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建公社?——由《紅土地》引發的思考 (猢猻子)

作者猢猻子是獨立撰稿人。詳細介紹請見此鏈結

從上個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實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曾使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斯蒂芬•恩迪卡特(Stephen Endicott)所著的《紅土地:一個四川村莊中的革命》(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Sichuan Village)則是為數不多的用有趣的筆觸對此制度進行詳細記錄和描寫的一本村莊研究。因此,這本書為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生,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甚至為那些關心如何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行動家都提供了深刻的見解。雖然不少人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不公正和不可持續,但還是認為不可能有除此之外的第二種選擇;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個美好的理想而不可能成為現實”,並且說中國就是一個共產主義失敗的例子。然而《紅土地》卻指出:儘管中國從未是(且從未自稱為)共產主義社會,但是中國所進行的一些有共產主義性質的嘗試即使是在很不盡人意的情況下也是取得了成效的;而且並不是因為共產主義本質上的不可行性導致了它們被拋棄。1

關於這本經典著作的不少書評已經得以發表,其中一篇在網上就能免費流覽到。2 以下我將從書中關於公社時期的部分入手,回顧中國農村“人民公社”的經驗,並思考其對現在各種反資本主義者所提供的啟示。 首先,我將對恩迪卡特的分析進行簡要的概述。

恩迪卡特的視角

斯蒂芬•恩迪卡特出生於30年代上海的一個加拿大傳教士家庭,隨後在四川成長了十三年。他屬於如韓丁、柯魯克夫婦、米達爾等西方觀察者對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基本)持肯定態度的研究傳統。 {…} 恩迪卡特在《紅土地》一書中,除了引用官方記錄中的資訊以及呈現于27張圖表中的大量資料外,還和韓丁的經典著作《翻身》和《深翻》一樣,全書都十分接近于對當地村民和幹部進行的採訪內容(直接引用的句子大概占書中敍述部分的四分之一)。 恩迪卡特則在書的結語中對內容進行了分析。他回顧了在1980年到1988年期間,幾次探訪馬高橋村所觀察到的村裏四十多年來的變化。在1980年,他寫道,

村民在生產隊下的小組裏一起耕作;他們對自己取得的有形成果,如合作衛生所、學校、電氣化的糧食加工廠、拖拉機、家家戶戶旁邊的沼氣池等相當自豪。很顯然,在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時期,生產力取得了質的提高,十分成功地將剩餘勞動力轉變成為經濟增長的資本。雖然公路、鐵路、水渠、水庫、魚塘、開墾的荒地、新果園、平整的田地等基礎設施建設所帶來的績效並沒有記錄在帳薄中,從統計的角度說,它們不曾存在過,但是它們確確實實在那裏,人人都能看到。(211)

不過,雖然馬高橋村有了這麼多的發展,“從住房和消費產品方面來看,個人的生活水準在40年中並沒有顯著的變化”(212)。讓人驚訝的是,“人們似乎都理解這是他們在帝國主義勢力威脅的條件下為中國的工業化作出貢獻的一種代價”(212)。同時,恩迪卡特也注意到人們的健康水準和平均壽命取得巨大提高,還有在“社會主義價值觀”替代“舊思想、舊行為”方面有了一些進步,而這方面的進步“已經足夠成為推動平等,社會正義,婦女解放的持續動力”(211)。在此我想順便指出恩迪卡特低估了後面的三點——這應該是共產主義的中心目標——在關於生產力發展的論述之後單獨列為一段,似乎是把它們歸類到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建築”,而次於馬高橋村“經濟基礎”的變化。3

恩迪卡特1983年再次回到馬高橋村的時候,那裏已經分田到戶(即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了,其他的集體財產也被拍賣,給了比較有錢或者與幹部關係搞得比較好的村民們,村子不再向貧窮和缺乏勞動力的家庭提供糧食或其他生活必需品,黨和國家幫助村子裏三分之一最成功的家庭投資市場為導向的企業,比較窮的村民則為這些企業打工,貧富差距日益增大(212-213)。但在1986年,恩迪卡特卻觀察到,在村民當中存在的對於個體企業思潮(entrepreneurialism)的幻滅,以及各級黨政機關對於集體企業理念的重新關注,當年縣政府所有的貸款都是用於合作和集體企業(213)。到了1988年3月的時候,馬高橋村“重新組織成一個由七個小的合作社組成的合作聯社”。農戶繼續承包土地的使用權,但是現在每年都要更新一次合同,除非農戶可以盡到對合作社的義務(包括完成某些作物的徵購),而且合作社要“重新建立他們的公積金,用來做資本投資並為成員生產活動的前期、中期和後期提供服務——改良過的種子、信用、技術資訊、機械、銷售和運輸的設備(218-229)。這個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應對因乾旱帶來的農民間的殊死爭鬥,之後,洪水又衝垮了24間房屋,70個家庭需要依靠政府的救濟生存。當地幹部把這些災難歸結於集體機構解體和農戶間競爭愈演愈烈。正如大隊隊長王道全所說:“應該為公共福利所作的事情無人問津,每個人都只為自己的事忙碌”(218)。

恩迪卡特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領導人始終“設法去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早期遺留下來的兩個歷史問題:如何增加農業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第二個問題是如何改良一種趨向退化到官僚命令主義的領導作風”(214-215)。以下我試圖論證前一個問題——或者說是為了提高產量的自上而下的壓力——是導致後一個問題的關鍵因素。恩迪卡特沒有將兩者聯繫起來,而似乎將鄧小平主義對個人激勵機制的強調視作理所當然,並聲稱集體勞動制度“浪費了勞動力,導致了徇私,為幹部所濫用,越來越為村民們所不滿”(215)。至於“命令主義”,恩迪卡特只給出一些其他人的理論,其中對於起因的見解(中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協會)就給出“封建殘餘思想”(216)。所有的解決方法都將對提高生產力的需要視為理所當然,但還有一個可以理解為社會福利和平等比生產力更重要的暗示:“許多人擔心由自由市場和獨立合作社所帶來的‘治療’也許會比社會主義集體帶來的‘弊病’更糟糕”(217)。

該書以一個樂觀的結論收尾“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爭鬥中,重心又轉到較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219),但同時還保留著一種恐懼,即“一個新的富農階級”也許會戰勝“集體利益”(220)。這把富農視作是對中國村社及其較窮的成員的主要威脅力量,同時還把問題的構架定義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鬥爭”,這兩點都指向公社制度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所共有的在理解公社方面的理論混亂。我以下嘗試消除這種混亂,將恩迪卡特關於馬高橋村的一些研究記錄和其他相關的資料加以結合利用,指出中國農村“人民公社”中所存在的共產主義因素,對其失敗的原因提出另外一種解釋;並且,在關於如何創造出替代現有資本主義的更好方案這一問題上,通過提供公社的正面和反面啟示,來使其得以“救贖”。

1958-1961:大躍進和兩路口公社的形成

我選擇了最具爭議的部分作為開端,同時這部分也是歷史意義上的開端。恩迪卡特對於大躍進的記錄一開始就突出了1957年國際局勢的惡化與大躍進對什邡縣兩路口鄉農民的影響之間的具體聯繫。在糧食站——以前的火神廟——農民把他們的糧食挑過來賣給政府(當時的壟斷買主),在過去會貼有關於天氣和運氣的傳統對聯的位置,共產黨在那裏寫了如下的標語:“看五大洲反帝運動不斷高漲——帝國主義勢力正在日益衰亡”。恩迪卡特評論道

把這個看不見但令人振奮的外部革命世界和農民的糧食聯繫在一起的是標語中間的毛主席像。通過地方的廣播系統,每個人都對毛主席的話耳熟能詳……: “等到我們能生產出三千萬噸鋼……當我們實現了這個目標的時候,我們就會有更多的勇氣去和美國談判”。(44)

