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二十一) 周良沛

歲月大平,一九五六

升平的日子好過,好過的日子轉眼即逝。雖然年輕的生命是時間的富翁,但看來不是那麼革命的日子,我們還是很革命的“只爭朝夕。”

這時,寒風的《東線》,懷中的《我們播種愛情》毫不聲張、低調出爐,卻不同反響。很快都被蘇聯譯成俄文,同時還譯為別的文字出版。在那冷戰時期,冷戰的對峙、封鎖,我們的聲音很不容易傳出去。尤其五十年代麥卡錫(MoCarthy.J.R1908-1957)的麥卡錫主義橫行一時,在美國公開、野蠻地迫害進步人士的那個年代,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各方抵制,日益嚴重,我們的文學作品要介紹出去很不容易。

我清楚記得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五十年代兩次訪華中的五七年從昆明入境到北京的那一次,他顯然有感於西方文化壁壘的偏見與無理所說的一段話:中國的作家和詩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作家和詩人,他們有四五億人口的讀者市場,這是任何國家的作家,包括他們在多國的影響所合計起來的讀者,也無法相比的,你們只要贏得自己人民為讀者,就是世界擁有最多讀者的大作家,何需考慮別人怎麼看你。話雖這麼說,也不在於作者本人怎樣,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名文藝工作者,希望我們的作家和作品能走出去,這也是我們自身的願望。何況他們倆又是我的好兄長,祝賀他倆,也是勉勵自己。

不過,我的工作還是編輯。原來軍區編的《部隊文藝讀物》是不定期的,便於連隊戰士攜帶的六十開的小開本叢書。領導此事的馮牧到北京醫病去了。他是延安“魯藝”文學系出來的,是周揚、何其芳的得意門生。這樣全國知名的專門人才,順著部隊的人事模式走,又能有他多大的發展空間?熟悉和不熟悉卻又知其名的人,對此都是持懷疑態度的。他這次上京醫病,也就沒有人想他還會回來,後來的事實也是如此。具體負責編這套叢書的公劉,除了詩名在外,還是一位資深編輯。他在南昌讀大學時,在“反內戰、反饑餓”的學生運動中,被特務盯上,遠逃香港,在《文匯報》就同袁水拍對桌而坐,共編副刊。他若不跑到廣州參軍,早些時候隨茅盾作為大批國統區的進步文化人士北上,他的人生故事則是另一個樣了。軍營中沒有給他優待,無非看作比我這樣的“小知識份子”多一份學歷的軍人,隨著後來的大學生多了,也就不再稀奇了。但在我這樣的同事的眼裏,他的學養和文字功夫,卻不是簡單的多上幾年學可以達到的。他父親是一位幹過多種職業而堅決不進國民黨政權機關混飯吃的所謂“一品大百姓”。性格的狷介,境況的艱困,公劉只能在收留淪陷區難民子弟的公費學校讀書。父親的狷介,兒子的勤奮,父子互為欣賞。家教,詩教,叫從小功課都是滿分的公劉,十二歲已在贛州《青年報》發表了他的詩歌處女作。那正是蔣經國在贛州主政的時候。在這個中國,幾千年來,無論什麼樣的統治者,無論各自的目的怎麼不同,都一樣會鼓勵孩子好好讀書。公劉此時得到獎勵,無需任何政治背景。為此,在“蓮大”那多知名的文化人中,竟鬧出他是“蔣經國的乾兒子”之類的笑話來。若說這是給別人提供笑料,不如說是他們的自嘲。世事還那麼巧,臺灣也為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到島上六十年大寫大說之際,還有人自報為“蔣經國的私生子”,成為臺北傳媒鬧嚷了多日的花邊新聞。愁於經濟危機的百姓,以他們早已熟悉蔣家太子拈花惹草的故事再添新料開心一回,也是為愁苦中的寂寞。那自稱“私生子”者,總還是想攀龍附鳳。一個蔣經國,彼時彼地,公劉沾上他則置於死地,此時此地,以“私生子”想攀上他的,則是攀榮華富貴。好在蔣家父子是主張一個中國的,從民族大義講,又是對立於“台獨”的一桿旗。此時要知道蔣經國真有那麼一個乾兒子留在大陸,公劉也不至於去世前遭受到住不進醫院之難了。

