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二十五） 周良沛

樂極生悲

一

到天津看海，也是為謀差探路。只因同方紀有了在雲南的緣分，他又是天津文藝界的主管領導，加以“百花齊放”的日子，文藝工作者的流動、串聯的事也多了，我這山裏人想看北方的海之願，為有方紀的接待，才有夢想可以實現的歡欣。

可是一路接觸到比我過去更廣闊的人世，才知道它才是真正的海。

我應該先上“文聯”、“作協”的，然而這個所謂“胡風問題”的 “重災區”，為此的鬧場才收場，我也該回避點。方紀又負責“中蘇友協”，當外交上“一邊倒”的日子，這個名義上的民間組織，實際上是個行政單位。舊時一位王爺的西式洋樓，是能住它幾十號人的大公館，我就落腳在重慶道五十五號的“中蘇友協”，沒有直面“作協”。由此，我倒反而同一些非主流的人士有往來。如穆旦，新時期是詩壇炙手可熱的明星，也是新時期才命名的“九葉詩派”之中堅。他們另外八位同仁，有的還沒見過這位詩友的面，更不可能有什麼往來。新時期，有的人為了某種需要，將“九葉”和穆旦塑成中國“現代派”的代表，那些塑以金身的金料，跟我自己所接觸的穆旦和他所談的詩，它跟時下一些對此的時髦說法，完全是兩碼事。所以往後的“詩新潮”不論怎麼洶湧澎湃，這段和“現代派”的代表人物穆旦的交往，到叫我在詩壇膠著“現代”的是非時，我還能有自己的判斷和堅持。

另一位，就是馮文彬同志了，他到過，在過，熟悉我們永新。一知道我是永新人，不需要再說別的，加以他是貶官貶到天津，失意之時，那種真誠的熱情，真像見到自己有血親的兒侄。紅軍在永新時，他就是“共青團”的負責人，往後的廖承志、胡耀邦等，都是從他往下接手的，無怪別人尊廖承志為“廖公”，他開口閉口都是“小廖小廖”的。除了頭上頭髮稀了有點謝頂，他額上沒有皺紋，精力充沛，走路步履輕快，思路敏捷，說話口齒的清楚加以的伶俐，正是年富力壯的幹部。每次見他，都像有外事活動，一身畢挺，皮鞋鋥亮，顯得特有精神。他這樣，想是叫人看他對貶官之災的並不在乎吧。他出來，注重禮儀、儀表，尊人，先自尊。但每個週末都往“友協”跑，還是因為寂寞吧。周邊不要說談心的了，連談話的對手也還沒有找到。他這樣幹過大事的人，貶到這麼個小廠辦事，人事、生產的原則問題理順了，除了空餘的時間讀了很多的書，實在還撐脹太多無處施展的精力。週末，當有家庭的溫馨，他夫人也隨之一同調到天津，在一個比他所在的廠要大得多，氣派得多的大企業負責。可是，聽說他就是因為夫妻關係所連帶的男女問題遭貶。經過土地革命、萬里長征的勇士，竟敗於婚姻的戰場。此時組織照顧他夫妻同來天津換個環境修補關係之所想，從他週末一定來“友協”的安排看，要修補關係，看來還得有個過程。

進城後，不少同志為此麻煩了自己，也麻煩了領導的這等事，是否一概都是男人的“蛻化變質”呢？天長地久的男女固然好，不能白頭到老，男女的感情隨到環境的變化有所變化，有必要非得將它也那麼道德化，尤其是政治化麼？世上之事，雖然無不打上階級的鉻印，斗膽說一句，男女間的感情和閨中之事，恐怕未必需要如此看它和對待。

看來，這樣久經沙場的老革命，太有修養了，看不到任何為此感情、職務受挫的“烙印”。一坐下來，不是淺薄的自炫，實在是憋了一周找不到人說的話，像打開的庫閘。可不是麼，他在那麼一個小廠， 無論同事還是下屬，年紀、經歷，還有他是從中央貶官下來的這種特殊的身份，誰又好和他說什麼，或說什麼好呢。和方紀坐在一起，話投機，遇知音，真是一吐為快的滔滔不絕。從古典名著，到現代的胡適、魯迅，那時公開場合講胡適都是批判的，當蔣介石同共產黨鬥爭的對峙，他跟蔣介石走了，公開宣傳的口徑也只能如此，若細緻、全面的來看他，還是應該歷史唯物的承認他在“五四”中的作用，這還是我首次聽人這麼講胡適。魯迅的作品知道應該細讀、精讀，但那些上了年紀之後讀得最有味道，當時卻沒有勇氣、耐心讀完的雜文，在他以瞭解舊日十里洋場的文壇，和他熟悉，我崇拜的雪峰來講這些雜文背後的故事，聽得我入迷。

此時，上演契柯夫（A.П.Чехов1860-1904）《萬尼亞舅舅》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是一群原來屬於“團中央”的藝術家，馮文彬對舞臺上的每個演員，到他們飾演的沒有真正理想和嚴肅目標，正直無私的勞動終於形成無謂犧牲的，那一俄國知識份子的可悲命運之歷史背景，他都很熟悉。從俄國一代知識份子的苦悶，到蘇聯赫魯雪夫（N.S.Khrushchev1894-1971）的那份天下人都在議論的《秘密報告》。隨之，他對我這個永新人，講到遠在一九二六年的北伐，蔣介石的司令部駐紮南昌，為清除實際被共產黨人掌握的江西國民黨的黨務所對他的威脅，糾合一夥國民黨右派籌建了反共、反人民的，以“反對”“布爾什維克”兩個英語單詞縮寫的字母所命名的秘密組織“AB（Anti- Bolshevik）團”，以“包辦黨部、操縱省政府及各種民眾運動”。因為它的壓制、鎮壓工農，激起群眾罷工、遊行不斷，直至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的“四.二暴動”，包圍國民黨省黨部的群眾不顧AB團組織的火力掃射，奮力沖了進去，把反革命分子一個個抓了出來。這個實際上僅存了三個月的反動組織，三年之後，贛西特委在“使黨迅速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口號下，首先是將《共產黨宣言》所說的“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瓦解過程，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革命階級”的，我們常說“背叛了家庭出身而投身革命”的同志，以“成份論”對出身不好的四大“黨官”輕率的處決。

這樣捕風捉影將一些所謂“紅旗下的奸細”和所謂“打進黨內的‘AB團’”分子抓起來，以逼供、誘供出來的材料再整理出“AB團”組織系統、聯絡暗號、活動方法、暴動計畫形之於文。贛西南特委印發《緊急通告第二十號一一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請AB團》，《通告》強調“‘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供招出來”。“實行赤色清鄉”也“實行赤色恐怖”。贛西南三萬名共產黨員，“用最殘酷拷打”，打出一千多“AB團”，紅四軍總共七千多人，自然也是“用最殘酷拷打”，打出一千三四百個“AB團”。弄得草木皆兵，人心惶惶。直到逼得同志們不只是考慮個人安危，而是想到如此下去，紅軍自身怎麼生存的問題。是一七四團的政委劉敵，他挺身而出，領上同志直奔“省特委”所在地的富田，釋放了關押的七十多名誣陷為所謂的“AB團犯”，有了史上稱之的“富田事變”。

此事的風波、反復，當然不易平息，也促使了人們對它的反思。這支隊伍遭此摧殘的階級陣線，用後來者的語言，是“自毀長城”，然而，赤手空拳最後打下的這個天下，恰恰又是以遭此摧殘的階級基礎所壯大的力量。

任何不論屬於何種性質的隊伍，採取手段肅清暗藏於內的奸細、內奸，天經地義。可是親痛仇快的濫殺亂捕；隊伍不是鞏固、穩定了，是人人自危的擴張了離心力；不是壯大了，首先是自己的同志大批被無辜的處決，是比戰場拼殺的傷亡更迅速、大量的減員；隊伍不是“純潔”了，是無有團結對象，更孤立了自己，往前走得更艱難了。屈死了多少好同志呀！不是迷信，厲鬼冤魂是會纏人的，因為歷史是不會失憶的。

我不知道當時能對此決策者的決策，是否與蘇聯的“肅反擴大化”有什麼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若非體制上的問題，辦什麼事怕也不好這樣恣意“擴大”吧。

真像袁文才夫人所說的，一切都過去了。可是，對於勝利了執政者之歷史的價值判斷，無法局於某一具體事件的人道、人權的道德原則。無需任何粉飾加工的勝利偉績的存在，就是肯定該唱頌歌的，若不理解它來之不易的艱難曲折和血淚，該唱的頌歌流於輕飄、淺薄，廉價的歡悅，不會有深度。

這些話，這些長者的教誨，終生受益。他說的頌歌，絕非簡單的形諸於書面的文字，更應該是一種人生態度。這也是我所見的人生之海。

海啊，茫茫的大海，我是浸於它鹹澀的波浪，還是遙望它的風景；不過，“站在橋上看風景”，也不易呀！

二

在這個海邊的大都會，也不是出門、推窗就可以望海。天津到塘沽港，在那火車上慢慢的搖，路程有多少，我已記不得，搖來晃去的時間，絕不會比上北京的時間少。空空的車廂裏放了好多長條板凳，上車自己揀一條靠在廂壁靠背處坐下，還是蠻好的。每節車廂中間都燒了一個爐子，它熱不熱，大家都習慣兩手攏在袖筒裏縮著。提籃賣香煙小吃的男女小孩在車廂中穿梭來去，是有人要抽煙嗑瓜子應付眼下的無聊。現在一聽說豪華酒宴上席的對蝦，那時在這些孩子的竹籃裏，比瓜子花生還便宜，八分錢一對，是極平民化的食品。車廂裏的平民，似乎早已預感到它日後的高貴，買個饅頭或窩窩頭，也不會買一副對蝦充饑。

