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戰爭責任─ “昭和”初期二十年和“平成”時期二十年的歷史考察 (纐纈厚/著 申荷麗/譯)

現任日本國立山口大學副校長的纐纈厚教授長年為批判日本軍國主義而著述不輟,2009年又完成新著《我們的戰爭責任》,指出日本雖已戰敗六十餘年,但軍國主義的陰魂不散,自1990年代後更有日益滋長之勢,明仁天皇繼位二十年來的平成年代,與裕仁天皇的昭和前二十年時期,有甚為相似之處,都佈滿濃厚的軍國主義氣息。全書既回顧了二十世紀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史,也針對近二十年來日本明顯背離戰後初期的和平民主主調,大步跨向軍國主義的趨勢,提出針砭與批判。書中對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歷史根源、靖國神社參拜的實質、日本右翼的“亞洲解放戰爭”論、所謂「日本的殖民統治促進殖民地近代化」論等重要問題,都有深入的探討與精闢的論述,最後並語重心長地要求日本的戰後世代應自覺地負起政治上、道義上的戰爭責任,念茲在茲,無時或忘,警惕業已喬裝改扮的“微笑的法西斯主義”,庶幾可驅逐軍國主義罪孽深重的邪靈,避免重蹈上世紀禍害日本與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悲慘覆轍。纐纈厚教授的這本著作不唯對我們了解日本的近現代史與現況極有幫助,於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宣傳的所謂「日本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日本殖民統治有功於台灣」的無知、無恥謬論,也有摧陷廓清的作用。本書將於年底由「人間出版社」出版,本刊先予全文連載,讓讀者先睹為快。───編者

目錄

前言 兩個“二十年”

序章 日本帝國的原型及其復活——田母神問題的本質

期盼日本帝國的復活

“昭和”歷史前半期的大正民主主義

“昭和”初期的二十年

總體戰時代的民主主義

“平成”時期的二十年

“昭和”初期二十年和“平成”時期二十年的共同點

日本帝國的復活

對“昭和初期”的懷戀

自立和一體化的並行

政治、憲法和自衛隊

第一章 帝國的天皇和象徵的天皇——“聖斷”論和天皇的免責

“切斷論”和“連續論”

保留天皇制引發的問題

明治國家的政治體系

“聖斷”導致戰後的“戰前化”

戰敗和“聖斷”

“終戰詔書”

“聖斷神話”的形成

掩蓋了日本的侵略責任和戰敗責任

戰後天皇制和聖斷論

第二章 戰時官僚指導的戰後經濟復興——岸信介再次登場

岸信介再次登場

岸信介的總體戰

“戰時官僚”岸信介

戰後實現的總體戰體制

重新評價岸信介的背景

重新評價岸信介的現實意義

第三章 靖國神社和明治以來的戰爭——小泉堅持官式參拜的背景

連接過去和現在的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的地位

靖國神社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功能

靖國神社的解體和重建

日本社會的右傾化和國家神道教復權

靖國神社重歸國家管理和自民黨

中曾根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

九十年代新展開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

堅持官式參拜的理由

官式參拜問題何在?

為什麼無視亞洲的呼聲?

靖國神社和“國民意識”

第四章 日本侵略了亞洲——歪曲歷史失去信賴

殖民地統治意識的淡薄

何謂亞洲太平洋戰爭?

對亞洲太平洋戰爭的三種見解

“亞洲解放戰爭”論的根據何在?

“民族解放”論的背景

第五章 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歷史事實——卑劣的歷史修正論

“戰爭目的”的視點

“殖民地經營”的視點

歷史認識淡薄的原因何在?

重覆“亞洲解放戰爭”論的理由

歷史的記憶和忘卻

圍繞殖民地主義

何謂“殖民地近代化”論

澄清“亞洲解放戰爭”論

能否達成共同的歷史認識

達成信賴關係

第六章 日美安保阻礙了與亞洲的和解——日美同盟和亞洲

日美同盟給歷史加蓋了封印

限制了日本人歷史認識的美國的意圖

日美安保條約的歷史觀

〈歷史認識同盟〉的問題點

終章 面對過去——戰後一代的戰爭責任

真誠地面對和解決

戰後世代的戰爭責任

侵略戰爭應承擔的政治責任

戰爭責任超越國境和不受時效限制

戰後世代的“戰後責任”

暗中活躍的歷史修正論者

“還原”真實的歷史

各種各樣的歷史觀

後記

前言 兩個“二十年”

自“昭和”年號結束、“平成”年號開始,已經過去二十年了。回顧起來,自1926年“昭和”年號開始到1945年戰敗為止,恰好也同樣是二十年。

對此並非要找出其特別的含義,但是,不知為什麼我感到進入“昭和”後的二十年,與進入平成後的二十年有某些相似之處。從戰敗到“昭和”年號結束為止,雖然反覆不斷地出現一些試行錯誤,但總體上來看,日本是尋求和平安定,並取得了成效。但是,“昭和”結束後,隨著時代的推移,愈益感到充滿戰爭和混亂時代的昭和史經改頭換面正在復活再生。

從戰敗到“平成”時期,能夠從正面談論昭和時期的痛苦經歷並接受和汲取過去的教訓。通過學習和汲取過去的歷史教訓可以成為創造和平和安定的力量。但是,最近許多人感到,人們的記憶中那些以往的體驗和歷史教訓已經變得模糊淡化了。而問題是,究竟模糊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呢?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一種狀態呢?

本書要指出的是,戰後日本社會和日本人的認識中不知不覺地刻記上了錯誤的昭和史觀,由此,想重新回顧和考察 “昭和”時期和“平成”時期的兩個“二十年”。我的假說是,這兩個“二十年”在看不到的暗處密切連接在一起。當然,我並不認為自己的昭和史觀就是完全正確的。對於歷史有各種各樣的觀點和解釋,由此而引發歷史爭論,力求去接近歷史。既有像我一樣,想要強調“昭和”初期的二十年類似“平成”時期的二十年、潛藏著某種危險性的人,也會有人按照兩個年代不同的性質,評價戰後的——以及“平成”的——安定和成長,或者其他不同的見解。此外,以才剛剛二十年的“平成”時期為歷史評價的對象,甚至也會有人感到困惑不解。

但是,可以指出的是,戰敗後,日本社會培植了“殖民地近代化論”史觀,試圖將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正當化,以脫其罪責。問題是,為什麼竟然無視歷史事實,要將殖民地統治正當化呢?儘管並非出於想要再度實行殖民地統治的意圖,但是通過這種將殖民統治正當化的言論,徹底免除殖民地統治的責任,最終甚至全面否定“殖民地統治”這一歷史事實。

