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十三) 周良沛

革命(之三)

戰爭時期,部隊簡稱“文工團”的“文藝工作團”,只能作為召募一些知識分子的門面單位和轉運站。因為當時國民受教育程度的比率很低,支持打老蔣的中堅力量多是分到土地的翻身農民,他們多稱自己為“睜眼瞎”,是文盲。這樣一來,此時只要識幾個字,上了幾天學的,在這個部隊都稱作“小知識份子”。從整體而言,都是看得蠻寶貝的。然而,解放軍突破天塹,打過長江之後,大批知識份子從過去“畢業就是失業”而突然進到一個陌生的,新的天地,具體到我自己,則為每日的糧食所困,首先考慮的,還是眼前的吃飯問題,只能就眼前的現實談謀生的“生路”,太遙遠的事,雲裏霧裏。若不遇到這麼一個歷史的轉折時期,不“革命”也不能自覺地隨著大潮流,那麼,不是倒於饑寒,則沉淪於社會的黑暗。這點,我還不能跟有抱負,更要謀“前途”的同齡和同代人相比,若不脫離實際講“前途”,只能如此。在這剛解放的新區,都在“軍管”,什麼“革命大學”、“軍政幹部學校”也同樣是隨軍的,有的就是某個具體部隊為招收知識份子所掛的牌,為他們駐定下來建立新的政權備下的工作人員。像我這樣還不是太現實於“前途”,還講點自己興趣的,自然進了“文工團”。在具體單位,我這樣的人不多,但招募學生所面向的偌大一個社會,類似我這樣的人也又不少。尤其是女生,像後方醫院的護士,“女子大學”的家屬都還沒趕上前來,“文工團”裏的女兵,不僅是她們所見的唯一,而且梳了大辮子,唱唱跳跳的,特有女人味,也特對女學生的口味。所以,一時統一於“來者不拒”,不允許以任何挑剔的眼光將學生的熱情拒之門外的作法,使擁進來的人,真如潮湧。日子一長,不僅“文工團”人滿為患,就是有些人自己,對吹、拉、彈、唱,也沒有絲毫的興趣,呆在一旁,幫不上忙,幹不了事,也特乏味,還真想找個“正經事”幹幹。因而在他們呆了幾十天,不說初步習慣,也還能這樣“隨大流”的過下去時,則陸續分流到其他部隊去。

我自己,感到在“文工團”,似乎與“當兵”、“吃糧”又有別,有份當“文化兵”的孤芳自賞,有列為“文藝兵”的興趣。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團裏的不少“老同志”也多是本團三月一日成立時參軍的,資格“老”到只是多我一個五十多天的軍齡。可一聽他們的談吐,我自信像我這樣六七歲就開始在戲臺上滾爬的人,在團裏還沒有第二個。識譜、試唱的能力也應該在很多人之上。可是,不知道眼睛、鼻子哪兒長得不對勁,硬是三番五次的把我死勁的往外推,否則,也算遂了我兒時要上戲班子當戲子之願。

雖然新社會不興叫“戲子”,那是舊社會歧視性的罵他們“王八戲子”,而稱“新文藝工作者”。可是,當時對我都一樣,只是在教堂所切斷的四年多的另一種生活的繼續。但,人於無奈之中也只有無奈。我都記不清當時先後推到幾個單位了。人家看我也不吭氣,一臉的不高興,若不硬性指定我要幹個什麼,我是不會找事幹的。看這樣子,知道是弄了個包袱背上,三五天則原人奉還了。在那些單位,除了行軍時跟著走路,別的,全無我的事。周圍的官兵,多是華北、西北,尤其是山西的人多,只要不是正式的軍事行動,隨時都可以聽到他們哼唱老家的戲或曲。人閑著,他唱得無心,我聽得有意,人一用心,我跟著人家竟然也哼會了不少唱段。在文工團沒有我唱的份,這樣自娛自樂的還唱得蠻開心,也好打發這樣無正業可務的日子。至於我上哪兒合適,已不是我能考慮的。