那個冬天，每個週末和週一，我都會在這趟車上有次來回。在津城舊王府柔和溫馨的燈光下，似乎在夢境中聽長者講那故事中逝去的慘烈；回到漁船，風呼海嘯，又陷入對蝦擁進網裏的夢。搖晃在這趟車上，是夢與夢的對接，夢與現實的過渡。

哦，海，一一

這裏的大氣霧也似地迷蒙，海；

這裏晴天飛過海鷗，水上像彩雲掠過，海；

這裏的波濤用那悠遠的聲響在不停地歌唱，海；

波濤它無際無涯，像從天上不盡的滾來，海；

這裏能看見海的盡頭，天的邊，那是遠處的一根線；

這裏的朝陽像珊瑚似的鮮紅卻沒有光焰；

像一條紅魚起浴，從海底突地跳到浪頭上面……

海上晴陰無常，風雨無常，浪濤無情，巨風無情，漁家靠海討生活，無法預知，無法回避。只有出海啟錨，還能由自己掌握，因此，總選在風平浪靜之時，如在遊艇遊湖無異。不過，艙外不是岸柳湖荷。它也是舊式的木船所改裝，船底換了鐵殼，艙門加以密封，有一台柴油馬達作動力，是半機械化的漁船。

出海望海，是無邊無際的視於恍惚中的茫然，是一條海平線既劃開又相聯的海天；是一切的一切似為烏有的存在，是不論往何處去都無終點的極限；如拋在洪荒之空冥、寥廓、浩渺之虛幻，是荒蕪、蕭索、冷清的寂寥；海面的弧線往兩側伸展下滑，弧線之尖，高處浮船，船成其峰；海面看不小，是船身於蒼蒼茫茫之中的那麼一小點，那麼孤獨，那麼可憐。到深海忙過圍下網後，等魚入網的靜候，是一天、兩天……，無人之境的無人，時光的流逝和停滯都一樣，開始和結束也一樣，可以是回到原始，可以是走向未來……。

死寂的寂寞，靜得心死了也寂靜，靜得心燃燒成灰燼也寂靜，世上不會有比這更殘酷的勞作，它又是為活命，為每日糧食的求生。無燈夜，波光在水面微微的波動全像滿眼有蓮花燈的飄流；不亮天際的波光，又亮得無燈的夜更長。只有太陽，不論旭日，夕陽，東出，西落，都從天頂圓到了海面，迷濛於無垠的空闊之海面，都被它那有一點尚未從東邊出水，有一點剛剛在西邊落水的圓體填充了它的虛幻，無論天藍，無論陰暗，那渾圓又巨大無比的圓體，沒有光焰，微微發亮的暖色同它的色差正像天庭莊嚴、壯麗所恢宏的色彩和聲響，像隆隆打開天的圓窗，從那兒望出去，也許是龍宮，也許是明天……。

風一吹，天一變，夢都醒了。漁家入了合作社後，最實際的，有時是有救命之好處的，就是專線的天氣預報。船上的小收音機，可寶貝了。風訊傳來，捕多捕少，都得收網。有時，無線電的消息快，沒有刮的風速快，小馬達拖著船往回趕，沖不過斷路的浪湧沖來。關了馬達，扯下風帆，船隨浪飄，聽命於天。若頂著風浪往回沖，容易船毀人亡，人若出艙，不論被風刮倒還是捲入海空，都會墜海。開艙，撲來的浪漏水進艙，是威脅漁船安全的禍害。風急浪高，人在艙內，顛起摔下，只能隨之猛晃，狂擺。平日我不會暈船，那是在郵輪和艦艇上。在這小船艇上，腑內翻江倒海，口裏光冒酸水，吐又吐不出來。飛機升降，總叫旅客系好“安全帶”，艙內的所有的物件，在船的設計製作時，都固定得不會亂滾，卻沒有“安全帶”。人只有抓緊固定床位的杆杆，身子隨著風浪又顛又擺。一陣卷著巨浪的狂風狼嚎虎嘯似的竄近，船身突地失重似的被浪卷飛飆升到浪尖翻了一個跟頭的摔落下來，人也像穿過死亡的隧道，摔得昏昏沉沉的，很久，很久，才知道自己活了過來。似在夢境中聽長者講那故事中逝去的慘烈，已被慘烈的現實所擊碎的夢境淌著鮮血。生的拼搏在此時更無情，誰也無有回擊之力，有飛機、大炮、核武器也無用，只能聽天由命。此時，心中的天國，只能是漁港的海岸，生命的綠洲。風浪稍退一點，船已飄近海岸，燈火在望，馬達發動了，往前沖了很久，船就是沖不攏港口，咫尺天涯呀！

尖銳刺心的嘶叫在空中震動，

海上呼嘯暴風，

不知是墜落於夜的谷底，

還是驚於葬海者的噩夢……

風暴在海灘，同它肆虐巨浪一樣兇惡，

上岸，仍似顛簸於浪濤的趔趄。

鐵青的漁錨，錨鉤深深扣進灘土，

任憑錨鏈被狂風掙回水中。

它，猶如漂泊半生的遊子，

向岸邊扣緊他的十指。

生死之間，是生的無奈，死的無奈，

是緊抓越過驚恐所能希望的故土。

地上的生活，曾那麼誘惑危急的船隻，

活在海上，任風狂暴，都只能承受。

海上的人，陸上的一無所有，

只有活命於波浪中的耕種，

畏懼，無望，闖險，以死對生的求助，

海岸，是他永遠希望的歸宿。

如今，是錨在承受人們的憂患？

是人們已習慣這樣的浪，這樣的風？

還是生命受威脅於風浪所對它的征服？

承擔生死之憂的，是錨，是他的心胸，

還是風浪中撿回一條命的平安之福？

此種心跡的表述，當時自然通不過編輯的一關，只得重寫一遍。不過，幸好還保留了這份底稿。新時期，燕祥同志問我：過去怎麼沒有看到這些詩？是我過去和現在都在詩壇邊沿，未入主流。邊緣化的，少些熱鬧，也少些浮躁，在邊緣，無需眾目睽睽盯著，少些麻煩。它是我對海的人生，人生的海所雙重的思考，小到個人，大到階級、民族，生存的問題和生存的過程，才是他真實的歷史。對此，想得很多，想得很沉重，同時內心有份豁然開朗的樂觀，似乎也找到自己若要成為一個作家，該是一個什麼樣的作家和怎麼寫的問題。當時，恰逢全民支持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的鬥爭，市民上街遊行。為一個民族的鬥爭，一個民族的生存。我先後在《天津日報》發了兩首詩聲援，還在有的場合朗誦了，水準如何不好說，總是出於真情，沒有蒼白的嘶叫。大家還能真誠地接受我，我還能在他們當中露面，當是未來是否能在此中生存的落腳點。我也靜候這一切對我生存形式可能的改變。

三

天冷了，我還回到南方過春節，溫暖的，不是春城的氣溫，是元宵後不久暖了人心的毛澤東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往下傳達的不是後來的書面文字，全是錄音講話，主席講話的隨意、親切、幽默，本身就是親民劑。軍區俱樂部禮堂，一天傳達幾場，部隊、地方，場裏，場外，個個都是那麼興奮的，喜慶似的議著這個報告。欣喜有了“內部矛盾”的這條槓槓，還有說話的民主，過去遇到的許多問題，都能逢凶化吉，轉悲為喜。我是在普遍的歡欣中北返的，加以文藝的“百花齊放”，往下不論是工作、革命，還是謀生，都少了些愁慮，多了些信心。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傳媒稱它“‘百花齊放’的春天”。在北京，文藝界最熱鬧的話題，自然是五五年周揚主持下批判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問題，它本是文藝界某些宗派情緒為其需要所編導的節目。中央指定張際春同志負責，李之璉、張海，並有“作協”的周揚、劉白羽的“五人小組”對此所進行的複查，也證明“‘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此時，許多老作家的書案上都放著丁玲《辯正書》的列印件。大家都簽字同意丁玲的“辯正”。在文化圈內，隨到一處，這都是唯一的，熱烈的話題。那時“作協”全國才三幾百會員，京城就有一百多作家簽名，這種輿論的聲勢，對某些人的壓力太大了。有天在王府大街六十四號新蓋的“文聯”裏的禮堂放“過路影片”，指的是外國影片借道中國往第三地的途中我們也借它作非營業性放映幾場的影片。當時除了蘇聯的，西方影片在公開場合是絕跡的，影片是以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的同名小說《百萬金榜》改編。它的文化加美國的因素，稀奇又稀奇，自然人滿為患，不乏名人、要人。若中南海沒有外事活動，原定周總理和陳毅外長也要來看的。開映的前一刻，忽然聽到靠後的座位有不少人站起來掀起凳板“七里空通”的響聲，叫前座的人也側身往後看，隨之誰的一聲驚叫 “丁玲”，場內嗡嗡的一片“丁玲”聲。過道上站滿的人也擠朝兩邊為她讓出一條路來。若從這也能看出一些民意，日後在權力的壓制下，她則要做出更大的犧牲。原想應該可以“逢凶化吉”的民主，要遇上不容你說話的家長，有再好的政策，有再充足的道理，都是白說。

