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二十七)周良沛

“假想敵”的修行(一)

在勞改隊的二十年還過不去的日子,前六七年,幾個月或幾十天,有時是幾天就挪個地方。都無法全留有它們的印象和記得清那些地名。就像牧人轉場,羊群有鞭子吆喝它上路就行了。我清楚記得,頭天保衛部的幹部押我往大牆送,是送到平頂山的,它和東北的一座工業基地同名,無法忘記。這“平頂山”的“山”只是兩三百米高,“昆明鋼鐵廠”的廠房緊貼它的山腳。“大躍進”,鋼鐵廠要擴建,就瞄準了這地方,勞改局也不會雙手奉送。一時,公安單位反而以它分散拘留所人滿為患的壓力,成了它的主要轉場之地。按政策,“右派”送勞改隊的比例是很小的,可是,往這裏也是人排隊,車都排著很長的隊來。過去的公路還是土石路,很窄。車也不好,很舊。進到鋼鐵廠上山前,還得橫穿一道鐵路線。有車攔在列車將過的平交道時,有人從敞開蓬的車上跳下對著飛馳而來的列車撲去,同車同行的一聲“不好羅,死人啦”的尖叫,震驚、恐懼了一條線上後續的車和人。本來,在這條線上往前走的,誰的心情都不會好,聽這聲尖叫,前後譁然。一個惡兆,宿命的陰影,沉重地往心上壓了塊巨石。車外鮮血淋淋的悲劇,自然不允許看到現場和怎麼收場。一個血肉模糊的人體始終在眼前與我對視。外面的叫嚷,吼得亂了陣腳的嘈雜之聲都是“看好人呐,看好人呐”。押送我的保衛幹部,更是害怕出事的緊緊拽住我的胳膊。這是幹什麼,我還不想死呐。不過,我又不可能不為此動心。我當然不可能對平交道上的死者有任何瞭解,可是,在這條道上的命運與共,又叫我是這麼瞭解他:一個人,不就是含冤難忍,不就是人還有人的尊嚴,此一去,為人的什麼都奪去,自然包括自尊,有“可殺不可辱”之志者,願意這麼了卻一生還乾淨些。我不敢說自己有此志,也不是無此志,可是,我看這麼死去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定性“畏罪自殺”,這麼死了又能“乾淨”麼?而我,何罪之有,所畏何來?那平交道上的死者,我會為他死前一刻願以死證明自己清白的熱血所迸發的火熱,可是人家生前這麼屈辱你,死後還有必要還你清白麼?這裏誰也不是以歷史論功過的人,死後還了清白,骨灰卻是黑的。這樣,我不能不為這位不相識的“同學”的輕生長歎一聲,我也不能等到骨頭成了灰,才讓人還我的清白。想到此,反而激起脾性中蠻倔強的沖勁,反感地用力甩脫這位保衛幹部拽住我的手。匪夷所思地以一個職業軍人眼光,質疑地看著他,可是,他掐得我的皮肉都紫了。雖然,走出軍區營區,他一把將我揍上那一輛還是解放戰爭中所繳獲的美國吉普車,他就虎視眈眈地看守“階級敵人”地盯著我。我如此冷冷地掃他兩眼,他松下手來,似乎也不好那麼“革命”了。不過,還好,他還沒有遇到辦好交接手續要走的時候,勞改局的幹部則請他別忙走的局面;送來改造的名單上還有他呐,要他同那些被他送來“有問題的人”一同留下。那真是太怪的怪事,自然是對人的晴天霹靂,除了精神的打擊,連洗換衣服、洗臉毛巾都沒有帶一塊,比那原來被他送來的“階級敵人”還狼狽。但編在小組一同學習的,還真有這樣的人。我不知道他送別人時,是否也是那麼虎視眈眈,即便是,我也同情他,看來,他比我,被這些政治遊戲所遊戲得還更可憐。

