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十三） 周良沛

革命（之三）

戰爭時期，部隊簡稱“文工團”的“文藝工作團”，只能作為召募一些知識分子的門面單位和轉運站。因為當時國民受教育程度的比率很低，支持打老蔣的中堅力量多是分到土地的翻身農民，他們多稱自己為“睜眼瞎”，是文盲。這樣一來，此時只要識幾個字，上了幾天學的，在這個部隊都稱作“小知識份子”。從整體而言，都是看得蠻寶貝的。然而，解放軍突破天塹，打過長江之後，大批知識份子從過去“畢業就是失業”而突然進到一個陌生的，新的天地，具體到我自己，則為每日的糧食所困，首先考慮的，還是眼前的吃飯問題，只能就眼前的現實談謀生的“生路”，太遙遠的事，雲裏霧裏。若不遇到這麼一個歷史的轉折時期，不“革命”也不能自覺地隨著大潮流，那麼，不是倒於饑寒，則沉淪於社會的黑暗。這點，我還不能跟有抱負，更要謀“前途”的同齡和同代人相比，若不脫離實際講“前途”，只能如此。在這剛解放的新區，都在“軍管”，什麼“革命大學”、“軍政幹部學校”也同樣是隨軍的，有的就是某個具體部隊為招收知識份子所掛的牌，為他們駐定下來建立新的政權備下的工作人員。像我這樣還不是太現實於“前途”，還講點自己興趣的，自然進了“文工團”。在具體單位，我這樣的人不多，但招募學生所面向的偌大一個社會，類似我這樣的人也又不少。尤其是女生，像後方醫院的護士，“女子大學”的家屬都還沒趕上前來，“文工團”裏的女兵，不僅是她們所見的唯一，而且梳了大辮子，唱唱跳跳的，特有女人味，也特對女學生的口味。所以，一時統一於“來者不拒”，不允許以任何挑剔的眼光將學生的熱情拒之門外的作法，使擁進來的人，真如潮湧。日子一長，不僅“文工團”人滿為患，就是有些人自己，對吹、拉、彈、唱，也沒有絲毫的興趣，呆在一旁，幫不上忙，幹不了事，也特乏味，還真想找個“正經事”幹幹。因而在他們呆了幾十天，不說初步習慣，也還能這樣“隨大流”的過下去時，則陸續分流到其他部隊去。

我自己，感到在“文工團”，似乎與“當兵”、“吃糧”又有別，有份當“文化兵”的孤芳自賞，有列為“文藝兵”的興趣。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團裏的不少“老同志”也多是本團三月一日成立時參軍的，資格“老”到只是多我一個五十多天的軍齡。可一聽他們的談吐，我自信像我這樣六七歲就開始在戲臺上滾爬的人，在團裏還沒有第二個。識譜、試唱的能力也應該在很多人之上。可是，不知道眼睛、鼻子哪兒長得不對勁，硬是三番五次的把我死勁的往外推，否則，也算遂了我兒時要上戲班子當戲子之願。

雖然新社會不興叫“戲子”，那是舊社會歧視性的罵他們“王八戲子”，而稱“新文藝工作者”。可是，當時對我都一樣，只是在教堂所切斷的四年多的另一種生活的繼續。但，人於無奈之中也只有無奈。我都記不清當時先後推到幾個單位了。人家看我也不吭氣，一臉的不高興，若不硬性指定我要幹個什麼，我是不會找事幹的。看這樣子，知道是弄了個包袱背上，三五天則原人奉還了。在那些單位，除了行軍時跟著走路，別的，全無我的事。周圍的官兵，多是華北、西北，尤其是山西的人多，只要不是正式的軍事行動，隨時都可以聽到他們哼唱老家的戲或曲。人閑著，他唱得無心，我聽得有意，人一用心，我跟著人家竟然也哼會了不少唱段。在文工團沒有我唱的份，這樣自娛自樂的還唱得蠻開心，也好打發這樣無正業可務的日子。至於我上哪兒合適，已不是我能考慮的。

