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二十) 周良沛

太平歲月,一九五六

因為六號樓隔壁就是軍區俱樂部,週六周日的電影、舞會,軍區首長是和他的下屬同樂的。他們要來得早些,或是有意提前一點來,起初完全出人意外地看到他們直接走到我們每個人的房間看看這些創作員和編輯。問問在寫什麼,有什麼計畫,有什麼困難。也勸大家輕鬆一下,邀去看電影、跳舞。這夥人都是部隊培養成長的,沒有原來就寫得有名氣的那些作家同志的包袱,一見首長禮賢下士,受驚,感動。屋裏坐不下,擁簇首長到寬敞的陽臺,除了問好,寫作上有的情節、人物遇到什麼政策上的難題,或是對一些形勢趨向的不明白,也請給我們吹吹風,寫作時則清醒多了,受益匪淺。半個多世紀後的作家對此也許認為是該嘲笑的話題,那個時候的人,卻以極大的熱情和極大的真誠,只能,只愛這樣。搞舞臺藝術的,編劇、作曲、演唱明星這樣的機會更多,首長關心宣傳,喜歡看戲,總能在第一時間聽到他們對演出的表揚和批評。他們在舞會上拉家常的機會更多。這時的舞會,和幾年前那種還沒完全擺脫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與近似“男女授受不親”的心理清規之下所看新奇的心態已完全不同,是革命者也有在音樂中散步的社交、娛樂所和諧於人性之文明。兩支舞曲之間的間歇中,有些機靈的下屬瞅到空子,有事找上去批個條子什麼的,或是夫妻兩地分居的個人之事,請首長照顧調動一方,都可以這樣說說得到解決,可以省卻往上逐級層層送批的周轉。也無有什麼關卡、衙門堵路。部門的主管也不會怪你越級,有無視他之嫌,問題解決了就好,這才是目的,不必在解決的方式、途徑上計較。有些看來容易鬧出矛盾來的事,都無事於和諧的融洽。人於此中精神的上升,還真願由此往下看,“為工農兵服務”。

此種提法是否像現在有些“學者”所言,是錯誤的,或有局限的,這裏不議。我只是說自己在那個時代的生存條件和生存方式之下“現實的就是合理的”之“現實”和“理”。

這不是恩格斯所批評的那種為現存不合理的事物所藉以黑格爾老人(Hegel.G.W.F1770-1831)這句名言的詭辯。它是解說自己在具體情況下的心態和世態。世態原來並非事件,此處恰恰還是借說具體事件以看世態。為此,這裏我再重述一遍淮海戰役被俘的五十六名高級將領聽了《淮海戰役組歌》所感歎的:“此戰還沒有完全結束,你們的歌已經寫出來了,唱出來了;何況(我們)沒有士氣,有士氣,光會拼刀子也打不了勝仗!”不論對不對,今天該怎麼看,我們就希望自己的作品,雖然不能像《淮海戰役組歌》那樣有影響,哪怕能為連隊宣傳員寫一段“打竹板,向前方,表表我們二排長”之類,也是很樂意的。那時無有“速朽論”之說,也知道這樣的文字,是隨之即去的;但會看重它在現場的鼓動作用;一場偉大的解放戰爭的勝利,就是人人這麼從點滴做起所取得的。將軍知道,士兵也知道;這一切,成為一種傳統,是那個年代的戰爭所流動的鮮血。這樣,將軍們對這些文化人的感情,無一點矯情、應酬或表演的做作,是包含濃濃的同志情,也是構築他自身能勇戰、勝戰的精神糧草。他們喜愛、鼓勵的作品能否傳世,那是另一個問題,但他們以其辯證唯物所對文化和文化人的真情,從我個人的生存環境所悟,它應該是一個盛世創建的前奏。這與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狂言要建“文化大區”、“文化強區”,仿造、偽造一些“古跡”欺世欺己的走向和結果,是截然不同的。

