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二十三) 周良沛

悲劇前的喜悅

這樣一來,我不想當“雇傭兵”的出路,有幾分把握了。有方紀點頭,去天津應該沒有問題。那年月,調個工作,不上辦公樓,在週末的舞會上找到首長批張條子簽個字都可以解決問題。不像現在那麼“正規”、“現代”,辦事不能那麼簡便,或說隨便。當時,照我這樣的“雇傭”人員,有地方答應調入,沒有讓我在外浪蕩,失了業,部隊也算有個交代,對個人負了責任。

而我個人,不論詩集的選目、編排是否“需要另行商榷、面議”,我也為此有個先出門的算盤,讓我開始往外走了。交通不是很方便,昆明出外只有一條火車道,在車上慢慢地搖,也很愉快,它總是在往外走。革命也好,工作也好,謀生也好,都得往外走。激動起來,也會嫌車走慢了一點,恨不得立馬即到。對於我,這是一個生活節奏太快的一九五六年的秋冬。望車窗外的樹林、山丘、村莊、行人,如同時光一樣,也是一閃而過。山川的飛瀑,跋涉的崎嶇,不一樣的路在不一樣地走;轉軸的機床,生活的節奏,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速度。走了兩天多才到漢口,到了黃陂路的作家協會,路生人不熟的,闖了進去,各人面面相覷,索峰光、沈毅、戴紹泰、蔡明川、李文、李正明、宋秀玉、何鴻,來了一輪自報家門,大家立即歡呼起來,熱情地握手、擁抱。地方作家協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這些刊物的編輯在撐門面。這家開始是以寫《王貴與李香香》的李季辦起來的《長江文藝》,對詩的關注並未隨李季調去北京而淡化。除了掛名的,或管大事不管具體事務的主編、編委,編輯隊伍全是二十五歲左右的年輕人。年輕人愛詩,幾乎是種天性。在那個時代,年輕人理想主義的浪漫,更是詩的狂熱劑,也成時尚。我這樣沾到詩的人,去了稿子,編詩的人看了認為可以,感到有點新意,編小說的也會傳看,為理想主義所浪漫於詩,為同作者一道看看他於編輯室外所寫成文字的生活,也看了作者隱秘的一角,認識世界的心靈。這樣,雖未見過面,彼此的瞭解,並不遜於周圍一般的熟人,一經通報名姓,熱情得全像老友故交重逢。

機關有客房,也不興以住飯店當接待規格。若不是組團的人太多,單個人來,不論是多大的名家,一視同仁,都是住那兩間客房,無法講排場,可它有“講排場”所無法相比的親切和溫暖。恰好那幾天先後有黃虹、常香玉的演唱。黃虹所唱的雲南民歌,我應該是熟悉的。但她選的曲目不是傳統的花燈,雖然它演化自市井的小調,一經唱成臺上的“燈”,則向板腔體靠近,字字句句有楞有角。也不似大多的情歌,纏綿的唱詞,旋律卻是山野男女性情率真的迴旋。她唱得全像我剛到昆明聽那沿河趕車的漢子,立在車頭,甩響鞭花,挑逗大觀河上的船娘所爆裂雄性的陽剛之放聲吼唱。一聲“砍柴莫砍葡萄藤”,黃虹的拖腔完全像蒙古的長調,高亢、激越,卻不迴旋,並以她女聲的尖脆,一往無前地無可阻隔地穿越幾萬人的露天劇場之上空,彷佛向悶熱的武漢,從天降下陣陣天籟的清風。常香玉所演的,恰恰不是我們從電影看熟了的《花木蘭》,而是與那幗國英雄的形象反差極大的《紅娘》。她到中年,人在發體,扮相和形體,都不再是她的強項,但她出臺一亮相,一唱,觀眾立即帶入到她創造的角色中去了。小碎步一走,那雙會說話的眼睛滴溜溜地轉悠,撩撥此中風情的舉手投足之嬌嬈、嬌憨,已以她藝術的形體,美化了她生理的體態。本來,在山西和河南的官兵中,我也跟著會哼些中路梆子和河南梆子,兵唱梆子,多是吼著叫,有份粗獷的野性。常香玉原板原腔,卻起伏跌宕,婉約流利,如珠落玉盤,花外流鶯。那時不用擴音器,她旋迴的低音區,劇院的最後一排,也聽到聲聲送遠,字字清晰,不愧為一位藝術大家。我們對於“現實主義”的“寫實”,常常誤為對生活簡單、粗糙模仿,這類作品也能大行其道的時候,看了她的演出所對詩的聯想,受益匪淺。