問題總在原地踏步,生活總得繼續。那時,第四野戰軍,俗稱“四野”、“林彪的部隊”也從東北“南下”。若一年前所說的“南下”是打過長江,此時的“南下”則是打兩廣、挺進西南了。情況很清楚,解放了的大片華中和待打下的華南地區,都待“四野”接管。他們大踏步地越過我們所在的休整地往前趕,是得參與最後屬於他們所接管的兩廣戰役。因此,這兩支分別來自東北和中原,一眼就很容易分辨出他們所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的“兄弟部隊”,則常有相遇相聚,或並頭同行的機遇。我每次推不出去,暫時回到“文工團”,這一“暫時”自然得做閒人,則是“暫時”到連隊去聽俘虜過來的“解放戰士”控訴老蔣護著老財追佃逼租,搶人抽丁,家破人亡之苦,看他們捶胸跺腳,吼著“冤有頭債有主”的憤恨,這讓我從幼時讀《聖經》的《雅歌》所讀到的那點對新詩的啟示,還能萌動一點不是寫在紙上,而是流動在思想空間的想像,不是成篇的構思,而是零碎、紛呈的靈感。何況,在團裏又不能上臺,連合唱都沒有我的份,在這“文藝工作團”,你有臺上的“文藝”,我也可以有台下的“文藝”。我們平日用馬馱,到新解放的地區就拿出來展覽的幾百冊介紹解放區文化的圖書,不乏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和艾青、田間的詩。做了不讓上臺的閒人,腦裏又流動那聽“訴苦”時的靈感,再讀到這些新詩,不時有些莫名的衝動,無法不嘗試作些分行的抒寫。此外,也總是攤去作對口接待,同兄弟部隊文工團隊的人往來。此時,我也不能不為“兄弟部隊”之間的兄弟情誼,三言兩語就可以看到的那種真誠所動。同時,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也普遍較高,哪怕也是一位翻身農民,就不一定是“睜眼瞎”。樟樹交給了“四野”的兄弟接管,又往遂川移動,路過不知是修水還是別的一個什麼縣,遠遠有位穿著與我們顏色、製作都不同的軍服,比我大兩歲的小宋哥哥叫我。不知為什麼,不久前接待過他的偶遇,遠遠沒有這樣偶然的重逢這麼親切、親熱。雖然分手沒有幾天,部隊移動的變化還是很大,各人在這移動中的見聞和趣事還真不少。很夠我倆“侃”的。有兩件事,終身不忘:當時也不是肚饑,是談興很濃,聞到烤燒餅的香味藉以助興的買了兩個燒餅吃。由此我知道他們還能發些零花錢,我當兵幾個月,用錢(無非發信買點郵票之類)全靠身上帶來的幾塊銀元,還一再受告誡,不要“亂”花錢,避免產生負面影響。按後來老區的地方紙幣一萬元兌一元人民幣計,一百元兩個很大很香的燒餅,只合一分錢兩個。對於還沒有完全從記憶中所淡化的,大米一天三個價,搶購不到又鬧市、打店、搶糧之噩夢中醒來的我,本來,當兵就沒有什麼革命的自覺,第一次由這兩個很大很香的燒餅接觸到市場所受到的震撼,遠遠超過某些大人物作的大報告。不是理論的,是先後兩重天地的感悟對我有了一點認識的自覺。吃了這個燒餅走到他們的宿營地,裏面大家在唱著玩兒的時候,我也湊興地吼了幾聲。不想,一唱下來,他的領導拉住我的手熱情地握了好一陣:“你比小宋小,聽得出來,還接受過訓練,不像我們全是從學校出來半路出家,要不是考慮兄弟部隊的團結,我是要動員你到我們這裏來的!”其實,我去哪里“接受訓練”?教堂裏唱詩,領唱、合唱的磨合、規範,也算“訓練”吧!那年頭,不僅自己這個年紀還不會應酬、敷衍、說假話,相互間同樣也不會懷疑事實上無需的虛偽。為此,他這兩句話,和由那兩個燒餅所引發的聯想和感慨,終身未忘。和小宋哥哥分手,也就有知音難遇,頻頻回首的難分難舍。

