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玻利維亞進行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

前不久,應邀至台灣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演講的世界語言學權威、美國科學院院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或譯杭士基),不僅學術卓然有成,更關切世局,不遺餘力地批判資本主義與美國帝國主義令人髮指的罪惡,是美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本刊過去曾譯介過多篇他的文章,現再轉載大陸《南方人物週刊》對他的專訪與介紹他生平的文章,以增加讀者對這位值得尊敬的學者的認識。───編者

美國知識份子喬姆斯基:美國才不民主

核心提示:喬姆斯基被稱為可能是還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識份子”……2001“9·11”事件發生,當月,喬姆斯基的《9·11》一書便告上市,一鳴驚人地反指美國本身便是頭號恐怖主義國家

喬姆斯基部分觀點

國際關係多少有點像黑社會,如果黑社會老大發現有人沒有付保護費,又不能脅迫他,美國對中國恰恰就是這種情況

玻利維亞進行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根本不是美國!

《南方人物週刊》主筆 蒯樂昊 特約撰稿 發自上海

美國政府強調的穩定,其真實含義是——美國霸權

人物週刊:您曾經撰文反思過美國的大國強權政治,請問您如何看待當下的中美關係?

喬姆斯基:我認為,非常明顯,中國希望通過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國的關係,至少美國的戰略分析家是這麼理解的。舉個例子吧,美國有一份關於文學和科學研究的雜誌,裏面的文章在美國是比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戰略分析家約翰·史坦布蘭諾兩年前曾在這本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警告美國政府,尤其是當政的布希政府,軍事侵略政策最終將帶來毀滅性的災難。這個觀點得到了一群嚴肅的戰略分析家的普遍認同。他們認為,應該由中國領導聯合呼籲愛好和平的國家,同美國的軍國主義相抗衡,而不能由歐洲領導,因為歐洲是美國的同盟。

人物週刊:為什麼這麼說?如果由中國牽頭與美國軍國主義抗衡,會不會正給了某些人“中國威脅論”的口實?

喬姆斯基:原因就在於核武器。在軍事發展和行動上,中國已經顯示了巨大的克制。事實上在這個時候,面對美國軍事侵略政策不斷擴張,中國和俄羅斯一樣已經建立自己的軍事防禦能力。戰略分析家選擇中國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國在聯合國為推進和平開發外太空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試圖通過中國來加強遭受克林頓政府和布希政府反對的,約束力還並不強大的條約。

但是情勢正在改變,布希政府的軍事侵略直接或間接引起了越來越多的軍事狀況。破壞《核不擴散條約》就是如此,這個條約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這個條約限制,全球將陷入嚴重的危機。布希政府拒絕執行這個條約,最近印度的核事件給了《核不擴散條約》嚴重一擊。條約體系中的一部分規定,就是控制向發展核武器的非成員國提供核的相關材料,但是美國無視這一規定,向印度提供了核技術,本質上同意了印度發展核計畫。接著中國表示抗議。情勢非常微妙,一連串的波浪效應危及到了這個條約的基本生存。事實上所有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都破壞了這個條約,尤其是美國,其他國家也是。條約中規定了他們的義務是逐漸消除核武器,並受國際法庭檢驗。《核不擴散條約》遭受了美國最惡劣的破壞,其約束力目前變得非常弱。

人物週刊:那您認為,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和平事業是否起了穩定作用?

