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族主義、民主與自決:評Perry Anderson的<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上) (杜繼平)

培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為何在2004年突發興致寫了<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绿>?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論就其分析或判斷來看,這都是篇不很高明的文章。培里曾寫過Passages from Antitquity與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這類出色的著作,這回卻犯了大忌,在沒有深入研究之前就率爾對他所不熟悉的問题發表議論,完全喪失他平素治學嚴謹的態度。由於這不是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培里沒有註明所用資料的來源,但從內容來看,我推測他所根據者是有關台灣歷史與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二、三手英文材料,外加一些耳食之言,因此造成他在事實的認知與分析上都有不少錯誤,加以他對北京與華盛頓的對台政策及中美關係所知有限,這就不能不使他這篇文章的立論與判斷失之淺薄。

培里文章的重點有五:一、他認為台灣人民正在形成明確以台灣為本位的國族認同,並將其歸為他的兄長班乃迪克(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海外移民社會脫離母國的類型;二、指出台灣本位的國族認同在上述類型中的特殊之處;認為台灣分離派是依據民主的政治原則而不是訴諸言語、族裔或文化來建構國族,並探討台灣分離派想用公投自決來達到獨立的目的所遭遇到的實際困難;四、分析兩岸與中美關係,認為北京對台用武的說詞不過是虛張聲勢的恫嚇,在美國保護台灣的承諾下,北京既無能力也無決心冒與美國直接對抗的危險,實行武力統一,而美國在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關係法》的雙重制約下,也只能力求維持台海現狀,因此兩岸長期維持不統不獨的僵局,北京與華盛頓既對此僵局皆束手無策,就只有台灣民族主義是生機盎然可以推動事態變化的力量,故台灣分離派即便利用公投宣布獨立,北京仍將坐視,不敢採取重大的報復手段,打破僵局;五、最後,培里討論了兩個可能使兩岸將持的現狀脫軌的意外,一是綠營過於急切粗暴地推動「閩南化」,加深島內的〝族群〞分裂與兩極對立,二是按照目前狀態看來極不可能的情況下,北京突然態度轉硬,以象徵性的軍事行動向美國施壓,讓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

一、史實糾謬

在評論培里的分析與論點之前,我要先指出文中除譯者已糾正的兩個錯誤之外,還存在的幾個基本事實的謬誤:一、他說國民黨實行35年的戒嚴,實則台灣的戒嚴時期是1948.5.3─1987.7.15,達38年;二、他誤信台獨派捏造的政治宣傳,將吳淑珍的單純車禍說成是國明黨故意行兇;三、誤算大陸與台灣人口的比例為500比1,實則大陸人口若以13億計,約為台灣的60倍;四、蔣經國過世是1988年1月13日而不是他所說的1987年。這些無關宏旨的小錯誤,只反映了培里對台灣與兩岸關係的生疏、隔膜。但另一些歷史事實的謬誤則嚴重影響了他對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分析與論證。

培里在同意他的兄長班乃迪克(Benedict Anderson)將台灣民族主義歸類為「海外移民型(creole type)」之餘,還提出台灣民族主義不同於其他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四個特點。他認為,日本併吞台灣,使台灣與祖國分離後固然實行了專制的殖民統治,卻不同於它侵略大陸時的大肆屠戮、破壞,而讓台灣的經濟、教育有所發展,從而使台灣與大陸有了截然不同的經歷,迄今仍為台灣生活的基本要素,構成了第一個特點。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建立了較有秩序、和平、卓著成效的統治體制:雖與所有歐洲殖民政權一樣專制,但所統治的是一個更為“落後”的農業社會,終究沒有在朝鮮或滿州那麼嚴酷,而且造就了優於中華民國所有地區的經濟與教育發展。只是到了太平洋戰爭末期,才有大批人飽受困苦,而在此期間許多台灣人自願加入皇軍,忠心耿耿,效死疆場。」培里在這裡要說的是,日本的殖民統治雖專制,卻也促進了台灣的發展,令不少台灣人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因此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不單只有罪惡這一面,它還有功,其意義不只一端,功過曖昧難分(ambiguity),台灣在日據時期的這段經歷完全不同於大陸的日本佔領區。培里的這個觀點我們知之甚稔,並不陌生。這其實就是日本右派與台獨派經常鼓吹的「日本是台灣近(現)代化的奠基者」、「日本殖民台灣有功」的論調,我相信培里的論據也是取自台灣分離派的歷史敘述。但是事實根據何在?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比在朝鮮溫和嗎?我們先引述兩段材料來檢證一下:

「台灣的經濟制度已與日本同化,又其教育亦採同化政策,只有政治則放棄了 “日本延長主義”。

蓋在經濟與教育,同化是日本及日本人的利益;擁護這種利益的武器,則在政治的不同化,即專制政治制度的維持。在這地方存在著台灣政治機構之帝國主義的意義。而以台灣的情形,比較朝鮮,則在財政上,朝鮮每年尚須國庫補助,反之,台灣早已財政獨立;又在經濟上,比較朝鮮,則台灣不論就資本家企業的發達或住民的富裕來說,都是勝過多多的;又在教育上,住民初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朝鮮為人口的千分之一九點六,台灣則為千分之五八點六(一九二五年三月末):懂得日本語的原住者,朝鮮為人口的千分之二一•七,台灣則為千分之二八•六(一九二0年):即教育程度也是台灣高過朝鮮。至於政治的情形,則台灣比朝鮮差了。即總督為陸軍武官時,乃有軍隊指揮之權;這種官制,台灣有,朝鮮無。地方制度上的選舉制度,朝鮮有,台灣無。官吏特別任用範圍,朝鮮廣,台灣狹;在朝鮮,從朝鮮人的總督府局長開始,還有許多行政長官是朝鮮人;此外,還有朝鮮人的推事檢察官,其權限自一九二0年起,完全與日本人的推事檢察官相同;至在台灣,台灣人的地方理事官只有三人,司法官完全沒有。台灣有保甲制度,朝鮮沒有;朝鮮有數家朝鮮人發行的朝鮮語報紙,台灣沒有一家台灣人發行的日報。不論是統治的制度、原住者的官吏任用、言論的自由,顯然都是台灣的政治情形比較朝鮮尤為專制。台灣完全沒有政治的自由,甚至其萌芽胚種都難發現。財政經濟豐富,教育比較進步,但政治專制的程度特別高。這看來雖是奇怪的事實,但因專制的警察政治,其本身是使台灣財政經濟得有顯著的帝國主義的發展之一主因,故在台灣,牢固的帝國主義的實力及其傳統,不易容納台灣人的政治自由的要求。又,朝鮮原為獨立國,台灣則為清朝的一省;朝鮮是在國際交通路口,受世界輿論的監視,台灣的地位則否;凡此,想來都為台灣與朝鮮的政治情形不同的原因。要之,台灣人的政治情形,所以說是“超過朝鮮,比起朝鮮尤苛”,是因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勢力,不論歷史的或現實的,都比在朝鮮來的強固。」(矢內原忠雄 1985:167-168)