生活真有意思,它會開歷史的玩笑。不過,公劉早慧,聰明過人是毫無疑問的。少年時不僅公費讀書,已以稿費補助家用。到部隊,供給制,父親又癱瘓在家,他已不是補助家用,是得養家。完全靠他下班之餘的寫作。雖然那時的錢管用,稿費也高,也夠他苦的。何況他還自修俄文,大量閱讀報刊、新書,以適應新的生存條件。勤奮、刻苦、認真,不苟言笑,立身敦實,嚴肅得有時不是那麼好說話,內向不露,可敬難近,也有他的苦澀吧。不過,詩人只要他的詩讀來親切感人,他就是千萬讀者的好朋友。他觸覺敏銳,文字表達妥切,學識淵博,為他詩的聯想所豐富和新穎,他豐富、大膽的想像力,拓展開廣闊、奇幻的詩之天空,真是盛世不遠的詩兆。同輩的詩友,其時的存在,是各有優勢,但學養能像他這麼全面的,沒幾個。上“蓮大”前,他的《佧佤山組詩》、《西雙版納組詩》出來,艾青撰文讚賞,轟動一時,之後的《在北方》影響更廣。

公劉在“蓮大”那麼“運動”,心靈留下創傷。“結業”出來,又是一番天地。他一“觸電”,《阿詩瑪》、《望夫雲》出籠,就為導演、製片廠看好。原來民族長詩《阿詩瑪》的幾位收集整理者之後,他是署“潤飾”之名,有點不倫不類。他獨立寫出的電影劇本被人賞識,對此自然更有發言權。這樣的人才,很難留在小軍區,他上了京,也沒有人準備他會回來。

為此,演員、導演出身的彭華副部長頂了馮牧的差,《部隊文藝讀物》改為期刊,交由懷中和我編輯。舞臺藝術總是和文學相繫的,文學藝術不同門類的規律之基本原理總是相通的,彭華只交代原則,不太過問具體稿件的處理,放手讓我們幹。因為刊物是部隊內部發行,旨在提供連隊文藝讀物和培養連隊作者,所以退稿一定要寫退稿信。這反而是工作的重心,很繁重。必須從編務中擠出時間和精力來。但過手的稿子,若備用,編、審,一道手續,省很多事,騰出不少不必浪費的時間。世道升平,辦事特順。那時,為學習經典、古典,及反映當前外國文學動向的作品文本,《譯文》是每期都通讀的。《部隊文藝讀物》也用了它那種大三十二開的開本,改為橫排。彭華看了一期,贊許了一番。過了一陣,“總政”將它列為與蘇聯、波蘭、捷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部隊所交換的刊物。別的不說,這可幫了我的大忙。因為我們這支部隊出去的作家,從組織上講,都是以當編輯、記者過渡,甚至可以說是接受培養、鍛煉、還有考驗的意味。每個寫出過作品的人,既可寄予希望,並不一定有後續的潛力,得“考驗”到看你還能成器,則放了出去,否則,要麼改行,要麼好好安心編輯工作。不過,不論自己能否“成器”,當編輯時總該當好編輯。從“總政”所看重《部隊文藝讀物》的情況看,從辦刊對部隊文化建設的戰略眼光看,自然功在領導。作為對外對等交換的刊物,即便不是軍內的獨一份,也是鳳毛麟角。此事比每年述職評議所得到的肯定還過硬,證明工作盡了職。這樣,它則為我業餘創作的業餘時間,更主要是免去那種“傾情創作無心工作”的閒話之干擾開闊了空間。

因為寫新詩得向民歌學習的指導思想,我沒有懷疑過,因為我知道寫作和投稿這門子事時,社會的輿論環境讓我知道的是,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是詩的範本。這樣說對不對,當時還沒有這樣考慮過,也無此水準。雖然我兒時詩的啟蒙與此無關,可那份啟蒙在幾年的軍旅生涯中已難征服此時社會輿論的環境之衝擊。癡長幾歲,才明白“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的獨立力量,馬上就產生新的意識形態”的聖賢之言。“對”與“不對”,只能以此而論,某些己見,實際都是以個人對這一“社會的獨立力量”的態度所定。離此所想,不切實際。當時,我若去學習《王貴與李香香》那 “信天遊”式的民歌,也不實際。但,撒尼族的民族抒事長詩《阿詩瑪》震驚文壇,無疑給大家開了一個好頭。雲南這個多民族的省份,沒有“信天遊”,可有別樣多彩的民歌,像拉薩七一農場藏族農工唱的《蒼洋嘉措情歌》,不是很好嘛!上佧佤山路過當時稱“車裏”的景洪,我們就請當地稱“贊哈”的職業歌手唱了歌,我和公劉合作記錄、整理,先後在《雲南日報》、《人民文學》發表。這時坐在編輯室去不了車裏,打聽到民族學院會唱歌的傣族學員,則請了他們出來唱。他們不像“贊哈”盤腿而坐,紙扇遮臉,“嗡嗡嗡”的,像蟬鳴一般,半天才唱吐出一個字音。這可能與傣族傳說或神話式的歷史和祭祀的內容有關。有它民族文化的經典性。但傣族學員唱的是小調,而且他們都有一定的漢語水準,在“通司”口譯它的過程,唱的,譯的,雙方對漢譯所選用的詞語,不時還有交流、商榷。這使我相信如此記錄整理的文本,比較記錄“贊哈”所唱的,更貼近原唱。

