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二十四) 周良沛

走出大山

井岡山和北京,是一段中國現代史的出發和到達的兩個地標之遙望。

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到北京自然得先上天安門廣場看看。那時,左右兩邊還不可能有大會堂、博物館,只是一溜刷紅的矮牆擋住了兩邊民居的四合院。前門那些大鐵輪,靠背高座,像影片裏上世紀歐洲那種停放豪門大戶前的大馬車,還留存這古都的風韻。大隊駱駝,長途跋涉的困倦,已讓它懶洋洋地趴在屋沿街角,也是塞外的漠風從北方古城離不去的歸來,身處時代的變革之中,還是需要它那樣在沙漠不畏風旱昂然的穩步。“叮叮噹當”的清脆鈴聲,它當是搖著駝鈴的夥伴來了,有的昂首遙望,有的霍然起身,然而,“空通空通”搖著銅鈴緩緩馳過天安門的電車,映對著那些歇腳的駱駝,銅鈴的“叮叮噹當”,應該是在召喚“現代”了。

雖然那時的規模比現在差遠了,它也是世上當今最大的廣場。從正陽門的箭樓,正對天安門之間那麼又長又寬的空間,厚重見方的青石板路之寬闊、堅實,正是一條朝聖的路。我從邊地來到這新的共和國的中心,當然只能是來朝聖,是向不屈於命運的抗爭所解放自己的先行者所屹立的精神紀念碑朝聖。在這廣場步步丈量它的征程,是千里,萬里,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關山重重,無盡坎坷的記程。

這是一個熟悉於夢中,又陌生於眼前,大步地闖來,又怯步於腳下的聖地。

本來,我當上天津謀差,也從大山去看海,然而,北京,卻讓我先看到海的夢。我借住在大耳胡同十五號“總政”創作組的宿舍,轉幾個彎兒出來就是廣場。結果,還是電話約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張奇同志來領我走出大耳胡同來逛天安門、故宮、頤和園等等不枉來了趟北京所該去的地方。張奇是我的第一本詩集的責任編輯,也是我的人生走出創作的一步,助了我一把的好兄長。一個邊沿地區的作者之詩稿,從寄出到收到決定出版的回信,僅僅二十多天,真是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事。出版商業化之後,若是無有商業利益,這樣的事,同樣是別人做夢也夢不到的事。不說書稿命運的取捨,僅僅看它在出版社上下流轉的速度,也是新的共和國“和時間賽跑”的步速。走在同一條道上,我對張奇有份特別的,對同志之感激。他顯然比我大幾歲,是解放前的大學生,瘦高、精幹,神清骨俊,一件質地很好的,穿了多年的毛料西服,休閒式的搭拉在身,還是老一輩大學生的風貌。從他不像那些知識份子應時改裝的形象看,應該是位有他個性的人。一見面,他就送我一本譯自加拿大詩人喬.華萊斯(J.S.Wallace 1890–)的《我的兄弟們》(ALL MY BROTHERS)的樣書給我。我想得到,他是學外文的,英語很好。外表也有西學之學養的風度。後來,我還隨他一同看望了正來訪華的華萊斯,《我的兄弟們》也是為此趕譯趕出的。領我逛,誤了他不少時間,我感激,也過意不去,而且,不論車票、門票、飯錢,總不讓我掏,他是搶著付,店家收了我的錢他都要討回來再給回我:“你還在部隊,供給制,我還能要你掏錢?”那時,不僅是這個一九五六年的初冬,是那些年都不可能有什麼“溫室效應”,氣溫都較低,初冬,已有些寒意,從張奇,我卻感到北京的溫暖。比之作者與編輯之間拉關係、送禮送紅包的關係,素昧平生的我倆,此時真像在一則過時的神話裏。