問題總在原地踏步，生活總得繼續。那時，第四野戰軍，俗稱“四野”、“林彪的部隊”也從東北“南下”。若一年前所說的“南下”是打過長江，此時的“南下”則是打兩廣、挺進西南了。情況很清楚，解放了的大片華中和待打下的華南地區，都待“四野”接管。他們大踏步地越過我們所在的休整地往前趕，是得參與最後屬於他們所接管的兩廣戰役。因此，這兩支分別來自東北和中原，一眼就很容易分辨出他們所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的“兄弟部隊”，則常有相遇相聚，或並頭同行的機遇。我每次推不出去，暫時回到“文工團”，這一“暫時”自然得做閒人，則是“暫時”到連隊去聽俘虜過來的“解放戰士”控訴老蔣護著老財追佃逼租，搶人抽丁，家破人亡之苦，看他們捶胸跺腳，吼著“冤有頭債有主”的憤恨，這讓我從幼時讀《聖經》的《雅歌》所讀到的那點對新詩的啟示，還能萌動一點不是寫在紙上，而是流動在思想空間的想像，不是成篇的構思，而是零碎、紛呈的靈感。何況，在團裏又不能上臺，連合唱都沒有我的份，在這“文藝工作團”，你有臺上的“文藝”，我也可以有台下的“文藝”。我們平日用馬馱，到新解放的地區就拿出來展覽的幾百冊介紹解放區文化的圖書，不乏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和艾青、田間的詩。做了不讓上臺的閒人，腦裏又流動那聽“訴苦”時的靈感，再讀到這些新詩，不時有些莫名的衝動，無法不嘗試作些分行的抒寫。此外，也總是攤去作對口接待，同兄弟部隊文工團隊的人往來。此時，我也不能不為“兄弟部隊”之間的兄弟情誼，三言兩語就可以看到的那種真誠所動。同時，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也普遍較高，哪怕也是一位翻身農民，就不一定是“睜眼瞎”。樟樹交給了“四野”的兄弟接管，又往遂川移動，路過不知是修水還是別的一個什麼縣，遠遠有位穿著與我們顏色、製作都不同的軍服，比我大兩歲的小宋哥哥叫我。不知為什麼，不久前接待過他的偶遇，遠遠沒有這樣偶然的重逢這麼親切、親熱。雖然分手沒有幾天，部隊移動的變化還是很大，各人在這移動中的見聞和趣事還真不少。很夠我倆“侃”的。有兩件事，終身不忘：當時也不是肚饑，是談興很濃，聞到烤燒餅的香味藉以助興的買了兩個燒餅吃。由此我知道他們還能發些零花錢，我當兵幾個月，用錢（無非發信買點郵票之類）全靠身上帶來的幾塊銀元，還一再受告誡，不要“亂”花錢，避免產生負面影響。按後來老區的地方紙幣一萬元兌一元人民幣計，一百元兩個很大很香的燒餅，只合一分錢兩個。對於還沒有完全從記憶中所淡化的，大米一天三個價，搶購不到又鬧市、打店、搶糧之噩夢中醒來的我，本來，當兵就沒有什麼革命的自覺，第一次由這兩個很大很香的燒餅接觸到市場所受到的震撼，遠遠超過某些大人物作的大報告。不是理論的，是先後兩重天地的感悟對我有了一點認識的自覺。吃了這個燒餅走到他們的宿營地，裏面大家在唱著玩兒的時候，我也湊興地吼了幾聲。不想，一唱下來，他的領導拉住我的手熱情地握了好一陣：“你比小宋小，聽得出來，還接受過訓練，不像我們全是從學校出來半路出家，要不是考慮兄弟部隊的團結，我是要動員你到我們這裏來的！”其實，我去哪里“接受訓練”？教堂裏唱詩，領唱、合唱的磨合、規範，也算“訓練”吧！那年頭，不僅自己這個年紀還不會應酬、敷衍、說假話，相互間同樣也不會懷疑事實上無需的虛偽。為此，他這兩句話，和由那兩個燒餅所引發的聯想和感慨，終身未忘。和小宋哥哥分手，也就有知音難遇，頻頻回首的難分難舍。