當時,我在很多場合都公開表示:這只能是一種過渡的辦法,等這些民族懂雙語,自己有一定漢語文字水準的新文藝工作者出來直譯,這些如此“記錄整理”的文本,除了作特殊的檔案資料,當一概作廢。不想,一切都發展得太快了,雖然別的民族不像佧佤人從原始氏族部落越過千年一躍到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然而,從封建莊園一躍至此,也是多少個百年的飛躍。新一代的年輕人,追求自身的“現代化”時,已無法讓他們接受那種口傳身授的傳統民歌的演唱之繼承,而是選擇城市傳唱的流行歌曲,或現代搖滾。否則,納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民族精神的壯大、弘楊,反而能直接創造不少物質財富、經濟效益;可惜,它卻為現代物質所侵蝕而消隱了自我。一個人口不多的族群,尤其是沒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文化是他生存的根基,若在追求現代物質時尚時疏忽了它,只是在節日以一套民族服飾作為民族標識,而生存根基的文化之削弱,無異是對自身民族性的慢性自殺。唉,天難如人願,原先想來後來當作廢的東西,不想反而成了搶救下來的寶貴民族文化遺產。這當中,包括那個時期大批漢族文藝工作者,大多還不是像我這樣的個體戶,是受命組織工作組以口傳、口譯、筆錄,加以當時名之的“整理”所留下的幾十部書的文本。不論此時多方的局限還留下多少遺憾,現在看來,也只能搶救下來是多少算多少。不然,也遺忘於“現代”所被“現代”淹沒。至於今日不少揚言以建文化“大區”、“強區”作“秀”(show)者,在今日條件好多了,對能夠,應該搶救的不屑一顧,那麼,歷史對他等的“政績”不僅不可能評高分,而且可以肯定推卸不了他等對此的歷史罪責。

可是,當時是以對民族文化的尊重所對兄弟民族的尊重,厚重了各自民族的自尊所平等與互相尊重的民族團結,築成了國家的精神長城。我也算沾到了在雲南的光,契合個人對新詩在另一個天地之所以“新”的探索,以個體的方式,先後也做了不少類似的整理工作。第一本署有我名字的出版物,就是一九五六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老的傣歌》。隨後長江文藝出版社的《藏族情歌》,首印的當月就加印,一印再印,很受歡迎。再往下納西族《獵歌》的清樣都出來了,因為“反右”,中國青年出版社才拆版。這些民歌,經過漢譯,自然無法保留它本民族的語言特色,反而是以當時新詩大多採用的“半格律體”所定型的。無法與“信天遊”掛鈎。我也無法用民歌體寫作,這與我接受的整個文化教養不協調,也不是以接受某種指導思想所理性的理念在一時半刻可以改變的。但我同樣受益匪淺,不是簡單的一種形式的移植,是感悟的生活從詩思所開始的詩化。

可是,外部的環境又在迅速改變我的生存方式。一是全軍實行軍銜制,仿照蘇聯的模式,文藝團體的非行政人員,搞業務的不授銜,一律改為“雇傭人員”。咱們不知道這一詞語的俄語原文怎麼拼寫,。“雇傭”之“傭”,漢語是指雇工、雇農,有錢人家的傭工和僕人所言。受多了革命的教育,這“雇傭”二字聽來很不順耳,蠻刺激人。這些事,後來責怪問題出在翻譯上的錯誤,也可能。可是,剛過去的朝鮮戰場,傳媒不是一再嘲笑美國盡搬來一些無戰鬥力的“雇傭兵”,才註定它要失敗的麼。為此,我不能不給自己想條出路,以能應變,不然,人家擺擺手,叫你走,你就得走的。後來又撤銷了軍銜制,內部不諱言由此官兵關係大不如前,有的是緊張、惡化。後來再恢復軍銜制,自然是有另一種歷史背景。兵源也不會是翻身的工農。我也因為自己是受雇,也多給自己一些自由。多想點自己的創作,活動也不再限於軍營或以軍人的身份出面。