回到團裏,小組長一見我就板著一副臉對我說:“你跑到哪里去了,弄得大家好找!這是新區,要注意安全!你看這麼多人,哪個像你這樣隨隨便便?”這些話,事後想起來,他說的還是對的。可是,當時聽得那麼刺耳,剛剛有點遇到知音之喜,則又遇到冤家一樣的大觸霉頭。而且,一到遂川來,我又被推到“電訓隊”去了。那是一個訓練機要發報人員的一個連隊,看來還沒有考慮我的可靠與不可靠的問題,無有歧視之意。這個在軍事上極其重要、保密的,又是極其機械、呆板、乏味的工作,需要從小在腦子裏還是一張白紙時,就先入為主地輸進電碼的阿拉伯數字而牢記不忘,是得從小就學的終生職業。所以都是些小娃娃。我在“文工團”是年紀最小的,到了這裏又成了年紀最大的了。也不知從哪里招來的十一二歲的娃娃,整天像在私塾開蒙的學生,朗朗上口的“達達滴,滴滴達”的背誦電碼。一看這,我知道又推入到火的陷阱了。這個城很小,“電訓隊”與文工團同屬直屬隊,距離不遠。文工團正在排演宋之的寫的,諷刺蔣介石推行“選舉”求其“合法”之中各方醜態百出的假“民主”之《群猴》,和唱遍解放區的新歌劇《不要殺他》,它敍說一位誤傷了群眾的士兵要按軍法處決時,死者的母親向子弟兵強烈呼出“不要殺他”的懇請,並認了這個士兵為兒子的感人故事。飾演母親的,是部隊解放漯河時,一位產業工人,他將名叫孟蓮君、孟憲新、孟秀枝的兒女全交給了自己部隊,成為當時廣為流傳的一段佳話。秀枝,她只比我大兩歲,剛成年,要她演個老太太,確實是難為人。可是在這些學生兵中能派上這麼一個角色,也是頂有面子的事。她也在迎接此種挑戰,確實是勤學苦練。夏夜,月白風清,不論是團裏排演,還是個人練唱,當全劇最高音域運行的旋律“千萬不要殺他”的歌聲,在這座小城的迥旋,也似藉以宣洩我無處宣洩的苦悶。為什麼在這個“解放區的天”裏,面對我的,卻是要扼“殺”我的個性呢?上大課教育我們《共產黨宣言》中的“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這一景象即便不是眼前可實現的理想,也不該是遙遠的夢。在戰爭環境中,強調紀律、服從,在任何體制下,都是必要的。但對人的尊重,讓人從舊世界生存條件下的個性所受之窒息的能量,能在解放這個世界之中解放出來,也應該是天經地義的。可惜,且讓人痛心的是,我們的理想和信仰所怒放的百花,常常在只顧眼前的需要和實用而被人遺忘了。雖然還沒有執政當官,處於優勢,手有權利時,這種“遺忘”,必然伴以民主精神的喪失。當時叫我在台下看老蔣搞假“民主”像耍猴戲以欺世的《群猴》,對於我這麼一個少年,同樣可以見證這段歷史。這位後來成了我的頂頭上司的宋之的,雖然還不是像曹禺那樣重要的劇作家,兒時,我看了他的《新縣長》,此時,又看他的《群猴》,都說到沒有“民主”的“民主”,以及它那種體制決定了他想“民主”也“民主”不了的無奈。是為老蔣在敲喪鐘。對於在台下只顧嘲笑老蔣已笑得忘形,講“集中”就忘了“民主”,忘了自身沾染上的舊習氣、舊作風的官員觀眾,這種演出,對他們也是文化資源的浪費。政黨理論指導思想的正確、偉大,並不等於屬下的思想水準所不能理解、消化、更無法付諸實踐它的成員也必然正確。戰爭時期的戰爭利益和需要,讓別的問題沒有話語權也就不必去說它什麼。但這種慣性的也使不少幹部身上的不少農民革命的習氣、作風同樣在延續。何況,戰爭正在進行。對我工作分配的意見,可以不予回絕,不予理會。為此,每天一聽傳來“千萬不要殺他”的歌聲,千頭萬緒,心亂如麻。有天,耳聽到,不是“千萬不要殺他”,是聖堂裏享德爾的《彌賽亞》,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不好做直接比較音樂。後者在此時卻讓我思緒萬千。《彌賽亞》是教會音樂的附號,它是滲進了那個時代“德國農民與平民所懷抱的理想和計畫”的世俗世情之心聲,也是一種信仰的旗幟。此時它激動我的,不可能全是某種宗教感情,它包含此時我太多面對諸多實際問題所尋求的感情寄託,宗教也可以是它的一個符號。我尋著歌聲走到教堂門口,還在考慮是否進去時,有人已從後面逮住我的衣領往回拖了。我盡力掙脫他,並喊叫起來:

“你要幹什麼?”

“指導員要你回去!”

“這樣搞,算是叫我回去?”

毫無疑問,這傢伙是在身後幹盯梢的勾當。為此,為人的自尊所受之辱的憤屈,真是怒不可遏的要豁出去了。雖然體弱,我也掙得不讓他順手就可以拖動我。一扭一拖的,也扭成一團了。指導員走來,以一副站得更高的姿態,對那個傢伙講:“扭扭扯扯的幹什麼,放手!放手!”然後板著一副臉問我:

“去哪里啦?”