恩迪卡特提醒我們,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和美國有了一段短暫的緩和關係之後,中國高層的領導人們有了些許安全感並在第二個五年計劃裏能夠修改國家預算,減少軍隊的規模,把財政支出的重心由發展軍事和重工業轉移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部分是通過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將發展國際貿易做為新的資本來源(之前美國對華禁運阻礙了中國與多國發展貿易)。不幸的是,“1957年美國對華政策突然變得強硬使中國的領導人陷入短暫的慌亂中,計畫告吹”(45)。冷戰分子諸如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美國國會得勢,又開始了他們的武力恫嚇。“從1953年到1958年美國曾經有七次用核打擊威脅中國:在朝鮮戰爭、印度支那半島以及臺灣海峽諸島的危機中”(45)。五角大樓在臺灣安置了具有核能力的巡航導彈,並且在中國沿海許多地區部署了第七艦隊,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有了更多行動,如訓練藏獨遊擊隊(助長了1959年的暴動),美國政府還向中國邊境的國家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包括越南的反共勢力。同時——部分對於之前中美關係緩和的回應——蘇聯開始對中國抱有敵意,拒絕幫助中國建設核威懾力量,並且要求中國立刻還債(包括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對華支援)。“為了應對新的局勢,毛澤東同大多數中國的高層領導,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大躍進運動’來動員尚未充分利用的農民勞動力,通過公社和民兵組織來實現農業革命……並且他們呼籲地方創新來克服中國技術落後的問題……力圖在十五年內達到英國工業的水準”(46)。{……}

恩迪卡特敍述了兩路口鄉的領導人如何模仿了當時被中央推廣為樣板的北方“人民公社”,決定將全鄉範圍的耕地、牲口、機械等生產資料聯營為由一百多個生產隊組成的公社,每隊有三四十戶,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由公社免費供給,此外,每月的工資則由民主選舉出的會計根據每個具有勞動能力的社員的工作表現來決定(52-67, 123)。公社開辦了公共食堂,托兒所,敬老院和“其他集體福利措施將婦女從沉重的家務中解放出來,男女都能夠憑藉自己的勞動得到工資,並且可以得到諸如大米、油、鹽、大豆、醬油、醋、蔬菜等補貼”(52),還能得到免費“衣物、藥品、助產服務、甚至理髮服務”(57)。這些變化當時被稱作“由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逐漸轉化到共產主義‘按需分配’原則的開端”(52)。用助產士楊詠秀的話來講:

過去各家(婦女)都是不僅要在家做飯、照看孩子,還要在田裏幹農活。但是公共食堂開始之後,就有廚師給大家做飯,有專門的人來養豬,孩子們可以託付在幼稚園和托兒所,所有在這些地方工作的人都是由公社成員選舉出來的……我從沒有像當時那麼快樂過。(55)

這些“絕對平均主義”通常被說成是造成饑荒和公社最後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如果瞭解國家一直從公社那裏獲取大量的糧食和勞動的話,就能發現這種解釋的荒謬之處。在大躍進期間,有三個因素一起產生了一種特別的氛圍:“超英趕美”(和用糧食來償還對蘇聯的債務)的壓力,對報導高產量的幹部進行獎賞的慣例,以及一種對農民群眾的熱情的信仰,即毛澤東及其跟隨者認為熱情可以使農民能夠在更大範圍內合作從而提高產量(甚至在許多地方沒有現代農機的情況下)。在這三個因素所產生的氛圍中,省縣政府向公社施壓使其浮誇產量並出售超出他們可承擔數量的糧食來填補空缺——甚至在短缺情況變得很明顯以後。馬高橋{即當時“八大隊”}五隊隊長王道全回憶說:

[在1958年末的]有一天,鄧園明,我們隊的會計師,去公社報導我們的糧食產出。他告訴他們糧食產出是500斤一畝。他們不接受,說:“不對,這個數不對,你過不了關。”我們一起討論了這事然後讓他回去,說是700斤一畝,他們還是說“不對”,告訴他如果數字低於1000斤一畝,他們就不會接受,所以他只好說“好,好,那就是1000斤一畝吧。”他們這才過得了關。

……會發生這種事是因為那些可以展示最好成果的人更有機會成為勞模或者當官,這就是另一種競爭……

1959年春天,毛主席開始擔心這種浮誇風的不良後果,並且極力主張我們不要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人家有過什麼的質疑,他們不敢說出來,因為他們注意到那些對當下的問題提出疑問的當地官員都被打發走了。(58-59)

這裏王隊長指的是毛澤東1959年四月給全國各省六級幹部寫的信,鼓勵他們抵制那些來自高層的不合理的要求。他寫道:“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249)。不幸的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批評這封信給當下的熱情“吹了一陣冷風,”要求地方幹部忽視它,繼續保持現有的產出目標(249)。根據經濟史學家布拉莫爾(Chris Bramall)的觀點,李井泉期望加入中央政治局,所以快速促成大躍進的更具有“烏托邦主義”色彩的實驗,比如以更大範圍的大隊級管理而不是比較普遍的小隊級管理,並且在其他省份早就拋棄這種實驗以後仍然堅持。這也部分說明了為什麼四川的饑荒比其他省份更為嚴重。4

死亡資料仍然是備受爭議的,有些專家斷言饑荒時期的死亡人數比解放前正常的年度死亡率還要低並且和當代印度的正常時期年度死亡率相當(由於這段時期相對和平並且在糧食和醫療方面有了一定改進,中國的年度死亡率從1949年的29/1000降低到1958年的12/1000;1960年饑荒達到頂峰時,死亡率為25.4/1000,而印度同年死亡率為24.6/1000)。5 但是布拉莫爾推測僅僅在四川從1958年到1963年就有八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的過高死亡人數,在1960年死亡率達到54/1000。6 恩迪卡特推測在兩路口公社就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饑荒中死去,僅在馬高橋村就有三百人死亡——占其人口的百分之二十(55-56)。

一方面導致饑荒的有以上說明的一系列的因素:中國與美蘇的軍備競爭、各級官員對自己地位提升的追求、這兩種力量所驅使的對農民徵集糧食壓力增大、該壓力使專制行政傾向加劇、並且在此專制和高壓力的情況下試圖進行急速實驗性的“共產主義”制度創新。除此之外,導致饑荒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農村工業化的混亂開端。在兩路口公社,這主要是由“大煉鋼鐵運動”組成的:

為了回應黨呼籲人民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參與大躍進,縣政府要求什邡的每村都要招募最能幹的七十個青年男女村民奔赴新的生產前線……在鑼鼓和鞭炮聲中,公社全員中11%的人出動,掛起橫幅,用自己的廚具、床具,去開山挖礦,在龍門山掀起了一陣煉高爐的風潮。其他公社也在上演同樣的事情,很快,縣裏就為這項任務動員了12000人。(52)

眾所周知,在國家要求更多糧食的情況下,這種大煉鋼鐵運動在全國各地突然將龐大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建設上,因此加劇了饑荒的嚴重性。同樣被大量宣傳的事實是,在這樣的運動裏用“土法煉鋼爐”製造的鋼鐵之中,很多是報廢的。然而在什邡縣(而且布拉莫爾和其他人也報導過其他地方有過相似的經驗),這場運動的確對於全縣的長遠發展起了正面的作用。除了“獲取技術知識和社會組織的新技能”,鋼鐵隊在山裏發現了煤、石灰石、磷,而數月之後,他們就修建了縣裏第一條鐵路,並且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開始把那些稀有資源托運出大山,為什邡的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考慮到該地區的運輸方式在鐵路出現之前是靠扁擔的,值得指出的是:“每個火車頭可承擔的重量能夠抵上1000個農民用肩膀所能夠承擔的重量”(53)。