「更根本的問題是中央集權色彩濃厚的台灣總督政治,對於民意完全隔膜。一九二0年,田總督雖曾設置“台灣總督府評議會”這一組織,但並沒有給以絲毫權限,這只是“御用紳士”的所謂“儀禮的集會”而已。台灣的“議會設置運動”,以林獻堂、蔡培火諸氏為中心,備受彈壓;自一九二一年第四十四屆日本帝國議會至一九三四年第六十五屆日本帝國會議,前後凡十五次,提出請願,始獲通過。過程之難,情況之慘,也是各文明國各殖民地所罕見的。這樣獨特的官治行政制度,結果所致,自然造成了“由日本人獨佔官吏”這一極端偏狹的人事任用方法。這一情形,不但為各國殖民地所無,及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亦遠勝過台灣。就戰爭結束之時而論,台灣人在一六七名“敕任官”中祇有一名,而此一名僅有的“敕任官”,還是與行政無關的醫學博士杜聰明。“奏任官”為兩千一百二十名中的二十九名;絕大部分都是技術人員。“判任官”為兩萬一千一百九十八名中的三千七百二十六名,也祇為總數的百分之十四。這就是說:台灣人被任何行政部門所排擠。這正是“勇猛果敢”的日本人之唯我獨尊、亦為我獨善之道。……這樣的行政制度,首先造成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的明顯對立。日本的統治目標雖然是同化政策,雖然是皇民化政策,但是這類政策本身,即在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劃成了明顯的民族鴻溝。即行使統治權的,都是日本人;台灣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服從日本人的。被統治的台灣人一旦有了這一認識,積極者革命反抗,消極者陽奉陰違,大多數人則不得以屈服於權力之下;另一方面,日本人則以統治民族自負,對台灣人抱著優越感。因此,各種統治政策的推行,都不能獲得被統治者的衷心合作,除恃力強行外,別無他道。在此情形之下,警察權之被全面利用於擁護政權,勢所必然。故在台灣各種經濟政策的實施,常是露骨地利用警察;而警察也認為這是他們的天職。」(鹽見俊二 1985:123-124)

矢內原忠雄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在台灣發展經濟與教育是有利於日本,而專制統治則是推動經濟與教育發展的武器,台灣的經濟得以有所發展,靠的就是嚴酷的警察統治。矢內原忠雄比較了朝鮮與台灣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不同政治遭遇,結論是日本對台灣的政治壓制比朝鮮尤為苛酷。鹽見俊二(按:鹽見是日據時代在台灣的財經專家)更指出,台灣請求設置議會的「過程之難,情況之慘,也是各文明國各殖民地所罕見的」,而由日本人獨佔官吏「不但為各國殖民地所無,即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亦遠勝於台灣」。處在這種境遇下,台灣人「積極者革命反抗,消極者陽奉陰違,大多數人不得已屈服於權力之下」。矢內與鹽見根據事實而來的論述徹底駁斥了培里所謂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沒有對朝鮮那麼嚴酷的說法。

那麼,日據時期台灣經濟與教育的發展又對台灣人具有什麼意義呢?日本「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的目的在於榨取台灣農業的剩餘,提供日本物廉價美的米、糖,以降低工資,促進資本的積累,加速日本的工業化。但日本右派與台獨派卻津津樂道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對此日本學者西野英禮有這樣的評析:

「日本統治時代,日本人曾經使台灣人的生活水準提高了這種說法,通常是出於一些人的假定:如果沒有殖民地化,台灣就沒有發展;即有了發展,也不會有很大發展,這種說法是多麼地獨斷。這是以台灣被佔領為殖民地當時的台灣住民之生活水準為基準,來衡量殖民地結果的生活水準。這也是只以絕對的生活水準為問題,不以相對性的當作問題。因此,這種情形是由於支配關係,台灣人民在本質上的苦痛,在意識上就被遠遠地隔開了;而對殖民地者的日本所加予台灣的恩惠方面,在意識上格外地加強了。殖民地的結果,也有善的,也有惡的這種曖昧的見解,留在意識裏幫助了日本殖民者。關於台灣住民的生活水準也提高了的事情,是配合日本隨時在進步的高級的生產技術,為了使榨取關係能夠更圓滑地進行以增進自己的利益而說出來的,實際上,日本人只不過是支給生活上,最起碼的必須條件之最低限度而已,其實日本人是在掠奪其勞動力剝削其當然應得的代價。然而,這些卻被當作在實行日本統治的恩惠,所以至今仍有“日本恩惠”的錯覺之習性,遺留在一部份的日本人及台灣人的腦海裡。」(西野英禮 1985〔1961〕)

西野英禮這篇論文寫於1961年,但他指責「殖民地的結果,也有善的,也有惡的,這種曖昧的見解,留在意識裡幫助了日本殖民者」,卻好像是針對培里而發。

對日本在台灣發展教育的動機與後果,西野英禮也很透闢地指出:

「其次所謂“開發台灣”這句話裏,不能不特別指出來討論的室友關於日本在台灣的制度的確立。這是日本人在開發意識之中,認為也是日本人開發的,內心最為誇耀的事情。固然對於這個意義的檢討,將會觸及開發意識之中最重要的部分。

從教育制度確立的動機看來,與一般開發事業的動機沒有什麼分別。唯有日本人不能當的下級官吏,要從住民中來選任,這才是日本人在台灣實施教育的真正目的。

所以,問題在於教育的普及是否真正為了台灣人民的利益。台灣殖民化以前,台灣和大陸一樣,是書房式的教育。到了日本人的統治,有了學校,使比較多的人能夠進入學校。表面上看來,都是為了住民的利益,這就變成殖民者的功勞了。