另外,戰後一貫流傳的聖斷論,即使現在依然為許多日本人所信奉。而這一聖斷論確實混淆了歷史事實,起到了某種政治上的作用。我們知道,由裕仁天皇開始的那場戰爭,同樣又是由裕仁天皇的“聖斷”來結束戰爭,使戰爭責任的問題變得曖昧。“聖斷論”解脫了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把天皇周邊以東條英機(1884—1948年,甲級戰犯)為首的軍事官僚們定為主要戰犯,由他們承擔戰爭責任。沒有 “聖斷” 好像就沒有日本新的開端一樣,“聖斷論”將戰前的權力結構原封不動地移轉到戰後,同時戰前的保守派裝扮一新,以戰後保守勢力的態度復活再生。

可是,由於這一歷史過程是在 “聖斷論”的煙幕籠罩下發展過來的,所以我們不能清晰地辨認戰後保守勢力的真實面目。“昭和”時期結束,戰後保守派的本來面目隨著煙幕淡化而開始顯露,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整備軍事(有事)法制以及修改和平憲法的論調,即企圖修改確保了日本戰後民主主義得以有效維持和發展的日本國憲法。進入“平成”時期後,又開始重新評價東條英機的盟友岸信介(1896—1987年,甲級戰犯)。事出當然有因,這大概是從2006年9月,岸信介的外孫、安倍晉三一躍登上首相之後開始的吧。順便提一下,岸信介出生在山口縣吉敷郡山口町(現在的山口市),是佐藤家的次子,父親是招贅進佐藤家的倒插門女婿,岸信介在初中三年級時成為父親老家岸家的養子。岸的女兒嫁給了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1924—1991年,曾任外交大臣)。安倍晉三在就任首相之前,曾對北朝鮮誘拐綁架日本人質問題發表言論,主張採取強硬的外交態度,由此而嶄露頭角,身為自民黨內的“太子黨”開始受到輿論和媒體的矚目。而安倍常常自我炫耀、吹捧的政治家就是其外祖父岸信介。

此外,“官式參拜靖國神社”成為社會·外交問題。岸信介是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他在戰爭初期擔任商工大臣,戰後同盟國佔領時期一結束便恢復了權力,直至就任首相登上了權力的頂峰。戰後不久,政治家們即重新開始參拜靖國神社。這些問題並非到了“平成”後才出現。但是,進入“平成”時期以後,開始重新評價岸信介以及參拜靖國神社成為社會問題,是因為這些問題起到了連接兩個“二十年”的媒介作用,今後也將會遭到來自國內外的批判。

本書在把握“昭和史”和“平成史”的基礎上,探討連接兩個“二十年”的歷史事實。同時也為了不再重演“昭和二十年”充滿戰爭和混亂的歷史,現在需要重新認識和把握兩個“二十年”。

序章 日本帝國的原型及其復活——田母神問題的本質

期盼日本帝國的復活

2008年11月,在APA集團(注:該集團1971年創立,係以經營公寓及旅館為主的企業。該機構的代表元古外志雄寫過歷史修正論的著作,擔任 “小松基地金澤友會”會長,該會是為加強與自衛隊小松基地(石川縣)的和睦關係設立的,與前首相安倍晉三為首的右翼政治家關係密切)舉辦的“真正的近現代史觀” 有獎徵文評選中,當時的日本防衛省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相當於空軍司令)田母神俊雄的應徵論文獲得了特等獎,媒體報導曾轟動一時。這是因為,身為日本自衛隊現任的高級軍官,竟公然否定“侵略戰爭”,將貫穿於日本近代史的侵略戰爭冠以“聖戰”來加以肯定,把壓制亞洲民眾的歷史視為“解放戰爭”。至今為止,不僅僅是田母神前航空自衛隊幕僚長,這種毫無根由的荒唐言論反覆不斷地重覆出現。

身為國家公職人員,並且是擔當武力集團的統帥的高級官員,居然不斷宣揚否定侵略戰爭的言論、歪曲歷史事實,這是決不能容忍的。況且,讓這種對舊日本陸海軍深表同情的人負責自衛隊內部的官兵教育,不免令人感到疑慮。只有坦誠地面對和承認過去侵略的歷史事實,端正歷史認識,為創造和平而努力,才是日本重新獲得亞洲信賴的有效途徑。

國家公職人員當然需要具備相應的歷史認識。長久以來,我國的政治家以及官僚的道德問題受到指責,並且存在一些違反法紀的問題。當然,我也並不認為所有的政治家和官僚都是“墮落”的,但是看到一些脫離常軌、荒誕無稽的發言以及對此奉承迎合的人,我認為這與其說是個人素質的問題,不如說已經是一種社會問題。

前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究竟想要主張什麼呢?對平成二十年所發生的這一事件應該如何評價呢?在展開議論之前,首先想列舉一下“田母神論文”中極力主張的“國防思想”的特徵。

第一,通過“全盤肯定”近代日本的戰爭史,重新評價發動戰爭的主角——舊日本陸海軍。也就是說,通過把“侵略”的歷史改成“國防”的歷史,掩蓋和歪曲事實,進而積極地評價“國防”,肯定擔當現代國防建設的自衛隊的歷史作用,進一步喚起國民的支持。出於這種意圖,必須全面否定過去侵略戰爭的事實。

在此,可以看出作者對於戰後日本人漸漸對“國防”變得漠不關心而顯露出的焦慮。前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在辭職後會見記者時,對記者團的追問辯解道:“是遵從為了國家、國民的信念寫的論文”。田母神通過否定侵略的歷史,是想在國民面前強調新的國防精神和信念。

第二,透過田母神的主張可以看出企圖將自衛隊“升格”為國防軍的強烈願望。在論文中,赤裸裸地談論期待確立“自主防衛”,最終當然關係到重新評價日美同盟及脫離美國、強化自主防衛力量。田母神說“整備我們保衛自己國家的體制,可以防止我國將來被侵略,同時也成為外交交涉的後盾。這在其他國家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情,在我國卻得不到國民的理解”,這段話表明了其真實的想法。對於持有這種主張的制服組幹部,我暫且給他起名叫“自主國防派”。

我將這種“自主國防派”還稱作“戰後版亞洲·門羅派”。戰前的亞洲·門羅派是以中日全面戰爭(1937年7月)為契機在軍部急劇抬頭的勢力。他們從過去的親英美派的手中奪過實權後,一邊維持與英美的協調路線,並企圖獨佔中國以及亞洲諸國的資源和市場,在“大東亞共榮圈”的設想下統霸亞洲。

