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諾貝爾和平獎看政治掛帥 (已退休研究員 李振城)

大陸著名的右派人士劉曉波去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引起世界各地的多方議論。挪威著名的反核武和平運動家赫弗梅爾(Fredrik S. Heffermehl)在2010年的新著《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真正要的是什麼》( The Nobel Peace PrizeWhat Nobel really wanted)中嚴詞批評說,自二戰後,諾貝爾委員會早已違背諾貝爾鼓勵裁軍、廢除軍事組織、促進和平的初衷,常根據政治的需要任意將和平獎授予不符和平獎原旨的得主。2008年赫弗梅爾就已指出:挪威是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軍事聯盟的成員,挪威各政黨大都持親《北約》的立場,因此由挪威議會按政黨比例選出的諾貝爾委員會,在評選和平獎時,也就以美國馬首是瞻,經常扭曲和平獎設置的本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表示諾貝爾委員會讓劉曉波得獎是順從美國旨意之舉,做法笨拙不堪。赫弗梅爾在去年12月8日和平獎頒獎當日,又廣發電子郵件給各國媒體,指斥諾貝爾委員會不是在尋求合作與對話,而是在挑起爭議和製造敵意,這樣不懂以對話及和平溝通方式構建現代和平理念的機構應該立即“下課”。其實,諾貝爾委員會這次以人權之名頒獎給劉曉波,不過是美國霸權利用所謂「人權」實行「人權帝國主義」(Human Rights Imperialism)或「以人道為名的帝國主義」(Humanitarian  Imperialism)的一環。對人權如何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工具,我們將會有專文論述。李政誠先生這篇文章以豐富的材料既揭露了劉曉波的真實面目,也道出了他此次獲獎背後的政治圖謀,對了解西方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大有俾益。───編者

【原文中的主要觀點提示】劉曉波獲諾獎,顯然是對整個中華民族、全體中國人民的羞辱。可是對於那些對其感到意外者卻是一劑清醒藥,而對那些反對、否定政治掛帥者更是當頭棒喝。

中國改革開放後達賴、劉曉波獲諾獎,如同蘇聯中後期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和戈巴契夫獲諾獎一樣,乃是西方對東方戰略總棋局中所必然要實施的戰略步驟,是與系列思想戰爭相連接的一個重要環節。劉曉波獲諾獎,顯然是西方向東方扔出的一顆極具挑釁性的政治炸彈。但是,它又與中共高層一些領導人迎合西方普世價值宣傳,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貫徹不堅決、不一貫、不得力,甚至放鬆、放棄和屢屢不接受歷史教訓,不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導致大批大批的年輕人政治思想意識迷惘墮落密切相關。人們應當從達賴、劉曉波獲諾獎事件中汲取深刻的歷史教訓,切實從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中解脫出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關鍵是要切實把握好“和”與“鬥”二者之間的對立統一度,堅持著眼於“和”而立足於“鬥”的方針。如果不是依靠全體人民進行團結一致的鬥爭,而單靠國家元首之間的“和談”,那就難免會成為一種缺乏底氣的“偽和”,以致使國家和人民處於更加危險之中。

【原稿全文】

諾貝爾和平獎是依據瑞典著名化學家、硝化甘油炸藥發明人阿爾弗雷德·伯恩哈德·諾貝爾(1833-1896)的遺囑,把他留下的920萬美元作為基金,於1901年創立的。截至2006年,已有94人和19個機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因此,它在國際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大的影響。依據諾貝爾遺囑,獲獎者應當是為增進國家友誼、民族和睦,推動裁軍以及為和平會議的召開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據媒體報導,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數高達237人(其中有38個是組織),獲獎者的獎金與2009年相同,仍為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46萬美元)。在此候選人中有熱比婭、胡佳、魏京生和劉曉波。而最終獲獎者竟然是世間不知名的劉曉波。劉曉波是何許人?他從未做過有利於國家獨立統一、民族團結和世界和平的事情,又有什麼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諾貝爾和平獎的背後究竟有什麼秘密?它與政治掛帥是不是具有某種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請看下文。

(一)盅噪徹底賣國、亡我中華民族的劉曉波

《海青論壇》2008-12-25 11:25發表《劉曉波其人其事》。現摘取劉曉波的主要反動言行如下:

