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十) 周良沛

17 TRUE LIGHT COLLEGE

記得,名為“校董”的主持神甫董克愛回美國籌款、募款,以維持教會的運轉。要進一步發展、擴大教會的勢力和影響力,沒有金元奠基是不行的。不然,一個中學,對外就不宜稱“COLLEGE”,做它大發展的夢了。“老外”回家,是帶了我們同學同行去做活廣告的。這位同學,個人太具體的情況,不是很清楚。自然是從丟在教堂大門口的棄嬰或從小孤苦無依收進教堂長大的高年級的一位。他的這條命,能活到此時,比許多中國孩子的境況還好得多的現身說法,對臨川這個美國教區的“教績”,自然是個現身的活證,贏得美國教友的支持,更是一種必然。這位同學從個人身世,從一個窮國的國民送到美國一住一年,隨同董克愛的募捐行程,走了大半個美國,處處受到教友的盛情款待,好吃,好住,好穿,好行的,和他在臨川的情況,真有天壤之別。美國也有像他自身那麼不幸的人,這大概是任何社會都免不掉的,但都不會請出來當門面的,若要出來,一定也跟請他去美國一樣,正是以他們怎麼從不幸到有幸,反過來倒可以為人家做塊招牌時才會如此的。他回到臨川,西裝革履,養得又白又胖,和神甫說話,也是英語夾中文,和同學說話,口口聲聲“中國一一中國”的,一派喝了洋水人也變了樣的派頭。好多同學擁上去,有好奇的,有套近乎的,楊老師問了一聲:

“你怎麼不去看看?”

“在一個學校,以後機會多的是,何必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去湊熱鬧?一個人被牽去像猴樣的耍,自己心裏也好受不了吧?”

“是呀,孩子!各有所圖吧!”他長歎一聲,在這裏頭,他看到的,知道的比我多。

這位一時成了“明星”的同學,他可說的也多。光說他是千真萬確,親眼目睹到每家人家都有小汽車這麼一句話,就可以把大家聽傻了。那年頭,莫說縣太爺,有的專員也不見有小汽車,下鄉辦事,有乘轎子坐著,或有洋馬騎著,前後有幾個背著盒子炮的護衛,就夠派頭了。做買賣跑生意的,在這出過王安石、湯顯祖,贛東的水陸大碼頭上,還不見誰有小包(汽)車。說“包車”,只是有錢人“包”月的人力“車”。這在這個水陸碼頭還看不到,要到省會南昌才有。那種真正的小包(汽)車,只有上海、南京、北平、武漢等大城市才可以見到。解放後初學《社會發展史》,從由猿到人的認知始,才明白那是買辦、壟斷資產階級的消費標誌。因此,當年並非個人,而是一個社會的一般人都處於深度窮困,他們自然是弱勢的族群,聽人描繪到“家家有汽車”的社會圖景,那留給人們多大的想像空間啊,真的可謂“人間天堂”。一切都是人家的親眼所見,講得有鼻子有眼,叫人無法不信。要說“文化入侵”的活,它有個終極目標,也滲入在日常生活的過程中,是先聖談到一般意識形態所無法脫離的“日常生活的東西”。且是漫長的時間過程。不論是否自覺,唯心論、有神論與唯物論、無神論,以至於成為雙方有政黨所代表的政治鬥爭,反“入侵”也只有以它“入侵”的方式等同而行。否則,以行政方式,簡單、急躁、粗暴,只能傷害到許多不該傷及的人,事與願違。

宗教的“精神鴉片”,正像患病巨痛,嗎啡又有它的鎮靜作用一樣;不幸於無力改變命運,對人生的態度無力積極的人,常常還會需要它的麻醉。

我就是這樣的人吧,不可能幸福,過得還平靜,對於生活常常讓人無法平靜者,它還不是難以擺脫的不幸。

我也就這樣活命吧。

有天,我收到郵戳蓋有“江蘇高郵”寄出的一件平郵的“印刷品”,打開一看,是本厚厚的《代數》課本。我簡直難以理解,誰給我寄個這幹啥?無聊地掰開書,像玩兒似的用拇指扣著書本讓它自動的翻過去,不想,在這中間竟不能那麼照常順當的翻過去而停頓的一下,我好奇的從此頁掰開一看,一直到書脊裏邊,才發現書脊當中挖了個小洞,洞裏塞了個金戒指。對於我,這真是發大財了。現在一個戒指,幾百塊上千塊錢,值不了什麼,當年卻夠我一個學期的吃用。後來才知道是小姨寄給我的,她嫁的成都軍校炮兵科,人家學英文,他學法文,也來過永新的,虎背熊腰的大帥哥,正在高郵駐防。在惡性通貨膨脹中,若是寄鈔票,在郵寄過程中縮水一半也不止,所以想了這個辦法。這是學過兵法者的智慧。他以看似最不在乎的態度做了他最在乎的事,給人以無需在意的平寄、印刷品中藏金,也是一出《空城計》。它為我的生活改善注入了不小的實力,這一書中藏金的辦法,對於當時在此種狀況下求生的人,無疑有多方面的啟示。

用這只戒指換了“袁大頭”,用以改善生活的第一指標,就是週末偷偷跑到南昌去看了兩場電影。沒有影院所與現代文明距離的疏離感,為手上的幾個“袁大頭”而強烈並寂然了。表舅帶我看的《風雲兒女》,流離途中看的《啼笑姻緣》,不論它好壞,對我的記憶都是永遠的。然而,戰後民眾之所想于這個世道在文化的反映,卻是我的盲點。從上“實驗小學”一年級始,兒時離不開文化的生長素,隨著這兩年的艱困而缺失,此時,渴望能補上一課了。

