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二十四)(周良沛)

大陸中國作家協會一級作家周良沛先生的回憶錄在中斷一段時間後,周先生現又給我們寄來續稿,本刊將陸續登出。──編者

五(《樂極生悲》之第五小節 修訂稿)

真巧,不幾天,在同一個地方,貴賓太多了,上菜很慢,我無聊地哼起花燈曲牌《倒板槳》來,有位高大粗實的壯漢走了過來,輕聲細語地問道:

“你階(家)格(可)是雲南格(的)?聽到鄉音了!”

“我(墨)井岡山呐(的),歸宗雲南(羅)!”

“那也好哇,半個老鄉!”他那沉穩的神態,臉上蕩開了笑容:“我是盧漢(1896-1974)!”

他這一自報家門,我聽得都愣了一陣。一九五○年二月昆明入城式時,他和陳賡司令員分乘敞蓬吉普,站在車上向群眾揮手致意時,我只能遠遠地仰望他,哪能看清他的容貌。不過,穿上大衣,顯得魁偉,不像這樣謙和,還有穿上這身卡嘰布中山裝的樸實。後來我算了算,此時他正六十歲,可我第一眼看他,以為是一位中年壯漢,是大山中強悍的彝人之體質的壯實所致。加以少年時就在行伍中過著嚴格的軍事生活,身體得到鍛煉。他從排長、連長一步步上來,直到抗戰時率六十軍在台兒莊重創鬼子,打出軍威,個人的名聲也大了。他那民族血緣基因的灰黑肌膚,寬寬臉龐上的粗眉大眼和輪廓分明的線條,很有武將的威儀。我所以這麼多寫幾筆,實在是那些影視演員和某些文學作品中對他的造型,不論你從正面或反面“秀”他,都實在相距太遠。我不可能看到他打仗或殺人。我看此時在他一側的夫人,小腳,額上反而比他多些皺紋,在這大熱天,穿了一身質地很好,比之那兩年又興穿、翻新的旗袍,她那深黑的色彩過於厚重的老式長袖長袍,倒可以薰染到一些懷舊的情懷和歎息。跟在身邊的,該是他的小女兒,後來知道,也是他唯一的女兒盧國梅,十七八歲,該是高中快畢業,或正待上大學。她是有條件打扮自己的,衣裙質地也是很好,可不切身好看。從這一家三口看,我看到這一家“清潔的道德”。否則,這個孩子,應該是台兒莊戰役前後出生的,那時,一位四十出頭,英武的將軍,他要什麼年輕、漂亮的女人找不到?可他始終與髮妻相守,這讓我沒有與他有更多交談之前,對他“道德”的“清潔”有份由然而起的好感。他離開雲南七八年了,對他,這是像抗戰那樣漫長的歲月。初見時,他也沒有什麼話多說。只問他家“盧公館”面向的翠湖之水是否還清,夏日的荷花是否依舊盛開?羅香圃、碧金玉的滇戲可還在唱?拆了近日樓後,南屏街和正義路的介面處又是個什麼樣子?庸道街的米線館子是不是還是滿條街?圓通山的櫻花,大觀河的碼頭、遊船,大觀路上“篤篤篤”載客的馬車……他都問了、說了很多,卻絕不提社會生活的變化。他對昆明的一草一木,旮旯角落都極其熟悉,是遊子在外濃濃的鄉情,刻骨的相思。他也是龍雲之後又一位“雲南王”,此時是失去她的憂鬱之感傷。我終生不忘他的極其深情的一聲長歎:“雲南人真老實,是個好治理的寶地!”這是一位統治者還有良心的話。雲南人的溫順,真像她的“四季如春”,多是“家鄉寶”,情願在家過得苦些,也不願出門離鄉。中國人餓怕了,見面就問:“可吃飯了?”到了昆明則是“你‘階’可‘請’過了?”“吃”字說成“請”字,輕聲細語,溫文爾雅,是語言的音樂。你不逼得他過分,他都會忍耐、忍受。一位曾是她的統治者的一句“雲南人真老實,是個好治理的寶地!”不論從正,從負看他的統治,三迤的那段歷史,也是他的統治史,這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說,他是那樣統治過來了。是好是壞,他都悟到在此的“好治理”是“雲南人真老實”。比起某些群體事件的多發區,這裏的安定、平靜,絕不是誰“治理”的豐功偉績,實在是“雲南人真老實”。比起那些好大喜功,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官吏,僅這一句話,還是一位“老實”的雲南人的實話。

