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十五) 周良沛

革命的“流浪”(二)

趕往已經和平解放的昆明,當稱“和平進軍”,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比這之前大家總想在追殲之中真能趕上敵人痛痛快快打一仗的心態還緊張。因為出了廣西百色,走進十萬大山,上級一再警示:山中有大股武裝土匪出沒,在他們找到適當時機、有利的地形時,可能偷襲我們。尤其考慮山中一路的供給、住宿的條件,還不可能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的齊頭並進,必須拉開距離分散而行時,像文工團才百多號人,大多赤手空拳,背著鑼鼓、提琴的大兵,若被大股的土匪摸到底,無需偷襲,已經可以拉開架子與我們對著幹了。何況,說某部有人離開佇列往一旁的草叢灌木之中去方便,竟被埋伏的土匪按住拖走而“失蹤”的都有。致使這一路走得都很緊張。狗日的在暗處,反而不像明刀明槍同你明幹的好辦。他們此時還能這麼猖狂,說是“土匪”,怕也是老蔣的殘部,或是與老蔣相依為命的地方豪紳惡霸的地方武裝。他們看大勢已去,借此作最後的掙扎,妄想還能給我們施以實質性的威脅。

和平的進軍並不和平,為了應對複雜的敵情,神經高度緊張。

上級還是很照顧這些當時都視為“知識份子”的年輕人,有時,不知是軍運中怎樣做的調配,夜黑了,還來幾輛卡車,趕著我們上車,拉上大家往前多趕一截路。然而,黑夜之中,單獨幾輛卡車,不像白天,一邊還有行軍部隊的聲威,若是土匪摸準了情況,完全可能來襲擊。怪不得,要鋪床睡覺了,又突然趕上車來。而且,夜行沒有開燈。雖是寒冬,白天太陽一照,在十萬大山光禿的山梁上,走得人很熱,像在暮春初夏。一到晚上,月黑風高,車疾風疾,山風一刮,大車敞篷,迎風而行,人也似捲進風的漩渦裏,冷得渾身哆嗦。沒有誰說話,風刮得這個夜也夠淒冷了。不開燈的車在黑暗中是默默的,又是猛衝急行的,像老同志說他們過去衝過鬼子的封鎖線那樣。

此時的十萬大山,並未得到完全的解放。此時的“土匪”,既非饑寒所迫,也不貪財擄物,為政治利益的窮兇惡極,不能無視它的政治。此時它佔山胡行,我們又要去趕昆明的入城式,無法暫時停下來解決了它,反而設法避開它像通過封鎖線似的才過了去。最終,絕對無法這樣解決問題,它也絕不可能無條件歸順過來。在車上大家迎風默默而行時,記得小時有部電影《月黑風高殺人夜》,此時,月黑風高,“土匪”磨刀霍霍。打敗了蔣家幾百萬人馬的我們,不能說不強大,中國大陸,也基本解放了,此時還只能被動地處於防範性的高度警惕,緊張得要命地迎立於寒風之中。是虛弱?非也!等我們騰下手來,像他們過去在“土地革命”中“圍剿”紅軍那樣,對這些“土匪”也當剿匪。是否“人人獻出一點愛”就可以了事?對於一個還沒完全拋棄宗教信仰者而說,由此不能不懷疑是否人人皆是上帝的羔羊?無論是原罪還是現行,都應得到上帝的寬恕。人世若同一張白紙,人人嚮往的幸福是無差異的生存空間,那麼,幸福自身也一定無法留下它存在的符號。此時未學哲學,也會泛起對立統一的觀念。

此刻,夜行十萬大山,明日,走在何方?人的一生,都在路上。

一進入雲南,正好進入地下黨開展遊擊戰的根據地之一的羅平縣。戴著八角帽的遊擊戰士,和滿街的小腳婦女扭著秧歌,唱著遊擊戰士傳遍根據地的戰歌在歡迎我們。這些婦女,有的才十幾歲,也纏了小腳。當雨雪飄飄,地潮路滑,她們扭得像站不穩的步子,既讓人感動她們于此中堅強于強掙的雙腳所扭動歡迎我們的熱情,也為她們深受封建禮教之害而辛酸。她們也就這麼扭著秧歌,從自己的雙腳開始,邁出解放自己的第一步。

