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往世 往逝(六) 周良沛

7戰時辦學

我們在永新,一九三九年,為南昌的淪陷,才感到戰火燒到眉毛了。地方窮,不會有電燈,燈盞點茶油,別處有收音機傳消息,左右又不見誰家有它。無論老幼,不分日夜,都在打聽南昌的戰事,一小點消息,很快就傳遍全城,也無法辨真假。卻是焦心的關切。

三月十七,日軍由岡村甯次指揮,分八路,由海、空兩軍掩護,三軍全力向南昌進攻。薛岳的第九戰區,顧祝同的第三戰區的部隊據守頑強抵抗,二十七日南昌失陷。四月二十,第九戰區動用四個集團軍的兵力對日軍發動反擊,一度收復奉新,二十九軍軍長陳安寶中將殉國。二十三日,第三十二集團軍向南昌進攻,一度逼近南昌東南郊,佔領了飛機場和火車站,但未能繼續前進。五月九日,中國軍隊受命蔣介石停止進攻,雙方恢復原先的態勢。

這一來,不論近“紅”還是近“白”的永新人,從正負兩面看家鄉所經歷過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都曉得蔣介石出於他本性的毛病,“打回老家去”不是眼面前有望的事,且得耐住性子等。許多在外的永新人,“打(不)回老家去”,則回到老家來。一時之間,這邊沿小城,猛然熱鬧起來了。出外多年,天各一方的老鄉,意外重逢,鄉情好濃好濃。多年吃不到家鄉口味的永新人,都在光顧飯館裏家鄉特別濃烈的香辣味。那不是小家小灶可以炒出的佳餚,必須是熊熊煤火映著大師傅敞胸挽袖,額頭汗油閃閃,大火大油,還以大師傅眼快手快、顛勺翻滾之敏捷的大氣所炒的麂子、野雞、野兔等等各種躍動我們山野天風籟簌之豪氣加野氣的難以言傳之山野的真味,醉得走在大街也恍惚徜徉于山林曠野,好不美氣。本來就不大的城周,陸續蓋起了不少像我家那樣的樓,不過,別家可不像我家,全似無心久留的過客,或煩亂於家中多事的憂心而無心於此所草草安的窩,都蓋得很漂亮,如我同學,音樂家唐學詠之子唐恢一的家,是掩映在果樹和草坪中的平房,在未成香港著名影星,比成影星更帥,更有大學生風度的鮑方之之家,同是很簡單的土木結構,它又是在露出半層地下室上的幾間帶花園的別墅。七十年後看他們先行於環保的審美,倒感歎現代人未必比他們現代。

這一戰局所帶來這小城的變化,對於我,也變化我更實際的生活。

這一年,正逢我入學的年齡。

此時此刻,隨著南昌的淪陷,大量難民湧入人們都看好的,鞏固的後方,流離失所的難民,隨著帶來許多失學的難童。母親受命慈善機構在永新建立一所收容難童的“難童學校”。白手起家,什麼也沒有,空空如也的收進難童來,往哪里吃,哪里住呀?學校本是讀書之地,此時更是收容之所。只為它畢竟名為“學校”,母親請來幾位教書的同事,其實校舍、教室、課本都沒有。經當局協助,在城外十幾裏地借了一所舊祠堂,兩百來人全塞在裏頭。首先是讓大家放開肚子吃兩頓飽飯,再發下被子、衣服。請來一些走村串寨的剃頭擔子,在教會學校染上幾乎近於潔癖的母親,扒開孩子們長得長毛似的頭髮,刨到發根全是讓人皮肉發麻的白蝨子,不滿生父逼迫我剃光頭的她,也無奈地要這些孩子跟當兵的一樣剃光頭。好在江南農村多的是大小水塘,初秋的水還不冷,大同學招呼好小同學,脫光了蹦到水裏,雖然好多人共用一塊洋堿,還是可以乾乾淨淨的洗個澡,加以有的玩起水來潑水打水仗,真是來到這裏歡度的一個節日。新衣服只有一套,換下來的,洗了還得穿。因為難童中不少是幼童,不可以像要求我那樣,不管能不能洗,衣服洗得幹不乾淨,都得自己洗,而是為他們請了一些保育員,在教學之外,專門料理他們生活,包括為他們洗衣服。可是有的衣服已經爛得沒有辦法洗,怎麼辦呢?她只有買些碎布頭,自己先縫縫補補試一試,好在大家同處國難之中,願不願,都只能共赴國難,看到校長如此,保育員也無法為此訴苦,只能跟著做。但衣縫裏的蝨子是洗不死的,它反而要順著做針線的手之人的體溫往人身上爬的,這無疑又是讓人皮肉發麻的事。伙房的大師傅堅決拒絕,母親是耐心地以高溫,包括對消毒用具本身的消毒功能之道理再三勸說,才同意用大鍋以高溫水煮滅虱的措施。所以她聽到鍋裏“劈劈叭叭”像炒豆似的虱體炸裂之聲,想到蹲在祠堂外曬太陽的這些孩子掐死蝨子的聲響,也是這樣“劈劈叭叭”,又是辛酸又是欣慰,她身子突然像要癱倒似的無力支持了。

難童、教職員對她都很好,可是沒有多久,江西省府遷到泰和縣安頓下來了,“難童學校”也遷泰和。

這也正是該我上學的日子,離我們不遠的“長沙”,烽火映天的“會戰”之勢態,正在動盪這個小城的人心,要是日軍逼近,我就不能上學,也要同各方湧來的難民一樣,離鄉逃難了。一個六歲的孩子,也面臨命運的選擇,關心不懂也得去懂的,我所面臨的局勢,我所不知道的蔣介石、陳誠、薛岳、顧祝同、三戰區、五戰區。惶惶不安的聽日軍調動的人馬,一股偷渡淚羅江,一路向新牆河發動攻擊,守軍陣地突破,被迫退至長沙近郊。蔣介石要放棄長沙,四人十余萬人馬對十余萬敵軍,無理可退,陳誠力主堅守,並以部分部隊反擊,追至新牆河南岸。敵軍力戰不支,退至汩羅江的北岸,雙方恢復了原來的勢態,這才允許家裏恢復原來安排我上學的日程。外婆要我也跟母親去泰和上學,母親頗不高興的責怪老娘糊塗:

“德生又不是難童,一家人擠在一塊,別人會信我公事公辦?

