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腐敗積重難返 亟須重建知識份子信譽 ——學術風氣二人談 (祝東力 黃紀蘇 )

中青線上-中國青年報 2010-08-06

學風敗壞,是從紅衛兵-知青這代人當中的某些人開始的

祝東力(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以下簡稱祝):今年過了一多半,學術思想界的熱點,一直集中在學術規範問題上。對這個問題的探討爭論,有學術層面的,有意識形態層面的,但意識形態的爭論很快就掩蓋了學術層面的探討,甚至越來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勢。學術思想界的這種狀況,當然是目前中國社會矛盾和利益關係的一個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學術思想界,就應該更多一些分析的態度和方法。我覺得,我們不妨後退一步,從更大的視野,從中國當代社會和改革開放的歷程,從學術思想史和幾代知識份子的思想性格特徵,來審視剖析一下眼前的這個熱點問題。

黃紀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以下簡稱黃):朱學勤、汪暉二人涉嫌抄襲事件本身,有多少屬學術,多少屬政治,多少屬文化,多少屬歷史,這的確需要一種分析的態度。分析方法在中國其實不缺,上世紀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時代》,很有影響。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態度或願望。

近些年分析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越來越淡出思想辯論的舞臺,講理的空間越來越小。教授研究員們一說就吵,一吵就罵,一罵就翻。吵和罵所配套的手段是過度簡化、符號化、政治化,不是給自己戴帽子,就是給對方扣帽子。翻臉之後的方法論就更不堪了,全是武術學校那一套。

我原來跟老婆開玩笑說,咱家也掛牌吧,掛個“理不到處”。其實這牌子倒真適合充滿戾氣的當今社會。層出不窮的惡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個不願講理或沒處講理的環節。這次事件也表現出了同樣的普遍趨勢,令人不安。

祝:我發現,很多人對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思想情況其實不太瞭解。歷史地看,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風氣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就我的記憶來說,1985年以前相當好,1985年以後比較差。

這裏涉及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改革進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點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文藝界學術界風氣為之一變。文藝界八仙過海,什麼實驗小說、八五新潮之類,不管有沒有思想和藝術的準備,一哄而上,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學術界也一樣,不管有沒有知識和理論的積累,有條件的上,沒有條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觀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較,成為學術理論界的兩大熱點。

第二個因素是知識份子的代際特徵。從“文革”結束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學術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學者,紅衛兵-知青那代人大多還在求學階段,被籠罩在前輩師長的身影之下。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紅衛兵-知青一代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一開始就迥異於前幾代人。

黃:籠統地說上世紀80年代學術不規範,籠統地說上世紀80年代學人都那樣,既不是事實也不公道。

前兩天跟一個朋友也聊到上世紀80年代風氣。上世紀80年代學界的老年是上世紀一二十年代費孝通這撥兒。中年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前期李澤厚這撥兒。這兩代總體上說為人比較本分,學風也相當嚴謹,甚至略嫌死板——李的思想在同輩人中算是異數,但學術上仍是規矩中人。

學界青年是40末、50後這撥兒,尤其是50後,他們在“文革”中由少年兒童長大成人,其間不是鑽窗就是翻牆,基本上沒走過正門,沒邁過正步。他們的人格特點是敢想敢幹、無法無天,用我一個朋友(任繼愈的研究生)上世紀90年代跟人打架時向對手做的自我介紹就是:“告訴你,‘文革’過來的,40歲以上的,可都是流氓!”

作為時代的人格烙印,我想“文革”一代青少年兒童——包括我自己——身上除了大家津津樂道的“理想主義”之外,也都有股不服不忿不吝的“流氓”勁兒,只是深淺不同而已,具體人得具體分析。我們胡同有位右派的兒子,老高中生,成天抱本《唐璜》、《莎士比亞》什麼的,特別“紳士”,但他的想法做法跟老實巴交的老大學生一代終歸不同。

可以說,這撥兒“流氓”是“文革”留給市場經濟的一份遺產,是亂世贈與變世的一份厚禮。離開這樣的人格資源,很難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轟轟烈烈。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有一陣“野性”這個詞兒比較時髦,充滿野性的半人半馬作為社會轉型的衝鋒隊或敢死隊沖決羅網,別開生面,放在大的歷史視野裏積極意義不能抹殺,但副作用也是明擺著。

