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階級權力的復辟(完)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杜繼平 譯

取代的方案

我們的任務既是瞭解世界,如馬克思久已說過的,也還要改變世界。但若不是在現存條件中已潛藏改變的因素,社會秩序就不可能改變,若不是在傳交給我們的歷史與地理條件下,我們也無望創造我們的歷史與地理,那麼以批判的眼光研究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地理學以及之後轉向新保守主義的任務就是從研究現狀探索他種未來的各樣前景。

有兩條主要的途徑可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考察為數眾多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從中提煉出一個基礎廣泛的反對計畫的精髓。或者,我們可以對我們的現存條件從事理論和實踐的分析(即我在這裏所做的這一類)以確定取代的方案。採後一條途徑絕不是認為現存的反對運動有誤或認為他們的認識有些什麼缺陷。同理,反對運動也不能以為分析的成果對他們的事業無關緊要。任務在於開啟採取兩條途徑的人的對話,藉此加深對各種可能性和可行的取代方案的集體認識。

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和外部都滋生出大量的反對運動。這些反對運動中有許多根本不同於1980年之前主導反對運動的以工人為基礎的運動。我說的是“許多”而不是“所有”。傳統的以工人為基礎的運動絕沒有壽終正寢,就算在工人運動的權力因遭新自由主義猛烈攻擊而大為削弱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亦然。南韓與南非在1980年代興起蓬勃的工人運動,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政黨就算沒當政,也蒸蒸日上。在印尼,一個公認深具潛力成為重要力量的工人運動正奮力發聲以為人所知。中國工人的抗爭雖尚難預料,但潛力不容小覷。情況也不明的是,美國的工人階級群眾在上個世代為了文化民族主義、宗教和反對多種社會運動而一直投票反對本身的物質利益,他們是否會永遠受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陰謀詭計所欺而陷在這種政治策略裏不能自拔。由於事態變動不居,沒有理由排除未來會再興起帶有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規劃的以工人為基礎的政治鬥爭。

但反對剝奪式積累的鬥爭激起了路線非常不同的各種社會和政治鬥爭。(註67)部分是由於產生這類運動的獨特條件,它們的政治方向和組織方式相當不同於那些典型的社會民主的政治鬥爭。例如,墨西哥的薩帕塔起義(Zapatista rebellion)就不指望奪取政權或達成政治革命。它追求的是一種更能廣納各方參與的政治,讓整個公民社會以更開放流動的方式,尋求能顧及不同社會群體的特定需要並允許他們改善自己命運的取代方案。在組織上,它刻意避免用先鋒隊領導的體制,拒不採取政黨形式。而更喜歡保持為一種國家內部的社會運動,力圖形成一種以本土文化為中心而非使之淪為邊緣的政治力量集團。它希圖藉此達成在領土國家的權力邏輯內類如消極革命的東西。

所有這些運動的效應就是:把政治組織的活動範圍從傳統的政黨和工人組織轉移到遍及整個公民社會而政治動力較不集中的社會行動。不過它們在力量的集中上有所失,卻在聯繫上有所得。它們植根於日常生活的細節和鬥爭,從中汲取力量,但在這麼做時,經常發覺難以從地方性和特殊性的事務中抽身,以瞭解新自由主義過去和現在都在怎麼搞剝奪式積累這樣的宏觀政治。這些鬥爭的種類之繁多簡直令人驚詫。甚至難以想像它們之間會有什麼聯繫。它們都是變動多端、混雜不一的抗議運動的一部份,這些抗議運動自1980年代期間以降席捲世界並日益成為頭條新聞。這些運動和反抗有時遭到殘忍的暴力鎮壓,大多是國家政權以“秩序和穩定”之名實行的。在其他地方,即資產階級的勢力採取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的地區,當剝奪式積累造成激烈的社會和政治對抗時,這些抗議運動也會產生種族間的暴力衝突和內戰。得到軍事支持或在某些情況下擁有由(美國為主,英、法為輔)主要軍事機構培訓的特種部隊的附庸國家,在一個壓迫與清除異己的體系中率先殘酷制止那些積極挑戰剝奪式積累的運動。