喬姆斯基:我想,沒有人會真的認為中國會威脅世界和平。說到“威脅”也只是威脅到了美國的統治或是所謂的“穩定”。穩定是個科學術語,但這裏“穩定”的意思是由美國來定義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貝克-漢密爾頓報告》,就可以發現“穩定”這個詞出現了不下500次。報告中每一個“穩定”的真實含義都是:美國霸權。

例如:敘利亞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國內事務。即使是火星人看到這個,肯定都會崩潰。只有被軍事佔領的國家才能控訴某國干涉本國國內事務……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識不到這點。由於多年來龐大宣傳機器的運作,霸權心理在西方文化裏根深蒂固,以至於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偷換概念是非常荒謬的。

人物週刊:除了政治上的微妙關係,中美兩國的經濟合作往來也非常值得關注。

喬姆斯基:中美關係直接影響到美國大公司的利益。對大多數美國公司來說,中國可以提供非常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可以招來年輕的農村婦女工作,並且他們不用承擔對環境保護的責任。在中國他們獲取了巨大的財富,所以這些美國公司非常喜歡中國這個出口平臺,同時還可以借此壓低美國工人的薪水。

在這種關係中,中國對於美國是有價值的。同時,中國持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筆鉅款目前主要用來購買美國國家債券(中國是入不敷出的美國的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債權國),由於美元連年疲軟貶值,這顯然不是中國最佳的投資選擇。有朝一日中國決定投資多樣化,將這筆錢投向別處,這對美國的金融將是致命的打擊。從這點來看,美國商界是非常贊成加強中美關係的。

但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害怕中國,這裏的害怕並不是因為軍事上的威脅。這並不是開玩笑,國際關係多少有點像黑社會,比如黑社會老大發現有人沒有交保護費,又沒有方法脅迫他就範,美國對中國恰恰就是這種情況。美國揮舞著拳頭對歐洲揚言:停止在伊朗投資。大部分歐洲國家都很順從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國偏要加強在伊朗的投資。中國才不看美國的臉色,中國的態度就是:我們在這裏待了3000多年,用得著看野蠻人的臉色麼?這種態度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恐慌。

人物週刊:您的觀察很有意思。

喬姆斯基:我再說一個細節。去年春天胡錦濤主席訪問華盛頓,布希政府決定用國家午宴取代國家晚宴,結果胡主席非常平靜地用完午宴,然後直接飛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德。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主要的石油國和軍事武器輸入國,一直是握在美國手掌心裏的一顆明珠。在利雅德,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貴的接待,雙方簽署了一系列協定,這等於向美國宣告:你少我一頓晚宴,我會加倍拿回來。我就要從美國你這個老虎口裏拔下利雅德這顆牙。這件事一舉震驚了美國。

在拉丁美洲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讓美國喪失了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控制。如果你看了美國內政報告,就能瞭解美國是多麼地想控制這些拉美國家,不僅僅是因為這些拉美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巨大的市場,而且因為美國相信,如果連自家後花園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麼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國家呢?其實中國對此並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在努力增加貿易往來和投資。面對充滿敵意的美國政府,委內瑞拉出口部分產品到中國,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國,如巴西、智利、秘魯也紛紛向中國示好,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中國開始讓他們獲得利潤,這些貿易挖了美國的牆角。美國政府官方報告《國家戰略分析》把中國視為首要的長期威脅,這當然不是出於軍事原因,沒有人認為中國會在軍事上侵略別人,也沒有人認為中國會希望發展更厲害的防禦武器,就因為美國威脅不了中國,這麼簡單的原因。

人物週刊:作為一個關注國際政治,且時刻保持在啟動狀態的學者,您對今日中國的大致印象是怎樣的?

喬姆斯基:雖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對中國仍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比如說,很明顯的經濟高速增長,以及經濟高速增長所產生的嚴重的副作用,這對大部分人甚至絕大部分人來說都是不利的,鄉村田園被嚴重破壞,人們失去了傳統的賴以生存的家園。許多農民背井離鄉,來到城市,居住在貧民窟中,最終死於工作。另一方面,從中國的新聞報導中可以看到很多腐敗事件,這是一個混雜體。

現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這個城市裏也隱藏著不同的兩面——一方面上海的經濟在驚人地飛速發展,另一方面這些發展也混雜著其他的東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國人經營的,海外華人或者外國投資者和本地人一樣不斷地向更高端前進發展。同時,發展中的中國讓大量的工程師去發展本土產業,或許還能接管自己的工業,我想中國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這點。

人物週刊:就您分析,這種混雜,這種經濟高速發展伴隨著問題的高速產生,會不會對社會帶來潛在的危險?