同時,因為那時國內的航班還沒有遠端飛行,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周總理參加“萬隆會議”所租用的印度“喀什米爾公主號”原定在香港啟德機場起飛,機場的周駒被國民黨特務所收買,在機翼下安放了定時炸彈,在飛往印尼途中暴炸。中國和越南代表團成員及中外記者有十一位遇難。總理是因為緬甸的吳努總理請他先到仰光會晤,未上這班包機,也是不幸之中的萬幸。為此,與友人、友邦的往來,逐漸由借道香港轉移到昆明。借緬甸政府同我們友好的“胞波”情誼轉飛世界各地。本來,國家總理的事,八杆子也打不到一個小兵的頭上。可是,和平的日子的不和平,領導要求一定得傳達到每一個在享受和平的人,哪怕是一員小兵。何況,我們住昆明,總理來昆明,我們對此無權失去關切之心。

然而,老蔣這次的陰謀未能得逞,到萬隆,國民黨二十八名逃到印尼的中下級軍官所組成的“敢死隊”,又在積極、陰謀對總理的動手暗殺。陳毅動員全團,包括他自己,為總理的安全,都應該當好一名好“警衛員”

然而,臺灣傳媒為老蔣敗退到島上反思一九四九的許多問題,尤其涉及一些流血事件,有人總是少不了問上一聲“誰之過?”這又是“誰之過”呢?這個世界,不同利益的族群、階層、階級、政黨,利益的衝突,總是有鬥爭的。和平的日子,未動刀槍,未必不尖銳,未必比流血的殘暴能夠好到哪里去。正是有過去的鬥爭形成的現狀所達到的條件,才可能談和解,在和解的過程追問“誰之過”,這本身恰恰又是一種挑戰。

總理是因為患急性闌尾炎,三月十二日住院,二十八日出院。聽接待的同志講:總理剛剛動過手術,在昆明走路都不太利索,身體那個樣子,正需要靜養。他還是抱病從昆明乘上另一架從印度租用的包機走了。一出國境,吳努馬上派出兩駕戰鬥機護航。到仰光,頭天參加了“潑水節”,第二天又與途經仰光的印度的尼赫魯、越南的範文同、埃及的納賽爾、阿富汗的納伊姆漢,為開好亞非會議,六國首腦互相交換了意見,舉行了非正式的六國會議。為保安全,機務人員建議原定第二天八時起飛的時間改為當日夜航。唉,險象四伏的和平,和平並非從和平中來啊。

但是,政治家遇上政治鬥爭,精神抖擻了。總理神采奕奕,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鬥爭,求同存異地確定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為新的共和國取得巨大的外交勝利。總理回來,昆明組織了三十萬人慶祝萬隆會議精神的大遊行。四月的春城,真是陽光、鮮花、愛情的城市。當走過主席臺前時,愛的熱情轉過了我們的身子,搖著花束,跳躍,歡唱的向著遠遠所見的,搖著他那受過傷的,有些彎曲的手臂,略顯其輪廓的總理。時間太短了,不容原地停留,距離太遠了,看總理看不太清楚。很快,在這個文藝圈內就知道,遊行結束總理質問了組織者:為什麼要把他和群眾隔得那麼遠?原來公安部門考慮安全問題,在主席臺與遊行隊伍之間,設定了一個手榴彈所不能拋到的距離。聽這一說,總理更加生氣:“你們這樣做毫無道理,我在國外都不怕死,怎麼回到國內倒怕死了。你們把臺子搭得那麼遠,領導看不到群眾,群眾見不到領導,是不是想讓領導離群眾越遠越好?相互間連面都不能見,這是什麼問題?這是意識形態問題。”

這些年,雖然有些人總愛將文藝搞得那麼“純”,也想與意識形態之間“連面都不能見”,也與群眾的距離拉得很遠時,總理這幾句話,在我懂得文學創作自身就是意識形態的工作時,受益一生。

為國際交往的常來常往,春城添多了春色。他們來去,也少不了在昆明的逗留,哪怕周總理領陳毅、賀龍出訪,也是這樣。我們當中,白樺同一些領導和他們子女的關係很好。他自由出入賀龍家,有人由此還傳有他是賀龍的“乾兒子”之說,此話無有必要考證它的真假,又總還是這位元帥對他手下孩子一般的兵,一位作家兵,有他的那麼一份人性之情。我雖無這種接觸,周圍總會傳出一些相關的花絮。有位文工團的舞蹈演員說,還是一年前她和總理跳過舞,總理知道她是南下的,問到她老區老家的一些憂心的情況,為舞場的氣氛抹去一絲陰影;一年後總理又認出了她,還記得一年前的談話,關心她家鄉的境況是否得到改善。不說此時在娛樂(與同志、戰友的同樂)的情懷,在日理萬機中有這種超人的記憶力以及對人的關懷,是百姓之幸。而且,他不讓別人請領導,總是主動去邀舞伴,有的女孩子和他跳過一曲再次請舞時,他一定會說:我們跳過一曲,他要順序請沒有和他跳過的同志跳。在這紅色鐵軍的領軍人物中,他絕對是位特有人格魅力的紅色“紳士”。我不是這麼近距離,但有時在這個大院安排什麼大規模的會見、合影之類的活動時,距離不太遠地看到他時,他對一般幹部、一般百姓毫無做作的平易、親切、熱情,自然也是百姓心頭的自己人,願以他代表自己的政府。