這些想法，也是後來才明白的。不過，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下，解放自己藝術思想的自由還是無忌的，很固執。本來，我行李都托運到了天津，看到大家都忙著“鳴”、“放”，對於習慣了平時我所認定的那種“正常”，有些事看來好像不那麼“正常”似的。剛來的外人，什麼事都摸不著門，我“羼乎”什麼，說什麼呢。我暫緩去辦理轉業手續，行李放在“友協”，暫時住到北戴河保二路十號去了。

那是天津黨政機關在海濱的療養院。是今日的建築學家呼籲要保護的“北戴河萬國別墅博物館”中的一幢。咱不懂建築，也不知道它是哪一國人設計建造的。只感到它大別墅套小別墅，不小的規模，沒有半點張揚地藏而不露；一組宏大的建築群，卻化整為零，掩映在花樹之中各有天地；可接待不少人，卻有適於休養的各自不小的空間；它並沒有占去很多地皮，卻利用地形的高低和花樹隔開各個小的天地；不是鋼筋水泥的現代建築，磚木、鐵皮頂，不能說簡易，確實很樸素的構造，實在實用、舒適。

過去，天一熱，也是人滿為患，能來休息的，也是按級別待遇，限定在此停留的天數。可是，一“鳴”一“放”，竟無一人上門。對此過於熱心的先生，事後證明是沒有幾個有好下場的。“鳴”過“放”過反擊“右派”，更無人上門。機關團體不是反別人的人，則像當年反“AB團”自危於害怕列入“假想敵”的族群。這一年，除了我，因為“嗚”、“放”、“反右”，別人都不來，我才可以長住下來，初冬天涼了才離開的，只有當年還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和黨委書記趙渢來過。書記兩天後就走了，顯然安頓好了高級統戰人士的院長也就沒有他的事了。從中、美建交之日周總理與基辛格（Henry.Kissinger）說：“我生平有件深感遺憾的事，就是（‘文革’中）馬思聰五十多歲背井離鄉到國外去。我很難過。”這是總理在國統區同這些進步的文化人士共過患難，知道他在抗戰的後方，有他對日軍侵略的民族感情，愛國。開國前的第一次政治協商會開幕時，合唱隊圍在會場高唱《祖國大合唱》的“太（那）陽滾過大海的綠波，照著祖國美麗的山河……”是以他對祖國的祝福，為我們共同的祝福。在白色恐怖下，他的正義感和道德的操守，很有硬漢的氣節。但，對他藝術的忠誠，有些唯美的情調，而且不喜歡太形式化的政治。後一點，在一般工作人員中，寫在鑒定裏，會是一個大問題。在他身上，可是個好事，那點游離於政治之外的閒適、飄逸，對於一位高層的文化人士來講，這也是他沒有政治野心的瀟灑。對於趙渢，也是一位不會伸手要權、分權，很好合作的院長；對外是一位元很有這個體制所需要的民主風度的民主人士。“鳴”、“放”之時，學院不會動員他來“鳴”、“放”，“反右”之日，也無需請他出面表態。曉得，相信他不會“反黨”，也曉得他不喜歡這些政治活動，大家既不明說，更不會像對其他人那樣予以政治指責。一家人來到這個保二路十號，游泳、練琴、創作。聽他談音樂，那不是一般人可以請到的名師；聽他說世事，為我大長見識。有時不想吃極士林的西餐，還會野炊似的，邀上我做中菜吃，這也算那時“反右”的大的政治空氣下的一道政治風景。

“五一”《人民日報》的《工人階級說話了》發出“反右”的訊號時，我正開筆潛心寫長詩《大路之歌》一一

我，是囚徒的子孫，

家，是黑暗的牢獄，

希望、幻想、幸福，都在

祖先的鐐銬上找到歸宿。

他們也曾用希望，

慰藉受傷的心靈，

幻想對人的欺騙，

只有更加痛苦……

結果，滿腔的憤怒，

只有用那因為仇恨

咬得嘴唇滴下的血，

在鐐銬上留下血鏽！

讓我這囚徒的子孫，

生活在沒有希望的人家的子孫，

依然在鐐銬上找到

希望的歸宿。

我們是無罪的，

儘管世代是囚徒。

因為寫狀控告奪佃的地主，

在法庭上，我們永遠是輸一一輸！

判決不公，

當然不服，

又告，又申訴，

又一一是輸！

為了打官司，

典押得更窮，

直到曾祖母賣了自己的頭髮，

曾祖父打入監獄……

從這個開頭，很容易看出寫它的思路。從我個人到我的故鄉，和那裏的故事，都讓我想到我從哪里來，又往何處去的《大路》。即便像“AB團”的悲劇，毀我長城的摧殘了這支隊伍的階級基礎，然而最後的勝利依然是以此階級基礎所取得。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的革命，是否能抹去農民革命的鉻印？當我自身後來於“反右”之中所遭遇的家長制之災，很能說明這點。不過，當時還沒完全想到這點。半個多世紀後，我的一位同是詩壇名人的永新老鄉讀了此詩，以他新銳之詩觀而看：“老一輩和新一代在表述上之‘隔’，在你幾十年前的筆下也找不到，可惜它發表得不是時候，否則是應該有影響的。”它寫得是不是還有點意思，是後人去說的事。蕭華、馮文彬同志叫我關注的故鄉也是革命的故鄉，寫得好不好，我總是趕著往前寫出它來吧。可是，當時想得很苦，寫得也苦，此處之“苦”，不是寫不出來憋得自己之苦，而是我必須接受我筆下所接觸的這一切之拷問的苦。此苦，也是我解放了自己，創作思想完全自由之樂。

何況，生活條件很優越。各種劇種的劇團、名角，都源源不斷湧來這個避暑勝地，也為他們自己能在此避暑。也許在此演出還有別的考慮，票價比北京梅蘭芳一塊錢一張的戲票還貴兩角。不過，當時郭沫若這樣的大家一千字是五十塊錢，我們這樣的小作者千字也有十二塊，消費得起。只要有閒情，每天都有好戲、好角兒可看。

六月二日，是端午節，抗戰時大後方的詩人為弘揚屈原的愛國精神，定它為“詩人節”。這回《詩刊》熱鬧得我們真有詩國的模樣時，大家又熱情地要恢復“詩人節”。《詩刊》組織在南河沿“政協俱樂部”的聯歡，中南海是說好了毛主席、周總理、陳毅外長會來與詩同樂。新詩為此完全提升到另一個境界，肯定是第二天報紙上的頭版頭條的消息，詩國，就是詩國。雖然邀請的面不可能那麼周全，外加上外地趕來的，真是擠得水泄不通。隔桌相望的朋友，都無法走近打個招呼，桌上的好茶、北京飯店的粽子、水果，無人問津。大家都在急切的等待之中。原定要到的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亞馬多（Jorge Amado 1912-）因為沒有按原計劃到京，來不了。但被加拿大當局誤為共產黨抓去坐了牢的華萊斯卻來了。他當然是閱歷和詩的想像力都是很豐富的國際名人，怕也想像不出國家領導人怎麼和這些人談詩的遊戲規則。臧克家也沒有為他的“神經衰弱”參加社會活動九點必須離開的人生守則，同樣在耐心的等待中南海的來客。直到過了十點才宣佈：中南海有重要活動，一時半刻也結束不了，很抱歉，原定要來的客人來不了了。大家多少有些遺憾的走出門來，郭小川推著單車邀上的燕祥，因他家裏有事沒去，還有方紀、徐遲、蔡其矯和我一同步行到他沙灘中宣部宿舍聽他朗誦新作《一個和八個》。這首詩和我的《大路之歌》一樣，也是“五一”動筆寫的，為什麼聽了《工人說話了》各自都想到這樣去寫各自的詩呢？小川同志，他是既敏感於詩，也敏感於政治的，對上面的資訊也很靈，但這首詩好像還沒擺脫批判史達林“肅反擴大化”的影響。寫戰爭期間在行軍途中押送的九個嫌犯當中，有一位是蒙冤的革命者，在途中遇到敵人的混亂中，這“一個”臨危表現了不同於那“八個”的革命本色。此時，此刻，此詩，寫得敏感，讀得也敏感。幾個人躺在地板上，談詩談到淩晨，湊合著到了天亮。這也是我們共和國的詩盛之日才有的詩之浪漫。

為此，雖然已經有些“反右”的緊張氣氛，我也依然故我。聽說白樺買了一所日本人抗戰時置的小院不想要了，我還拿了鑰匙跟李納一家人去看了一趟。院裏只有兩間日本“塌塌米”式的臥室，除了瓦頂，全木結構，臥室離地面一尺多高，靠了幾根木柱支撐起來，很特別。靠院牆的廚房、衛生間反而是磚石砌的。在這北方，這樣的木房裏怎麼解決取暖問題，反來覆去地看，都沒有明白。若非為日本人特殊的習慣和需要，比我們的四合院顯得簡單多了。但它也便宜得多。那時的錢值錢，寫的文章也值錢，我這樣的小作者，寫一千字可以買一尺齊白石的畫，還得找回兩塊錢來。那時名在寫作，可沒有真正的文化修養，否則，收藏些畫，日後再潦倒，也是一筆精神財富。不過，若要買下這個小院，將那兩年的稿費、版稅湊起來，可以一次付清。而且“中國青年出版社”還有我兩本是“七月”詩人杜谷為責編的書已出校樣了，應該接濟得上來，不會影響我的生活。若買了下來，房子不住，光是那塊在東四地段的地皮留下來也了不得。可是，大表哥（我是這樣稱李納愛人朱丹的）一句話：“二十才出頭，就想置產，革命意志消退了！”

