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對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的一個評論 (戴震)

作者簡介:戴震獲加州大學現代東亞史博士學位,執教於韋恩州立大學。他的研究領域包括激進主義和民粹主義史,農村社會政治,城鄉關係,歷史書寫及其政治,殖民史,反殖民運動,以及跨國主義。

黃宗智這部開創性著作的核心問題意識在於,如何解釋帝國晚期時代的中國雖有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但卻未能實現向資本主義的質變性發展。黃宗智參與到英語學界關於帝國晚期的中國經濟的一個長期討論中,該討論對比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失敗與它在歐洲的成功發展。與此同時,黃宗智明顯試圖把這些關注同樣主題的爭論放在中國情境中來處理,儘管它們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後果。在雙方的討論中,學者們曾傾向於將商品化與資本主義的增長混為一談。正是這一為諸如馬克思和斯密所共同持有的經典假設,成為了黃宗智批判的主要目標,以及他理論創新之源泉。自1990年出版以來,《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一書便成為學者們爭論鄉村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和它與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經濟之間關係所繞不過的一本書。本文將主要聚焦於黃著的歷史-政治影響,而不是近來關於該書經驗基礎的爭論。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歷史學研究認為鄉村中國為一種前商品化的“封建經濟”所支配,但是在帝國晚期商品化表現出了一種“初期的資本主義”。但這些資本主義萌芽被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所打斷。在這裏,歷史敍事也明顯是一種為論證革命行動和共產主義政權統治之必須性的政治主張,在此敍事中商品化和資本主義的理論混同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黃宗智指出吳承明(1985)是這一史學主張陣營中的一個最傑出成果。與此相對的是,在改革開放時期,其他一些學者,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李伯重(1998),把他們的研究聚焦於發現可以證明伴隨明清商品化而來的生產率提高的證據。黃宗智論證道,第一種學術傾向正確地指出了帝國晚期的商品化,但與第二種傾向相反,它並不是證明農村勞動生產率有根本性提高的案例。不過這兩種學術傾向都認為商品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個被黃宗智稱為“明顯不對”(5)的假設。

借鑒羅伯特.布倫納(1982)將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與農業革命聯繫起來的重要論文,以及在克裏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1963)過密化/內捲化概念的啟發下,黃宗智認為,中國鄉村經濟中的勞動生產率主要是停滯不前的,農業產出的增長只是通過持續的密集勞動投入而不管遞減的邊際生產率而獲得。因此,儘管帝國晚期的中國是一個高度商品化的社會,但卻沒有經歷像布倫納在英國農村所見到的那樣生產率也隨之提高的農業革命,取代生產率提高(質變性發展)的是,隨著產量的增加勞動生產率實際上是下降的(過密化/內捲化)——沒有發展的增長。中國只有到1980年代鄉鎮企業出現時才打破了這一過密化/內卷化軌跡,因勞動力得以轉移出農業領域且農業生產率得以提高。

在黃宗智的史學敍事中,人口增長的壓力和過剩的勞動力市場意味著家庭農場不能按照一種資本主義的利潤邏輯來經營,由於沒有額外的就業機會,農民就只能繼續增加他們的勞動投入直到能夠滿足家庭的消費支出,儘管這會明顯降低他們的邊際勞動生產率。換句話說,人口壓力意味著帝國晚期的商品化沒有導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主義的出現——質變性增長——而是導致了勞動力密集和過密化/內卷化。在這裏黃宗智採取了一種經過修正的蔡亞諾夫的或實質主義的立場,此立場認為小農經濟中的決策不能被視為與資本主義的決策等同。農民理性“是生存的理性,而不是利益最大化”(105)。黃宗智把人口增長與商品化相關聯,借助于“農民家庭農場的獨特所有權”(11),來解釋帝國晚期時因缺乏資本主義發展而過密化/內卷化的中國經濟。生產可能會在兩個意義上被過密化:社會過密化表明了一種生產增長而沒有導致新型社會組織產生的狀態,經濟過密化表明了一種生產增長而沒有導致經濟生產率提高的狀態。

在商品化的壓力下,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中國農民通常從種植水稻轉向種植棉花以提高每單位土地的產量,但是他們這麼做是以每個工作日的產量下降為代價的。正如黃宗智所說,“棉花,關係到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商品化過程的中心內容”(44)。反過來,棉桑栽培推動了糧食作物的進一步商品化。此外,廉價的家庭勞動意味著那些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經營農場和手工業難以與之競爭。黃宗智指出“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富農經濟與經營式農業在1930年代的長江流域可能沒有明代時普遍”(60)。此外,黃宗智發現,家庭化在商品化的長江流域要比沒那麼商品化的華北平原更發達。因此,商品化的趨勢是與農村生產的進一步家庭化而不是集中的工業化相關的。