1.要中國人民回頭再忍受“三百年殖民地”之痛。

香港反共的《解放月報》(即《開放》雜誌原名)1988年12月號上拋出的、由金鐘整理的《文壇“黑馬”劉曉波》訪談錄中,在回答中國怎樣才能實現變革問題時,劉曉波說,“中國還沒走出農業文明,要補資本主義課”;還要再經歷“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發問者說,那不是“十足的‘賣國主義’”嗎?劉曉波回答,“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後來劉曉波說,在這次訪談中,“我的回答可謂放言無羈,說出了一段犯眾怒的話。”但是“我不想收回這句話”。“這句話,不過是我至今無改的信念的極端表達而已,即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他認為“今日中國進步最快的經濟也是西化最為明顯的領域。”“而中共對民主憲政等政治西化的頑固拒絕,恰恰是弊端產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

2.誣衊中國“人種不行”,要通過西化殖民,用西方人取代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

1986年12月12日,劉曉波在清華大學的講演認為,“傳統不要以精華、糟粕來區分。傳統是極端的偏見,要打破就要整體地打破。”“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

劉曉波認為,“中國與西方之間沒有衝突,只有非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的生存方式的差別。換言之,想過人的生活就不存在衝突,衝突只產生於堅持非人生活方式的愚昧之中,想成為人就要向西方全面敞開國門,而不想成為人就拒絕西方的同化。香港在殖民化中的繁榮和大陸在封閉中的衰敗已經清楚地顯示了中西關係的性質。”(香港《爭鳴》1989年1月號《但願香港永遠是世界的自由港》)

劉曉波在多次演說中公開認為中國的“人種不行”。“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中國人有什麼?中國人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見《北京日報》1989年7月26日報導)“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了!因此,他認為,要經過“三百年殖民地”的西化,用西方人種取代中國人種,才能改造中國。“我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並以使中華民族滅絕“為榮”。

3.惡毒攻擊、誣衊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

劉曉波自供,“我在《開放》雜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毛澤東的,題目叫《混世魔王毛澤東》,發在1988年10月號上。”此後,“我被添列為該雜誌的‘特約撰稿人’。”他在《零八憲章》中極力誣衊毛澤東時代是“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

4.煽動從根本上顛覆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社會主義制度。

劉曉波在由他起草、2008年12月10日公佈的《零八憲章》中誣衊“‘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要求取消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的國家單一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中華聯邦共和國”;“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確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原則”;“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行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私有化”;“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開放報禁,廢除現行《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條款,杜絕以言治罪”;“取消服務於一黨統治、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教育和政治考試”。很明顯,他們就是要取消共產黨領導,廢除社會主義公有制,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實現軍隊國家化”,使新中國重回那種弱肉強食,軍閥割據、任由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宰割的黑暗社會。

其實、在此20年前,劉曉波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反動政治綱領。在《解放月報》1988年11月號的署名文章中,他已提出四個“代替”的綱領,即“只能用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化的言論、思想的自由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現代文化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

他在香港《世界日報》1989年4月22日發表的《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中攻擊、誣衊“特別是共產黨,從它奪取政權的第一天起就開始了殘酷的獨裁”。他揚言,“在東方,批判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對一種思想流派的再討論,而是對作為專制主義的獨裁工具的批判,是直接反對獨裁主義的必要組成部分。”(原載《解放月報》1989年4月號。)

5.煽動參與學潮的國內學者和海外反共勢力相互勾結起來推翻新中國的“暴政”,以便全面推行殖民地化的資本主義制度。

1989年4月22日,劉曉波在《世界日報》拋出《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專制政體”,煽動學潮要“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嘗試走一條從制度上改造中國的道路”。這條路怎麼走呢?劉曉波公然煽動學潮的國內參與者要和海外反共勢力相互勾結。他說:“如果大陸的大學生們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們,能在公開支持黨內開明派的同時,也公開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國之春》,肯定會加快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國之春》是“中國民聯”主辦的反共刊物。)他在香港《解放月報》1989年4月號上揚言:“暴政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讚美”。

6.宣揚“自由”“只屬於極少數的知識精英”,把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看成是實現極少數知識精英的“自由”、使極少數知識精英成為中國統治者的人質。