這麼一句話，真把我嚇住了。他可是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的老革命。那胖乎乎的臉，真像彌勒佛，一臉慈悲，跟從英國回來的作家蕭乾的臉龐長得真像哥兒倆，他倆一個從延安來，一個從倫敦來，居然也很談得來。開國初，蕭乾一度為婚姻之事，生活不太安定，還將一部分文稿之類的東西托他代管，為此，組織上還批評他是“黨內的民主人士”。大概就因為他既是“黨內”又是“民主人士”，當有的幹部又太多“革命”的嚴肅時，他在田漢當藝術局局長之下就任管理美術的副局長，家裏才經常是美術名家雲集，談笑風生。現在一張畫出手幾十萬的大家，多有兩次見我在這個家，有時都會為了友好朱丹的而友好我：“小周，我給你畫一張畫！”我也只會相視笑笑，從來都不會認真的將許諾的畫要了過來。正是不懂“革命”還很“革命”地看那些水墨山水、蟲獸，是有閑者的情調。大表哥也許是真的考慮對他 “黨內的民主人士” 的批評，聽說買房子的事，也有了對我“革命意志消退”的批評。

我進到“革命”隊伍，本是不懂“革命”，只求糊口的。可是，這個行列生存的方式和內容總是離不開“革命”。它鎔爐的功能也總在改變、改善我自身的命運和生存條件。加以周圍這個世界不斷向上，不斷向前，讓我還無法不將自身的生存、希望，依賴、希望於它時，它對我是神聖的。可是，從歷史的教訓，到目睹它對於本當完全屬於個人的私生活，如婚姻之戰的“嚴厲”，我不敢說不敬，可也不能不畏。隨著“反右”形勢的激化，更是這樣。

有個週末，回天津，在燈下聽完了馮文彬以過來人嘲笑報上許多“鳴、“放”之言的幼稚可笑，翌晨一一

我到客廳裏，見煙蒂滿地，茶盤狼藉，桌上還散拋著許多包吃食的包裝紙。屋裏悶著的那股煙味也沒散盡。一問，才知道“夜裏北京‘作協’派人來找人談話一一”其實，話也沒有說完，我也沒有聽清，方紀就警告我說：“外人要是有人問到這裏頭什麼事，不准出去胡說八道！”本來我就什麼都不知道，這麼嚇得我還不敢糊塗。一連幾天，每到天黑就有一輛黑色小車進“友協”，車一進來，就命令關大門，不讓進，不讓出。車總是黎明時分開走，很神秘。看門的老頭兒也不能睡，難免不乾不淨地說幾句，這事也就很引人注意了。京津特快軟坐車每天對開多趟，有什麼事必得這樣黑來黑去呢？沒幾天，爆炸性的新聞《“丁玲、馮雪峰右派集團”的問題在天津打破缺口》在文藝界鬧得天翻地覆，不明白的我也明白了。

二十多年後，我還偶遇當年在那個客廳裏被奉有特殊使命的北京來客反反覆覆所“幫助”、“誘導”去揭發丁玲的柳溪同志。她是一位在北平淪陷的敵偽高壓下，便已從事有愛國色彩的文藝、寫作活動的老作家。當年她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與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齊名，是天津有才華的作家。雖然我不同意她當年受不了“輪番轟炸”後之所為，但對人精神折磨的殘酷，還不是可以無動於衷的。人，難免有這樣或那樣的過失，以要根究過失在威脅她，又在“給出路”時叫她作假證，這就更是罪過。原來答應她，出來“檢舉”、“作證”了，可以免劃“右派”。但是，事成之後，同樣饒不了她。二十多年，也沒有少吃苦，談起來，不少教訓的教訓。

那位“奉有特殊使命的北京來客”是劉白羽。不是聽他本人講，而是從郭小川死後所留下的《日記》知道，此時他已明白，給他的“任務”，是要他扮演個“悲劇角色”，口是心非。以此看他每次推出來講的話也很明白，他都要首先說明這是遵照誰的“指示”而行，有時就是上中南海中央書記處聽總書記直接安排佈置的工作。當年想他這是在“拉虎皮做大旗”，現在看來是很有心計的，是對現實，對歷史都有個交代。他是個作家，這個作家不論他大小，都是有思想的，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是不要，不允許他去思想，只要他做“黨”的，卻並不符合真正的黨的原則之事。實際上是做這些大家長、大管家“的馴服工具”。劉白羽只想到要他拋開自己的是非判斷，口是心非，雙重人格做“馴服的工具”的悲劇，那些大小家長，借黨的名義為所欲為才是這個時代更大的悲劇。

另一位在場的，是方紀，此人，一半是作家，直至今日，在他手下沒少折騰的林希，仍要說他是位“才華洋溢的作家”，可是，他的另一半是官員，何況，那時已經有了要對他的《來訪者》開刀的前奏。寫《來訪者》是他以寫實主義，以作家的良知對弱者、不幸者的人道之情，庸俗社會學只認同思想傾向所表現廉價的、外化的圖解和口號，不懂得對弱者、不幸者的人道之情這也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感情。當前者已成主流，辯白也無用。他若不能抓牢周揚的保護傘，是不會有好下場的。權衡利害，無法不說些違心的話，做些違心的事。這些作家官員，常常難免陷入此中的尷尬，或雙重人格的境地。郭小川那夜唸的《一個和八個》，應該和方紀寫《來訪者》有同樣的良知，甚至可以有更高的黨性原則。對它，有次其矯見我是“百分之百”的肯定那“一個”是由丁玲之難所感發的：“郭小川就是執筆修改上報丁玲《結論》的人，他詩的真誠與靈感，無法不跟這個讓他頭痛的問題分開一一”“那你那晚怎麼不說幾句呢？對他改詩會有説明的！”“郭小川確實是個真的詩人，可他又真是個當官的材料，這個秘書長也當得真不錯！可這兩個角色不是任何時候都可兼任的！國民黨綁架丁玲，生活上不像對一般犯人，那樣優待她，並不需要以她的‘自首’為代價，她要真的‘自首’了，對叛徒利用完了，一腳早踢開了，任何政權歷來對叛徒都是這樣的。人家一直這麼優待她，反而可以反證敵人並沒有得逞，生活上的照顧她，無非她是個出了名的共產黨，這事，兩句話就說明了，可人家以這翻來倒去地整她，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詩人寫詩的時候要有詩的良知，他當秘書長的時候只能聽周揚的！”不幸而言中，有次其矯到“作協”找他，他不在，其矯順嘴說了一句“在家寫詩吧”，他知道了，以此視為對他的不敬，馬上通報了其矯所在的“文講所”的公木。這還不涉及對周揚的忠誠問題，也官威凜凜。到了周揚要對丁玲下手，自然俯首貼耳。立即聲言“迎擊”，說“反右派鬥爭的深刻化，使我高興”。其實，“作協”被周揚點名的丁玲、雪峰、江豐、秦兆陽、陳湧、鐘惦棐、劉紹棠、陳企霞、羅烽、白朗等等的問題在“反右”中的“深刻化”，無非周揚號召他手下的人落井下石所“深刻”、“擴大”的結果。郭小川所“高興”的“深刻化”，無非作家喪失良知為一時利害實用於政治墮落的“深刻”。此時，周揚可以將他簽字同意“五人小組”對丁玲被敵人綁架所作的結論索取回來，說那“不能算數”的事都可以做得出來。這又何止是“翻手雨覆手雲”啊。這，是周揚他要共產黨的組織本來按組織程序辦好的事也要全按他個人的意志來翻個個。他是他兒子喊的“文藝沙皇”也好，我看他是文壇的大家長也好，丁玲不是他的“假想敵”，是眼中釘，才對她如此做出政治和命運的判決。

結果，過去組織經過調查研究的《結論》被他一腳踢開，反而由他將篡改歷史事實所顛倒黑白的是非，再由他個人代表“組織”為其所需另作判決。這事，首先應該看作無視組織的行為，這樣一來，國法何在？黨紀何在？組織又何在？這樣操持的權力太可怕了。

本來，從報上看到人民大學為原“國民黨少將”的葛佩琦所鳴放的“要殺共產黨”，真是大吃一驚，連馬思聰這樣很超脫的知識份子也說“這些人也太過分了，難怪要‘反’它一‘反’！” 他“要殺共產黨”，當是“階級本性”。哪知道葛佩奇同志的國民黨少將，是他做地下工作偽裝之銜，將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等同“反動派”，這將共產黨自身置於何地呢？沒有地下工作這條戰線，勝利會像天上掉餡餅那麼落下來麼？尤其說到共產黨若脫離、背叛了人民群眾，他們是會造反的。這麼一段話，抽去這樣的前提，偷樑換柱地成了他“要殺共產黨”，完全成了對人的誣陷，這就是“反右”的目的麼？這和“反胡風”中將張中曉罵國民黨的話移花接木為對新社會的詛咒而將人置於死地一樣，目的又何在呢？一個社會，不論新舊，養些這樣的人這樣辦事，於國，於民，於己，都不是好事。

當年，雖然不可能知道這些每一具體事件後的內幕，但從丁玲之事看到那套整人的手法，再看傳媒揭發的那些“右派”言行，我也無法輕信。直至十年動亂，要揪周揚“文藝黑線”在天津的“代理人”，方紀，他當然逃不了這個干係。可是，任“造反派”怎麼逼，怎麼鬥，怎麼腳踢，拳打，他都一個人將責任全包攬下來，絕不再拉扯第二個人。打得死去活來，活活把一條腿打壞，結果高截位的鋸了腿下來，才保住一條命。聽到“四人幫”垮臺，高興得大笑之際，一時失語失聲，從此再也不會說話。想彌補自己在“反右”之中跟隨周揚所扮演的那個角色之錯，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