1962-1982:二十年相對平等的發展

雖然恩迪卡特沒有用這種表達方法,他和其他觀察者所提供的記錄說明,饑荒造成的主要成因是政府在要求比之前更多的糧食的時候(其中不小的一部分是用來償還蘇聯的債務,同時蘇聯撤走了駐華的1200個技術顧問)卻突然把大量的農業勞動力轉到(往往是計畫得不好和無效的)農村工業化運動中,而同時農村生產和分配制度變化的適應過程就使得以上的問題變得更加困難(再加上嚴重的洪災、乾旱、蟲害影響了中國60%的耕種地區——不包括什邡7)。然而,毛澤東當時的右翼對手(以劉少奇主席和鄧小平總書記為首)以及各地過去和現在的反共產主義者,同樣都把責任歸咎於公社的“烏托邦主義”社會實驗——尤其是它們較具共產主義色彩的方面,比如按需分配。8) 後來,中共的意識形態打造者給這個理論穿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聲稱,中國生產力尚未發展到足以實現這種“先進”的生產關係,而這個說法成了為完全取消公社制度以及中國社會的市場化做辯護的一個主要論調。但是他們觀點的要旨與最近幾十年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的邏輯很相似,都局限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所謂的“搭便車問題”:當人們可以免費使用物品、得到服務的時候,當對這些物品生產的貢獻是志願性質的時候,人們傾向於消費比他們所能生產出的更多物品,這樣就導致了物品的短缺和生產率的下降。針對這種弊病,新自由主義者和鄧小平主義者都提出相同的對策,即使用市場機制來規訓群眾成勤勞的生產者,合適的消費者。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和其他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理論無法解釋人類歷史上和史前的許多社會做得好(至少在平均壽命和可持續性方面)和市場機制的調節無關。9 我不會長篇累牘地介紹這些學者如何解釋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社會組織方法(如共有資源的參與式民主管理)在某些條件下能夠成功。在這裏我只想指出,在中國和其他地方占支配地位的對於“共產主義的失敗”的解釋不光是錯的,而且還高度意識形態化,在歷史上它被用來壓制平等主義性質的社會實驗,並且為拉大貧富、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等差距創造了條件。

鄧主義者和毛主義者當時有所妥協,允許公社繼續存在,但它們比較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方面被剝離或者壓縮。許多公社為了應對危機早已拋棄了那些實驗,但國家也助長了農業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重新放開“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和“四大自由”——雇工、貿易、借貸、租地不加限制(66)。(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正是這個時期提出的,往往被忽視的是,他所說的“老鼠”所暗指的並非是農民的利益,而是指為城市裏的市民、軍人、官員所提供的便宜的糧食。) 後來,受到毛主義諸如“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激發,兩路口公社又恢復了原來的嘗試,即試圖把平等、按需分配、參與式管理等共產主義理念與勞動激勵機制結合起來,為了在完成國家配額的同時還要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勞動激勵仿佛是不可或缺的。當然如果“達標”的壓力取消的話,問題可能會變得簡單一些,而且許多共產主義者也許會認為這些問題在今天“生產力較發達”的情況下不再重要了。工業化生產的不少方面因其不可持續或具有異化性質而應該被拋棄,但先不談這個問題,勞動激勵機制的問題大概會在共產化(communization)的過程中仍然存在,直到我們能夠(正如情境國際所主張的那樣10)把必不可少的及人們想要的生產活動變成出於自願的、令人愉快的事情。11 兩路口最後沒有達到兩者(即激勵和對共產主義理念的追求)之間的一個完美的平衡,但是它至少能夠——利用四種不同的獎勵制度的實驗——來逐步提高產出和生活水準,同時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足夠的食物和醫療保健,馬高橋五隊最高收入的幾戶只是最低收入幾戶的收入的四倍,三分之二的家庭的收入水準幾乎持平(130)。

在大躍進的免費供給制度被拋棄以後,兩路口繼續向所有的村民提供基本的糧食和其他用品,占全村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只是現在會做記錄,如果一家農戶沒有在年終積累足夠的工分,就會堆積起無息債務,直到得以被償還。同時,生產隊也進行了一些關於民主地決定報酬的實驗。{…其中一個是大寨模式,基於每月每個小組成員對其貢獻的相互評價,但這}導致了那些認為自己沒有得到辛苦工作的回報的人熱情降低。在從1967年到1971年間實行這種方式之後,村民們又回到了一種早期的、更複雜的被稱作“三包一獎”的方法,這次將生產隊分成更小的組“這樣成員們彼此可以覺得更親密”(129)。恩迪卡特對於這種報酬方法的描述聽起來和六年之後在廣漢縣炒得沸沸揚揚的模式很相似(也在四川,以“包產到組”聞名),在已對公眾想像起支配作用的鄧主義敍事下的中國現代史上,廣漢採取的方法被讚譽為民間去集體化過程開始的星星之火。所以很重要的一點是這和去集體化有重要的差別,1971年其他地方也採用了相似的安排,也具有許多年的成功經驗,在1982年國家強制去集體化之前就實行了。{…}這個制度雖然並不完美,在沒有犧牲平等及引導集體基本建設(capital construction)工程之能力(兩路口長期發展的關鍵)的情況下滿足了收入逐步增長的需要長達11年。

“人民公社”經驗最令人欽佩的成就或許是在公共衛生領域。從1949到1980年,什邡縣的人均壽命延長了一倍,從33歲延長到66.7歲(155-156)。在整個中國則是從35歲延長到68歲,而1965至1980年間增長得最快,達到世界歷史上最快的增長率之一(然而1980年之後人均壽命的增長率下降到世界平均水準以下,遲至2003年才僅僅增長到71.8歲)。12 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大躍進期間展開的鄉村公共衛生運動和“合作醫療”制度的實驗,但是它們真正的實施是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之後。大躍進期間開展了全國性的“除四害”運動——最初是指老鼠、蒼蠅、蚊子、麻雀。{…} 這場運動不久之後就擴展到引起血吸蟲病的釘螺身上,這是一種在中國水稻種植區長期存在的病害。1959年在兩路口進行的第一次系統調查發現,每四個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此病(159)。這種疾病早期症狀駭人,會導致新陳代謝失調,兒童的生長週期和婦女的月經週期紊亂,如不及時醫治,可以致命。在什邡縣的公社,消滅血吸蟲病的運動“和全國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既是醫療衛生行動,又是政治運動”:

宣傳畫,廣播,電影,展覽和群眾大會幫農民們認清了[血吸蟲病]這個古老敵人的本質,他們一認清這種病的病源……就馬上參與了制定計劃,組成到了與血吸蟲病作鬥爭的公共醫療大軍中去….每個生產隊都配備了一個護理員,並組建了一個由七八個人組成的小隊,負責在灌溉渠邊搜尋釘螺。(159)

這場運動成功地減少了血吸蟲病的數量,但並未將其徹底剷除,所以1975年什邡縣又動員了五萬人重新投入運動:

他們開墾新溝渠,填埋老溝渠,目的是破壞釘螺的生存環境;另一方面他們也嘗試干擾血吸蟲幼蟲的生命週期,辦法是防止攜帶血吸蟲卵的糞便污染農田。他們將這些糞便儲存在水泥池中幾周,直到氨氣放出的熱量殺死寄生蟲為止。(這種方法還可以生產沼氣用來做飯和照明,五年之後[馬高橋村]的55%的家庭擁有了這樣的沼氣池,可以積肥並提供廉價燃料。)(160)

除此類預防性措施以外,自從1959年以來,這場運動還通過年度體檢發現治療感染血吸蟲的病人:

這種大規模的運動只能通過當地人民利用簡單靈活,最大限度減少對外面的專家的依賴的方法來實現…每個村莊設置了一個由大約十人組成的臨時指揮部——其中包括一名從縣醫院來的受過培訓的人員,一個公社社員,其餘的是生產隊員。(160)