回到團裏，小組長一見我就板著一副臉對我說：“你跑到哪里去了，弄得大家好找！這是新區，要注意安全！你看這麼多人，哪個像你這樣隨隨便便？”這些話，事後想起來，他說的還是對的。可是，當時聽得那麼刺耳，剛剛有點遇到知音之喜，則又遇到冤家一樣的大觸霉頭。而且，一到遂川來，我又被推到“電訓隊”去了。那是一個訓練機要發報人員的一個連隊，看來還沒有考慮我的可靠與不可靠的問題，無有歧視之意。這個在軍事上極其重要、保密的，又是極其機械、呆板、乏味的工作，需要從小在腦子裏還是一張白紙時，就先入為主地輸進電碼的阿拉伯數字而牢記不忘，是得從小就學的終生職業。所以都是些小娃娃。我在“文工團”是年紀最小的，到了這裏又成了年紀最大的了。也不知從哪里招來的十一二歲的娃娃，整天像在私塾開蒙的學生，朗朗上口的“達達滴，滴滴達”的背誦電碼。一看這，我知道又推入到火的陷阱了。這個城很小，“電訓隊”與文工團同屬直屬隊，距離不遠。文工團正在排演宋之的寫的，諷刺蔣介石推行“選舉”求其“合法”之中各方醜態百出的假“民主”之《群猴》，和唱遍解放區的新歌劇《不要殺他》，它敍說一位誤傷了群眾的士兵要按軍法處決時，死者的母親向子弟兵強烈呼出“不要殺他”的懇請，並認了這個士兵為兒子的感人故事。飾演母親的，是部隊解放漯河時，一位產業工人，他將名叫孟蓮君、孟憲新、孟秀枝的兒女全交給了自己部隊，成為當時廣為流傳的一段佳話。秀枝，她只比我大兩歲，剛成年，要她演個老太太，確實是難為人。可是在這些學生兵中能派上這麼一個角色，也是頂有面子的事。她也在迎接此種挑戰，確實是勤學苦練。夏夜，月白風清，不論是團裏排演，還是個人練唱，當全劇最高音域運行的旋律“千萬不要殺他”的歌聲，在這座小城的迥旋，也似藉以宣洩我無處宣洩的苦悶。為什麼在這個“解放區的天”裏，面對我的，卻是要扼“殺”我的個性呢？上大課教育我們《共產黨宣言》中的“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這一景象即便不是眼前可實現的理想，也不該是遙遠的夢。在戰爭環境中，強調紀律、服從，在任何體制下，都是必要的。但對人的尊重，讓人從舊世界生存條件下的個性所受之窒息的能量，能在解放這個世界之中解放出來，也應該是天經地義的。可惜，且讓人痛心的是，我們的理想和信仰所怒放的百花，常常在只顧眼前的需要和實用而被人遺忘了。雖然還沒有執政當官，處於優勢，手有權利時，這種“遺忘”，必然伴以民主精神的喪失。當時叫我在台下看老蔣搞假“民主”像耍猴戲以欺世的《群猴》，對於我這麼一個少年，同樣可以見證這段歷史。這位後來成了我的頂頭上司的宋之的，雖然還不是像曹禺那樣重要的劇作家，兒時，我看了他的《新縣長》，此時，又看他的《群猴》，都說到沒有“民主”的“民主”，以及它那種體制決定了他想“民主”也“民主”不了的無奈。是為老蔣在敲喪鐘。對於在台下只顧嘲笑老蔣已笑得忘形，講“集中”就忘了“民主”，忘了自身沾染上的舊習氣、舊作風的官員觀眾，這種演出，對他們也是文化資源的浪費。政黨理論指導思想的正確、偉大，並不等於屬下的思想水準所不能理解、消化、更無法付諸實踐它的成員也必然正確。戰爭時期的戰爭利益和需要，讓別的問題沒有話語權也就不必去說它什麼。但這種慣性的也使不少幹部身上的不少農民革命的習氣、作風同樣在延續。何況，戰爭正在進行。對我工作分配的意見，可以不予回絕，不予理會。為此，每天一聽傳來“千萬不要殺他”的歌聲，千頭萬緒，心亂如麻。有天，耳聽到，不是“千萬不要殺他”，是聖堂裏享德爾的《彌賽亞》，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不好做直接比較音樂。後者在此時卻讓我思緒萬千。《彌賽亞》是教會音樂的附號，它是滲進了那個時代“德國農民與平民所懷抱的理想和計畫”的世俗世情之心聲，也是一種信仰的旗幟。此時它激動我的，不可能全是某種宗教感情，它包含此時我太多面對諸多實際問題所尋求的感情寄託，宗教也可以是它的一個符號。我尋著歌聲走到教堂門口，還在考慮是否進去時，有人已從後面逮住我的衣領往回拖了。我盡力掙脫他，並喊叫起來：

“你要幹什麼？”

“指導員要你回去！”

“這樣搞，算是叫我回去？”

毫無疑問，這傢伙是在身後幹盯梢的勾當。為此，為人的自尊所受之辱的憤屈，真是怒不可遏的要豁出去了。雖然體弱，我也掙得不讓他順手就可以拖動我。一扭一拖的，也扭成一團了。指導員走來，以一副站得更高的姿態，對那個傢伙講：“扭扭扯扯的幹什麼，放手！放手！”然後板著一副臉問我：