這回,龍雲(1884-1962)在“反右”中有了對蘇聯不敬之語,在沒有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時,也不許說他們的大國沙文主義之前,外交的“一邊倒”,這可是“反蘇”的罪行。不但龍雲要檢討認罪,盧漢也得揭發龍雲,交待與龍雲的關係。民主黨派裏,要“革命”的時候,有人也可“革命”羅,他再“交代”,也是“不老實”,過不了關。

比龍雲,他小八歲,同是雲南昭通彝族,同是雲南講武堂第四期的同學。龍雲在唐繼堯部下任軍長,一九二五年盧漢又在龍雲手下任旅長、師長。怎敢說無關係可“交代”?新舊軍隊,雖然治軍的宗旨、理念絕然不同,又同樣要求絕對服從。在舊軍隊,地方、軍閥派系中,只能各為其主。以盤踞雲南的軍事集團先後三位將領唐繼堯、龍雲、盧漢所稱的“滇系”,首先是一九一一年蔡鍔在昆明發動了反清的起義,建立了滇軍。以後的護國、台兒莊的出兵,赴越南的日本受降,到龍雲以這地盤和滇軍對蔣介石有所抵制之所為,儘管其中也夾有軍閥們借機擴充勢力的營私活動,從民族大義看,反清、護國、抗戰,還不容從負面去看。可是,官場、行伍幾十年,“道德”再“清潔”的人,也少不了有烏煙瘴氣的,見不得人的事,因為它的體制所運行的各種活動就是各種交易嘛;中國倒沒有“解密”年限的制度,也不是當事人不顧面子,不怕醜,但在這麼不短的歷史過程中,許多見不得人的事,都在不同的利害衝突之中都抖漏出來了;見不得人的,也都見人了,不想講的,都曝光在光天化日下,記在歷史和野史中,還能講什麼呢?像龍雲一九二七年發動政變,幹倒了唐繼堯,難道今天還要在他倆之間定個是非麼?過去的事,哪怕是罪惡,他反省了,反正了,起義了,敬禮投降了,對他們都有“既往不咎”的承諾,若無任何“現行”,還有什麼不讓他“交待”過關的呢?

但他不想讓你“過關”,你再“老實”也是“不老實”;他不是掌握了,而是先驗地認為你還有見不得人的事,要“交待”什麼,才是他所需要的呢;實事求是若陷入依附於一種權勢和行政力量的主觀唯心的情緒中,講道理是多餘的。

幸好,總理直言告他:主席保他了;是要將他和龍雲分開;不能說這不是實事求是,也是政策和需要如此吧;不管怎麼說,有了主席保,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文藝界都知道,總理保丁玲、艾青都沒保下來,正是他在總書記面前還不是主席。主席放權給他所重用的總書記,就是讓他掌的權、用的權有它能量的威力,別人插手是不便的。從現在公開的一些材料知道,“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後,主席見粟裕曾說“這回我替你出氣了”,也就是說,之前彭德懷亂“整”粟裕,主席並不糊塗,只是不到他說話的時候。這也是政治家和凡夫裕子的不同處吧。後來我認識李東冶同志,他是當年中共辦公廳的楊尚昆的助手,也是中南海黨總支書記。他向書記處彙報辦公廳沒有“右派”,“抓”不出來。辦公廳是中央的直屬單位,它沒有“右派”的政治之清潔,不也是中央核心之清潔,這不是好事麼?結果,是你“抓”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的邏輯大行其道。也是事在主席身邊,主席知道了,出面保了李東冶同志,還找他談了話,調了出去,走遠了下放,才算了事。據《炎黃春秋》220期公開的當事人的材料看,“中辦”秘書室有幾位同志被打成“右派”,也因為秘書室在身邊,主席瞭解了情況,看到“左”與“右”錯位,他當場表態:“青年人給領導提意見就挨板子,那麼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為是我號召開展‘整鳳’的。”而且,嚴斥對田家英的盯梢,製造“白色恐布”。為此,楊尚昆召開了秘書室全體工作人員大會,“原原本本傳達了毛譯東的講話,大家立即展開討論和揭發。不少人熱淚盈眶,甚至痛苦失聲,甚至午夜仍不肯離去。”很明白,你要反對了他打下的天下,創建的共和國,主席是絕饒不了你,是要用“無產階級專政”治你的。但他更討厭下面任何一個下屬領導盜用他所領導的“黨”的名義為其當然的代表自居,這是他所提倡的“造反”精神所不容的。主席這一生氣,鄧小平對此也“樂得不管了”。後來,看見主席再沒提及此事,並全權交他領導運動,許多問題又翻了一個個兒了。