出版社在東四頭條四號,全是一排新蓋的小間平房,擺上幾張桌子,很擠。一進門,跟前走過一個年輕、白淨的大高個,他就跟我說:“那就是‘胡風分子’牛漢。”在那兩年對胡風問題的批判、傳達中,此事說起來都有幾份恐怖。可是,此時看到的這麼一個“胡風分子”在出版社,是出乎意料的好奇。因為前不久到昆明的田間,他本人是早早到了延安的“老延安”。只是他的處女作是被胡風賞識、推薦而風光詩壇,生活狀況還不像大後方圍繞《七月》的詩人群,允許他與胡風有什麼直接的交往的文字之交。在排斥、否定胡風是抗衡國統區現存秩序的左翼進步文化人士,將他原先推進進步文化的具體工作,全從負面看它,要田間交待、檢查與“反革命”的關係,他怎麼說得清楚?說不清楚,“交代”不了,才嚇得要自殺。搶救了過來,聞一多讚譽的“擂鼓詩人”再也“擂”不了“鼓”了。他到昆明已是從“胡風問題”中解放出來,算是安排他出外散散心的事,他也謹慎得同誰也沒有什麼話說。在晉、察、冀根據地,他是寫抗戰詩的陳輝、魏巍、蔡其矯等的領軍人物。雲南省委的宣傳部長袁勃也是那個詩人群中的一員,他們本是老熟人,見面也無有絲毫故人重逢的熱情。他個頭不高,長得敦敦實實的老成,張嘴滿口皖南腔,還有點木納,不太靈光的神態,像是一位還未拂去風塵的鄉下來客。我這晚輩看他,又似當年胡風所見的少年田間,“和尚(平)頭,圓圓的臉”,不過已是滿臉皺紋,那身藏青毛料中山裝也很髒,不少油污,一反他少年時亭子間收拾“非常明淨”,由此看他是“抱著純淨的幻想”,來到十裏洋場“開始人生道路”的。也許胡風看他“眼色溫順,好像覺得世界上沒有不可信任的事情似的”,也無“防備別人”之心所帶來的麻煩,教他此時正像時時處處都在“防備別人”。我受命袁勃三五天去看他一次,他也像一九四八年批評臧克家《泥土的歌》的晚年默涵同志,幾分鐘不斷幾十次重複問的都是一句話:“你家還在井岡山嗎?”要說默涵同志已過九十歲,是一種老態。那麼,此時的田間才四十歲,可是也像祥林嫂不斷說她的“阿毛”那樣,每次都是問“哪里人”,“什麼時候參加革命”,不斷的遺忘,是話語不斷的重複。除了具體的要我們拿些稿紙、信封送去之類的事,就沒有別的話可說,別人也無法久坐。他肯定有過才華橫溢的時期,否則,是寫不出《給戰鬥者》的。可是此刻,是看不到他有才華者的氣質和風度。也不像眼前這位還扣上了“胡風分子”的帽子的年輕人牛漢,他哪里像要尋死的想不開,簡直是“雄赳赳氣昂昂”要“跨過鴨綠江”的樣子。對我,這真是奇了怪了:“他也看稿、編書?”“可不是,他是目空一切,傲慢得很!”這些話,在當時,張奇他,怕也只能這麼說。一般人,誰也不會知道批胡風的內情。自然相信主流輿論的說法。牛漢無視、藐視外界對他歧視的不服,也讓人可以多視角地看他。本來,我想看的是雪峰,他與我開始文學生活的關係太大,不想看到的是牛漢。然而,在這之前,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它的副牌“作家出版社”出版過臧克家、嚴辰、王亞平、呂劍、沙鷗的《詩選》,都是三十二開,一兩百頁的小冊子。在我癡長了幾十歲後再來看它,感到一個人一輩子能寫幾首,甚至有幾行能留下來的詩就很不錯了。能有這麼一兩百頁的小冊子,是很可以自慰,甚至是可以驕傲的。其中臧克家的那本,已將他寫得好的詩都基本囊括進去,也是當中可讀性較高的一本。但它們比之用“人民文學”的牌子所出的殷 夫、柔 石、馮 至、冰 心、王統照等小十六開大厚本的《選集》,顯然是另一種規格。臧克家對此顯然有些想法,提出來要多選一些作品,或是出兩本的要求。雪峰一句“他那個也叫詩嗎?”語驚同仁,廣為傳說。我由此也曉得應當嚴格要求自己。從雪峰發表我的第一篇短文,到我的第一本詩集的審閱通過,都是他對年輕人思想的引導,藝術的寬容。只有以後寫得有出息一些,才好當面彙報在一種思想的引導下的心得。不想,這次機會的錯過,只能在批判丁玲“反黨”,揪出他來當作替丁玲“反黨”撐腰的“黑後臺”,新時期想是還他清白的時候前去拜會,他卻走了多年了。

