它點點爍爍的微光吞沒在紅日噴薄而出的光華中。它應當,和可以燒化我一身的霉氣吧,也可以祭悼那,不是我個人,而是千萬冤魂,以它光華的莊嚴和瑰麗並有的悲壯。

這次的“新詩創作座談會”,已是我命運的轉捩點。從久違的飛行到“西苑旅社”,從在工地要方便都得向“大軍”報告,到中央的胡耀邦、胡喬木等領導與我們親切的交談……會議從十四日到二十日,加上會前會後整整十來天,我都在精神的恍惚中。假的不敢說它真,真的也不敢認它的真。似真似假,恍恍惚惚。五十年代過來的人,這一切對我都不陌生,談思想解放,對一個長期“在押”,還允許,並鼓勵讀馬克思主義,深信“失去的只是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所迫切尋求自救者,衝向解放的衝動,本來就是自覺的;對“五四”新詩的傳統,在我讀過一些歷史、辯證唯物的經典,再在囚室整日讀那些掃“四舊”掃來的舊詩集,早已固執了我對它的許多想法;談新詩向西詩的借鑒,具體到各種流派的詩藝,自然有許多有趣的話題,只為突破比較單一的民歌體的衝擊,對寫“民歌體”的,會是太大的震動,我卻從小就無有拒絕西詩的心理壁壘。由西洋詩講的那些象徵、意象主義等等的玩意兒,從小在戲曲舞臺,已熟悉它了。“西苑旅社”好像是專為中央各單位的一般會議服務的,好幾百個床位,很有氣派,但標準間的窄小和設施,又未必比下面的招待所好。不過,對於我這樣還不敢說走出了大牆的人來說,能住進這個地方,已是受寵若驚。雖然有不錯的伙食,每頓飯吃下來,桌上的盤子都是掃得光光的。大多數的人,來這裏之前的處境都比我好多了,糧食、副食憑票供應的狀況下,借開會的會議供應,也是能夠改善生活的。

然而,不論來此之前處境同我相似的,還是比我好的,都是劫後餘生,相聚似夢。即便過去交往不多,或是只在報刊發表的詩文上相識,都是握緊的手,使勁搖動不放鬆;喊著“夥計”,熱淚盈眶而相擁;徹夜長談,要說的話無止無休;今昔交錯悲喜的歎息,喜極是泣。從感情這樣的湧動,我才認識、找回這個詩會的詩,從詩友這樣的互愛,內心才尋回被人淩侮的自尊。尤其“新華社”對包含有我名字的大多參會者的詩會電訊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我再也不想別的了。從這幾十年自身的酸甜苦辣所悟的“有中國特色”的新聞,中央的黨報能以“詩人”相對,“右派”、“政治犯”都去他媽的吧!此時,不敢說“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精神上確實是“失去的只是鎖鏈”……

會議結束,我不知道自己該往哪里去,我有“原單位”,我有家嗎?我是從勞改隊直接來京的,我的“原單位”是勞改隊囉,也該回那兒嗎?勞改隊此時若“收監”,他可以,適合接受一個不再叫“政治犯”的,已在黨報正面亮相的“某人”嗎?文化局除了交給我一張機票,我連一張“路條”都沒有交給他,他有什麼必要,有什麼可能只是受託(又是誰托?)代辦一下我上京的手續,就得負責我後續的生活和工作呢?處於這種四不管的狀況,不論它是好是壞,此時回昆明,不會有什麼好事。既然沒有人管我,我就自己管自己吧。

我先去看了大表哥朱丹,他不在東四頭條,搬垂楊柳了,他也不在藝術局當田漢的助手,到中央美術學院黨組當書記了。不等瞭解我的現狀,一見我,他和大姐就先叫我住下來休息一段時間,等有明文落實我的政策再說。我這一生,最大的幸福,也是無論在哪一家,都是將我視為他們自己家裏的人。這樣,很多時候都是陪大表哥到當代這些著名畫家的家裏喝茶喝咖啡神聊,這也是他工作的方式或稱藝術。我個人也抽空子首先看了寄給我《天安門詩歌》的寒風和懷中,及回京看病的丁玲、艾青,

陳明、丁玲、周良沛、江豐,皆為“五七”的歸來者

陳明、丁玲、周良沛、江豐,皆為“五七”的歸來者

與艾青1

與艾青

 

與艾青

與艾青

還有廠民(嚴辰)、呂劍、秦兆陽、嚴文井等,老蔡(其矯)還領我去看了那些圍繞在《今天》的年輕人北島等。經過二十多年的折騰,已無所顧忌,說話都很直率、痛快、誠摯,不談形勢、政治、個人遭遇,光講藝術,都有說不完的話,北京又大,一天跑一家都得早晚趕,是很累的。

詩會剛過,又是春節,前後只有二十來天,《詩刊》在交通部的支援下,組織以艾青為團長的以下(以《詩刊》的報導為序)的各地詩人:鄒荻帆、雁翼、韋丘、王洪濤、玉杲、石英、白漁、孫靜軒、帥日新、李世昌、呂劍、劉祖慈、肖川、堯山壁、吳越、周良沛、胡昭、苗欣、苗德雨、徐剛、高瑛、柴德森、徐靖、唐大同、康自強、傅仇、傅天琳、雷霆、滿銳、廖公弦、蔡其矯到沿海參觀。當地傳媒皆稱它“詩人海洋訪問團”,它的正名應為“詩歌作者學習訪問團”。我二月十八到時在虎坊橋的《詩刊》報到,二十一號的北京還很冷,飛到廣州白雲機場,就額頭冒汗,忙於脫衣服了。滿街樹綠花香,尤其紅棉花開,如一樹樹火炬,是南國真正的春天,我心底的春天。