昆明入城式的頭夜,一九五○年二月十九日,我們趕到宜良。它是“米軌”(窄軌)的“滇越鐵路”的一個東南交錯的重要站口,是省裏商業、文化發達的富庶名縣。今日看來,還是一個太小的邊城。因為第二天的進城,湧入的部隊太多,我們被安排在一家澡堂過夜。說過夜,也過不了一個夜。進去時,人家還沒打烊,軍人的紀律還不允許妨礙店家的生意。蹲在牆腳邊,畢竟是屋裏,加上熱水蒸騰彌漫的水霧,真是暖和多了。望著一個個一絲不掛,赤條條的男子走來走去,不是特殊的情況,當兵的和這樣的生活是不搭界的。在這寒夜,能泡在熱水裏泡耗時間的,應該是這個地方生活得還不錯的人。因為城裏的商業、文化還使它有不少戲迷,若是真有一個戲院子,這個小城的文化成本又養不起它,只有隔上一段時間,從昆明請人來唱它一個十天一周的日子,也成了這些戲迷,還有以此附庸風雅者在這小城的節日。這幾天這裏有戲看,這些泡在水裏,或倒在躺椅上接受按摩、捶背、修腳、捏腳、掏耳朵的,在舒適的慵懶中也就大談其戲。如今,大興“澡堂文化”,這大概也是它的文化現象之一吧。它跟我日後在昆明所見的,正是三迤的市民很好的文化拼圖。因為從小的戲緣,聽他們談戲,倒很好消磨等待店主打烊的時間。若是舊部隊要用這個澡堂,早用槍桿子把裏面的人趕得光光的。此時,客人留戀熱水暖屋,遲遲不願離去,也不排斥他們頭次跟解放軍打交道,以此要與舊丘八有個比較,以考驗另一種的兵。淩晨一點過了,仍沒打烊。我和同伴也沒想到,到這新區,人民軍隊的本色,是在接受這種方式的檢驗。同志們困了,頭靠在膝蓋頭瞌睡,也耐著性子等下去。我既跟著這麼等,也蠻有興趣聽他們聊。原來這些天唱壓軸的角兒,是田漢稱之中國梨園中首位自己能編能演的女編劇家金素秋。她無任何舊戲班子裏的舊習氣,潔身自好,是抗戰時在大後方少見的進步名伶。盧漢一宣佈起義,她則掛出早已備好的《白毛女》迎接解放。她在此時的改編和演出,臺上自然不可能出現八路軍,是寫農村千年封建的租佃關係中的悲劇。由此也可以看到她思想的傾向。唉,這麼大的世界,有時又感到它這麼小。不想,不久後我竟然和她在一個部隊工作。由此才知道盧漢起義後,昆明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所攪和的亂局之中,蔣家在雲南的勢力哪能戴著白手套閑看時,不得不考慮安全,考慮等大軍進了城局勢穩定了再回昆明,才以“跑碼頭”的形式到宜良唱幾天以避避風頭。而這些看戲的,哪知道他們安於台下的閒逸之背後的時局之複雜。他們以泡在熱水中的閒逸檢驗了我們新軍人的本色,才懶洋洋地走了出去。大池裏放了水,已三點來鐘了。我沒有打開背包,以大池四周用以池邊搓背的磨石板上,和衣倒下,眯一會兒。