從自己是個無名之輩所感受到這些領導就是公僕的感情,已將我從小信奉上帝的虔誠漸漸轉移到對自身生存環境的信賴。自己所做的,不論做得怎麼樣,只要有那份心去做,同志們都會記得它,關照你。

記得城裏和鄉里都一樣敲鑼打鼓的慶祝農村合作化,我到郊區合作社寫了幾首詩傳單。那當然是現代所說的“速朽”的分行文字。不久,又高又壯(胖),在華北解放區以長詩《鋼筆的故事》聞名的詩人袁勃,是此時的省委宣傳部長,與他迎面相見,說到那“速朽”的文字,他一下高興得抱住我還抬起來顛了一下,放下我看看我穿的一套新西服,還加了一句“這麼漂亮呀,小夥子”,這時弄得我還像一個傻小子那樣傻笑,還真以為自己寫出了什麼不錯的東西。在文化市場化的交易中,誰若這樣,定是作“秀”。那時的領導如此,則是從他工作的責任直接用以審美的判斷而如此。是以革命的真誠所真誠於他的工作責任所這樣,是絕對的真誠。感動於此時,很容易順著他這種思路以創作。魯迅在《文藝與革命》中說得好:“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聖言,警鐘長鳴。初學寫作時,最有影響力的指導作用在於編輯和評論家,你們張揚什麼,他就隨後跟著寫什麼。可他絕非那種跟風轉的“風派”,聖人不是早說過“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的獨立力量,馬上就產生新的意識形態”麼?人年輕幼稚,常常容易誤以報刊公開發表的一些作品的文本和某些不成理論又不負任的意見為新的共和國“新的意識形態”之閃光,是不會,不願,對立、敵視它的,想以這閃光引路而行,絲毫不奇怪。錯也不錯在他們。一般說,領導的意見自然比那些輿論的力量更有份量,尤其感到還有他的那份真誠時,會由衷地接受。好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催生了許多個性化的作品對我的鼓舞,而免於陷入“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的非文藝之泥沼。當然,也有同樣出於對革命事業和對人的關懷之好心的領導,是以另一樣的方式,另一樣的言語鼓勵我用心創作,使我對創作也有另一樣的想法。

記得,幾乎是同一個時段,和我在拉薩同一個組,大區撤銷到空軍的李耀先來雲南采風,他是二戰前已享譽於世的高麗舞蹈家崔承喜的入室弟子。我盡地主之誼,請他到不是開發成現在這樣都市化、商業化,而是幽靜、雅致的安寧溫泉療養區休息兩天。這裏溫泉所含的有益人體健康的微量元素,在千萬座溫泉中也不會有一兩個;這裏的法式大菜,不少美食家都讚它的色、香、味均不遜於巴黎名廚的手藝。第二天午休後,我們收拾了準備回城裏時,賓館大堂通知有人找我們,這真是奇了怪了,這時候誰會到這個地方來找我們呢?看到是位儀表堂堂的陌生人,更是愣了一陣。他單刀直入地告我:(總政)蕭(華)主任請我們吃飯。我又愣得還沒反應過來,他手一撇,自然是叫我倆履行軍紀跟他走,是無有別的話好說的。否則,首長的住地有崗哨保衛,我們還進不去。雖然紅軍、解放軍的文職、政工人員都是打仗打出來的,蕭主任換了便服,將軍更是書生貌。天門近乎光禿的不多幾根頭髮,一般人都看作用腦過度的徵象,細瘦卻堅實的體態,還是軍人的體魄。在他手下,各軍、各兵種的文藝兵車載斗量,八杆子甩來也甩不到我頭上坐在那兒答話。蕭主任不是像馬寒冰所追問的“你闖了禍,犯了錯誤,可曉得?”而是看出了我們的詫異和驚亂,主動說他是從賓館瞭解到住宿人員的情況(應該是保衛工作的需要吧!)知道那裏還有他手下的兩個文藝兵,才叫秘書請過來坐坐。問到頒佈軍銜後我怎麼樣?我直說自己不願當“雇傭”兵,正想找個合適的地方轉業。他沉吟良久,歎了口氣說:“中國革命在多年的武裝鬥爭中已有自己整套的組織形式,不是什麼都要從蘇聯照搬!有了問題,總有辦法解決的,忙著走什麼?你們這些進來還是娃娃的兵,走去哪里,心裏的家還不在兵營!”此話不假,“娃娃”時當了兵,老了,我也解不開這個情結。那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休息的時候,在舞場,在療養地,都想到民情民憂。想到此,不是哪個人對某某的事,而是可以為之沉醉的時代之溫馨。