他對臧克家的那句“那也叫詩嗎?”看來有些情緒化,也非穴外來風。早在一九四八年南方地下黨在香港出版,生活書店發行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當中“新方向”的核武器,當然是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它對沈從文“新式《金瓶梅》”的“文字上的春宮”,以及朱光潛的“人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生來愛看戲底,另一種是生來愛演戲底”,對“朱大教授‘思想’的核心”所“羽翼的文藝”發問“屬於正動,還是反動?”再有一個則是針對蕭乾同他所在的《大公報》,說他的文字是能麻醉精神的鴉片,是黑色作家。這在解放前夕的文化界,震動很大,無疑是文化的核彈。但默涵《評臧克家的<泥土的歌>》,批評作品“一些浮面不真實的描繪,只有一些紙糊的景色,只有一些濫調的重唱”,“抄襲陳腐的濫調,只是因為他實際上不懂得農村,不懂得農民。他不瞭解農民的生活和痛苦,更不瞭解那深藏在他們內心受壓抑的憤怒與仇恨的情緒。”那些什麼“麥秸香”呀,“大糞香”呀,“這些都純粹是知識份子的矯揉造作”,為此,詩人對農村“所謂‘愛得心癡,心痛,愛得要死’的感情也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是虛偽的”。 此文雖然前面也有一句“臧克家是一個願意站在革命旗幟下面的詩人”,但批評的具體內容,其尖銳性,是絕不會比前者好到哪里去。他後來的《糞與米》“開凍了/滿村大糞香……”,農人視糞便為有機肥,當然和那些好逸惡勞,社會的寄生蟲對它的態度截然不同,要說它滿村“香”,也實在太矯情。

對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當時從英國到香港的蕭乾問到喬冠華“這是事實還是策略”,一句“是策略”的回答,雖然蕭乾並未公開說過,但從臧克家後來八年對外的形象看,他卻早已由此深諳“夾緊尾巴做人”的奧秘。比雪峰的“學問”不知高深到哪里去了。是識時務的一大俊傑。他的多產也能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在圈內並不是很受推崇。最初推介他的聞一多,抗戰時編選的《現代詩鈔》沒有選他一首詩,這是詩壇永遠的謎。一九四四年臧克家想上“西南聯大”教書,一九四八年開明版的《聞一多全集》收有聞先生十月十二的復信道:“本年‘聯大’未添一人,因米貼名額,教育部有限。此間人人吃不飽,你一死要來,何苦來。樂土是有的,但不在此間,你可曾想過,大學教授車載斗量,何重於你?你看遠大點,勿再叨叨。”這“勿再叨叨”四字,很能傳達聞先生對此的心境。聞先生在另一處還說:“反正詩人不靠市價做詩,克家千萬不要忘記自己的責任。”一九四九年三月,臧先生與大批文化人從香港到了北平,當然是受歡迎的,他並未“歸隊”,先後出任 “出版總署”、《新華月報》編審。他這詩人,開國之時,就寫出紀會魯迅的《有的人》,既是他個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新詩的經典之一,但他本人與當時的詩壇還是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為貫徹“百花齊放”的方針,在作家協會理事(擴大)會議三月六日要閉幕時,徐遲事先也沒提案,也沒上主席臺上,舉手站起來就說了“中國是個泱泱詩國,建議創辦一個專門發表詩創作和評論的刊物,就叫《詩刊》好了”這麼兩句話,贏得全場的掌聲。現在有的人說自己怎麼參加了《詩刊》的創辦工作,咱們當年可沒見過那些事,那些人。這裏也不是把此功全攬在徐遲身上。但此事又確實是在徐遲提議之後,邵荃麟、劉白羽將同意辦刊的批示給了剛從雲南回京的他,又由他奔走所促成的。可是,主編的人選是最頭痛的事。本來,艾青、田間該是理想的人選,雖然他倆都是從延安來的,在“國統區”和海外的影響同樣廣泛。可是,田間那次自殺之後,已一蹶不振,詩也寫得很艱難了。進了城,也下不去了。他到雲南,省裏派了車送他到西盟,在山上只是口頭採訪了幾個小時,留他住一晚他都不願,又原車送他回來,在溫泉關著門寫他的長詩《佧佤人》。這樣寫成的作品,自然難以動人。詩壇有的人為了強調思想內容的重要,完全否定形式的作用是很可笑的,沒有詩的形式之文字,何以謂之詩呢?但寫詩寫成形式的遊戲,同樣也是寫詩的悲劇。田間後來由原先形式的絕對自由,到小腳女人走路似的考慮詩的音節、音步、字數整齊的“方塊”時,故有“音機傳捷報”這樣五言的詩句後,寫了一條自注:“音機,收音機也。”圈內人讀得啼笑皆非,一位曾是大家眼中詩的天才竟然如此,只好長歎世事之無常。議論《詩刊》主編人選時,不是沒有人說到他,卻又無法考慮他。而艾青此時又陷入在“男女關係”的官司裏,有夫之婦的那位同在“作協”秘書處,原先也是搞創作的丈夫,無法忍受“大作家”神氣到他家裏來了,把艾青告上了法庭。記得十一月初的前後,《北京日報》發了一小條艾青缺席審判,卻以黑字醒目的《艾青判刑》作它標題的消息。我幾乎沒有勇氣看它,又是過目不忘。雖是緩期執行,他總是在服刑期間。為這麼一位公眾人物量刑,司法部門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不與艾青的原單位通報和商議的。所以底下議論時,也有人說這是“作協”故意讓艾青出醜,殺殺他的氣焰。雖然他可以無所謂,你說他“亂搞男女關係”觸犯了法律,他還可以在《人民文學》編輯部說那個長得豐滿的女人可以帶給他快樂之樂。此話當然也很快就傳開了。徐遲聽到很氣憤地說:“真不像話,這哪裏像個詩人講的話!”這位謙謙君子,對艾青的感情可複雜了,他口裏常說到的兩位文化“國寶”,一是馬思聰,再一個就是艾青了。人說“文人相輕”,一位“《現代》派”詩人對一位“革命”詩人能如此,也是推崇之極了。可是一說到男女之事他就是“不檢點”,“輕浮”!有時幾乎像個長者對個頑童的呵斥:“不爭氣的東西!”這就是艾青出了點事,授人以柄,有他“恨鐵不成鋼”的無奈了。說到抗戰時在桂林火車站,大家在候車,艾青和毫無關係,素不相識的女孩子他都可以打鬧,也是挑逗的嬉笑。“真不像話!”這也是徐遲的夫子之道。他沒想到別人的欲火之旺,比他的“《現代》派”更開放,才會說到豐滿的女人給他之樂。