“聽《彌賽亞》去了?”

“去做禮拜了!”

“本來我確實沒有去,也不怕你說我去,去了又怎樣?我們向新區的老鄉解釋《約法八章》時,對保護不同的‘信仰和職業’者,‘信仰’不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麼?”

“那是老百姓,你是革命軍人!”

“《約法八章》只是用於不‘革命’的人麼?我信了它,不‘革命’好了,這個‘自由’總該有吧!”

“你跟我耍什麼嘴皮?死心塌地跟著帝國主義走!”

“你憑什麼這樣說?‘跟著帝國主義走’是要有證據的,信教就是跟‘帝國主義’走?”

這人還是有點政治經驗的,怕這麼扯下去未必有他的好處。突然放大嗓門大吼起來:

“自由主義,外出不請假,觸犯軍紀,關禁閉!”

既然只是說“外出不請假”,再不情願也曉得自己在當兵吃糧,要守軍紀,那關就關唄。

我看,人家是早有準備,分住的民房,已騰空了一間關人。可是,他也沒想到,我一句話也不說,沉默又坦然地跟著走了。

大熱天,很小又空蕩蕩的屋裏,也講不了衛生,而且裏面還放了個便桶,則更不衛生。三合土面,蹲著躺著都可以。晚上,不想又聽到“千萬不要殺他”的練唱。大概文工團所號下的房子又隔得不遠。我真不明白,我怎麼連“培養”一下的可塑性也一點都沒有?從文工團的創作組講,當時裏面網羅的人才,有的一兩年就調離改行了,還沒有一個人像我,寫得好壞不說,寫了六十年都還在寫。由此想來,當年想幹這行的自信,還不狂妄。是不是我真的跟定了“帝國主義”走,人不可靠?看來,也不是,因為報務的機要性,遠在吹、拉、彈、唱、寫之上。認定宗教與“帝國主義”所脫不了干係的關係,是確有假冒神職人員的外國特工,但抗戰時南京大屠殺中冒險援救了那多中國同胞的,同樣也是外國神職人員。他的唯心觀和唯物論之間,絕對是對立的,但他此時之所為,不論是講“人道”,還是“慈悲為懷”,也不能因你唯物,也得以他對立為敵吧。唐太宗以佛教行善有助於政權穩定而提倡佛教,那麼,認為“洋教”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則應知道佛教在與中國文化融合之前,最初也是從印度傳來的。它有服務境外敵對勢力的,也有不牽扯帝國主義的,更重要的,是否應該以對宗教的教義承認、認識宗教之所以是宗教呢?大多信徒,是奉其教義為信仰,他們求神,多是出於對命運的無奈,尤其社會的不公,甚至是對他們的殘酷,則使他們愈是無奈,愈是信得虔誠,乃至固執。這時對待有關宗教的人與事,若不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籠統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只說它“教條”,已遠遠不夠,將複雜的文化問題如此簡單粗暴地政治化,自然會傷害到許多本來並不與你對立、敵視的底層弱勢群體的感情。那樣,事情就複雜了。臨近解放的日子,供我讀書的神甫,非常自覺地明白:屬於強勢的唯物論者的來到,學校是辦不下去了,要我在他無有能力幫助我時,自己能找到一條退路。在無從選擇只有當兵時,我告訴他這個決定,他什麼也沒有說,失神地坐在伴他己好多年的籐椅裏,一直默默的對著我。天暗下來,點上美孚燈了,他才從抽屜裏摸出七塊“袁大頭”放在桌上:

“出門少不了要用錢,你帶上它吧,我也拿不出什麼來,也料不到自己以後會是個什麼樣子,說不定你這一走,這一生再也見不到面了。”他低沉的語調,充滿了感傷。從一年前他認定唯物與唯心觀之對立所面臨其後果之不祥的預感,叫我己經沒有勇氣聽他往下說了。剛解放,雙方都敏感這種對立,才有稍後指導員 “死心塌地跟著帝國主義走” 之說。多少年過去了,有些西裝革履的高官都撅著屁股在上香求福,不僅是無奈於命運,而是自覺於信仰的對立在同你對立時,此時就不是一般的安撫、友好,或以物資利益所能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了。世界“大同”之前,這一“問題”不會消逝,但也因時,因地,因人而異,也就留給“問題”緩衝、淡化、和解,或能予以互不干擾、和平共處的空間。在此之間,黃神甫有一種並不等於放棄他所堅持的務實。同時,此時的天變地變,也還沒有變掉他在我心中的那種長者之尊。他拉著我的手,仍然是感傷的歎了口氣:

“去吧!老老實實地做一個人,不論哪朝哪代,本本分分的,總還會給他留條生路!上帝是不喜歡做假的,首先你總得對自己誠實!”

