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三十一)周良沛

“假想敵”的修行(三)

 

三十多年過後想到二十年的勞改生活,真像一場沉重的噩夢,可是,過去的,畢竟過去了,何況,它又是不願多想的,不愉快的往事,為此,沉重的噩夢,也會像輕煙拂過。

在那種環境下,我留下了一些詩,是某些現場的心緒記述,不論怎麼被查到,被他們怎麼解讀,我都敢以我為人的原則“文責自負”。何況,有些內容,如兩首長詩,還是蠻“革命”的。若想記日記,則是絕對忌諱的,外面的“革命群眾”尚且如此,大牆之內的囚徒,更須萬倍戒意。不然,一句話,一個字的誤讀、曲解,帶來的是無終無了的麻煩。不僅涉及思想之所想的文字,容易招此不測,就是單純記述一天的勞動、所在之處、工地移動之行程,也可能視為以備“反攻倒算”的“變天賬”,都可以“攪騰”成了不得的事。何苦呢?何況,日復日,年復年,都是很少有什麼變化的勞役,又有什麼好說的呢?

可是,三十多年之後,要回敘當年的一些,哪怕儘是些平常事,又是事後難忘的心酸事,有許多時間、地點,已不可能記得很清楚了。

修路的土石方完工交工,也是包工的錢進了上頭的帳戶後,下面州縣勞改單位集聚上來的勞動力(包括“右派”),又各歸原地了。包括在伙房當伙夫,常幫忙的詩人袁冬葦也回了他的大理。我記得的是,先是到昆明往貴陽的公路邊的一個叫“新寺”,卻不見新舊寺院的農場。後來又是“右派集中”,到了人稱“小西伯利亞”的“石將軍”。光是十年(1966-1976)動亂,到動亂結束之後,等待落實政策又等了三年,在那裏是整整十五六年。

每次“右派”的所謂“集中”,都是準備學習一陣,對大家一番安撫安撫,然後才好把這些人分別處理,由集中又分散開,消失在社會生活的喧囂中。無論怎麼說,這群人都是讓人頭痛的包袱。不僅是對他們個人的“人道”,更看重的,還是他們原先和社會廣泛的聯繫和影響。可是,政治的風雲變幻,也讓這些人“集中”了又散夥,集而復散,散而復集,同樣變幻莫測。五九年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的反對彭徳懷的所謂“右傾”,及隨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在全國的貫徹,在中、高層幹部中也打了不少“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後,慶祝建國十周年,有些知名人士的“摘帽”,當時也是以一項慶祝活動在進行。好像並沒有將這兩檔子事當作同一個問題來考慮。以後,諸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一叫出來,絕對是“立竿見影”。統戰幹部剛剛稱了大家“同志”,說了不少安撫的話,公安幹部這時則馬上出來“闢謠”,說統戰幹部在這裏謠言惑眾,警告大家不要心存幻想。為使大家丟棄“幻想”,甚至對統戰幹部有番惡毒的人身攻擊,他們才好管理。其實,若頭一次突然聽到稱之“同志”的親切,不再是“專政”、“無期”的話,以及統戰安撫的溫馨,也會感到新鮮、刺激,為之可能也“幻想”的話,那麼,往後則是眼見為實,並不是聽幾句好聽的話就會“幻想”的。

以後集中在“石將軍”,應該是各自都有持久的打算。瓦頂、土基砌牆,有能透進陽光的玻璃窗之新居,已是四個人分住在一間,大一點房間多住幾個人,也是有過道可以隔開各自的床鋪,上下床可以不干擾別人,應該算是這些“政治犯”的“豪宅”了。而且像公社一樣,評工分計工資的“按勞取酬”。也不是獄警荷槍實彈押送上下工,實際上還是勞改農場的一個生產隊,配備有常駐的民警。然而表面形式,總是有些變化。

不過,新建的“圖書室”,不論花此功夫的目的何在,此時此地,對我,總是功德無量。起碼,在勞累過度到有時身心麻木,心靈的寂寞更是深度的難耐時,從它,多少還能找得到一些感情的寄託。