但,佔有的欲望,不一定是為忠誠。韋熒和艾青離婚後要求離京到了天津“作協”,先借住在《新港》編輯部樓上。按照我原先轉業的安排,我們也可能是“準同事”。她對艾青,頂像徐遲,感情複雜。不像有的人,不能白頭到老,就是冤家對頭。晚年,新時期,她還出版了一部以艾青為原型的長篇。在延安,她也是個才女,茅盾在重慶主編的《文藝陣地》還可以讀到他的作品。新時期,艾青復出,她後來的那位先生在全國“人大”,還提出艾青進“人大”常委班子的議案。這除了一位老幹部有他的原則精神,若韋熒視艾青為冤家,恐怕他不一定需要這麼做。韋熒承認艾青是個好人,對她不錯,可是,她一出門,艾青隨後就要叫上一輛三輪,要蹬車的緊隨其後,偷看她上哪兒,做什麼。她都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了,這是做什麼嘛,多年的夫妻連這麼一點起碼的信任都沒有,她實在是受不了,這樣往下還怎麼在一起過呢,只好分道揚鑣。我想,夫妻間缺少相互的信任固然難以相處下去,再想想他這麼賊頭賊腦的盯哨,還是怕有失去她的痛吧,往後才有她對艾青這樣的姿態。艾青去世後,韋熒在元旦作家聯歡的會上見到艾青後來的妻子,別人是無法想像的,她是上去熱烈擁抱;她同艾青無法在一起過日子是必然的,她對詩的艾青之感情也是永遠的。不過,艾青秉性難改。新時期香港《鏡報》主編關諾,美國加州大學的教授張錯,都是頭次拜會他,他就用常掛在口頭的“不安於室”四個字,講老婆在外怎樣怎樣,弄得客人都不好意思。詩人雁翼夫人徐靖大姐,也看到類似的情況,她就對我講:“不說別的,跟他名義上是結了婚的女人都有幾個,光要女人對他好,不想男人該怎麼對女人,不管他疑神疑鬼說的是真是假,弄得這麼‘神神倒倒’的,是自作自受,活該!”