校門口,隔開一大片勝利後也無人來過問、收拾的,戰時轟炸所留下的廢墟前,就有很多習慣在那裏白日卸了貨又裝貨夜間夜行的商車。我搭上車在車上睡了一覺,到南昌正趕上影院的星期早場。《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影響太大了,它放映多日了,還是買不到票。我硬是在座後,弄了一張也是固定的“軍警彈壓席”旁的站票。這裏用了“彈壓”二字,也就可以明白執政者與民眾的關係。影片放久了,他們也看多了,“彈壓席”的票也成了“軍警”掙“外快”拿出來賣的黑票。而我持的還是黑票中的站票。由此也可以看到勝利後的腐敗之無所不腐,就像都用厚重的黑布幔封閉了所有的門窗,空氣惡濁,烏煙瘴氣的放映廳一樣。坐席上不時傳出的抽泣聲,是為銀幕上家庭倫理的悲劇,而我看政壇的腐敗,衍伸到社會生活的腐化、侈糜,“劫收大員”和漢奸的聯手、和諧,那時我還不知道表舅已去世,是倒在法庭的。想到我以至於手上想從銀幕上看到揭露社會黑暗的這張票,就是這個社會黑暗的一張黑票。為此,我不想哭,只想破口大駡。足足站了三個多小時出來,正好中午。有兩年都沒有在外一個人吃飯了,手上的“袁大頭”不敢亂用,只敢在一個小面攤上吃了兩大碗面,好不好,它都跟學校的伙食是另一個味道。下午又看了一場《八千里路雲和月》,也很擠,不過從“黃牛”手上還弄到一張有座位的票。出來時間還早,又到南昌抗戰前、解放前最大的,近似今日超市的“廣益昌”。雖然不可能買什麼,逛一逛,看一看,恍惚從出世的教堂又入世到鬧市。感到無拘無束,完全由自己來安排自己這一天的開心。夜裏在車上也睡得好香,早上回校在課堂的精神也特好。一周後我悄悄告訴黃神甫,他一言未發,只對我笑了一笑。想得到,他理解,不讚賞,也不怪我。

而且,這個學期暑假前,楊老師得到通知:他獲取了美國一個大學的獎學金,是真的要出國留學了,不是跟老外神甫出去做募捐的活廣告,是真的去讀書留學了。他出國了,也不認為這是我可以長留的地方,他三十幾了,當然懂得多,想得多,看得遠,想到我再長幾歲之後的個人尊嚴,和為人之難。這次他是先上南京拿到護照後,再從上海頓船西去。他要帶我先上南京找母親和表舅,讓我有個安生處他才好走。

那時,交通雖然很落後,相對的說,從南昌到南京,有條“浙贛線”也夠方便了。連楊老師他,除了上過南昌,我們都沒有出過省。在硬座席上,不論火車怎麼慢慢搖,都是出外見世面,都感到新鮮所為之的激動、歡悅。在杭州橫豎要轉車,老師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到了國外,說到西湖,我一個中國人都沒有到過,那怎麼行?”時至今日,條件不知好多少,中國人沒有到過西湖的還不知有多少呢?中國這麼大,一個人窮其一生,也不一定能跑遍中國!可是,此時他要離國而去,祖國就是他的親人,就是他的鄉音,就是生於斯,長於斯的一草一木,南北的大好山河,就是伴他已走過的三十年所生存的一切,無論是甜的,還是苦的,是得到的,還是失去的,是嚮往的夢境,是不如意的生存現實,一旦離去,都是難舍的。有這麼一個機會,也是去國前最後的機會,進入夢中的天堂還不好麼?離下午轉車還有四五個小時,存好行李,我倆是小步跑到西湖。本來,遊山玩水,是悠然而行的“遊”和“玩”,我倆卻還是小跑,三潭印月、柳浪聞鶯、靈隱、虎跑、斷橋—,一處不漏,匆匆而過。它們曾是夢中的幻境,現實又不像夢,雖然二者千差萬別,我們都穿行於夢的誘惑。像掃瞄機一掃而過,可都錄相存內。到南京,是玄武湖、中山陵、雞鳴寺,在上海,是外灘、南京路、蘇州河—。都像跑步似的,不“遊”,不“玩”,卻又爭取能這樣將它們看個夠,全能一攬入懷。我跟他這樣跑著,不知是他這樣想著自己的足跡就會這樣永遠留在這裏,還是要將它,連同擁抱它的熱情明日都帶往大洋彼岸。他那想了卻此願的渴求,他那因此所燃燒自己而近乎的失態,叫我看到的,已不是平日的老師了。雖然此後的幾十年不乏舊地重遊的機會,如西湖,我還不止一次的在靈隱住了下來,呆過不少日子,可“遊”,可“玩”,但以後的條件不論怎麼好,有車有船,時間怎麼充裕,然而,西湖對我的印象都不可能像那次那麼深。然而,怎麼也想不到,這是他第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到這西湖了。中、美建交後,他也不乏回國的機會,可是,他在美國又成了家,那邊的孩子也長大了。本來,天主教的信徒,男女雙方若無有一方亡故,絕不允許再婚再嫁。上世紀朝鮮戰爭後,在人們的思想中,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這時,平日貌似與政治切割的教會,毫不掩飾的表現了它最強烈的政治。將中國留美人員在大陸的家屬視為“赤區”、“匪區”的受難者,亦可視為男女之中的一方亡故者,為這些留美人員在美國另組家庭開了教規。那時,歸家無望,三十幾歲,孤身在外的男子,有位臺灣留美的女生還看中他,教會又為他倆辦了宗教婚禮。好說什麼呢?師母氣憤的罵他“陳世美”可以理解,並不合情。他去世前一直在芝加哥,是伊裏若斯州的公路總工程師,創辦了“中國文化教育協會”,為中國留學生提供無息貸款,是教授中國哲學、詩詞、書畫、功夫,有幾十個專職教員的“中文學校”的校長。由此想到他出國前夕我們圍著西湖跑的情景,今昔之間,千變萬變,人於其中,我們師生都有政治遲鈍,覺悟不高的毛病,他這心地絕對善良的老實人,處理許多問題,不可能都很妥當,但他的“中國心”是不變的。歷史形成的此種家庭狀況,無論是接師母去美國,或是離開後娶的太太再演“破鏡重圓”大團圓的戲,都是不現實的。老師每年還得陪他現在的太太回臺灣,回臨川常常是幾天間的匆匆來去,雖然給師母蓋了新房,物質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可是人世間有許多許多東西,都不是可以用錢買得到的。師母寫信給我,說到老師後來這位臺灣的女子,想當然的想到她定有富人家的本性,罵她是“妖精”時,我不敢回答任何一句話。宗教政治滲入男女的聚散,婚姻釀成了一杯政治宗教的苦酒,也很像兩岸三地之間的許多說不清楚的問題。結髮人之怨,正是有情。老師也不是無情之人。分離三十年後,他只是從海外的報刊看到我的詩文,本來,中國人同名同姓的多的是,作品內容也不涉及任何一點故人往事,他就從“周良沛”三個字,確定是我無疑。請編輯部告以我的位址和電話,很快就聯繫上了。可惜,我不知道應該怪哪方的郵政,每次他回國前,從芝加哥航寄告我他在國內的行程,商議見上一面的安排,待我看到信時,他已在回美國的途中或已在芝加哥了。這也是終身的遺憾。人的一生,當生存的威脅逼緊,總能遇到這樣的善者,也當死而無憾。