此時,除極個別 “掺沙子”在當中殺人、放火、販毒,拍拍胸脯,供認不諱算條“好漢”的外,就是小偷小摸的,本來也是“內部矛盾”。可是,“公安大躍進”,為消除“治安隱患”,搞“治安”的所謂“清潔衛生大掃除”,在廠礦、居民之中認為“可能”出問題的人物,都“大躍進”式的予以清除。此種為治安一勞永逸的戰略措施。已無需任何違紀犯法的罪證,憑主事的人認為你“可能”這,“可能”那就行了。後來有“右派”“摘帽”而“留隊就業”,可以在勞改隊結婚成家的,聽他們說,女隊有的年紀輕輕的,不讓什麼科長、主任的佔便宜,也成“治安隱患”,請進勞改隊這個“治安”的保險櫃,在押以候定案。這一“候”,大多也似公安人員所說的這些“政治犯”一樣,“無產階級專政”不變,則是“無期”的。此種為治安一勞永逸的戰略措施,是對毛澤東《矛盾論》的認識論的最大反動。打著紅旗反紅旗,一時間,倒成了政治時尚,平頭百姓,還是在押的“政治犯”,還有資格說什麼呢?這樣一來,大家都進入無差別境界的一個樣了,還需要認真、在乎你怎麼看我是好是壞麼。到了人人都可能列為假想敵時,革命還有同志、朋友和可以團結的人麼。

從鄧小平總書記所定性的“反右是必要的”,只有“擴大化”的問題。從他當年主持“反右”,正是他揭露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予以粉碎立了大功不久,在黨內的聲望,如日中天;新時期,譽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言九鼎,“右派”問題,也成了鐵案。但從非“擴大化”所鐵定下來的幾個“右派”看,還不及官方公佈所打的“右派”之總數的十萬分之一。羅隆基、章伯鈞等,下面的大牆,還沒有能放下這幾尊菩薩的廟。他們是內外都有影響的知名人士,叫他們跟這些小“政治犯”一樣地接受“無產階級專政”,未必是上策。比起這些小人物,不論怎麼批他“反黨反社會主義”,也得讓他好吃好住,不好請他等進來過“勞動關”。如此一比較,更主要的是,一九七九春與“右派”的“改正”同時“清理監獄”的積案時,不僅這些小“政治犯”是百分之百,同時期送來那些“治安隱患”所遭難的人,基本上都是假想敵。這樣,你再說我什麼,都坦然了。

抓來的人,都是定不了案的。它和這時“反右補課”機關裏要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往外送的情況一樣。推進這道門的,人潮滾滾。平頂山,已擋不住這個勢頭,人滿為患。大批公安人員在此按他們的需要分門別類,及時又往四處的勞改單位送去。像送去燒窯踩泥、煉鐵挖煤的,看來與各人的案由和送來的部門無關,一眼看你彪形大漢、虎背熊腰就推往那裏走了。

而且,不知道由於怎樣的偶然,人來人去的,我卻來了無去處,一直呆在平頂山。誰都明白:這地方是守不住的,可又要守定它,這樣,讓出它時,才能有個還划算的交換條件。雖然沒有幾個人,沒有多少事,也不可能讓你閑著“改造”。哪怕它過幾天成了工地,推土機必然把這些莊稼推掉,照樣還是趕下地去做不會有收穫的農活。對於那些專業改造人的人來說,改造人的目的,沒有改造的過程和手段重要。維持這種“改造”秩序,除了下地,早晚都得下山去“昆鋼”挑一擔大糞上來。上萬員工的大廠,廁所分佈很廣,零落在廠區和家屬區。挑擔糞桶進去,既要在早晚避開上班前和倒(換)班後的廠內人流高峰期,而且作業極度分散,牢頭也就得放鬆看押。漫說這是個將要散夥的留守班子,再正規、嚴密的管理,也不可能一個人跟一名看押的“大軍”。這,對於一個法定他失去自由的人,真有“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徹心之痛者,在這空襠之中的有點“自由”,自然倍加珍惜。在糞坑邊放下糞桶,將捲起衣袖和褲腳放了下來,剛進“農場”,衣衫還不破爛,撣一撣身上的灰塵,看來還過得去。那些日子,學生、幹部都參加義務勞動,不可能多講究。人,本來就有人的樣子,額頭上也不像古人刺了金印。走在人堆裏,誰曉得誰是誰呀。