這一“自作自受”,不知是否包括此時的“判刑”?這裏只是敍說一些事件的過程,不作任何是非的判斷。後來聽白羽同志講,為了配合法院執法,“作協”規定艾青在“服刑”(監外執行)期間,不得離開北京,不得參加外事活動。這裏再重述一遍:這裏只是敍說一些事件的過程,不作任何是非的判斷。這樣的事,認真起來,可以叫你不想幹飯吃,說稀鬆,也頂扯蛋。

他可是“作協”的一大奇人,跟他出門,看到這舊日皇城的新建築也跟著刷紅,紅得又不到位,他長歎一聲“這北京城怎麼都像熬了夜的眼睛”,一聽,眼一亮,心一顫,看這衰敗、困倦的舊都昨夜又失眠了。似乎上天送艾青到人世就是要他當詩人的。可是,作家協會在王府大街六十四號新的文聯大樓一層大禮堂召開“反右”大批判的大會時,進場的牛漢不是我上次見他“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神氣,正低著頭迴避熟人和異樣的目光。艾青進來認出他,問道他的事情結束了沒有,場上的人當然無法聽清牛漢在那種境況下的答話,卻見艾青一反往常說話的慢條斯理,是肆無忌憚,為尊者之尊所不平又極其嚴肅、憤懣的大聲吼叫:“你的問題告了段落,我的問題開始了一一”聲震禮堂,語驚四座,聞者面面相覷,個個心裏都有一篇文章,影響太大了。坐在主席臺上的,從他兒子周艾若《周揚怎樣拋棄了我母親》就稱他父親在文藝界得罪很多人的“文藝沙皇”周揚起,是否只是“得罪”人,由後人來說吧,他都曾感受過艾青詩的“火把”在那個時代的照耀;劉白羽是艾青同輩的作家,也不能不正視他詩的影響,讚賞過他的才華;張光年、郭小川為他們自身同是詩人,本是對艾青有更多詩的瞭解者,此時又似法官坐在臺上,艾青這一句話,引出會場的異態,對他們都太難堪了。後來叫艾青在會上檢討時,他叫老婆代寫的檢討,事先都沒有看一遍,拿起來唸的頭一句就是“我在家生孩子的時候”,台下一聽,立即哄堂大笑。有的看到這才是真的艾青,有的敢怒不敢言,不滿這不僅某一個人的“文藝沙皇”,整天這麼“批”,這麼“鬥”的,不禁要刮目相看這個艾青了,視他現場之所為,也是對整人的人抗爭的勇氣,是一位有人的,有詩人之尊的人。可是對主持“批”、“鬥”的人來說,這太無視、藐視他們的權威了,抬到桌面上的話,還有對抗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瘋狂進攻的政治鬥爭。話已至此,你沒有問題都得弄成有問題了。
這自然是半年之後的後話了。可是此時此情,先是為胡風之事,少不了一些糾纏,沒有政治上的干係,也少不了檢查胡風文藝思想的影響。到了有人把他告上法院,理就不能由他說了。不論是“作協”領導公開以愛護的口氣叫他“好好汲取教訓”,還是像有人說的,這是“作協”故意讓艾青出醜,殺殺他的氣焰,他還是有所收斂,閉門簡出。不過,一見有人上門來,自然是他可以無所顧忌,發牢騷,吐苦水的時候,這就很熱鬧了。“作協”內的那些人事關係,至今我也鬧不清。不過他多次說到“‘作協’黨的生活不正常呀,老想借黨外勢力來壓黨內我這個黨員呀”之類的話,不會是空穴來風。毫無疑問,在新詩領域,他絕對是位語言的天才,可是這樣以黨性原則論是非的語言,平時怕是沒有什麼人可以聽到他這樣說的。為實用,拈手而來的,很容易是它的主義;若無私念之理,原則的鋒芒是不實用的。他這麼說,也許是聽到什麼,具體有所指,若以後來四次“文代會”解放思想的發言看,公木、丁玲所指文藝界的宗派主義,自然也是一夥既得利益者的實用。

我隨徐遲去看他,他除了仍有徐遲所說的“不甘寂寞的毛病”,拿出一摞國外翻譯他作品的版本和有關評論他的書報外,我很感激他對我的信任,竟然將他不敢拿出來的萬行長詩《哈同花園》的手稿給了我看。作品寫英籍猶太冒險家哈同在上海怎麼先販運煙土,後以賄買的巡警和地痞流氓配合,強迫農民搬遷,賤價收買地皮,以地產膨脹了他上海的洋行,驕奢淫逸、揮金如土,在“冒險家的樂園”的發家史。