喬姆斯基:前幾年獲得諾貝爾獎的英國籍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和他的比利時同事約翰曾做過一個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們比較了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在很多方面存在著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國家:從印度獨立的1947年直到中國改革開放的1979年,因為改革開放後,中國向不同的方向發展了。這段時期中我們可以看出一點,在英國的統治下,印度發生了駭人聽聞的饑荒,數百萬的印度人民不斷死於饑餓,但是印度獨立後,饑荒就停止了。阿馬蒂亞·森他們把這個歸功於民主政治,完全不同於英國統治下的政府。如果處於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麼地方發生了災難,大量消息將會傳播出去,只有消息傳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夠對此做出反應,減輕饑荒的影響。

1958-1960年,中國爆發了一場大饑荒,他們把這場饑荒同樣歸因於政治體制,當政府發現一場大饑荒爆發時,做什麼都太遲了。

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這一部分獲得了諾貝爾獎。

阿馬蒂亞·森他們研究中的另一半你們也不能錯過。他們比較了1947-1979年間印度和中國的人口死亡率。 印度由於資訊的相對暢通,沒有發生像中國三年自然災害的大範圍饑荒。但由於中國的醫療制度的普及,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較印度快了許多。結果是,30年來中國比印度少死了1億人之多。

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發達的軟體產業和生物實驗室聞名。他們確實很棒,和麻省理工學院一樣優秀。但他們不會告訴你,就在幾英里之外的鄉村,印度農民自殺率不斷上升,因為政府把用於農村人口、灌溉以及國家信貸等的國家資金投入到高科技產業中。事實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時,位列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排名第124位,雖然改革給印度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並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後,印度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卻降至127位。

玻利維亞進行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根本不是美國!

人物週刊:您是一名語言學家,畢生都致力於研究語言這一表達思想的工具,但是您所表達的言論卻在美國遭到了最廣泛的誤解和攻擊,這是否會使您感到失落?

喬姆斯基:失落?就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樣失落。呵呵。受到誤解和攻擊一點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權和權力的人面對批評就是這種反應。他們不願接受獨立的質疑,即使是出於善意的,這不難理解。如果人們變得思維獨立,思想自主,他們會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層最不願見到的。這就是為什麼在富裕強大的國家裏,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選舉權。

人物週刊:您的意思是說,在富裕強大的一向號稱人民享有民主的國家,反而沒有真正的選舉麼?

喬姆斯基:我們來看一下西半球,如果你比較最富有的美國和南美最貧窮的國家玻利維亞,過去幾年中兩國都有總統選舉,你認為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答案可能會讓包括中國朋友在內的所有朋友大跌眼鏡。事實上玻利維亞進行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而根本不是美國!

在玻利維亞,絕大部分人不只是在選舉日參加選舉,他們一直在關注並參與到重大問題的討論中,比如他們如何接受世界銀行的充滿附加條件的貸款,並使之私有化?玻利維亞是否控制它的財力?或是把它們放任給外企?大部分印地土著人是否應該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這些權利自從大約500年前玻利維亞淪為西班牙殖民地時就被剝奪了。這些問題對民眾來說非常重要,人們每天為此爭論,選舉日到來時,人民選出了來自自己階層的人作為領袖。