我們三十二人,其中除了活躍於當日詩壇的中青年詩人,從團長艾青起,不少是人到中年,五十年代寫過一些“小破詩”的小青年錯劃為“右派”的歸來者。這些人的“右派”問題尚未得到組織形式的解決之前,如此公然在傳媒曝光,無疑成了當日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三百多萬錯劃為“右派”者,他們與整個社會各方,包括同海外的聯繫,涉及的家庭、人數,起碼在千萬以上吧。這是大張旗鼓的為歷次運動中冤、假、錯案的受害者平反昭雪的前奏。事後來看,它是十年動亂結束,為開始新的社會生活,很有心計的一項政治活動的運作。它震動了整個社會,也為國際社會看到中國新的政治風貌所驚訝。不然,除了艾青這樣大師級的詩人,更多是一些寫“小破詩”的作者,哪里用得著傳媒那麼熱鬧的起哄。我們掛著的胸牌,走在街上,竟然也會擁來一些從傳媒造勢已經知䁱了我們的人,這樣,似乎我們也推上了“明星”的寶座。當時,廣州與香港已經每日有幾班直通車,僅一河之隔。然而,說是兩地的地理相近,不如說傳媒的熱線熱絡。我們入住的“友誼賓館”,不僅湧來當地和香港的記者,陶然為其矯,我大表妹也隨陶然那樣串著線從電視知其消息從香港趕來了。賓館的人說,他們這裏,來的不乏名人,可很久都沒有像這些人這樣的熱鬧了他們賓館。這是我從人情的冰窖突然推進到人情的烤箱,吊在胸前的胸牌,一個來月前,它只可能是一張識別“政治犯”的“路條”,此時,它還是一張“路條”吧,像許多基本群眾出門上路,都少不得的那張“路條”,但它對我身份識別的符號,已經是開國時對舊社會所顛倒過去再顛倒過來的“大翻身”了。是命運的兩重天地脫胎不脫節的逆轉幻化的轉換、移接,之突然、猛烈,從生理到心理,我都是暈暈糊糊的。

在廣州友誼賓館的呂劍、蔡其矯、周良沛、胡昭

在廣州友誼賓館的呂劍、蔡其矯、周良沛、胡昭

 

全團人馬在天涯海角

全團人馬在天涯海角

眼前的一切,過去並不陌生,隔了二十年後,都陌生了,新鮮了,是格外的新鮮了,是無法平靜的心靈噴濺奇幻於詩的天國所希望的夢而想寫詩的渴求。到廣州的第三天,我已開始寫出第一首詩來了。隨即發往海外。我們還在路上,作品已經見報。那時還在號召“反攻大陸”的臺灣,也會藉以轉載第三地的詩文,突現在當地。這裏不只是說我,是同行的詩友,他們寫了六百多首詩,以社會生活轉型到新時期之新的詩情,新的人生,以其文本異樣的色彩闖進讀者視野,是結束動亂所開始新的社會生活亮出的文化風景,自然引人關注。有些平日對詩沒有什麼興趣,更無什麼關聯的人,見面不是點頭,卻在談詩。

那些天,我們與海為伴,大海的洶湧奔騰,是大自然雄偉的美景,也是此時生活的象徵,只有走進人民和社會生活的海洋,才是真正的走出了大牆。此次,用《詩刊》的報導所言“歷時兩月,行程萬里”,“訪問了廣州、海南、湛江、上海、青島等地的碼頭、港口、海輪、港務局、海運局、遠洋局機關”,“屹立甲板,面對蒼洪茫的大海,看著掀起的浪花,體味著人生和鬥爭……”

新的人生,該有新的詩。

新的人生,是人生新的開始;此行開始的頭幾天,我的體重是每天都增加一公斤,吃下去的飯菜,喝下去的水,幾乎都完全直接成了身上的血和肉。開始寫詩了,此時的心情,比剛回北京時還有更能增加體重的條件。從出了勞改隊,洗了澡,燒了霉氣,心情有變的去照出一張驅黴氣的相片,雖然二十一年的勞役,以及腳鐐手銬鎖死的自由,已叫人變了人形,但走出大牆的笑容卻是由衷的。但比起進大牆前一天拍的照,又判若兩人。由此,我過些日子都去留一回影,這些照片依次排列下來所看到近時和前二十年的變化,已似時光荒誕的拼圖。二十年自然規律的催人老,也屬當然。但二十年後在正常的生活下,正常地恢復了我所以為人的人的正常模樣,再與前十幾二十年生理年齡年青許多,外貌卻蒼老許多的形象相比,我們看到的,是命運的何種烙印呢?

1958年4月與1979年1月之間整整橫跨二十一年的進、出勞改隊前後判若兩人的兩張留影。

1958年4月與1979年1月之間整整橫跨二十一年的進、出勞改隊前後判若兩人的兩張留影。

 

1979年之後,一個人所以謂之人所恢復他本來面貌的“活動變人形”

1979年之後,一個人所以謂之人所恢復他本來面貌的“活動變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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