8實驗小學

也是因為南昌失陷,“江西實驗小學”遷到泰和,同時辦了一個“永新分校”。所以稱之“實驗小學”,是校長陳鶴琴專攻幼稚教育于美國哥侖比亞大學,學成歸國刻苦實踐和探索,是一位嚴肅、認真的幼稚教育專家。解放後,他在南京,仍是教育界所尊敬的前輩。當年,他既是“幼稚師範學校”,又是“實驗小學”的校長。前者雖是成人教育,也是為幼兒培育師資。而且我們家有兩代人(小姨媽和我),恰恰分別在這兩個學校做他的學生。

我記不清是在泰和還是在永新見過陳校長,他既不像那些喝了洋水的西裝革履,也不像老一輩為人師者,不是長袍、馬褂,就是風紀扣扣得很嚴實的中山裝,一身都是為人師表的嚴肅和師尊。他個頭不高,沒有絲毫書生的文弱相,很結實。不是勞動,也是常活動、運動。他剪個平頭,頭髮花白,穿上一條後面縫有兩條布背帶,前面有以背帶所扣處相聯的,從褲腰往上到胸口還有一方肚兜似的前襟,,胸前還有個可以放點零碎的口袋所名之的“工裝褲”。他顯然不是普通勞動者,又願以勞動者自許。在這個學校,從一年級開始,就有“勞作”課,雖然只是在教室裏掃地抹桌,校工開地撿石子,種上了菜拔草,也始終堅持。不論刻意,或是隨意而如此,顯然不同於其他學校;他個人顯然也有一副不同於別的身為校長者之儀錶、風度。他不以自己的教育思想為唯一,也自覺於它所不同于一般小學現行的規範,才稱我們學校為“實驗小學”。教育理論,當年和現在,我都是同樣一竅不通。但與之相距僅有兩三百米,中間只隔一間木匠鋪,它利用那廣式騎樓的格式,以跨過那截馬路所占去的空間,在騎樓上做了一座木工作坊。我們和那與它相隔的“永新縣立第一小學”的小同學在這條路來去時,常會因為暴雨都擠在騎樓下避雨,大家此時擠在一塊就知道:我們的書,可比他們讀得開放、自由、輕鬆、愉快得多。

學校是在“大成路”一號,是“七七”事變後由南昌遷來的“中正醫學院”呆了不到一年又遷往昆明所留下的校舍。小學生,小孩子進到大學生的大學堂,總像有些填不滿它的空間之空蕩。尤其暑假,人去校空,草木瘋長,不時有河對岸下山的麂子、野豬,尤其是麂子,誤闖進校而轉不出去,為尋出路,狂奔瘋轉,終於倒斃在校,真似小城中的郊野。我家的門牌是三號,與學校正對門,用課間的休息時間,回家跑一趟都不費事。而我,恰恰與許多離不開媽,走不出家的小同學相反,到了學校就不想回家。

從一年級開始,尹季平先生上課就是常常拋開課本給我們講故事的級任老師,他多才多藝,演話劇、唱京戲,拉胡琴,畫國畫、水彩、油畫、鉛筆、臘筆劃,不同的藝術形式都被串連于尹季平的一體,很有水準。他講故事,身手富有表情,全身是戲,同學都愛聽。利用對門之便,不僅週末、星期,就是課後,還有晚上,尤其是有月亮的晚上,既可省燈油,也能擺脫撥不亮的油燈帶來寫、讀之苦時,我定登門學藝。這當中還有教“唱游”的燕亞莎老師,他教的“唱遊”,只“唱”不“遊”,卻對我識譜、試唱,有個很大的磨練。但他讀書的品味很高,傾向王爾德式的唯美。我當然認不了上面的字,而他廣閱的許多古典名著都有很精美的銅版腐蝕版的插圖,我同樣也不明白其所以然,但線條的語言是無有年齡和知識水準之限的;審美之眼,老幼皆有。它擴大、提升了我閱讀的境界、審美的水準。於是我臨摹尹老師用素描或是中國畫那種寫意性的水彩所製作的小書簽時,還是有些經老師指點指點並不糊塗的悟性。本來,藝術上最簡略的,也是最考功夫的,可六七歲的孩子哪懂這些,人幼雛,膽更大。橫豎是臨摹嘛,依樣畫葫蘆,我那點藝術悟性還可以。做書簽,需要有一定厚度、硬度的紙張,國難當頭,除了極特殊能用上進口紙的,一般人,連看都看不到。今日用捲筒,甚至上面還印了圖案,還有香味的衛生紙者,很難相信當時手工土制的所謂 “草紙”之粗糙,與窮人家用樹葉和土疙拉揩屁股也好不到哪里去。用於包裝或舞臺制景的“馬糞紙”,只是增加了厚度,質地無別。用制書簽,顯然不行。國難呵國難!尹老師是從郵局賣出的明信片發現它能用於此而帶來我學此用此的興趣。這些明信片還是戰前印製的,一次性的兜給我們後也就再也沒有賣的了。一張窄小的明信片,切成更小的三小條,筆墨在上面卻可尋到更廣闊的藝術天地。“愛美是人的天性”不假,國難呵國難!滿目瘡痍,不是消極的逃避,想想美,看看美,美在人間,希望在人間。國難呵國難!買塊洋堿都不容易,節日哪有鮮花?也弄不到別的什麼好送人,它卻是我送同學和有的大人的大禮。書簽上臨摹的獨支玫瑰或微風飄著窗簾的窗口之寫意,也能溫暖戰亂、離亂之中和平的夢。但那長髮垂背的背面之女性人體畫卻讓看它者大吃一驚。這就是在“實驗小學”羅,否則,老師、學生都會受“有傷風化”之責。但對一個六七歲的幼童來說,臨摹就是臨摹,不會想得那麼多,更不會想得那麼邪。小娃兒夏天跳進水塘裏,都是脫得精光的,還不知道,也有不起什麼游泳褲,只知道老天造我就是這個樣子,順天如此,沒有什麼不好的。燕老師的書上讓我看到的,尹老師畫來,雖然不是給我,我卻找來臨摹的,就是這個樣子的嘛,沒有什麼不好的,很美。相比現在有的從小學就講性知識的來說,那時的“開放”差遠了,從美學的啟蒙講,我真感激這兩位老師。