而美國則不同,兩個候選人都來自富裕和政治權貴的家庭,都享有特權,進同樣的名校(耶魯大學),參加相同的秘密俱樂部,該俱樂部旨在培養未來的統治階級——實際上他們背後都有相同的利益集團在支撐。所以候選人都有基本類似的計畫一點也不奇怪。美國的選舉是由公共關係那套理論運作的,他們像推銷牙膏一樣宣傳候選人。他們讓那些問題遠離選舉議程,人們永遠也弄不清楚候選人在關乎民生的重要問題上的立場。公共醫療制度就是美國人民關心的重要問題,美國的公共醫療制度問題重重,有4500萬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因為私有化造成了衛生保健系統的效率低、官僚化甚至不作為。但是有普通百姓能指出約翰·克里(2004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在衛生保健這個問題上的立場麼?沒有人。選民不是傻瓜,可選舉就是設計好了讓人們阿弄不清候選人的立場。在西方發達國家, 越來越多的權勢集中控制著選舉,廣大人民卻被排除得越來越遠。

人物週刊:您如何看待美國在薩達姆事件上的態度?

喬姆斯基:我曾經說過,布希和布雷爾都應該被戰爭法庭審判,就是在海牙,審判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的那個國際法庭。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實際上是一個陰謀,轟炸的目的就是為了激起米洛舍維奇去做一些大規模的破壞性事件作為報復。轟炸了以後,米洛舍維奇做出了報復,正好給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國的議會所進行的調查,他們的結論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戰爭罪行是由KLA遊擊隊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維奇犯下的。

薩達姆當然是一個可怕的惡魔,但是現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殺害143個什葉派人士。當時什葉派試圖來謀殺他,謀殺的計畫失敗了,他作為報復殺掉了143個什葉派的人。

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雷根把伊拉克從恐怖政府名單中拿掉了,所以美國可以向他們的好朋友薩達姆提供大規模的援助。不僅包括經濟援助,還包括幫助他們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化學武器。為什麼這麼做呢?實際上是針對伊朗的。這些武器由美國來提供,還有英國、德國、法國和前蘇聯。既然美國和英國當時是支持伊拉克的,對伊拉克擴張的野心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那為什麼他們不和薩達姆一起接受審判?

人物週刊:您年輕時就寫過一篇小文章《知識份子的責任》,請問您如何理解知識份子的責任?

喬姆斯基:我惟一能說的就是真理。 有的知識份子為了顯示自己是一個深刻的思想者,喜歡用華麗的辭藻和晦澀的注解來裝飾真理。其實真理無庸多言,就像兩點之間直線最短一樣是常識。從基本面上,公共知識份子的責任與其他人並無二致。之所以稱其為知識份子,不是因為他們特別聰明,而是他們享有一定的特權:他們享有更多的資源,他們更有影響力,他們比大眾幸運。特權賦予責任。如果你是個生活在底層的勞動者,一生都在為溫飽掙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權,擁有豐富的資源,並受過訓練,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責任也就更大。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責任:發掘真相,並幫助他人找到真相;設法和當下的主流競爭並且交戰;設法讓這個世界進步,這才是我們所謂的知識份子的重大責任。

喬姆斯基 永遠的異見者

■本刊記者 蒯樂昊 特約撰稿 李 江

當我們把錄音筆掏出來的時候,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孩子般地笑了,“我要提醒你們,我的聲音非常不好錄,我聲音太小,我太太常常取笑我,說沒人聽得懂你的喃喃自語。”

喬姆斯基常說自己的演講能力不好,並不是、也不願做一個具備煽動性的演說家。他說:我只想用事實、道理、邏輯來說服你。

約訪喬姆斯基是一場漫長的等待。跟他助手的往來郵件像打乒乓,你來我往數個回合,得到了40分鐘的採訪時間,安排在3個月後的某一天。然後,助手又很客氣地來電話,要求延期。採訪當日,排在我們前面的還有兩位採訪者,是拍電影的。喬姆斯基的助手彬彬有禮,鐵面無私,在一旁控制著時間,一分鐘也沒多給。後來才知道,能在2006年裏擠出時間接受我們的採訪,已經是非常優厚的禮遇了——喬姆斯基非常忙,他的日程表上,僅受邀參加的演講,已經排到了2009年。美國有些媒體採訪他,喬姆斯基只給5分鐘。