毫無疑問,大家心情舒暢。

當時,軍區的創作員公劉、白樺、林予等,在我和懷中來昆明之前,早已調到北京,進了人們戲稱且是著名的“蓮大”。“蓮”是現在“八一電影製片廠”邊的“蓮花池”,“大”則是指“總政”調集全軍文藝家來此審查他們與當時所反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一直延續到反“右”之“右派”及“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之干係的“大學”。如三十年代“左聯”時期的作家蔣牧良,他女兒蔣子丹倒是新時期一位風頭頗健的女作家。他其時年紀、健康、記憶力都不太好,雖在文壇幾十年,在歷史上就與胡風、丁玲等沒有什麼往來,只因身為軍人,也成年在此陪太子讀書;如黃胄,他是在新疆畫毛驢出了名的軍旅畫家,不僅與文壇的這些是非不搭界,你跟他說,他都聽得莫名其妙,可一調“總政”,也先送“蓮大”;徐光耀是丁玲的學生,命中註定就脫不了干係,可他在寫“檢查”、“交代”的同時,也寫出他最具代表性的名著《小兵張嘎》;昆明去的公劉,說他是蔣經國的“乾兒子”,也是鬧得死去活來……將來應該有當年“蓮大”的成員,以不涉及“同學”的隱私,像講說始于抗戰時的“二流堂”那樣的書,絕對精彩。

因為有從上到下選送人員到“蓮大”的安排。我們在機關補課學習“反胡風”的問題就簡單多了。有兩天時間唸唸相關文件,又沒有誰跟胡風有過交道,無需為此作交代,寫檢查,也就算學得不錯了。可以說是很輕鬆地走了過場。這裏且不說這本身是件冤案,他們不僅不是“反革命”,而是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的同志,即便就是“反革命”,文藝界許多與所謂“胡風集團”並無什麼關聯的同志,在“反胡風”的運動中,有的也是不脫一層皮也過不了關。尤其和所謂胡風的“七月派”的詩人有較多的接觸後,知道他們那二十多年為此所受的磨難,我總為自己當年那麼“很輕鬆地走過場”感到愧疚。我們雖然沒有組織需要審查的那種與他們的“關聯”,但在這麼一件大事前,還是應該有自己出自良知所“關聯”他的自覺,為它是一個時代的痛,不該有僥倖於同它無所“關聯”的“輕鬆”。

然而,隨之而到的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大夥之心情舒暢,自然是撇開類似問題的痛,和它留給歷史的創傷及後遺的隱患。當時,反被說成是這些類似的“運動”所掃除的精神障礙所開創的大好形勢。這點,唯物主義者,更應感謝“土改”在這麼一個農業大國解放了廣大農村的生產力,及千萬還是供給制不拿酬金的革命者,為有理想在各自的崗位不敢稍有懈怠的工作,將開國、建國的工作理清了頭緒所趨於的規範。尤其是毛澤東主席旨在“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論十大關係》五六年四月的公開,它震撼全國上下的興奮,是難以言喻的。不論後來怎麼去批判“個人崇拜”、“個人迷信”,此時他絕對是人們心悅誠服的絕對權威,不論後來怎麼嘲諷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那時他的“一句”話比別人就是要“頂一萬句”;唯如此,才有世道之盛;唯如此,也留下一些隱患。他一聲令下,無人不動。此種狀態,不論你認為有什麼“問題”,此時如此,還真是沒有辦不成的事。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原來就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各方的關係都理順了,人真正的積極性自然調動起來,它和單純的物質刺激所激起物欲的貪婪和瘋狂是完全兩碼事。先人有言:“物質不是精神的產物,精神卻是物質的最高產物”;物質最高產物是精神,它本身卻不是精神。真正為執政的理想所服務的積極性普遍高漲,社會必然是祥和升平景象。

我清楚記得,再過五六十年,也同樣清楚記得,那是老天下雨,人人頭上都降甘露。從供給制改為薪金制,既不再搞平均主義又不僅是接受,而是心悅誠服地為“按勞取酬”所適當拉開差距時又普遍增加的工資。這使一下完全出乎意外地拿到那麼多錢之驚喜,在突然脫離了供給制所吃穿不愁的依賴性而要樣樣自理的恍惚,交織著拿到那麼多錢還不知道怎麼花的慌亂時,又興高采烈地聽了周(恩來)總理宣佈一千多種商品降價的新聞。在還沒有電視的年代,從早到晚,大街小巷的廣播喇叭是不斷滾動式的播放,真是播得歡天喜地。錢拿多了,物價降了,這是錢更值錢了,掂在手上,沉甸甸的。誰都不忘這時喜滋滋的心情,也就老鬧不明白現代經濟學,老說物價漲了,消費指數上去了,視為經濟狀況的喜訊。事實上,聽到東西漲價,人就犯愁;又漲工資,又降物價,當是喜上加喜。那時,大家,不論是陌生的路人,還是多年的老友,都像說不出別的話來和沒有什麼別的好說,個個都是笑容滿面地點頭打招呼,加以既是祝福又是自言自語的像口頭禪似的說著“好哇好哇”。一個城市,一個國家,上上下下,東南西北,喜氣洋洋。