同樣,黃宗智論證道,那些副業活動,特別是那些由婦女、兒童和老人承擔的副業,隨著商品化而增加,但這些它們代表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或是過密化增長的又一例子。“雇傭成年男子勞動力的企業,”黃宗智說,“決不可能與這樣的家庭生產單位相競爭”(85)。此外,改變生產模式,如通過養蠶來提高水稻產量,減少了家庭勞動力的日產量但是增加了每年的總回報——又一個過密型集約化的案例。(79)

與許多毛澤東時期的史學相反,黃宗智認為帝國主義對“資本主義萌芽”的扼制沒有像過密化的小農經濟整合那樣,來製造出一個致使城鄉差距擴大的新型經濟體系(143)。雇傭家庭式的農民勞動來手工紡織由機紡紗線所製成的棉布,就是這一工作過程的一個例子。然而棉花種植、紡紗、織布都從一個單獨的家庭生產單位中被分離出去(120-121),導致了進一步的商品化,生產力中沒有出現質變性的突破。這種經濟維持著它的過密化路徑,儘管出現了商品化、城市化,和一體化的世界資本主義保持著同一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黃宗智不把毛澤東時期看作是對過密化增長的突破,儘管它明顯地打破了早期的商品化趨勢。其原因在於,集體化在更大範圍內基本上再現了家庭農場的勞動分配邏輯:正如黃宗智所述,“在某些方面,集體農場不過是舊有家庭農場的擴大”(199)。不論是否需要,所有勞動力都要在集體當中被使用——沒有理由或者出路來減少它的勞動力。在制訂計畫的人看來,重要的是“總產量”(200)。然而在某些方面,國家在組織富餘家庭勞動時要比家庭更難(218)。在這些情況下,勞動使用被加強但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真正壓力——按黃宗智的話來說,是一個“國家政權驅使生產過密化”的案例(200)。勞動供應的持續膨脹加劇了這一問題。

因此,在黃宗智看來,毛澤東時期不代表一種農業革命,雖然在他的論證中並沒有排除此種可能性,因為毛澤東時期通過增加農業投入和新的基礎設施項目,為之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裏我們可以注意到,太狹隘地關注過密化和農民收入反而可能會遮蔽整個中國經濟的轉變軌跡,這個轉變在長時段可能會導致農業領域的激進變革。黃宗智自己認為“我們不應該把農民人均收入的停滯錯認為農業產量的停滯……(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除了大躍進之後數年有所下降外,在整個集體化時期均是穩定增長的”(285)。不僅如此,集體化並不主要是為了克服農業過密化,而是一個大的經濟戰略的一部分,通過鄉村中至少是短期的必要密集勞動以提取更大的絕對剩餘。無論如何,在這本書的許多地方,黃宗智試圖論證,集體化時期受到了不公正和誤導性的攻擊,而集體化農業本身和其內部並不是無理性的(例如見275和285)。

另一方面,改革時期則最終代表著突破了過密化增長。而這與其說是因為農產品的市場化(商品化)甚或是分田到戶,不如說是因為鄉村經濟的多元化以及由鄉村工業化和鄉鎮企業所提供的超出農業的就業。許多鄉鎮企業實際上建立於毛澤東時期,只是在1980年代得以大大擴展*。在這裏黃宗智明確地反對許多來自西方的親市場化鼓吹者所做出的那些解釋——認為是商品化導致了生產力的提高,此觀點是資本主義發展之經典假設的一個再現,而這正是黃著所要批判的一個重要靶子。為此黃宗智回應道:“隨著1980年代家庭生產責任制的引進,農業產量停止了增長,而極少有農民沿著經典模式和官方宣傳機器預言的道路致富。直率地講,1980年代的市場化農業在作物生產上並不比在1350至1950年的600年間或集體化農業的30年間幹得好”(17)。而且,隨著農民的勞動轉移到擴大了的鄉村工業領域,農業勞動生產率才開始提高,這是一種(勞動生產率)有發展而(農業絕對產出)沒有增長的情況(246)。黃宗智認為,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因市場激勵機制而引起的。