1988年10月,劉曉波在王元化(建議授予劉曉波博士學位的領銜人)主編的《新啟蒙》叢刊上發表的文章中,用大量篇幅講“自由”。其中認為,“儘管自由是最美好最高超的追求”,但是,“真正的自由,只屬於極少數精英”。“即便從整個人類的角度看,能夠獲得自由的人也極少極少。”“自由的可貴不在於人人都能實現,而在於大多數人都無法實現。正因為只有極少數人能走向自由,自由方顯得價值連城。”其言外之意就是當那“極少數精英”得到“治國”的“自由”後,那“大多數人”當然“都無法實現自由”了,即要效法希特勒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了。他把中國人民群眾(包括學生)看成是“烏合之眾”,“大學畢業生有98%的廢物,碩士畢業生有97%的廢物,博士畢業生有98%的廢物。”因而他把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青年學生也作為極少數精英得到“治國”“自由”的人質。

7.89動亂期間,劉曉波竭力與其同夥相勾結,進行了一系列顛覆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猖狂活動。

劉曉波1955年12月出生于吉林省長春市,1981年7月畢業於吉林大學中文系,1988年6月在北京師範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留校任講師。

1986年9月初,劉曉波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的“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上,以《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為題作了“語驚四座”的即席發言,由在場的他一位女同學整理,以《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為題在《深圳青年報》1986年10月3日發表,因而獲得“文壇黑馬”和“東北虎”綽號。

1988年8月,他赴挪威奧斯陸大學東亞系講學3個月。其後未經北京師大校方同意,他擅自決定接受夏威夷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前往美國訪問、講學。在美期間,他與反共組織“中國民聯”的頭頭胡平、陳軍等勾結在一起,曾下榻胡平家。一向宣稱“我最佩服希特勒”的劉曉波,又以“民主鬥士”面目出現。1989年3月,他在紐約參加了所謂“維護人權”、支持方勵之等人要求釋放魏京生的公開信的簽名。1989年4月27日,劉曉波受“中國民聯”派遣提前回到北京,立即與“高自聯”的骨幹吾爾開希、王丹等人接頭,並向他們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轉交了他與王炳章(原“中國民聯”主席、新組建的“中國民主黨”黨魁)等人“捐贈”的數千美元和人民幣萬餘元,作為學潮活動經費。他還與方勵之、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等一起直接插手學潮,煽動學生等釀造動亂和暴亂。除了負責“廣場之聲”的組稿、編輯和多次發表對學潮形勢的演講外,還負責非法組織“首都各界聯合會”的籌建工作。

4月26日,在北京學潮面臨下一步怎樣走的緊急關頭,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的《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的大字報,就是劉曉波起草、由胡平、陳軍、劉曉波等10人署名的。《公開信》為學潮組織者出謀劃策,要求他們“鞏固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出版自己的通訊或其他出版物”,“加強與其他社會各界的聯繫(包括工人、農民、市民和知識份子)”,“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努力落實校園內的自由”,包括 “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種社團”,“鞏固校園內的表達自由(校內民主牆、大字報、學術講座上的各種辯論會等)”,“隨時準備採取從貼大字報到遊行、罷課等方式 ”等。

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動亂中心天安門廣場,出現了《我們的建議》反動傳單,又是出之劉曉波之手。它被某些人奉為“指導學潮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它把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合法政府誣衊為“偽政府”,煽動“偽政府必須辭職,李鵬必須下臺”,“民辦企業”要公開提出“企業的完全私有化”等。

在煽動大學生繼續絕食和組織1000至5000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絕食之舉流產後,劉曉波從後臺跳到前臺,親自出馬糾集四通公司兩名職工和某詞曲作家到天安門廣場實行48~72小時的絕食。他在散發的《“六.二”絕食宣言》中,.一方面宣稱,要“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另一方面,他又說:“中國知識份子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只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呼喊“行動”起來。“期望趙紫陽復出,我們必須在人民之中組織武裝部隊。”(原載《學習與研究》1989年第9期)

8.20102月,劉曉波因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終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著名刑法學家高銘暄教授指出,西方有些傳媒所謂“因言獲罪”是對劉曉波案的誤讀。他說,劉曉波此次獲罪主要原因是依據他近年來反共、反政府的嚴重行為:

其一,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劉曉波撰寫並在互聯網“觀察”、“BBC中文網”等網站發表《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等多篇文章,多次煽動推翻中國的現政權。

其二,2008年9月至12月,劉曉波夥同他人撰寫了題為《零八憲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等多項煽動性主張,並夥同他人在徵集了三百餘人的簽名後,將《零八憲章》及簽名發給境外網站,在“民主中國”、“獨立中文筆會”等網站上發表。

(http://www.sina.com.cn新華網2010年10月25日15:16)

如此囂張的現身表演,這個反共、反社會主義、蠱噪賣國、滅絕中華民族的劉曉波,他竟是如此瘋狂地、一貫地既動口又動手的國際帝國主義及新殖民主義的狗奴才的嘴臉和惡行,已經充分暴露於大眾之中了。

(二)德國學者撰文指出:《零八憲章》是“顛覆綱領”

【德國《青年世界報》2010年12月10日文章】題:顛覆綱領——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及《零八憲章》的背景(作者:塞巴斯迪安·卡倫斯)。

《零八憲章》與普通的人權呼籲有著本質區別,它既不是抗議信,也不是人權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是一部全面的政治綱領。如同1977年捷克異己分子撰寫的《七七憲章》呼籲推翻蘇聯政權一樣,劉曉波及其追隨者起草《零八憲章》的實質是要求廢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解散現有國家體制,爾後完全按照西方標準重建政府。該文的要害有三:一是通過“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放棄中央集權制;二是通過“分權制衡”全盤西化;三是通過“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開展新土地運動”,推行全面私有化。它不僅是對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政策的全面否定,更是對中國政治傳統的顛覆。

顛覆核心理念。“大一統”與中央集權制是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傳統,是中國人至今擁有共同民族情感的根本保障,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理念之一。對於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第三大領土面積、56個民族、眾多方言的國家來說,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權力是不可想像的。即便是1911年建政的國民黨政府也未敢打破這一傳統,反而始終在極力將四分五裂多時的中國重歸統一。劉曉波宣揚“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違反了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社會現實,必將導致社會離心和領土分崩。

顛覆歷史潮流。歷史上,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在中國的嘗試已經失敗。劉不但迴避了孫中山領導民主主義革命遭遇失敗,國民黨政府轉向獨裁的慘痛教訓;也迴避了中國在全盤西化的嘗試中成為外國勢力弱肉強食犧牲品的殘酷事實;更迴避了30年內戰後唯有共產黨提出了切實拯救中華民族綱領的歷史。劉刻意隱瞞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將政治民主化簡化為改變“政府形式”的技術問題,是對中國歷史潮流的反動,無疑會引發中國社會的動盪,方便西方侵入。

顛覆民族產業。劉全面私有化的主張同樣極端。儘管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使私營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產業的重要支柱,且法律上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也進行了明確界定,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但劉仍提出所謂“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行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其背後指向明顯針對國有企業和外國資本。因為外國資本一直對進入中國國有的關鍵性工業、基礎設施和通信行業蠢蠢欲動,劉全面私有化和市場開放的主張顯然符合西方大財團的利益,它們的最終願望就是對中國經濟全面控制,在中國市場自由進出,保持中國產業技能低下。

中國共產黨有能力保持政治和經濟穩定,同時維護領土完整,即便是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對此也無異議。劉利用西方那套理論,完全顛覆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在中國根本得不到支持。

(轉載於新華社《參考消息》2010年12月24日第8版)

(三)劉曉波獲諾獎乃是針對否認政治掛帥者的當頭棒喝

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委會聲稱獨立於政府和議會,保持中立,而實際上已經變成為帝國主義侵略戰爭、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屠殺和奴役非西方世界人民服務的利器,具有迎合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所需的政治掛帥特質。

1.諾貝爾的遺囑是要求和平獎和文學獎的評委保持獨立、中立的立場,而實際上諾獎的評委會是由挪威國家政府和議會所制約的,是以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核心價值觀為取向的。