期待的入城式,無疑具有歷史意義,等待它的前夜,這樣過得也蠻有意思。果不然,打開背包的,被子還沒有睡暖,就被吆喝了起來上火車了。黑古隆冬的擠在悶罐子車裏,似乎前面莊嚴、神聖的慶典都被它神秘了起來。天一亮,太陽一出來,暖和了,一路金色的油菜花,色彩美麗的燦爛,真像這天吉祥的象徵。那時的入城不像現在的閱兵,經過成年的演習操練,更不可能個頭都長得那麼高,服裝那麼漂亮劃一。全是這一路追殲跋涉者所走來的本色,雖然也叫刷刷棉衣,穿了一冬,它在每個人身上穿得髒汙的程度都不一樣,無法那麼好看。只能看它未經美容的本色,群眾想看到的,也是這種本色。他們之間,無論各自的想法怎麼不同,這一天都不同於過去的變化,哪怕三十三年(1915.12)前見證過蔡鍔(1882-1916)將軍在這昆明組織“護國軍”討伐復辟稱帝的袁世凱之出兵,它雖是這裏的大事、光榮史,也無法與這改朝換代的天翻地覆相比,自然傾城而出,人頭攢動,扒著別人肩頭看看這些確實沒有什麼外化的特徵又確實改了天,換了地的軍隊。本來,除了在前面接受昆明人民獻旗、獻花、敬禮的首長在敞篷吉普車上緩緩而行外,只要有步兵、後勤輜重、醫護、炮兵、炮車,亮一亮兵力就行了。我們完全可以等入城式過後,下午隨直屬、零星人馬再進城也蠻好。偏偏“陽江戰役”解放過來的一支軍樂隊編在文工團,我們也算沾了他們的光,敲敲打打地進城。形式還是重要的,兵團和屬下部隊的軍樂,集中一起在隊前開道,很有氣勢,頗壯軍威。我們軍樂隊的指揮,高頭大馬,白白胖胖,刮得鐵青的絡腮鬍子的須腳,與金絲眼鏡相襯出別樣的情調。大家叫他任大鬍子的任佑明,換了我們的軍服,顯然不像我們老兵,但很威猛,有派頭,他技術不錯,在隊前揮棒,確實可以當一張拿得出手的名片。但到大理駐防安定下來不久,就查出他是個大特務。聯繫、指揮老蔣潛伏在大理的嘍羅,妄圖陰謀在中秋暴動。那時司法運行的規章、設施都還無法完備,服刑的犯人帶出來勞動時,這個傢伙依然是高頭大馬,絕不俯身彎腰的昂然挺胸旁若無人的在排頭。大理城是那麼小,他們早晚四趟出工、收工都得臨街而行。文工團的人出來,很少不碰到他的,聽說他刑滿釋放後在一個地區文工團工作還不錯,那也是改造政策的作用。可是,那時,他不論你怎樣,就是你怒目側視,他從金絲眼鏡後的雙眼到微微翹起的嘴角,都在對你示好微笑,一副地道的洋紳士的派頭,和十萬大山磨刀霍霍的土匪,判若另類,若是他暴動得逞,他會不殺人嗎?儘管那個時候他仍然保持這樣的儀態。誰又可以叫他在“人人”之中也“獻出一點愛”呢?

我的生存現狀,無法虛無於此種幻境。

不過,昆明確實像座抹上了幾分夢幻色彩的城市。那時,她還沒有“春城”之冠,是隨後“蘇聯電影代表團”的藝術家之來到,喜稱她“春天的城市,鮮花的城市,愛情的城市,陽光的城市,”才浪漫了對她的傳媒話語。這時,不說北方,就是江南,寒冬也還沒有過去。這裏太陽卻在無雲的藍天照下來,暖洋洋的,是暖得讓人昏昏欲睡的舒適。中午都有年輕人穿襯衣了,陽光的燦爛中也閃著各色外套和衣裙的五顏六色。勝利堂前的光華街,除了商務、開明、中華、正中這些大書店,圍著勝利堂前的廣場則是無數既收購又出售舊書的舊書店和書攤。當抗戰時,文化南移,許多善本線裝書,及“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中有點名堂的著作,這裏全能淘到。它和文明街、雲瑞公園、甬道街等處的舊書店和書攤,正是昆明的一道文化風景。當一擔米過千元,馮至卻在此以二十元購得一冊《聖經辭源》。物價飛漲,教授們可換錢的,也只有來此賣書。吳晗先生和有的書攤老闆頗有交情,書攤收到好書給他送去,也請他鑒定,他遇到困難缺錢用,也會找出一些書,請老闆為他幫忙解困。後來,施蟄存見我,總會深情地回憶當年他邀上雲南作家馬子華去買碑帖的情景,是無盡的文化情懷。事過多年,風景依然。可惜,當時我才是普通一兵,還沒有買書、藏書的條件,可書香,同樣令人醉。不知是否與書香相系,拐個彎的文廟街的文廟內,有舊政府的“文教館”,有個“打倒孔家店”後的孔廟所改裝的只容幾百人的小劇場。無法與那些賣弄風情的坤角以唱《大劈棺》、《紡棉花》拼市場,金素秋就在那個舞臺靠那些生活也不富裕的知識份子觀眾之票房,艱難地維持生計。這樣的文化現象,直至今日,仍然是個日思日新的問題。文廟前的街面,太陽老高了,照得鋪板都發燙了,店家也不開門。那時,商鋪還沒有鐵門,更無捲簾門,原木的鋪板,風吹日曬,油漆脫落,也有裂縫,從門縫透出的煙香,芳香一路,與前街的書香交錯彌漫。閉目靜立,恍惚闖入到陽光下的一座花園。此時躺在煙燈旁的店主,自然雲裏霧裏,飄飄欲仙,與那泡在熱水裏消寒,躺著讓人捶背捏腳以舒筋者,此地讓人昏昏欲睡的陽光,予以市民文化的閒適、慵懶,也讓人昏昏欲睡。以“雲土”聞名於世的鴉片,這“名”也不是什麼好“名”聲,直至今日,在東北和華北,人家知道你從雲南來,還少不了問:“那裏的人是不是都抽大煙?”令人啼笑皆非。這是什麼年月呀,解放都五六十年了。解放後,雲南的禁煙禁娼,還是嚴厲、利索、迅速有效的。可這些年報導緝毒的新聞,雲南往往成了境外進毒的過道之描述,成了雲南與煙毒難分難解的陰影,自然少不了一些負面影響。而且現在全是白麵、海洛英,基本上沒有鴉片了。鴉片還可以治病,過去衛生條件差,在高山、煙瘴地區,它還能以毒治毒,驅瘴毒,弄得有些小孩從小已被它薰染得難以擺脫,熏得人精神的困倦、慵懶,也烙印于它的文化。