主任知道我是永新人,再三叮囑不要忘了故土,要好好寫寫家鄉。十年“土地革命”,夠我們想一輩子,寫一輩子。由此,我明白他所以寫出了今日列為“紅色經典”的《長征組歌》,並令自身參加過長征的“總政”文化部副部長李兆炳將軍任組長,《解放軍文藝》主編馬楠同志任副手的採訪長征的一行浩浩蕩蕩的人馬,到紅軍強渡金沙江的石鼓渡口採訪。接待中我還同作曲家瞿希賢、詩人李瑛、詞人金帆有過接觸,印象深刻了他們琢磨怎麼去表現偉大的歷史之苦心。同時,同樣深刻了蕭主任對我的叮囑。不久之後我就回了永新一趟,雖然後來因為時局的變化,我沒有交好答卷。五十多年過去,我還是以感恩之情沒有忘記此事,沒有忘記當年的人與人的這種關係。

也許,我的思想還沒跟進到人與人就當如此平等的認識,還沒擺脫宗教徒懺悔自己的“原罪”所看上、下、尊、卑的僕人之心,以“主”、“僕”關係顛倒的習慣而感激人世此時對我的平等。

一個社會,“公僕”親民,兩袖清風,廉明,公正,那麼,“主人”也無需奢望富得流油,有“公僕”同甘共苦,世道升平,清貧也能招財;反之,若官僚風盛,腐敗風盛,世道不祥,災禍無盡。

不過,我身在軍,又為“雇傭”,則一半軍,一半民,有時也得以“民”而動。那時,由昆明進、出境的文化人大增,主要是為“亞洲作家會議”、“亞非作家會議”、歐亞非的“保衛世界和平國際會議”、“亞非團結委員會”、“亞非人民理事會”來去的作家周旋。茅盾、老舍、曹禺等等,來來去去的,都很難記清了。我一個毛頭小夥子,我記得他們,他們不會認得我。沈部長(茅盾)、趙樹理是我崇拜得不行的作家,下筆行雲流水,聽他們講話會聽得很累,結結巴巴,拖拖拉拉,“文如其人”,像的只能是他們的內心世界吧。來去較多的,當是蕭三、楊朔。楊朔當他年輕的時候,在哈爾濱學的就是外國文學,像所有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參加了中國的革命,都無法疏離戰爭,無法不上戰場一樣,他和外國文學也無法不疏離。聽他說,丟了多年重新拾起來的英語,開初難免張口忘了單詞,說來也是結結巴巴,出些洋相。但是,畢竟根底在那兒,一上了路,又對答如流,風采依然。進城後,像他這樣水準的外語人才不會難找,可是在外事活動中好拿捏分寸、原則,同時能說洋話的老延安或老作家,像茅盾、老舍等,有更需要他們的地方,負責“作協”外國文學委員會之責,楊朔當是此時最合適的人選。當時已出版描寫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的第一部長篇《三千里江山》,正出自楊朔之手,為此,他獲得朝鮮“二級國旗勳章”,頗有影響,有評論認為它是新中國文學的重要收穫。事過之後,大家還是對他的散文有了更多的肯定。這是很有趣的文學現象。這些散文,又多是他在這個時段優悠國內、國外,抒情而有唯美色彩的《雪浪花》、《櫻花雨》、《茶花賦》、《荔枝蜜》、《海市》等篇章。在這之前,他所寫鐵路工人,國內和國際戰場的大作時,咱們當然見不到他,他大概也不會是這個樣子的。這位獨身(不知是否為“主義”)者,也聽老同志議論過,全不知情的猜揣,只能想像他有過什麼感情的隱痛,彷佛有份受過傷的冷然。他似有些潔癖,無論手提過什麼,或別人遞轉了什麼,賓館的水杯他也要拿到房裏洗了之後才會用。在戰地不知怎麼才能維持這種習慣。這時忙於外事,自然一身畢挺,還鮮亮,出門時不是他早早收拾好了在等別人,就是別人等他遲遲出不了門忙於他的收拾。看重儀表,彬彬有禮。很多時候,他都是“秘書長”的身份,一出面,見人都是欠身細語地打招呼問好,眾人在一起各自找到自在的方式時,他則離得遠遠的,彷佛是怕侵擾到別人內心幽秘的一角,正像自身有那麼一個角落不願被人窺視。旅途之中,當地盛情難卻地邀請賞花,大多只能湊湊熱鬧,走馬觀花,他滯後離得大家越來越遠,悠然陶醉其中,不想為大家等出了他的散文名篇《茶花賦》。