上世紀70年代後期、80年代中前期是短暫的治世,一晃而過。那十年可算得上當代風氣的“黃金十年”(從民國史借個詞兒)。體制基本上還是舊體制,社會流動的管道還不“多元”,“野路子”不但法律上禁行,道德上也被蔑視。價值觀也還沒走到“英雄不問出處”、啥手段好使使什麼的那一步,個人主義、精英主義的時代精神還是在傳統的“正道”上一路奔走,道邊的標語全是“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之類。在這樣的體制和價值環境裏,剽竊的事情並不多見。

祝:1985年之前學界剽竊抄襲的情況確實很少,就我瞭解的相關專業範圍來說,比較有影響的只有上世紀50年代中期華崗的《辯證唯物論大綱》和上世紀80年代初韓進廉的《紅學史稿》。這兩本書都有人撰文揭露其抄襲,但在那個時代,類似的現象可以說寥寥無幾。

1985年以後風氣陡然一變。我那時還在讀研究生,記得1985年或1986年,有一天在北大大飯廳門前西側的閱報欄,看到貼出一張《光明日報》,大半個版都是某某擔任主編的某編委會名單,還有這個編委會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的書目,以翻譯的西方哲學類書籍居多,大約有上百種,每本書都標有中譯者姓名。我因為在哲學系讀研,瞭解點情況,知道其中許多西方名著當時並無真正的所謂中文譯者。那其實是跑馬圈地,因為怕別人或別的出版社也要譯同一本書,所以先隨便安個譯者名字,相當於現在的惡意搶注。我們幾個同學當時對這種“吃相”就很不屑。那個編委會的絕大多數人就是40末、50後。

實際上,學風之敗壞,就是從紅衛兵-知青這代人當中的某些人開始的。當年造反、串聯,甚至打砸搶,20年後轉移到了學術領域。包括年輕時的何新,也有貪多、圖大、求快的毛病,十幾年前我在書裏評論過他的學風問題。當然這些都還不是抄襲剽竊,屬於鑽窗翻牆抄近路,但學術界的規矩的確被破壞了。這一路下來,影響到後來的20多年,再加上別的因素,到今天,學界、高校的學術腐敗已經積重難返。

一代特殊的知識份子遭遇了一個特殊的時代

黃:“黃金十年”裏,青年學人跟在中老年師傅後面學徒,“老師”長“先生”短的再配上些“之乎者也”,看著頗有古風。但聽他們私下罵人話之純正、下流話之地道,跟前輩學人大不一樣,更別說傳統的“士林”、“儒林”了。

十年一覺,等到青年學人學徒期滿,正趕上社會大轉型,什麼下海潮、出國潮、尋寶熱、特異功能熱,一時間天翻地覆,人仰馬翻。整個社會風氣由正步改為醉拳,又東倒西歪起來。青年學人骨子裏的紅衛兵也結束了冬眠,一躍而起,回老家似的走進新時代。市場新時代崇尚工具理性,講究小投入高產出,最好不投入光產出。不擇手段開始成為最佳手段——能拿幹嘛買,能加塞兒幹嘛排隊?“老實”、“厚道”、“本分”從此成了貶義詞。

我在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說到那一段時也感歎過:說你“老實”可不是誇你/說你“邪性”可不是罵你/說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舉你/說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數落你/說你“人挺可靠”是說發家致富靠不上你/說你“混球一個”是說將來混得好的可能還就是你!

當然,風氣的影響不會搞絕對平均主義——每個青年都一樣。“逍遙派”還在南窗下逍遙。而“造反派”聽著窗外哪個同學一夜發了,心裏又空又慌又躁之際,就近造他娘的學術規範、“資產階級法權”一回返,也是可以理解的。

祝:紅衛兵-知青一代和“文革”前的大學生截然不同,有的可能只相差幾歲,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別卻非常明顯。“文革”前的大學生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這十七年體制的產物,就像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所說的馴服工具,忠誠可靠、循規蹈矩、溫良恭儉讓,是傳統儒教加史達林主義培養出來的思想性格。紅衛兵-知青一代卻不同,他們在人格形成的年代,突然遭遇到“文革”那樣千年不遇的政治風暴,面對中國和世界的大問題。“大字報”、“大辯論”,造反、串聯、武鬥,然後又是“上山下鄉”、進工廠或當兵,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摸爬滾打。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空前絕後的一代人,其中的知識份子和學者尤其如此。

對這一代學術思想界人物的特點,我以前也做過分析。與前後幾代知識份子相比——比如前邊的“文革”前大學生、後邊的60後學者,他們有更多的大抱負、大視野、大思想,同時又具備底層社會的經驗和生存能力。他們的優點和優勢非常明顯,缺點和劣勢也同樣明顯。這當然是兩代人之間整體的、粗略的對比,不排除個別人的特殊情況。總之,紅衛兵-知青一代知識份子獲得獨立的學者身份,正好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一代特殊的知識份子遭遇了一個特殊的時代。應該說,汪暉和朱學勤都屬於這一代中的佼佼者。