這是和平的日子。對於軍人,不僅是擺脫了震耳欲聾的炮聲;擺脫了工事裏排水不暢的泥濘所混合硝煙味的水腥氣;擺脫了糧食送不上來的饑餓;擺脫了抽不上煙連連伸腰打呵欠的困頓;以及為防空襲在帽子上用樹枝編織舒展草葉的帽圈;和那突然安靜下來又不習慣它的惶惑。它是散步閒適的氣氛;它是正常的花開花謝的情調;它是新生的嬰兒對著耀眼的光亮睜不開眼所啼哭的音樂;它是農舍黃昏的炊煙和牧歸的牧歌,;它是月光下情侶們的竊竊私語,;它是日出日落畫在天邊的油畫;它是大江大河滔滔奔流著大地的呼吸;它是那散步閒適的氣氛,也是一種文化氣氛。不愛去這時唯有的國營百貨公司人山人海的湊熱鬧,好似不用出錢,看中什麼就拿什麼的購物,那麼,上新華書店買了新出的詩集,還可以上外文書店,外文不行不買原版書,還可以買蘇聯、捷克唱片,買俄羅斯畫家,如列賓的畫冊,乃至國內為當時的印尼總統所豪華精裝的《蘇加若藏畫集》。蘇聯電影代表團來,昆明真是萬人空巷歡呼震天地接送他們。他們感謝這裏的“陽光、鮮花、愛情”,我更感謝他們給我帶來的文學藝術的“陽光、鮮花、愛情”。從《彼德大帝》、電影版的《天鵝湖》等,我悟到一些藝術中的歷史唯物,《庫班哥薩克》雖然在蘇聯受到“無衝突論”的批評,我還是從它得到開懷大笑的滿足,這是過去在別的作品裏所未曾得到過的開心。它“無衝突”,還不能說毫無意義,不嚴肅。它的插曲《紅莓花開》,它那“你從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哥薩克你勇敢的鷹,我沒有力量將你遺忘”唱響南北的詩。從它,我認識到不同於馬雅可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1893-1930)的“旗幟”和“炸彈”式的伊薩可夫斯基(М .В .Исаковский1900-1973)那種輕音樂似的小夜曲式的詩。我一輩子也學他不來,也從來無有那種生活的體驗,但它開闊了我的眼界,為我找到自我開放的方式。當年有位寫長詩《白蘭花》的軍旅作家喬林,為利用中午休息時間看場記錄塔娜索娃舞臺演出的電影《安娜.卡列尼娜》在趕場的匆匆來去的恍惚中,竟在前門夾在兩輛大公車並靠而行的當中當場活活被擠夾而死。這件說來傷心的往事,從它也可以想到當年的年輕人不單是尋求娛樂和刺激所對藝術的狂熱。從印度電影《流浪者》、《兩畝地》,我不能不想人世不平事的根由和我們結束不久的“土改”與普天之下的農民與土地問題。但四處都是人們學唱“到處流浪,命運喚我奔向遠方……”它帶點嬉戲所跳躍的節奏,為傳奇色彩的流浪所反喻的世態,也不容對此過於嚴肅、刻板的思考,為我又認識了一重人生。

應該說,文學藝術所影響生活的內容是多面的,形式是多樣的。但能如此形於外所深刻於普及的滲透力,還是電影,它外化為隨處可見的文化微笑。同樣,國產電影也不只是《中華兒女》、《趙一曼》這類題材,還有黃梅戲《天仙配》、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有位中年的單身漢,進城前未婚,進城後也沒找女學生,也無有可“改組”之事。只要放映《梁祝》,他無有非“公”不能不辦之“事”,他的第一選擇都是看《梁祝》,影院一輪、二輪、三輪的放映下來,他不會看熟了,看厭了,是每看每新的看了幾十場。儘管這樣,這位北方硬漢唱不了半句吳儂軟語抒情的旋律,卻每看每每潸然。也許是對內心某一隱痛的對映和撫慰,為逝去的往昔,為失不去的真情。這是戰時無法演出的故事,又是個人內心和平時的戰爭,真愛延續不絕的憂鬱,終究是有了和平。