當然,老師身上的玩藝兒可多,為此跟上去玩,也是孩子的天性;有可玩的,玩得好玩,這可比送糖給孩子吃更有誘惑力。

因為國難當頭,哪怕小學,週末、假日上街下鄉宣傳抗戰,也是讀書時,日常所不容推卸,還是大家特高興的事。宣傳的內容雖然一樣,形式則因各校人才狀況各異。“實驗小學”就不會跟在別人後頭也演小孩子演不像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之類的街頭劇。那時也不見作家為孩子寫兒童劇,還得小人演大人。是演一些《忠烈圖》、《新刺虎》等“改良平劇”。“平劇”就是“京劇”。因為奉系軍閥頭目張作霖,在軍閥混戰中退回奉天(今瀋陽)的途中,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名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的閻錫山一躍而為“京津衛戍總司令”進駐北京。不久,國民黨的所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政府令:撤“京兆”,“兆”原為“郡”,“京兆”為“郡名”,唐代開元初,就改雍州為“京兆”, “辛亥革命”後,“民國”初年,一九一四年又改“順天府”為“京兆地方”,這次一撤,也與奉軍一同廢了。同時,令“直隸省”改為“河北省”,改“北京市”為“北平特別市”。“北京”改稱“北平”,故“京劇”改稱“平劇”。這些生活細節,一字之易,老師當年都教了不少知識。這也是“實驗小學”的“實驗”二字的教育不同于其他小學之故。新時期,海峽兩岸開放後,很長時間,臺灣在書面上仍稱“北京”為“北平”,“京劇”為“平劇”,自然是國民黨政府不忘守住它的話語霸權之無奈。