現有諾委會5名具有表決權的委員中,諾委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來自工黨,擔任過挪威外交大臣、首相和議長,還是歐洲委員會現職秘書長。副主席凱西·庫爾曼·菲弗曾擔任保守黨主席,內閣貿易、海運和歐洲事務大臣。委員西塞爾·瑪麗亞·倫貝克來自基民黨,曾擔任挪威基民黨青年團主席、議員和內閣大臣。奧戈特·瓦勒是社會主義左翼黨黨員,曾擔任挪威議會下院議長。英厄一瑪麗·于特霍恩是進步黨議會黨團高級顧問,曾擔任議員和選舉法特別委員會委員。工黨、保守黨、基民黨、社會主義左翼黨和進步黨是挪威議會中擁有前5位議席的大黨。2009年諾委會主席亞格蘭宣佈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已經引起軒然大波。當時挪威進步黨主席西芙·延森就說過,鑒於亞格蘭同時擔任歐洲委員會秘書長有損其獨立性,他應當辭去挪威諾委會主席一職。

挪威律師弗雷德里克·赫弗梅爾,仔細地研究了諾貝爾遺囑和100多年來的和平獎得主後,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諾委會在和平獎的評獎過程中已經背離了諾貝爾遺囑。赫弗梅爾在其新書《諾貝爾和平獎》中指出,自1946年以來,諾委會頒發的和平獎,一多半都是無視諾貝爾的初衷的。儘管挪威諾委會和官方一直聲稱,諾委會獨立於政府和議會,政府和議會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預其運作,即使施加壓力,諾委會也會自行作出決定。然而,這些政客不管屬於哪個政黨,他們都主張在軍事上依靠北約,外交上與美國步調一致。因此在和平獎的評選中,絕無“獨立”和“中立”的可能性。這正是解釋了在冷戰期間以及冷戰結束後,和平獎的評選經常會跟隨美國全球戰略亦步亦趨的根本原因。

2.諾貝爾和平獎早已變成為帝國主義侵略戰爭、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屠殺和奴役非西方世界人民服務的利器。

俄新社10月8日發表該社政治觀察家尼古拉·特洛伊茨基的署名文章,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已淪為西方的政治工具。現摘要如下:

1975年10月9日,安德列·薩哈羅夫院士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1990年10月15日,蘇聯首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戈巴契夫被授予同樣獎項。儘管主客觀情況各有差別,而實際上卻反映了西方某種勢力仍在遵循一個既定的方針。

從獎勵薩哈羅夫到獎勵戈巴契夫表明,並不是挪威諾委會成員為人處世的態度變了,而是國際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物理學家薩哈羅夫是公開的西化分子,而戈巴契夫任總統的蘇聯,已經從冷戰時西方的競爭者和敵人變成了西方建設性的和肯讓步的夥伴,並且溫順地撤離了東歐。戈巴契夫正是這種退縮的宣導者,導致柏林牆倒塌,於是就成為諾獎的對象。

諾貝爾遺囑中寫到,和平獎應該授予為各國人民的團結、消滅奴隸制、減少軍隊數量和促進達成和平協議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然而,這些抽象的範疇經受不住嚴峻現實的碰撞。諾貝爾和平獎習慣地被政治化到極致。該個獎主宰者的取捨和好惡都是取決於美國、北約和西歐的態度。

獲諾獎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因研究人類活動引起的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後果和制定可能加以防止的措施”而獲獎。研究氣候變化是重要和有益的事情,但這屬於學術領域,它離爭取和平要遠一些。

獲諾獎的芬蘭前總統阿赫蒂薩里則是按照北約和歐盟的模式強硬地解決前南斯拉夫問題的組織者。他積極支持轟炸塞爾維亞,是科索沃獨立的促成者之一。顯然,這個因素與其說導致了和解,不如說導致了巴爾幹地區緊張局勢的升級。

奧巴馬在獲諾獎時還什麼都沒幹。實際上他是因為基於良好意願的競選承諾而被預支了這個獎項。諾委會所獎勵的與其說是和平獎,還不如說是對“正在指揮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美國總統”進行了嘉獎。所以有人撰文說,應當把和平獎改稱為戰爭獎,這才更加名副其實些。

挪威諾委會對美國這個世界大國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從而導致議論紛紛。

將2010年的和平獎授予與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相對立的劉曉波,完全符合這種“歐洲大西洋戰略”。在冷戰正酣的時候,諾委會多半也是這樣週期性地獎勵給蘇聯政權最不妥協和最兇惡的敵人。當時的索爾仁尼琴就是這種人。而索爾仁尼琴卻獲得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表面上他是因“遵循俄羅斯文學傳統”而獲獎,而實際上這種說法卻令人無法不報以嘲諷。當1975年授予薩哈羅夫和平獎時,西方已不再掩飾其政治動機了。