同樣,在田母神的主張中,隱藏著這麼一種觀點,那就是過度依存美國將阻礙日本國防的自立。就是說,雖然沒有明確表明堅持國防自立的意識程度,但是脫離對美國的從屬、建設自立的“日本帝國”的意圖昭然若揭。這種主張與過去的亞洲·門羅派同出一轍。田母神的主張是公開抵制支持戰後民主主義的和平主義方針,也是向憲法第九條的公然挑戰。

田母神為什麼對戰後民主主義大加指責、並要從根本上否定戰後民主主義呢?田母神極其同情戰前的日本社會,在此,對戰前的日本、特別是昭和初期二十年(1926—1945年)的歷史做一回顧。這一時代也正是本書的主題。

“昭和”歷史前半期的大正民主主義

對於“昭和”初期的二十年(1926—1945年),用一句話概括的話,可以說就是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或者說民主主義和軍國主義混雜的時代。在我來看,那個時代和“平成”的二十年(1989—2008年)有諸多類似的感覺。大正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可以視為昭和二十年的啟動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以往的戰爭形態截然不同,首開人類歷史上 “國家總體戰”形態的先河。戰域的擴大以及巨大的破壞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料,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日本的統治層強烈的衝擊。他們開始認識到未來的戰爭無疑將是趨向國家總體戰的戰爭,那麼日本必須從根本上重新考慮整備與此相適應的國家體制。

公然宣揚軍國主義思想、在明治國家中樞擔任要職的山縣有朋(1838—1922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時就表明,為了奪取今後戰爭的勝利,“必須動員國民,竭盡國力,依靠上下一統,舉國一致之力”(德富豬一郎編著《公爵山縣有朋傳》下卷,“山縣有朋公紀念事業會”, 1933年)。

總之,也就是強調為準備未來的戰爭而構築總體戰體制的必要性。如果說山縣是統管軍部和官僚的最有權勢者的話,那麼,另一個代表政黨的人物之一犬養毅(1855—1932年)(當時任國民黨總裁),在1918年(大正7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大會上提到“徵集全國男青年服兵役、將全國工業用於製造軍用器械的軍需工廠”(鷲尾義直《犬養木堂傳》中卷,東洋經濟新報社,1939年),主張日本資本主義必須要回應國家的總體戰。

軍政要人相繼表明了以總體戰為前提的軍事思想和經濟措施的必要性,同時,媒體報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史無前例的巨大的傷亡和破環。對此,國際社會掀起了反對戰爭、呼籲和平的民主主義浪潮,這種反戰浪潮也擴大到了日本社會。1918年9月原敬(1856—1921年)內閣成立,全部閣僚都是政友會會員、是純粹的政黨內閣。原敬內閣要求廢止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等,也可以說出臺了向軍國主義挑戰的政策。圍繞民主主義的爭論也變得愈加激烈,這一時期成立了以吉野作造(1878—1933年,政治學者)和福田德三(1874—1930年,經濟學者)為中心的黎明會(1918年12月)。由於受國際社會興起的民主主義和民族自決的影響,在殖民地朝鮮發生了三·一萬歲事件(1919年3月),獨立運動勃然興起。在日本國內,以尾崎行雄(1859—1954年)和犬養毅等為首,要求實行普遍選舉法的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要求普遍選舉的示威遊行(1920年2月),表明了在國民中已形成了一大潮流,主張實行普遍選舉、民主主義的呼聲不斷高漲。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米騷動”(1918年)為契機,促進了民眾政治能量的爆發。米騷動迫使被奚落為“非立憲內閣”的反動軍人內閣、寺內正毅(1852—1919年)內閣全體辭職。因為時代已經不能容忍像寺內內閣那樣的反動保守內閣的存在。反對出兵西伯利亞(1918—1925年)的大眾運動、為消除米價暴漲引發生活不安的運動等充分體現了民眾的政治能量。正是由於這種民主主義的浪潮,反動的保守政治指導部也不得不認同原敬政友會內閣的登場。吉野作造倡導的民本主義就是將這種民眾的政治能量加以理論化。

被譽為日本型民主主義的民本主義運動,以實行普遍選舉為政治目標、有效地促進了“普選運動”的發展。但是,即便是首次組建政黨內閣的原敬,也對廣大民眾迅急地登上政治舞臺持有戒心,認為普遍選舉是“民眾的強行要求破壞現代組織”的選舉制度(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乾元社,1950年)。此後,在野黨的憲政會和國民黨向國會提交“普選議案”後,原敬突然解散眾議院(1920年2月)。原敬利用、假借民主主義運動之勢,但是對民主主義的理論持戒備和懷疑的態度。這也是原敬本身的局限性。事實上,後來原敬施行了壓制普選運動的政策。

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蓬勃高漲的普選運動中,發生了足尾銅礦大罷工(1921年3月),以及神戶的“川崎·三菱造船廠罷工”(同年7月),另外,遭受歧視的村落居民聯合起來為消除歧視結成了日本農民組合(1922年),日本農民組合領導的農民運動也此起彼伏、迅速發展。此外,受到天皇制家長制壓迫的婦女也開始覺醒,要求婦女解放的運動變得十分活躍。平塚雷鳥(1886—1971年)、市川房枝(1893—1981年)等結成了新婦女協會(1920年3月),以市川為首還成立了爭取婦女參政權促進同盟(1924年),目標是促進婦女參與政治活動,獲得選舉權。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運動結束了長時期的“寒冬時代”,1920年12月成立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翌年5月政府下令解散),集聚了眾多的社會主義者。日本共產黨也於1922年7月誕生。

“昭和”初期的二十年

大正時代是短暫而相對穩定的時期,該時代的根本特徵是大正民主主義風潮席捲文化的各個領域。關東大地震(1923年9月1日)後,日本政府加大了對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打擊力度。再加上山本權兵衛(1852—1933年)內閣時期發生了無政府主義者難波大助刺殺攝政的裕仁親王(即後來的昭和天皇)未遂事件(虎門事件),此後,進一步加大了對社會主義勢力的打擊和鎮壓。

在民主主義和反民主主義相互激烈的鬥爭中,大正民主主義運動取得的一大成果就是,1925年3月議會通過了《普遍選舉法》。但是,政府以治安惡化為由,3月份同時公佈了《治安維持法》,想以此對應普選法成立後更加活躍的民眾政治運動。該法律明確規定,對於“成立以變更國體或否定私有財產制度為目的的團體,或者明知其性質而加入者”(第一條),給予嚴厲處置。旨在取締包括共產主義在內的一切試圖改變國體的言論、結社等社會活動,同時也起到了對一般民眾恫嚇鎮壓的作用。