然而,“平劇”前面加“改良”二字,就是指“時裝戲”。戰前很多名角演的時裝戲,不論嘗試得是否成功,對於老戲迷都是不可思議的事,就為好奇,一擁而上,也是轟動一時。可它卻不會宣傳打鬼子,保家鄉,“好男要當兵,好鐵要打釘”的內容。正因為新的內容以它在舊的形式中之新,加上這些小孩子踩著鑼鼓點子,走著舊式的臺步學上大人的腔調,尤其孩子們尖細的童聲,唱到高音區聲音往上一翻,不論今、昔,名角、新人,必然是連連的碰頭彩,為此反而特別吸引鄉親。這些新創的京劇活報劇,作者多是老舍。今日研究老舍以《龍鬚溝》對現實的熱情與謳歌者,可能感受不到抗戰時老舍大量這樣的活報劇和通俗的唱詞怎麼沸騰民眾百姓的心;多卷《老舍文集》所輝煌的作者藝術,也不要忘了它與這些作品的關係。目前,以我文化知識的貧乏,除在茅盾一九三八年四月創刊、主編的《文藝陣地》的頭兩個月可以找到他的京戲《忠烈圖》,大鼓詞《王小趕驢》外,作者可能已預想到它該“速朽”,有的也許都沒留有文本的底稿,只靠相互抄傳,但它卻讓我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幼童,更不知道高深的文學是什麼時卻已經知道老舍了。尤其後來老師們與禾川中學的師生合作演出的《桃李春風》、《生死戀》,前者,是女作家趙清閣拉進老舍合作的,也是小說作家老舍跟著這位女作家頭次寫的多幕話劇。後者,有的資料所署的作者名只有趙清閣,當年不知道為什麼,演出的海報與說明書上,全寫的是他倆的名字。至今我也難辨真假,也堅信,這一時段他倆的生活狀況,已使他倆的創作很難擺脫相互的影響。至於海報怎麼做,那也是廣告學的學問吧。它不是“五四”後的名劇,即便老舍是合作者,甚至是執筆者,不僅算不得他的代表作,也像那些活報劇一樣,已無人再提及它了。可六十多年了,我都忘不了它。劇情所說的一對分開在兩地,長相思又長別離的地下工作者,一次在各自執行任務之中不期而遇竟是死別之戀情的《生死戀》,是很感人的。當時,另一出驚險故事文唱的多幕特工戲《野玫瑰》,作者陳銓將故事關聯多處多方的空間都控制在客廳的一堂佈景之內,將複雜多頭緒的故事,包括跑龍套的,如僕人這樣的角色,全部由五六個人來演繹。抗戰期間,人力物力的緊張,它被不少業餘演出團體選中,與它有個方便演出的條件有關。何況特工的英雄美人戲在小市民中頗有市場,勝利後屠光啟、歐陽莎菲夫婦以它改編的電影《天字第一號》的票房所賺的大錢,很能說明這點。可是,當時的進步戲劇工作者是抵制、批判這出戲的,為它將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演繹為“藍衣社”特工間的男女之遊戲的藍本,實屬荒唐。“藍衣社”即“復興社”。是三十年代初蔣介石身為社長所組織,戴笠所直接掌握,後改為“軍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之簡稱)的這個“社”,是進行密捕、綁架、暗殺的專業特務組織。作者另寫有《藍蝴蝶》,很少見人演,影響無法與《野玫瑰》比,但從劇名看,就更露骨了。陳銓解放後在南京教書,為此,自然少不了要遭批判,寫檢討。新時期也有人寫文章為此替他叫屈,不是有很大聲勢,也是試探性的為此平反。對於一位新的共和國留任的現職教授,肯定對此未作深究,在過去的運動中有過批判、檢討,實不為怪,到底是有歷史問題還是當作思想認識問題,為此叫屈者也沒說個明白。僅以《野玫瑰》、《藍蝴蝶》而論,除了不應為文廢人,對它文本自身又當如何看待,孰是孰非,除了應該聽那對此有發言權的發言,我自己是越來越弄不清楚。如京劇《四郎探母》,抗戰時當局明令它是“漢奸戲”禁演,認為它以母子間的所謂 “親情”掩蓋兩國交戰中的民族投降思想,不利於抗戰中奮發大眾抗敵的愛國熱情。年幼無知時,不可能有什麼辨別力,但此種說法成為一個時期,還是民眾於國難高漲抗敵之勇時所普遍的認知,它對我的影響力自然是潛移的。今日見它愈演愈火,尤見其中《坐宮》一折的那段以快板、流水而極其考功夫的生、旦對口唱,幾乎是各大慶典晚會必備的保留節目時,不免對文藝作品的價值判斷的取向大有今昔之歎。舊事重提,朋友試圖探明此中的奧秘說:“《探母》中的‘番邦’,正是現代東北的少數民族,哪能對立為敵?應該講‘民族團結’!”由此從解放後新編的《楊門女將》到一切有關楊家將的傳統劇碼,其中所涉及到的邊關之戰,境外之敵,其所指之“敵”,不同樣都是少數民族?為“民族團結”應大演《四郎探母》,因為同樣的原因,類似楊家將之類的一大批以此所講愛國,論忠奸的傳統劇碼,則該為同樣的理由以禁演!《野玫瑰》中的“藍衣社”的問題,既然今日又有國、共要有第三次合作之說,也就有人推出過去的兩黨之爭,之內戰,實為同胞之間的互相殘殺之論,以此推論之理,不知是否符合歷史唯物的態度?由此回過頭來再說《野玫瑰》,我無法論其是非,只是原樣的回述當年這一歷史的過程。由此再想同樣寫到於地下工作的男女之戀的《生死戀》,它自然無有涉及“藍衣社”之類問題之爭議,之惡,之麻煩,但也有人說它是戰前所流行的“革命加戀愛”的文學模式之延續。我則不知是否也可以摒棄因時因地所流行的不同評議之“模式”而以另一種話語來論它。若以中山先生所矚的“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在全民於民族解放戰爭的艱難進程中,這一“革命”怕是誰也無法擺脫的;人世的“關關雎雎”,是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中的美聲,為人類社會生命的延續;情愛、性愛,它都是生命的源頭。最能反映人心、世態的民歌,尤其是兄弟民族的民歌,情歌多有特別耀眼的亮點之特徵,也很能說明這點。當然,不少黃色下流,如專於“下半身”的寫作,基本的倫理道德不顧而不知羞恥者,或抗戰時宣揚及時行樂為女色可犧牲民族利益的,如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的《雲南日報》有聞一多先生在“西南聯大”參加同學們演出話劇《祖國》的美術設計,由此劇的劇情就說到“從戀愛至上主義者變成漢奸,正如從失敗主義者變成漢奸一樣,並不是一段多麼艱難的過程”者所墮落為漢奸之路,自然不在此例。為此,文藝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之罪,並不在生活自身的規律性、普遍性,而是作者無有能力從事物的共性細察到個性的異色與魅力。戲曲中的《活捉王魁》與表演《水滸》之中閻婆惜同她姦夫間之《活捉三郎》,都寫到對於負義的男人,女子死後以“活捉”而報復的形式,先前的藝術家寫來、演來卻各有特色。從文學的歷史與現狀看,一個時期某種公式化、概念化也成為一種時尚,都是作者跟風之風的投機心態所膨脹的惡果,近在眼前媚俗以求市場熱銷,過去迎合庸俗社會學之配合的買賣,這樣說,不是無視作品面市後有它一定的商品屬性,但作者完全拋開藝術的真誠,以作品作為看行情做交易的貨色,將自身也賠了進去入市時,它藝術的假、冒、偽、劣,還能夠跳出公式化、概念化的悲哀麼?《生死戀》自然無法和老舍後來的《茶館》比,但怎麼說,還不能說它只是戰前所流行的“革命加戀愛”的文學模式之延續。劇中男女主人公緊系民族危亡的個人之情,是永恆的。為此,當時排演此劇之間,老師和大齡的哥哥姐姐們,自然少不了說到寫出劇中熾烈、純淨之愛的男女作者:老舍與趙清閣。他倆相戀、同居,在大後方早就是個公開的秘密。為賢者諱,是否需要將公開的秘密而永遠秘密它?歷史就是歷史,說不說,誰也無法改變。開國初,有位先於梅蘭芳到日本參加“世博會”演出,田漢稱之“中國首位梨園京劇女編劇家”的金素秋同志跟我在同一個部隊,她與趙清閣關係很好,這也是趙先生的創作也涉及傳統戲改編之故吧。聽她說,老舍先生抗戰時健康狀況欠佳,經常鬧頭暈,說是營養不良,貧血,而且負責“文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的擔子很重,“為通俗與激發民眾抗戰熱情”,擠出點時間寫點東西,也有人議論他這時的作品今不如昔了,如此的境況,如此的心境,多虧趙清閣的體貼、關照,才算熬了過來。趙先生年輕時,如田漢贈詩所言:“從來燕趙多奇女,清閣翩翩似健男。側帽更無粉脂氣,傾杯能作甲兵談。”!她豪爽、健談、好客,煙、酒常伴,是位女中丈夫,江湖義士。她和老舍等營救過被捕的進步作家魏猛克;受郭沫若之托,掩護過老一代革命家董必武;,上海解放,夏衍是請她去勸留張愛玲的,不想,她去,已人走樓空;新時期,抗戰時在印尼被日本憲兵殺害的郁達夫遇難四十周年日,她與樓適夷等友好發起紀念,郁達夫亦追認為烈士,改變了以往對他的不公。一九四二年春,時年才二十八歲,也是她和老舍在一起生活時寫有的一首《中年》道:

中年無望返青春,且作江湖流浪人。

貧未虧心眉不鎖,錢多買酒友相親。

文驚俗子千銖貴,詩寫閒情半日新。

若許太平魚米賤,乾坤為宅竹為鄰。

半老無官成快事,文章為命酒為魂!

深情每祝花長好,淺醉唯知詩至尊!

送雨風來吟柳岸,借書人去掩柴門。

莊生蝴蝶原遊戲,茅屋孤燈照夢痕!