從中得出的政治認識不在於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是農業發展的最佳途徑,而是關注如何打破過密化增長。在英國是資本主義帶來了農業革命,在中國是市場社會主義的鄉鎮企業。在黃著出版後的幾年裏,鄉鎮企業被私有化且許多走向了破產。凸顯於1990年代後期的“三農問題”(農民貧窮,農村社會解體,農業出現危機),可以被解釋為是在一個短暫的發展時期後向過密化的一個回歸;由於農村剩餘勞動在鄉村中尋找出路變得更加困難,這些剩餘勞動要麼就不得不遷移到城市地區(去打工),要麼就進一步陷入貧困。19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是農村衰敗的一個時期,溫鐵軍和其他一些人看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鄉鎮企業部門弱化的一個反應。溫鐵軍的鄉村重建項目,尤其是他的新型合作社,正試圖糾正這個問題。溫鐵軍和黃宗智的深層趨同之處在於,他們在農民行為方面均採取了實質主義的立場:農民家庭農場不是沿著與資本主義企業相同的邏輯來經營的。這一波蘭尼式的規劃意味著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不能被作為沒有不確定後果的簡單商品。在這裏黃宗智的長篇歷史敍事是對市場烏托邦主義的一支有用解藥,市場烏托邦主義在中國和西方有關鄉村中國發展的大部分著述中具有籠罩性影響。

不過,黃著最近受到了逐步增多的審視,而中國鄉村領域在帝國晚期過密化這一概念成為了被評論的焦點。彭慕蘭,明顯地為消解李伯重傳統,在其《大分流:中國、歐洲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2000)一書中認為,黃宗智誤讀了來自帝國晚期的證據,中國的鄉村經濟並不比英國的要更加過密化。彭慕蘭追問,如果中國當時正經歷著像英國那樣多的農業轉變,那為什麼英國發展出了工業資本主義而中國卻沒有。因此,彭慕蘭到鄉村經濟之外去尋找答案,引證煤炭使用中可能發生的差異,以及經濟上的核心-週邊關係來作為英格蘭與長江流域之間形成分流的關鍵因素。為此,彭慕蘭和其他一些人認為布倫納在英國所見的農業革命很可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必然的,但不會是充分的原因。這把敍事推向複雜,包括偶然性和多重因果關係,而這一推動也有政治含義。一方面,同時處在英語學術殖民主義的新壓力下,彭著將注意力重新聚焦於對核心-週邊關係在形塑現代世界的重要性上面——這毫不奇怪,因為彭慕蘭本人受到了世界體系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面,鄉村階級與鄉村農業生產之間的關係又不被強調。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在中國左派當中看到類似的理論排序,以及世界體系理論對他們所產生的同樣影響。與黃著不同,彭著沒有涉及對當下時期的論述,但是他後來的工作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了許多,過密化——無疑有助於理解1990年代的鄉村經濟變遷——可使(這種變遷)顯現出來。

孔誥烽也接受了與英格蘭相對應中國也有一場農業革命這種看法,不過與彭慕蘭相反,他視階級關係為理解這樣一場農業發展變為資本主義發展之動力的關鍵(2008)。按照孔誥烽的觀點,農業革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城市創業精英階層將鄉村剩餘轉變為資本主義發展。而中國恰恰缺乏這樣一個城市創業精英階層,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孔誥烽認為。孔誥烽逆水行舟,把階級關係帶回到分析裏來,顯示了在歷史發展的結構動力機制中不同階級如何行動。在這個意義上,孔誥烽的著作與布倫納和黃宗智的著作比它和彭慕蘭的著作之間有更大的共同之處。

不論關於帝國晚期的經驗主義爭論之結果如何,“農業過密化”仍然是關於帝國晚期的一個重要且有效的分析類型。更重要的一點在於,《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是討論中國長時期經濟發展的一本奠基性著作。在經濟危機的當前,美國與中國經濟之間的關係是如此重要,這些爭論和黃宗智的著作值得細讀。世界經濟的未來取決於中國農民的未來。理解鄉村的貧困以及仍在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在最近一年裏是3.3倍的差距)之根源,是找到一種辦法來打破全球資本主義那不可持續之不平衡的關鍵。

*與大多數觀察家相反,黃亞生(2008)最近在其一本獲得了廣泛讚揚的書中認為,1980年代的鄉鎮企業應被理解為私人企業和中國式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這肯定會引起有關鄉鎮企業性質及其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所扮演角色的新爭論。黃宗智認為在他所研究的長江流域,絕大多數鄉村企業是集體的而非私有的,儘管他暗示在這個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260-61)。

參考書目:

布倫納.羅伯特(Brenner, Robert),1982,歐洲資本主義的農業之根,過去與現在(“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97 (Nov.): 16-113.
克裏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1963)農業內捲化:印尼的生態變化過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
黃宗智,1990,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
孔誥烽,2009,清代中國的農業革命和精英再生產:關於向資本主義過渡之辯論的回顧(“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lite Reproduction in Qing China: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ebate Revisited,” ),美國社會學評論,73:4(8月號):569-588。
李伯重,1998,江南的農業發展:1620-1850年(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紐約:聖馬丁出版社。
彭慕蘭,2000,大分流:中國、歐洲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普林斯頓,新澤西: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吳承明,1985,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卷1, 北京:新華書店。

原載《中國左翼評論》第三期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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