因為,五七、五八年下層打為“右派”的,十之八九都是對直屬領導提了意見,應當屬於主席所支持的那一派。但代表“黨”的大小領導太多,向他們提了意見就是反了“黨”的公式,絕對方便樹立他們的“絕對權威”,叫下屬一個個都只有“聽話”的份,哪有敢不乖乖的。雖是上下級,在革命隊伍,在新的共和國,也應當是的同志關係,這樣一來,則成了主僕關係了。這不是張揚無政府主又,尤其軍人,更不可以不服從上級。但在每個人,哪怕在黨內,也有他的民主權利,若任何意見動輒得咎,以上述公式羅織罪名為“右派”,那也大可怕了。當年無以計數遭難受罪的,恰恰都是這樣的人。若照主席對待秘書室“反右”中“左”“右”錯位的狀況之所想予以過問,那麼,鄧小平總書記自然同樣會“樂得不管了”。那麼,一個“反右”運動的結果和歷史的影響,必然是截然相反的。可是近五億人口的大國,主席怎麼可能像看到秘書室的問題那樣予以過問呢。只能放手一切都請總書記辦理。一旦總書記“樂得”他來“管”了,運動則是另一種狀況了。真如毛澤東詩詞所言“橫掃千軍如捲席”,“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而那“害人蟲”,當是“左”“右”錯位之“敵”。這樣一“掃”,官方後來公佈的是五十一萬,二〇〇八年《炎黃春秋》所披露的機密檔案的數字是三百多萬,這是何其輝煌的戰績!這樣,主事者既迎合了主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思想,又為他作為“反右”的統帥輝煌了戰績。過去說“一將功成萬骨枯”,雖然真正贏得勝利的是無名的兵士,他們為“將”的成名之衝殺拼命,總還是他們有一致的敵對目標。然而,這回不是“一將”,是“大將”之下率領了無數“小將”,也是無數大小家長施威以鎮服不願“馴服”到當狗的作靶標,所在內部對假想敵的政治殘殺。若說過去誤殺AB團的假想敵,是處於四面受敵的危機所混亂中的混亂,那麼,這一回則是執政了,掌權了,要弄清任何事,都沒有不可接受調查的人與事時,個人的意氣成了操盤的霸氣之所為,還能不出問題麼。何況,不知道為什麼,從“反胡風”起,運動就盛行一種偽造資料、謊報敵情的風氣。張中曉解放前給胡風寫的信,咒駡那時的生存環境,本是他進步的真誠,可是編材料的將寫信的時間、地點一變,成為對新社會的不滿,則成了“敵情”了。人民大學教授,葛佩奇同志,“鳴放”之中,他以一個老革命,憂心幹部的脫離群眾,會使一個原是人民的黨被人民所反對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理重述一遍,放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講,都不會錯。不想,這份發言爆料出來,竟以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國民黨少將身份,塗黑為“反動軍官”,是“要殺共產黨”發洩他的階級仇恨。這種“革命”與“反革命”的錯位,真是天上地下,兩者之間,哪里有任何一處可以找到它們的沾合點呢?這些事,若是都要毛主席親自查證、落實,是不現實、不可能,甚至可以說是無理的。可是,這一類的事,為什麼層出不窮呢?無疑是需要深思又深思的事。可是,在運動中,類似偽造的“敵情”報上去,是很容易激起主席“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極大熱情,一旦被利用於“左”、“右”、“是”、“非”的錯位,若無秘書室的年輕人之幸,是會傷害許多好人的。緊接著的“大躍進”,就有“反右”為它掃清思想障礙,奠定了思想基礎之說。其實,後來的浮誇、冒進之風,也是與“反右”互動互促的吧。彼時秘書室的人遭到這股風災,陷在災難的陷阱中,遇到主席過問,怎不“熱淚盈眶”,“痛哭失聲”?可是,像他們開初的那樣遭遇者比比皆是;可惜,能像他們那麼解困的,鳳毛麟角,甚至可以說絕無僅有。幹部中,李東冶同志所遇到的那種情況,當時同樣多的是,有幾個能遇到主席出面保呢?盧漢有幸,也因為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士。

我能在北戴河遇到他,有“半個老鄉”之緣,正是他從不斷“接受幫助”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到這海濱透透氣時的戲劇性的巧合。

他前半生,即便躋身為“雲南王”後,官場的煩心事都不會少,但從總體來看,發展還是順利的。這次遇到他折腰卻“通不過”的“交代”,對他個人也是“史無前例”的。對於慣“伸”難“屈”的“大丈夫”,心靈的傷害是很深的。對此,他同我才有萍水相逢又一見如故的“半個老鄉”之情。看得出來,他有解脫出來的慶倖,同時,有擺脫不了的沮喪。只有思鄉、懷舊,孤獨煩悶的憂鬱。說得能提精神的,自然是台兒莊,過五關斬六將,是人性的弱點。

“打仗,敵我都要流血一一”他說:“不是我殺人吧?”