應該說,兩首七律,除了在她此生這段精神最為充實舒暢時所說的“茅屋孤燈照夢痕!”,不免有點“為賦新詩故說愁”外,其他所詠及的“酒為魂”、“花長好”、“詩至尊”,及“無官” 的“快事”,比其他此時有關他倆的傳言,首先是極為真實,又那麼細膩、溫馨、詩意地傳達了他們於清貧之中“微醉”的自尊、淡泊,高遠無爭,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幸福。簡單的將婚姻關係與愛情劃個等號,無需思想多“前衛”,不僅今日,就是當年,對於經過“五四”洗禮的中國知識份子都是不合時宜的。先聖有言: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沒有愛情的婚姻只是合法的賣淫、嫖娼。具體到此種婚外之戀,“合法”之“法”外,又何以合理呢?影響家庭穩定之情,傳統觀念視為道德問題;抽出男女間真情之外的關係論道德,此種所為,恐怕同樣有個道德問題。當年演《忠烈圖》的劇本前,老舍對劇中人物的處理有這麼一段話:“最冒險的一點,是陳寡婦‘從’了匪首趙虎。不管她居心是怎麼賢明毅烈,我恐怕台下不會輕易贊同的。這樣寫,第一是要打破傳統的節操主義” ;第二是為表示,為救國,男女都須賣命,肉體簡直算不了什麼;第三是就事實上看,日本人到處奸殺婦女,婦女們怎麼不可以獻身給自家的戰士呢?不過,這雖言之成理,究竟台下能否通過,還是問題。”作者這段對劇中人的表白,我們在“台下”者如此看作者個人的生活,不該有任何強求於人之處吧!至於“言之成理”的“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這裏只是看作作者的某種心理狀態之表述,且是出於內心的真誠。現代科技用於刑偵手段的“測謊儀”,對於男女間所愛之情的真偽,恐怕是無可奈何的。對於這些名人、公眾人物,無字無據的捕捉他們感情之所向、真偽,不鬧笑話也要惹麻煩的。但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老舍與曹禺,前去講學一年,之後所以留在美國寫作,應該是和國內的內戰、惡性通貨膨脹所動盪社會的亂局有關。北平和平解放,召開了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抗戰時在文化界習慣稱之“周公”的周恩來同志已經想到,並籌畫請老舍回國之事。有關資料引用了陽翰笙的證辭,說“周公”那時是請趙先生寫信給老舍的。在當年交通條件那麼差,從美國要上“赤色中國”,杜魯門政府是絕不會給點方便時,老舍在“十一”開國大典後的不久,十二月就回到已複名為“北京”的故鄉了。這不能不說老舍趕路趕得有多急,也不能不說周恩來總理所找的寫信者找得太好了,太曉得其中的微妙。從有些已公開的資料可以看到,此後,他們一南一北,但趙先生仍是老舍的知音。她看“諷刺喜劇”《西望長安》,認為它缺乏幽默感像出“活報劇”,而老舍所以是老舍,正是他作品的幽默感所以吸引人。老舍回信,也坦直說出了他的難處與顧慮。一九六一年六月,老舍賀趙先生四十七歲壽辰,有“清流笛韻微添醉,翠閣花香勤著書”之語, 當年“淺醉唯知詩至尊”,二十年後“微添醉”的又有“清流笛韻”,二十年間,“添醉”、“微醉”為“至尊”之“詩”,舊情割不斷,心有靈犀通。男女之間,若只在於對另一方的佔有,那也只有在人性之外去說那種關係;若是尊詩之情還不高潔,那也無需談論人與人之間尚有純情。

老舍生前是北京市文聯主席。有些本是可以見證文聯一些歷史狀況的同志,對老舍之死的說法也不盡相同。一位以老舍之子舒乙為導師的研究生,在他的論文中也承認對此有多種版本,其中有一家就說到有人以他同趙先生的關係當炮彈鬥他,叫他無法接受而想不開。

趙先生獨身一生,無有子女,與照顧她生活起居三十多年的吳嫂情同姐妹,房改時,趙先生將房產持有權定為與吳嫂共有。她晚年入了黨。捐出了許多名人字畫,書信,包括鄧大姐(鄧穎超)晚年動筆困難,又不願別人代筆所寄給她說話的錄音。她說:“我的東西是堅決不賣的,捐給國家,是國家能夠保存好它傳給後人!”上海圖書館說她最後捐出老舍題名、各大名家為趙先生丹青翰墨題詞賦詩的畫冊《清閣翰墨香》是一件“難得的珍寶”。可是,雖然她也拿出了老舍幾封諸如談《西望長安》的信公開,更多的,她卻在去世之前全部銷毀了。這些書信,除了此中只有她個人當享的甜蜜之秘密,對於“流浪”“江湖”者,深諳世態,至死也不願為此有人傷害到老舍。真是一出《生死戀》。

其實這些書信,當是能夠深化老舍研究的至珍文獻,可惜,都銷毀了,也是因為愛的真情。事過多年,無論何人,無論出於對老舍的何種感情,若將這一切看作某種文化現象,作為對歷史的正視,也就不該有其他將其太俗化的困擾。影片《梅蘭芳》有大段梅氏同孟小冬之戀的表述,梅家完全以尊重歷史的態度審視。觀眾由此看到一個更真實、更豐滿的血肉之軀的梅蘭芳,絲毫無損梅大師的大師光彩。人同此心,普天同理,這樣的事,對任何人也不例外。趙先生去世後,有的懷念、悼念之詩文所說到的“不便明說的個人感情歷程”、“獨身到老正是擺脫不了年輕時情感糾葛的苦果”。這一“糾葛”,她本人“不便明說”,好理解,別人有什麼“不便”,那只可能是為賢者所諱。雖然他們都是賢者,卻沒什麼“不便明說”的需要諱匿。雖然往後的幾十年我對此多知道了一些材料,卻與兒時對此之所思,毫無所變,為《生死戀》,他倆是我文學開蒙時首先知道的現代作家,

9實驗小學(二)

應該是一九四一年元旦剛過,國民黨當局掀起又一輪反共高潮,完全像土地革命時圍剿紅軍一樣的襲擊新四軍,他們九千餘人,四日奉命北移,六日在皖南茂林地區突遭國民黨七個師八萬餘人包圍襲擊,血戰七晝夜,除了大約有兩千人突圍,大多壯烈犧牲。這一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為囚禁被俘將士特設的集中營,也在我們永新不遠的上饒,他們囚中的鬥爭,包括茅家嶺的越獄、暴動,平日看得到的一份由著名作家曹聚仁主編副刊的上饒《前線日報》,就有相關的消息,當然是用另一種口氣說事。不過,對於過去常處於 “紅”、“白”對峙,“紅”、“白”拉鋸,“紅”、“白”交界,或處於“紅”、“白”之間的真空地帶的永新人,不僅看得懂,都特別敏感、看透這些文字遊戲中的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指桑駡槐,聲東擊西之處。不論親“紅”親“白”,都會當它是從永新走出去的故事新編而特別關注,分外憂心。