這次,他準備出國時,就考慮到我的去留的問題,拿到護照,就領我到雞鳴寺考試院過去的一片新蓋的,還沒有裝修,還沒有住進什麼人的,兩層西式小樓的“聯勤”宿舍區找到母親。還沒說話,我已經想得到她生活的窘境。聽她說了如前所述的,表舅倒在法庭的情況,心情暗然。除了不喜歡他想強制我學好數理,要我學工,他也確實是位好人。逃離贛州後的兩年多,生的艱困,讓我越來越感到他對我未來的重要。可是,他就這樣走了,是滿腹冤憤的走了。本來沉痛的心情為此更加沉痛了。老師怕我母子說話有所不便,故意回避的走開。我也反而沒有多少話好說了。這“聯勤”就是現在部隊的後勤部。抗戰時她在廣東前線的戰地服務,至今我也不瞭解他們上一代人的任何具體情況,只是自己多經歷了一些世事後,我也想得到,他們還是要掛靠一個什麼單位,才有開夥的地方。在戰地,自然得劃入戰地所屬的“戰區”。《八千里路雲和月》說的是文藝工作者,有他職業性的浪漫。母親她們是對敵的宣傳和戰地救護和一些戰地後勤,還是有危險的半參戰式的工作。剛勝利,她到南昌也跟我在發救濟物資一樣,是在“救濟總署”工作。那是臨時的機構,一年就解散了。抗戰時期,總會有證件或檔案以證他們當年所做的工作,這樣才可以和“聯勤”對口吧,才有她在這裏等候給份差事的資格。表舅若是要回了給漢奸霸佔了去的房子,一切都是另一個樣子了。房子沒有了,人去世了,滿腔難解的積憤,還得在替漢奸撐腰的當局之下找飯碗,不知是個人,還是這個世道的悲劇。住這裏,可以省一筆不小房租。這些小洋樓的二層樓上,才釘好,才油漆過的地板,可比我們學校那些竹板床好睡多了。好在她還有一份給幾位為當局所請而擁來中國的“老外”教中文的工作。當這年頭的“流行歌曲”是“這年頭,怎麼得了,五塊錢的鈔票沒人要”,我和老師走過這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票販子逢人就問:“綠的(美鈔)、白的(銀元)要唄?”各人手上的一摞銀元搖得“沙沙”響,真像看到“過兵”時聽到他們的步伐聲一樣。母親教“老外”所得的,是美金,比起領“法幣”過日子的公薪人員的生活,相對的保障要大多了。母親才會說:

“你留在南京,日子苦一些,跟姆媽一起過!”

我好像不用考慮,順口就說:“我還是要回去!我有必要再拖累您嗎?”

也許我的回答太出乎她的意料,她半天都沒有出聲,抹著眼淚,沉重、內疚的說:“我曉得你跟神甫有感情!”

“送我來的楊老師也不是神甫!那裏已是一個讓我那樣活命的地方,我還去哪里‘熬’?讀的是一樣的課本,教的是不一樣的老師,在這大城市裏,我還不知道這個‘書’往下怎麼‘讀’呐?”