語言學大師

諾姆·喬姆斯基,1928年生於費城,28歲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開始博士後的研究,即令他蜚聲世界的“轉換——生成理論”研究,33歲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正教授。

喬姆斯基對語言學的貢獻,相當於佛洛德對心理學的貢獻。早在1957年,他已經憑著他的博士後論文《句法結構》一書,奠定了整個現代語言學的基礎。直到今天,“喬姆斯基構架”還是電腦系很多學生的一門必修課,特別是如果你想做語音識別、人工智慧等電腦領域的研究。

老先生著作等身,迄今為止寫了一百多本書。其中不乏艱深的語言學專著,但出版最快、傳播最廣的卻是他犀利的政論。根據人文科學引述的檢索,從1980年到1992年,喬姆斯基的言論被引用次數是全世界所有健在學者中最多的。而在古往今來的所有學者中,他的被引用次數排名第8。

他對美國的“恐怖主義霸權統治”曾做過這樣的經典論述,“主要的國際恐怖主義的來源是世界上的強權,實際上是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上的強權。”他引用了美國軍方陸軍手冊上關於恐怖活動的定義,美國陸軍手冊上說:“恐怖主義就是有預謀地使用武力,或者是威脅使用武力,用來達到營造一種恐怖氣氛的目的,通過這樣的手段威脅或者逼迫一個國家或社會就範。”

這是喬姆斯基最擅長的政論技巧,他喜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13歲發表政論

喬姆斯基與太太自幼結識,21歲結婚,育有一子二女。直到今天,夫婦倆仍非常恩愛,喬姆斯基的頭髮還是他太太幫他剪的。他把自己的太太、孩子保護得非常好,從來不對媒體提起他們。他特別提起自己幼年的經歷:紐約的72街有個很大的地鐵站,他叔叔在那裏設了一個報攤,喬姆斯基從小就在那兒玩,這段經歷讓他接觸了很多智慧、善良的底層人民,所以他始終覺得自己跟草根階層靠得更近,也力求用普通人的語言跟普通人進行溝通。

雖然已年近80,但老先生依然思維敏捷,談話中要引用任何資料或事例——人名、書名、事件發生的年月,他都是立刻信手拈來。

在喬姆斯基堆了滿坑滿谷書籍的辦公室裏,掛了一張很大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的照片,下面一行羅素名言,“有三種簡單而強大的情感主宰著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探求、對苦難大眾的巨大悲憫。”

這位激進的左派知識份子13歲起便開始發表政治言論。他從很小的時候,就有一種非常強烈的使命感,似乎他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一輩子到底要做什麼,然後一直去做,一以貫之,不知疲倦,從不動搖。

1938年,二戰的槍聲尚未打響,這時的喬姆斯基,還只是一個10歲的孩子,他在作文中寫道:已經看到納粹軍國主義的野心,要警惕其向歐洲大陸擴散的危險。

異見者的一生

喬姆斯基少年時代即參加左翼的共產主義運動,1960年代越戰期間投身校園反戰運動,從此開始了“異見者的一生”,被公認為美國政策“永遠的反對派”。

他永不懈怠地激烈抨擊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運動的“陰謀”、美國式民主的虛偽、美國政治宣傳的陰險和外交政策的帝國主義野心——“9·11”之前的焦點是巴以問題、美國干預科索沃,近幾年則是布希政府的反恐戰爭。

喬姆斯基被《紐約時報》稱為“可能是還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識份子”。事實上,關於他的看法異常分裂,喜歡他的人非常崇拜他,把他奉為精神領袖、黑暗中的燈塔;不喜歡他的人罵他是瘋子:有人說他是激進的猶太複國主義者,也有人說他反猶太人,因為他經常批評以色列政府。還有謠言說他是特工——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克格勃的特工,或是英國秘密員警組織的特工,甚至有傳言說他是以色列摩薩德的特工。因為長期撰文對美國霸權主義發表不同意見,他在美國國內也遭到了不小的仇視——有人揚言要在給他的郵件中夾寄炸彈,試圖以此使他閉嘴,那段時間,喬姆斯基收到的郵件須先由爆破專家檢測才能打開。