晚會散場,夜已深了,大街人稀,暑溫下降,這時步行而歸,走在擺脫了白日的擁擠而顯得很空闊的街面,真是極大的享受。加以大夥一出劇場,就開始熱烈而高聲議論剛剛所看過的演出,悠哉悠哉的散步,高談闊論的精神會餐,並非傲慢,旁若無人,又解放於無所顧忌、輕鬆愉快,同樣是一場各人自我的精彩演出。這些議論,延續到往後的兩三天,只要有誰提個頭,大夥兒的熱情依然不減。讚賞,不是捧場;遺憾,是難以滿足自己的藝術欲望,也是演出尚有的不盡人意之處。無論是讚賞或遺憾,個個都從極其具體的人生感悟與藝術感悟來談舞臺上的具體細節。沒有教條,沒有學究氣。讚賞和遺憾,都伴以歡聲笑語的音樂。徐遲說他“活了四十年,結識方紀前,我還沒有享受過這樣的生活”;而我,在這個文藝圈內混了這幾年,在這之前,還未曾有過如此快樂於追求藝術的解放。

記憶中,有吳伯簫等一大批多是夫婦同行的老作家南下,東北來的公木、馬加、叢深、邵華、穆木天、彭慧等也吹來關外的風。武漢是他們南下的第一站。我除了沾光跟著玩了幾天,還與他們水路同行,在九江下船轉回永新。這些老作家,說他們“老”,也多是四十歲左右,跟徐遲不相上下,正當中年,可在我看來,也確實夠“老”了,主要是他們在我心中文化的資深。公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已是我當兵的第一天跨入新的人生之號角,作者的資深,對我已有幾分仰慕的神秘。但是,同他們,無法像跟編輯部的同志那麼歡快地交流。這些前輩,雖有真誠寄希望於後來者的熱情和關心,由於自己對這些前輩的作品讀得不多,除了恭敬和感謝,開口能說的話不多,失去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尤其中國早期“創造社”的象徵主義詩人穆木天,他和笑語朗朗,最為活躍的夫人彭慧正相反,獨坐一處,沉默無語。高度近視所難聚焦的目光,和頹然一處之枯瘦的身子,仿佛這就是一個“象徵”的謎。這位早在一九二○年就東渡日本攻讀法國文學而“象徵”於詩,十一年後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負責詩歌組工作,一反“象徵”,大力提倡“詩歌大眾化”的詩人,應該是詩壇的一位奇人。後來聽說奇人奇特的經歷,審查得他情緒低落,頗為消沉,這次南下,也是有意請他出來散散心的。可能他已無心散心,才有我見他的那副神態。可惜,當時我除了從小從《雅歌》,不論它的內容如何,總感悟到它還是純淨於詩的文字,就是解放後的艾青、田間加《王貴與李香香》了,哪能知道中國新詩還有什麼“象徵”?否則,對於不再是西方的,而是中國的“象徵”,哪能有這麼好的機會,找到過來的當事人從第一手領教的獲取?儘管他情緒不好,我想也不會拒絕一個年輕人向他求知求教,以此,還很可能解開他的心結呢?可惜,由於無知留下的遺憾,五十年後也還是遺憾。可惜,當時還不懂得這一切,只有依依不捨那幾日朝夕相處,關懷後生的前輩,獨個在九江下了船。

我本是九江降生的,繈褓中來去,對它不可能有任何印象。只聽大人說過當年這個水陸碼頭的繁榮景象。二十二年後重臨舊地,沿臨江的長街,走過來,又走過去,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這個抗戰後衰敗、凋零多年的小城,解放這幾年還沒有繁榮過來。水碼頭,旱碼頭,船來,人往,總得有那不盡地貨流是它翻滾的波浪,面前的長江才能百舸爭流;火車頭總得有列列滿載的貨箱拉著跑,才能聯成一方水、陸大碼頭的興榮。可是省內唯一的一條南(昌)潯(陽)線,一天只能維持一班車對開,這局面不是那麼容易打開的。我下船時沒趕上那班上南昌的火車,也只能滯留下來閑著亂逛。碼頭興衰,不隨人意;未理過財,更無生財之道。看大街人稀,生意冷清,烈日炎炎,心頭反倒冷嗖嗖的。沿臨江的長街,走過來,又走過去,不由得反問自己:這二十多年我是怎樣走回到這裏來的呢?跑碼頭,跑碼頭,兒時就是準備跟戲班子跑碼頭了此一生的,此時碼頭不再興旺,是否跑來的我,生路也不可樂觀呢?此次,我還是滿懷信心,迎著希望出來的,可是,多問兩聲“路向何方”,我也不敢說前面是什麼在等待我。