老實說,之前我的那點文化水平,還沒有,也不懂得尋讀禁書之樂。公開的,應該讀的書都沒讀過來呢。不過,成年之後,隔在“內部”之外,“內部”的,還是被它一定的神秘感所誘惑。記得,內部已經傳達蘇聯在領導人的修正主義路線下已“修”了時,這些知識份子和外面文化界廣泛的,似斷若續的,微妙的關係,使這些內部消息在這些人之間,也是半公開的。對此的一些宣傳所以還要“內部”,只是兩國的外交關係還存在,不宜公開批評人家的內政罷了。那時,柯切托夫(В·А·КоцеТов1912—1973)的《葉爾紹夫兄弟》在廣泛傳閱。這位當過造船工人、農藝師的蘇聯作家,我少年時就讀過他以造船工人茹爾賓祖孫三代,表現工人階級革命傳統和社會主義勞動熱情的《茹爾賓一家》。他這部作為內部“反修教育”的新作,中國已有孫維世和燕祥改編的話劇。昆明是重慶話劇院在星火劇院的內部巡演。這一切的“內部”,有它更強烈的公開震撼,也成了當時最熱的文化議題。劇作家張之一,是轉了幾個灣將柯切托夫原著的小說帶到我手上,按到轉幾個灣帶回去的時間安排,在我手上實際上只有兩天時間,白天勞動不可能看書,只好買一盒電池,借助年輕時的精力、視力、記憶力之好,除了黎明後迷糊一陣,硬是在被窩裏打亮手電筒用兩夜把它翻完了。世道變了之後,對這部小說的非議是必然的。但它描述西方文化(意識形態)的衝擊,帶給這個蘇維埃政權下的社會生活,首先是從思想開始的各方混亂的認識作用,則是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它都不會過時的。由這些書所看到世界的巨變,對生活處於死寂的不變、只有被它所拋棄之孤寂的我,看這些書,更是如饑似渴。