話沒幾句,我走了。直到坐在黃浦江邊那所磨損的花崗石之坡級上,遠望楊老師進到那為中國三等國民所準備的三等艙的大郵輪在視線中消失。我傻了,我呆了。當時怎麼也不會想到,這是我們此生所見的最後一面,當時也不會懂得,此後大洋所隔的,在我的生活領域裏,是人們所敏感的政治之兩極。我從來都不敢問師母那三十多年是怎麼過來的,以免引出不愉快的話題。老師同我雖無血親,卻比那些有血親的同我還親;正因為形式上僅僅是師生關係,它又不在政治“審查”和“交代”之列,為我免去了許多“審查”和“交代”的“過關”之難和之苦。否則,原來各自只為求生,偶然的必然,必然的偶然,一時的情況,讓人走上了無從選擇之選擇的路,怎懂得一旦將它政治化了,只能讓原來非政治的東西以政治所論的尷尬。近年,“海外關係”成了香餑餑,它也可以為有的人用以招搖,也是讓原來非政治之情所政治化的世事。感謝上蒼,讓我雖非平安走來,今日總在平安的過日子,走我人生最後的這段路。

此時,望著黃浦江外茫茫的大洋,未來對我也是渺然的茫茫。走的人走了,沒能走的人仍在這裏,往下我往哪里走呢?芸芸眾生之中,平頭百姓中的賤民,弱者中的弱者,對自己的一切,只有無奈,聽天由命吧,若天不容我,只能祈望天變,變天啦!

18天 變

親身經歷過那場“人民解放戰爭”的人就明白,“兵敗如山倒”是怎麼回事了。敗軍的潰散,已無需你打,你只要趕得上他潰退的速度,你就勝利到哪里。真似秋風掃落葉。所謂“所向披靡”在此應與“聞風喪膽”雙向而言,因為“披靡”之“所向”,往往是你還未“向”之所,他已不打自潰了。

過去,宣傳抗戰勝利後不長的三年之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五百萬美式裝備的軍隊取得的全面勝利,解放了全中國,無疑是戰爭史上的奇跡,是二十世紀的新的神話。是毫無疑問的,確確實實的史實。

然而,老蔣這五百萬人馬,有三百多萬都是在這段戰爭的後期,是現在所說的“打敗”而敗完了他的殘將殘兵。但這裏所說的“打敗”又多是未“打”已“敗”的實狀,因此,在此過於強調這個“打”字,並未完全說清它的敗因。若要說“打”,也應該說,是他們自己把自己打倒的,是他們的腐敗已癌變擴散到除了死亡,別無選擇。在這三年多的“解放戰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遼沈”、“平津”、“淮海”,後者在“國統區”(國民黨統治區簡稱)通稱“徐州會戰”。在這三大戰役中,戰略決戰的初戰放在東北戰場。那是林彪指揮的戰場,在他死于溫都爾汗之前,是沒有人敢說他什麼的,只能譽之“常勝將軍”。兩岸開通之後,我有幸認識當年國民黨在東北的新一軍的軍長孫立人將軍。他“在聯合國參加參謀長首長會議三次電召回國,九天后回到部隊,與林彪所部的七旅三師的主力較量,以兩天時間迫使對方徹出四平,三天之後又攻下長春、德惠,直到松江邊。兼任長春警備司令。其間,在東北還成立了‘一新農場’,在新一軍於鞍山軍部的一所日本人辦的中學舊址辦起了私立‘清華中學’。由此可見,將軍並非只會打仗的一介武夫。林彪後以三十萬人馬奪回長春、吉林的三次總攻,均未成功。蔣介石嘉獎了新一軍扼守松花江南岸橋頭堡的團隊。但老蔣‘黃埔’一期嫡系愛將,人稱‘天子門生’的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他屬下的七十一軍就擋不住林彪,八十八師的師長韓增棟陣亡,自己也險些被俘。以非嫡系的孫立人看,這些軍中享有特權的嫡系本來就無法順眼,然而他倆在東北戰場各自境遇的對比又如此強烈,自是受到百般排擠,結果孫立人被免職調離東北。”這時,這位孫立人本是效忠蔣介石反共的。然而,老蔣這個大獨裁者,抗戰勝利後,雖然為了以示他的“民主”精神,召開了“國民代表大會”,邀請了一些無黨派、民主黨派人士參加。“民盟”(中國民主同盟)立即看出蔣介石以此愚民的花招,拒絕出席。只有“青年党”和以“國社黨”改頭換面的“民社黨”當他點綴“民主”的花瓶和幫兇。這個骨子裏就是封建帝王那套的蔣介石,只愛奴才不用人才,執政中如此“任人唯親”、“站隊劃線”的政治腐敗,不僅讓孫立人活得難堪,最終,無非為自己政治掘墓。到後來老蔣自身都感到,從政治到經濟的貪腐在他們營壘內大面積和深度的擴散,已使他的龍椅搖搖欲墜而令太子前去“打虎”時,結果,兒子“打虎”,老子出面放“虎”。一個社會沒有一點正氣,還能不垮麼?

孫立人和杜聿明,嚴格的說,都該是這個營壘的基礎之中堅。他們“反共”的思想是腐朽的、反動的,直截了當的說,孫立人並未因這些原因會敗于林彪的官兵,也因此就可以說他不“腐朽”。是他,也為他的部下樹立了堅定的政治信仰。他為官兵上的第一課,是文天祥的《正氣歌》,並將自身列為“正統”而論榮辱。官兵作為一個人,自然,也應該有他的思想,這思想,不論是“革命”的,還是“反動”的,但它一旦成為各自的信仰,才可能有前去拼殺的熱情和勇敢,即便犧牲,也認為死得其所。儘管戰場的勝負也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但這樣的隊伍拉出去,一個兵能頂一個兵用是毫無問題的。更重要的,是孫立人能以身作則,與士兵同吃苦。這一點,不論你帶的是哪一家的兵,你花天酒地,叫他賣命拼死,是辦不到的。否則,你貪,你撈,拜金,奪財,卻沒有他撈的份,你們撈剩了的漏溝水,他都撈不到,他自然挺而擄掠,窮兇極惡,刀槍面前,貪生怕死。帶這樣的兵,這樣帶兵,他怎麼跟你打啊。無怪,在同一個戰場,對著同一位對手,杜聿明險些自己也被俘。