“去哪里啦？”

“聽《彌賽亞》去了？”

“去做禮拜了！”

“本來我確實沒有去，也不怕你說我去，去了又怎樣？我們向新區的老鄉解釋《約法八章》時，對保護不同的‘信仰和職業’者，‘信仰’不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麼？”

“那是老百姓，你是革命軍人！”

“《約法八章》只是用於不‘革命’的人麼？我信了它，不‘革命’好了，這個‘自由’總該有吧！”

“你跟我耍什麼嘴皮？死心塌地跟著帝國主義走！”

“你憑什麼這樣說？‘跟著帝國主義走’是要有證據的，信教就是跟‘帝國主義’走？”

這人還是有點政治經驗的，怕這麼扯下去未必有他的好處。突然放大嗓門大吼起來：

“自由主義，外出不請假，觸犯軍紀，關禁閉！”

既然只是說“外出不請假”，再不情願也曉得自己在當兵吃糧，要守軍紀，那關就關唄。

我看，人家是早有準備，分住的民房，已騰空了一間關人。可是，他也沒想到，我一句話也不說，沉默又坦然地跟著走了。

大熱天，很小又空蕩蕩的屋裏，也講不了衛生，而且裏面還放了個便桶，則更不衛生。三合土面，蹲著躺著都可以。晚上，不想又聽到“千萬不要殺他”的練唱。大概文工團所號下的房子又隔得不遠。我真不明白，我怎麼連“培養”一下的可塑性也一點都沒有？從文工團的創作組講，當時裏面網羅的人才，有的一兩年就調離改行了，還沒有一個人像我，寫得好壞不說，寫了六十年都還在寫。由此想來，當年想幹這行的自信，還不狂妄。是不是我真的跟定了“帝國主義”走，人不可靠？看來，也不是，因為報務的機要性，遠在吹、拉、彈、唱、寫之上。認定宗教與“帝國主義”所脫不了干係的關係，是確有假冒神職人員的外國特工，但抗戰時南京大屠殺中冒險援救了那多中國同胞的，同樣也是外國神職人員。他的唯心觀和唯物論之間，絕對是對立的，但他此時之所為，不論是講“人道”，還是“慈悲為懷”，也不能因你唯物，也得以他對立為敵吧。唐太宗以佛教行善有助於政權穩定而提倡佛教，那麼，認為“洋教”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則應知道佛教在與中國文化融合之前，最初也是從印度傳來的。它有服務境外敵對勢力的，也有不牽扯帝國主義的，更重要的，是否應該以對宗教的教義承認、認識宗教之所以是宗教呢？大多信徒，是奉其教義為信仰，他們求神，多是出於對命運的無奈，尤其社會的不公，甚至是對他們的殘酷，則使他們愈是無奈，愈是信得虔誠，乃至固執。這時對待有關宗教的人與事，若不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籠統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只說它“教條”，已遠遠不夠，將複雜的文化問題如此簡單粗暴地政治化，自然會傷害到許多本來並不與你對立、敵視的底層弱勢群體的感情。那樣，事情就複雜了。臨近解放的日子，供我讀書的神甫，非常自覺地明白：屬於強勢的唯物論者的來到，學校是辦不下去了，要我在他無有能力幫助我時，自己能找到一條退路。在無從選擇只有當兵時，我告訴他這個決定，他什麼也沒有說，失神地坐在伴他己好多年的籐椅裏，一直默默的對著我。天暗下來，點上美孚燈了，他才從抽屜裏摸出七塊“袁大頭”放在桌上：

“出門少不了要用錢，你帶上它吧，我也拿不出什麼來，也料不到自己以後會是個什麼樣子，說不定你這一走，這一生再也見不到面了。”他低沉的語調，充滿了感傷。從一年前他認定唯物與唯心觀之對立所面臨其後果之不祥的預感，叫我己經沒有勇氣聽他往下說了。剛解放，雙方都敏感這種對立，才有稍後指導員 “死心塌地跟著帝國主義走” 之說。多少年過去了，有些西裝革履的高官都撅著屁股在上香求福，不僅是無奈於命運，而是自覺於信仰的對立在同你對立時，此時就不是一般的安撫、友好，或以物資利益所能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了。世界“大同”之前，這一“問題”不會消逝，但也因時，因地，因人而異，也就留給“問題”緩衝、淡化、和解，或能予以互不干擾、和平共處的空間。在此之間，黃神甫有一種並不等於放棄他所堅持的務實。同時，此時的天變地變，也還沒有變掉他在我心中的那種長者之尊。他拉著我的手，仍然是感傷的歎了口氣：