2001年“9·11”事件發生,當月,喬姆斯基的《9·11》一書便告上市,一鳴驚人地反指“美國本身便是頭號恐怖主義國家”,他表示:儘管拉登所幹的事慘絕人寰,但是相比較美國在過去半個世紀對其他國家所犯下的暴行來說,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此言一出,美國的主流媒體上便再難見到他的音容墨蹟,主流知識份子——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大多也與喬姆斯基這樣的好鬥者保持距離。他的聲音更多是通過校園演講、“油印”小報、海外報刊、互聯網以及出版物達於外界。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講座,從來都是人滿為患,鮮花與臭雞蛋齊飛,場面之熱烈,堪與校園搖滾音樂會媲美。 (南方新聞網)

揭露美國謊言的美國人

■紐約大學東亞研究系中文教授 羅慕士

諾姆·喬姆斯基生於1928年12月7日,在美國費城長大,現為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榮譽退休教授。其父威廉是位令人尊敬的希伯來語學者。喬姆斯基像父親一樣通曉希伯來語,並發表過研究希伯來語語音體系的專著。在父母家中 ,錫安主義運動、猶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問題與研究希伯來文《聖經》同等重要。家庭環境使年輕的喬姆斯基結識了一些社會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那些人在20世紀30和40年代曾基於社會公正和與阿拉伯鄰邦富有成效地和平共處的原則,致力於社會改革以及將以色列建成一個從宗教中解放出來的國家。因此,早在青少年時代,喬姆斯基對語言學的興趣就與其政治興趣相關聯。今天,由於在語言學領域極富獨創性的著作,喬姆斯基已成為傑出的語言學家,然而他在公眾間的盛名卻更多地源於他對美國外交和國內政策的權威性的批評。

作為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是“轉換生成語法”學派的創始人之一。該學派認為獲得和使用語言的能力是人類生而有之的,而且惟有人類具備這種稟賦。隨著人的腦力(心智)的成熟以及產生新思想和新句子的能力的發展,人會積極地接受並作用於外部環境。腦力是主要動因,是創造性的因素。當人長到5-6歲時,這一過程的結果便是基本掌握一門語言,也就是將“有限的辭彙和語法規則”轉換成“無數句子”的能力。這一過程貫穿于人生的全過程。

當喬姆斯基轉而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時,人們或許會看到他在自由地發揮思想,而這些思想與他的語言學理論頗為相似。在他看來,諸如官方宣傳和國家脅迫之類的強大力量會扭曲人們的心理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會遏制智力發展和社會生活。作為強權國家的反對者,喬姆斯基將自己視為無政府主義傳統(被界定為由工人控制並為工人服務的自願或反對權力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他也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左翼放任自由主義者”或是“放任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者”。

“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起初是啟蒙運動時期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近義詞。在提倡個性自由發展方面,放任自由主義者是懷疑官方許可權和機構的盎格魯-美國傳統的一部分。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放任自由主義”如今幾乎成了人們更為熟悉的“自由主義”學說的反義詞,因為後者主張依賴國家權力,依法保護個人權益。在當今美國政界,右翼放任自由主義者(其中許多人在雷根任總統期間嶄露頭角)也反對強大(或者過於強大)的國家以及華盛頓政府的戰爭政策,因為那些政策是以損害一切其他價值和利益為代價來加強國家建設的。正因為此,諸如“右翼”、“左翼”這類術語才不容易套用于喬姆斯基。喬姆斯基自稱為“左翼”放任自由主義者,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所支援的政府的政策改善了窮人(美國國內外窮人)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左翼顯然是美國政界中較弱勢的力量,還有部分原因則是他早年對一個社會主義的以色列的期盼。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有益於批判性的分析。