到1982年,兩路口血吸蟲病的病例下降到4例,社會學家王習明注意到在川西平原的另一些地方(和今日中國農村大部分地方大為不同),村級以下的生產隊仍然每年召集會議,在公共生活中還扮演重要的角色,從1957年開始,他們一年組織兩次滅螺運動,從1960年開始,就沒人再患過“釘螺熱”。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湖北的一個村莊。像別的很多中國村莊一樣,這是一個典型的合作化運動早已不復存在的村莊。2004年,全村1879人中有1050人患有血吸蟲病,在過去的三年中就有八人因此死亡。13

不過,公社的 “群眾醫療衛生革命運動”中主要的組成部分還是“合作醫療”系統和“赤腳醫生”,1949年什邡只有一家西醫衛生站,而且醫療費用昂貴,不可能惠及大部分人口。有一小部分可以在市集上找到的中醫大夫,但他們不下鄉,也不能治癒很多常見病,中共建國後,新的鄉政府把這些醫生集中起來成立了一個衛生站,並在大躍進期間增加了一名西醫大夫。最後在1968年,為了回應毛澤東關於“醫療衛生工作的六•二六指示”,縣衛生局總共撥款兩萬元,建立了有二十張床位和一台X光機的醫院,為中西醫幾個科室配備了工作人員。縣衛生局還發動了建立鄉村衛生站和培訓赤腳醫生的運動。赤腳醫生都是一般村民,他們在專業醫生的指導下,經過3到6個月的培訓,學習“基礎急救,中醫知識,紮針灸,量體溫,注射疫苗,發放流感藥,胃藥和其他常見病的藥”。和其他村民一樣,赤腳醫生的工分由村裏的公共資金來支付。到1975年,這場運動使什邡縣醫療人員由592人 增加到 3,420人,其中658人是赤腳醫生(156-158)。

衛生站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醫療用品不足,兩路口的領導請公社社員提交處理這一問題的建議。方案之一是種植中草藥,種植者可以得到工分的補償,或者用來代替每個社員都要交給衛生站的3元年費。衛生站不用的草藥可以由政府收購,所得款項用來購置西醫醫療用品。先是一個村子自願試行這種方法,進而普及到整個公社,在媒體的宣傳下,這種方式傳遍四川。{……}最後,一些去城裏上過大學的年輕人回到村裏,建起了一所集體所有的制藥廠,將兩路口草藥加工成的藥片。到一九八五年為止,這家工廠雇傭了106名公社社員,年銷售額400萬元。,冉聖相廠長這樣描述制藥廠的管理:

我們大家都是企業的主人,這裏從來沒有那種虐待和毆打工人的事發生,我們有職工代表大會和女工委員會參與制定計劃和規章。財務狀況每個月底都會張貼出來,向所有人公開。我每月收入的四成是48元的基本工資,,用來支付生活費用。剩下的六成是浮動工資,和經濟效益掛鈎…大家的收入都是這樣的。(166)

遺憾的是,關於兩路口的集體制企業在多大程度上實踐了“民主管理”的理念,恩迪卡特並未提供更多的細節。兩路口。14 關於他們為公社所做的具體貢獻,恩迪卡特提到大多企業用的是本地原材料(如剛剛提到的草藥和其他農作物,還有在大躍進時期在當地開的礦上的產品)來進行生產,產品除了通過買賣積累資金,還用來供給公社在(醫療,農業,建築和日常生活等領域)使用。扣除稅務和管理成本後,“根據各生產隊的需要,企業的利潤用於補助學校,醫療,農田改造,購買農機以及獎勵參與計劃生育的家庭,”剩餘所得直接交給各生產隊。(93)為了防止企業員工和其他社員(“工人”和“農民”之間)的貧富懸殊,公社設計了一套特殊的酬勞分配系統:

工廠每年年底給來自生產隊的工人記工分,把工人的工資(除獎金以外的那部分)發到生產隊,生產隊到年底發錢的時候就也有工人的一份。因為做工比務農可以賺更多錢,採取工分制可以提高整個生產隊單個工作日的價值,而不僅是只讓少數人獲益,同時防止了工農的收入差距擴大。例如在1980年這種方法使公社單個工作日的平均價值由7毛8提高到9毛,公社的人均年度收入由152元提高到173元。(92)

但是這些鄉鎮企業起步維艱,這要部分地歸因於劉少奇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劉少奇認為大躍進期間公社工業化的企圖是導致饑荒的一個原因,所以在1962年帶領政府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在未來數年裏”都禁止公社發展集體企業(88)。1966年,兩路口兩路口的領導人試圖繞過這一限制,“為在大躍進期間存活下來的五家小企業增配了農機車間和工程隊”,但是{……}直到1976年國家政府才開始重新支援農村工業化進程。什邡縣給鄉鎮企業發放的貸款由1974年的15萬元增加到1978年的170萬元,此外,還提供了資金補助,技術指導,和三年免稅期(89-90)。兩路口的集體企業由1975年的9個,增加到1982年的23個,1985年企業雇傭了2300人(1975年僅為301人)並為公社創收96萬元(1975年為4萬1千元左右)(90)。

雖然恩迪卡特沒有提到員工和社員在多大程度上能參與企業管理,但他討論了一些對村幹部進行“群眾監督”的方法。這些方法大多數都有問題,甚至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並且也無法對村一級以上的黨和國家的權力機構以及“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系造成任何直接影響。然而,在吸取教訓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中學到一些除了定期選舉以外,如何使大眾更多地參與管理公共事務的方法。

{歷史學家}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告訴我們,作為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部分,“四清”運動最初由毛澤東提出的目的是通過獨立的“貧下中農協會”“發動群眾”,和“日益增長的黨內官僚作風以及農村基層黨委的普遍貪污腐敗”作鬥爭。15 {……} 在兩路口,儘管歷時六個月的“四清”是由省委下派的特別工作小組發起和指導的,這次運動確實發動了群眾,成立了獨立的農協,其職責為監督村幹部和生產隊幹部。恩迪卡特沒有談及這些組織的長期作用,僅僅指出1981年鄧小平政府否定了文革以後,這些組織被正式解散了(144)。

這裏我不會糾纏在“四清”運動中一些比較荒謬的細節上,運動最終的結果是省委工作小組召集村民和生產隊開大會,給他們提供機會公開批判據說是濫用職權的幹部。有些幹部因此而下臺(下次選舉時他們大多重新上了台),並在敦促所有幹部謹慎為“為人民服務”上起到威懾效果(97-111)。這種“群眾監督”的一個問題是,因為個人的野心和競當“左派”的狂熱會引發誣陷和不負責任的人身攻擊。1968年,在這樣一次“一打三反”運動中,馬高橋第五生產隊副隊長由於難以忍受壓力和羞辱而自殺了,雖然他所犯的並無大罪(貪污150元公款,砍倒三顆集體所有的樹用以製造手推車等)(118-120)。從另一方面來看,為了創造一種掌權者會害怕濫用職權的新文化(如果在這種新文化裏還需要這些掌權者存在的話),誣告,羞辱,甚至偶然的流血事件也許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如此大規模的“群眾性批評”的場面常會令人聯想起一些“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可怕儀式和神話,在那些社會中,壟斷權利和資源是人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6

文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這種“大民主”的延續。在兩路口,紅衛兵(他們的胡鬧使得公社行政陷入癱瘓)和一支由軍隊下派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達成和解,于1968年成立了一個公社級別的“革命委員會”,由紅衛兵和幹部共同組成(118)。這個“革委會”取代了先前的公社管理,接管了大多數上文討論過的的群眾平等參與發展的實驗。到1982年公社解體為止,他們也在婦女解放,鄉村教育,農田改造和灌溉系統方面取得了成就。

1982年:國家主導的去集體化及市場化

上面已經討論過鄧小平政府廢除公社和進行市場化的理由。在此我想補充一些來自《紅土地》中的細節,表明這些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即便是按照鄧關於增加產量的狹隘標準來衡量(用鄧的話來講,公社制度能否“捉到老鼠”),至少在兩路口這個案例中是如此。17)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公社的成員是否要求分田到戶、拆散公社?根據恩迪卡特的說法:

馬高橋的村民似乎並不熱衷於放棄集體農業,直到1981年,當談及把生產責任歸還給個體農戶的結構性改革時,被訪談者都不持肯定態度。儘管知道四川的其他地方有這樣的嘗試,他們並沒有急於效仿。(134)

起初我以為“四川的其他地方”是指經常被標榜為去集體化先鋒的廣漢縣,但後來發現(如前所述),廣漢1977年嘗試的是集體農業的一種形式,和兩路口早在1971年的方案很相似。我還沒有看到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四川有什麼地方的農民是自發的提出要分田到戶或者解散公社。181980年趙紫陽(鄧小平1975年欽點的四川省委書記)在四川省10%的生產隊進行分田到戶的嘗試,並且在1982年要求其他的生產隊也照做,截至到1983年有94%的生產隊都這樣做了。19 顯然,1981年四川有21%的生產隊效仿了最初那10%的生產隊,自發地進行了分田到戶,而且一定有許多農民對回到家庭耕作的模式抱有極大熱情(恩迪卡特在這個問題上的敍述是模棱兩可的,他提供的相關引文只有兩處——表達了對於這種改變的不確定和不適應——一個來自生產隊長,一個來自公社的黨委書記),但是在我所瞭解的幾個四川村裏,在1982或1983年都持觀望態度,直到政府來要求他們進行分田到戶,並且其中一個(彭州的寶山村)還抵抗了這種改變,對政府說他們已經實行了分田到戶,但卻偷偷地延續著集體制度——一種使其現在成為著名的“社會主義”村莊經濟奠基者的制度。20

關於收入這個問題,恩迪卡特寫道,在兩路口“從1975年到1982年,公社的集體制度(不包括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使得個體農戶消費能力翻了兩番甚至三番”,兩路口每人的純收入從1975年的78元提高到1982年的240元(135-136)。這個數字包括工業企業也包括農業,但表7(231)表明馬高橋僅僅是農業收入就從1980年的415660元上升到1982年的510129元,同時公社工業的工資和利潤分配從17000元上升到83000元。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收入方面的提高是在一個10年衰退之後開始的,恩迪卡特指出在“工作日的價值”21 方面是下降的,在馬高橋從1965年的每天0.95元,下降到1970年的0.66元,1975年持續下降到0.47元(83)。恩迪卡特主要將此歸因於兩個因素:一、“1966年至1979年,政府沒有再增加糧食收購價格,”;二、“為了生產高產量的商品糧而需要的現代投入使成本不斷提高——化肥和農藥、塑膠膜、雜交作物、電能、拖拉機”,以及拖拉機需要用到的柴油。“到1975年,現代農業已經普及了近10年之後,成本耗費從15%激增到26%,而集體分配的人均收入從51元驟降到17元”(83)。 表12(236)表明了(也是在馬高橋)農業的“現代科學投入”的花費從1965年占收入的16%提高到1975年的25%,之後開始稍有下降。表17(241)顯示馬高橋的農民在扣除生產成本、國家稅收、村級提留之後的收入百分比從1965年的64.5%下降至1975年的59.4%,在1980年有一個小幅的上升,到了63.5%。這裏有一個十分有趣的地方就是資料在1983年達到一個頂峰,達到78.3%,這僅僅是因為縣政府暫時降低了農業投入的價格,目的是安撫當時人們對向少數“專業戶”(即企業家)發家致富傾斜的政策——這是鄧推行市場化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一部分——的普遍不滿情緒,(140)。1985年(表格裏的最後一年)稅後純收入回降到69.8%。

這些資料清楚說明了,農民的收入在這些年裏如過山車般的大起大落,與國家對糧食的定價和當年農業投入的情況密切相關,這超過了農業生產的組織方式究竟是集體方式還是個人方式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至於產出的問題,恩迪卡特的表11(235)表明兩路口的糧食產出從1963年到1982年一直穩定增長(從6410噸到11585噸),而且在1985年(表格的最後一年)甚至下降了(降至11318噸)。油菜籽的產出同樣不斷地增長(從1963年的129噸增長到1980年的650噸),只是在1982年有輕微的下降(降至635噸)農作物的畝產量(根據表10,第234頁)大米、小麥、油菜籽在兩路口和全國的畝產量都是持續增長,1987年,全國油菜籽產量有所下降。

恩迪卡特關於兩路口的資料與布拉莫爾對於四川的整體研究是相一致的。22 布拉莫爾指出1977年-1982年間四川的農業產值增長了9.1%,但在1982-1988年間僅僅增長了4.9%,並且公社級集體企業在第一個時期的產值也增長得比較快(747)。他還對1975年-1981年不同縣的工農業總產值做了比較,發現在1982年秋天之前,那些還尚未分田到戶的縣的產值增長了1.5%,比那些已經分田到戶的縣更快,得出的結論(雖然只是暫時性的)是:“如果分田到戶對增長率有過某種影響,它似乎是不利的影響”。

因此,恩迪卡特和布拉莫爾的證據指出,至少在四川,公社在提高農業及工業產值方面並沒有失效。不確切的是,有多少農民真的想分田到戶,而不僅是只想要較好的貿易條和對生產過程和產品有更多的控制?恩迪卡特提供了一些對縣委如何系統化地拆散公社,促進少數“專業戶”,把社會生活市場化的詳細描述,這部分留給讀者自己去閱讀瞭解。

結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嗎?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引述了恩迪卡特將馬高橋的歷史轉折界定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鬥爭”的描述,以及他對於一個新的富農階級將會壓倒集體利益的擔憂。我認為這些觀點表明了中國農業公社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共有的理論混亂。如上文所述,恩迪卡特提供的資料使我意識到,決定馬高橋的盛衰(個人方面也好,集體方面也罷)的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農民階級與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官僚階級之間的一種階級鬥爭,後者在此鬥爭中的主要考慮因素是:一、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防禦競賽,二、中國官員對個人晉升的追求,兩者都驅使中國官員通過剝削農民來快速發展生產性力量和破壞性力量,從而引起了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農民的命運似乎和國家從他們那裏榨取剩餘價值的壓力波動息息相關,取決於國家對糧食和農業投入如何定價,農民必須生產和上繳多少糧食和其他產品,以及政府要求農民提供多少低報酬的勞動來為基本建設做出貢獻。

這並非是說這種榨取從長遠看來對農民也毫無益處。《紅土地》一書中提到的一些基本建設項目創造了由村或生產隊集體獨立支配(也是多多少少在一定程度上的民主支配)的新型生產資料:比如擴大平整灌溉了的田地、魚塘、果園等。至少是到許多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包括某些村和生產隊的生產資料)被拍賣或被個人侵佔牟利為止,農民也基本上可以使用大多數國有資產(運河,公路,鐵路,礦井等)和公社資產(集體企業)專案的建設成果,或從中獲益。至於糧食配額和價格剪刀差的問題,我們可以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前所述),經歷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是中國實現工業化,軍事現代化,提高生產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提供現代醫療保障等等,同時抵擋帝國主義的威脅種種目標的唯一的可行道路。政府的計畫是壓榨農民幾年,到生產力發展達到一定水準以後,再反哺農民。一些學者,如金寶瑜,認為這樣的反哺在70年代已經開始了,政府增加農業投資,擴大農用物資的生產,價格剪刀差開始縮小(也就是說貿易政策向農業傾斜)。23 然而,剪刀差卻從沒有消失或被扭轉,(如上所述,1966到1979年間,農產品收購價被凍結);而且農業投資和農用物資的增加只意味著農業生產力和農產品產量的提高,並非對農民剝削程度的減弱。正如恩迪卡特上述資料所揭示的,直到1975年,勞動日的價值一直在下降,直到1982年都未再反超1965年的水準。更能說明上述反哺政策開端的可能應該是1968年以後國家將大量資金和技術人員分配給了農村的醫療衛生和教育工作。