黃:這一代“小將”出身的學人,跨越社會光譜之寬,擁有社會身份之眾,比較接近“五四”前後一代青年——西方一戰、二戰中的青年其實也差不多。複雜的經歷和身份給了他們觀察社會人生的多重視角,跟廟裏的“千手千眼”似的。他們當然有短處,但其開闊的視野,豐富的內涵,不是“空疏”所能概括,也不是南窗所能望盡,更不是三歲就開始學英語、三十歲還在學英語的承平時代學子可以嘲笑的——那位叫Isaiah的網上青年嘲笑朱學勤英語不行的態度並不可取,有點小松鼠跟短尾猴比誰後面長了。

這一代紅衛兵-知青學人,他們不同身份、不同經歷、不同視角之間的關係及其發展變化,應是當代學術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他們的身份,除了前面說的“流氓”(去掉貶義),還有“導師”。我們都知道毛主席是“偉大導師”,其實他們也是,只是尺寸小點。他們跟著偉大導師比畫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畫都收不住。更何況時代又提供了繼續比畫的機會:前三十年的路線到“文革”結束時已經走不下去,中國需要換路子,往哪兒去,怎麼走,當官的心裏有數但沒底,特別需要兩種人來幫忙。一種是禹作敏、年廣久之流,相當於柬埔寨踩地雷的水牛,要靠他(它)們踩出條血路來。一種就是“導師團”或“教導團”了,要靠他們廣搜古今中外的各種路線圖。

祝:“文革”涉及中國和世界的根本出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其問題意識就不是通常的學科、專業所能限制約束的。上世紀80年代初那會兒讀李澤厚,曾經覺得他的治學路子很寬,美學、中國思想史、康德哲學,都有系統的論述。可是到了紅衛兵-知青這一代,在跨學科跨專業方面比較起來,李澤厚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像何新,哲學、邏輯學、美學、歷史、訓詁、文學批評、經濟學、國際政治等等,專門論述過的少說也有十幾個學科領域。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文革”結束後恢復十七年體制,上世紀80年代清理“三種人”,培養提拔“四化”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所以,上世紀80年代培養提拔起來的幹部,一般是聽招呼、能辦事,思想上個性上大多乏善可陳。這形成了一種政治價值觀和任用標準。所以,依照這種價值觀和標準,上世紀80年代以來,除了個別高幹子弟,其他特別有個性和思想的人,不管什麼觀點立場,經過層層篩選,在仕途上大多不會有什麼前景。於是,不少人下海經商,不少人進入學術思想領域。這兩撥兒人,雖然進了商界和學界,但都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有極大的政治關懷和熱情。這種關懷和熱情反映在治學特點上,就必然是政治大於專業,思想大於學術。

黃:紅衛兵-知青一代學人當過兩種徒弟,即學校老師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畢了業要當兩種“導師”,即博士生導師和中國導師。兩種選擇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兩頭兼顧,還可以有所側重。有的人覺得學術小世界夠大的了,就是它吧,於是邊走邊背誦小世界的旅行守則、“十要十不要”之類,果然一步一個腳印走成小世界純然又斐然的專家學者——江山不是不想指點,但打算指導完最後一屆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點。有的人則覺得學術小世界雖然放得下自己飯鍋飯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壯志,博士生導師要當,中國導師更要當。中國不少“公共知識份子”都是一身兼著兩種“導師”。兩種“導師”各有各的側重、路數、功夫和標準,彼此雖有重疊、互補、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關照不過來、顧此失彼,甚至有你沒我的時候。

汪暉、朱學勤身上也都存在這樣的身份矛盾和尷尬。先說朱吧,學術並不是他的“長板”(從他那兒抄個比喻),也不是他人生的主要追求。《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最核心的意思是告誡中國人,革命沒有革出好的,換別的道吧。這樣的“警世通言”本來跟《芝加哥文體手冊》沒多大關係,可你既然把它寫了博士論文,又用它換了學者身份,就別怪刺客拿著此類手冊隨時登門拜訪。汪也是兩種身份衝突挺大的一位,在左翼學人中,屬他“學術”氣最重,不把檄文寫成論文不甘休。他好像還參與推動過上世紀80年代思想向上世紀90年代學術的轉變,提倡過“學術規範”,如今卻絆在了學術規範上,就像他身上的另一組悖論——“不”西方的主張和SO西方的表達。朱、汪二位作為學者都有失嚴謹,作為思想者卻不失嚴肅。兩種利弊互見的身份及其矛盾,雖非這次事件的最核心部分,卻是我們理解其背景的一個必要角度。