為這和平的日子,軍人若非執行軍事任務,出營區要求必須穿便服。不然,街市多幾個穿橄欖綠的,則與“和平”的色調太不協調。這種新的紀律條例,要是仍為供給制,是無法出臺的。然而,和平的日子,軍人不打仗,也不是可以關上營門,和外界不接觸,否則,任誰跨出營門,都一定違紀。可惜,那時交通不是欠發達,是太落後。張沖同志來昆明赴任副省長,還是坐飛機,在北京候機和重慶轉機,都折騰了十來天。個人出外旅遊之事,作為幻想都沒人這麼想。而且,週六同樣要求準時下班,周日得借這難得的機會睡個懶覺,再搞搞個人和環境衛生,剩下點時間則很有限,逛逛街,游游滇池,游遊公園,賞賞花,就很不錯了。也是和平的日子很有情調的和平。一周休息兩天,是作為優越的社會制度,高生產力下對勞動者的尊重和回報的夢,只能偶爾神而往之的想想而已。但,不出遠門,個人也不是足不出戶。一天三餐,機關伙食是七塊錢包月,一桌八個菜,主食米飯、饅頭隨便自取。同一個單位,都是熟人,湊夠了八個人就開飯,確實不錯。可是條件許可了,也不能不允許大家有個想換換口味的要求。離食堂不遠的順城街,大半條街都是賣各種吃法,各種口味的雲南 “米線”的。它不是什麼高檔食品,極為平民化,不同的人,總是各有所愛。尤其晚上加了班,再往前,不到百米長的,只開夜市卻不開燈的三市街,大家都是在矮桌矮凳支在街中心傍著家家煮著“小鍋米線”的爐火所映紅的街市,連著香辣的熱湯吃那碗米線,別有情趣。要吃家鄉口味的,除“北京飯店”,還有與北京同名的“東來順”、“全聚德”,昆明標誌性的金馬、碧雞牌坊周圍,則全是賣廣東粥、越南咖啡、麵包,法國大餐的。不僅選擇的空間很大,還是目不暇接。更重要的是,雖然不可能像打過長江到江西那樣一分錢可以買到兩個大燒餅,但物價在加了工資,手上有錢時仍然看來很便宜。下層公務人員也消費得起,不是有很重家累的,不僅消費得起,日子還過得蠻寬裕。這也是和平的日子享有的和平。出營區不穿軍服,那麼,和平的都市更和平。

加以我們還不是只有週末出門,即便沒有地方的文化活動,比基層連隊還多點自由,隔三岔五地還會逛書店或上光華街的舊書攤轉悠,這使便裝倒成了我們的常服。它正要我周圍的朋友拿到錢必須首先用於製裝。昆明的中心區近日樓,原來圍著廣場圓周的商店,除了外文書店外,就是抗戰時為各方來客做毛料西服,加以縫製當時參考了新軍服改為暗口袋的“中山裝”的“大西南”和“德茂”衣莊,它成了大家來量衣試裝的主要消費之處。有些洋人著文老以“文革”中人們著裝的綠、灰之色作為象徵中國的一種政治判斷,真是太不瞭解中國了。當時,是作為“政治任務”動員女同志買蘇聯花布、穿“布拉吉”(連衣裙)的。起先,看那種蘇聯花布,太“花”了一點,多看兩眼,也就順眼了。節假之日,人流如織,西裝、革履、燙髮、口紅、旗袍、長裙,異彩紛呈。白樺說到趕集回來的傣族婦女在瀾滄江乘舟飛流而下時,水上像飄過一支落滿蝴蝶的樹枝,此時的春城,也像飛滿蝴蝶的花園。白樺自己回昆明時,還帶回一輛他在北京直接從捷克進口的摩托車,在當時可比首長的小轎車要奇稀多了。他油門一踩,車一發動,遠遠的就知道他要來了。他的《山間鈴響馬幫來》在那個年頭能拍成電影,用現時常用英語音譯所說的“粉絲”(fans)自然少不了。那個時候昆明城不大,他出去轉一圈,路人不看小臥車,倒要看他的摩托車。物以稀為貴嘛,它是這個城裏獨有的稀奇嘛,加以有“粉絲”們的義務宣傳,他出趟街,都能成為當天都市流傳的口頭新聞。自然也會有人看不慣,日後給他帶來麻煩。用現代的傳媒用語講,它總是升平中的一道風景。