微弱的煤油燈,已映上他幽幽的淚光。時至今日,我很堅定地信仰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時,仍然忘不了他的這番話,不論他說得對與不對,它都是我人生所不能忘記的一頁。尤其將我關在這間小屋時,我反而由此強烈地反證了這位指導員對此的胡說八道。民族、宗教問題,有時在有些地區鬧出的一些糾紛,大概不少都是這類人物所惹出來的麻煩。這個從小就幹報務,也從來都不見他有笑容的指導員,怕四十好幾了,在部隊節節勝利,不斷擴編的日子,在他同級的幹部中,已很難找到有他這把年紀,且有他這樣不低的學歷的知識份子了。征途的風雨,南方的烈日,個個曬得很黑,卻沒有曬黑他。面孔蒼白、蠟黃,像塗上了一層膽汁,下巴總是刮得特別乾淨,在蠟黃的臉上是鐵青的鬚根。在這樣的戰爭環境中,也很困難的在保持他的潔癖,一天走下來很累了,鼾聲四起,他還在獨自洗身擦澡。“電訓隊”非戰鬥連隊,沒有連長的連級編制,宿營號房子當然也是將他和我們兵分開的,但同連部的通訊員他都要分在兩處住,在這集體化得很難有什麼個人的空間中,不知他在保留自己的什麼隱私。平日,一臉的嚴肅,一臉的病容。他會為自身的保密工作將自個兒保密到封閉自身的地步。渡江前,許多熬到三十好幾,與他同一個檔次,夠格成家的幹部,在節節的勝利為自己擴大了找物件的空間,都忙於“解決個人問題”時,他沒有。聽那對他敢怒不敢言的司務長以正面講他的“保密精神”之所說:有人也幫他找了一個同他去“談”。既是“談”,兩個人總要有“談”的,能“談”到一起吧。可是,人家問到他,除了姓名、籍貫,連年紀都怕自己與小女孩相差太大,都是支支吾吾的,別的話,說十句,他都是一臉嚴肅,正襟危坐地說“我是保密幹部,這保密”,嚇得將人趕跑了。可是這個老光棍,明白自己心理、生理的病態,總像在激發他太多無處施展的,不知是力,還是氣,以淩人的盛氣要別人知道他的利害之架勢,我是無法買賬。也無法在他手下呆下去。第二天他把我“提”了出去:

“反省得怎樣?檢討寫出來了沒有?”

“出外沒有請假,是我不對;檢討不知道怎麼寫!”

“你跟我耍什麼貧嘴?一個知識份子不會寫檢討?”

“我唯讀過中學,局勢動盪,還無法正規上課,舊社會的中學,有哪個老師會教我寫檢討?”

“你說什麼?你再調皮搗蛋,看我收拾你!”

“你收拾嘛,我不幹了總可以!”

“你說什麼?”

“我不幹了總可以!”

我很堅定的又重複了一句,他蠟黃的面孔氣得突然紅脹起來。只差還沒忘記他自己是“解放軍”,閃過來給我一個嘴巴,不然,我只好任他“收拾”了。

看著他氣鼓鼓的樣子,我的氣還更難消。餓了一天,司務長端到禁閉室的飯我沒吃。這頓開飯時,蹲在一邊,飽飽地塞了兩碗,我也不動彈了。那些比我更小的學員,已由指導員對我的態度將我看作另類,沒有誰敢跟我搭話。看到人都走光了,我的身子也慢慢往外挪。在這江南丘陵地帶,我們住下的民房就在一個小山坡下頭。往上走個兩幾百米,則是丘陵的灌木叢和起伏的丘陵了。一看這陣狀,走上幾個土坡,我就奔命往前跑。我得離開這裏,就是死,都得離那個老光棍遠遠的。望到公路,不敢下公路,下了公路,很容易被發現、抓住。只要越過這段路程,公路上川流不息的南下兵馬,是不難找到小宋哥哥他們的。“要不是考慮兄弟部隊的團結,我是要動員你來我們這裏的!”此話,我忘不了。我也不願成為別人的包袱,眼中的另類。人不逢緣,機不可失,我去找自己的機會和緣分吧。可是,多轉幾座坡,我與遠處的公路並行的平衡線已找不到,公路也望不見了,在山上繞了幾個圈圈,我意識到已走不出去了。山上鳥飛雀鳴,卻無人行,走累了,肚饑了,無法前行,我還是掙扎著又走了一陣,直到癱倒在地上,只有聽天由命。幾乎近於虛脫的昏迷之中,聽人大聲吼叫:“在這裏,在這裏!”我明白,我轉來轉去的,轉得往回走了,這也是宿命。