不是沒有規則,而是不講原則

祝:朱學勤是一個思想型的學者,我原本對他的印象相當好,他能把深奧刻板的理論問題論述得那樣生氣勃勃、激情澎湃,確實有點“大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更是“文化大革命”的氣息。可惜他的自由主義立場過於偏狹,所以這些年的思路似乎越走越窄。

汪暉博覽群書,博聞強記,讀書之多,涉獵之廣,在當今的人文學術界是很少見的。他的學問的繁瑣和細密,很容易讓人想起——從乾嘉學派到錢鍾書的蘇南地域文化和學術傳統。在這次事件中,有這麼多學者和網友不顧一切地挺汪,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汪暉有一個特點,就是攤子鋪得過大,在論述一個問題的時候,總要牽涉進許許多多相關——甚至不那麼相關——的問題來,而且要一併展開論述。對這些問題,他當然都有過涉獵或研究,但不一定都做過系統的透徹的研究。問題就在這裏:要按照專業學術標準展開論述,從論點到論據,沒有深入系統的透徹的研究,是不足以支撐的。所以,他就必須大量借助於二手文獻。而如果把這些借用的二手文獻全都一一注明,不論是對於作者,還是對於讀者,恐怕都會不勝其煩,而且也太像讀書筆記了。所以,就形成了目前汪暉的這種不完全注釋的方式,有一些對別人成果的援引前一段有注釋,後一段沒有注釋。這是對汪暉的一點技術性分析。

黃:我沒有讀過原始文獻,但從那些小孫詒讓、後段玉裁對版本的校勘、字句的核查看,汪、朱的情況有相似之處,都是引了別家的東西而未一一明確標注。問題看來都是有的,至於如何定性,可以交給知識產權法的硬槓槓去做判定,也可以參考當年和當今的未成文法、即學術共同體約定俗成的規範去慢慢計較。

這次事件山重水複,機裏藏機,變外生變,看得人眼花繚亂。目前最需發言者能不黨不私,誠心正意,本著對公眾負責、對學術負責、對個人負責的態度,從小處入手,向大處著眼,公正妥善地處理好這件事。知識界如果連這件事都幹不好,那還能幹什麼?

自古以來,讀書人就是中國社會自我反省、自我糾錯機制的一個重要部分,總的說是一支健康的力量。近一二十年來,知識界的腐敗與腐朽因市場化的環境和官僚化的體制而愈演愈烈,知識份子的集體形象江河日下。這個群體在道德人格上的覆滅,會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致命一擊。公眾包括媒體對此次事件反響之強烈,正反映了人民對這個群體的期望與失望。

祝:從小處入手,就是要逐步建立一套比較細化的中國學術的寫作規範。

其實將近10年前,歷史學者王笛就針對中國學界的問題,撰文介紹過《芝加哥文體手冊》。這當然不是說要照搬誰的制度,而只是作為一種參照。因為鑒於今天的社會風氣,建立中國的學術規範,不能再僅僅停留於道德的呼籲或譴責,而是要有一套硬體的基礎設施作為依託,要有一部大家公認的、可作為依據的行業法典。我不太同意把這些年的抄襲成風歸咎於講究學術規範本身,所謂學術規範本身鼓勵引用別人的論述,鼓勵鸚鵡學舌,因此鼓勵變相抄襲。在社會整體教育文化水準大幅度提高,特別是在寫作成果發佈平臺即互聯網便捷化、大眾化,導致寫作者人數呈爆炸式增長的時代,必須相應地提高學術的准入門檻,明確區分專業學術寫作與非專業學術寫作。專業學術寫作必須在充分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必須為每一個論點提供準確的、充足的論據,這必然要求比較多的引文和注釋。同時,按照這個標準,抄襲還是沒抄襲,在什麼程度和意義上抄襲,其實不難判斷。

黃:1990年代以來是學界訂規則最細密、同時也是學人出事最頻繁的時期。問題的癥結似乎不在於沒有規則,而在於不講原則。像當年王銘銘學術不端成那樣,連“孟修斯”都鬧出來了,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剛剛開完他的會沒幾天,《讀書》上便見到他的新作。不是說犯了錯誤就得一棍子打死,但學術共同體總該講點原則,有個態度吧?就算他人才難得,觀點有益,但他的作為和你的反應會對學界起什麼樣的示範作用,會對學術風氣產生什麼樣的正負影響,難道不應該考慮麼?