當然,這也只是她的市民文化,大眾文化則迥然而異。我們住在大觀樓與篆塘之間的,現在的“昆明第五中學”,那時的私立“昆湖小學”之內。當時這一路都是水田和菜地,進到小學都得走過二百來米的一條從農田穿過的單行車道。從早到晚,絡繹不絕“耍大觀樓”的,到了篆塘,不是上船就是上馬車,相隔僅十幾二十米之地,與河道並行的白沙馬路,趕車的站在車頭一揮鞭就必定大聲吼唱《安寧小調》、《耍山調》等亮亮他的嗓音,河上的船娘也必定毫不示弱的,尖利、奔放的對歌。無論船上唱“漂咚漂咚”,車上吼“送哥送到牆拐(呐)角”,路上是好多車,水上是好多船,歌聲拋來擲去,個個頭上都是飛歌的彩球罩下樂音的圓弧,河是淌著歌的河,路是車輪轉飛著歌的路。就是市中心金馬碧雞坊的金碧路頂頭的德勝橋下,是可泊小汽輪的,一頭東寺街土橋,四鄉來賣柴送菜的,都是用竹杆撐著小船來,那些“螺絲灣”之類的地方,全是滇池邊的碼頭。一個昆明,是田野中的都市,是都市中的田野。以“回歸自然”的心態看它,不妨稱它為天堂上的城市。忍受夠了江南春寒的潮濕、陰冷,被這裏的春高氣爽溫暖了。再往前走,頭天走到安寧,享受溫泉浴的洗禮,往下的彝族風情、抗戰盟軍的空軍基地、中國軍隊遠征的路、(花)燈鄉、花野、桔園、七擒孟獲的山谷、敬孔明者以孔明帽形蓋的屋頂等等,真像遊山玩水的行進。定下駐防的大理,天高氣燥,遙望蒼山之頂的白雪,再看街上行人穿的單衫之雪白,是份很美、有趣的對映。文化古城,似乎無需,或不容太“現代”的“霜淇淋”,提籃小賣的,是籃底鋪了菜葉的一籃蒼山雪,以更“現代”的意識看,它的“天然”性,應該比霜淇淋好。若要買吃,他舀一勺用菜葉托住,上面澆一勺咖啡色的糖稀所嘗到的美味,真像在蒼山洱海之間的廣闊空間望山看海的心曠神怡。當地對內湖稱之“海”,蘊含內陸嚮往海洋的草根性。