這個大鋼鉄廠,四處都是自設的,並非正規商業單位,有的規模已似百貨商店的“小賣部”。哪怕什麼都不買,自己在裏頭轉轉看看也好。因為所在的是要散夥的單位,不像別處那麼正規,身上的現金都搜去換了內部的“代金券”,只准晚飯後在伙房管伙食的同犯手上買些煙、針綫、牙膏、手紙、肥皂(開初還沒用“肥皂票”時)等日用品。被改造的人員只是那麼點“零花錢”,指定性的商品、銷費,還要盈利,遠比外面貴,更無選擇的餘地,鬧得心裏特彆扭。一旦走出它的圍牆,在“昆鋼”的“小賣部”,商品豐富,不自由的人,有選,有購的自由,特有一份享受自己的自由之心情舒暢。不過,口袋裏的那點錢,主要也是買吃的,是經不住逛它兩回的。人在此境,再“自由”,也不能做亡命徒,不能不考慮吃苦的日子還在後頭。更多的,只是在裏頭轉幾圈,享受一點精神的自由。有天,我獨個縮在一個角落裏站著,看著一個老人手挎的籃子,裝滿了豆腐、白菜、辣椒、洋芋等,沒有雞、鴨、魚、肉,也沒有什麼遺憾,不一定自足,也無怨尤,那麼平靜,天崩不驚。回家做了飯,等到兒孫下班回來一家圍在一桌,三百六十天都是那麼無有什麼新意地,還是那麼吃他們的那頓飯。它是重複得讓人麻木,或厭煩的生活。他只有這樣的條件過日子,他就這樣生活。那裏一對少男少女,在選購兩個搪瓷口缸,就為上面花色的豔麗或俗氣在歡笑中爭執。另一對夫妻已走出鋪門了又踅回頭來,請售貨員再給他們兩根棒棒糖,自然是想到回去好哄他們不大不小的娃娃……這就是生活,有它,它也就是這個樣子;一旦失去它,像我一樣,那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和鎖上了鐐銬的自由,就是兩重天了。看著,想著,眼淚都流了出來,我是造了什麼孽,缺了什麼德,才走到這步田地。有時候,我幾乎都沒有勇氣享受這分“自由”,怕自己失去克制的力量。這才是對我最好的“攺造”。加上這些勞改單位,雖然掛牌“農場”,對誰也不是什麼秘密。工人和家屬也都知道廠後山上送去的大多是些什麼人,憑自己的眼力,看准是機關廠礦送去的人,即便不和你搭話,也是和顏悅色的,默默的向你點點頭。要是碰上他們從商場、菜場回來,還會從籃裏包裏順手抓兩個饅頭、包子,或香焦、梨、桃、棗之類的吃食,往你手裏或兜裏塞。那時,周圍農村也在“大躍進”,爭放畝產萬斤的“衛星”,盤(種)田人也像爭著出鏡的演藝明星,起碼在那麼一個時段,已無閑也無心去盤田、施肥了。廠內的廁所,不僅不像過去各家天不明就爭著去占下地盤,靠平頂山少數改造人員,也似演藝人員早晚來玩票似地挑兩擔走,已遠遠無法解除這些廁所的負擔。工人、家屬見了我們,則必然不僅是熱情,還會手扯著扁擔叫人跟他走。這時,除了遞煙、點火,他可以跟你說的話就多了。