“去吧！老老實實地做一個人，不論哪朝哪代，本本分分的，總還會給他留條生路！上帝是不喜歡做假的，首先你總得對自己誠實！”

微弱的煤油燈，已映上他幽幽的淚光。時至今日，我很堅定地信仰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時，仍然忘不了他的這番話，不論他說得對與不對，它都是我人生所不能忘記的一頁。尤其將我關在這間小屋時，我反而由此強烈地反證了這位指導員對此的胡說八道。民族、宗教問題，有時在有些地區鬧出的一些糾紛，大概不少都是這類人物所惹出來的麻煩。這個從小就幹報務，也從來都不見他有笑容的指導員，怕四十好幾了，在部隊節節勝利，不斷擴編的日子，在他同級的幹部中，已很難找到有他這把年紀，且有他這樣不低的學歷的知識份子了。征途的風雨，南方的烈日，個個曬得很黑，卻沒有曬黑他。面孔蒼白、蠟黃，像塗上了一層膽汁，下巴總是刮得特別乾淨，在蠟黃的臉上是鐵青的鬚根。在這樣的戰爭環境中，也很困難的在保持他的潔癖，一天走下來很累了，鼾聲四起，他還在獨自洗身擦澡。“電訓隊”非戰鬥連隊，沒有連長的連級編制，宿營號房子當然也是將他和我們兵分開的，但同連部的通訊員他都要分在兩處住，在這集體化得很難有什麼個人的空間中，不知他在保留自己的什麼隱私。平日，一臉的嚴肅，一臉的病容。他會為自身的保密工作將自個兒保密到封閉自身的地步。渡江前，許多熬到三十好幾，與他同一個檔次，夠格成家的幹部，在節節的勝利為自己擴大了找物件的空間，都忙於“解決個人問題”時，他沒有。聽那對他敢怒不敢言的司務長以正面講他的“保密精神”之所說：有人也幫他找了一個同他去“談”。既是“談”，兩個人總要有“談”的，能“談”到一起吧。可是，人家問到他，除了姓名、籍貫，連年紀都怕自己與小女孩相差太大，都是支支吾吾的，別的話，說十句，他都是一臉嚴肅，正襟危坐地說“我是保密幹部，這保密”，嚇得將人趕跑了。可是這個老光棍，明白自己心理、生理的病態，總像在激發他太多無處施展的，不知是力，還是氣，以淩人的盛氣要別人知道他的利害之架勢，我是無法買賬。也無法在他手下呆下去。第二天他把我“提”了出去：

“反省得怎樣？檢討寫出來了沒有？”

“出外沒有請假，是我不對；檢討不知道怎麼寫！”

“你跟我耍什麼貧嘴？一個知識份子不會寫檢討？”

“我唯讀過中學，局勢動盪，還無法正規上課，舊社會的中學，有哪個老師會教我寫檢討？”

“你說什麼？你再調皮搗蛋，看我收拾你！”

“你收拾嘛，我不幹了總可以！”

“你說什麼？”

“我不幹了總可以！”

我很堅定的又重複了一句，他蠟黃的面孔氣得突然紅脹起來。只差還沒忘記他自己是“解放軍”，閃過來給我一個嘴巴，不然，我只好任他“收拾”了。

看著他氣鼓鼓的樣子，我的氣還更難消。餓了一天，司務長端到禁閉室的飯我沒吃。這頓開飯時，蹲在一邊，飽飽地塞了兩碗，我也不動彈了。那些比我更小的學員，已由指導員對我的態度將我看作另類，沒有誰敢跟我搭話。看到人都走光了，我的身子也慢慢往外挪。在這江南丘陵地帶，我們住下的民房就在一個小山坡下頭。往上走個兩幾百米，則是丘陵的灌木叢和起伏的丘陵了。一看這陣狀，走上幾個土坡，我就奔命往前跑。我得離開這裏，就是死，都得離那個老光棍遠遠的。望到公路，不敢下公路，下了公路，很容易被發現、抓住。只要越過這段路程，公路上川流不息的南下兵馬，是不難找到小宋哥哥他們的。“要不是考慮兄弟部隊的團結，我是要動員你來我們這裏的！”此話，我忘不了。我也不願成為別人的包袱，眼中的另類。人不逢緣，機不可失，我去找自己的機會和緣分吧。可是，多轉幾座坡，我與遠處的公路並行的平衡線已找不到，公路也望不見了，在山上繞了幾個圈圈，我意識到已走不出去了。山上鳥飛雀鳴，卻無人行，走累了，肚饑了，無法前行，我還是掙扎著又走了一陣，直到癱倒在地上，只有聽天由命。幾乎近於虛脫的昏迷之中，聽人大聲吼叫：“在這裏，在這裏！”我明白，我轉來轉去的，轉得往回走了，這也是宿命。