“你開小差,背叛‘革命’,知道嗎?”這回,這個老光棍更是聲色俱厲。

“不讓你來‘收拾’我就是我‘背叛’?我投奔到別個部隊照樣‘革命’!”

“還強?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

“我這輩子就豁出去了,等你來‘收拾’!”

“不用理他,給我關起來!”

我還等他說“給我拉出去斃了”呢,哼,偏偏他還沒有這個權利,沒有這個膽量!可是,這回“禁閉室”潑了很多水,在他不能用拳頭洩恨時,這也是“收拾”人的一招。在不允許體罰時,這也是變相的體罰。地上是水,不能躺下也不能蹲下,人累得支不住了,靠牆迷迷糊糊地站著也熬過去好大一段時間。好在他潑水還不能讓屋裏汪水,否則,破舊的小土房,水一泡,牆腳准垮,一個指導員是擔不起這個責任的。何況江南的九月依然炎熱,地上再潑水,過一陣又幹了。他“收拾”我,天還憐憫我。包括文工團,也包括軍法處,都是軍的直屬單位,行起軍來,也能看到還不能判處的嫌犯,索子串起一大串,還不用背乾糧和背包的在一旁走。再把我怎樣,也無非送軍法處吧。此時,多路大軍浩浩蕩蕩南下,道路的承受力有限,更要考慮沿途新區群眾的承受能力,為此,也像今日的交通管制、單雙號車牌定時上路的辦法一個樣,結合北方人到南方水土不服,要適當照顧休息,上頭的上頭,則擬有哪天哪家上路的行程表。一個連制單位在一個村子裏住個三五天,也是照顧到頭了,再關我,也判不了“無期”。果然,連隊第二天要上路了,老光棍板著臉說:

“‘電訓隊’的廟小了,供不了你這尊菩薩,我來給你送行了!”

我看司務長提著一個幫我收拾妥了的背包,旁邊還有一位面帶笑容的外來幹部,看這樣子,總不是送我去軍法處吧。走就走!無論天涯海角,上天下地,不在此處就好。

這時的我,不僅沒有“革命”的自覺,倒是一個無處可去,很落後,也很可憐的少年,處在人生這樣的十字路口,再怎麼說,也只有在時代的大潮中,跟著往下奔!

命(之四)

又叫我回文工團了。之前,在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往前奔時,軍裏的宣傳部長任大衛找了我談話。他是著名雕塑家、美學家王朝聞在西湖美專的同學。他以此感歎自己作了行政工作無所作為,和王朝聞的藝術成就雖然無法相比,又以“革命的分工”所自慰的情懷以開導了我之後,特別講到眼前常遇或並行的兩支部隊的無差別論。由此我聽得出來,他們是很在意由我所反映出的一個問題。因為“一野”(第一野戰軍)在西北,“三野”坐定上海、南京也坐定華東之後,不是西南還沒解放,“二野”也就沒有借道華中、華南,與“四野”有常遇或並行的機緣。為此,他一開始就大講“兄弟部隊”的“團結”,絕不講別的。還好,那時還沒有誰膽大到“一級騙一級,騙到總書記”的事。老光棍遇到我這樣麻煩的事,一級又一級不是騙,是反映到軍部,才有宣傳部長跟下頭一員兵談話的事。此時它讓我感到這還不是哪個想“收拾”誰就“收拾”得了誰的天地,總不同那個街上一抓人,商家都紛紛上鋪板,行人四處逃竄,找個避難之所在的世界。當時,全國解放區、國統區的文藝名人濟濟一堂的“文代會”(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會)剛開過,南、北,新、舊文化人的歡聚,說不明白它的,也隱隱地感到這是預示一種新的開始。隨之的“新政協”之“新”自然是相對於“舊政協”而言的,後者老蔣耍出他那流氓的一手,派人在重慶校場口大打出手毆打進步人士的醜聞,對我,也是記憶猶新。這次“新政協”,是程硯秋、梅蘭芳、麒麟童(周信芳)這些過去看作“戲子”的,又是我從小心中的偶像的出現,格外親切。軍隊代表的照片,曾克同志自然是當中的明星。怎麼也想不到日後還會與她相識、共事,但她那年輕、漂亮,顯然不同於一般的女兵,也不同於這些文藝女兵的書卷氣,在一股以那種粗線條的,可能也包含豪放、江湖義氣,更有簡單、粗暴的“大老粗”而以其“階級本質”所為榮的氛圍中,另一種形象的展現,淡化了許多周圍環境中某些負面印象對我思想影響的後遺症。