因此,我不反對從技術和規則的角度抑制抄襲等學術惡行,但我更相信治本之道在於整頓人心、樹立原則,營造正氣。在整個社會心理及價值觀大環境壞了這麼多年、壞到這個地步的今天,說這些的確近乎癡人說夢。儘管如此,公眾對這次事件空前的關注程度,讓我們看到中國社會還存在著推動人心向善、風氣轉變的強大動力。這股動力目前特別需要公心的引導,而不是私心的利用。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派別的陰影揮之不去,小團體的私貨隨處可見,這未必一點不利於事實本身的澄清,但不大可能推動事態朝著符合公眾整體利益的方向發展。本來抄襲行為大則與價值制度環境相關,小則與個人作風品格相關,與自不自由派、新不新左派沒有內在聯繫。

黨爭派性的繼續插手不大可能使這次事件成為改善學界風氣、重建知識份子信譽的一個契機,很有可能讓它淪為一場讓公眾越看越無聊的鬧劇。希望各方珍視不多的機會,管住私念,拿出公心。只要公心在,中國學人豈有連這點事都說不清、擺不平的道理?若公心不在,從五洲四海請多少余英時、齊澤克——就是把真貔貅弄來——也無濟於事。

能不能妥善處理、解決汪朱事件,對中國社會是一個考驗

祝:這次事件一開始,王彬彬先是在《文藝研究》上發文,雖然用詞狠點,態度橫點,但基本上還是學術的討論。《文藝研究》也是一家行業內的學術刊物,沒有一些網友想像的什麼內幕和陰謀。《南方週末》重新全文發表王彬彬文章,是非常破例的,於是“汪暉涉嫌抄襲”變成了媒體事件、公眾事件。但想想也並無不可。因為既然高等教育大躍進,現在每年600多萬大學畢業生,關注學術理論、關注學術界的就不會再是一個小圈子。但這的確使整個事件複雜化了,需要特別慎重地分析和評判。

所以,一方面是從小處入手,另一方面要向大處著眼,第一,就是要考慮到這一代學人的特點,包括上面提到從“文革”到改革的大時代背景,以及思想家兼學者的雙重身份。這一代人的大視野來源於他們所處的時代,並不是每一代學者都能具備的,這是他們的優勢,相應地也就有他們的劣勢。思想不可能恪守學科專業的界限,它跟著問題走,可能會從社會學走到經濟學、政治學,又走到法學、哲學、歷史學等等。在這個過程中,的確容易出現學術違規的情況,比如過度借用二手文獻而未完全注明,這可以理解,但必須糾正。向大處著眼的第二條是,中國面臨社會重建的任務,需要更多的社會群體參與。不同立場如果長時間都擁有眾多追隨者的話,那麼就不能簡單地認為這種立場僅僅代表極少數人的利益。

我個人認為,就像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漢學與宋學、理學與心學,或者就像西方的經驗論與唯理論等一樣,在每個領域,都會有長期對峙而又互補的兩種路線或立場。在社會思想領域也同樣如此,自由派與新左派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群眾基礎,好像沒有必要搞得這樣你死我活,特別是掌握強勢媒體的一方,更應該厚道一點,採取建設的態度來處理目前的這一事件。中國未來前景,經濟增長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會治理方式,不確定因素還很多。可以說,這次能不能妥善處理、解決汪朱事件,對中國社會是一個考驗。

黃:最後再就當事人說幾句。朱、汪各自所持立場、所做工作,分別屬於對中國前、後三十年兩種體制及其弊端的正當反思。朱的作品包括他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是可以看出理想主義底色的;而且,在自由主義學人中數他和吳思有智慧,不是那種倆眼發直一點餘光也沒有的角色。汪暉和黃平主編《讀書》十年,為開闊知識份子視野、探索中國道路和人類發展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參考消息”,貢獻不可謂小。

現如今,兩條意識形態路線有代表性的兩個人物,被對立的雙方當作彼此的瘡疤撕得血肉模糊。而事實上,朱的《覆滅》和汪最初被質疑的《反抗絕望》均成書於還只有一條路線的二十年前,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是一條路線上犯的事,還會成“事”麼?也許會成,但成不了這麼大事。

總之,一個不太政治的問題被過分政治化了,一個相對個人的問題被過分集體化了。這樣一個泡沫化過程,從長期看,只會累及集體,傷及個人。能讓人行之久遠而立於不敗之地的,永遠是實事求是——老實不吃虧。這應該是我們從這次事件中吸取的第一教訓。

(蘇按:此文主標題和各節小標題均為中青編輯所擬,特此說明並誌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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