他會告訴你,工廠生產單位,本來和農村、部隊基層一樣,是不“反右”的,領導的興趣還怪大,把他們不喜歡的“不聽話的”都全“揪”走了,也沒說送到哪里去了,都沒有一個音訊,也是去“改造”了。“殺雞給猴看唄,以後在廠裏當管我們工人的領導就更好當了!”我一愣,呆了好一陣,此時此刻,這樣的談話已不宜往下繼續了。“殺雞給猴看”,換個說法:教育、警惕大家,也不刺激、刺耳。不久,彭真的“馴服工具”論都出臺了,其他的話都是多餘。不過,那是指對政黨,對統治意志的“馴服”,若是大小官員,平民百姓見小貓小狗,都得“馴服”於他,社會、政治生活是不會有民主活力,只會有大小家長陰沉的威力、強力,它正是對這個體制的破壞。大區澈銷,我和懷中往昆明走時,就說是怕搞小王國、地方主義,這一來,個人借此擴張私欲的,倒言之成理,肆無忌憚。世事的變化,哪是我這樣的人鬧得清的。不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無幸在他們當中,有緣與他們這樣偶遇,對我也是很大的教育,也是真正接受了改造。有回,說到廠裏送走的人無音信,省委反而有人往廠裏送。既是“省委”送來的人,不認識,也一定上了報批判,會知道的。我順口問了一聲“哪個”,他很認真的,以平時很強的等級觀念數道:“還是個廳級幹部呐,延安來的呵,降到這裏工會俱樂部當主任,工會裏的俱樂部的主任,是個啥子幹部嘛。天天準時上班,坐在那裏,從不吭氣,下了班回去,一個女同志,獨個人把自己關在那間小屋裏,真造孽!我們是一個廠的,還不像同你們,墨(沒)得人敢同她講話,要不,根究下來,好麻煩囉……”我沒有搭腔,聽他獨個人一直往下講。他講的應該是黃鐵。這個世界怎麼這樣小啊,我們不是同黨,也不是冤家,為需要,可以生拉活扯的把我扯到她的“反黨集團”裏去,不堪回首話此事,她又近在咫尺。他們指給我看的俱樂部和她的那間小房間,我都記下了。漫說工人兄弟還有那些顧慮,我即便什麼都不管,見了她又能說什麼?難道本來沒有任何其他的關係,讓人由此看到此時還有往來,看來反是同黨麼?她本是一夥“反黨”者的“頭目”,又畢竟是烈士遺孤、老延安,所以還能坐辦公室,行政降幾級,還是幹部。按整人者所說,我只夠做他手下的嘍囉,處境更慘,從組織上當是打入“永世不得翻身”之列。被專政的囚徒,該有自知之明,自己“永世不得翻身”,不能連累今世希望尚存的人。很多次,挑著糞桶既是有意走遠一些,回避開那俱樂部和黃鐵的居所,有時還忍不住往那裏多看兩眼,還真的見她低著頭笨拙地挪動遲緩、沉重的步子在那一帶走過。那身灰色的土布列寧裝,應該是延安時期土八路的制服,當年是戰士的戎裝,今日是“反黨”的罪衣,在她風光的日子,哪怕把它壓箱底,沒有甩掉,還是沒有忘本,當它是可紀念之物吧。這讓我立即想到她在眾多閃光燈下穿著絲絨旗袍的神采……