“你開小差，背叛‘革命’，知道嗎？”這回，這個老光棍更是聲色俱厲。

“不讓你來‘收拾’我就是我‘背叛’？我投奔到別個部隊照樣‘革命’！”

“還強？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

“我這輩子就豁出去了，等你來‘收拾’！”

“不用理他，給我關起來！”

我還等他說“給我拉出去斃了”呢，哼，偏偏他還沒有這個權利，沒有這個膽量！可是，這回“禁閉室”潑了很多水，在他不能用拳頭洩恨時，這也是“收拾”人的一招。在不允許體罰時，這也是變相的體罰。地上是水，不能躺下也不能蹲下，人累得支不住了，靠牆迷迷糊糊地站著也熬過去好大一段時間。好在他潑水還不能讓屋裏汪水，否則，破舊的小土房，水一泡，牆腳准垮，一個指導員是擔不起這個責任的。何況江南的九月依然炎熱，地上再潑水，過一陣又幹了。他“收拾”我，天還憐憫我。包括文工團，也包括軍法處，都是軍的直屬單位，行起軍來，也能看到還不能判處的嫌犯，索子串起一大串，還不用背乾糧和背包的在一旁走。再把我怎樣，也無非送軍法處吧。此時，多路大軍浩浩蕩蕩南下，道路的承受力有限，更要考慮沿途新區群眾的承受能力，為此，也像今日的交通管制、單雙號車牌定時上路的辦法一個樣，結合北方人到南方水土不服，要適當照顧休息，上頭的上頭，則擬有哪天哪家上路的行程表。一個連制單位在一個村子裏住個三五天，也是照顧到頭了，再關我，也判不了“無期”。果然，連隊第二天要上路了，老光棍板著臉說：

“‘電訓隊’的廟小了，供不了你這尊菩薩，我來給你送行了！”

我看司務長提著一個幫我收拾妥了的背包，旁邊還有一位面帶笑容的外來幹部，看這樣子，總不是送我去軍法處吧。走就走！無論天涯海角，上天下地，不在此處就好。

這時的我，不僅沒有“革命”的自覺，倒是一個無處可去，很落後，也很可憐的少年，處在人生這樣的十字路口，再怎麼說，也只有在時代的大潮中，跟著往下奔！

革 命（之四）

又叫我回文工團了。之前，在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往前奔時，軍裏的宣傳部長任大衛找了我談話。他是著名雕塑家、美學家王朝聞在西湖美專的同學。他以此感歎自己作了行政工作無所作為，和王朝聞的藝術成就雖然無法相比，又以“革命的分工”所自慰的情懷以開導了我之後，特別講到眼前常遇或並行的兩支部隊的無差別論。由此我聽得出來，他們是很在意由我所反映出的一個問題。因為“一野”（第一野戰軍）在西北，“三野”坐定上海、南京也坐定華東之後，不是西南還沒解放，“二野”也就沒有借道華中、華南，與“四野”有常遇或並行的機緣。為此，他一開始就大講“兄弟部隊”的“團結”，絕不講別的。還好，那時還沒有誰膽大到“一級騙一級，騙到總書記”的事。老光棍遇到我這樣麻煩的事，一級又一級不是騙，是反映到軍部，才有宣傳部長跟下頭一員兵談話的事。此時它讓我感到這還不是哪個想“收拾”誰就“收拾”得了誰的天地，總不同那個街上一抓人，商家都紛紛上鋪板，行人四處逃竄，找個避難之所在的世界。當時，全國解放區、國統區的文藝名人濟濟一堂的“文代會”（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會）剛開過，南、北，新、舊文化人的歡聚，說不明白它的，也隱隱地感到這是預示一種新的開始。隨之的“新政協”之“新”自然是相對於“舊政協”而言的，後者老蔣耍出他那流氓的一手，派人在重慶校場口大打出手毆打進步人士的醜聞，對我，也是記憶猶新。這次“新政協”，是程硯秋、梅蘭芳、麒麟童（周信芳）這些過去看作“戲子”的，又是我從小心中的偶像的出現，格外親切。軍隊代表的照片，曾克同志自然是當中的明星。怎麼也想不到日後還會與她相識、共事，但她那年輕、漂亮，顯然不同於一般的女兵，也不同於這些文藝女兵的書卷氣，在一股以那種粗線條的，可能也包含豪放、江湖義氣，更有簡單、粗暴的“大老粗”而以其“階級本質”所為榮的氛圍中，另一種形象的展現，淡化了許多周圍環境中某些負面印象對我思想影響的後遺症。