這些運動本身已產生大量有關取代方案的想法。有些力圖全部或部分與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勢不可擋的權力脫鉤。另有一些則想改革或取消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強大機構,以獲取全球的社會與環境正義。還有一些強調「收復公共資源」這個主題,藉此標明既與源遠流長的鬥爭有深刻連結,也是延續在整個痛苦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中始終奮戰不懈的鬥爭。有些人設想用遍地開花的行動,或在全球公民社會內部的運動來對抗新自由主義秩序散佈各地而沒有中心的勢力,另一些人則比較溫和地寄望由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與生態實踐發動,在各地方實驗新式的生產和消費體系。也有人相信比較傳統的政黨組織,以取得國家政權進而改革全球經濟秩序為目標。這些分歧的力量現在有許多匯集到「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試圖確定他們的共同點並建立一個能對抗多種多樣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組織力量。這很令人欽仰、振奮。

但是從這種分析中能得出什麼結論呢?首先,整個由社會民主的妥協到隨後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歷史都表明了階級鬥爭不論在制止還是復辟階級權力上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段歷史雖然被有效地遮掩,但我們已經歷了一整個世代由社會上層為了復辟(在中國和俄羅斯則是為了建構)無可抵擋的階級權力而發動的詭詐機巧的階級鬥爭。而進一步轉向新保守主義則說明了那個階級會使出多少解數,以及為了保持和加強它的權力而準備好要運用的戰略。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這幾十年中,這段期間許多進步人士在理論上被說服說階級是個毫無意義的範疇,也在這段期間,那些曾經一直代表工人階級從事階級鬥爭的機構遭受了猛烈的攻擊。因此,我們必須學習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如果看來像階級鬥爭,並且像階級鬥爭那樣行動,那我們就必須據實命名。民眾必須兩者擇一:或委身聽命於這個勢不可擋的階級權力所規定的歷史和地理軌道,或從階級的立場有所反應。

這麼說並非對已逝的無產階級活躍的黃金年代油然興起懷念之情。也不是必然表示(如果曾經有過)有個簡單的無產階級概念可讓我們訴求為歷史變革的主要(更甭說是唯一的)推動者。並沒有我們可以退遁到其中的烏托邦式馬克思主義幻想的無產階級場域。指出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並不是說階級給建構起來的方式是規定好的,或甚至可事先決定的。階級運動是階級本身造成的,雖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擇的情勢下。分析顯示,那些情勢目前叉分為兩類運動,一種是針對擴大再生產問題的運動,其中心問題是工資勞動的剝削和確定社會工資的條件,另一種是針對剝奪式積累的運動,從用破壞文化、歷史和環境的做法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的典型形式到當代形式的金融資本造成的劫掠,所有這一切都是抵抗的焦點。找出這些不同的階級運動之間的有機聯繫是個急迫的理論和實踐任務。但分析也顯示,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追索一條資本積累的歷史地理軌跡,這樣的資本積累奠基於越來越緊密的跨越時空的連結,但也以世界各地區的發展越來越不平衡為特點。這種不平衡必須被瞭解為是由資本積累的過程主動起作用造成和維持的,不論過去在文化景觀和社會世界中設立起來的結構的殘跡會有多麼重要。

但分析也顯示了在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規劃內部可以利用的矛盾。花言巧語(為所有人的福祉)和實際結果(一小撮統治階級的利益)之間的差距隨時間和空間的延伸而日益擴大,社會運動集中針對那樣的差距著墨甚多。所謂市場就是競爭和公平的想法越來越被公司和金融勢力異常的壟斷化、集中化和國際化的事實所否定。在國家之內(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南非)以及國與國間,階級和地區的不平等的驚人增長提出了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再也不能拿什麼邁向一個完美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的「過渡」時期來遮人耳目。新自由主義越被看穿不過是個用來順利掩飾階級權力復辟的失敗的烏托邦方案,就越為表達平等的政治要求、追求經濟正義、公平貿易和更大的經濟保障的群眾運動的興起奠立基礎。