喬姆斯基的批評主要是針對他自己的國家的。他將憤怒的剖析轉向華盛頓政府對第三世界人民的殘酷虐待、其無情的外交政策、對國際法的漠視、對美國公民和居民的虐待、以及對民主和憲法的違背。他辯論說,這種行為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占主導地位,因而使美國居於不可一世的強權地位。美國軍隊入侵越南是促使喬姆斯基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者的最大動因。《美國強權與新官僚》(1969年)和《與亞洲交戰》(1970年)兩本書中收錄了喬姆斯基關於越戰的文章,那些內容在今天仍有意義。中國讀者或許會對他關於越戰的看法特別感興趣,因為在美國和全世界,美國軍隊入侵越南的“正當理由”被說成是“需要遏制中國”。對中美兩國而言,所幸的是,越南限制了華盛頓政府在亞洲的軍事活動,從而在越戰後的30多年內,開啟了東亞地區相對和平與局部繁榮的歷史時期,阻止了恢復40年代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也緩解了中美之間的僵持局面。

喬姆斯基在其近作《失敗的國家:國力的濫用和對民主的侵害》(2006年)中,向有關越南戰爭的另一個神話——美國軍事力量可以將民主強加於別國人民——發起了挑戰。他爭辯說,華盛頓政府的真正動機是尋求物質和戰略性利益,而絕非尋求時常被稱為“動機”的理想(自由、民主)(見第4章“援助海外民主”)。在喬姆斯基看來,華盛頓政府在追隨昔日帝國——無論是羅馬還是英國——的歷史模式,它自己同樣也是一個帝國。他認為“越是有必要談論民主理想,這個制度的民主往往就越少”(見《喬姆斯基論錯誤教育》第17頁,2000年)。

對照在媒體和教育機構被廣泛理想化、然而卻是歪曲事實的情況,喬姆斯基認真衡量了本國政府的實際行為。他向人們展示了這些歪曲是如何為思想灌輸和“製造共識”的目的服務的。“製造共識”是喬姆斯基最重要的專著之一的書名,也是有關他的一部電影的片名。他在《失敗的國家:國力的濫用和對民主的侵害》中寫道:“獲得對人類事物的某種理解決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在某些方面,這一任務比自然科學研究更為艱巨。大自然並不會給我們提供現成答案,但大自然至少不會偏離其軌道,給理解設置障礙。在人類事物中,這種障礙是司空見慣的。拆除這種障礙的騙術的結構,是必要的……”

因此,喬姆斯基的方式的核心既與思想和語言有關,又與政治有關。他試圖揭露這些思想灌輸體系是如何阻止人們真實地瞭解當今世界主要問題的;它們是如何使知識份子免于批評自己的政府,但為了那些完全一樣的行徑他們卻會輕易地(並且是正確而安全地)譴責其他的政府。 沒有任何東西比這一雙重標準更讓他苦惱。他指出,民意調查顯示,約70%的美國人同意越南戰爭是不道德的,但大多數知識份子和官方人士卻更願意將越南戰爭稱為“善意的失誤”,而對於蘇聯入侵阿富汗或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人卻決不會採用同一字眼。在為罪行開脫時,我們同樣看到了濫用語言的情況:轟炸被稱為“人道主義” 、入侵被稱為“援救” 、政治對手被稱為“邪惡的暴君”,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喬姆斯基也觀察到,這種歪曲事實的虛偽性恰恰表明,華盛頓政府清楚地意識到美國人民不會接受其政策的真正目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愚弄人民,使人民相信暴力行為是道德的。