但是在學校裡只教日本語,母國語文就被禁止了。在學校說一句母國話要罰金一錢。這種滑稽,而且是殘酷的罰則也都設立了!這種教育上的強制與差別,若要舉私人刊行的作品來作證,則有前引小泉信三的文章。其中這麼說:“本島人要保持對岸的語言和習慣,在今日對他們沒有什麼利益,恐怕更要使他們子孫的地位增加困難。……然而使用本島話及隨著因使用本島話而懷著思想祖國及懷念祖國的感情,那麼他們在政治上就不能不受到不利的處置”。底上這段文章可以說是典型的說明。

學校以外的流通語也是日本語,因此台灣人只有在家庭或同胞之間使用母國話,暗中使用母國話只是為了抵抗感之寄託。

受了這些強制與束縛的結果,留給台灣人民的是重大的傷害。由支配者給與的語言,被支配者若是使用,則變為奴隸的語言。語言不單是表現的工具,也是思惟的工具。當作社會語言的日本話語當作血所流通的母國話之分開使用,是使思想或思考分裂成奴隸性與人性的兩者,而致使格格不入。輕視母國話的風潮,是日本統治時代的延長,然而至今還存在於台灣人之中,台灣人的學者也為此感嘆。這是當然的!藉著教育制度的確立或同化教育的美名的所謂“教育”是使在日本統治時期長成而被剝奪以母國語表現的台灣人,現在無法用母國語來寫文章,只能寫日本語。台灣的新文化就在胎兒時的情形被絞殺了。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後還要使台灣民眾的痛苦再挨幾十年?我以為在日本的台灣殖民地化之中,最受誇耀的教育制度的確立,不就對於原住民最為野蠻的行為嗎?我以為這是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的野蠻!‧‧‧‧‧‧‧‧‧殖民地化的結果,不可以說是惡的也有,善的也有。看起來只有善的,但其善在結構上可以產生巨大的惡,這就是殖民地制度。」(西野英禮 1985〔1961〕)

西野英禮痛切指陳,最受誇耀的日本殖民教育制度,其實是「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是「對於〈台灣〉住民最野蠻的行為」,「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得野蠻」!。但是,這樣的洞見,培里完全付諸闕如,他只是毫無批判地襲取日本右派與台獨派的謬論。西野英禮的洞見正是近二十年來致力清理殖民主義遺毒的後殖民主義的主旋律。後殖民主義先驅法農〈Frantz Fanon〉曾深刻地指出:

「壓迫者並不力圖讓自己相信被壓迫民族及其文化在客觀上不存在,而是盡其所能地想方設法要被殖民者承認業已化成其本能的行為模式的本國文化是劣等的文化,要被殖民者認為他的『民族』是不真實的,最終更要被殖民者自認連他自己的生理結構也是混雜不清、滿是缺陷的。」(Fanon 1966:190)

「殖民主義不會只滿足於統治被支配社會的現在與未來。殖民主義不會僅是緊緊掌握一個民族,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就甘心罷手。殖民主義還會依據邪惡的邏輯,把魔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殖民時期的特徵就是殖民者力圖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看看殖民者的所作所為就可知道他們幹得十分徹底,殖民統治所希望做到的,實際上就是要當地人相信殖民主義是為照亮身陷黑暗的他們而來的。殖民主義者有意造成的效果是,讓當地人以為,要是殖民者離開,他們馬上就會重新淪入粗野、墮落、野蠻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凡是拿起武器捍衛本民族存在的價值,凡是要拿出證據證實本民族存在的價值,願意坦露胸懷研究本身歷史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就必須剖析他的人民的心靈。」(Fanon 1966:170-171)

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發展殖民教育的目的正是法農所說的:「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把魔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日本的同化教育,特別是1930年代的皇民化教育的重點,就在醜詆中國的歷史、文化,頌揚日本的崇高、偉大,力圖讓台灣漢人鄙視乃至忘卻自己的民族傳統與身分,在自卑的心理下,仰望、崇拜日本文化,從而以晉身為「皇民」為榮,以具備「日本精神」為傲。這種奴化教育在1930年代成長的台灣青少年(也就是李登輝這一代)的心靈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被奴化的思維通過親日派台獨王育德等人的影響,構成了台灣分離意識的一個要素。(註1)培里說「許多台灣人自願加入皇軍,忠心耿耿,效死疆場」,這所謂「自願」參軍,其實一部分是「皇民化」教育的效果,一部分則是鹽見俊二所說的「大部分人不得已屈服於權力之下」。

培里又說,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經濟和教育發展「優於所有中華民國地區」,也一樣不合事實。中國大陸自民國建立後,歷經袁氏稱帝、軍閥混戰、日帝入侵、國共內戰,兵連禍結,政局長期動盪不安,復有歐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剝削,經濟建設受到嚴重影響,進步遲緩,而日據時期的台灣在日本帝國的卵翼下,未遭大規模戰亂,確有利於經濟發展,但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下,台灣工商業並不發達,仍屬農業社會。培里忘了: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本來就是不平衡的,在一國以至世界的不同地區與部門之間會形成資源不均等的配置,二、中國地域極為遼闊,不同區域因歷史、地理、資源等因素在發展程度上本就有極大的差異。說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教育優於整個大陸〈包括上海、南京、北京等通都大邑〉是缺乏常識的說法。這裡引一段「上海幫」的資本家遠東紡織企業創辦人徐有庠的回憶以見其概: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從十里洋場的上海突然來到台灣,第一個感覺是太荒涼。嚴格說,這種印象並不準確。因為,上海很早就闢為中國對外通商港埠,而且,長期作為西方國家租界地,現代化得早,洋化的程度也很深;這樣比較,當然不公平。習慣了那裡的繁華與熱鬧,突然間來到台灣,難免覺得好像缺少了什麼。

事實上,如果拿台灣和我們的家鄉海門或啟東之類的江南城鎮比較,台灣又顯得不錯。這裡有便利的鐵路,有完整的水利系統,有普遍的電力網,有有效的農會組織,有嚴密的戶政制度,這些,都構成台灣後來發展的重要條件。