“我們流血,是反侵略;鬼子的血,是還我血債!”

“我也是這麼想,殺敵是軍人的天職!不過,流血死人的事總不是什麼好事。不像耍筆桿子的,安安靜靜,乾乾淨淨一一”

“筆桿子也能殺人一一”

因為是在這種特殊情況與他這麼一位特殊人物相遇,加上我是進軍南下到雲南,之後又蒙冤受難在雲南二十年的經歷,讓我對這位“雲南王”向我所說的這一切,終生不忘。他對我“筆桿子也能殺人”之說不以為然。認為那只是打比方的說法,不是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一槍過去要死人的事。他問我可曉得雲南起義前,九月九號,人稱“九九整肅”的“白色恐怖”?

我只是聽人說過,再沒深究,怎麼能鬧得清楚。

他說連他這個主持此事的,都說不清楚它了!說起來,龍雲被蔣介石軟禁,逃到香港發表擁護“中共”的聲明北上北平。這麼一來,盧漢他還不能不考慮老蔣會對自己怎樣。他是老蔣抓了龍雲又把他提上來的,同樣也是把他看作與龍雲有交代不清的關係的人!老蔣要抓了他,他的下場比龍雲還糟!不到解放軍靠近雲南,不適時的宣佈起義,老蔣調了四川的軍隊來,他會活活被吃掉的。不想,龍雲在香港放話,說盧漢會起義,這一來,無疑是把他推在燒紅的鐵板上烤。老蔣一調他往重慶“述職”,當然是要對他下手。抗令不去,老蔣更有藉口公開收拾他,硬著頭皮,膽顫心驚,冒著九死一生之念上路。自然得編一套假話表示自己矢志不渝的“效忠”。老蔣這個人,除了他自己的人,“黃浦”的人,他們說假話,如謊報軍情,他也當真的。別人說真的,他也當假的。這回,你怎麼“效忠”,他也不會信,是否放你一馬,那只有看他的需要了。此時,中國一大半都被解放軍解放了,西南幾省的地頭蛇,誰沒有自己的盤算呢?盧漢不可信,別的,老蔣又能信麼?他該殺雞儆猴,還是該安撫盧漢以安他危難之中在西南的大局呢?張群出面保了盧漢,至關重要,老蔣放了盧漢回來,不會只考慮張群的面子。當解放軍逼近昆明,盧漢又將宣佈起義,放了扣下的張群,還是不忘報恩。人在江湖,只好講江湖義氣。不過,這重播他回來,老蔣給他配好一大幫特務班子護送。要讓老蔣放心他盧漢,自然要先盯住他盧漢。盧漢先殺了二十一個搶銀行的,散佈他們是受“共黨”指使的謠言,昆明自然血腥、恐怖,他也不能不陷於政治的骯髒。接著“九九”在大小學校抓了幾百左傾分子,又以此所示的“右”,為老蔣障眼。雖然他也交待了司法部門,不得亂殺一人,形勢的變化還是不可捉摸,總的還是一場政治賭博。萬一形勢控制不住,完全可能照特務頭子沈醉的要求,殺他幾百。幸好,國民黨的內鬥,有了李宗仁以“代總統”的身份出現,並來拉攏盧漢,而且答應此事交給盧漢處理,這些人才全部安全的放了出來。

但,這麼多的人,放出來前,真是生死未卜,是以各人的命,保了他盧漢的安全當人質羈押的。旁人看來,不會想到當中的苦衷,只會罵姓盧的骯髒、卑劣。人要陷到政治的利害又想掙脫它的困境,想的,做的,不會那麼乾淨。不會像年輕人在書房裏磨硯提筆……

我曉得他往下說,又是說耍筆桿子的要比他在當時的環境下陷於政治骯髒之“乾淨”,心地也安靜。這類的話,多聽了兩回,我愣在那裏都聽傻了。我不敢說自己不“乾淨”,還真的沒法說自己又有多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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