由此,大正末期,代表民主主義成果的《普遍選舉法》和反民主主義的《治安維持法》同時出臺,這一代表性的事例意味著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同時並存及持續的狀況。這種狀況持續了一段時間,自裕仁天皇即位(1926年12月)前後反民主主義勢力開始發起了攻勢。1927(昭和2)年4月,以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1864—1929年)為首相的內閣成立。田中是陸軍出身,他組建了在鄉軍人會和青年團等組織,為構築徹底的軍國主義和國家總動員體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田中內閣中,平沼騏一郎(1867—1952年)派的人受到器重。平沼騏一郎是標榜反民主主義的右翼組織“國本社”的創始人,在東京裁判時被定為甲級戰犯。在當時日本經濟處於蕭條的情況下,田中內閣斷然實行反動的侵略政策。在中國,民眾高喊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自決的口號掀起抗擊帝國主義運動的熱潮,蔣介石(1887—1975年)與此呼應,開始了北伐戰爭(1926—1927年,旨在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統治、實現全國統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儘管日本從德國手中接管了山東,但是由於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1915年5月)遭到中國民眾的強烈反對,將包括青島在內的山東權益一時歸還給了中國。1927年5月,當蔣介石第一期北伐逼近山東時,田中內閣以“保僑”名義出兵山東,以切斷蔣軍北上通道。向山東出兵完全是維護日本在中國既得權益的侵略行動,但是名義上卻聲稱是“保護日本在華僑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日本依靠軍事武力確保既得的權益,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極大憤慨,由此掀起了強烈的反日運動。但是,對此,日本的右翼政治家和軍人採取的態度是,中國的反應過激,在日本國內極力煽動反華情緒。

田中內閣的方針是,日本在中國的既得權益若有可能受到侵害的話,則立刻向中國派兵。在1927年7月發表的“對華政策綱領”中表明瞭這一方針。比如其中,“關於滿蒙,特別是東三省,由於在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需要採取特殊的措施”,就是主張採取軍事武力的正當性。田中內閣採取對華武力外交政策,翌年的4月(昭和3年)第二次出兵山東,更加暴露了赤裸裸的侵略行徑,之後,事實上日本對山東一帶實施了軍事佔領。

而從日本國內的政局來看,由於脫離政友會的成員另結成了政友本黨,並與憲政會合併成立了立憲民政黨,執政的政友會成為佔少數的執政黨。由此,田中首相解散了議會,進行了普遍選舉法成立後的第一次普選(1928年2月)。當時,無產階級政黨提名82個候選人,並取得了8個議席。對此,田中內閣對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實施了徹底的鎮壓,即三·一五事件。同年4月重新修訂了《治安維持法》,將原來規定的最高刑期10年改為死刑,翌年日本政府再次搜捕和鎮壓共產黨員及支持者(四·一六事件)。

就這樣,在日本國內,政治體制對共產黨的鎮壓成了連續不斷的日常行動。但是,當時世介面臨經濟大恐慌。1929年10月,自美國首先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使資本主義國家陷入深刻的經濟危機,自翌年開始,日本也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和影響。以蠶絲為代表的日本出口產業遭到破壞性的打擊,各企業縮短勞動時間、降低工資、強行裁員、維護企業利益。特別是基礎薄弱的中小企業相繼倒閉,日本全國失業人員達200—300萬人。企業四處奔走尋求合理化經營,對此廣大勞工提出抗議、掀起罷工熱潮,開始出現了要打破這種沉悶閉塞的社會輿論的動向。

或許是注意到了這種輿論動向,1931年9月18日,日本陸軍發起了柳條湖事件(炸毀南滿鐵路並嫁禍給中國軍隊),以此為契機,開始向中國東北(滿洲)的軍事入侵(“滿洲事變”)。當初,若槻禮次郎(1866—1949年)民政黨內閣堅持不擴大方針,但是在陸軍內部強硬派的驅使下不斷派兵,最終佔領了整個滿洲,建立了“滿洲國”(後改為“滿洲帝國”)。當初,雖然陸軍的行動受到國內輿論及媒體的批判,但是為擺脫國內的艱難局面,最終國內輿論還是支持了陸軍的侵華行動。

這主要還在於日本人的利己認識。在過去的日清·日俄戰爭中,許多日本人流血犧牲,戰爭目的總歸是為了爭奪滿洲和蒙古的霸權,確保日本在這些地域的霸權。因此國內沒有掀起反戰和平運動,好像民主主義尚未成熟、不足以與法西斯主義抗爭。在國內貧富差距增大的情況下,也有許多日本人尋求在國外發跡、找到新的成功的機會,侵華意識不斷地增強。

即使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後進入中日全面戰爭時,很多日本人認為再次迎來了對中國實施完全統治的機會。同年12月,中國首都南京陷落後,日本全國各地舉行了提燈遊行、歡慶勝利。由此可見,當時日本已經完全丟棄了民主主義及和平的願望,被吞沒在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為主的排外民族主義的巨浪之中。

從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戰敗為止,當然並不是說整個日本完全陷入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狀態,也有不少祈求反戰和平的民眾和新聞媒體界的人士進行著不懈的抵抗。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是從民主主義和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並存的時代向勢力強大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時代轉換。

總體戰時期的民主主義

對昭和初期的二十年,用一句話來概說的話就是,“總體戰時期的民主主義”和“戰爭時期的法西斯主義”混雜的時代。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正民主主義時期日本的民主主義能夠成熟地發展、在日本社會得以確立的話,也許就能夠抑制住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

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開始意識到建設國家總體戰體制的必要性之後,認識到社會民主主義對建設總體戰體制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說,通過普遍選舉使大眾參與政治舞臺,作為未來總體戰戰爭的資源。這種認識開始在國家指導者層中確立下來。

民主主義是堅持自由·自信·自律的思想,而總體戰則是以動員·管理·統治為原理的。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總體戰思想是和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同一性質的思想,那麼顯然民主主義和總體戰思想是相悖的。可是,消除形式上的差異將每個人作為政治動員的個體來考慮的民主主義,與將每個人作為軍事動員的個體來考慮的總體戰論有可能確立一種相互補充的關係。尤其是在日本,這種可能性是極大的。

總體戰論者認為,民眾參與政治舞臺是構築總體戰國家絕對必要的條件。比如持有這種觀點的田中義一,從擔任陸軍省軍事課長時期開始就大講未來的戰爭是“國民戰爭”,主張“國民的軍隊化和軍隊的國民化”(=良兵即良民),強調在國民總動員制度的充實中總體戰體制才得以完備。田中的這一主張後來被譽為“效力於總體戰的民主主義”。

由於日本民主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尚未成熟,體現民主主義基本原理的自由·自治·自律的思想沒能得到廣泛傳播和深化,而被納入了總體戰論中,這就是日本民主主義的實際狀態吧。滿洲事變後,即使對勢力急劇增大的軍部和官僚來說,也不能夠無視民主主義所內涵的大眾動員機能,在總體戰論中也倡導形式上的民主主義和形式上的平等主義的必要性。