3.把達賴、劉曉波、熱那婭、胡隹和魏京生等列入諾獎候選人並使達賴、劉曉波獲諾獎,足以證明諾委會是多麼鮮明地堅持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政怡掛帥了。

馬來西亞《南洋商報》10月15日刊登兩篇評論文章,認為授予劉曉波和平獎是諾委會“選擇性失聰”,導致該獎項淪為西方的政治工具。諾委會把中國等抗議說成是對其“施加壓力”,而“當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等人為中國罪犯爭取獎項時,諾委會卻洗耳恭聽。”由此可見,並非諾委會“選擇性失聰”,而是諾委會在西方意識形態下必然的排他性的政治選擇;就是說,諾委會必然要站在西方的立場上來挑選獲獎的對象。

評論文章說,印度民權鬥士、聖雄甘地曾5次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卻從未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這是因為“甘地領導印度人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抗爭、爭取國家獨立的對象,是當時最強大的殖民地宗主國英國”。然而,當達賴喇嘛在1989年獲諾獎時,諾委會主席竟然說,這一決定是“在某種程度上紀念聖雄甘地所作的貢獻”。“這簡直是對甘地的侮辱,因為達賴是因涉及1959年的西藏武裝叛亂才被迫逃亡的。而且當年頒發給達賴,是為了配合西方國家在‘六四’事件之後孤立中國。”

南非的曼德拉被白人政權長期關押,諾委會並沒有在此期間把和平獎給他。直到1993年,他才與釋放他的白人政權領袖德克勒克共同獲得和平獎,“也就是說,‘受害者’必須與‘加害者’分享和平獎”。

美國在1961年介入侵略越南的戰爭,直到1973年才被迫停火、撤軍。美國對越南全境狂轟爛炸,造成300萬越南人死亡,諾貝爾委員會並未作出讓美國停止屠殺越南人的努力。而在美越停火後,諾貝爾和平獎卻被頒發給雙方的首席談判代表——美國的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壽。黎德壽拒絕了和平獎,因為他不願與造成大量越南平民死傷的基辛格“分享”和平獎。由此可見,不同的國家代表人物都是堅持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階級利益來實施和維護政治掛帥的。

西班牙《起義報》10月14日刊登義大利哲學家、歷史學家、理論政治家多梅尼科•洛蘇爾的文章。其中說,在阿富汗的美國士兵殺死無辜平民之後,還要將其肢解,並帶走屍體的某一部分作為紀念。而美國政府卻立即下令封鎖消息,尤其是照片。受到震動的美國及國際媒體本應該就此對美國施壓,要求停止阿富汗戰爭。而為了能讓戰爭繼續,“和平獎得主”奧巴馬則選擇了打擊新聞自由的舉措。我們還可以總結一些普遍特點。20世紀,美國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最多的國家:

希歐多爾•羅斯福:認為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亨利•基辛格:智利政變和越南戰爭的策劃者;詹姆斯•卡特:主張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禁止向蘇聯出口小麥;貝拉克•奧巴馬:利用可怕的戰爭機器繼續發動對阿富汗的戰爭。

此外,奧斯陸的先生們還把和平獎送給不斷挑起武裝叛亂和騷亂的“異見人士”、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1989年)和參加天安門民運、揚言要武裝奪取人民政權的劉曉波(2010年)。所以,“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委先生們的行為,在今天只配得到“諾貝爾戰爭獎”。

2010年10月9日,中國《環球時報》刊登《諾貝爾和平獎又砸自己的牌子》的文章中指出,把熱比婭、胡佳、魏京生等“異見人士”都列入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名單,這只能加劇中國人對這個獎項的反感。評定及操縱這個獎項的人,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和平、團結,而希望中國社會因政治分歧而陷入無窮無盡的紛爭,直至走向蘇聯式的分裂。他們現在能做的就是用和平獎給中國社會撕開個口子。