俱往矣,人世的沉浮,就是這樣。不論廠裏對她採取的是何種方式,聽工人同志講,周圍的輿論空氣,已將她訂在印度“不可接觸的賤民”的十字架上。周圍的工人兄弟,內心自然也會像對我一樣的同情她。現實的境況又只能“不可接觸”她,是真格的“群眾專政”。比之我這樣被“司法專政”,對她的處分,比我輕多了,可是實際情況的心境,又不可能比我好到哪里去的。想到此,望到她的背影,倒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長歎。

不過,沒有多久,再也沒有可能看到她了。隨著平頂山作為城裏收容所的人員中轉站都無法應付時,大批的人,只好直接往那些各種形式、類別的勞改農場送。農場暴棚,又增場地,再擴充、調整,很熱鬧,是一個十分興旺的“產業”。這些送來的人,就是勞動力,無論押到哪里,一無所有的荒山、荒原、荒地,他們到了,找到石場鑿石,挖泥、和泥托土基(坯),砍樹,割草,搭床,鋪床,真是勞動創造世界;再夯實好關押自己在內的圍牆,這些“治安隱患”的保險櫃,自然會給社會永保安詳。

不用幾個月,隨著後來者人湧,論資排輩,我這樣的人都成“老犯”了,蓋好的房,夯實的牆,又該讓予新犯。“老犯”隨之東挪西遷的,不是夯實能關押自己的牆,就是為勞動而勞動。我們也早由“勞動光榮”、“勞動創造世界”的觀念,明白到此時此地的勞動是“罪有應得”,是為接受懲罰的苦役,還有資格想別的麼。

本來,這才是一個縣團級單位的勞改局,管的在押人員比個軍團的人都多,這回公安搞“大躍進”,真不知道又抓了多少萬人進來。擴大了的地盤,叫這些管“農場”的幹部,權利的膨脹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它不是簡單增加了一些人數,而是擴張支配人的命運之權力所可能帶來的問題。但在行政上,它又確實是個小單位,哪里抗得住上級為了“大躍進”要“趕英超美”的“大煉鋼鐵”的形勢。不論是以什麼條件,還是讓出了平頂山給“昆明鋼鐵廠”。我和一些原來留守在那裏不多的幾個人,又趕到一個地處半山坡,沒有多大開發面積和開發前途的小型農場。因為坡下的村子叫“官莊”,它也叫“官莊農場”。不僅全省,光在昆明市我都到過不知多少個同名的“官莊”,東南西北都鬧不清了。顯然,它是這個古代有名的流放地所散落多處屯兵的村“莊”,現代人又到這裏“改造”,還是很有喻意的一種歷史關照。不論何種體制的政權,包括認為“國家機器”,在“階級消滅了”,將“喪失作用”的政黨,在階級沒有消滅時,更加強調針對反對階級的“壓廹”和“專政”。稍稍學過一點國家學說的,都不難明白這些道理。不過,同一營壘的戰友、兄弟成了假想敵,視為反對階級被專政,既難想得通,又不難明白此中之“理”,之“假”。何況,身處此境,再不公,你再不服,又能怎樣?不是隨遇而安,而是一定程度的你不“安”也得“安”。何況,雖然進來幾個月了,這“官莊”還是我首個“安”下身來的正式之所在。這半山坡,離山林有蠻長一段路,無樹無植被的一大塊空曠地,從管理人員看,山坡上頭設一個崗,是在押人員一攬眼底便於看管的寶地。天氣乾燥,全是沙地,一些菜地、玉米地的莊稼,全是這些人挑肥,用汗水澆漑出來的。但一陣風吹來,地上的垃圾也全吹走了,像它的土地貧瘠到草都不會長的那麼乾淨。人在“勞改”嘛,還想選個什麼所在呀,有這麼一個乾淨俐落的小地方活下去,已算不錯了。