當時,後方的經濟、社會生活的亂象,自然是內戰的戰場直接之對映。無論南北、城鄉廣為流傳的“流行歌曲”是這樣唱的:

這年頭,怎麼得了\五塊錢的鈔票滿地拋,\街頭巷尾處處有,\垃圾堆裏也找得到。\買東西,沒人要,\商店的老闆,瞧也不瞧,\挑擔的小販,皺眉毛,\鼻子一哼,嘴兒一翹,\還要向你笑一笑。\要飯的花子看見了,\眼一斜,擺擺手,腦袋瓜子搖幾搖,\害得你啼笑皆非,莫名其妙!\為怎麼五塊錢的鈔票沒人要?\因為鈔票印得越多物價越漲,\油鹽柴米漲得比天還要高,\窮人吃不飽,富人哈哈笑\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快把世界來改造!

這一首明之作詞,費克譜曲的《五塊錢》,它略具說唱式的風格,大眾唱來一字一板,像處理戲曲的板腔體那樣,頓、挫分明,將每個字以極具諷刺口吻的噴吐而出,極具現場效應。我寫到此處,曾頗費心計地想到此時的惡性通脹,要怎麼寫才好呢,最後還是想到這首唱了六十多年,再過六十多年也忘不了的歌。它極生動地表現了中國人民在兩種命運的決戰中“國統區”的社會生活之場景。因為一旁有人唱它時,可能身旁的垃圾堆上就有五塊錢的鈔票,叫花子己不是“腦袋瓜子搖幾搖”,而是對你輕蔑地吐唾沫“呸”,認為這是耍弄他。對討飯的,你給不給是你的事,他認為這是耍弄他,那麼,他那不容侮辱的情緒就來了,倒反要罵你幾句。那時,江西一個這樣大的省,除南昌、贛州、吉安,別處是沒有電影院,看不到電影的。平常,只有些跑江湖的,敲著小鑼招徠觀眾看他“拉洋片”。觀眾坐下,從一個鏡孔內看到輪翻倒換各種具有放大效果之花花綠綠的圖片,多是對鄉下人頂希奇的外國風光,或民間故事等。每當換一幅圖片時,拉洋片的人就腳踩踏板擊鼓,一雙手,一隻拉洋片,一隻敲小鑼,口上還要唱念對洋片的解說詞之所謂的“唱洋片”,煞是熱鬧。所以說,當年聽唱《五塊錢》就像看拉洋片一樣,因為周圍的現實正是特定的有關“五塊錢”的現實,是身入其境的“洋片”,街頭巷尾,那全民都耳熟能詳的,誰要開了頭,則有無數人應和、跟唱的《五塊錢》,不正像身入“洋片”其境的芸芸眾生在“唱洋片”麼?這當然是身處局外,太客觀的,具諷刺性的說法。其實,平頭百姓為此深受其苦,已不堪言。

最能說明這錢真是到了不如狗屎的地步的,還是在現實中,這種所謂“法幣”的錢,確實與糞便可以做個比較。因為鄉下的農民,尤其是郊野的菜農來城裏挑糞,還是要付錢的。尤其是它一文不值才被丟進垃圾,成了垃圾,請人清除垃圾,則要付費,為此它倒反而值點錢了。所以,老百姓則用它去換手紙了。南方人還不像別處,再窮,還不至於用土疙瘩或樹葉揩屁股。雖然當時的手紙粗糙到可以戳手,也比用鈔票當手紙好。因為惡性的通脹已使鈔票在印製過程中已被迅速一再貶值到無法預測,無法想像的速度,致以印製出來,有的還是在國外印製,運了歸來,尚未進入市場流通就作廢了。所以這些票子嶄新得紙質“挺刮刮”的硬度,“挺”得已似金屬,沒有一般紙面的柔和,當手紙用,恐怕比土疙瘩和樹葉還要叫人難受,所以,只好用超高檔的鈔票紙所印的鈔票,去換取極其粗糙的,當地人叫“草紙”,也真像沒有加工的草葉似的土制手紙。這種所稱“法幣”的鈔票,不論是它的“法”還是“幣”,在百姓眼中“狗屎不如”的地位,可想而知!雖然人們還用它編扇子,織遮陽帽,還有糊窗戶的,讓人滿目皆鈔票,似乎個個是富豪,似乎用紙,用鈔票紙給大家糊了一個富豪夢,真是對現實絕妙的諷刺,看來既有一時得以宣洩的痛快,更是時代的災難,時代的痛苦。因為它讓每個家庭在惡性通脹中將原有的積蓄、財富都蒸發得所剩無幾或一乾二淨,真要官逼民反了,也就是《五塊錢》所呼籲的:“快把世界來改造!”