四

因為報上公開說了，“反右”只開展三個月，以後，有什麼問題，則按具體情況另行處理，不當“反右”和“右派”的問題。事實上，三個月總算過去了，透了口氣過來，幸慶此事還沒把自己捲進去。可是，社會上還是亂哄哄的，不知是收不了網，還是不想收網。既然我沒有捲進去，也就離遠一點，週末都很少上北京或天津。

有一天午飯時，不在沙灘，卻是海濱的餐廳，望到室外花蔭下太陽傘邊的小桌，我愣了很久。那兒坐著的一位外賓，怎麼那樣面熟呢？他那寬厚的肩背，腦門一直連著謝頂的頭頂之寬廣與光滑的閃光之睿智，安特魯西亞人的深沉，以及融合他那廣闊、博大、洶湧的詩情的亞拉岡尼亞人驕傲之面容，上帝在這人世絕不會再造第二個這樣的人。我選了一個與他對角，能很清楚看清他的桌席坐下，見他肥長、白皙的手指習慣地敲著桌面的姿態，我想起他說話的聲音，想起聽他吟詩的唱片，他吟詠再強烈、激情的詩句，都是用那柔和、悠然的聲音，有他這般從容、悠閒、悠雅的姿態。見此，我禁不住的冒出了一聲“Pablo”，那人吃驚地抬起頭來，兩眼左右張望，我知道，沒有認錯人，他就是聶魯達。

走了過去，他愕然地看著我，不知為什麼，他身邊沒有翻譯，我又是外語盲，在聚會上，我認得他，他認不得我。讓我認定他的，是他的《逃亡者》、《讓那伐木者醒來》等一系列的名篇。他詩的天才似乎不難明白這些，他看到我這“麥色的臉孔”和“世界上笑容最多的民族之一”的一員，那明亮而睿智的眼睛微笑了。我急中無奈的突然從口裏迸出他和我都熟悉的三個名字“丁玲一一埃彌.蕭（蕭三）一一艾青！”“0！”他寬厚肥軟的手掌緊緊握著我的手，不過，眼裏已是迷惘的憂鬱了。我知道他一一

在北京接待我們的是丁玲，為歡迎亞馬多（Jorge Amado 1912-）和我特別成立的委員會裏，她是地位最高的負責人，其他成員都是經過挑選的作家。我們的老朋友詩人蕭三和他的德國攝影家夫人也在那裏。一切都輕鬆愉快。我們在中國最後一個女皇專用的人工大湖的荷花叢中划艇。我們參觀了工廠、出版社、博物館和寺廟。我們在全世界最專用的食店（專用到只有一張桌子）享受帝王禦廚後代的烹調。我們兩對南美洲人在中國作家的家裏喝酒、吸煙、作樂，跟在自己大陸上的任何地方沒有分別。

不幾天，丁玲很少出面了，艾青除了上機場官樣地接了一次機，連“喝酒、吸煙、作樂”的事都沒他的份。聶魯達知道此時中國的“政治審查”，知道“被審查的是我們每天見面的朋友，他們仍然是我們的‘接待委員’。審查似乎已經進行了好些日子，可是他們一直沒有透露半句話，也沒有透露過自己險惡的前景。”可是，聶魯達每天都要請翻譯為他譯出報紙上的內容，他聽那些有關農業、軍事的消息有些“厭煩”時，用手指點著一個地方“譯這裏！”事情竟然那麼巧，他指的“這裏”正是揭批丁玲“跟蔣介石的軍官有戀情”之說。這裏“揭批”的不僅無中生有，也是惡劣的人身攻擊。批鬥會上，蕭三也像“反胡風”時的呂熒教授一樣，走上台去說“這不實事求是”，馬上目標轉移過來，萬炮齊轟。根據後來的傳達，周揚還是考慮到他的“老革命”，其實，丁玲的資歷也不比他周揚嫩，說是考慮蕭三的“老革命”，說白了，是他青少年時跟毛澤東主席的關係，才放了蕭三一馬。蕭三雖未戴“右派”帽子，後來的日子也很難過。

一位世界著名的，同是共產黨員，並代表黨競選過智利總統的詩人，他看到當時中國的貧困，但他喜愛、讚美中國“道德的清潔”。此時他看到的“道德”已不是那麼“清潔”，拒絕了往下安排的訪問。我在北戴河與他的相遇，應該是當年一時沒有航班，他回去不了，“作協”生死決鬥的“反右”又抽不出人來陪他，才請這位家在潮汐擁來浪花濺在他窗下的詩人，到中國海濱看看，休息兩天。他走時，為了國際的禮儀，又將丁玲從批鬥會上“請”下來，要她“顧全大局”去送行。淒然的告別，不是原來如此安排之所願。十六年後，聶魯達寫回憶錄時說當時“口裏有股苦味，這味道一直留在今天。”當他出境回國不幾天，傳達的報告裏就說到他在外聲援丁玲、艾青，攻擊“反右”的“敵情”，也給了他一頂“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五十多年了，他《聲援》的文本也找不到了。他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回憶錄《我承認，我歷盡滄桑》（Confieso que he vivido），晚年的記憶是有誤的，“反右”的一九五七年他誤寫為五六年。有些“大躍進”的情況也誤為“反右”期間的事，但他對中國當時政治的異見，應該是無誤的：

造成我同中國革命疏離的，不是毛澤東而是毛澤東思想。我的意思是指毛澤東、史達林主義，是社會主義人物神化崇拜的重現。對於毛澤東這位政治人物，誰能夠否認他是偉大的組織者和偉大的民族解放者？對於他史詩式的光芒，對於他那麼充滿詩意而憂鬱的單純，我們怎能不留下深刻印象？

五

真巧，不幾天，在同一個地方，貴賓太多了，上菜很慢，我無聊地哼起花燈曲牌《倒板槳》來，有位高大粗實的壯漢走了過來，輕聲細語地問道：

“你階（家）格（可）是雲南呐（的）？聽到鄉音了！”

“我（墨）井岡山呐（的），歸宗雲南（羅）！”

“那也好哇，半個老鄉！”他那沉穩的神態，臉上蕩開了笑容：“我是盧漢（1896-1974）！”

他這一自報家門，我聽得都愣了一陣。一九五○年二月昆明入城式時，他和陳賡司令員分乘敞蓬吉普，站在車上向群眾揮手致意時，我只能遠遠地仰望他，哪能看清他的容貌。不過，穿上大衣，顯得魁偉，不像這樣謙和，和穿上這身卡嘰布中山裝的樸素。後來我算了算，此時他正六十歲，可我第一眼看他，以為是一位中年壯漢，是大山中強悍的彝人之體質的壯實所致。加以少年時就在行伍中過著嚴格的軍事生活，身體得到鍛煉。他從排長、連長逐步遷升上來，直到抗戰時率六十軍在台兒莊重創鬼子，打出軍威，個人的名聲也大了。他那民族血緣基因的灰黑肌膚，寬寬臉龐上的粗眉大眼和輪廓分明的線條，很有武將的威儀。我所以這麼多寫幾筆，實在是那些影視演員和某些文學作品中對他的造型，不論你從正面或反面“秀”他，都實在相距太遠。我不可能看到他打仗或殺人。我看此時在他一側的夫人，小腳，額上反而比他多些皺紋，在這大熱天，穿了一身質地很好，比之那兩年又興穿、翻新的旗袍，她那深黑的色彩過於厚重的老式長袖長袍，倒可以薰染到一些懷舊的歎息和情懷。跟在身邊的，該是他最小的女兒，正待上大學。她是有條件打扮自己的，衣裙質地也是很好，可不切身好看。從這一家三口看，我看到這一家“清潔的道德”。否則，這個孩子，應該是台兒莊戰役前後出生的，那時，一位四十出頭，英武的將軍，他要什麼年輕、漂亮的女人找不到？可他始終與髮妻相守，這讓我沒有與他有更多交談之前，對他“道德”的“清潔”有份由然而起的好感。他離開雲南七八年了，對他，這是像抗戰那樣漫長的歲月。初見時，他也沒有什麼話多說。只問他家“盧公館”面向的翠湖之水是否還清，夏日的荷花是否依舊盛開？羅香圃、碧金玉的滇戲可還在唱？拆了近日樓後，南屏街和正義路的介面處又是個什麼樣子？庸道街的米線館子是不是還是滿條街？圓通山的櫻花，大觀河的碼頭、遊船，大觀路上“篤篤篤”載客的馬車……他都問了、說了很多，卻絕不提社會生活的變化。他對昆明的一草一木，旮旯角落都極其熟悉，是遊子在外濃濃的鄉情，是對她刻骨的相思。是離開了她，也是龍雲之後又一位“雲南王”失去她的憂鬱的感傷。我終生不忘他的極其深情的一聲長歎：“雲南人真老實，是個好治理的寶地！”這是一位統治者還有良心的話。雲南人的溫順，真像她的“四季如春”，多是“家鄉寶”，情願在家過得苦些，也不願出門離鄉。中國人餓怕了，見面就問：“可吃飯了？”到了昆明則是“你‘階’可‘請’過了？”“吃”字說成“請”字，輕聲細語，溫文爾雅，是語言的音樂。你不逼得他過分，他都會忍耐、忍受。一位曾是她的統治者的一句“雲南人真老實，是個好治理的寶地！”不論從正，從負看他的統治，三迤的那段歷史，也是他的統治史，這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說，他是那樣統治過來了。是好是壞，他都悟到在此的“好治理”是“雲南人真老實”。比起某些群體事件的多發區，這裏的安定、平靜，絕不是誰“治理”的豐功偉績，實在是“雲南人真老實”。比起那些好大喜功，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官吏，僅這一句話，還是一位“老實”的雲南人的實話。