第一站,我當回老家,那不僅是我的故土,也是中國革命的故鄉,燎原的星火之地。蕭華要我好好認識自己故鄉的本意,可能包含這位“總政”主任更深的政治意圖。而為人之子,人性地戀鄉總該由她曉得自己從哪里來,往何處去。雖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如此。而我,革命也好,工作也好,謀生也好,都得往外走,就得這樣想。從教堂出來,初衷也是謀生。

可是,一跨進部隊的門,一天也沒有愁過怎麼過日子,吃、喝、拉、撒,全管了;不敢想自己能作什麼貢獻,也不願別人看著白吃白喝;自己做不了什麼,叫做什麼,總會跟著做什麼;追殲、剿匪,這一天的任務就是走多少里路,走到宿營地,也就是這一天的事了。

我沒有那些早早就懂得投入學生運動的學生有那種進步的自覺,還有端上這個飯碗吃了這份糧的本分;不是積極的,也不是敷衍了事,完全的消極;說盡人的本分,總以人的良知所為。

當我還未參軍,在街頭寫南昌、上海解放的捷報,以滿足人們別無其他(除謠言)資訊來源的渴求,擁來無數人圍住我等待聽他們想知道的消息時,我已知道,只要自己和大家在一起,在這個行列是不會多餘的。尤其和文藝這一行結了緣,這條路也走得比較順暢,就順著這條路往下走吧。

也許,是聽了蕭華主任的話,在中國革命所走出來的故鄉,也許還能寫出點東西來。這樣希望,心境也平靜了。不想,從紅土高原來,在烈日下大半天的折騰,喉頭幹得已不是喝水能解的渴,我尿血了。是尿路感染。只有改乘上廬山的車,風涼兩天再說。

無心遊山,名山養人。山上聽說賀子珍也在。可惜,此時我還不知道她是母親兒時的同窗好友。否則,當她為女人受了過多生育的磨難,暴躁的脾性與丈夫的離異而遠行之痛,此時歸來不會都拋在西伯利亞吧。如今,悔恨當年無節制的暴躁拋棄了所該珍惜的,此時想見丈夫一面已不能之黯然,之慘痛,也許是更加無法的承受。南征北戰,她絕不會像在福音堂小學讀書時那麼軟弱。然而,女英雄,偉人,也是人,為她是個女人,男女之間,婚姻的戰爭當與常人無異,它的殘酷,不一定遜於真刀真槍的殺戮。可是,以她之後同主席生活的江青之干政,攪得全國之亂局看,他們男女之間不論有多少與常人的無異,又這樣與常人千差萬別,叫常人無法將他們男女之間之事完全看作他們的私事,不能不予關注。賀子珍,她不是江青,我當對她多份敬愛。她與丈夫前後的感情糾葛之痛,在不是動輒以一級保衛叫群眾難見他們時,說是有位叫她 “阿姨”的年輕軍人求見,那麼,從她低調回鄉的活動與所接觸的人看,這一求見,她是不會拒絕的。可惜,後來感到的遺憾,當時若能珍惜機會,也就沒有那些遺憾了。不過,當時對她,我也只是對一位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女英雄之仰慕,她和毛澤東的婚姻,一般的採訪,想來也不會超過斯諾的《西行漫記》中的所述。年輕時還不懂得,書報上再高明的記述都不如親自的接觸,許多成於書面的文字,和個人的感悟常常是有距離的。即便她不說什麼,記憶下她此時的環境、狀況、神情,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她不是一般的人,她是我們井岡山人的驕傲。

井岡山,是中國的聖山。從永新上山僅四十公里,我卻走了整整兩天。除了從印在人民幣上的龍源口橋,可以看到清流兩岸有條山谷之中的窄長盆地。當年鄉人還沒提出“致富”的課題,“要致富先砍樹”之風也未刮來,一路山高,林密,豔陽高照,也似穿行在漆黑的隧道。坡陡,路窄,加以行人太少,石上苔滑,每行一步,都似懸岩絕壁的攀登。雖然無需像過去那麼擔心遇匪遭劫、殺,林中照常出沒虎狼。幸好一路平安。難怪嚮導說,過去衙門都派不出人來收稅,一是人少地窮,收不到幾個錢,再要遇匪遇虎,一條命都得賠在這裏。別處收稅的肥差,到這裏都成了鬼門關上玩命。紅軍選在這裏建立根據地,真是風水寶地。毛澤東主席所在的茅坪“八角樓”前的一條水面不寬,無法稱它為河,也絕非“溪”的湍急之水流,遇阻所濺起的水花卻似翻滾巨浪,卻無絲毫渾濁,透明見底的看每顆沙石,每條遊魚,和天上落在水面的白雲,悠悠在目。那透明得微微泛綠的純水,看來已比醫用的蒸餾水還純淨。以這好山好水所養壯了的紅軍,若無路線的錯誤,外來的白軍要打進來站住腳,談何容易?當時,茅坪那些土地革命時期就是那個樣子的青磚青瓦的民房,即便今日來看,除了缺少今日的衛生設備,不但可以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非常體面的居所。我所住的謝醫生家,他是中醫郎中,是這十里八鄉的名醫。還給毛主席看過病。據他說:土地革命到現在,村上的景觀和人際關係,除了有兩戶地主分出了他們多出來的土地,對他們進行了一些教育,是沒有什麼變化的。並不像外界所傳說的那樣天翻地覆,人心惶惶。恰恰是對外反白軍“圍剿”的天翻地覆時,卻保留了根據地這份鄉居寧靜的原生態。