唉，一個人的一生，不論進、退，順勢、逆境，總得找條路走下去，總得在路上走。

大路人馬，浩浩蕩蕩！南進！南進！解放廣州，解放全國！

人已忘記了一切，一心只在趕路；也是只在趕路，才忘記了一切；白天在走，夜裏也在走；走到哪里，老蔣就逃到哪里，也勝利到哪里。

九月尾，過了湖南汝城縣，上了胸膛嶺，人說它是湘、粵、贛三省的交界地。不知是天公不作美，還是天公以此作美。狂風、暴雨、閃電、雷鳴，轟轟烈烈，震天撼地。迎著風，無法抬頭，只有頂著往前強掙。一身澆濕，濕衣貼身，冷到骨髓。掙得額頭冒熱汗，流在眼裏，又酸痛得刺心。濕衣在雷雨的樹下有觸電的危險，衣不能幹，又無法換衣，老天雷雨不停，山上也沒有無草木的開闊地。大家都處於時刻都會觸電燃火的狀況，不知是火中鳳凰的寓言，還是意味人人都會是火炬的象徵。在滿天風雨黑了天，霍霍閃電刺破天時，傳來一聲：“毛主席在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人們一個個停下了步子，胸膛嶺上下一片“啊一一啊一一”的歡呼聲疊合、交錯，一個天，一個地，一個胸膛嶺，都是蒼天大地之回音壁的回音，深沉、宏廣地迴旋著“啊一一啊一一”的歡呼，真似《聖經》所言的“諸天歡呼”的景象。這一代中國人，在蔣家王朝的污煙下，盼了多少年月，才盼來變天的光明！

有的人，像我，並不明白往後另一個天地的政治、主義，卻時刻不忘掙脫活得那麼沉重、艱難、痛苦的生活。“諸天歡呼”，對我既有強烈的感染，又是甩脫身心負荷沉重的宣洩。行動需要榜樣，行進需要號角。又一聲“加油呀前進，解放廣州，歡慶開國”的呼聲震天。這個天，這個地，這個胸膛嶺，還是這個蒼天大地之回音壁的回音，深沉、宏廣地迴旋著“啊一一啊一一解放廣州呀加油”的呼聲。

呼聲、雷聲，與時代共誓而驚天；疾風、豪雨，交迸一代人的豪情。

烏雲、閃電、雷鳴，

搖著九月的胸膛嶺。

我們雙腳，

陷入泥濘，

戰馬昂首嘶叫，

拼命掙脫韁繩，

甩下炮馱瘋跑，

炮架翻下山嶺……

人喊，

馬叫，

搖著九月的胸膛嶺，

蓋過九月的雷鳴，

前進，前進！

跟緊，跟緊！

暴雨沖著潑來，

泥濘滑我滾下山頂……

只要前進，

跌倒了又爬起來，

只要前進，

不能走，可以爬；

只要前進，哪怕歷盡艱辛，

甚至交出生命！

狂風，你刮一一

暴雨，你淋一一

咆哮呵，胸膛嶺！

就是你十步折回我九步，

我也要越過你，

你沒聽見人們在水火之中的呼叫

和我們的誓言，

像進軍號在呼喚我們！

你沒聽見復仇的心在劇烈地跳，

像在戰鼓的命令中前進！

一鼓作氣，翻過山嶺，狂風暴雨過後，藍天白雲；濕衣沒有觸電讓我再生於烈火；暴雨倒洗滌了我的身心。“復仇”之說，除了強烈的想起“解放戰士”訴苦時跺腳捶胸，是冤有頭債有主的憤恨，也融入了往後一些相關的事體對此的感受。