不想,剛放下行李鋪好床,吃了晚飯,就圍了一個大圈圈開大會。室外的空場,秋天是曬莊稼的穀場,平日好讓這些人開會接受教育。場子中間的一張桌上,一蓋煤氣燈在室外的黑暗中所散開那慘白的光,也像冷風吹得一樣蕭索。聽說這場批鬥,已持續幾個晚上,鬥得大家苦不堪言。因為所批鬥的“反動分子”的“反動言論”,就是有同犯揭發他說了這勞改農場就是“集中營”。然而,當時若要錄音,是得拉一車機器擺開架勢才能做成的事,沒有現代那麼先進簡便的設備。同犯又非專業諜報人員,僅憑口頭一句話,總不能成為罪證。只有揭發人賭咒發誓地一口咬住,就是在何時何地聽他說了此話,一個則矢口否認有此事,甚至一再表明他與此人素無往來,是不屑同流的人物。這樣,則成了無休止的打嘴仗,無論正理、歪說之“理”都無需說,只有一個咬死他“有”,一個矢口否認“無”。不過,既是幹部組織的“批鬥”,不僅這種勞改場所,就是機關廠礦,也少不了緊跟領導、爭取表現的人物,出來領頭吼吼叫叫地“態度放老實點!”“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口號,誰也得舉起手跟上叫,有興趣,有勁頭吼的,也不會有幾個。在室外,在晝亱溫差太大的紅土高原,大家冷嗖嗖的所叫出的那麼幾聲,散落在冰冷的空曠中,則很難說有什麼助威之效。尤其後來出來兩個在“緊跟”者中當屬有“水準”的,夸夸其談的大講“集中營”與“勞改農場”的根本區別時,除了從工具書引述了集中營是用來囚禁、折磨、殘殺革命者、戰俘和人民群眾的場所。被投入集中營的人,受到無限期的監禁、侮辱、虐待、非刑拷打,甚至野蠻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法西斯設在邁丹尼克、奧斯威信、布痕瓦爾德等地的集中營,用毒氣室、“殺人機”等大批殺害被監禁者。中國解放前,國民黨政府在上饒、西安、重慶等地設立集中營,用各種極端殘酷的手段(包括集體屠殺),摧殘迫害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愛國人民。從這方面講,將農場列入集中營來議,確實是歪曲性的污蔑。但是,為了兩者好壞的對比,忘記了在農場也是被“專政”,只有“挽救”、“教育”、“改造”、“關懷”,似乎改造在天堂之中,聽來也是啼笑皆非的。我不敢代人說些什麼,但我自己冤冤枉枉關進到此,受此“專政”的壓力,可以,也無奈於“不‘安’也得‘安’”,若要我受此“挽救”的“關懷”而溫馨於如此的“改造”,在感情、道理上,我是無法接受的。何況事後證明,除了少數“掺沙子”進來的殺人、越貨、煙毒等嫌犯,全是錯案冤案。農場可以說“我們管不了你們的案情,送來的單位說你是什麼,我們只能以此當什麼來對待”,但是這多受冤的“同學”,雖然相互之間不可能,也不允許交換情況和意見,總也不會與我想得截然相反,感到冤得“安逸”吧!那麼,這種“批鬥”的內容,是否能獲取主持者的效果,我是懷疑的。此時它所撩撥人的心緒,未必有利於“改造”。

不想,這種改造的遊戲,層出不窮。剛剛一場集中營與勞改農場之論不了了之,既無確切、可以落實的實證,也無法讓大家“深受教育”。

可是,接著又推出勞改人員中一個放羊的羊倌姦污母羊之事。同樣,也是一個說親眼所見,一個不但矢口不認,反而抗議以此對他的污蔑和人格的侮辱,倒反有點為人之“人”的人氣。從我個人來說,“性”的話題,在此“改造”之地真是大增知識。從社會科學的認識,我還從恩格斯知道“性愛按其本性來說就是排他的,一一雖然這種排他性在今日只是對婦女才完全有效,一一那末,以性愛為基礎的婚姻,按其本性來說就是個體婚姻。”因此,無性也無婚姻;然而,無愛,性則只有欲了。可是,一般的說,是“飽暖思淫欲”,超體能的勞役,身被“專政”,無有可能,也無有權利要求營養保證時,欲的消退,叫有妻室,還是年輕的女人者,需要以性示愛,又性無能所演成的悲劇,已屢見不鮮。其他的人。雖無妻房,此時此情,是否有此欲,也得看是否有此奇跡了。以人性論,這也是很殘酷的事。此時以此為批鬥的題目,首先還是得科學地研究是否有此可能。雖然過去西方也有張揚性解放時的所謂“人獸交配”的圖片。然而,人與獸的生理的生殖結構是絕不相同的,這種不同,人是否可能“姦污”母羊呢?“姦污”成功,人是否又能從獸獲得泄欲之樂呢?答案若是否定的,人又可能和需要如此“傷風敗俗”嗎?若是人的獸性發作於此不顧,問題又何在呢?這對於圍在圈圈之外的人,由此倒撩拔出更多的想法。這是道德的維護嗎?還是挑戰人性,或是性的挑逗?

如此這般的所謂“改造”。能“改造”好人嗎?

現場上被批鬥的和批鬥人的,依然是一方一口咬定那人“姦羊”為親眼所見,一方是站得挺直,瘦長的身子不是挺拔,也是強掙出全身精力,巋然不動,毫不示弱,大聲、強烈抗議“不准侮辱我的人格!”