同時,九月日本侵略軍動用十二萬兵力對相隔不遠的長沙進行第二次攻擊,守軍三十三個師迎戰。敵進我進,激戰十日,損兵十萬,雖然收復了原陣地,敵人也完成了擊潰第五戰區的任務。還好,幾個月後,總算有場“浙贛會戰”,國民黨軍隊對於由杭州和南昌對進以打通浙贛線的十萬日軍誘敵分散,後反攻圍殲,敵軍斃傷的,包括十五師團的酒井直次中將師團長一證在內,共三萬五千多人。收復了贛東、浙南大片土地,讓人透了口氣。然而,社會空氣依然陰沉,人們疑慮重重,不知往下還有什麼“事變”。

但,永新無戰事,是戰時的福地。各地湧來的難民,反而沖淡了小城的冷寂。一時的熱鬧(不是繁榮)、喧嚷,恰恰是各方擠來亂世求生的眾生,視這相對安全的彈丸之地為綠洲。

本來,永新到湖南的界化隴、攸縣,省內往安福、吉安、泰和,都只是幾十或百來公里路程,如今在高速公路上只是個把小時的行程,當年就得折騰大半天或一整天了。因為戰時沒有汽油,汽車是燒木炭。它顛簸在公路上,真似老牛破車。司機的副手,有時還得站在駕駛室外的踏板上,一隻手扒住車窗,一隻手還得搖著木炭爐上鼓風的機柄,才能推動車子慢慢的走。車子走不動了,車上的旅客,無論老少,通統下車、推車,年輕人像吼號子似的叫著“一,二,三”的,大家隨上口令齊心協力的推,推前一步就是一步,用現代的新聞用語講:真是抗戰時期的一道風景。此時,這種交通速度與各方擁來這無戰事的福地之人口流動量的矛盾,顯得這個小城也特別擁擠,特別熱鬧。那個在烈士公園門口,也是當著公路口的汽車站早晚都是熙熙攘攘,不僅天天,而是早晚都像在趕墟。好在兩頭來去的汽車都得在這裏的車站停靠、倒班,否則,這裏准是個堵車的鬧區。

而且,“中正醫學院”又從貴州鎮寧返遷永新。這自然與院長王子玗是永新人有關。他青年時東渡日本,民國成立後,由江西選派赴美國留學,兩次赴美先後獲理科碩士與醫學博士學位,並攜一位東洋夫人歸鄉,而且領來浩浩蕩蕩的一個學院的人馬,自然震驚鄉里。頭次三七年來三八年走,不到一年時間的來去,我不在家。解放後我在昆明接觸過不少當地抗戰時的有關文化狀況的資料,有一個“西南聯大”,別人則很少談到當時遷來的其他大學,一個單獨的“醫學院”,更是這樣。今天,有的也算名牌大學的校長公開說:有了“北大”、“清華”,大學就分了三六九等,給他們辦學帶來太大的壓力。“中正醫學院”在昆明,也是缺乏它生存、發展的空間。一九四0年夏自昆明遷貴州鎮寧,翌年又遷回永新。在永新,它就不一樣了,人人爭看,爭說大學生。戰前上大學,都得上北平、上海,有的直接出洋去日本,似乎還沒有那麼麻煩,不僅王子玗博士是這樣,我們自己家的左家表舅也是這樣。不過,一說要上“東洋”,家裏忙著給他找媳婦,一定要他成了親,才能放他走,想是有個老婆在家吊住他,他一定要回家的。老一輩既為世道已是“民國”了,願他出門去學些“新學”好有出息,不想,見過世面的人,哪個還願受這種包辦婚姻的束縛?他東渡而去了,“九.一八”事變後,想回國。周邊“反華”的空氣越來越濃,日本再好,除了願意當漢奸的,也無法安靜地呆下去。不過,他不像醫學博士,帶回一位東洋太太,而是一個人神情頹唐的,孤零零的回了國。家裏原想能“吊住他”的女人,不僅沒有“吊住他”,為此反讓他連永新也不回了。出洋飄泊在外,舉目無親;歸國仍然離鄉,漂泊飄零。他真的需要有個家,一個健壯的男子,需要有個女人。讀書人當年常唱的趙元任的《飲酒歌》道:“天公造酒又造愛,為的是天公地母常相愛”,對此,這些讀書人,安排自身的生活時,還羞於啟齒。東渡留學的如潮時,國內廣為知曉的是:東洋男女的開放,風流了許多中國留學生,為此,逢場作戲的事,我不知道表舅是否也曾有過?從後來我的所見,對此,他是謹慎、嚴肅的。需要,還是渴求成家的人,並不是只要有個女人就可以當老婆的。這點,永新去東洋的人,表舅和攜妻榮歸的王博士是個巨大的反差。表舅似落魄,王博士則喜盈門庭。

而且,這次隨王博士來,不同以往,是“醫學院”,還帶來大批南洋回來的,簡稱 “僑生”的華僑學生。他們在熱帶陽光下早熟的健壯,鼻上架著當時看得特稀奇的墨鏡,男穿“香雲紗”的對襟唐裝,女的雖然也是同樣的短裝,卻顏色豔麗、是大朵又大朵印花的綢緞和毛料。那時,國內的婦女從少女時起,以“束胸”限制胸部的正常發育為時尚,她們卻束腰隆胸,曲線畢露。永新人在山野長大,男女間不像外地人受那麼多舊的禮教束縛,但感情還無法外化得像這些僑生,那麼不避眾人目光相擁相吻的暴露。在這無一娛樂場所,無一酒吧、咖啡廳的窮鄉之城,他們就在這橫豎兩條街上走過來行過去,無聊當散步。一時間到成了這座小城的另一番景象。先不說別的,各方的人一擁來,人氣一旺,什麼都旺。

除了熱天,出門沒有多遠就有條碧綠碧綠的,可以游泳的禾川,在浮橋邊的一條窄長的沙灘上,男男女女,紅紅綠綠,笑語回蕩,戰時的後方,不僅聞不到硝煙味,到似戰時中的桃源。儘管我們這些小孩子也是常常光著屁股跳下去玩水,可沒有這種情調,有了他們這種情調,我們也不敢再在同一片沙灘那麼光著屁股玩了。對著陽光,那些大學生五顏六色的泳衣、泳褲,一個個將遮住的一小點和裸出的那麼多筋骨和肌膚之人體,裸露得那麼美,上岸還沒滾落的水珠,閃著彩色的虹。真把我們這些窮地方的,被外來客稱之“阿木靈”一一“鄉巴佬”的鄉下孩子都看傻眼了。這些大學生,真是給我帶來另一個世界,另一種人生。