由於日本長期的佔領,台灣在經濟上還維持著殖民地經濟的色彩,基本上是農重於工,集中生產供日本本土使用的物資。因此,工業方面僅有極簡單的加工業。我記得,遠東針織廠開工之前,要採購一些剪刀,結果,找遍了台北市,就找不到銳利而經久的剪刀,最後,還得從香港採買。」 (徐有庠 1994:99-100)

以上我之所以不憚詞費,又大幅徵引史料,糾正培里的錯誤,主要是培里從台獨派照單接受的觀點,謬種流傳多年,在台灣有相當的市場,不少人盲從其後,以訛傳訛,造成認識上的混亂,有必要加以釐清。但這並不是本文評論的重點。

二、 方法批判

培里對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分析,歷史知識的貧乏還在其次,要害在於方法的錯誤。培里在《君主專制國家的系譜》(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的序言裏,批評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把抽象的普遍模式與具體的地區個案打成互不相涉的兩橛,也就是在普遍與特殊、必然與偶然之間挖下了難以跨越的鴻溝,因而他力求彌合這道鴻溝,既顧及〝純粹〞的結構模式,又研究〝駁雜不純〞的具體、特殊的歷史變體,以恢復歷史唯物論在歷史領域該有的解釋威力(Anderson 1987﹝1974﹞:7-8)。在形式上,培里按照他結合普遍模式與具體實際歷史的方式,既把台灣民族主義歸類為「海外移民型」,又指出其獨有的特點。然而,實質上他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必須先全面研究特殊、具體的事物,建立起普遍的規律、模式,才能再反過來將普遍的規律、模式運用到具體事物的解釋上。培里的兄長班乃迪克在《想像的共同體中》中,把民族主義分類成三種典型模式:以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革命為代表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nlism)、 以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為代表的「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nlism)以及十九世紀沙俄政權為代表的「官方推動的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nlism),而尤其強調「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為濫觴。班乃迪克認為,日後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仿造、組合這三種民族主義模式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參照這三種由美洲與歐洲起源的基本模式就可很恰當地解釋後來在亞、非洲澎湃洶湧的民族主義浪潮。培里本身並未對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作全面的了解,也沒有深入研究台灣的歷史與統獨之爭,便想當然耳地把班乃迪克的分類當成普遍適用於全球的模式,套用在對台灣分離主義的分析上,遂造成了根本的錯誤。

美國獨立革命時已形成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嗎?

班乃迪克不同於許多由自由主義立場貶斥民族主義的著作,另闢蹊徑探討了民族主義的起源與傳布,使他在民族主義的研究上自成一說,佔有一席之地,但《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不少論證卻是問題重重的,絕稱不上台灣出版商所誇張宣傳的所謂「經典鉅作」(2)。就以他刻意強調為民族主義起源的美洲「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來說,就缺乏站得住腳的歷史根據。且不談拉丁美洲的獨立革命運動,美國獨立革命之際,北美十三洲殖民地的人民並沒有如班乃迪克所想像的那樣,把彼此想像成休戚與共的政治共同體,甚至在獨立建國後的數十年中,也沒有形成鞏固的國族認同。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艾波比(Joyce Appleby)所說:「美國革命並沒有創造出一個民族,更別提團結一致的人民。」(Appleby et.al. 1994:96) 艾波比還指出,美國人的國族認同是直到1790年代中期之後,靠一些愛國的史家編造美國歷史神話,把追求自由、平等、民主說成是美國人從移民到革命建國的動力,才逐漸形成的。事實上,要求獨立的革命運動是少數精英發動的,並沒有獲得多數人的支持。當時教育普及率不高,大多數人受財產資格的限制,不具投票權,難以直接表達意志,甚至在地主、商人、富農及律師等專業人士的有產階級之間,對是否需要搞獨立革命的意見也極其分歧,整個社會嚴重分裂,用美國史學家卡爾曼等人的話說就是:「美國的革命是場雙重的鬥爭,既是反對帝國的權威,影響國際權力均勢的叛亂,又是愛國與忠皇兩黨或兩派的對抗。」(Carman et.al.1967:194)雙方的衝突極為尖銳,「忠皇派不像革命黨人那樣具有組織與進擊心,而愛國派卻對他們發動比對抗英國更加兇猛無情的戰鬥。在衝突的過程中,大量的忠皇派人士投入英軍或自己組織英王授命的軍事團體。……那些沒有受到英軍直接保護的忠皇份子處境極其悲慘。早在獨立宣言簽署之前,每一個殖民地的革命委員會就警告忠皇派人士不得異議,沒收他們的武器,強迫他們支持抵制對英貿易的協會。隨著双方鬥爭的進展,革命黨人眼見一些忠皇人士顯然不會為威脅所迫而支持愛國派的目標,遂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凡拒絕宣示效忠革命者皆不准享有公民權,不能投票、擔任公職或受法庭保護。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還不得自由擇業或獲取、處置財產。他們沒有言論自由,不准旅行或與英軍貿易。在這些禁制的法令多無法奏效時,比較熱衷於支持英國的人則遭放逐。」(Carman et.al 1967:199)一場不具全民共同意志、社會內部極度分裂對立的革命,民心士氣自然渙散不堪,當時各州願受召入伍者寡,兵源嚴重不足,勉強入伍者亦復散漫怠惰,只顧私利,且時有逃亡之意。革命軍總司令華盛頓極為憤慨地指責說:「對公共利益這麼漠不關心,德行如此之差,投機倒把,使盡各種下流技倆謀取這樣那樣的利益的風氣如此之盛,………實我生平所未見,祈求上帝別讓我再遭遇這種景況,全軍瀰漫這樣卑劣、自私自利的精神,來日若有慘敗,我一點兒都不會訝異。」(引自Carman et.al 1967:203)這樣的烏合之眾,要想戰勝英軍當然是不可能的,美國獨立戰爭最終獲勝,其實主要是拜法國派遣陸軍、海軍參戰挫敗英軍所賜〈3〉。

上面引述的這些美國革命史料,不但可用來證明班乃迪克認為美國的獨立革命是由於當時北美十三州人民已具備禍福相倚的手足之情,形成政治共同體的民族意識,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對當前台灣因統獨之爭而產生的國族認同分裂,社會內部尖銳對立的亂象,也頗有借鑑意義。

東西方的民族主義沒有重要差異嗎?