山好,水好;當兵的謂之兵,山知道,水知道。

和平解放的地區,留下更多不和平的隱患。四處竄動的“土匪”,應該是和十萬大山一樣的“匪”。部隊還沒有歇口氣,又出去剿匪了。文工團也隨同前往,為他們的文藝需要體驗生活,為他們是“小資產階級”需要“改造思想”,同時可以活躍部隊文化生活。後一項是件很具體的事,得自己有節目,有玩藝兒才行,如會說快板、山東快書、三弦、墜子等等,這是個人很方便拿出來的節目。可是,平日排練合唱都沒有我的份,也就無法與他們同行。留守看家,看守一座傾毀的財神廟。下部隊前,大家只是打掃過一遍,一時也無法修整。這時,雖然無法開荒種地,同樣得為每日的糧食所忙。從大理城往洱海邊一個十幾裏地的梯級陡坡,每天下兩趟,回來則是背著糧食往上爬兩趟,對於還未成年,一副柔嫩的肩榜,是很難承受的重負。從海邊一開始起步往上爬,額上的汗珠就流過眼睛往下滴,眼裏總在溢滿汗水的酸痛,給壓痛的肩頭更難直腰,也更難喘氣。這時,新政權的政府還沒成立運轉,部隊這麼快的推進,即便可以和需要,從後方,從老區調撥糧食來應急,後面的運輸力也趕不上。我們是用特製的軍用借糧的“糧票”,老鄉則在持有它後,可以用它抵交公糧。為此,按照有關人員事先作好的工作安排,我們挨家挨戶的以他可以借出的糧秤給我們。背上糧出門,只見大陡坡,沒有車道,老鄉是用小滇馬或毛驢馱運,我們是用單軍褲紮死褲腳裝上米背了在田道上走。

團裏除了我不能出面演唱留下守家,還有幾個都是病號。沒有幾天,在宜良澡堂聽講的金素秋參軍來了,她不是一個人,雖然人不多,也是可以唱一台戲的班子,有女小生董俊樓、導演並可以配老生的吳楓、刀馬旦劉磊等,這都是抗戰時在桂林唱田漢的《江漢漁歌》的班底。這叫留下的一個炊事員有些抓打不開,叫我背糧供應開夥的擔子也更重了。有什麼辦法呢?就是這麼幾個人,新來的同志還是文化名人,我能不去嗎?那個時候,、“勞動改造”說來可不刺耳、難聽,反而有人們一份追求的自覺,我也以此能咬著牙堅持下來。

因為素秋同志的名聲在外,大理人上門要她為當地唱幾場,吃過晚飯我就上臨時改為劇場的大理中學禮堂門前驗票、提著手電筒引座;開場鑼鼓一響,我則背過身站在門口靜靜看臺上的演出。他們的演出很乾淨,無論是劇碼還是表演。沒有迎合市民庸俗的噱頭,也沒有跑碼頭的江湖氣。這樣從那個烏煙瘴氣的世道、行會走來,實在不易。有時恍惚自己也在臺上的胡琴、鑼鼓聲中滾爬,不知是換了人間所告別的舊夢,還是人的一生無法遺忘的辛酸。散場時往往眼裏含著一滴還沒落下的眼淚而歸,內心是莫名的惆悵。人在台下看臺上的戲,自己在台下也是一出戲。戲裏戲外的,是我和素秋同志幾十年間的情誼日深。她是中國第一位出國上日本大版的“世博會”,在梅蘭芳之前去演京戲的女伶;抗戰時昆侖關大捷,她也是上前線唱京戲的文化戰士;在大後方的白色恐怖下,她和不少文化人合作,遭檢查、遭刪戲、遭禁演,她都不放棄自身的追求而熬了下來的,一位值得尊敬的同志。在大後方的進步文化活功中,自郭沫若起,她和不少同志都有交往,關係最好的,當數田漢、安娥夫婦,同趙清閣和老舍的友誼,若非她見證在前面曾述及趙先生怎麼救出老舍於健康危機的情義,很容易誤信一些對此的傳言,歸類於許多流離到大後方的單身男女間的隱私。由於我從小就上臺演出,經歷了一些自身能感悟的世事,又演戲,又看戲,才知道什麼是戲。