這樣的家史,這樣的作品,在日本為房地產的泡沫破碎而經濟衰退十年之後還未結束,房地產帶來DPG的上升是一“榮”俱損;美國同樣為房地產的泡沫陷入經濟危機;我們國內房地產潛伏的深層問題,中央一再下令整治,既得利益者卻視若罔聞,以至暗地對抗,而大量強制拆遷積下民怨的現實,若將當年的《哈同花園》放在今日,現實意義很強。若承認詩是語言的藝術,這正是艾青語言藝術的高峰期。這時他寫的《黑鰻》,自然算不上他的代表作。由它也可以看到他擺脫了早期語言歐化之弊,有民間口語之順達、生動卻無俚俗之氣,乾淨、純清如一汪清泉,又似翡翠,透明並不見底。《哈同花園》不僅有這樣的語言特質,艾青年輕時窮在巴黎物質的天堂所見資本擴張、壓榨下的罪惡,以及那些荒淫、貪婪到無恥的傢伙,不論他是羡慕,是忌妒,是憤恨,他都看得真切,從未淡忘,用來寫那些冒險家,都是神來之筆。我常將它與拜倫(G.G. Byron 1788-1824)的《唐璜》,普希金(A.C.Пушкин1799-1837)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相比,這些外國的詩文,很少是沒有男女之情的描述。若《奧涅金》中連斯基的那種純情更是我這樣的讀者眼中的愛情,那麼,唐璜在風月場中玩世的放浪,在我這樣的讀者眼中,則是此時中國的“亂搞男女關係”了。我不知道艾青在生活的情場,該說他是勝將還是失敗者,但他在其中的體悟是很豐富的。寫新詩的大小詩人無以計數,不同的人生,不同的詩人多的是。但,從新詩最早的“嘗試”並張揚“平民意識”,到以批判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為新的共和國意識形態的主旋律,即使以此為詩的,也是浪漫主義式的直抒胸臆的怒斥,可還沒有第二個詩人有機會能將自己這方面的生活積累,通過對冒險家荒淫無恥的揭露表現出來,而且寫得這麼深刻動人。可惜啊可惜,無需對“表現工農兵”的方針有任何疑慮,但“表現工農兵”僅僅寫他們荷鋤、揮錘、扛槍的形象,未必就是對他們最好的歌唱。工、農、兵,若都切斷與外界的關係自我封閉,那又是怎樣的一個天地呢?具體到他寫的具體作品,如他寫內蒙的《女司機》認為逛大街,閒遊浪蕩,有失勞動者本質的描述,這該批評,也就批評吧。《白毛女》的故事,沒有黃世仁是完整不了的。類似“哈同”這樣的題材,由此是否只能從負面看它呢?貪婪吸血,好逸惡勞,致以縱情聲色,絕對是相左於工、農、兵的另一族群的生存方式,若不屑於它,否定它,讓人由它所構成的社會秩序“產生永久的懷疑”,不是從另一個角度鞏固了工、農、兵的體制之政權麼?這些道理也不是誰異想天開來的,乃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卻被某些自詡馬家信徒的庸俗社會學所弄糟了。而且還有一套以手中之權所鞏固、擴散,並逼使別人就範它的勢力。弄得這位非常有自己的藝術主張(寫出的這部作品足以證明),很有個性的詩人寫了這麼好的詩竟不敢拿它出來。這應該不是個人的悲劇。十年動亂中,他家齊白石等的藏畫,一幅都未受損,這些詩稿卻被徹底銷毀了,這就更不知道是何種悲劇了。畫可以賣錢,是好事,詩不賣錢,既是它的悲哀,但它也可以無價,以艾青與《哈同花園》而論,起碼是可以這樣講的。詩壇這麼一位天才,有些自負,應該可以寬容他吧,此時他一副懷才不遇的愁容、怨憤、頹傷,事後也可以作為一種世態看吧。此時,對他的“判刑”不論對不對,既然已成事實,那麼,“作協”在他“服刑”(監外執行)期間,配合“執法”,暫時不考慮對他的任用問題,完全合理合法,天經地義。現在有些人談《詩刊》創刊的主編人選的問題,完全迴避了這樣一個大背景的表述。歷史還是應該回復它歷史的原貌吧。