班乃迪克在《想像的共同體》的第二版序言中,雖然很謹慎地說:「我對西歐與〈美洲〉新世界的知識仍相當膚淺」,「我的分析能否令人信服地應用於全世界,尚屬未定。」(Anderson 1991:XV)但實際上,他2000年在台北的演講卻很武斷地公然宣稱東西方的民族主義並無重要的差異,把台灣、新加坡都劃為所謂「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類型,並反駁東西方民族主義有重要差異的論點,進一歩強調他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的分類模式(Anderson 2001)。

班乃迪克沒有對世界各地區的民族主義做過紮實而全面的研究,即提出海外移民、語言與官方三種民族主義的基本模式,並貿然認為日後產生的民族主義皆是模仿、修改、改進這三種基本模式,以不同方式加以揉合組成的(Anderson 1991:140)。對此印度著名的反殖民主義學者恰太吉(Partha Chatterjee)深表不能苟同:

「西方的大眾傳媒極其無知地把民族主義說成是奇特的異物。安德森所代表的理論傾向與之相反,試圖把民族主義現象視為近代世界全史的一部份。

我反對安德森的論點有個最重要的理由。如果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必須從歐洲與美洲巳備好的某些“模範”形式中取材,選擇它們的想像共同體,它們還留有什麼想像的餘地?這看來就像是歷史已注定,身處後殖民世界的我們就只能永遠充當現代特性的消費者。歷史僅有的兩個真正主體―歐洲與美洲,不僅已代我們編好了通過殖民來啟蒙與剝削的劇本,連我們反對殖民的抗爭與後殖民時期的苦難也得照他們的劇本演出。甚至我們的想像力也必須永遠處於被殖民的狀態。

我反對安德森的論點一點也不是感情用事。我反對是因為安德森的論點無法與反抗殖民的民族主義的證據吻合。亞洲與非洲民族主義最有力也最有創造性的成果並不是靠與近代西方傳佈的民族社會“模範”形式一致得來的,恰恰相反,是因為與其不同(按:黑體字為原文所有)而有的。忽視了這一點,怎麼可能不把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的經驗貶低成滑稽可笑的漫畫呢?」(Chatterjee 1996)(4)

培里直接根據班乃迪克缺乏堅實基礎的分類方式與論證,用「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模式來分析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進而評論兩岸關係,焉有不流於膚淺、錯亂之理?

三、台灣民族主義巳蔚為主流?

培里與班乃迪克一樣認為台灣民族主義蔚為台灣主流,勢不可擋,「一種明確和台灣國族認同正在凝聚成形中」,根據是2000年與2004年的兩次總統大選,陳水扁的得票大幅上升,以及民調統計數字所顯示的,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已達40%以上,這完全是皮相之見。何謂民族與民族主義?在紛雜不一,尚乏定論的各種定義中,我們且用班乃迪克的說法來檢證一下培里(以及班乃迪克)的判斷。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班乃迪克用純主觀意志來界定民族與民族主義,即一群人只要他們相互想像成同屬一個共同體,形成手足般的深厚情誼,並願為共同體的主權而甘冒鋒鏑,萬死不辭,就構成一個民族,具備民族主義的情操(Anderson 1991:5-7)。如果國族認同可以依照得票率來測度,那麼去年底的立委選舉有四成左右的選民放棄投票,泛綠的得票數較總統大選大幅下滑二百多萬票,泛藍以及具反獨立場的無黨籍立委則取得立院席次的絕對多數,不過短短九個月的時間,在未發生重大事故下,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竟可有如此巨大的變化,那麼得票率能說明什麼?意味台灣民族主義陡然下墜嗎?深厚、堅定的台灣國族意識、情感又在那裡?台灣民眾的投票行為尚且如此,真要到必須為建國而戰時,不要說台灣多數民眾,即連長期支持泛綠的選民,會悍不畏死,挺身浴血奮戰,毀家紓難,表現出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情操嗎?
至於用民調統計數字來測度台灣民族主義,就更難以準確了。除了技術上的樣本選擇問題之外,主要是台灣民眾的政治認知水平普遍不高,通常易受政治領袖、政黨、媒體的誘導、影響,對比較抽象或複雜的概念並無明辨的能力,碰到必須在短時間內回答的電話或問卷調查,往往憑直覺或感情作答。「中國人」可以是歷史文化意義上的概念,也可以是指涉國籍的政治概念,在兩蔣時期,以中華民國為中國正統,因而一般的認知上中華民國國民即是政治涵義的中國人,但自李登輝主政後,漸放棄中華民國的正統定位,把「中國」、「中國人」的稱號搞成對岸的專利。陳水扁當政後更變本加厲,一些分離派媒體也大加配合。「台灣」、「台灣人」本是地域、省籍的概念,但在分離主義者多年刻意偷換概念,極力宣傳下被賦予了「台灣國」、「台灣國人」的政治涵意,造成許多人認知上的混淆。若說代表地方意識與地域情感的「台灣(本位)意識」、「台灣人意識」在這樣的政治操作下逐年有所提高,或可成立。但要說,自認是「台灣人」的都已具備堅定的台灣民族主義意識,肯為台灣國效死而弗去,則是過度的跳躍推論。且舉一個實例,去年中我在授課的大學課堂曾作過一次關於兩岸關係的調查,有自認是台灣人的學生卻認為兩岸應該統一,也有自認是中國人的學生則認為台灣應獨立。像這種認知上的混亂,其實並非特例。以台灣民眾的政治水平之低下,從政治上來說可謂民智未開,《論語》所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用來概括形容台灣的政治氣候,仍很恰當。許多民眾缺乏足夠的政治判斷力,往往跟著政治領袖、政黨的言論、政見隨之俯仰,或者如股市股民般,易受消息面影響而改變投資決定,這就是前司法院長施啟揚那句:「民意如流水」的現象屢屢在台灣發生的緣由,流動不居這才是台灣民眾意識真正的主流狀態。台灣這種流動不居的主流民意,反映出來的就是所謂「維持現狀」論。對簡單、明確的統、獨與維持現狀三種選項,多次民調顯示了六成以上的民眾選擇「維持現狀」,這中間當然還有等待時機再統一或獨立的區別,但都共同表現了這樣的心理:一、對中共的一黨專政仍有疑慮,二、不願冒兩岸發生戰爭,危及生命、財產的風險。