10月12日,挪威科技大學教授阿努爾夫·科爾斯塔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指出,

諾委會選擇劉曉波的主要理由是,他被認為支持西方在人權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價值理念。“在西方,許多人認為這個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必須輸送到所有其他國家去。要麼直接通過武力和戰爭(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麼通過支持那些被認為代表這些價值和理念的人。我認為,諾委會想要中國成為一個更像西方世界的國家。諾貝爾獎就被用於此目的。”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2010年10月14日,鳳凰網刊登益多的文章《從達賴到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說明了什麼》。其中說,劉曉波獲獎消息公佈不到兩個小時,達賴就發表聲明:“恭喜劉曉波先生獲得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此殊榮代表了國際社會對劉曉波的表彰”,“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再次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先生和其他因言獲罪的所有良心犯。”

1989年3月,達賴集團在拉薩製造了嚴重的流血騷亂事件;6月,在西方某些勢力的唆使、支持下,北京發生“六.四”風波,隨後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了政治孤立、經濟封鎖等一系列打壓手段;當年10月,諾貝爾和平獎就很“適時”地落到了達賴頭上。當時的挪威諾貝爾協會會長毫不隱晦地說,“選中達賴喇嘛既是為了影響中國的局勢,也是為了承認中國學生從事民主運動的努力。達賴獲獎人權問題不是新因素,政治則起了作用。”諾貝爾委員會會長也宣稱:“表彰達賴喇嘛是對北京政府的一種懲罰。”很顯然,達賴獲獎是對達賴的政治“犒賞”,是西方勢力全面打壓、分裂中國的總盤子的一部分。諾貝爾和平獎再次淪為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政治工具。

挪威諾委會負責人聲稱,給達賴頒獎是因為“達賴喇嘛在爭取解放西藏的鬥爭中始終反對使用暴力,主張採用和平的解決辦法”。而史實是,“非暴力”、“和平”從來都與達賴不沾邊。達賴以無比殘酷的方式壓榨、迫害西藏農奴,1959年又發動全面武裝叛亂,殘害西藏人民,失敗後逃到國外,此後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下,長期豢養一支4000多人的“四水六崗衛教軍”,對中國邊境進行長達十餘年的武裝襲擾。美國國務院、中情局的解密檔案也充分證明了這個事實。達賴本人完全明白他憑什麼能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在發表獲獎感言時,他很激動地說:“諾貝爾獎對藏人是一件大事。受獎後我要更加堅信,在堅持英勇戰鬥和不懈的鬥爭後,西藏一定會獨立”。原來,達賴追求的並不是什麼“和平”,而是“英勇戰鬥和不懈鬥爭”,是“西藏獨立”。“西藏流亡政府”首腦桑東也曾露骨地說,這個獎是“對每天進行戰鬥的境內外藏人的勇氣進行了褒獎”。1990年9月,達賴在荷蘭對記者說,“蘇聯的變化,給西藏獨立帶來了新的契機。”1991年4月對“美國之音”說,“要進一步加強西藏獨立的所有事情。”特別是2008年,達賴又煽動、策劃了拉薩“3·14”事件,半天之中打死、燒死無辜群眾18人,燒毀商鋪1300多個。達賴還污蔑被燒死的人是“妓女”,被燒毀的商店是“妓院”,公然聲稱“無論藏人在何時做何事,我都不會要求他們停下來”。達賴接受媒體採訪時,公然表示他在必要時準備重新打出“西藏獨立”和暴力的旗幟,並大肆讚揚殺人魔王希特勒是個“充滿同情心的人”,“本性深處也有慈悲”。所有這一切,都是在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名義下進行的。聰明的挪威諾委會不會預見不到這些情況,而這恰恰是他們所希望的。他們需要樹立一個反對中國、分裂中國的標誌性人物。

正是在這個政治目標指引下,挪威議會一些人策劃設立了“西藏小組”,從事支持達賴分裂主義的活動,聯合達賴集團在奧斯陸開設“挪威西藏之聲”電臺,對中國西藏公開進行煽動、污蔑、攻擊性宣傳。達賴煽動“西藏獨立”,分裂中國,而劉曉波則鼓動抵制中國現行法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無論是分裂中國,還是顛覆中國國家政權,都是符合西方帝國主義戰略目標的。達賴與劉曉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給他們頒獎可以給那些主張分裂中國、仇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勢力撐腰打氣,依靠這些人繼續給中國製造一些麻煩。因此,劉曉波獲獎後,海外動亂分子心領神會,大叫“海內外的反對派力量公推劉曉波博士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在劉曉波的旗幟下重新集結,向中共專制政權發起新的衝鋒”。