相對來說,楊朔當是蕭三的晚輩。蕭三參加過“五四”運動,二十年代初赴法“勤工儉學”,加入了趙世炎、周恩來組織的“少年共產黨”。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過,也曾任教“莫斯科東方學院”。參加“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主編《國際文學》中文版。一九三四年出席了“蘇聯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見了高爾基(М.Горъкий 1868-1936)。這樣的歷程,如同中國作家與魯迅有過文學交往者,足以表明他的資深和傾向。長時期在蘇聯,過去都說他是直接用俄文寫詩,在外的詩名遠比國內還大。開國後,他一開始就是“世界和平理事會”駐會理事。在人們眼裏,他一直是中國對外的一位文化戰士及中國人民的和平使者。讀了他的《毛澤東同志青少年時代》,從側面知道他早已是“新民學會”的成員,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撰稿人。再讀斯諾(Edgar Snow1905-1972)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從毛澤東講少年時進到“新式學校”時說:“他們大多是地主的孩子,穿的是值錢的衣服,很少農民能供得起他們的孩子上這樣的學校。我穿得比他們寒酸,只有一套還算過得去的衣褲。學生不穿長袍,只有教員才穿,‘假洋鬼子’則穿西服,很多富家的同學看不起我,因為我平常總穿破舊的衣服。不過,在他們當中我也有朋友,有兩個和我特別情投意合,其中一人現已成為作家,住在蘇聯。”此人,蕭三也。他不嫌棄少年破衣爛衫的毛澤東,有情有義。由此,我想得到他那時那種家境,見過世面,眼界開闊所開闊的民主思想,以及他與毛主席關係的淵源,致使文藝界的大管家在“反右”中對他網開一面的情結。這位老人,革命的資本有的是,可沒有一點權欲,頭銜掛了一大堆,都是國際上的友好與和平組織的“官”,“官威”全泛於他那慈祥的微笑。他少時尚有不以家富為貴的民主思想,過了幾十年,是革命了幾十年,老資格沒有成他索取權利的資本,成他思想的包袱,必然更加平易近人。像對我這樣的毛頭小夥子,也是無所不談,毫無遮掩。從抗戰時他押送蘇聯援助的軍火從當時還不公開反共的盛世才所盤踞的新疆入境回到延安,為前方帶來打仗的“糧食”,也為後方帶來“崩察察”的交誼舞。“整風”中批評他是給革命聖地帶來西方的此種生話方式的“罪魁”,他笑笑:“比他們‘革命’的毛主席、朱(德)老總也喜歡在‘崩察察’的音樂中散步哩!”他對“整風”中的這類事是當笑話說的。以至於別人看作個人隱私的婚變他也同樣談得很坦蕩。中國的革命者像他討蘇聯老婆的還是頭一個,後來還有李立三等人。直至開國後,上蘇聯的留學生的跨國婚姻,還是有不少,也不少折騰,乃至釀成悲劇的都有。他當然沒有這些隱痛,可二戰的炮火隔得夫妻天各一方,音信渺茫,在延安他與一位本國的同志又組織了家庭 。解放後,蘇聯的妻兒聯繫來了,中國當時的外交政策又是向蘇聯“一邊倒”,這時的男女之事也就不再是個人問題。已麻煩到周總理來“做工作”,請這位本國的同志離開了蕭三。後來,我見過他最後的那位德國攝影師的夫人,她只會很少幾句漢語,家裏上下是講外語,除了一般的問候,也不合適請蕭老先生從中作翻譯,無法交流、交談。那位本國的同志之夫人,同我也熟,對蕭三的感情依然。當年政治原因的離開,無礙她非政治的“一夜夫妻百日恩”。為蕭三辦後事時,那位德籍夫人在異鄉很難辦的事,全靠這位跟上層很熟,周總理在她還有本事可以找總理的本國的同志甘露。她帶著跟蕭三生的,已是大小夥子的兒子鐵塔上下奔走,而且跟我說了好幾次:蕭三是位沒有任何權欲與野心的好人,他們即便離開了那多年,她也得盡力送他走好。她說得好,她自己也是老革命,革命隊伍內的世面也看得多,看得深。權欲與野心會異化得人不像人,這樣來說,蕭三無疑是大大的“好人”。蕭三的這位本國的知己,完全不像包括我自己家裏的上兩代人,到我在部隊所見的婚姻的戰爭,不能天長地久,則你死我活,且衍生出一些人為的悲劇。感情、愛情、婚姻,似乎只習慣捆在一起來說。