由於缺乏娛樂設施和場所,這些不是僑生,也是來自大都會,來自粵、港等沿海發達地區和當地俗稱的“下江人”,不是有錢人家,也是見過世面的大學生,無法忍受這種沒有文化生活的日子。為此,課餘的寫作、演出活動很夠熱鬧。文學創作,小孩子家不可能懂,可是時值抗戰,就少不了詩,而且少不了朗誦詩,此時此刻,雖然詩的朗誦,還少不了在臺上的拿腔拿調,也就是有了這個腔調,聽眾才認同它是“詩朗誦”,能夠這麼欣賞它,不懂似乎也懂了。有一首詩,我同樣無法說聽懂了,但它顯然不同于這些大學秀才高亢激越的號召之呐喊,且是許多朗誦會的保留節目,它相異於前者異樣的內容與表述的語調,久久地留給我相異於其他的深刻印象:

隊長騎馬去了,

騎馬去了

一個月還不見回來。

隊長!

呵,回來!

我們

一千個心在想,

一千雙眼在望。

你呀!

你什麼時候回來?

天藍這首《隊長騎馬去了》是為八路軍幹部王鳳泰(即WFD)同志而作。“他在晉西南締造了一支很好的遊擊隊,卻被奸人誘過黃河謀害了。”

經歷過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的永新人,無論近“紅”、近“白”的,誰都不會相信“紅”、“白”真能合作,“奸人”折騰的風波,只能無止無休。何況“紅”的內部也少不了折騰。如“大革命”後首位攻打永新城的袁文才和協同他的王佐,攻進縣城,開倉濟貧,開牢放人,解救出近百名革命群眾和共產黨人。袁文才是位不堪欺壓,近在咫尺的上山投奔了綠林 “馬刀隊”。他是甯岡的茅坪人。舉刀起義,驅逐縣長,“朱、毛上山”,熱烈迎到他茅坪,也升編為紅軍。王佐,與他有相似的經歷,原是蓮花縣高州人,家庭貧寒,當過裁縫,投身綠林,受大革命影響,改編為農民自衛軍。升編為紅軍後,曾任湘贛邊界特委委員、防務委員會主任。可是,由於“行動委員會”主任苑希先錯殺了永新縣委婦女部長龍家衡為“奸細”,引起內部意見分歧,並在其分歧的爭執過程中衍發出一些人事糾紛。有次,袁文才怒斥時任特委書記的朱昌偕“打擊報復,公報私仇”,王佐也大發其火:“姓朱的, 你莫不是想把反對你們的人斬盡殺絕?老子天不怕地不怕,還怕你們幾個鼠肚雞腸的人?”說著,還拔出手槍砸在桌上。這一大吵,朱昌偕他,對這二位,既惱恨,又怵惕。不想,隨著“羅克紹事件”,就是袁文才、王佐活捉了“聯防團”團總羅克紹,羅向他們交出了他倆最想為己所用的,能生產步槍、子彈、手榴彈的兵工廠,他們也就將羅克紹放了的事件。本來,久在江湖,舊習難改。朱昌偕得知,開會研究對策,懷疑他倆“反水”(叛變),且擬下了“先下手”的行動步驟。即令他倆率部永新集合,配合紅五軍攻打吉安。過去,說他們隨紅四軍向贛南進軍中,可能故土難離,可能“綠林”坐山的習性難改,怕遠離了他的立根之地,有翅難飛。行至吉安長固,竟離隊潛回井岡山。雖然進行了反省、檢查、改正,解放後也追認為烈士,當年還是遇難之說,與事實不符。幾十年後,當年的紅五軍軍長所著的《彭德懷自述》回述道:“某晚深夜,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說袁文才、王佐要叛變,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紅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 袁、王不知是計,毫不在意的到了永新。《黨史博覽》有文記述:“(一九三0年二月)十四日淩晨五時左右,朱昌偕率十幾個警衛人員敲開了袁文才的住房門,隨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開槍,袁文才當即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住在不遠的王佐一貫警醒,聽到槍聲,知情不妙,急忙爬起,在隨從的簇擁下,直奔馬廄,牽出坐騎,翻身上馬,慌忙往東門疾馳,竄上禾水河上的浮橋,豈料河上浮橋已被拆,王佐連人帶馬栽入河中,王佐不識水性,被湍急的漩渦捲入東華潭中淹死—”如此的戰爭,既要不怕死的沖向敵人,還難測內部自己人之間會有這樣的鬥爭。那年頭,處於四方白軍的夾擊之中,不滿現存統治秩序者的怨憤,不是有多大的自覺和覺悟,不需要懂多少大的道理,找不到方向又橫衝直撞,疑無路時又柳暗花明,尋找革命不易,革命的路,也崎嶇坎坷。好多鄉親,不是這樣走過來的,也受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不是歪向這邊,就是倒向那邊的走來,這條路,不是那麼好走的啊。長征後,留下一些傷病員及當時無法走的人員所組織的遊擊隊,白軍若不“斬草除根”也就不叫白軍。兵來,刀去,民無寧日。中國人的國民性是同情弱者的,甚至某些近“白”的,也怨當局無有本事能結束這種亂局而不耐煩它的也大有人在,各自以不同的心態,都為它搔擾得生活所煩心而厭煩這樣。隨著“七七”事變的日軍公然挑釁、入侵所無法不抗戰的形勢,當局“親日”、“主和”,對抗戰前景的悲觀論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根據國、共兩黨的協議,將江西、福建、廣東,兩湖等八省的工農紅軍遊擊隊集中、改編為簡稱“新四軍”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南昌成立軍部。這支高唱“光榮起義武昌城下”,自認邁步于辛亥革命的國民革命大道的鐵軍,竟被口稱“三民主義,吾党所宗”的蔣介石血洗於他所陰謀的“皖南事變”之大屠殺的血腥,要說的,事變本身都說透了,人們,老紅區的群眾,不會那麼天真。