然而，這場戰爭的進程，真是神速，你追到哪里，蔣家軍就敗在哪里，摧枯拉朽，兵敗山倒，只怕有你趕不到的地方，沒有你得不到的勝利。也許就是經受了這麼一陣“鍛煉”，我真的自信不會再去給人添亂，添麻煩。儘管文工團此時的主要演唱人員後來轉業改行後，景況也不是都比我強，但我還是先從它的“藝術”中淘汰出來。也許是別處真的需要人去支援，我又被推到“隨校”（隨軍學校）一個特別大隊一一學生大隊去了。我到的中隊，幾乎全是土地革命時期紅都瑞金下的酃都根據地的鄉親。因為鄉里當紅軍的哥哥丁榮昌，當了紅軍的“官”，當了四十一師的師政委回來了。雖然新一代的王寶川，留在鄉里的結髮之妻空等了十八年，而男人在外邊十八年，只要有條件，是無法讓他獨守十八年的。老妻不能改嫁，後妻不能離婚，留給鄉親不少疑問，不少惆悵。可是，對於都在尋生路、出路的一代鄉鄰，丁榮昌給他們帶來的是希望。這也是一個時代的潮流。他回家一趟，“帶”出來好幾百人。無論從個人，從革命看，這都是好事。可是，這畢竟不是舊軍隊，“帶”出來的人可充當自己的人馬。這幾百人交給了上級，編成了幾個這樣的“隊”。進軍途中，還沒有軍服可發、可換，服裝形形色色，佇列壯、少，高、低不齊。一看就曉得是一群還沒有成兵的雜牌人員。有的跟丁榮昌同輩，喊“榮昌哥”的，年紀也老大了，很難安排，部隊駐防大理，不少又復員回家了。不過，他們這段經歷，也會予以開國前工作的“老革命”之榮譽。然而，解放戰爭發展的形勢，太快了，太快了，就像我參軍時，那些比我早來五十多天的人是我面前的“老同志”一樣，此時我也是這些酃都老鄉面前的“老同志”了。他們，有的是中、小學的校長、老師，總是好奇地看我這還未成年的“小朋友”竟會是個“老同志”，轉彎抹角的總想打聽出個究竟。我既無有什麼需要相瞞的，也確實由此感到這個世界在自己毫不知覺之中的天翻地覆。此時也無需我有多大的能耐，只需要像我入伍時所得到照顧那樣也想到他們，回答他們所遇到的，遠比我的落後之所想而更容易回答的問題。相互以誠相待，自然融洽，領導看我這樣，也算完成了任務。文工團在我之前也送了一位比我大兩歲，剛成年的大兄弟陳景宏在這裏，有事還有個商量的人，反比既聽不到“千萬不要殺他”，也聽不到《彌賽亞》的心境安靜。剛進到曲江（今韶關），街上很乾淨，也很安靜。蔣家軍剛從這裏擄掠過去，人們還未從剛過去的噩夢中醒過來，許多鋪面半掩半閉，大喇叭播放我熟悉的廣東音樂《雨打芭蕉》，在這行人零落的街面，真似聽到雨聲寂寞地敲打芭蕉。到了英德，我就明白了：原來敵人慌亂得逃不及了，怕被我們趕來逮往，竟放火燒城，燒路軌，先頭部隊到此自然得先滅火，為敵人的逃走留下了一些空間。領導照顧這些學生隊，能不走則一步也不讓他們走。從曲江過來沒有多遠，在悶罐子車裏搖晃了不少時間。到英德，路燒斷了，先頭部隊撲了火又走了，車站四圍仍然濃煙滾滾，燒焦的枕木，有的還冒明火。

英德燒得片瓦不留，

地上撲騰一股熱風，

揚起的灰燼迸著火星，

沒有人煙，看得心都荒蕪……

忽然“哇”的一聲有嬰兒啼哭，

我們每個人都被震動：

人？這兒會有人？

真是荒漠中見綠洲！

漆黑的地窖裏有位母親，

火灰和火星正向洞口猛撲。

她見生人，幾聲驚叫，

震落了洞口的碎土。

看著看著，她像什麼都已明白，

臉上舒展的肌膚在淡化驚恐，

她看看我們又看看孩子，

孩子被煙火嗆得不住地哭。

母親從噩夢中醒來熱淚滾滾，

我們抱過孩子，從她勞累無力的手中。

孩子見洞外的陽光不住歡叫，

被我們吻得手腳歡快的蹬動，

哎，孩子還不會知道什麼是“解放”，

但是此刻，一定感到幸福……

深奧的哲理，有時就這麼簡單、純淨；在兩軍決戰中，他要逃命，他失去的，也不願讓你得到，他就要燒焚；同樣這麼簡單，為同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