總體戰社會對所有的國民進行“均等的動員”,將解除階級差距、生活差距和學歷差距。總體戰社會,不僅動員大量的士兵奔赴戰場,為了確保戰爭資源和加強持續的作戰能力,後方支援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由此也消除了“戰場”和“後方”的區別。要求身居後方的國民也要成為“士兵”。

如上所述,昭和初期的二十年,日本社會並不是僅僅由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壟斷。在“平等”這一民主主義原理下,“均等”地動員大眾參與戰爭。尤其是1940年,大政翼贊會成立,超越階級差別將國民都“均等”地統一到 “日本帝國”之中。不言而喻,大政翼贊會是企圖實行法西斯精神總動員(=獨裁的法西斯主義)。之後,在像似平等主義的形式下統一國民意識。極力消除各種歧視和差距,總體戰社會如同“平等社會”一樣的“幻想”不斷地擴大。

“平成”時期的二十年

戰後,日本吸取戰敗的教訓、痛感戰爭罪過,向國內外宣佈決不再重蹈侵略國家的歷史,不言而喻,這正是新憲法、特別是前言和第九條所明示的。新憲法的目的是,要消除昭和初期二十年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混雜的狀態,努力建設以民主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但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戰後日本的“民主化”刹車,開始掉轉方向走“回頭路”。當然,雖說如此,並非像戰前那樣,民主主義處於完全崩潰的狀態。

戰後,美國對日本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日本接受美國的社會秩序和美國流的民主主義,締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Security Trea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結為同盟國,加速戰後復興、著重經濟建設。在東西冷戰時期日本成了美國在亞洲的據點。日本在美國巨大的經濟援助下,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復興,成為世界公認的經濟大國。

日本過去侵略過的各亞洲國家和地區,由於冷戰體制失去了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索賠戰爭損失的機會。而趁此之際,日本得以專注於發展本國經濟、確保在亞洲的市場。再加上,朝鮮戰爭以及越南戰爭等,為美國在亞洲的戰爭提供大量軍需,日本深得恩惠,大肆謳歌讚頌所謂的“日美安保繁榮論”。東京奧運會(1964年10月)和大阪萬國博覽會(1970年3月)都是所謂“日美安保繁榮論”的具體例證。

此外,這期間日本社會不斷出現一些試圖改變日本國憲法、否定戰後民主主義的復辟活動。然而,由於市民中間形成了強大的反對戰爭追求和平的力量,同時冷戰時期追求優先發展經濟的勢力占主導地位,儘管堅持修改憲法的“自民黨”長期把持政權,在形式上還是繼續保持戰後民主主義。可是,另一方面,重整軍備後自衛隊軍事力量迅速增強,已經發展為令世界注目的強大的軍隊,教育行政中反動的保守勢力不斷增大,以及加強治安立法等,事實上民主主義和和平主義變得徒有形式。

但是,自裕仁天皇去世(1989年1月)到 “平成”二十年的今日,我所看到的是與這種戰後反動的保守勢力的動向有所不同的顯著變化。尤其是,裕仁天皇去世,戰爭責任問題再次成為議論的話題,但事實上,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長時期一直被擱置起來,通過媒體呈現給人們的是“和平天皇”的形象,人們一直被這種虛像所迷惑。由此以來,軍國主義和戰爭時代的“昭和”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而出現了與歐美列強抗爭、引以為榮耀的“昭和”這一歷史虛像。即所謂的歷史否定論或者歷史修正論的興起。

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東西冷戰體制結束,日本保守政治不能繼續安享冷戰體制的恩惠、從此,不得不考慮進行歷史的修正。雖然曾一時允許“非自民聯立政權”執政,但此後自民黨通過聯立政權順利保持了原有的權力結構。同時,以自民黨為中心的保守政權為了擺脫經濟發展停滯的局面、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同盟,積極加大自衛隊軍事建設、實現軍事現代化。自此,國會陸續不斷通過了《關於協助聯合國維和活動的法律》(簡稱“PKO法”(1992年))、《周邊事態法》(1999年)、《反恐特別措施法》(2001年)、《武力攻擊事態對應法》(2003年)、《支援伊拉克復興特別措施法案》(2003年)、《國民保護法》(2004年)等等一系列的軍事法制,軍事軟體方面的建設整備日益強化。

由此,戰後的“昭和”時期日本保守政治選擇的“經濟第一主義”和“輕軍備”政策,到了“平成”以後出現了大的轉換期。實現這種轉換的最明顯的標誌就是1999年的第145國會(小淵惠三首相)。在長達207天的國會期間,《周邊事態法》、《國旗國歌法》、《竊聽法》、《居民基本註冊法》、《地方分權一攬子法案》、《中央省廳等改革關聯法案》等,包括修改在內總共通過了138個法案。我把到目前為止的日本的政治體制稱為“1999年體制”。通過這些法律的出臺,日本的政治路線顯著地向右傾轉化。

“昭和”初期二十年和“平成”時期二十年的共同點

那麼,昭和初期二十年和平成時期二十年,究竟有哪些共同點呢?

第一,這兩個二十年期間,是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及軍國主義混雜的時期。本來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行動原理是相悖的,但是自1926年12月進入“昭和”初期,為實現構築國家總體戰體制這一目標,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結成一體形成了互補關係。而到了1930年以後,從準戰時體制向戰時體制過渡的過程中,民主主義竟致起到了動員民眾參戰的作用。

另一方面,回顧1989年1月開始進入“平成”這二十年期間,可以說戰敗後按新憲法體制確立的民主主義在二十世紀末開始受挫,這麼說並非言過其實。或者說這期間民主主義脫胎換骨、發生了實質上的變化。乘此機會保守政權顯露出推行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傾向。並且,這期間中國及其它各亞洲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迅速,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絕對地位動搖不定。由此以來,日本國內,也出現了對這些新興諸國實行抵制排外的民族主義勢力。縱觀這一時代的變化過程,令人感到“平成”的二十年期間與“昭和”初期的二十年期間的政治·社會極其相似。就好像日本帝國搖籃的“昭和”初期被複製到了平成時期的感覺。

第二個共同點就是,軍國主義思想強化,事實上為軍部介入政治奠定了基礎。儘管這麼指責,也許大多數讀者對此並沒有明顯的感受。在此,讓我們再回顧一下“昭和”時期。昭和初期的二十年間,日本持續不斷地向中國增派兵力。這是適應於日本資本主義的膨脹而採取的政治行動,同時,也是為了消除國內矛盾的政治行動。從滿洲事變開始經過盧溝橋事件直到日本戰敗為止,日本帝國的軍事行動從未間斷過。巨大的軍事預算給國民生活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現實生活中民眾對政治不滿、處於經濟貧困狀態。為此,試圖以軍事行動來扭轉這種困境。這種選擇形成了“惡性循環”的體制。這是日本帝國的病理。