唉,一個人的一生,不論進、退,順勢、逆境,總得找條路走下去,總得在路上走。

大路人馬,浩浩蕩蕩!南進!南進!解放廣州,解放全國!

人已忘記了一切,一心只在趕路;也是只在趕路,才忘記了一切;白天在走,夜裏也在走;走到哪里,老蔣就逃到哪里,也勝利到哪里。

九月尾,過了湖南汝城縣,上了胸膛嶺,人說它是湘、粵、贛三省的交界地。不知是天公不作美,還是天公以此作美。狂風、暴雨、閃電、雷鳴,轟轟烈烈,震天撼地。迎著風,無法抬頭,只有頂著往前強掙。一身澆濕,濕衣貼身,冷到骨髓。掙得額頭冒熱汗,流在眼裏,又酸痛得刺心。濕衣在雷雨的樹下有觸電的危險,衣不能幹,又無法換衣,老天雷雨不停,山上也沒有無草木的開闊地。大家都處於時刻都會觸電燃火的狀況,不知是火中鳳凰的寓言,還是意味人人都會是火炬的象徵。在滿天風雨黑了天,霍霍閃電刺破天時,傳來一聲:“毛主席在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人們一個個停下了步子,胸膛嶺上下一片“啊一一啊一一”的歡呼聲疊合、交錯,一個天,一個地,一個胸膛嶺,都是蒼天大地之回音壁的回音,深沉、宏廣地迴旋著“啊一一啊一一”的歡呼,真似《聖經》所言的“諸天歡呼”的景象。這一代中國人,在蔣家王朝的污煙下,盼了多少年月,才盼來變天的光明!

有的人,像我,並不明白往後另一個天地的政治、主義,卻時刻不忘掙脫活得那麼沉重、艱難、痛苦的生活。“諸天歡呼”,對我既有強烈的感染,又是甩脫身心負荷沉重的宣洩。行動需要榜樣,行進需要號角。又一聲“加油呀前進,解放廣州,歡慶開國”的呼聲震天。這個天,這個地,這個胸膛嶺,還是這個蒼天大地之回音壁的回音,深沉、宏廣地迴旋著“啊一一啊一一解放廣州呀加油”的呼聲。

呼聲、雷聲,與時代共誓而驚天;疾風、豪雨,交迸一代人的豪情。

烏雲、閃電、雷鳴,

搖著九月的胸膛嶺。

我們雙腳,

陷入泥濘,

戰馬昂首嘶叫,

拼命掙脫韁繩,

甩下炮馱瘋跑,

炮架翻下山嶺……

人喊,

馬叫,

搖著九月的胸膛嶺,

蓋過九月的雷鳴,

前進,前進!

跟緊,跟緊!

暴雨沖著潑來,

泥濘滑我滾下山頂……

只要前進,

跌倒了又爬起來,

只要前進,

不能走,可以爬;

只要前進,哪怕歷盡艱辛,

甚至交出生命!

狂風,你刮一一

暴雨,你淋一一

咆哮呵,胸膛嶺!

就是你十步折回我九步,

我也要越過你,

你沒聽見人們在水火之中的呼叫

和我們的誓言,

像進軍號在呼喚我們!

你沒聽見復仇的心在劇烈地跳,

像在戰鼓的命令中前進!