培里用投票率與含意不明確的民調統計來判定台灣民族主義凝聚成形,實乃不明就裡的浮薄之見。其實,果真台灣民族主義已是台灣主流,陳水扁這次的總統大選大可穩操勝券,根本犯不著玩法弄權,搞公投綁大選與槍擊詐術的卑劣伎倆(5)。

四、獨立與民主的矛盾

培里根據班乃迪克的《想像的共同體》說:「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並不必在語言或族裔上與本國故土有重大的差異。反之,新生的國族認同是由地域與歷史來標誌的:地理的距離與殖民的體制造成不同於本國的文化與自我意識,由此而形成集體的認同,構成獨立國家的基礎。」培里把台灣類比於原為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國,認為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也屬海外移民型:「就血緣與語言而論,他們是華人,就如同紐西蘭人是不列顛人一樣。但地理的分隔與歷史的經驗經久已使一個移民社會具有了自身的國族認同。」培里又強調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認同是以民主為基礎,而非族裔、語言、文化。

台灣分離主義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無共通之處

我們先不談班乃迪克所分類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缺乏堅實的歷史事實基礎,即使按照班乃迪克的定義,台灣分離主義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也無共通之處。培里與班乃迪克對台灣的歷史與政治現實並無深入的了解,因而只能把從美洲歷史抽象概括出來的未必正確的概念類型,生搬硬套在台灣上。台灣的分離主義運動不是以語言、族裔為基礎嗎?民主真是台灣分離主義的核心價值嗎?那麼今天台灣極其嚴重的所謂「族群對立」,社會高度分裂,又是怎麼來的?如果「民主」真是台灣分離主義的核心價值,民進黨政權何以會視憲法總綱如無物?何以敢為在總統大選獲利而肆意曲解公投法,搞出公投綁大選的卑劣把戲?何以會鬧出行政部門公然對立法院決議成立的「真相調查委員會」行使「抵抗權」的笑話?這都是任何一個真正具備憲政民主法治精神的政權所不會做,也不敢為的違憲亂法之舉,而民進黨政權俱優為之。再者,從攸關台灣前途的統獨爭議到重大的公共政策,在民進黨主政下,又何嘗進行過全面、廣泛而理性的辯論?反之,我們所看到的是獨斷專行,毫無證據的「賣台」、「政變」等嚴重的政治指控,漫無節制的肆意人身攻擊與栽贓、誣陷。這是真把「民主」當成核心價值所應有的作為嗎?

從族裔上看,台灣的漢人不論是閩南、客家或外省都是漢族,而就語言而論,閩南語、客家語與作為國語的北京話也都是中國原有的地方語言,但以閩南人為主體的台灣分離運動卻從一開始就宣傳「台灣人」是不同於中國人的「台灣民族」,把國民黨政權視為外來的中國殖民政權,又把國民黨、外省人、中國人三者劃上等號,而北京國語則成了壓迫「台灣話」的中國話。於是,本應沒有根本矛盾的族裔與語言卻成了具有重大差異的對立根據。台灣分離主義雖然也打著「民主」的旗號,但其根本的動力則是以閩南沙文主義為核心的台灣民族建國意識,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來內而奪權建國,外而爭取國際同情支持的工具、手段。台灣分離主義運動數十年來,宣傳鼓動的主調就是通過曲解「二二八」事變,把「二二八」說成是外來的中國政權屠殺台灣人的「國殤」,又把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扭曲成外省人、中國人壓迫台灣人的殖民統治,煽動台灣人反國民黨政權、反中國與中國人的情緒,大肆鼓吹「台灣人意識」,高喊「台灣人出頭天」,挑動省籍矛盾,以獲取政治資本。這種奪權策略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閩南人既佔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只要一方面標榜追求「民主」,一方面以閩南語為「國語」,直接訴諸閩南人的情緒,製造出閩南人的「台灣民族」意識,那麼依照民主政治「多數統治」的原則,便可通過普選取得多數選票,順理成章地取得政權,再以所謂「主權在民」〈人民主權〉的名義,實行公民自決,達到台灣建國的最後目的。但這套策略並沒有完全奏效。原因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統治階級不都是外省人,有一大批台籍人士被納入了統治集團中。在國民黨用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發展經濟,使台灣獲得長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亦培植了大量的台籍資產階級,也就是說,在國民黨執政期內,獲利者不論在數量上或比例上台籍人士都遠過於外省籍人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人是統治民族,徹底壟斷了政治、經濟利益,台灣人則是被統治民族,在政治、經濟、教育、就業各方面都受到高度的壓迫、剝削與歧視,兩者涇渭分明,判然二分。國民黨政權的統治與此有絕大的不同。台灣分離主義者擴大省籍矛盾,將之上綱為虛構的「民族矛盾」,用來劃分敵我,根本不符台灣社會的現實,自然無法以此獲得絕大多數閩南人的支持,加以運動中充斥著閩南沙文主義的氣息,不僅外省人,連客家人與原住民也深表不滿(這觀諸客家人聚居的桃園、新竹、苗栗與原住民聚居的花蓮、台東始終是支持泛藍的民眾居多數便可明白),加以北京不斷宣告若台灣正式實行與中國脫離的舉措,必將以武力統一,許多台灣民眾唯恐引發戰禍,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也深抱疑慮,致使民進黨長期未能突破發展的瓶頸以獲得台灣多數民眾的支持。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高喊「台灣人的尊嚴」,旗幟鮮明地標舉台獨立場,卻遭慘敗,激起民進黨內一些新生代要求重新檢討用省籍矛盾動員群眾獲取選舉利益的做法,並質疑「大福佬沙文主義」、「台獨法西斯」的作風。其後並出現「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論,主張所有台灣住民不論省籍、身分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政治權力,力圖用「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取代前此具有濃厚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特點的「台灣民族」論。「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雖然有利於民進黨以「民主」、「改革」的姿態,爭取省籍觀念比較淡薄又受到自由主義觀念影響的知識份子及青年的支持,但實際上並沒有主導台灣分離勢力的政治操作方式。一到重要選舉,擬似族裔的省籍與國族認同問題必被台灣分離主義者拿來充當最有效的動員工具,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尖銳對立與緊張不安。之所以如此,除了因訴諸不用理性思維的地域意識與情感在激發支持情緒上極為省事、有效,還因為即使要建立民主國家,單憑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並不足以構成充分要件,還必須要有歷史、語言、文化的認同作為凝聚人心,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基礎。用哈伯馬斯〈J.Habermas〉的話來說就是:「公民身份是用雙重符碼拼寫成的,它不僅是用公民權利界定的法律身份,而且還是用文化界定的共同體的成員。」〈Habermas 1996:285-286〉(6)因而強調擬似族裔的「台灣人意識」,力圖區隔「中國人」與「台灣人」,積極推動在歷史、文化上「去中國化」一直是台灣分離運動的著力所在。這就不能不造成客觀上本無族裔差別的台灣漢族內部以及分離派閩南人與原住民之間產生尖銳的「族群」對立(7)。在「台灣人」建國的最高目標下,所謂「民主」、「人權」其實已被置於次要的工具性地位。