何況,一個文學的愛好者,二十四歲之前已被人稱之“作家、詩人”的,之前,《紅樓夢》讀了好多遍,都很難有耐心完完整整的一遍讀完它。當聽到毛澤東提倡幹部至少都得讀它兩遍,對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才能有所瞭解的聖言,我是以對領袖的崇敬,甚至迷信的態度鞭策自己應當修完這一課的。但自己當時的“革命”狀態,很難接受那種無終無了的“生活瑣事”、心理猥瑣的描寫,也只有在“世態炎涼,當本書讀”,才懂得那些兒女情長、醉生夢死者背後的社會故事,感動於它的偉大所彰顯的文學民族傳統。這樣,重讀老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才懂得作家自傳性的人物列文之意義,他不僅是貴族家庭的瓦解和道徳敗壞的對映,更想藉以表達地主和農民合作以緩和階級矛盾,以擴大他不可能實現的“不流血的革命”之理念的悲劇。才懂得這部看似安娜愛情悲劇的巨著,列文的出現和描寫,絕非多餘的累贅。魯迅的小說和《野草》,少年時就熟讀。上中學,語文的第一課就是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劉和珍的弟弟正是我的化學老師。到了為之“作家”之後,我卻很少有耐心讀完他的雜文,也是此時此地,曾經滄海知世事,才有反覆通讀《魯迅全集》的熱情。同時,常常沉浸在他的書中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深刻的剖析而受之啟蒙所開闊視野、明辨是非之醒悟的歡悅。不然,在中國新文學的道路上,永遠只能是盲人的盲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特定的政治體制下,在這大牆之內,也是整套整套的《全集》,奉為思想改造的武器。不僅過去,是任何時候,我也不敢有任何不敬之處。有時有種敬畏於它的疏遠,確實是有那由於不可能讀懂政治和哲學的自知自明,一個只是寫那麼一點小破詩的人,也不需要下功夫去啃它。然而,彼時彼地,一旦走近了它,自己原來文章寫不成,卻䁱得個什麼“形象思維”之類的名詞並與理論對立起來的心態,隨即煙消雲散。今日報紙大版的大談可以救世的“大愛”,似乎“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就有一個美好的人間”,可是誰的“大愛”也沒法與他們為人類的解放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的“愛”,更偉“大”。此種政論的文風、語言,比文學還文學,比詩更是詩。無需否認,由於知識和閱歷的淺薄,不少有關經濟專業性的論述,我不能全讀懂。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石的《資本論》,我是絕對的讀不懂的。雖然作者也說它的開篇對於“經濟的細胞”,商品的價值形式“是最難理解的”。並試圖“已經盡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我仍然得承認自己只有那麼一點水平。但《共產黨宣言》、《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論權威》、《道德化的批判與批判化的道德》、《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正像書中所言:“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綠。”這些書的閱讀,正是穿行於生命的綠樹。他倆一些在法庭的答辯辭和一些專題的調查報告,其中那些對伍珀河及河岸森林的描寫,並不是許多名家的散文可比的。瀰漫令人沉醉的詩意。為抗議新普魯士書報檢查令所與論敵辯論中所講到的文學“風格即人”的問題,更非一般所謂的“作家”所能體悟與力行的文學規律,也不是某些所謂的“文藝評論家”的“文藝”所能企及的文藝。這是非此不可求的生活體驗,是人生奇遇的所賜。因為,在我們的社會,即便對於囚徒,誰都無權奪去他讀馬列、讀魯迅的權利。而我,彼時彼地雖然依然年輕,但大牆之內卻使年輕的我自省過去想當作家時的浮躁,已不沉澱下去也要沉澱下去了。開初,對於過去認為無益於形象思維的那些政治的書,這時卻在饑渴於書時,為它順手可得而拿來翻翻。繼而,這樣的閱讀,對於在大牆之內無望地消沉,而還得活下去的我,首先在形式上填補了每日疲憊不堪之際依然還出現的精神空虛的間隙,

當然,從無產階級革命到專政的理論,也更容易明白那些想以它恐嚇和加害於人的言辭之虛偽性。它堅定了我自己的堅持。懂得“權”並非真理;它可以任意擺佈弱者的命運,卻顛撲不了真理;那些在位的,不論多大點官,乃至拿槍桿子看著我的看守,叫你“愛國”,他就是“國”,叫你“聽黨的話”,他就是“黨”,就是聽他的話;嚴重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藉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去整人的人,恰恰相反,首先是他等這套徳行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可是,此時此刻,他坐在那把交椅上,你不叫他代表黨又能行麼;推翻封建王朝近百年的中國,中國人已摸不到垂在腦後的那條辮子了,可百年也沒割掉那一條精神的辮子之痛,折磨得自己不自在時,還得躬身反問:你也有資格為此去“痛”麼?對於評議社會,論說政治是非的實際話語權,早被說“黨”,他“代表黨”,說“國家”,他“代表國家”者全“代表”去了,還有你說的麼?命該被整的人,除了問心無愧,還能說什麼呢?別人翻一翻這些經典著作,便能以“活學活用”風風光光,我雖然可以公開學,卻只能私下偷偷的用於作為自己坦坦蕩蕩活下去的維他命。何況,這些人雖愛夸夸其談的說這些經典是思想改造的武器,若是我們這些小人物真能讀一些經典,很容易看穿借此夸夸其談的虛偽,看穿用以整人所對馬克思惡毒的歪曲和褻瀆,使其握有的話語霸權已失去理論的權威,又是他最不願看到的。然而這個政治體制又保證了我這種閱讀的權利,真是人在此中不幸之中的大幸。

新時期,對我所熬過的那二十年,有些海外的朋友不可理解;其實,若無那份精神維他命,只想、只怕、只受不了的那份苦,是挺不過來的。所以,若是叫我還寫三十年前流行的“傷痕”,我還有點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確實沒有那個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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