這裏,我也再三複述一遍:“這裏只是敍說一些事件的過程,不作任何是非的判斷。”

這樣一來,也就有了請臧克家出山的呼聲。是什麼人,怎樣“放”出這樣的“話”來,不得而知。可以肯定:它絕非民主形式的“民調”的結果。民主愛國人士傅作義可以當水利部長,沈雁冰可以當文化部長,以此很能張揚統戰、大團結的精神。但在意識形態領域當“主編”的事,這在當時還是頭一個。對此,大家也多了些議論,看看抬出來的這尊神,能否殺殺領導眼中起碼是“自由主義”,目無組織,不聽招呼者的氣焰了。

這時為籌辦《詩刊》奔走的徐遲,廣泛拜門,雖然還沒想到後來會任命臧克家出山,也不論他屬於詩壇哪一路的,他寫了幾十年的“資深”地位是哪一路的人都得承認的,徐遲當然得登門拜訪。讓我開開眼界,多看看名人,也帶上我一道前往南小街的臧寓。臧克家當然得向徐遲問一聲我是誰,很快,當場,他也忘記了,不知道我是誰了。我找了個矮板凳坐下,徐遲通報了要辦《詩刊》之事,往下我就很費勁地聽他的山東話了。

他睡眠不好,神經極度衰弱,每天只有早起後能寫一小會兒東西,午飯後洗個澡就得睡,下午看看報或是參加點社會活動。要是在外活動,不論什麼場合,九點準時退席回家休息,否則,失眠的折磨所帶來的後果已經不是他所能承受得了的。看來,他公職的“編審”,不僅不要上班,也無需做任何具體工作,大概是照顧他全休的養身。我們在連隊,多少天才有機會洗個澡,他是午飯後就得洗個澡,由此我明白他在現有的社會秩序中受保護、統戰的地位。這位自許在《泥土的歌》為農民代言的詩人,最早本是“新月”的同仁,當“新月”完全被看作政治上的反面社團,他的迴避、否認,不難理解,改革的開放氛圍,他寫了《我與新月派》,也是開放的年月開放的好事。抗戰勝利後,他也是後來稱為“九葉派”的同仁,此派,有人標榜它的“現代派”與他的“泥土”,本是不相容的,可他都能很好處理這些關係,是位能廣泛團結人的長者。

他一身乾瘦,幾十年都如此,真是難買的“老來瘦”。年輕時還不懂這些,怕他是“瘦”且“弱”,再聽他那麼自述,真似弱不禁風。可是,看他夫人鄭曼正挺著的大肚子,是他生命在傳承、延續的活躍。由此,想到在艾青家聽到屋內嬰兒的啼哭聲,“女人就是會生兒子,比屙屎撒尿都便當一一”好像屋裏女人生的兒子與他這個男人毫無關係似的。幾十年間,一想到這些事。我只能想,這些天才,不是凡人。

《詩刊》聽取了馮至同志的意見,在創刊號上發表在民間流傳、傳抄的毛主席詩詞。提出傳抄所出現不同版本,會有一些訛傳的錯漏之處,請主席校訂其錯為由,爭取正式、公開發表這批舊體詩詞。主席接受了這個建議。《詩刊》送到中南海的只有《沁園春.雪》等八首,主席寄回來的是十八首詩詞。創刊號也以主席詩詞揚了詩威,官員、百姓都爭讀《詩刊》。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前分幾路排了幾里路長的隊伍等買《詩刊》。過去沒有任何一家報刊能夠這樣,一夜之間風行全國。毛澤東主席還請主編到中南海做客。臧克家的社會活動也多了,人也精神多了,作息時間已無法像原來安排得那麼死。詩對他還是一劑良藥。在香港被批和喬冠華所說 “策略”之後八年都低調的他,此時主席請客的請柬一到,“一封信吹起了一陣猛烈的風,/每一顆心像鳴報喜訊的一口洪鐘,/這封信,它的分量抵得上千金重……”此時,精神態度好,神經應當不會那麼極度衰弱,此時,毛澤東主席在全民中的權威,他能如此禮賢詩人,那麼,對這位詩人是否能鎮得住詩壇的顧慮,則全是多餘了。

時勢是出英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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