台灣分離勢力未能全面推動族裔沙文主義,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2004年的總統大選之爭所以會如此激烈,兩岸關係之所以瀕臨戰爭一觸即發的危境,都與此有關,正如王文光對2004年大選的分析所言:

「台灣分離勢力多年來一直力圖建構一個與中國、中國人對立的台灣國族認同,其手法是曲解台灣歷史、虛構台灣人四百年來歷史的神話,透過選舉與政治集會訴諸台籍人士的直覺感情,大肆混淆「台灣」與「台灣國」、「台灣人」與「台灣國人」的概念區別,利用台籍人士對台灣鄉土的情感,將之轉化為政治性的台灣國族認同,並以「本土化」之名將「中華民國」混同於「台灣國」,力圖袪除台灣居民原有的中國認同,而為了便於贏得選舉掌握政治權力,每至選舉必以煽動省籍情結,強化省籍矛盾與國族認同分歧為主要手段,把不支持台灣建國者打為「不愛台灣」、「出賣台灣」的非我族類,於是台灣內部的國族認同分歧日益嚴重,對立之勢日益惡化。由於台灣分離勢力深恐中國大陸經濟、軍事實力增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持續加深,將不利於分離建國,於是訂出2008年制憲建國的時間表,視這次總統大選為攸關台獨成敗的關鍵之戰,卻因選情不利,終於圖窮匕見,卸下戴了多年的民主假面具,演出一幕幕明目張膽的反民主醜劇。」〈王文光 2004〉

培里既不了解台灣的政治實情,生搬硬套班乃迪克「海外移民型」的模式來解釋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分析上當然難免錯亂。培里在分析中一方面提到了台灣民族主義不同於典型的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幾個特點,如:要求獨立卻完全依賴一個外國的強權,使用閩南語(台灣話)來形成有別於中國的台灣認同感,在公務、教育或文化上推動「台灣化」與「去中國化」。這些特點其實都已說明所謂台灣民族主義根本不符合班乃迪克所定義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作為美國獨立主體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革命建國之際並沒有刻意另創一種區別於英語的語言,沒有宣稱自己是「美國民族」,沒有搞「去英國化」,也沒有完全受一個外國強權支配。但培里既昧於台灣的政治現實,又蔽於套用班乃迪克很成問題的模式,卻把上述特點置於次要地位,而突出民主在台灣國族認同上的首要作用,認為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並無不合。培里說民進黨想用「民主」團結台灣人心,並爭取國際支持,故出於策略上的考量,沒有全面推動「本土化」、「去中國化」,讓妄自尊大的族裔沙文主義(ethnic jingoism)在民進黨的全套戲碼中擔綱演出,這也是受到誤導的判斷。可用來證明這點的最新例證就是,2004年總統大選造成台灣社會內部高度分裂,民進黨在各界交相指責其操作省籍意識,擴大「族群」對立,撕裂台灣社會下,於2004年9月26日在第11屆黨員代表大會通過等同於黨綱的《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在這篇違背史實、邏輯不通的決議文中,標榜要超越「省籍意識」,以「公民意識」作為建立國家認同的基礎。但不旋踵,由陳水扁掛帥指揮的2004年底立委大選中,民進黨視這篇決議文的主張如敝屣,挑動省籍矛盾的惡習依然未改,致使立委選舉後,立場絕不偏藍的「外省台灣人協會」召開記者會痛切懇求民進黨不要再刻意操作省籍對立,以獲取政治利益。然則,「民主」云乎哉?(8)其實,民進黨之所以尚未全面進行「本土化」、「台灣(閩南)化」、「去中國化」,是不能也,非不為也。「不能」是因為立法院的多數還掌握在反獨勢力手中,無法突破強大的抵制力量。2004年底的立委選舉,泛綠之所以卯足了勁衝刺,目的就在全面掌握立法與行政大權,以便放手大搞「本土化」、「去中國化」的「正名」、「制憲」。然而,事與願違,立委選舉受到重挫,建國大業被迫推遲。

五、民主自決論的謬誤

培里認為台灣民族認同的論述主要不是強調語言、族裔、文化的差異,而是以政治上的民主為立論依據,「台灣獨立的權利來自民主的成就,大陸顯然尚未實現民主。這樣的要求既能統合明確深愛民主的島內居民,又可號召世界輿論支持台灣獨立」。台灣分離主義真正的動力不是民主,以及光憑民主不足以建構國族,也無法統合台灣人心,這在上述的分析中已有所論列,剩下的一個很重要,也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就是國際社會會因為台灣實行民主制度就支持台灣從中國分離嗎?

台灣分離主義長期來用民主包裝與中國分離的訴求:獨立是為了民主,要民主就必須獨立,而通過公民投票,實行自決獨立就是體現民主的原則。自冷戰結束,1990年初東歐、蘇聯的共黨政權相繼垮台,全世界掀起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原有的蘇聯、南斯拉夫聯邦、捷克也紛紛裂解。美國保守派學者福山(F.Fukuyama)揚言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已大獲全勝的「歷史終結」論風行一時。台灣分離主義者自然也隨之歡欣鼓舞,高唱「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大肆宣傳「我們站在歷史正確的這一邊」,「世界站在我們這一邊」,力圖結成「民主─自由」的國際連線,支持台灣的分離運動。這些關於民主、自決的自欺欺人的論調,半是緣於對國際政治、國際法與自由主義理論的膚淺認知,半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除了對台灣島內產生了一些迷惑人心的作用外,卻沒在國際上得到什麼有力的支持。