這“改造”就是革命吧!實際上,當局的貪官污吏、惡性通脹所動盪的人心,正同解放戰場的拼殺互動互進!在這個小城,沒有進步的學生為“畢業就是失業”的控訴而揚起“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大旗走向街頭,又在前來阻擋、鎮壓的憲警所架設的機槍,噴射的水龍頭,亂敲的警棍下直沖而前的壯烈情景。

這是在小城中的不幸吧!我們只有從報紙的字裏行間看頭頂的風雲,聽大江的濤聲。到是一聽到外頭“鬧事”,則常有“不上課”的事,對貪玩的孩子,這倒似乎是樁好事。也是將學生放回家(住校的總是少數),要是出了什麼事,老師、學校也不負責任的做法,對一個教會學校,更是這樣。這,跟那位同為《五塊錢》譜曲的費克,他又據長工的詞所寫的《茶館小調》敘唱的世態一樣,唱遍南北、城鄉:

晚風吹來天氣燥啊,\東街的茶館真熱鬧,\樓上樓下客滿座啊,\“茶房!開水”叫聲高,\杯子碟兒丁丁當當響,\瓜子殼兒霹靂拍拉滿地拋,\有的談天,有的吵,\有的苦惱,有的笑,\有的談國事,有的發牢騷。\\只有那茶館的老闆膽子小,\走上前來細聲細語說得妙:\“諸位先生,生意承關照,\(對)國家的意見,千萬少發表,\談起了國事容易發牢騷,\引起了麻煩,你我都糟糕,\說不定,一個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這小小的茶館貼上大封條,\撤了你的差事不要緊,\還要請你坐監牢,\最好是喝完了茶來回家去睡個悶頭覺!”\“哈哈哈哈”滿座大笑,\“老闆說話太蹊蹺,\悶頭覺,睡夠了,\越睡越糊塗,越睡越苦惱,\倒不如乾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說清楚,\把那些壓迫我們,剝削我們,不讓我們自由講話的混蛋,\從根鏟悼!”

這一幅生動的市井畫,將那個年頭的世態,人之心態,刻畫得入木三分。過去,倒沒有那麼多的經典之說,但它反映了,鼓動了一個時代積極的思潮之湧動,真是有它的經典意義。當時,凡是公共場所,都貼有直書“莫談國事”四字的長條。它既非法令、公文告示,也非中國人修身養性的古訓,顯眼的出現在各處,不倫不類,像塊貼在牆柱上的膏藥,創傷一個社會的病態。然而,從慶祝抗戰勝利的鞭爆聲才停息,蔣介石代表國民黨與毛澤東代表共產黨在重慶的“和平談判”一破裂,內戰一開始,八年抗戰每天都在做的和平夢一破碎,“國事”可“莫談”,可“國事”牽扯到每天的柴米油鹽,又怎能不談?談柴米油鹽,就不談“國事”了麼?市場上通行的,合法的只有“法幣”,可“法幣”到任何人手上,都是燙手的山藥,甚至是惡魔,總得設法儘快要把它推出去,換實物,或換銀元。小城不像上海外灘、南京新街口,有綠的(美鈔)可換。我也不懂經濟,不知道這些分分秒秒都在貶值的“法幣”,怎麼從這些銀元販子以銀元換了“法幣”進去還能有錢賺?這對我們這些油鹽小人,真是不可思議。經濟危機和經濟投機,總有它的孳生作用。在這小城,撫河上的橋被日機炸毀後,一直都沒完整的修復好。兩岸引橋水準之下線所臨水的街,當屬小城的鬧市,商市再蕭條,也被那挑水賣水的苦力來去穿梭,濺得滿街濕漉漉的而不冷寂。這時加上銀元販子也是來去穿梭,銀元在掌中搖得“刷刷”響,比之那些綢緞鋪、雜貨鋪的留聲機傳出歌女的嗲聲嗲氣,可要氣派得多了,很像大隊人馬的步伐聲,可以是進軍,更是在送葬。一個能公開唱出“把那些壓迫我們,剝削我們,不讓我們自由講話的混蛋從根鏟掉”的時刻,應該就是為那些混蛋送葬的時刻!

可是,一個送往墳墓的政權,畢竟有它二十八年的統治基礎,政治的,經濟的,正面的,負面的,此刻都尖銳于民生的衝突。每天,天不亮,米店門前就已排起了長隊等買米的人群,根據限量所賣出的米,前面賣了十幾個,甚至幾個人,就掛出“米已售完”的牌子。店主和夥計則忙著上鋪板,排在前面,己經準備輪到自己繃開口袋或用臉盆裝米的人群,哪肯那麼白站半天,則擠上去扒開來讓他無法上鋪板,或是沖進鋪面的後進住所,將並未“售完”的大米連麻袋拖了出來,一定要老闆稱完了它給大家才可了事。第二天,它再開門就不卸鋪板了,只開半扇門,裏面用大條凳橫欄住,像小雜貨鋪在視窗打醬油似的賣米。可能官方有規定:要店家一定開門以維持市面的“繁榮穩定”之假像,叫老闆開門也難,不開門也難。後來,乾脆早上開個幾十分鐘關門,中午未開門先掛出新的,也是漲了價的牌價才開半扇門,再到下午,門也不開,又掛出新的牌價,自然是米價大幅度飆漲的牌價掛出門外,米店卻不開門,因為有價無市。店外擠來的人再喊再叫,店主也不動聲色,過了一陣,又敞開大門,他也大喊大叫:“你們進來看嘛,我可是有米不賣嘛,沒有米叫我賣什麼?是‘奸商’,能‘囤積’,不是我這樣開小鋪子討生的人!”門一打開,蕩然無米。即便有米,他也不會再傻到放在鋪面的後頭,讓你們來拖走。說自己還不夠格稱“奸商”,也是太“謙虛”了。那些囤積居奇的大奸商,米庫都有多少,比他等影響民生的作用自然也很大,相對而言,生意是做得小了一點,卻難說不奸。但升鬥小民所面對的,又只能是他們。“民以食為天”,不論多富貴,不論多卑賤,離了糧食都無法活命。東北戰場,孫立人調離,林彪再以他三十萬人馬奪回長春、吉林的又一輪總攻持續不斷,杜聿明的部隊被圍在四平,糧盡彈絕,一根金條也買不到一碗飯吃,結果,只能人吃人。前方退下來的“國軍”一講到此事,後怕未了,旁人也膽顫心驚。此時,不是糧盡,是可以借糧食製造緊張氣氛發大財的時候,升鬥小民,沒有金條也要吃飯,買不到糧食又會立即斷炊,為此,也就不是排隊買不到米的人與老闆鬧磨擦的小打小鬧,而是成百上千的人擁來,人,越擁越多,加上看熱鬧的,難以計數。我們校門口被敵機轟炸留下的大片廢墟過去,就是一條大馬路,馬路一側就是一長溜的這樣的小米鋪。雖然不能說他等“小”就不奸,但要拿到這些小米商出氣,也是冤旺。然而矛盾的爆發點選在這個口子上,買米的不找縣衙門,找米商,也在情理。看熱鬧的也好,拔刀相助的也好,它都是大家所關注的問題。即便此刻不為此憂者,只要不是囤積居奇以米爆發的大奸商,米市此種發展的勢頭,也是對自己生存的威脅。雖然不是個個都在往前沖,內心總為這種生存的威脅無法忍受此種生存的環境而不滿,而尋求宣洩。前面有人用拳頭捶鋪門,腳踹鋪門,前後的人都在揮拳跺腳,尖聲呼叫,此起彼伏,一浪一浪,不是起哄,是在助威,不是虛嚷,是鼓與呼所融合意志的一致,是群情的激憤聚合在擴展的力量,來人源源不斷,是事態的警號。過路的車,掉頭走了。舊時的“馬路”,就是車道、公路。除了抗戰時有些美軍的吉普車,一般的小城是看不到小車、小包車的。人將路堵了,大貨車是不敢按喇叭驅人讓路的,否則,惹禍上身,車、貨、人都難包。