那麼,“平成”二十年期間是怎樣的呢?進入“平成”時期,充實整備了一系列的軍事法制(即所謂的“有事”關聯法以及伊拉克特別措施法),開闢了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的通道,並向伊拉克派遣了陸上自衛隊和航空自衛隊。自奧巴馬政權執政開始(2009年1月),為適應美國的戰略,日本開始考慮加大對阿富汗的援助,並且以打擊索馬里海賊為由強行向海外派遣海上自衛隊,突出其為國際社會做“貢獻”的戰略意圖。日本的自衛隊不是為了保衛日本領土不受侵犯才設置的軍隊嗎?!此外,如今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給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經濟帶來沉重的打擊,日本也陷入了深刻的經濟困境。至今日本與美國締結了一系列的依存關係,從而確保了日本在亞洲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地位。那麼,按照“日美同盟”,只要“美國有求”,日本就要唯命是從、必須向海外派兵嗎?或者說只要打著“國際貢獻”這一美名,就可以容忍自衛隊向海外派兵嗎?對這種事關重大的原則問題不加任何討論、使自衛隊的“海外派遣”既成事實,自衛隊制服組期望儘快實現國防軍自立的目的和意圖昭然若揭。在此如果不能懸崖勒馬的話,那麼也許將會重演“昭和”的歷史。

日本帝國的復活

我認為,對昭和初期的二十年和平成時期的二十年,可以用“日本帝國的持續和復活”這一關鍵字來加以概括。這是本書的中心課題。以下,簡要地概括和介紹一下本書論述的內容。

昭和初期為了建立總體戰國家,“革新官僚”岸信介四處奔走,又因岸信介是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所以到了平成時期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人物。滿洲事變後,岸作為高級官僚當時極想在“滿洲帝國”建立總體戰國家。對於岸來說,滿洲帝國是日本建立總體戰國家的實驗場所。在這一方面,岸和當時任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官的東條英機一脈相承。東條作為統帥陸軍統治派的急先鋒,也極力想實現建立日本總體戰國家的夢想。1941年10月成立了東條英機內閣,岸就任內閣商工大臣(副總理級別),岸信介身兼戰時物質動員的統帥,希望實現多年來的夙願。

對於岸來說,所謂建設總體戰國家,就是意味著不依賴歐美建設自立的帝國。岸想要通過“滿洲帝國”確保建設總體戰國家不可缺少的資源市場。同時,將滿洲帝國最終建成摧毀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確保天皇制國家和平與穩定的軍事據點。戰後,儘管岸被定為甲級戰犯罷免了公職,但是在恢復公職後立刻進入政界,最終登上總理大臣的最高職位。岸是頗具領導能力、手腕強硬的政治家,同時又是民族主義者、政治上講究務實,期待日本帝國復活的幫派勢力將岸視為理想的保守政治家形象、對其大肆讚賞。對安倍晉三也曾一時給予很大的期待,希望能夠成為像岸一樣的政治家,但是安倍才能不及,未能擔起重任,之後又將期望寄託於麻生太郎,同樣未能如願,令人大失所望。

如果說岸信介是日本帝國復活的火車頭的話,那麼具體地體現日本帝國精神和思想的就是靖國神社。靖國神社的作用,是為天皇發起的戰爭中的“陣亡者”提供祭祀場所,作為天皇的恩惠將其“合祀”在靖國神社,對“陣亡者”的獻身精神加以頌揚。合祀在靖國神社的陣亡者,其生前的社會地位·頭銜以及功績等一概不計,在天皇之名譽下獲得了平等和均等。這是“一君之下萬民平等”(“一君萬民”)的思想,在這裏編造和鼓吹所謂虛構的“天皇平等主義”。

將動員參與總體戰、為總體戰獻身捐軀的日本人,死後像似平等地一起合葬,靖國神社的“合祀”作用發揮著極大的效用。也就是說形成和確立了這樣的“靖國思想”,即,如果為國家和天皇獻身的話,就可以從世俗社會的不平等以及差別·歧視·壓抑·貧困等中得到解脫。

因此,靖國神社起到了將國家和民眾一體化的政治功能。在如今日本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的情況下,又重新開始強化靖國神社的這種功能。靖國神社準備為將來的“陣亡者”提供“合祀”,為他們哀悼、頌歌,這樣一來,也許終究又會導致無條件地宣揚和美化為日本帝國的獻身精神和文化。必須指出的是,這方面也與昭和初期極其相似。

再次宣揚靖國思想,是由於存在著戰前和戰後連續性這一課題。不言而喻,天皇制在戰後繼承戰前的權力和思想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通過高度的政治策略考慮設計出來的“聖斷”,戰前的帝國天皇制在戰後也一如既往、原封不動地作為象徵天皇制保留下來。並且,支撐天皇制的戰前主要的官僚和軍事機構也改裝換貌得以殘存和維持下來。

昭和初期的天皇基本上堅持親英美路線,表面上擺出立憲君主的態度。但是在滿洲事變時裕仁天皇說“朕為忠烈嘉獎”(《給關東軍的詔敕》1938年1月),給關東軍最高的贊辭。滿洲事變是昭和時期日本帝國最初的侵略戰爭。天皇認同了軍部的侵華策略後,軍部打著統帥權獨立的盾牌,開始了自主行動。在天皇自身釀製的軍部自主行動的狀況下,日本帝國不久即擺脫了對英美的依存,開始向建設自立帝國的方向轉變。其結果,導致與英美的對立及戰爭。

戰敗後日本重新恢復了親美路線。所謂日美一體化的日美安保體制從根本上支撐著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體制,自衛隊一直處於同盟軍的地位,擔負著美軍一部分軍事任務。特別是九十年代以後,日本經濟發展停滯,在亞洲的地位相對低下,顯然過度偏重於日美軍事同盟。但是,對上述自衛隊的行動,自衛隊內部一些制服組開始表示出不滿和反對。那就是2008年11月,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當時)田母神的獲獎論文及由此引發的爭議。在此,讓我們再來看一下田母神的問題。

對“昭和初期”的懷戀

從“田母神”論文出臺的背景來看,是自衛隊內部長期以來一直不斷主張“歷史否定論”的結果。那麼自衛隊內部的教育課程,究竟是在講授什麼樣的歷史觀呢?從自衛隊與舊軍隊有著連續性這一觀點考慮,在此對以前的教育狀況也稍作考察。