無論如何,儘管我們大概可以說社會福利(social wage,比如醫療保障這樣的社會服務)從1968年左右開始增長,對農民的剝削程度從1975年左右開始下降,也可以說毛和他的追隨者一直打算扭轉價格剪刀差(鄧及他的追隨者們所持有的狹隘的生產力發展觀[productivism]則是扭轉價格剪刀差的一個障礙),我想指出的卻只是在公社時期官僚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一直多多少少存在矛盾。當矛盾被激化時——如大躍進期間的饑荒——農民就會造反,拒絕把糧食賣給國家,把糧食藏起來,不讓國家派來的工作組收購,從國有糧倉搶糧,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武裝“奪權”。24 一些觀察者還認為一般人們說的農民在從事集體農業時磨洋工,將大量時間、精力和資源(比如肥料)投入自留地,是一種抵抗國家剝削的方式。25 在一些研究案例中,似乎可以看到因為上述矛盾的緣故,農民歡迎甚至推動徹底去集體化的方案的實行。但是,同樣清楚的是,農民和官員——以及官員所服務的國有資本——的矛盾在實行了上述的向農業傾斜的有利政策的幾年之後只是在不斷加劇。 這種舊有的矛盾之外,隨著新的剝削階級或階層的形成,又產生了全新的矛盾:恩迪卡特上面提到的少數富農(其中的一些成了資本家),和其他各種新形式的私人和國家資本之間展開了(越來越全球化的)利益爭奪。曾經占主導地位的軍備競賽的力量和官僚主義又雪上加霜,使得剝削力度加大,手法增多(現在包括勞資關係的壓榨,貸款盤剝,商業仲介的掠奪,集體服務式微之後,私有服務業的欺詐等等),更不用說迅速惡化的土地強征和常常致命的水污染和大氣污染。在2005年左右中共重新採取措施試圖緩解這些矛盾之前,各種形式的資本聯合起來對農民的剝削比起20世紀80年代後期毫無疑問是更嚴重了。這導致了農民反抗運動的頻率增加,規模擴大。26 不過,我們必須明白,這並非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現象,而是之前就存在的相對簡單、緩和一些的“社會主義”式的階級矛盾,只是這些矛盾已經私有化、多樣化,而且愈演愈烈了。27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指責毛時代中國或“人民公社”制度是剝削性的、專制的。和其他同樣經歷了如此大規模的快速的現代化過程的國家(如俾斯麥時期的德意志、史達林時代的蘇聯、裕仁時代的日本28)相比,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可以說是最為民主和平等的,它並沒有征服新的領地以取得更廉價的發展資源,並且是在及其不利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現代化建設——包括長達一個世紀的他國侵略,本國內戰,帝國主義的貿易封鎖和美國的核威懾,以及1957年後的中蘇關係惡化。相反,我的目的是指出和大躍進和農村公社體系相關的共產主義性質的嘗試並不是因為共產主義內在的不可實現性,而主要是因為它由一個党國推行,並且在推行的時候,從公社社員身上榨取剩餘價值(部分原因也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問題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難道就沒有其他選擇了嗎?

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如前所述,我們至少可以說毛主義者以為可以在迅速提高產量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平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想像是錯誤的,特別是在大躍進時及其不利的條件下。較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上面提到的鄧小平主義者)從中得到的教訓是:,生產力發展到較高水準以後,共產主義才能實現。可是,這種看法並不符合史前社會或者歷史上經常可以看到的“原始”部落的多多少少共產主義式的原則。即使我們希望將共產主義的原則和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我們還是特別需要注意,一,現代科技並不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二,事實上,要實現共產主義,我們必須揚棄和調整許多為資本主義目的發展的技術,組織模式和整個經濟體系。29 顯然,毛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認識到了這一點(例如,他們嘗試了群眾參與的集體農莊管理和分配模式,也採用了因地制宜的新型技術如沼氣池等)。不過,總體來說,恩迪卡特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鬥爭”這一說法反映出的政治/經濟觀把高峰現代主義對規模化的迷信視為理所當然(這種迷信在今天全球農業政策方面仍然起著主導作用)。把這種迷信馬克思主義化,就是這樣一個極其危險的看法:農業及生產和生活的其他諸多方面的集體化規模程度越高, 就越是共產主義。當讀到《紅土地》和陳伯達對第一批“人民公社”的著名批示(見上文)時,我們不禁想問:他們讚美從小規模生產合併為大規模生產這一過程是因為這個轉變帶來了更多公平性還是更高的產量?在他們的理論假設裏,公平和高產似乎是自然地結合在一起。他們的這種觀點違背了千百年來的那些最具共產主義特點的(即最具群眾參與、公平、民主等)也是最成功的生產方式(arrangements)的經驗。這樣的生產方式——無論是傳統型的還是實驗型的——都傾向於以小規模合作為主,大規模合作和分配是在這些小組的基礎上,以自願結合的方式,協調或聯邦式或根鍵式或分塊式的聯繫。30 這並不是說共產主義不可能大規模展開,生產力水準不能超越舊石器時代。現代科技,比如互聯網,已經可以將一些共產主義的合作方法擴大到全球範圍, 我們肯定還可以創造出更多這樣的適宜的現代科技,在較高生產力的層面實現各種規模的共產主義生產。不過,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看法,諸如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社會化”將直接導致生產關係的共產化,諸如共產主義可以簡單地採用現有的資本主義技術和生產管理方式,諸如在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必須先于或同時於共產主義過渡,可能都是無稽之談,並具有潛在的危害性。

另一方面,即使中共(無論誰當權)當時認識到了共產主義需要的既不是生產力的提高,也不是簡單地引進資本主義技術或擴大生產規模,他們或者公社能夠不做這些而生存下來嗎?也許不能,除非不存在來自資本主義大國的帝國主義威脅。因此,留給中共的現實選擇是:一、集中精力促成資本主義大國的革命(對大多數中國共產主義者來說並不算可行),二、退出政治鬥爭,等條件成熟再進行共產主義運動(如不少中國的安那其主義者所為),三、把重點轉到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直到中國變成新興超級大國,或共產化過程在資本主義大國先開始(如鄧小平主義者所為),四、雙管齊下:希望在保持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主權的同時就開始在中國的國界內“向共產主義過度”,並希望共產主義運動能夠擴展到資本主義大國,從而取消它們所形成的威脅(可以論證毛主義者如此而為)。

毛主義的這種選擇的問題之一是:將中國建設為一個強有力的民族國家,就會不可避免產生或者加強一個發展型國家的官僚階級,並為這個階級通過市場化和全球化加強自己權力而創造了條件(不管試圖用“文化革命”的方法來抵抗這個趨勢),從而廢除公社制度,把中國更加推離共產主義。31 另一個問題是:即使是在毛主義的高潮時期,這種將共產主義等同於經濟發展和國家建設的做法也導致了國際支持者遠離共產主義運動,或者導致了他們內部的意識形態混亂——兩者都減少了資本主義大國內部真正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機會。32

綜上所述,恩迪卡特的《紅土地》和其他的資料文獻提出了以下觀點:

一、至少部分“人民公社”具備了一些具共產主義性質的要素,而它們的建立當時被理解為“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開始。

二、大躍進饑荒並不是由那些共產主義式要素導致的,而是因為在進行快速制度實驗的同時,政府又將大量農村勞動力調離農田,甚至在加大征糧數量的同時也不例外,當時的意識形態和官僚主義氛圍又助長了糧食產量浮誇風,結果雪上加霜。

三、大饑荒被錯誤地歸咎於一些具共產主義性質的實驗(如按需分配),所以這些實驗被拋棄和妖魔化。

四、在公社時期,主要糧食的產量和畝產量、農村集體企業工業產品的產量一直都有增長,公社末期(1977-1982),有些產量增幅甚至超過分田到戶以後的數字。

五、資本以及資本主義大國(比如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權力迫使大部分中國共產主義者集中精力進行國家建設,或者試圖將國家建設和共產主義實驗結合起來。如果資本主義大國內部不爆發革命的話,完全和真正的共產化大概是不可能成功的。