有一次,講到一個“情”字,蕭三想起肖洛霍夫(M. A. .Шолохов 1905-1984)四大卷的《靜靜的頓河》,說到書中的葛利高里,是一位繞勇威猛的哥薩克,他與丈夫徵召出外空房難守的阿克西妮亞共枕時,葛利高里說到阿克西妮亞的丈夫司契潘要回來,為此,父親就預備給他說親一一

葛利高里微笑著,還想要說幾句,但是他覺得:阿克西妮亞放在他腦袋底下的那只胳膊好像突然癱軟了,壓進枕頭去了……

蕭三講到這個細節,隨口用俄文念出這段描寫的詞句。至今,我還沒有想明白這個小說細節和他所實指的“情”字之關係。但從枕頭都陷下去所感受到另一個人心的顫動之文學筆力,當庸俗社會學常患於文藝的圖解政策和時事時,這對我是終生不忘的文藝學的啟蒙。像他這樣大半生革命於國際間的老同志,長時間在外生存境況的影響,跟外賓同行、談笑的語態、行態,同一般外事工作人員完全是兩碼事。沒有謹慎的拘謹,沒有親密到多餘的熱情,老練於自然瀟灑,和諧於不卑不亢。唇上的唇須,也是他風度的符號。那時,出訪人員,西服是當禮服,他則全是西服,連皮鞋都帶好幾雙,以備不同的需要。為防皮鞋擠壓在行李內變形,鞋內有個仿似鞋楦的簡易撐架撐住,另有特製的一隻鞋一個的鞋套套上,在箱內不會弄髒其他任何衣物。這些年市上的奢侈品可謂不少,這種既講究又實用的旅行用品反而找不到。可他五十多年前就是這樣了。不能說他不講究,不能說他不洋化。可我求證他過去是用俄文寫詩之說時,他懇切地告我:詩是語言的藝術,即便可謂精通某種外語,他可以用它寫小說、散文,卻無法寫詩,無法寫劇本的臺詞對白。它不像散文(這不是指文藝性的那種文體),只在於清楚某一事或物的陳述,而是需要語言契合民族文化的民風、民俗、民史,及個人的個性所表現的特有的語態和情調之詩性,正像識漢字的人,多數都不能用漢語寫詩是一個道理。他的詩也是用母語寫,蘇聯詩友要他口譯加以多方解讀,才以俄語的詩化定稿為俄語的文本。有的選進教科書,學生還背誦這些詩。他意味深長地感歎道:“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心!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不過,有一點,還是和他的派頭之“洋”很不相稱,他和我一熟了起來就打聽“昆明買得到狗肉嗎?”那年頭,咱們還不知道外國保護動物的組織是很強烈地反對虐待寵物的,還不要說殺狗了。聽他講的,跟我們鄉里人說得一樣,肉香,吃了兩頓,一個冬天身上都是熱火的。湖南老鄉上北京,知道鄉里再稀罕的東西對他這位見過大世面的人都不會稀罕,他只稀罕狗肉,是他飛遍世界各處都尋不到的。送來的多了,他還得切一份轉進中南海送給毛主席。他無權欲和野心,不要討官,他這樣就活得很自在、瀟灑。只是想到他的老同學、老鄉親對此有自己同樣的愛好,知道北京城,皇城中南海也稀罕它,才請老同學共用稀罕。我知道“國防劇院”前的祥雲街有幾家賣狗肉的,他特別交代要提防店家“掛狗頭賣羊肉”,要我從湯鍋裏面退了毛的整隻狗上劃下一條腿來。我也很高興能替人了卻對此之所求。他看到我提了兩條腿去,笑眯眯地砸著嘴巴舔著舌頭,真像小孩子盼來過年一樣。上飛機時,這位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詩人,手上跨著那只用芭蕉葉墊底和蓋面的大竹籃,又完全是個鄉下人的樣子。讓我看了他的那一半,又看到他的這一半。若另一位鄉親與他共用竹籃內的稀罕,他砸著嘴巴舔著舌頭時的笑容定會更燦爛。

我望他飛遠了,也看他走近了,二十年後,他在病床見我一進房門,竟然馬上認出了我,叫喚我的名字,而且還沒忘記那籃子狗肉。不被權欲與野心所異化的人,永遠不會有“一闊臉就變”的人性。

他開闊的眼界所看的人世,也開闊了我認識人,認識世道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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