在重整軍備的過程中,從員警預備隊(1950年8月)到保安隊(1952年10月),仿照美軍的裝備和編制,確立由總理大臣掌握軍事統帥權,並將防衛行政納入內閣行政管理,確立了以歐美式民主主義體制為前提的防衛組織和目標。員警預備隊和保安隊在裝備和組織方面具有濃厚的軍隊色彩。因此,毫無疑問這是與現行憲法相抵觸的武裝組織。

但是,在此想要指出的是,重建的部隊與舊軍隊“建軍精神”的關聯性。比如,根據1953(昭和28)年2月編製的保安隊內部文書《關於現階段軍隊建設的內部文件》,“新時期的軍隊須是以世界最高道義為本的真正武裝,軍隊以維護我民族之生命、堅守正義、保衛國家為使命,應為世界和平和國家正義作出貢獻”,將保安隊這一“新的軍隊”,確立為名副其實的捍衛民族和國家的武力裝置。

並且,在該文件的“附錄7  保安隊的實際狀況”中寫道,“過去的日本軍以忠君愛國精神為基本貫徹如一。(中略)今日的保安隊缺少這種精神”。在此,由舊軍人轉化的保安隊幹部所編製的這一文書表現出的憂慮是,保安隊與舊軍隊不同,缺少堅固的精神基礎。而且從現實來看,並不能像舊軍隊那樣直接以天皇為精神基礎,由此著重強調民族自豪感和理性的愛國心、對國家的忠誠心。

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自衛隊幹部的精神教育是以“愛祖國、愛民族、反共教育”為三項基本信念。但是,其結果是,這些“基本信念”最終導致了狹隘的自民族中心思想和排外心態,成為阻礙現行憲法確立的實現國際合作和國家和平的一大桎梏。從這一意義上說,很難說真正吸取了戰前軍國主義的反面教訓。

“愛祖國、愛民族、反共教育”在自衛隊幹部的意識中也是一脈相承。曾擔任海上自衛隊幹部學校校長的海軍將校築土龍男指出,最重要的是集中加強防衛的對象,這正是防衛戰略的重要問題,明確主張防衛對像是“國土”(《海幹校評論》1971年9月號)。這裏所說的“國土”,認為是指作為地理空間上的領土·領海·領空。另外,在陸上幕僚監部編的《精神教育(陸士本技用·陸士訓練用)》(1962年刊)中,強調自衛軍官根本的精神·思想教育在於“日本民族的優秀性”和“理性的愛國心”。

此外,希望自衛隊以天皇為精神基礎,將天皇視為“統一自衛隊員的象徵”(《軍事研究》1989年3月號·栗棲弘臣論文)。從中可以窺見,通過將天皇視為統一自衛隊員的象徵,最終想要重新將天皇確立為“最高司令官”的欲望。

名曰自衛隊的“軍隊”,決不是政治上處於中立的組織,甚至自衛隊曾自我主張自身是反共實踐的裝置。例如,也有這樣的主張,“在政權向社會黨為首的左翼政權轉化時,對此作為國民的意志並不是順從地接受的。因為自衛隊是現有的自民黨為中心的政權、即處於議會制民主主義政權的前提下編成的,假定出現政權轉化的情況下,會有許多人不願為其效力而離去的吧”(《軍事研究》1989年11月號·增岡鼎論文)。其中透露了反共思想。只承認自民黨政權這一認識本身,就是極大地背離了開放的國家中軍隊保持中立這一基本態度。

特別是在裕仁天皇葬禮後,自衛隊官兵中天皇的追崇者們心中長期壓制的情感一下子噴發出來。本來自衛隊就具有捍衛現體制(守護體制)的國家暴力裝置這一性質,但在天皇葬禮後好像表現出比以往更為強烈的自覺意識。根據原統一幕僚會議議長栗棲及增原東部方面總監增岡等自衛隊制服組高級將校的發言來推斷,自衛隊中大多數現役高級將官和中層骨幹都抱有類似的天皇觀,毫無疑問他們自覺地認為,自衛隊的“使命”就是捍衛保守體制。

以此來看,此次田母神問題的出現有著深刻的背景、也是極其嚴重的問題。日本負有建設戰後和平國家·和平社會的國際責任,即使從這一觀點來看,對田母神及其類似的主張也是不容置之不理和忽視的。

自立和一體化的並行

自1995年開始,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前後,加速推進了強化日美同盟路線,日美同盟進入了新的階段。日美兩軍開始合為一體共同作戰,整備了共同的軍事運營體制。在這一意義上,自衛隊已經名副其實地起到了“軍隊”的作用。

在這一過程中,脫離文民統制的傾向愈加顯著。比如2004年6月16日,在(當時)防衛廳長官石破茂以及防衛廳內部部局成員及統一幕僚會議議長為首的自衛隊制服組幹部出席的會議上,(當時)海上幕僚長古莊幸一明示了題為“向統一運營體制轉變時期的長官輔助體制”的檔,發生了要求重新考慮防衛廳內部部局統一管理制服組的日本型文民統制(文官統治)的事件。也就是,要求制服組脫離防衛廳內部部局的管制,在某種程度上應該給制服組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具體來說就是想要確立一種制服組可以向最高統帥的內閣總理大臣直接呈報意見的制度,防衛廳內部部局的領導和制服組的領導不是管制與從屬的關係,應該是具有平等許可權的對等關係。對於自衛隊來說,其真實意圖是想要減少阻礙自由參與和美國共同作戰的因素,積極推進海外日美聯合作戰行動。

但是,對自衛隊制服組的意圖起著阻礙作用的是憲法第九條、是戰前軍隊施行了侵略戰爭這一歷史認識。在他們看來,不從這一“禁錮”中解脫出來,就不能實現“自由派兵”和“國際貢獻”。因此,已經無法繼續忍受“禁錮”,想極力擺脫這一束縛。

是宣揚“國際貢獻”的實際成果,在實現改正憲法之前一直耐心等待呢?還是積極宣講憲法解體論和否定侵略戰爭論,儘早實現中間突破達成目標呢?對此,自衛隊制服組中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可以肯定地說,制服組的核心是確切無疑的日美協調派(=強化日美軍事同盟派),而另一方面,事實上在自衛隊內,也存在一些反對從屬美國的自主派。

政府向海外派遣自衛隊,但事實上在向“戰鬥地域”派兵時,自衛隊不是作為美國的“雇傭軍”,而是冠以“國際貢獻”和“消除恐怖”的美名,是在“保衛日本國家”這一大義名份之下派兵的,這一解釋說明提高了自衛隊官兵計程車氣。同樣,這與為穩定被派遣的自衛隊官兵的軍心打出靖國神社一樣,在某些方面有著相同之處。在這一點上,存在著與戰前同樣性質的國防民族主義,同時,事實上以國防民族主義為前提的日美共同軍事行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又是矛盾的。

