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階級權力的復辟(六)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杜繼平 譯

新保守主義的反應

汪暉在反思中國最近的歷史時說:

「在理論的層面,一九八九年以降交替出現的『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市場激進主義和國家現代化的理論敘述.....都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存在密切的、這樣的或那樣的關係。這些名目的相互替換(甚至相互矛盾)顯示了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權力構架的轉變。」(註63)

就新保守主義主張威權統治、窮兵黷武政策、權力的上下等級之別來說,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精英統治與不信任民主的規劃完全一致。從這個立場來說,新保守主義似乎僅是撕開了新自由主義力圖隱藏其間的威權思想的帷幕。但新保守主義確實對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矛盾之一提出了獨特的對策。如果像撒切爾夫人所首先表述的:「沒有社會這回事,僅有個人」,那麼個人競逐利益所造成的混亂終究很容易就會壓過秩序。市場、競爭與縱情恣意的個人主義(個人的希望、慾望、焦慮、恐懼;生活方式、性癖好、性向的選擇:自我表達與對待他人的行為方式)的無序混亂狀態造成一種似乎越來越無法管治的情勢。甚至可能導致所有社會團結的紐帶崩裂,瀕臨社會混亂與道德虛無的狀況。

面臨這種情況,要恢復秩序,某種程度的強制似已不可避免。新保守主義偏好並強調軍事化是對個人爭相競逐利益造成的混亂的一劑解毒良方。因此他們大有可能突出對國家的完整與穩定的威脅,不論是真實的或想像出來的,國內的與國外的。在美國,這就造成霍夫斯達特所說的「美國政治的被迫害妄想偏執風格」,國家被描述成受國內與國外的敵人圍困、威脅。(註64)這種政治風格在美國有長久的歷史,它依靠培育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20世紀,反共產主義是這種思想的核心焦點(雖然無政府主義與對中國、移民的恐懼過去也曾發生作用)。因此新保守主義不是什麼新貨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它已經在勢力強大的軍事─產業複合體找到了特有的歸宿,這個軍事─產業複合體在不斷的軍事化中有既得利益。但冷戰的結束提出了這個問題:對美國安全的威脅來自何處?激進的伊斯蘭教徒與中國成了兩個最受青睞的外來威脅者,而內部的異議運動(在德州韋科鎮遭焚毀的大衛教派,支援奧克拉荷馬州爆炸案的民兵運動,毆打羅德尼.金後發生的洛杉磯暴動,最後是1999年的西雅圖騷亂)則必須在國內被設定為目標加以更嚴密的監視、管控。1990年代真正出現的威脅來自激進伊斯蘭教徒,這個威脅至9.11事件而達到極致,最終成了關注的中心焦點,美國宣稱要進行持續不懈的「反恐怖行動戰爭」,實行在國內與國外的軍事化,以確保國家的安全。雖然,很明顯,針對紐約貿易中心遭受兩次攻擊所顯示的威脅被要求要有某種察/軍事行動以為應對,但新保守主義者上台掌權卻必然對此威脅作出全面的、就許多人的判斷屬於過度的反應,導致在國內與國外轉向廣泛的軍事化。

雖然新保守派巴不得使用強制的權力,但他們也知道取得某種程度的同意還是必要的。因此新保守主義力圖恢復道德目的的意識、某些形成政體穩定中心的更高的秩序價值。目的是要藉此控制在新自由主義精神內部威權主義與個人自由的明顯矛盾,並抵消新自由主義通常會產生的個人利益的混亂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這絕沒有偏離新自由主義建構或恢復一個支配性階級權力的規劃。但它藉由建構一個認同中心道德價值的氛圍,為統治階級謀取正當性。這立即引起那種道德價值將成為中心的問題。例如,訴諸深植在美國人權法案中的自由主義人權體系是完全可行的:畢竟,人權推動論的目標,如卡多爾(Mary Kaldor)所言:「不僅是介入保護人權,而且要創建一個道德共同體。」(註65)但這就會與轉向軍事化不一致。