這回，龍雲（1884-1962）在“反右”中有了對蘇聯不敬之語，在沒有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時，也不許說他們的大國沙文主義之前，外交的“一邊倒”，這可是“反蘇”的罪行。不但龍雲要檢討認罪，盧漢也得揭發龍雲，交待與龍雲的關係。民主黨派裏，要革命的時候，有人也可“革命”羅，他再“交代”，也是“不老實”。

比龍雲，他小八歲，同是雲南昭通彝族，同是雲南講武堂第四期的同學。龍雲在唐繼堯部下任軍長，一九二五年盧漢又在龍雲手下任旅長、師長。怎敢說無關係可“交代”？新舊軍隊，雖然治軍的宗旨、理念絕然不同，又同樣要求絕對服從。在舊軍隊，地方、軍閥派系中，只能各為其主。以盤踞雲南的軍事集團先後三位將領唐繼堯、龍雲、盧漢所稱的“滇系”，首先是一九一一年蔡鍔在昆明發動了反清的起義，建立了滇軍。以後的護國、台兒莊的出兵，赴越南的日本受降，到龍雲以這地盤和滇軍對蔣介石有所抵制之所為，儘管其中也夾有軍閥們借機擴充勢力的營私活動，從民族大義看，反清、護國、抗戰，還不容從負面去看。可是，官場、行伍幾十年，“道德”再“清潔”的人，也少不了烏煙瘴氣的，見不得人的事，因為它的體制所運行的各種活動就是各種交易嘛；中國倒沒有“解密”年限的制度，也不是當事人不顧面子，不怕醜，但在這麼不短的歷史過程中，許多見不得人的事，都在不同的利害衝突之中都抖漏出來了；見不得人的，也都見人了，不想講的，都曝光在光天化日下，記在歷史和野史中，還能講什麼呢？像龍雲一九二七年發動政變，幹倒了唐繼堯，難道今天還要在他倆之間定個是非麼？過去的事，哪怕是罪惡，他反省了，反正了，起義了，敬禮投降了，對他們都有“既往不咎”的承諾，若無任何“現行”，還有什麼不讓他“交待”過關呢？

但他不想讓你“過關”，你再“老實”也是“不老實”；他不是掌握了，而是先驗地認為你還有見不得人的事，要“交待”什麼，才是他所需要的呢；實事求是若陷入依附於一種權勢和行政力量的主觀唯心的情緒中，講道理是多餘的。

幸好，總理直言告他：主席保他了；是要將他和龍雲分開；不能說這不是實事求是，也是政策和需要如此吧；不管怎麼說，有了主席保，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文藝界都知道，總理保丁玲、艾青都沒保下來，正是他在總書記面前還不是主席。主席放權給他所重用的總書記，就是讓他掌的權、用的權有它能量的威力，別人插手是不便的。從現在公開的一些材料知道，“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後，主席見粟裕曾說“這回我替你出氣了”，也就是說，之前彭德懷亂“整”粟裕，主席並不糊塗，只是不到他說話的時候。這也是政治家和凡夫裕子的不同處吧。後來我認識李中冶同志，他是當年中共辦公廳的副主任，楊尚昆的助手。他向書記處彙報辦公廳沒有“右派”，“抓”不出來。辦公廳是中央的直屬單位，它沒有“右派”的政治之清潔，不也是中央核心之清潔，這不是好事麼？結果，是你“抓”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的邏輯大行其道。也是事在主席身邊，主席知道了，出面保了李中冶同志，還找他談了話，調了出去，走遠了下放，才算了事。李中冶同志所遇到的這種情況，當時還多的是，有幾個能遇到主席出面保呢？盧漢有幸，也因為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士。

我能在北戴河遇到他，有“半個老鄉”之緣，正是他從不斷“接受幫助”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到這海濱透透氣時的戲劇性的巧合。

他前半生，即便躋身為“雲南王”後，官場的煩心事都不會少，但從總體來看，發展還是順利的。這次遇到他折腰卻“通不過”的“交代”，對他個人也是“史無前例”的。對於慣“伸”難“屈”的“大丈夫”，心靈的傷害是很深的。對此，他同我才有這個萍水相逢又一見如故的“半個老鄉”之情。看得出來，他有解脫出來的慶倖，同時，有擺脫不了的沮喪。只有思鄉、懷舊，以及抑悶於孤獨的憂鬱。說得能提精神的，自然是台兒莊，過五關斬六將，是人性的弱點。

“打仗，敵我都要流血一一”他說：“不是我殺人吧？”

“我們流血，是反侵略；鬼子的血，是還我血債！”

“我也是這麼想，殺敵是軍人的天職！不過，流血死人的事總不是什麼好事。不像耍筆桿子的，安安靜靜，乾乾淨淨一一”

“筆桿子也能殺人一一”

因為這是特殊情況與他這麼一位人物相遇，加上我是進軍南下到雲南和之後蒙冤受難二十年的經歷，讓我對這位“雲南王”對我的所說，才終生不忘。他對我“筆桿子也能殺人”之說不以為然。認為那只是打比方的說法，不是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沒有一槍過去要死人之事的嚴酷。他問我可曉得雲南起義前，九月九號，人稱“九九整肅”的“白色恐怖”？

我只是聽人說過，再沒深究，怎麼能鬧得清楚。

他說連他這個主持此事的，都說不清楚它了！說起來，龍雲被蔣介石軟禁，逃到香港發表擁護‘中共’的聲明北上北平。這麼一來，盧漢他還不能不考慮老蔣會對自己怎樣。他是老蔣抓了龍雲又把他提上來的，同樣也是把他看作與龍雲有交代不清的關係的人！老蔣要抓了他，他的下場比龍雲還糟！不到解放軍靠近雲南，不適時的宣佈起義，老蔣調了四川的軍隊來，他會活活被吃掉的。不想，龍雲在香港放話，說盧漢會起義，這一來，無疑是把他推在燒紅的鐵板上烤。老蔣一調他往重慶“述職”，當然是要對他下手。抗令不去，老蔣更有藉口公開收拾他，硬著頭皮，膽顫心驚，冒著九死一生之念上路。自然得編一套假話表示自己矢志不渝的“效忠”。老蔣這個人，除了他自己的人，“黃浦”的人，他們說假話，如謊報軍情，他也當真的。別人說真的，他也當假的。這回，你怎麼“效忠”，他也不會信，是否放你一馬，那只有看他的需要了。此時，中國一大半都被解放軍解放了，西南幾省的地頭蛇，誰沒有自己的盤算呢？盧漢不可信，別的，老蔣又能信麼？他該殺雞儆猴，還是該安撫盧漢以安他危難之中在西南的大局呢？張群出面保了盧漢，至關重要，老蔣放了盧漢回來，不會只考慮張群的面子。當解放軍逼近昆明，盧漢又將宣佈起義，放了扣下的張群，還是不忘報恩。人在江湖，只好講江湖義氣。不過，這重播他回來，老蔣給他配好一大幫特務班子護送。要讓老蔣放心他盧漢，自然要先盯住他盧漢。盧漢先殺了二十一個搶銀行的，散佈他們是受“共黨”指使的謠言，昆明自然血腥、恐怖，他也不能不陷於政治的骯髒。接著“九九”在大小學校抓了幾百左傾分子，又以此所示的“右”，為老蔣障眼。雖然他也交待了司法部門，不得亂殺一人，形勢的變化還是不可捉摸，總的還是一場政治賭博。萬一形勢控制不住，完全可能照特務頭子沈 醉所要求的，殺他幾百。幸好，國民黨的內鬥，有了李宗仁以“代總統”的身份出現，並來拉攏盧漢，而且答應此事交給盧漢處理，這些人才全部安全的放了出來。

但，這麼多的人，放出來前，真是生死未卜，是以各人的命保了他盧漢的安全當人質羈押的。旁人看來，不會想到當中的苦衷，只會罵姓盧的骯髒、卑劣。人要陷到政治的利害又想掙脫它的困境，想的，做的，不會那麼乾淨。不會像年輕人在書房裏磨硯提筆……

我曉得他往下說，又是說耍筆桿子的要比他在當時的環境下陷於政治骯髒之“乾淨”，也有心地的安靜，我多聽了兩回這類的話，愣在那裏都聽傻了。我不敢說自己不“乾淨”，還真的沒法說自己又有多安靜！

五

《大路之歌》是“八一”寫完的。少不了不時要抽出來看看，改改，基本上，算是完稿了。年初已寫出、刊發了幾篇故鄉的散記，算是試筆。往下寫，照馮文彬同志的意見，應該有個厚重的思想和藝術的基礎。同時，原說“反右”的三個月早過去了，天也涼了。看到盧漢那樣有主席保的大人物之慶幸，我也慶幸自己避開了這些麻煩。正是他的政治經驗和涵養所無有的怨言，我更感到他同我這“半個老鄉”的談話，正是基於心靈受傷害的無奈和蒼涼。這時，自己這樣的小人物，更不要去自找麻煩了，安下心來這麼呆下去吧。

想安心，談何容易？方紀通知：雲南要我參加對黃鐵的“幫助”，不得游離於“運動”之外。丁玲在北京，“幫助”她的人擴大到從全國都調人去；黃鐵雖是雲南地方的文化局長，但她是我頂頭上司馮牧的結髮之妻，也就認識，有往來，叫去熱鬧，已是一種普遍的做法，不敢違命。