車掉頭走了,員警卻增多了,小城沒有憲兵,保安團的巡邏兵也過來“巡邏”了,他們吆喝大家散開,沒有人理他們。這個場景也絕非為“巡邏”偶遇,是有所為而來,吆喝幾聲沒人理,就倒過槍來,以槍托開路。想以它對付手無寸鐵的百姓。但百姓人多勢眾,雖無寸鐵,可幾個保安團的濫兵,一旦陷進這百姓的人海中,無非像那一小砣在包餃子時的肉餡,連雙手都無法鬆動,有槍也無法施用。當中有個像龜孫子似的,低頭、彎腰、弓背地從人群中往外鑽,似想逃命一樣的可憐,心善的百姓雖不是有意放他一馬,也沒有逮住他不放。不想,狗雜種鑽溜著扒出人群,馬上“浜浜”的對天兩槍,向百姓示威。大家不是受過軍訓的士兵,受驚嚇的一楞之後,馬上有人警覺到不能便宜放了那幾個還受包圍可以掌握的狗雜種,為防衛自身,逮住一個個的衣領,不得讓雜種們亂動彈。他們嚎叫的幾聲,嚇得對天放槍的雜種,知道事態非他所願,對他也更危險,連跑帶竄,賊喊捉賊,狂吼濫叫的:“不好了!搶人呐,搶米店了一一”不知是這狗雜種又放了幾槍,還是他們的同夥聞聲支援,鳴槍示威。在這亂世,人亂,心亂,人驚,市驚,一個小城,槍響十裏,驚動了,恐怖了半座小城。我們看到的,河這岸的臨江的商鋪全都“劈劈啪啪”的在上鋪板,賣水的苦力也收攤了。

一座小城,半座死城。它已經無法用任何辦法維持已在崩潰的秩序!

天,要變了!

隨著,真的是搶米、放火燒鋪了。

垃圾堆上,再不是五塊錢的鈔票,是十元、百元的鈔票。所謂“法幣”,已發行到上萬的面額,後來的“金元券”,已發行到五十萬元一張的面額,“五塊錢的鈔票沒人要”的歷史,早是陳年的老皇曆了。五十萬元一張的“金元券”,是不敢,是怕,是怕要,怕用,怕它帶來更大的災難,這老百姓的日子還怎麼過?

若是起得早,街上不時有很快就被當局撕掉的紅紅綠綠的標語,它可能是進步人士、可能是共產黨的週邊組織,或是地下黨所張貼。除了“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與當時“國統區”民主運動的口號相一致,其他的,如“工人萬歲!”當是萬萬歲的真理,但當地除了少數作坊式的工廠,沒有現代工業,沒有產業工人,缺乏有針對性的號召力,“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口號,在全民應集中力量推翻蔣家大獨裁的王朝時,此種口號在此時確實超前,若被查到,授人以柄,肯定會當“共黨”處理。不能看作經驗成熟的鬥爭。雖然開初並不會有多少人看到,可一傳十,十傳百的,影響所及,非同小可。再有人趕早出門想看到它,已看不到了,若還有人出來照老辦法張貼這種標語,無疑讓人抓活口送死。但這事,總是要變天的前奏。