之後,工作的頻繁調動,若不知人事安排之初衷,也許是一種戲劇性的偶然。文工團回到財神廟,廟不用守,我則調到軍政治部圖書室。設此書室,只是以此提倡讀書吧,並沒有什麼人借書。從西南軍區發下的圖書,成批成批,源源不斷。多是解放前上海以俄商名義辦的“時代出版社”所出版的蘇聯和舊俄的古典文藝作品。原來配備的,基本上全是《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像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直排,是個小薄本,一天能翻好幾本。對老解放區的作品有個流覽式的印象。來了普希金、托爾斯泰,可讀的東西就多了。而且配發下來許多蘇聯和捷克的唱片,除了我在教堂所熟悉的貝多芬、巴赫、亨德爾,當然不是《彌賽亞》,而是貝多芬的交響樂《田園》、《英雄》、巴赫a小調、E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亨德爾F大調、g小調《大協奏曲》等。拉威爾(Maurice Ravel1875-1937)的《波萊羅舞曲》,結構方整,氣息寬廣,配器在同一主題不間斷的反復中,隨時更新出絢爛奪目的色彩。它無有一般舞曲所娛悅于人的華麗之流暢,連同固定伴奏型所交錯節奏的力度,煥發變化萬端的光華。我不需要再聽對它的講解,沉浸在它予人情緒的感染,我就行了。由於當時外交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不論今日怎麼評論他的領導人列寧(Lenin 1870-1924)、史達林(Stalin.Joseph1879-1953)的政治行為,他們都很喜愛古典的文學藝術,且有不是一般的素養。為此,從“一邊倒”到蘇聯,從蘇聯而又擴展到大量古典的經典音樂,我又接近了俄國的經典樂曲,柴科夫斯基(P.I.T0haikovsky 1840-1893)的《一八一二序曲》,當我聽到拿破崙(Napoleon 1769-1821)入侵、佔領莫斯科的鐵蹄“沙沙”聲中,響起《馬賽曲》首句號召性的音調時,我馬上聽懂了它反喻的深意,感悟到它的通俗又深刻所不朽于人類文化。並為古希臘語中的“數音同時和鳴”的交響樂所表達不是單音所能傳達的藝術境界而驚異。再讀他的《第四交響曲》所揭示孤獨而受苦的個人鬥爭,帶有宿命色彩的憂鬱,是多少代的知識份子心靈的回音壁啊。往下,格林卡(M.I.Glinka 1804-1857)、莫索爾斯基(M.P.Musorysky 1839-1881)、裏姆斯基柯薩科夫(N.A.Rimsky-Korsakov1844-1908),尤其是化學家業餘于音樂的鮑羅丁(A.P.Borodin 1833-1887)的《在中亞西亞草原》、《伊戈爾王子》中的《Polovtsian舞曲》,乃至他的《絃樂四重奏》我都是一聽不忘,成了與我終生結伴而行的音樂。肖斯塔科維奇(D.Shostakovich 1906-1975)的第七交響曲《列寧格勒》與《一八一二序曲》,應該是俄羅斯民族在兩個時代、兩種社會制度下的民族精神之對映,由此,看到俄羅斯音樂長河一瀉千里的奔騰。

音樂本是無有地域之隔的語言,可是,這些東西,在那裏是基本上沒有什麼人要聽的,它在“一邊倒”的教育下,即便對它不習慣,甚至不喜歡它的,尤其周圍學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同事,容易誤會它與民族性與民族形式有所衝突,也不便,或不敢說什麼。這為我盡情享用它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幾個月間,從無標題經典樂曲的無標題,讀出它音樂語言的“標題”;從它看似無具體內容、物件所掘出其藝術內核之質所作的傳述,往往比之外化的“標題”更有它化為藝術的活血所流動的藝術生命;它清晰呈現激濺人的想像、情緒、深思,並非稍縱即逝的靈感,而是無形的“標題”。以音符、旋律的音畫,讓人感受到更具實感的,是淡遠之畫,是濃郁的詩,是哲思之深邃,這往往不是文字的表敘所能達到的。是可以穿透到多種不同形式的藝術之藝術。它感悟於我心的,是藝術非外在的描摹,而在於對其質的內在之深掘。追求的和達到的距離,之遙遠,也許同樣是台下才看得清的戲。一聲長歎的憾事,從事文字工作當畢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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