好哇,好大的口氣,批鬥你,你竟敢狂吼“不准”,這不翻了天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氣勢洶洶地:

“你說什麼?你敢再說一句!”

“我有什麼不敢說的?不准侮辱我的人格!改造人也有改造人的政策!”

羊倌不僅不屈,說的話裏還是有話的。等於正面批評了這樣的“批鬥”,是沒有執行“改造人”的政策。這一來,“反動”,“反攺造”,“打倒死不悔改的反動份子”的語言槍彈和呼出口號的氣氛,突然熱鬧起來了。隨之擁上去的推推搡搡,一切都在流動了,我們在雲南人說的“馬屋”的矮凳上正襟危坐,規規矩矩又毫無興趣於此的人,全晃動在他們推搡的肢體語言之中,各人時時都有被眼前的推搡所殃及之危,不得不拎起“馬屋”都站了起來,跟隨他們在動,確切地說,是在閃開。圈子中心已經亂作一團, 我已看不清是誰在推誰了,好像在打群架似的。只聽羊倌大吼一聲“你們要謀命呀”,雙手也把擁在他兩邊的人用力一推,擁近他的,也隨之歪倒在後邊推搡者的身上了。

“氣焰這樣囂張,你反了!”哪個打手反應極快地也是大吼一聲,一掌閃過去一個耳光。

“打人了!打人了!幹部不管啦?”羊倌吼得更響了。之前我也不認識他,沒有注意到他,看來是蠻有一些應付這種狀況的經驗。無奈這些推搡的拳頭和火辣了面頰的巴掌時,搶先在政策上占了理,挨了揍,卻在“氣”上占了上風。此時此刻,幹部一聽他這麼一吼,閃到後面,忽然之間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們顯然處於為難、尷尬的境地。羊倌不論是否有什麼問題,他這一聲可沒吼錯,可是他們要上前制止這式“武鬥”,給打手“潑了冷水”,以後誰還會出來幫這個忙,熱火你的“批鬥”?勞改隊的批鬥會,要像學院式的斯斯文文論道,它在此時此地就毫無意義了。“改造”人的場所,政策上要講“人道”,對在押人員的改造之實質,又無法撇開階級鬥爭的思想內核。這種辯證的火候,沒有很豐富的閱歷和鬥爭經驗,是處理不好的,他們只能以揚“專政”之威為上,任你們狗咬狗。

對這些人,他們相信了誰,也是立場問題;雖然也許是人性,也許是需要,他們和有的在押人員的關係也是很親密或曖昧的,如財會、倉庫保管、趕車的這類人員,從在押人員中選出這些人不當苦力,不可能沒有選人的愛憎。管理人員勾結他們犯罪的也有,總是少數。但在物資、糧食等農產品都很緊張,實行票證配給制,分配量又太低的現實面前,在同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勞改”單位,若說“貪污”顯然過於誇張,要說沾點小便宜是不會假的,但也不能明目張膽,總是這些人幫他們捎回家去的。對這些人,是否沒有私情,完全是利用,一概地視為“狗”呢,不得而知。但在這種“批鬥”的活動中,這種起哄的熱鬧絕對是維持此種改造秩序的必要。雖然“批鬥”必然有正負雙方,“正方”所說的,可能比他們還“革命”,他們要當真了,那這碗改造人的飯,還吃得下去麼?走開迴避,當是上策。可是,任這些人這樣亂吼、亂叫、亂來,這樣的熱鬧又怎麼收場呢?此時,叫我這樣平日無興趣於此者,也許每天苦累得太單調,太寂寞了,鬧得倒像在看遊戲,自己也有幾分捲入其中了。小時候我幾乎要進的戲班,唱武戲時,鑼鼓的“急急風”一敲,交戰兩方舉槍迎面而去,對穿而過的交戰、激戰,太象徵化了。眼前這樣的混戰,如此膠著轇轕,又太遊戲化了,和我的心情似乎所差無幾,我也無法一旁冷觀,已投入其中看遊戲解悶。