六、期間,如《紅土地》這些關於中國“人民公社”的記錄為我們未來組織後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提供了一些具體的經驗和教訓。

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環境和社會危機的加劇,我們已經空前接近後資本主義的未來。同時,由於中國正在崛起,日益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本文所述的那些不利歷史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如果說在20世紀20年代、50年代、80年代,全球共產化過程在中國開始的條件尚不成熟的話,那麼毋庸置疑,如今這些條件正日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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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為刪節後的中譯文;刪除的部分以“{…}”標出。一部分較重要的注釋被保留但未翻譯,如:My use of certain key terms differs from what some readers may assume, so a note of clarification seems necessary here: A “communist” society is one where everyone can participate directly in the planning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need, on the basis of common access to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ommunistic” refers to arrangements approaching that ideal in the context of antagonistic social systems – such as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that limited and shaped China’s communes and other communistic experiments elsewhere. “Socialism” [refers] to those societies called “socialist” by ruling Communist Parties, as in the USSR and the PRC until the 1990s, which had one foot inside and one outside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differing from capitalist societies mainly in that (1)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party-state and (largely state-controlled) semi-autonomous collectives (such as the communes in China), (2) the party-state systematically directed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 and the investment of capital produced through their use – toward developing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and destruction (whereas capitalism had developed these forces haphazardly, more slowly, and with the aid of colonial spoils), (3) a primary force driving this process of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was defensive military competition with the major capitalist states (the latter in turn driven by commercial competition among firms in those states and their capital’s need to expand into the territories ruled by Communist Parties), and (4) CP ideologues regarded socialism as transitional to communism and beholden to “the laboring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so at least some socialist states experimented with communistic arrangements and policies that did not fit comfortably into a productivist logic of development (such as certain aspects of China’s agrarian communes described in Endicott’s Red Earth and discussed below). []
  2. The online review is by Herb and Ruth Gamberg (Monthly Review, June 1990). Excerpts of other reviews are online here. []
  3. Endicott does not use the terms “superstructure” or “base” here but his narrative here and elsewhere seems to imply such a conventional Marxist framework. Why this is a problem should become clear in my analysis below. []
  4. Chris Bramall, 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27. []
  5. Utsa Patnaik, “On Measuring ‘Famine’ Deaths: Different Criteria for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People’s Democracy, September 26, 1999. []
  6. Bramall op cit, 295-297. []
  7. The 60% estimate comes from Meisner (op cit), 235. Endicott cites oral (56) and documentary (229) evidence of abnormal rainfall in Shifang, but concludes that “in a rice-growing area such abundance of water, while possibly having some influence on the yield, does not spell disaster unless there is actual flooding by the rivers, which no one suggested had happened” (56). []
  8. Li Minqi goes so far as to argue the opposite: that in the CCP leaders’ debates about the Leap, Mao was actually on the least “utopian” side, warning against the dangers of adventurist policies that led to the disaster, whereas Deng and his followers were the strongest proponents of those policies (Li,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 44-50. []
  9.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lso see Michael Taylor, 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d chapters 4-6 of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olanyi argues that the world’s first market-based economy, which emerged in 19th century Europe, is unsustainable (in social terms – he doesn’t even get into its ecological unsustainability, virtually unknown at the time) because it diverged so radically from all previous human experience, where markets and commodity exchange – when they existed at all – had always been subordinate to and regulated by other economic/cultural principles. []
  10. On the need of communism to transform productive activity so was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 between work and play, see, for example, Raul Vaneigem,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Work” (from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
  11. Hairong Yan comments, “When I visited a village in Shanxi last year, I asked a peasant in his 60s what difference he saw in working during the collective period and after. He said during the collective period it was more fun (with many people working collectively) and later it’s very boring (just himself and his wife working together, with few words being exchanged between them through the day).” []
  12. Wang Shaoguang, “People’s Health Matters Too.” []
  13. Wang Ximing, “Villager Teams on the Chengdu Plain: A Study of Jing Village” by Wang Ximing. []
  14. For a discussion of how “democratic management” was practiced (and subsequently undermined) in urban state-owned workplaces, listen to Joel Andreas, “The Erosion of Paternalistic Democracy in Chinese Factories,” lecture at the UCL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May 2009. []
  15. Meisner (op cit), 274-276. []
  16. Such myths and rituals are discussed in sever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accounts listed above, such as Clastres’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
  17. Here I will not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labor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rose or fell, since this seems mo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I’m less familiar with whatever relevant literature may exist, and Red Earthdoes not provide any quantitative data about this. It seems likely that it fell, since after decollectivization output continued to increase (albeit more slowly) while labor-power transferred out of agriculture much faster. Land productivity (yield) clearly increased starting in the late 1970s, but this was not entirely a good thing, since much of this increase came from the unsustainable application of synthetic fertilizers, pesticides and herbicides. (Other causes for the increase in yield included more sustainable methods such as improved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leveled and squared fields, along with more debatable methods such as diesel-fueled mechanization and high-yield varieties of seed. []
  18. Peasants in Sichuan and elsewhere have told me they wanted to decollectivize but didn’t dare mention such an idea in public lest they be accused of opposing socialism. But the most common reason I’ve heard for wanting to decollectivize was not the desire to increase labor productivity, but the sense that collective leaders acted like arbitrary agents of the state, telling the peasants which crops to plant and how to plant them (often making bad decisions, in the interviewees’ judgment), and then selling off most of the products and not distributing enough food. It’s common for peasants to recall suddenly being able to eat their fill (chi bao) for the first time (or, for older peasant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public canteens of the Great Leap) after the first harvest after decollectivization. On several occasions I’ve asked whether they would have still wanted to decollectivize if the collectives had simply distributed a larger share of the harvest instead of selling it off, and in all but one case the interviewees have replied to the effect of “of course not, what would be the point of decollectivizing if we had enough food to eat?” []
  19. Chris Bramall, “Origins of the Agricultural ‘Miracle’: Some Evidence from Sichu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3 (1995), 744. []
  20. On Baoshan see “社會主義新農村之光——四川省彭州市寶山村新農村建設調查” by 趙昂. The only other published English account of decollectivization in Sichuan I know of is Ruf’s Cadres and Kin, where he notes that the party secretary of Baimapu commune in Meishan county resisted decollectivization “until party superiors in the county government gave him explicit orders to enact the new official policies” in 1983, warning that “the abandonment of redistributive socialism in favor of a privatized market economy would lead to polarizations in wealth and, ultimately,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rying (successfully) to build up the commune’s collective enterprises as “a safety net for families that might be adversely affected by the de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130). According to sociologist Wang Ximing, most of the Sichuan villages where he has inquired about decollectivization follow this pattern, but he suspects the change would have been more warmly welcomed in Sichuan’s mountainous areas, since the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are fewer and less obvious there (Bramall also makes this point), and they lack the Western Sichuan Plain’s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coopera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corresponds to Bramall’s report that most of the first villages to decollectivize were in mountainous areas (ibid, 744-5). More on whether peasants wanted to decollectivize below. []
  21. Actually this is not a fall in the value of the work day in Marxian terms (that is, the amount of value transferred from one person into products during one day), but just the opposite: more value was being transferred from the farmers to the state (via the products – mainly grain) per day because the state was paying the farmers less for the products relative to the prices it was charging the farmer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 as roughly illustrated by the figures below. So the value of the work day rose because the price of the work day (paid indirectly via the price of grain) fell. []
  22. Bramall, “Origins.” []
  23. Ching, “How Sustainable is China’s Agriculture?” 11-12. []