原航空幕僚長田母神的言行遭到了美國的反對,也許使美方產生了警戒之心,但是可以說又暴露出了為了發展日本的武裝,只有求助於國防民族主義別無其他選擇的這種矛盾。對於他們來說,必須重新評價日本過去的戰爭是“善意的國防民族主義”支持下的“正義戰爭”。不管田母神自身意識如何,作為一名“自主國防派”的高級將官,其本人為發展日本的軍事武裝採取了積極自覺的行動,

“田母神論文”,一邊否定侵略戰爭,同時強調與舊軍隊的連續性,並主張修改否定舊軍隊歷史的現行憲法。其目的是,修改憲法使自衛隊躍升為國防軍。最終達到重新考慮日美安保,在自主國防的方針下實現脫離美國,由此要大力提高自衛隊員計程車氣,同時向全體日本國民灌輸“國防意識”思想。即使並不是所有自衛隊高級將官都抱有這樣的認識,但是目前自衛隊在發展軍事方面處於日美共同體制和國防民族主義同時並存的狀態。

為什麼時值今日,像“田母神論文”所主張的日本沒有侵略亞洲這一荒唐的歷史否定論依舊反覆重演呢?我們決不能無視和放任這種荒唐的言論,重要的是必須認真追究其深刻的背景。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容許歪曲和否定歷史,要真誠面對歷史事實。

“田母神論文”出現的背景與日美安保有關。以冷戰結構為前提的日美安保,不僅是日美經濟軍事同盟,同時,事實上也使日本逃避了戰爭責任、將日本對亞洲侵略的歷史事實擱置起來。我們必須自覺地認識到日美安保是導致歷史否定論重演的一大因素。到目前為止,日本沒有與過去侵略過的各亞洲國家和解的主要原因在於日美安保。日美安保在日本和亞洲諸國之間形成了一道障礙,正因為這一障礙,日本得以逃避了侵略亞洲的戰爭責任。我認為首先必須要確認這一點。

政治、憲法和自衛隊

日本國的憲法規定不容許保有軍隊。遵照憲法這一原則,日本不能保存軍隊組織,因此應該沒有必要擔心文民統制(文民對軍隊實施的統治)。但是,事實上,日本擁有約24萬名陸海空官兵的名曰自衛隊的軍隊。不管怎樣,確實存在的這一武力集團必須置於文民統制·監視之下。因此,建立健全文民統制制度是不可缺少的。

我們必須強化文民統制的機能,重新對民主主義和軍隊共存的是非問題加以討論。日本真的有必要保有自衛隊嗎?假如說有必要的話,那麼必須探討需要什麼樣的組織?需要多大規模的軍事力量?但是,可以說現在的文民統制陷入功能不彰的狀態,這麼說並非言過其實。其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自衛隊制服組對文民政府的“反抗”。更確實地說,是統治自衛隊制服組的文民(=政治家和一般市民)方面潛伏著重大的問題。

自民黨眾議員、曾歷任防衛廳長官、防衛大臣等要職的石破茂,在2003年(平成15年)任防衛廳長官時召開的一次自衛隊高級幹部會議上訓示道,自衛官就有關政治問題“陳述意見是權利、是義務”。前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領會遵從了這一訓示,在自衛隊內部雜誌上寫道,陳述意見“因為是義務,意識到問題而不發表意見的話,就是不履行義務”。並且還說,“栗棲發言(栗棲弘臣,曾任陸上幕僚長),當時說的話成了問題,但是今後不說會是問題”。

石破長官(當時)的這一訓示,不禁令人想起戰前促成軍部向政治介入的“南次郎(1874—1955年)的訓示”。當時擔任陸軍大臣的南次郎於1931(昭和6年)年8月4日在軍部司令官·師團長會議上訓示道,為了積極解決滿蒙(滿洲·蒙古)問題,軍人有必要參與政治。在此之前,要求軍人保持政治中立,但是以南的訓示為契機,軍部公然介入政治。滿洲事變,是這一年9月18日駐紮柳條湖的關東軍策劃而引發的,這應該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吧。

另外再舉一例。2004年6月16日,在防衛廳長官和防衛廳內部部局幹部、以及統一幕僚會議議長為首的制服組幹部出席的會議上,海上幕僚長古莊幸一(當時)提出重新考慮文官對制服組的統治(文官統治)時,石破防衛廳長官(當時)回答道“有必要研討”,對海軍幕長的建議表示了積極的肯定。

隨著東西冷戰體制崩潰,自衛隊所假定的敵對國消失了,但是之後,自衛隊參加柬埔寨以及東帝汶的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向印度洋以及伊拉克派兵等積累了一些“實績”,在強化日美同盟的政治中,自覺地認識到自身的作用,增強了發言力。這期間,橋本龍太郎內閣對日美安保重新定義,開始充分發揮自衛隊的作用。在此之前, 根據“事務調整訓令”,禁止自衛隊制服組與國會議員以及其他省廳官員的聯絡交往,橋本內閣廢止了這一訓令,從而導致了制服組和政治家接觸的機會增大。進而,2001年9月11日美國“同時多發恐怖事件”之後,以協助美國擔負“對抗恐怖的戰爭”的部分任務為正當理由,自衛隊參與政治的機會遽然增大。

本來,按照防衛省內部部局的立場應該對制服組加以控制,可是由於前防衛事務次官守屋武昌的瀆職事件,出現了管理上的漏洞和空隙,在此情況下出現了田母神的問題。在這些各種因素相互牽連交錯中,可以看出,自衛隊制服組公開表明政治主張,想要瓦解文民統制。根據現在正在研討中的防衛省的改革方案,直接輔佐防衛大臣的職位不僅任用文官也啟用武官。也就是說,由政治家的意志決定選用文官和武官,兩者處於同等地位。如果這一方案實現的話,文官·文民對武官的統治所意味的文民統制將進一步形同虛設。再進一步說,就是意味著武官對政治介入的制度化。近年來,政治家和官僚的領導能力明顯“劣化”。不僅是防衛省的官僚,退休金問題等政府官僚的違法瀆職行為等有目共睹令人憤慨。在這種狀態下,武官想要乘機進入政治舞臺,如果對此容忍放任的話將是十分危險的。

通過上述的自衛隊和政治家的關係來看,令人感到以“昭和”初期的二十年為原型的“日本帝國”,經過“平成”時期的二十年在重新復活。對此,我們不能只是感到驚恐不安或漠然旁觀,為了承擔應盡的戰爭責任和歷史責任自己能夠做些什麼呢?現在正是需要我們再次捫心自問的時候了。這也正是貫穿於本書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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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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