以下是這類騙術的一個例子。在《失敗的國家:國力的濫用和對民主的侵害》(第47-48頁)中,喬姆斯基這樣描寫美國政府2004年11月9日空襲伊拉克的法魯加綜合醫院的情形:“當我們(在《紐約時報》上)讀到‘美國目前正忙著派遣工程師,他們將開始重建剛被衝突所破壞的東西’——請注意,在此‘衝突’猶如颶風,沒有施動者——時,對美國的侵略而言,‘衝突’一詞不過是個普通的委婉說法而已。”《紐約時報》這家主要報紙一邊試圖掩飾毀壞滿是病人和醫護人員的醫院的道德責任,一邊又試圖使讀者放心,某種有益的救援工作正在進行之中。對於這種做法,喬姆斯基表達了他的義憤。

喬姆斯基時常給新聞界寫信,抱怨並希望糾正這類歪曲事實的行為。他的信件幾乎從未被發表。

喬姆斯基揭露政府的錯誤行為的努力使他將語言研究、腦力研究和政治研究融為一體。他試圖去瞭解官方立場如何被傳達給民眾,民眾是如何接受官方立場的,他也試圖去瞭解公民們可以如何獨立思考問題以及抵制官方歪曲事實的做法。

對喬姆斯基來說,或許最高的價值觀念就是:將獨立思考、自我生成與轉換的批判思想作為尋求人類理性目標的有見識的積極主義的基礎。有見識的公民的積極主義(包括對其合法保護)對防止或糾正腐敗政治很有必要。

喬姆斯基並不是作為一個專家來評述政府政策,而是作為一個有見識的為自己的政府負責的公民。他相信,儘管官方試圖遮掩政策抉擇背後的事實真相、利益和動因,但在理解事件的意義方面,凡是具有一般教育水準和智力的人都不應有困難。由於這一原因,喬姆斯基用淺顯易懂的英文來寫作,有時也批評那些使用過於複雜的語言來表述的學術理論。他發現大量時髦的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學術著作都過於高深晦澀,那些語言與普通話語相距太遠。

或許喬姆斯基試圖揭露的主要謊言就是這樣一個神話:美國政府要在世界上扮演一個仁慈而受賜于上帝的領導者的角色;無論哪個國家碰巧成為某一時期的主要敵人,都理應被妖魔化:以前是蘇聯、越南、中國,如今是伊拉克、伊朗、朝鮮,至於明天,誰知道會是哪個國家?在喬姆斯基看來,將焦點集中在一個神話般的邪惡——要麼是共產主義、恐怖主義,要麼是其他什麼主義——上,是促進戰爭(冷戰或熱戰)以及欺騙美國人民為了虛假的目標去支援邪惡手段的一種詭計。他認為現實情況是,華盛頓政府一直支持世界範圍內的暴虐獨裁政治:在印尼、剛果、中美洲、拉丁美洲、菲律賓、伊拉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埃及、韓國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這些獨裁統治通過開發經濟、共同剝削其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方式,獲得了華盛頓政府的支持。外國(多國)的共同目標通常都對小國有害,而很少會為當地人民謀福利。因此,有時對某個小國採取極端暴力行為是有效的,因為這可以殺一儆百,使其他國家對華盛頓政府俯首貼耳,而不至於造成太多反抗。喬姆斯基意識到由於國內媒體的誤導,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瞭解這個世界的大量的真實情況。

當喬姆斯基譴責美國政府未能依照絕大多數美國人所渴求的理想行事時,人們或許可以聯想到《舊約》中的先知,比如耶利米。耶利米譴責猶太領導人破壞了他們與上帝之間的契約。喬姆斯基希望號召美國人尊重自己承諾過的理想,自我負責,讓美國領導人為違背了他們自己所宣稱的理想作出交代。

喬姆斯基的批評者們認為,他過分關注華盛頓政府的錯誤行為,對其他政府的錯誤不夠重視。喬姆斯基對這一指責的答復很簡單。喬姆斯基將主要精力用於研究自己的國家,因為作為美國公民,他首先對自己的國家負有主要責任。

(原文為英文,哈佛大學趙輝小姐譯成中文,羅慕士教授修訂)

轉載自《南方人物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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