  24. Endicott mentions reports of peasants’ armed rebellion and power seizures elsewhere (66), but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 were relatively harmonious in MaGaoqiao and only grain-hiding occurred there (60). Starting with the 2006 publication of a Chinese book by Gao Wangling on “peasant counter-action during the people’s commune period” (高王淩,《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中共黨史出版社), a new literature on Mao-era peasant resistance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Gao objects strongly to the use of the term “resistance” to describe what he theorizes as “counter-action,” but such objection seems misplaced – there is a long tradition in China and elsewhere of describing such behavior as forms of resistance or “passive resistance.”) The newness of this literature (including both new evidence and questions about how to analyze it) makes it difficult to say much conclusive.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throughout the collective period, peasants in many parts of China did underreport and steal grain, and redirect their energy and resources to private plots. (Endicott mentions a struggle over how much manure should be applied to private and collective plots on pages 121-123.) Less certain is how prevalent this was, at which times and places, and to what extent either contemporary or after-the-fact reports may have been fabricated, exaggerated or covered up for political reasons. (Some of these questions are discussed in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y Felix Wemheuer called “The Politicization of Hunger: Food and peasant-state relation in China (1949-1962),” presented at Yale University Program in Agrarian Studies, October 16, 2009.) Another question is whether such resistance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pushing toward decollectivization, as argued by Gao Wangling and others. My argument is that such peasant resistance was against state extraction of surplus-value in the form of grain, and if in some cases it took the form of diverting energy and resources to private plots, this was because the state procured grain from collective plots only. Both (anti-decollectivization) Maoists and (pro-decollectivization) Dengists and liberals tend to interpret the situation not as a class struggle between peasantry and state bureaucracy over the amount of surplus-value extracted, but as an ideological struggle between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Now that the extraction of surplus-value has shifted to mechanisms other than the former communes and production teams (and arguably the flow of value has even reversed or “反哺”), we find increasing numbers of peasants going against great odds (including negative experiences with collective farming during the Mao era and the propagation of misleading interpretations of such memories, the flight of most able-bodied peasant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 disappearance of cultural mechanisms facilitating cooperation, local state pressures against independent peasant organization) to pool their resources and undertake all manner of group endeavors, including the recollectivization of land usage in some villages, along with countless new cooperatives and associations that have forme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On recollectivization etc., see the first issue ofChina Left Review). []
  25. In addition to Gao’s Chinese book and Wemheuer’s article (cited in previous note), other sources on this subject are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by Ralph Thaxt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d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 history, 1948-2008 by Huaiyin 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chapter of Gao’s book will be published this year in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Great Famine, edited by Kimberly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University Press of British Columbia, 2010). []
  26. On rising peasant resistance since the 1980s, see Kathy Le Mons Walker, “‘Gangster Capitalism’ and Peasant Protest in China: The Last Twenty Year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3, no. 1 (2006), 1-33. []
  27. Here I’m drawing on Yiching Wu’s analysis of China’s marketization as not a “restoration” of the pre-1950s bourgeoisie (as Maoists tend to frame the issue), but as primarily a “privatiz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of the Mao-era state bureaucracy (“Rethink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November 2005, page 8). Wu’s analysis might be improved by more engagement with the literature theoriz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apitalism a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hat predominated in the USSR, summarized in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A Survey of Critical Theories and Debates since 1917 by Marcel van der Linden (Leiden: Brill, 2007). []
  28. See “General Perspectives on th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State and Class Struggle in East Asia” by Loren Goldner on the transmission of ideas about rapid state-led modernization in countries peripheralized by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centered in western Europe, from Alexander Hamilton (via Friedrich List) to Bismarck’s Germany and thence to Russia and Japan, which became models for (both republican and socialist) China as well as Korea under Park Chung-hee. According to Goldner, these experiences deeply colored the Third International’s particular version of Marxism, including Chinese Marxism. []
  29. On the need to abolish entire sectors such as the military, marketing, 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 see, for example, “Fictitious Capital and the Transition Out of Capitalism” by Loren Goldner. On the need to abandon or modify certain technologies and modes of organization developed for capitalist purposes, some classic texts from the Marxist tradition are “The Capitalist Use of Machinery: Marx Versus the Objectivists” by Raniero Panzieri, The Wandering of Humanity by Jacques Camatte, an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by Guy Debord. (Karl Marx’s writings on this question are ambiguous.) The ecofeminist tradition also emphasizes these issues – see, for example,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by Vandana Shiva. Numerous works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which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should be abandoned, kept, or invented; one classic text is The One-Straw Revolution by Masanobu Fukuoka. []
  30. For analyses of traditional communistic arrangements, see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cited above along with the surveys People without Government by Harold Barclay and Communalism by Kenneth Rexroth. For a theory of how socialism might do better to collectivize agriculture “verticall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ertain step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family farming) than “horizontally”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farming itself), see A.V. Chayanov, 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or a literary vision of such an agrarian socialism, see his The Journey of My Brother Alexei to the Land of Peasant Utopia (in The Russian Peasant, 1920 and 1984, edited by R.E.F Smith, London: Frank Cass, 1977; the novella was written under the penname Ivan Kremnev to avoid persecution by the Stalinist censor – rightly so, since Chayanov was eventually executed for his criticism of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Admittedly Chayanov’s vision is not communist, pointing to a form of “market socialism” that would seem to leave intact some of the same problems as any market-based system, tending to degenerate into capitalism as such. But such “vertical integration” (like traditional federal, rhizomatic and segmentary lineage forms of organization) may still be useful for thinking about how communism might work on larger scales. []
  31. One reader commented that the “inevitably” in this sentence implies the class struggle was already determined.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formation of a bureaucracy more or less antagonistic to the peasantry and proletariat is inevitable in such a process of state-build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 it was not inevitable that the bureaucracy would win. On the other hand, the only way I can imagine a mass victory over the bureaucracy (a distant possibility that was put on the table from late 1966 to 1968 and again from 1976 to 1979) succeeding and possibly enabling China’s communist seedlings to blossom, would be if the imperialist threat of the major capitalist states disappeared from the picture. This is not to express support for the decision of Mao and his followers to suppress the Shanghai general strike of December 1966 and arrest “ultra-left” groups such as Shengwulian and Beijueyang, which called for a “People’s Commune of China” to replace the bureaucracy and military with an armed citizenry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exercising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ee Wang Shaoguang, “‘New Trends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99, vol. 8 no. 21, 197-217. Unfortunately Wang clumps communist perspectives together with contradictory ones and theorizes them all as proto-liberal.) If the Maoist leaders had not suppressed them, it might have been possible for suc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tendencies to have grown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mmunist tendencies grow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at the time – including in the major capitalist states – eventually undermining the imperialist threat. For several Chinese texts of the 1967-1968 “ultra-left” (lumped together with other “heterodox” texts even more haphazardly than in Wang Shaoguang’s article), see 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
  32. This situation could be compared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when the Stalinist Comintern, reformist Social Democrats and bourgeois liberals united in their decision to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popular revolution (the thus-far successful effort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create a post-capitalist order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distribution among occupied and collectively-run factories and farms) in a bid to unify the various class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gainst Franco’s fascist movement as a common enemy.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participants such as the Friends of Durrutti and George Orwell, was that the suppression turned many workers and peasants against the anti-fascist war (since it demonstrated that the Stalinists and liberals were just as counter-revolutionary as the fascists), whereas allowing the revolution to continue and spread would likely have encouraged more workers and peasants – including those in fascist territory and other countries – to join the revolution, thus rendering “anti-fascist unity” superfluous. This analysis cannot be exactly transposed to China, but it could likewise be argu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ay have better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by attempting a truly communist revolution uncomplicated by nationalist concerns. On the other hand, as with option (1) above, the chances of success for such a strategy seem extremely slim, and considering that most Chinese communists were also nationalists in some sense,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they chose strategies 3 or 4. SeeHomage to Catalonia by George Orwell, “Towards a Fresh Revolution” by the Friends of Durrutti, and “When Insurrections Die” by Gilles Dauvé. []

原載《中國左翼評論》第三期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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