在美國,把已成新保守主義運動最重要的道德價值看成特殊聯盟的必然結果,就能得到最好的理解,這個聯盟建立於1970年代,一方是意圖恢復他們的階級權力的精英階級與商業界,另一方是選民中因不滿現狀而加入“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由福音派基督徒於1979年成立的右翼保守政治組織──譯者)的白人工人階級。道德價值集中在文化民族主義、道德正當、基督教(某種福音派)、家庭價值與生命議題的權利,並且敵視新社會運動(女權運動、同性戀權利、肯定行動、環保運動等等)。在里根當政時期,這個聯盟雖然主要是策略性的,柯林頓年代的國內失序卻使道德價值的爭論在共和黨的小布希當政時躍為當務之急。現在它形成新保守主義運動道德事務的核心。

這種意識形態的鞏固對國內與國外都有影響。在國際舞台上,無可避免地要大叫大嚷「美國價值」的優越性,把“美國價值”當成所有人類的“普世價值”來展示。這使得美國彷彿在世界舞台為(據說它代表的)“文明的價值”從事“十字軍”東征(那確實是)。美國在全球舞台的行為中所包含的民族主義變得明目張膽起來,道德十字軍的意識影響了每天的外交事務,特別是有關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衝突,強烈相信世界末日論的美國基督教右派視以─巴衝突與他們本身的命運息息相關。美國內部的道德優越感在它關閉了國內公開對話與說服協商的可能性時,也同時激起了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敵視。布希政權轉向新保守主義造成一種非常不同於柯林頓總統任內的世界地緣政治關係的氛圍,柯林頓是試圖以多元文化的新自由主義處理世界地緣政治關係。

但若以為這種新保守主義的轉向只限於美國或美國所特有,那就錯了,雖然有些在美國發生作用的因素可能不會在其他地方呈現。在美國內部這種對道德價值的肯定極為倚賴訴諸國家、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等等的理想,而這些理想絕不只美國有。例如,近些年日本與中國的民族情感上升已為人注目,在這兩個例子中,民族情感的上升可以視為對受新自由主義的衝擊而崩解的原本社會團結紐帶的一帖解藥。強大的文化民族主義潮流在如今構成歐洲聯盟的老民族國家(如法國)內部正方興未艾。印度民族主義黨近來順利把新自由主義政策輸入印度,在這背後有宗教和文化民族主義提供道德的主幹。伊朗革命援用道德價值,其後轉向威權體制這並沒有導致那兒完全丟棄新自由主義的做法,雖然這場革命是針對無節制的市場個人主義的墮落而來。像新加坡與日本這樣的國家,他們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是“墮落”的,美國的文化多元論是駁雜不純的,與之相較,他們的道德要更為優越,長期來這些國家瀰漫著道德優越感,也蘊藏有類似伊朗、印度的推動力。新加坡的情況特有啟發性。它結合了市場上的新自由主義與嚴酷、強制、威權的國家權力,同時又召喚精神上的同心同德,這些休戚與共的精神是奠立在如下的理想上:一個被圍困的島國(在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後),儒家的價值觀,

以及最近因應它在國際貿易世界中的地位而加入的獨特形式的世界性道德規範。

 

很明顯,新保守主義運動的鞏固存在著諸多危險,每個新保守主義運動都採用自己獨特而據說優越的道德價值,同時又準備好要實施嚴酷的強制作為。凡看來像是解決新自由主義的矛盾的答案,都太容易翻轉為問題。事實上,新保守主義力量的擴展,雖然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扎根的方式非常不同,卻突出了陷入相互競爭甚或交戰的民族主義的危險(若不是陷入如杭廷頓之流誤認的那種世界舞台上必然要發生的不同文明的衝突的話)。如果有必然性,那也只出自轉向新保守主義而非出自文明差異的永恆真理。因此摒棄新保守主義的對策,找出其他方案來處理(若不是完全取代的話)新自由主義的矛盾,就可輕易地拒斥這種所謂的“必然性”。正是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就要轉回來討論。

註釋:

63 Wang Hui, op.cit. p.44.

64 R.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dn.)

65 Chandler, op.cit.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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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to “新自由主義與階級權力的復辟(六)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杜繼平 譯”



  1. 1 David Harvey – Wikipedia | tlfong01 引用2014/07/05 at 0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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