煤氣燈在亱寒中那點蒼白的光,早被前面圍在桌子邊都站了起來的人影遮檔了。你推我,我推你的,也不知誰在推誰,哪一個是哪一方了。以遊戲的眼光看著這些在押人員,這些在遊戲的人,從大牆內的政治看,都應該是些心懷鬼胎或老奸巨滑的傢伙,此時在我看來,似乎全是些調皮的頑童。

不想,此時不知哪一個打手又揍了羊倌,羊倌是大聲地狂叫:“打人啦!打人啦!打人啦!……”

“這麼兩拳是便宜了你!”

“攺造人也不興打人!”

“老子是不打好人;不打你這樣的雜種打哪個?……”

一聽,太可怕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暈糊了,還是被刺激了,總之,思想處於激蕩中的雜亂和清醒。四肢都失去支撐,有些站立不穩。這個連幹部和在押人員所在的一個正方院子,很小,幹部不論迴避到哪里,室外的吼叫,都會聽得清清楚楚,不出來制止,無疑是默許,可以打(壞)人。

這些人裏頭,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該挨打,誰該打人?就以現場各自這般的“表現”麼?羊倌“姦羊”的事,即便你有千個疑點說它是真的,無法落實,給他定罪,也不能如此認定他該挨打。何況,從生理常識看,它是很難想像可能成為事實的,雖然羊倌也會“發情”。即便他想做,要是做不到的事,他也該為此負責,擔下這個惡名麼?不然,蒙冤本不應該,挨揍反而是應該的麼?本來,亂檢舉,亂咬人,製造混亂,其惡難赦,此時反而成打人的“好人”,改造的“英雄”,往後的“改造”,怎識好、壞?不識好、壞,何需“改造”呢?看此,想此,心情更加沉重了,我不敢想,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也會平白無故的遭到這樣的毆打,有苦無處訴?這些幹部口頭上不會少說“政策”,管理的實際過程中,又有他們的需要,要有這麼一股殺氣,維護他們管理的威風,在押人員才會“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在這不大的四方院內,有再大的膽子,又能亂說亂動到哪里去呢?軍區的大院內,成壁的權力、地位,不知比這勞改隊的幹部大到哪里去了,他以家長的威風,要我死我活不了,只能沉陷在“要將希望都留在門外”的無望之中;這些幹部無有成壁的權力、地位,小小的四方院內,關起門來,也是一個大家長,他默許的“不打‘好’人打‘壞’人”的“家規”,成壁還不敢隨便說呐。任何人的頭上,只要有些這樣的家長,門裏門外都一樣,只能耐心的往下煞吧。為此,每天吃過晚飯一聽吹哨子“開大會”,心頭都會掠過宿命的陰雲,心情極為複雜,心事日益沉重。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也會無緣無故,莫明其妙地拉了出去示眾、挨打,好人挨了打,也就是“壞人”,壞人打了人,倒反是“好人”、“英雄”。於是,這種“改造”的遊戲還沒有攸關利害的把自己扯進去折騰得麻木時,確實會像《空城計》裏的孔明“我正在城樓觀山景”,然而,天天麻木得心理的疲倦需要一點擺脫疲倦的振作和思想的清新時,又會悲哀自己麻木的沉淪,自責不敢正視自己處境的懦弱,警覺到自己不過像那羊倌關進欄裏的一隻羊羔。同樣是對假想敵,雖然不可能像戰爭時期那麼草率不負責任,甚至草菅人命,但逮住兩條羊腿抖一抖,骨頭架子都會散的。你又能奈他何,只要沒有鬧出人命來,在“改造”中傷了你的皮肉筋骨,他是無需負什麼責任的,甚至可以這樣認為:不如此,你能那麼容易“脫胎換骨”麼?

這麼一想,不寒而慄。

“禍從口出”,慎言就可以免禍麼?拉出來的示眾的這些人,不都是個個都講自己沒有說什麼,別人偏偏咬住他說了什麼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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