關於自決、獨立或分離的問題,培里從國際政治的角度比較實際地分析了台灣通過自決從中國分離的可能性,結論是「從民族國家的立場來說,與大多數人口並無族裔差別的原有省份想要獨立就是分離。迄今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允許這種事。更何況,實際上國際間有反對承認這種分裂的協定,許多國家深恐承認分裂的先例一開,本身可能就會首先受害。」培里有關這些問題的分析與判斷頗有見地,惜乎未能從理論上進一步闡明。

多年來,台灣分離主美者皆高唱以公民投票,住民自決,完成獨立建國的論調,其藍本其實來自1940年代末的美國對台政策。1949年初,當中共在中國大陸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潰國民黨軍隊,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台灣也將不保之際,美國對蔣介石政權喪失信心,唯恐台灣、澎湖落入中共手中,成為中、蘇共的軍事基地,遂圖謀利用台獨運動,控制台灣。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在1949年1月19日提出的對台方案中指出:「美國不能忽視台灣人民,及彼等因國府治理不當和壓迫,而強烈反對國府統治的心理。台人之不滿使得中共有機滲透、利用;美國應有準備,如果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即應利用台灣自主運動。」1949年3月1日的國家安全會議37/5號文件、1949年6月9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巴特沃思致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備忘錄與1949年6月23日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向國務卿提出的《台灣意見書》,都主張將台灣問題提交聯合,或由美國佔領,再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此後,台灣分離運動即忠實地執行美國這一反中國的對台政策。〈待續〉

註釋

註1:國民黨政權遷台後與日本右翼政權同在美國庇護下,結成親密的反共盟友,自然不可能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餘孽,在島內亦復優容日據時期的台灣御用紳士,台灣的皇民化思想遺毒因而也就不可能徹底肅清,成了台灣分離主義親日勢力發展的溫床。值得注意的是,王育德之流的親日系分離派所謂的「日本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的論調,正迎合了日本極右派的「日本殖民有功」論,使在亞太地區到處受到唾罵的日本極右派卻在台灣喜出望外地找到全世界唯一的「知音」。日本極右派既得到這批自失尊嚴、自甘卑賤的台灣奴才的背書,意氣自然更為囂張,更為振振有辭地大彈其「大東亞戰爭肯定論」。這實際上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招魂。有關這些問題,請參閱拙著〈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收於《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2002:375-401)。

註2:時報出版公司在中譯本的封底把Neal Ascherson對該書的評語〝a brilliant little book〞,譯為「一本殊為難得的經典好書」,在英國人眼中的〝little book〞,到 了台灣卻被奉戴冠冕,身價暴漲成「經典好書」,這麼荒唐離譜的刻意曲譯,不是出於商業利益,就是盲目崇拜的心理作祟。

註3:關於美洲殖民地發起獨立革命的原因及其過程,請參閱(Carrman et.al 1967,第6、7章)。

註4:班乃迪克不僅對印度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的認識有誤,他尤其是個中國史盲,他在《想像的共同體》和〈西方民族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中涉及中國的部分,幾乎無不錯得離譜。因本文評論的重點不是班乃迪克,故此處不予細論。

註5:培里的文章開頭便用不算短的篇幅來描述、分析槍擊案,說來说去,卻未有定論。其實,不用細究槍擊是否自導自演這類技術性問題。光憑陳水扁與保安單位對槍擊現場與事後的處置方法、態度便可確認其中有詐。古今中外沒有元首真遭刺殺而不立即封鎖現場,緊急緝凶,雷厲風行地徹查刺客,並嚴懲有誓死護衛之責的隨扈者。從整個槍擊案來看,陳水扁身為總統的性命,竟被視如草芥,受重視的程度,還不如一遭砍殺的普通路人,天下寧有此等不合情理的怪事!民進黨為抹除槍擊案的政治色彩,始終堅持此案是一單純的刑事案件,但刑事警察局卻遲遲無法查出真兇,在各方的強大壓力下,檢察署與刑事警察局竟於2005年3月7日聯合召開記者會宣稱槍擊案兇手為已畏罪自殺的陳義雄,企圖以死無對證的把戲,遮掩天下人耳目,成了中外媒體訕笑的拙劣謊言。不唯一般人難以置信,就連當事人之ㄧ的呂秀蓮也不能接受,認為有栽贓無辜之嫌,強調應繼續偵辦,不可就此草草結案。剩下的問題便是,陳水扁為何懼怕全面深入調查真相?個中玄機豈不昭然若揭?

註6:對台灣分離主義較詳細的批判性分析及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的闡述,請參閱拙著〈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收於《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只有理解這一點,才能明白何以不少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也反對台灣與中國分離。

註7 :培里在分析台灣的「族群」對立的原因時,也犯了錯誤。一、他說外省人主要講國語,其實第一代外省人來自中國各省份,講的是南腔北調的各省方言,而不是國語。第二代外省人在台灣同樣接受國語教育,絕大部分也已不會說他們父母的「母語」。最能說明語言問題的是,蔣介石、蔣經國是浙江人,但蔣家的第三、四代使用的也不是浙江話,而是國語了。外省人第二代,除了北京人,在台灣也都不能在學校、正式場合使用父母親的語言,這與台灣人並無二致。二、培里認為南綠北藍的現象部分是因工業化發展程度不同,造成南北差距,因而也有階級的成份,這是站不住腳的說法。北部的桃、竹、苗地區(尤其是苗栗)會比高雄市、台南市的工業化、都市化程度更高嗎?東部的發展比南部還落後得多,為何花蓮、台東也是泛藍天下?原住民又為什麼要如培里所說,害怕綠營而投給藍營?這不都證明台灣分離勢力閩南族裔沙文主義的排斥作用嗎?

註8 :值得注意的是,每當民進黨違背所請「公民民族主義」的基本精神,仍大肆操縱省籍矛盾之際,卻鮮見曾主張要以「公民意識」取代「省籍意識」的黨員或親綠的知識份子發出強烈的譴責聲浪加以糾正,而像沈富雄這種敢於冒泛綠之大不韙,公開要求泛綠陣營不可以「愛台灣」之名,任意質疑、攻擊競爭對手為「賣台」、「中共同路人」的人,卻慘遭圍剿,被泛綠選民遺棄,在這屆立委選舉中落選。台灣分離主義到底是以「民主」、「公民意識」為主軸,或是以省籍、「族裔」為基礎,豈不彰彰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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