白樺從上海來，懷中從北京來，我從天津來。編《部隊文藝讀物》的，除原有以長篇《在昂美納部落》著名的郭國輔，還從思茅邊防調了目前雲南的散文名家張昆華來。部隊也是這樣不斷向外輸送人才，這樣的安排，也是早已考慮將我從“顧傭”中除外了。

黃鐵是烈士的遺孤，延安來的“老革命”，從“階級論”講，絕對的“根紅苗正”。她不服氣省委宣傳部長袁勃，有牢騷也不會跟我們說，在黨委領導下，她的任何不軌言行，我們也不會知道。也“幫助”不了她。參加幾場在大大的劇場批判會，我縮在後頭也就過去了。新時期，我早聽說，黃鐵也告訴我，馮牧檢舉她和她周圍的人的“檢舉書”，長達十餘萬字，真把我鬧糊塗了。

平日，哪怕是上下級之間，馮牧也是“哥兒們”似的，平易近人，人性之極。在他那拜倫式的“希臘鼻子”下，眼窩襯得有些下凹，在這些大兵群中，從氣質看，是無法看成一夥的。不僅是個大知識份子，身上，甚至相貌都有些“洋氣”。當時我知道的那些聲名顯赫的作家，從周揚、何其芳起，不是賞識他的老師，就是他“魯藝”的同學。他模仿川腔念《我為少男少女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那些屬於未來的事物，\我歌唱正在生長的力量。……”使我想到何其芳就該是他這種聲氣，同時聽得他也像“早晨、希望、屬於未來的事物”的年輕極了的美少年。而且，他和“四大名旦”中唱腔最好聽的程（硯秋）先生熟，不論是否親授，還是近於程先生的耳濡目染，他那一口程腔，是目前京劇舞臺上那些程派青衣無人可比的。有真傳的地道，還有他本人的文化素養，在程派的原腔原調上，以他對人物、唱詞的理解和處理，聲腔、節奏的跌宕起伏與強弱的對比，唱來別有韻味。他若是幹這一行，肯定要比他在文學這個圈裏唱的角兒要大。他在文學圈內的名聲很大，身後也有人張羅了他的幾大卷的《文集》，可是，可以留下來的評論，幾乎近於零。內容多是些應景表態之作。沒有從社會到作品，或是從作品到社會提出或研究出一些啟示人們，乃至引領社會或文藝思潮的思想。他老愛跟我們講別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и1811-1848）、杜勃羅留波夫（Н·А·Добролюбов1836-1861），可是，後者從奧勃洛莫夫的性格，對那個時代的俄羅斯文學的“多餘的人”到“多餘的人”的社會，《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發現藝術家的確在《大雷雨》中號召俄國生活和俄國力量來採取堅決的行動”之呼應的精神，在這些評論家筆下，是完全的失語。不該特別苛求馮牧，儘管他的地位、聲望是評論家中的領軍人物，但是不受時代局限的人是沒有的，他也只能、只好那樣就那樣吧。他是北京的名門世家排行“老三”的三爺。又有讀書時參加過北平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七七”事變又進入解放區的經歷，在革命隊伍裏，真是讓人刮目相看的知識份子。他不像平日大喊“改造”所改造得太多泥腳桿氣，一派儒雅之風。無煙、酒的嗜好，懂茶，美食，愛聽戲，愛清聊，博覽群書，很多都是那個時代視為“閒書”野史、佚聞之類的東西。看看書，喝喝茶，寫點文章，是革命隊伍高雅的書生，但不會很勤奮的寫得很苦，總在懶散中以求他的舒適。我這樣的小青年，聽他清聊，絕對是一大精神享受。他見多識廣，再經過他娓娓道來，都抹上了文學的色彩，很動聽。新時期，不少人談到延安的“搶救運動”，故事都很慘。當年聽他講文人、名人“搶救”中出盡洋相的笑料，則是黑色幽默，令人捧腹。我們這些人都願聽他說，願意跟他靠近。他和黃鐵之間，夫妻嘛，不是親近，是親密，我們個個，都為黃鐵同他的這種關係，才認識她，同她有往來的。不想，一運動，已經不是一般地“劃清界線”，這麼長篇的檢舉，自然不可能實事求是，真是把人弄糊塗了。

男女不能共夫妻，離婚就離婚唄，用得著這麼豪壯地“秀”他的大義滅親之英雄狀的氣概嗎？這位延安“魯藝”的才子，周揚的得意門生，一生所寫，還沒有另一部像他這“檢舉書”樣的鴻篇巨制呢？可惜他的《文集》漏選了它。否則，《文集》的價值也是里程碑式的史詩，作者更是彪炳千秋！

當時，漫說還有馮牧“鴻篇巨制”的“檢舉書”，就是與這些無有任何關係者，也要人人通過“運動”接受教育，在“運動”中主動“下樓梯”、“洗澡”。《南方人物週刊》二○○九年六期一篇專訪《白樺“苦戀”三十年》有一段寫到我：

……“反右”的時候，有個詩人周良沛，詩人嘛，很容易動感情，要唱美聲。那時美聲唱法被看作怪異的東西，而且他唱《聖母頌》。因為他是教堂裏撫養出來的一個孤兒，他在那個環境下生長，唱《聖母頌》有什麼奇怪的？但當時有人就看不慣，說他思想不正確，也打成“右派”。

看來，這篇專訪影響不小，不少人知道我很閉塞，看了它都忙告訴我：一，是白樺替我說了話；二，是問“真有這樣的事嗎？” 這樣的事，當時是太多了。一些自以為自己在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者，根本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看待、評述這些宗教音樂和宗教文化的。他不懂它不要緊，世上哪有什麼都懂的人？可怕的，是他的無知，可以成為予以定罪的私法。更有意思的是，我長得瘦高，買襯衣，袖子夠長，領子就太大，一穿西服打了領帶，領口搭拉下來露出喉下的胸口，西服也就可以不必穿了。當年也像現在，為了彰顯社會主義生活的提高，西服不是什麼稀罕物。為了買件合適的襯衣，無論怎麼揀，這都是消費者起碼的權利。我跑了好多地方都沒有找到合適的襯衣，說了幾句抱怨市場服務成問題的話，有人聽到記了下來，這也成了資產階級講享受的墮落腐化。叫寫檢討，啼笑皆非。

以此相比，馮牧真不愧為“魯藝”的才子，檢舉別人的水準高多了。他檢舉我說，我在連隊裏所以能上北京《文藝報》發表意見，就在我“早早已在迎合馮雪峰的‘修正主義文藝思想’。”對於聶魯達，你說他是“修正主義分子”，他該說什麼還得說什麼，你也奈何不了他；我們這時誰要跟“修正主義”掛上了鉤，無異置人死地。可是，主持我們“洗澡”、“補課”、“下樓梯”的人，並不在意它，在會上念了一遍也就拉倒了。

這時，因為“反右”，軍區文化部並到宣傳部了。在我記憶裏，部隊這幾十年這兩個部分而合，合而分有好幾次了。合而分時，總是在一個大變化，或是“運動”中，因為文化人的問題多，鬧得頭痛時的措施。這回，原來的文化部長任大衛成了副部長了，部長成壁，之前跟這夥人沒有任何交道，不知他的仇恨從何而來。咬牙切齒地說：“我都進不了中南海，他們憑什麼進中南海？我在北京還要排隊擠公共汽車，他們怎麼還能坐小汽車？”

他說的“他們”，我可沒有資格在內。只聽白樺講他在東安市場的舊書攤買過一本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的《茶花女》，被李訥所借去，有天毛主席到女兒房裏看到它，說了聲“我拿去看看”則有去無歸了。白樺說這，不是自炫，無非是說主席這樣的革命領袖，也不是只看“革命”的書。白樺同賀龍家人的關係也很好，也會上賀家。大概只有這些關係的人，才可能進中南海。我可沒有那個命，沒有那個福氣，也被“假想”為“敵”，大觸霉頭。

大概沒有什麼可折騰了，懷中、白樺都回北京和上海了，有問題由他們此時的所在單位處理。我只能怪自己自作聰明，怕捲進天津的“運動”，沒有拿出轉業證件和辦理轉業手續。而我這樣的人，又不是原本就不想你介入的馬思聰，怎麼可以避開“運動”？結果只有捲進原部隊的“運動”，用昆明話說，只能聽人“打整”了。

整整有三四個月的時間，我不敢說沒有人管我，還確實有人板著一張臉瞪眼看我。“大躍進”的前夕，各地也是以“大躍進”的架勢修水庫、造梯田。機關裏的人分兩批接受煆練，還能免我？不過，第二批的上來換第一批走時，我被扣了下來跟著第二批繼續幹。參加革命的第一天，我就接受“勞動創造世界”、“勞動光榮”的教育，現實之中，勞動往往是用來懲罰人的。叫我知道自己是“有問題”的，不能跟別人比。第二批往回撤時，也無法把我一個人留下來。雖然成壁又說了

：“周良沛不是‘右派’哪個是‘右派’？”