一鼓作氣,翻過山嶺,狂風暴雨過後,藍天白雲;濕衣沒有觸電讓我再生於烈火;暴雨倒洗滌了我的身心。“復仇”之說,除了強烈的想起“解放戰士”訴苦時跺腳捶胸,是冤有頭債有主的憤恨,也融入了往後一些相關的事體對此的感受。

然而,這場戰爭的進程,真是神速,你追到哪里,蔣家軍就敗在哪里,摧枯拉朽,兵敗山倒,只怕有你趕不到的地方,沒有你得不到的勝利。也許就是經受了這麼一陣“鍛煉”,我真的自信不會再去給人添亂,添麻煩。儘管文工團此時的主要演唱人員後來轉業改行後,景況也不是都比我強,但我還是先從它的“藝術”中淘汰出來。也許是別處真的需要人去支援,我又被推到“隨校”(隨軍學校)一個特別大隊一一學生大隊去了。我到的中隊,幾乎全是土地革命時期紅都瑞金下的酃都根據地的鄉親。因為鄉里當紅軍的哥哥丁榮昌,當了紅軍的“官”,當了四十一師的師政委回來了。雖然新一代的王寶川,留在鄉里的結髮之妻空等了十八年,而男人在外邊十八年,只要有條件,是無法讓他獨守十八年的。老妻不能改嫁,後妻不能離婚,留給鄉親不少疑問,不少惆悵。可是,對於都在尋生路、出路的一代鄉鄰,丁榮昌給他們帶來的是希望。這也是一個時代的潮流。他回家一趟,“帶”出來好幾百人。無論從個人,從革命看,這都是好事。可是,這畢竟不是舊軍隊,“帶”出來的人可充當自己的人馬。這幾百人交給了上級,編成了幾個這樣的“隊”。進軍途中,還沒有軍服可發、可換,服裝形形色色,佇列壯、少,高、低不齊。一看就曉得是一群還沒有成兵的雜牌人員。有的跟丁榮昌同輩,喊“榮昌哥”的,年紀也老大了,很難安排,部隊駐防大理,不少又復員回家了。不過,他們這段經歷,也會予以開國前工作的“老革命”之榮譽。然而,解放戰爭發展的形勢,太快了,太快了,就像我參軍時,那些比我早來五十多天的人是我面前的“老同志”一樣,此時我也是這些酃都老鄉面前的“老同志”了。他們,有的是中、小學的校長、老師,總是好奇地看我這還未成年的“小朋友”竟會是個“老同志”,轉彎抹角的總想打聽出個究竟。我既無有什麼需要相瞞的,也確實由此感到這個世界在自己毫不知覺之中的天翻地覆。此時也無需我有多大的能耐,只需要像我入伍時所得到照顧那樣也想到他們,回答他們所遇到的,遠比我的落後之所想而更容易回答的問題。相互以誠相待,自然融洽,領導看我這樣,也算完成了任務。文工團在我之前也送了一位比我大兩歲,剛成年的大兄弟陳景宏在這裏,有事還有個商量的人,反比既聽不到“千萬不要殺他”,也聽不到《彌賽亞》的心境安靜。剛進到曲江(今韶關),街上很乾淨,也很安靜。蔣家軍剛從這裏擄掠過去,人們還未從剛過去的噩夢中醒過來,許多鋪面半掩半閉,大喇叭播放我熟悉的廣東音樂《雨打芭蕉》,在這行人零落的街面,真似聽到雨聲寂寞地敲打芭蕉。到了英德,我就明白了:原來敵人慌亂得逃不及了,怕被我們趕來逮往,竟放火燒城,燒路軌,先頭部隊到此自然得先滅火,為敵人的逃走留下了一些空間。領導照顧這些學生隊,能不走則一步也不讓他們走。從曲江過來沒有多遠,在悶罐子車裏搖晃了不少時間。到英德,路燒斷了,先頭部隊撲了火又走了,車站四圍仍然濃煙滾滾,燒焦的枕木,有的還冒明火。

英德燒得片瓦不留,

地上撲騰一股熱風,

揚起的灰燼迸著火星,

沒有人煙,看得心都荒蕪……

忽然“哇”的一聲有嬰兒啼哭,

我們每個人都被震動:

人?這兒會有人?

真是荒漠中見綠洲!

漆黑的地窖裏有位母親,

火灰和火星正向洞口猛撲。

她見生人,幾聲驚叫,

震落了洞口的碎土。

看著看著,她像什麼都已明白,

臉上舒展的肌膚在淡化驚恐,

她看看我們又看看孩子,

孩子被煙火嗆得不住地哭。

母親從噩夢中醒來熱淚滾滾,

我們抱過孩子,從她勞累無力的手中。

孩子見洞外的陽光不住歡叫,

被我們吻得手腳歡快的蹬動,

哎,孩子還不會知道什麼是“解放”,

但是此刻,一定感到幸福……

深奧的哲理,有時就這麼簡單、純淨;在兩軍決戰中,他要逃命,他失去的,也不願讓你得到,他就要燒焚;同樣這麼簡單,為同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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