學校不是應一時之事而“不上課”,是真的“停課”了。我去了上頓渡的教堂去過日子,一個人住了好大一間房子。這教產,顯然是有過興衰的演遞,房子很多,人沒幾個。除了黃神甫,又來了一位從河北“流亡”來的趙神甫,鎮上也來了一所“河北流亡中學”,師生擠在一所大祠堂裏。上頓渡,只是縣府所轄的一個小鎮。抗戰時,因為與淪陷的省會南昌之敵我交界大段真空地帶最近,也是來往偷渡、走私最活躍的地段,有幾年還蠻熱鬧,是大家都看好的一個小鎮,勝利了,又沉寂了。流亡學生既不上課,也不可能都逛街,總有不少人早晚都在這教堂裏轉悠。戰前辦過小學的校舍都還在。可以讓他們坐坐,歇歇,在這“流亡”的道上悵然於無所依,不知何往的辛酸。我在“上海華東聯合中學”也是“流亡”中學,一看到他們,當年日軍兵臨城下,全校上下,個個決心從戎殺敵,燃燒著同仇敵愾的烈火之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可是,這是內戰,他們若是也像我們當年,上前線去殺誰呀。鄉里不少人被拉壯拉走,又被解放軍所俘,放了回來又抓走的,也有的是。有的被俘多次,他被俘的每一次,都是解放軍殲滅國民黨的五百萬人次“國軍”的一個統計數。可是這些“流亡”學生,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們就這麼跑出來了,蔣介石自慘敗於徐州會戰之後,不是他幾個,而是他們整個營壘都自顧不暇,“委員長”還可能直接過問你一個“河北流亡中學”麼?在這亂世,河北到江西,又跨省,學生又不是丘八,可以持槍征糧,又以什麼維持學生的吃飯問題?據說:每一家將孩子交給學校時,都交了大把的錢,當然不是“法幣”,是金銀,可是這麼長途流離,再多錢也坐吃山空。此時學生就吃不飽了,整天閑轉,肚子更容易餓。家長也不會那麼死心,把錢全交給校長,孩子手上也揣了不少,肚子餓了,鄉鎮上不像城裏有那麼多錢販子公開販錢,則要找人另想辦法,買些吃的。人地生疏,少不了見我會問點情況,我們不可能很熟,可他們老在教堂裏轉悠,日子長了,每張臉孔又不陌生,少不了還會打個招呼點個頭。我就是這麼認識康致行同志的。以後我們幾十年深厚的友誼,自然是由於我們先後都參加了“人民解放軍”,而且我的寫作自然與軍旅作家的老大哥輩的寒風關係不淺,她又嫁給了寒風有關。部隊進到雲南,我在四兵團文工團看到好幾個人都是原來“流亡中學”的學生。學校為形勢“吃緊”,他們從上頓渡還沒有走到南昌,南昌就解放了,學校自然只能解散,學生只能各尋出路。這個世界好小啊,這裏不見那裏見。他們若是沒有什麼專業的專長,文工團一般只是知識份子參軍的轉運站,以後也不知道調往哪里去了。然而,逃亡與革命之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對於“逃亡”,之前他們來教堂轉悠的時候,我們也有過交談。他們全是地主、富農的子女,父母有對政策的誤解,也離不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總想共產黨來了,一切就完了。“國共和談”中既有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之說,手上的錢以後被“共產”所“共”去,不如把兒女往南邊送,“南北分治”了,還在南邊留有自己的一條根。這些孩子長期在北方的農村,對外界的情況,知之甚少。北方人個頭也大些,長得結實,很多都穿著免襠的棉褲,用條布帶在腰間勒著,南方人一看,還當是北面來的什麼江湖之士。懵懵懂懂的,一個個還蠻憨厚的。他們多是家鄉解放了才走出來的,都是看到過共產黨的。此時,“共產黨”在大家心裏都是個謎時,不免要問“共產黨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人”時,他們也只能說“長得跟我們也沒有什麼兩樣(不是想像的三頭六臂,紅眉綠眼),說話、對人也蠻和氣,以後搞起‘鬥爭’來就利害了”。他們所說的“鬥爭”,就是“土地改革”,靠擁有土地而過得有滋有味的人,只想土地分掉了就“家破人亡”了。對命運有種先驗性的悲情。它不容易感染我這樣的永新人,家鄉十年“鬧紅”,十年“土地革命”,一個以農民革命所鞏固的中國革命,才可能擊退蔣介石對“紅區”的前四次“圍剿”,那些農民出身的戰士,是他獲得土地站起來了,他才願為保衛他的土地倒在血泊的戰場。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體制下的變革,總得有人站了起來,就得有人會倒下去。蔣經國以他太子之身,試圖在贛南尊“三民主義”以贖買方式“平均地權”,也為觸及他蔣家王朝的階級基礎而生出諸多太子都擋不住的政治是非而胎死腹中。以先驗的悲情講“以後搞起‘鬥爭’來就利害了”,那也只能有“悲情”,可不一定是未來所有的“以後”之實際。可是,那位同他們一道來的趙神甫是不講這種“悲情”的人,保定面臨解放他到了北平,北平“和談”,他跟這些學生來到上頓渡。平日,作完他的宗教事務,伏案寫作,全是有關亨德爾、貝多芬等的《彌撒亞》的音樂論文,像位學者。他的行動,很有預見性,“和談”破裂,他說:“他們就要來了!”又往香港走。問他為什麼?他也不會罵共產黨,更不會同情腐敗透頂的國民黨,而且會告訴你:共產黨也宣傳宗教信仰自由的。“不過,我是神職人員,他們是無神論者,我不願看到我的信仰受到他們的輕視、詆毀!”一位為其信仰所準備殉道者的嚴肅、莊重,有份不容侵犯的神情。這是堅定於他的信仰、哲學、意識形態,手上無需寸鐵的與真正的唯物論者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對抗,及殊死的搏鬥。對他,可以擊敗、擊毀,卻不可能征服。“世界大同”、“天下為公”未到之日,這一搏鬥,無需暴力,同樣殘酷,思想也是會流血的。宗教一旦在這種人身上成了這種狀況,它就不是唐太宗所說的,勸人行善的,有利於社會穩定的了!可是,這是否是一種必然呢?許多教友不一定如此也並未稍減他們對上帝的虔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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