若以中央的政策看，我無劃“右派”的言行，誰又能淩駕政策之上，非得定我一個“右派”？

此位部長，以今日年近八旬的我看當年的他，四十來歲還是個小青年。可和我今日將八十歲的樣子差不多，滿臉橫秋，四肢不靈，從無笑容，一副故作深沉，故作嚴肅的樣子。只是從他娶了一個做他女兒還嫌小，江西參軍的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做老婆，才引起我們這些江西老鄉以道德感看他“老牛啃嫩草”的老不正經。別的也不知道他的什麼，對他這點看法和情緒，說過去也就過去了。卻不知我在哪點惹怒了他。新時期吹來他也這樣說馮牧寫了十幾萬字的“檢舉書”之風，。不知是否想以此推卸責任。橫豎隨著“開放”，大家說話也大膽了，知情的老同志講：宣傳部這兩個頭頭，解放前都曾被國民黨抓捕過。一個人檔案上要記有這麼一件事，只要問一聲：怎麼殺了別人放了你？你說得再清楚，別人也不一定聽得清楚。這樣說，絲毫不涉及他們在牢中的表現，是否失節？沒有結論的懸案，有的同志是背幾十年的包袱。任大衛部長為此是膽小怕事，謹慎又謹慎，說話都不會大聲；成壁不同，看似未老先衰，脾氣則很大，聲氣也大，整人也手狠，永遠一貫正確，無人能比他“革命”。他的“周良沛不是‘右派’哪個是‘右派’？”正是“我成壁不正確誰正確”的對應。以打別人“右”以示他的“左”。就是這樣，我也沒有去告饒、拍馬，有損他家長的威嚴，更是懷恨在心。他去世，省委宣傳部還通知我去向他告別。我問了多位過去的同事，他們都沒收到類似的通知，也不知道他的去世。省委宣傳部的同志也不一定要知道他曾是我的上司。想是他生前還不是太隨意地提到過我，給他身邊的人留有不一般的印象，才會在他去世後還要我不忘記去感謝他的恩典。

他的“我都進不了中南海，他們憑什麼進中南海”所懷之恨遷怒於我，毫無道理。我可沒有資格進中南海，然而，偏偏我轉業之事沒有處理好，部隊的文化部此時又併入宣傳部，生殺之權，由他掌握，只能聽天由命，任他“打整”了。

那兩三個月，我就在等待命運安排的難熬之中度日似年，又在心中無鬼的坦蕩之中任他擺佈的毫無所謂。這時穆旦以查良錚的本名所譯的《高加索的囚徒》、《青銅騎士》等一大批普希金的中型敍事詩在他戴“右派”帽子之前或是同時上市了。若非在這個空檔中出來，這批看來是很花了心思譯出來的詩稿的下場，就很難說了。我也是很用心地讀它，受益匪淺。從中深感的，不僅是我自己，是那一個時期，既公認“生活是創作的源泉”，詩的文本自身，並不在展現生活的原生態，而在於作者從生活中發現詩，找到“詩眼”。“詩眼”中有些智慧的新鮮，不落俗套，這就是“有生活”的好詩。而一時看來的“新鮮”感，過段時日，就不“新鮮”了。哪像《高加索的囚徒》和托爾斯泰（N.H.Tuoersltal 1828-1910）的《哥薩克》所寫到高加索的風光和風土人情的深邃和寬廣中，總是迷人的，永遠不用擔心它會有不再“新鮮”的遺憾。從這點反思自己寫兄弟民族的作品，在缺少構思巧妙的聰明時，還是需要避短揚長，多表現一些感受更深的生活。這樣，我決心將這部分舊作重寫一遍。寫佧佤《老人》的短章，首先改為篇幅中型的敍事。這樣，往下可做的事還很多。

一九五八年元旦剛過，從全國各個方面組織到北京批鬥丁玲、艾青等人的雲南代表還傳達了大會的“盛況”，有群眾對“反黨”者高漲的“義憤”，以及要求對他們的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作協”那時的會員全國才三幾百人，組織這樣的批鬥會，從邊遠地區都搜羅人去，是千人的大會。為把這些人搞臭，並擴大影響，真捨得本錢。人，無論哪個，都不是完人，目的就在把人搞臭，名堂也就多了。艾青說他都成了痰盂盆，誰都可以對它吐痰。此中要積極表現的，胡說八道好了。我這樣在下面的小人物還好些，再怎麼狠批惡鬥，事實總還是那麼一點。白樺在上海《文匯報》的《雪山是靜靜的嗎》，再怎麼說它“煽風點火”、“居心叵測”，總還是以《雪山是靜靜的嗎》對雲南文藝界缺乏民主空氣所涉及的那些人來說事。底下的人雖然只能跟著領導的指揮棒“批判”，乃至開罵，可是明白人由此都明白這些“批判”是怎麼回事，內心反而同情這些人。這種蠢事幹多了，倒反是對自己的傷害。這點，下頭就沒有上頭“高明”。不像北京說丁玲，她明明是被捕軟禁後通過地下黨逃出來，卻說她負有使命再潛入延安。它利用了當年組織在眾人心中的威望，教不少群眾誤信了這樣的誣告。還有剛剛捧了，“吃”了艾青的，又自食其言反過來還就自己“吃”他的事又拿來對著“痰盂盆”當痰吐。這樣的事多了，看這樣的世道，見人心如此，只有長歎。自己在無理的強勢壓力下，是有不少委屈，看到這些事，還更為他們委曲。一月十四，天，很早就黑下來了，想到這天距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整整二十五年，走到南屏街靠南太橋的那頭的郵電局，在燈火昏暗，冷冷清清的大廳裏，發了一封電報給艾青。在無雪的南方，想到二十五年前下雪的早晨，他在牢房“碗口大的窗戶看著雪”想起他的褓姆所寫下的《大堰河一一我的褓姆》。艾青真正的處女作，應該是比它早一年零兩天在巴黎寫的《會合》，更具詩質光彩的，是這前後寫的《透明的夜》、《馬賽》等，左翼評論更看重《大堰河》的傾向性，視為艾青的代表作。以此，我祝福新詩，祝福詩人平安。十年動亂過去，艾青不忘此事，為此給我來信。有的《艾青傳》也將它寫進傳主的故事。我今日講它，不為這些，從它倒恰恰看到我沒有想到自己日後下場的悲慘，無視眼前那些不愉快的坦然。還好，也沒有人盯住我，否則，被人抓住，是有苦頭吃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夜，飯後步行到昆明南屏街逛了新華書店後，回到瓦倉莊六號時，路過因為“反右補課”而不那麼熱鬧的“軍人俱樂部”，被攝影室拉去拍了一張頭像。第二天夜裏，看到照片上自信未“鳴”未“放”，無任何“右派言行”也是對自己的一份安慰之坦然的影像，心緒萬千，難以入睡。時至翌日淩晨，任大衛部長叩門，仍然輕聲細語地宣佈“補”我為“右派”，去到農場鍛煉改造。爭取有個好的表現，部裏也好有個理由接我回來。等了好久的結果，終於有了。之前不會料到具體怎麼處理，也曉得絕不會有什麼好事。說三月半載，可以接回來，我還是相信。聽“老革命”講過去的“整風”、“審幹”，即便在行軍中，在軍法處還戴著鐐銬跟著走的未判決犯我也見過，事後問題一清楚，開懷的闊笑，對自身在那特殊的歷史狀況所演出離奇、荒誕、可笑的鬧劇，則以更奔放的闊笑，以笑出對它的辛辣。

此時，並非處於敵我對峙並割劇的局面，我有問題一時無法調查；我也沒有在“鳴”、“放”之中有什麼可以授之以柄的“問題”；馮牧檢舉最尖銳的“迎合‘修正主義’”的問題，人家都沒當回事，還有什麼說不出來的問題呢？

成壁一錘定罪，無非是封建的家長宗法判決。從二十一年後查檔案證明上級並未批我為“右派”，不會是成壁沒有上報我為“右派”。只是他認為“上報”是走過場，無需等批示，以他的意志辦事就行了。上級不批我為“右派”，既證明此時還是有按原則辦事的幹部，下頭不尿上頭的指示，也是下頭有太多強勢的家長。

很多人都說，這是政治需要。每位執政者都有以他統治意志所為的統治思想。然而，這些家長恰恰是反其統治思想而行，能是誰的“政治需要”呢？政治，本是產生於一定經濟基礎的，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孟子.梁惠王上》“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亦指政令；“（晉）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則指國事得以治理；民主革命的先行孫中山生生則稱，政治為大眾之事。由此來看，它是莊嚴的，卻被某些政客所玩為權術的遊戲；它是真誠的，卻被某些政客所玩為謊言的大雜燴；它是光明磊落的，卻被某些政客所玩為黑暗中的陰謀；它是聖潔的，卻被某些政客已玩得卑鄙、骯髒。若說在我老家反“AB團”是在反“假想敵”，此時，我這樣的小人物，還不是統治意志之敵。無非做了某些說他“政客”還抬舉了他，只是地道的政痞，借政治運動將我犧牲在他所玩的“政治”之中的悲劇。

人被推進“假想敵”之列，進到大牆之前的一刻，怎能得以安靜？四月的昆明，夜晚仍然很涼，站在露臺，讓夜寒清醒我吧！

不是上帝的選民，

一一無辜就無辜；

不作上帝的選民，

一一沒有告饒的哀求。

不相信命運，

也得任它安排，

十字架上，恥辱柱上，

全是出路。

拉出示眾，也漠然，

無力自救，對自己就得殘酷，

歸宿在哪里？哪里是歸宿？

流放，明日上路……

叩門，舉手又放下，

是怯弱？是殘酷？

告別，無言相告，

各自尤需保重！

徘徊，路燈給我一個長影，

心酸的憐憫，熱淚也湧出；

不知為我明朝有伴同路，

還是為它同我一般孤獨……

哦，我的外婆橋在何處？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