我想:正因為能夠這樣,才能天翻地覆的打老蔣。這種田園式的原生態,也非常嚴重地影響人的心態。老一代的農民自衛軍、赤衛隊員不是倒在血泊中,就隨紅軍長征走了,能回來的,前幾年回來,也帶上家人走了;不能回來的,再也不會回來。新的一代,紅軍走後,連收稅的都不願來的地方,它也就在這群山之中處於寂靜的閉鎖。即便少不了虎嘯狼嗥,那也是寂靜的點綴。他們也就難於相承上一代不堪欺壓,為生存掙扎於血淚之中的拼殺,沸騰熱血於你死我活的慘烈所奮發於今的精神昂揚。

我找到袁文才家,遺孀謝香梅還在,她是當年袁文才的結髮之妻張乾英在山上幹活時,被豪紳謝冠南的二兒子謝會一強暴後回到娘家,任袁文才怎麼忌請,她都不再回袁家。一年之後,袁文才再娶了謝香梅。如今,丈夫不在,兒子長大了,這位在中國土地革命中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之家,兒子荷鋤歸來,一眼看去,無異於田野中走來的眾多的年輕農夫,他母親那時的年紀不可能太大,卻有些行動不是很靈便的老態,而且,好像有只眼睛不太好,茫然地不知在往哪兒看。可能我這樣的來訪者來多了,既不是煩了,心理在拒絕,又似毫無興趣,還有幾分麻木。她那重濁的客家話有楞有角,倒似鄭重其事的在說:

“事都過去好多年了,我一個婦道人家,過去他在外頭闖些什麼,我是一樣都不曉得,他出門好多年沒有回來,說他死在外頭也不曉得是真是假,日子長了,也就信是真的了。解放後,講‘革命’、‘反革命’都由人羅;這麼多年都熬過來了,‘平反’、‘不平反’,也由人羅。解放羅,‘平’一個‘反’,娃兒好做個人;我是無所謂,本本份份,盤田吃飯就對了。”

這樣說來,既似無所謂,細聽,又辛酸。對她丈夫屈死的冤案,不論是寬懷,還是無奈,也許真的只能這樣了。可是對那段歷史來說,無論它的光榮濺上多少血污,也不會如煙而去,連同它的悲、喜、榮、辱、經驗和教訓。但它離新的一代都太遠了,他們不曉得,無興趣,雖非好事,也能理解。

我們當兵的人,此後真正的和平,正是在炮火聲中的嚮往,但也會耽於和平的懶散、慵倦,平靜得厭煩一切。這,又是對歷史的背叛。我當牢記。

她是袁文才闖入草莽,又編入紅軍之前所娶。是與他一生相守,找來過日子,為男人燒火做飯,生育兒女,相夫教子的女人。這位以刀槍殺開血路,也是殺開生路,一開始就開倉濟貧,砸牢放人的好漢,當了紅軍“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的袁文才,從無緋聞,是不幹那些污七八糟之事的。可是,丈夫在外的局面闖大了,不是遺棄,又無法顧上她的女人,她可能真的不知道丈夫在外做了什麼,又不管他在外是死是活地守了這麼多年。是一位很典型的“嫁雞隨雞”的中國農村婦女。但丈夫的英烈可以榮耀她的時候,她也是這樣,不知這是否也是中國農村婦女樸素、本分的偉大,或是悲哀?它是我多少年的一個心結,揮之不去的疑雲。

在故鄉,聽蕭華的,好好認識本土,也記錄了一些材料,聽了一些故事。可是,深切感到,其中所欠缺的還是那麼多,又不知道欠缺的是什麼。為人之子,戀鄉,是人性。雖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如此,對我,永遠都該曉得自己從哪里來,往何處去。隨著人生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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