在新自由主義下權利論述的興起也是問題與機會並生。即使訴諸傳統的自由主義權利概念也能形成一把用來批判新保守主義威權思想的強有力的「抵抗利劍」,特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反恐戰爭」到處(從美國到中國和車臣)都給用來當做縮減公民和政治自由的藉口。日益高揚的要求承認伊拉克自決權和主權的呼聲是個可用來制止美帝國主義布局的強大武器。但另有其他一大批權利也可被規定出來。我在其他地方論述了了一批權利,包括生活機會權、為了讓直接生產者控制生產而有的政治聯合和「良好」治理的權利、人身不可侵犯和完整權、從事批判而不用憂心報復的權利、宜人的健康的生活環境權、對公共財產資源的集體控制權、空間的生產權、差異權以及我們身為人類的地位固有的各種權利。(註68)無休止的資本積累是決定我們生活的主導過程,批判它也就必然要批判與之俱生的特定權利——個人財產權和利潤率權利,反之亦然。因此,提出一批不同的權利也就有義務詳細說明這批權利可與之俱生而深植其間的佔主導地位的社會過程。

類似的論點也可用在新保守主義為本身的權威與正當性而尋求道德高地上。左派歷來並不自外於道德共同體和道德經濟的理想,許多反對剝奪式積累的運動也都積極從道德經濟的角度表述要建構另一種不同的社會關係。道德並不是一個應該僅由反動的宗教右派規定的領域,宗教右派的道德觀由媒體霸權傳播流佈,並藉由公司的金錢權力支配的政治過程來表述。統治階級的權力在一大堆淆亂視聽的道德論點下復辟,對此必須挺身對抗。所謂的「文化戰爭」——不論其中一些可能曾被誤導——不能(像一些傳統左派一樣)視之為徒然使人無法專注於階級政治鬥爭的不受歡迎因素而置之不理。實際上,在新保守派內部興起道德論辯不僅證實了在個體化的新自由主義下對社會解體的憂慮,也證實了廣泛的道德厭惡感已起而反對新自由主義世界造成的異化疏離、失序、排斥、邊緣化和環境惡化。轉化這種道德厭惡感為文化的抵抗再進而為政治的抵抗是我們的時代需要正確解讀而不是迴避不顧的一個特點。此種文化鬥爭與扭轉階級權力無比鞏固的局面的鬥爭,這兩者之間的有機聯繫,需要有理論和實踐的探究。

但正是這種由新保守主義威權思想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的深刻反民主本質,當然應該是政治鬥爭的主要焦點。像美國這種名義上「民主」的國家,現在有重大的民主缺陷。(註69)那兒的政治代表性遭受金錢權力的損害和敗壞。基本的制度安排有嚴重的偏差。由不足人口20%的二十七個州選出的議員卻擁有超過半數的票數可決定立法事項,肆無忌憚不公正地改劃國會選區以有利現任者,也被司法系統認為合乎憲法,而這個司法系統越來越充斥著受政治任命且帶有新保守派偏見的人。握有大權的機構,像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卻完全不受民主的控制。國際上的情況更糟糕,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銀行」這類機構無從究責,更別提民主控制了,而「非政府組織」(NGO)不論它們的行動有多麼善意,也是在沒有民主參與或監督下工作。

重提民主治理與經濟、政治和文化平等以及正義的要求,並沒有主張回到過去的黃金時代的意思,因為每個情況的意義都必須賦予新義以處理當下的條件和潛力。像聖保羅、約翰尼斯堡、上海、馬尼拉、舊金山、里茲、斯德哥爾摩和拉格斯等地的環境如此紛繁歧異,古代雅典的民主意義已與今天我們必須要賦予民主的意義沒什麼關係。但這裏令人驚嘆之處在於:正是遍及全球,從中國、巴西、阿根廷、臺灣、韓國到南非、伊朗、埃及,正在鬥爭中的東歐國家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都有團體和社會運動正集合起來行動,要求實現各自解釋的某種民主價值的改革。(註70)

美國領導人曾在相當多民眾的支持下自鳴得意地向舉世表明這個想法: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價值是放諸四海皆準、至高無上的,這些價值是文明的核心因而也是極關緊要的。全世界已能拒絕這種帝國主義的姿態,並把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反過來投進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心臟地帶:一套開放的民主的價值,一套致力於達成帶有經濟、政治和文化正義的社會平等的價值。(完)

註釋:

67 D.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p.cit. chapter 4.

68 D.Harvey,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 12.

69 Task Force on American Democracy, op.cit. paints a devastating picture.

70例如,這是汪暉在上引的論述中國情況的文章中經常回復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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