2010年10月14日,新華網轉載《環球時報》的文章:《對華思想戰,西方既著迷又耐心》。其中說,花140萬美元發動一次對中國的意識形態進攻,在一些西方人眼裏,用給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來幹這件事,性價比是最高的了。選劉曉波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向中國進攻則是一定要做的。除了劉曉波,這兩年的諾獎候選名單上還有熱比婭、胡佳、魏京生等。這意味著西方在釋放一個令人不安的信號:他們絕不會在意識形態上“放過中國”。世界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西方的路。對西方特別是美國來說,最大的安全就是把西方精神的邊界擴展到整個世界。只要中國不在精神上臣服於西方,無論中國怎麼發展,都是必須教化的異類。

(四)要重溫毛主席的雄文:“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一百多年來,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戰鬥中,在維護中華民族和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戰鬥中,在堅持以人民革命戰爭對抗反人民反革命賣國求榮的戰爭中,湧現出那麼多聞名出傑的領袖人物和英雄人物。為什麼他們當中沒有一個被列入諾獎候選人,而唯有賣國者、堅持民族分裂主義、堅持反革命反人民的異端分子才能被列入諾獎候選人呢?許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和震驚。

其實,上面所引述的系列史實論證,再清楚不過地驗證了宣揚所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超階級、超歷史、超時空的普世價值觀點,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騙人鬼話。在階級社會中,無論屬於哪個階級階層的人們都必然要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他們的思想無不打上一定的階級烙印。他們無論從事哪項社會事業,都必然自覺半自覺地為他們所屬的那個階級的政治利益服務,必然要豎持或維護他們所屬的那個階級的政治掛帥,而決不可能以個人的喜好厭惡為轉移。劉曉波獲諾獎,顯然是對整個中華民族、全體中國人民的羞辱。可是對於那些對其感到意外者卻是一劑清醒藥,而對那些反對、否定政治掛帥者更是當頭棒喝。

只要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來觀察世界,人們就不難看出,中國改革開放後達賴、劉曉波獲諾獎,如同蘇聯中後期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和戈巴契夫獲諾獎一樣,乃是西方對東方戰略總棋局中所必然要實施的戰略步驟,是與系列思想戰爭相連接的一個重要環節。劉曉波獲諾獎,顯然是西方向東方扔出的一顆極具挑釁性的政治炸彈。但是,它又與中共高層一些領導人迎合西方普世價值宣傳,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貫徹不堅決、不一貫、不得力,甚至放鬆、放棄和屢屢不接受歷史教訓,不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導致大批大批的年輕人政治思想意識迷惘墮落密切相關。

劉曉波獲諾獎,意味著西方向東方發出了一個可信度極高的信號,即21世紀頭10年的世界政治局勢,與20世紀中後期的世界政治局勢一樣,我們仍然處在戰爭與和平、革命與改良交替並存的時代。實質上,它體現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頑固地推行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東方無產階級仍然要求走社會主義道路之間彼此相互鬥爭的繼續和發展,是160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在全球日趨激化的必然產物和表現。

人們應當從達賴、劉曉波獲諾獎事件中汲取什麼歷史教訓呢?那就是要求人們重溫毛主席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發表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這篇雄文,既便是過去60多年的今天,它仍然是具有極強現實針對性的切中小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要害的不朽雄文。凡是真正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維護中華民族和國家統一者,都應當進行深刻的反省,切實從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中解脫出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只講“和”,不講“鬥”,既不可能為世界增添和平,也決不會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什麼和諧的社會,和諧的世界。當然,並不是說只應講“鬥”,不要講“和”,不要與魔鬼打交道,而是要求人們時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覺性,決不容許拿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原則作交易。關鍵是要切實把握好“和”與“鬥”二者之間的對立統一度,堅持著眼於“和”而立足於“鬥”的方針。如果不是依靠全體人民進行團結一致的鬥爭,而單靠國家元首之間的“和談”,那就難免會成為一種缺乏底氣的“偽和”,甚至會使國家和人民處於更加危險之中。

(2011年1月20日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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