不是簡單的因襲小農經濟、中庸之道而 “知足長樂”,比起外國的存款是天文數的人,我們很窮,又活得充實。不是不知道錢的好處,用不完救災、用於慈善事業都是“阿彌陀佛”的事。對於自身,要錢無非都是為了過好日子。雖然當時不懂得吃“好”了要吃出毛病來的道理,可真吃山珍海味又怎樣呢?白樺採訪賀龍長征時所路過的德欽,從雪山下帶來熊掌,請特級廚師做出來,除了配料的雲腿、香菇、幹筍外,筷子真的夾起來的熊掌,吃到嘴裏完全像一坨褐色的鼻涕,若非出於虛榮,先驗其珍稀,其口感,無法恭維。海味的鮑魚,不以鈔票,以口感論價,也不特別。沿海城市上萬元的一道菜的穿山甲,數千元一瓶的酒,不講環保、生態,吃多了也只會吃出病來。他們一條領帶、一套時裝之值,可能超過我的全部家當,但我全棉低廉的布衣服,穿來蠻舒服,年輕時也繫過領帶,穿一身休閒平民化的消費,還不是買不起稍好一些的服飾,是體驗過領帶卡在領口的滋味並不好受。當時當然還不知道房子太大了有收拾打掃,空曠寂然之憂,但有十來個平方,也足夠此時我所思想、生活的空間,再無奢求。窮一些,不富裕,相對卻有更多公平,所以也沒見太有錢的人比得我羞愧失落,或為此不公的怨怒。若不考慮城鄉差距,此刻的升平景象,足以使我感到自己所追求的未來已提前向我們走來。

何況,這個社會無一人失業;路不失遺;夜不閉戶;無有娼妓;無有乞丐;無有賭場,無有許多社會所清除不去的醜惡現象。比之有錢的地方,它還不富裕,是否僅為這一點,則羞於見人呢?

不論別人怎麼說,不論怎麼相比別處,不論怎麼比後來的大業,不論它還缺失什麼,不論它還有多少陰暗面,尤其文藝界的胡風一案,我自己輕鬆過了關,就沒想到受到株連,此時正在受難的朋友和同志。這點,不僅不該忘記,往後我也有過相似的災難。與我後來有“同(為右)派之雅”的蕭乾老先生,早在一九四八年,郭沫若在香港就批他為反動派的“御用”、“黑色文藝”,連同他服務的《大公報》也亂咬為“政學系的《大公》”、“大反動堡壘”。據蕭乾書信所說:“(當時)我到了香港,曾問過喬冠華(當時地下黨領導對外宣傳的),郭老說我的那些話,是事實還是策略?他沉吟了一下,說‘是策略。本來郭還寫了些罵的文章,被我們勸阻了。’那時通過楊剛的奔走,已決定我赴港參加《大公報》起義及那裏的《中國文摘》(China Digest)工作。作為黨外人士,郭還不知曉。當‘中共’的朋友,關係會很融洽,他們待你周到,彬彬有禮,也通情達理。如果當了敵人一一或是他們的‘假想敵’,就會不擇手段,怎麼狠就怎麼狠。一九四八年的郭沫若就是這樣想(以此)爭得(中共)好感的一位超級積極分子而已。”敵我之間,你死我活,任何政治勢力奪權和執政,都無例外。只是莫明其妙地當了“假想敵”,千口莫辯。我比蕭乾列為“假想敵”整整晚十年。當時與朋友的關係“很融洽,他們待你周到,彬彬有禮,也通情達理”。不會預想到一旦成為“假想敵”的情況,而是滿懷信心地生活,在蜂房似的繁忙中,心情舒暢,看世道的清平,有份內心的恬靜、清美。在此,也只該歷史地實話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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