正是這個時候,不知是巧合,還是某種時機的錯位,“皖南事變”後,我生父退役了。他駐防在蔣家(介石)太子蔣經國主政的贛州,還沒有上過前線,也像這之前在資溪一樣,老在“待命”。從地理位置,從政治的正、負兩面考慮,都和皖南有個長距離。四方戰火沖天,前方正是要人的時候,此中自然有故。其內幕,過去,現在,我都說不了半句話。多經世事,又不難推測,他在舊軍隊,既無“黃埔軍校”,又無皇親國戚的背景,在贛州駐防,都沒拉上時為“贛南行政公署”專員蔣家太子蔣經國的關係,一介於亂世亂戰之中的草根平民,以敢於拼命給自己闖出了一條生路。混到一名少將,同那些跟他同夥出來“北伐”、西征的兄弟,己是絕無僅有的了,再往上爬,若不能與“最高”方面拉上關係,或手上有實力,在官場可以作討價還價的本錢,否則,人家排斥異己而不用陰謀將他推入陷阱,平安無事的退下來,己是萬福了。更富戲劇性的是,又委任他為我們永新的縣長。這位軍內的嫡系與雜牌軍之間的派系鬥爭的失敗者,與掌權者肯定沒有什麼直接的利害與衝突,也就以此給他以最後撫慰。不知是聞訊還是有約,母親也從她工作的戰地廣東前沿回來了。然而,家庭的戰爭,比前方真槍真炮的攻守,還更慘烈。

這時,家鄉的人看到永新的女婿回來當縣長,視為我家的大喜,還有人提上“南貨”,就是當時看來蠻體面的用那粗糙、加厚的包裝紙所包成一提提的糕點跑來恭賀,弄得一家人,包括我這看來什麼事都不該懂的孩子,都同樣的啼笑皆非。

這時候,誰也沒有什麼理由拒絕他進這道門,租出去的房子,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一概收回,免了當月的租金,算是事先沒有向他們打招呼的一份補償。而這屋裏,再也聽不到她們唱“淚珠兒快要流盡了,愛人呀你還不回來呀”的歌聲。我所以戀念它,正因為這成了她們走後之現狀的反諷,屋裏陰沉沉的。除了勤務、警衛一腳踢的小徐,隊伍上一道退下來的副官等人,跟我們都沒有什麼話說。小徐這個廣東孩子,無論什麼時候,哪怕在家裏也背著他的駁殼槍,和他的官長,和他的槍相依為命。他十六歲就跟我生父東跑西顛,十九歲了,胖乎乎的圓臉還是一臉孩子的稚氣。雖然辦公、睡覺會跟主子隔一堵牆,隔牆也是相守,與主子可以說是日夜寸步不離。吃、喝、拉、撒,他都全管了,重要的,是他都管好了。母親與生父自資溪分手後,家裏經濟獨立,沒有靠誰。生父的錢財都交給了小徐,自己有什麼開支,還得問小徐要,別人說這個勤務兵更像他的兒子。此話一點不假。我與他雖然有血緣關係,不僅不可能像小徐那樣與他日夜相守,此生也沒有見過幾面,叫剃頭兵的剃刀刮得我的頭皮又痛又發燒還要挨板子,叫我也跟他屬下的一個兵那樣,那就是我生在這個家庭之幸麼?我到過許多同學的家,哪一家也不像我們這個家!死氣沉沉,又是軍人,又有百姓,人人自危而自衛似的,陰沉沉的都似路人側目而過。雖然小徐孩童似的笑容燦爛而親切,同樣跟我們沒有多少話好說,否則,官長也不會將他當兒子。

當年,漫說身在行伍,浪跡四方,就是現今出外打工的民工之妻室,報紙上的調查都說:只要他按時往回寄錢就行了,他在外怎麼“風流”都由他了。何況舊軍隊裏的軍官?他們都愛說自己的命是從槍炮底下撿回來的,不嫖不賭,及時行樂,活著幹什麼?那位跟來,不修邊幅,鬍鬚八渣的副官,他是不要結婚的,固定了一個女人,是負擔、累贅。不管到哪里,一歇下腳來就有門路找到做皮肉生意的,永新話是很有書卷氣的稱之的“娼婦”。進屋來總是酒氣熏天,倒頭就睡。生父偶有怨斥:“收斂一些,顧及點自己的體面!” 副官只會呲牙咧嘴的呵呵一笑了之。要人“收斂”者,自己是否“收斂”,不得而知,人在江湖,“收斂”則不張揚也就行了吧,是否“風流”,天知地知,無法認真。不過,軍中失意,退了下來,他不僅顧及體面,而是曾為將軍者一退下來竟然連個家都沒有的失落感,更會酸痛於他軍中失意之苦,所以才會跟我們幾年都沒有關聯之後又找上門來。不過,此時的失意,是在軍中也不會得意吧,才會在軍中求神施法的。每當他們求神占卦之後,人也入魔似的,兩人扶了一支木筆在沙盤上寫下 “神示之意”,會開藥方,會算命。周圍的人還說它怪靈驗的,這就真的有鬼了。小時候,神呀,鬼呀的,既有聽說他的“靈驗”所為之的肅然,又為這神神鬼鬼的,聽得神秘又害怕。多經世事之後,說它一句“迷信”也不錯,。可是,這位副官是個沒有什麼文化的行伍中的人,在沙盤上聯手寫字時,龍飛鳳舞,不僅開方,還吟詩賦詞,絕非事先演練過的裝神弄鬼,弄虛作假的把戲。還不能予以科學的說明之前,說它是“巫法”也不錯吧。老人們今日健身練功的,也有練得走火入魔的,人們已見怪不怪了,科學家遲早會予以科學說明的。在此,所以囉嗦這些,無非由此可以看到:等待軍人赴湯蹈火的民族戰爭,軍中竟有不小的空間讓這些軍人以此在混日子。總是戰爭中的不諧和音。說蔣介石在抗戰中強調“攘外必先安內”的消極抗戰一點也不錯,若以“老蔣”的心態取代民族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上下大多將士的民族感情,則容易誤讀歷史的一些細節。如台兒莊戰場的將士們誓死如歸的悲壯,長沙會戰蔣介石叫撤,陳誠卻要打,他所不畏“老蔣”的氣概,都能說明這點。但千年封建遺傳基因的權力割據讓我們看到軍中派系鬥爭的內拱,使一位不論他個人的個性怎麼強悍,無有後臺,無有本錢,所處於內鬥的弱勢,還無法與別人去鬥而自保、自衛,求神、施法,或是以求神、施法而求自保、自衛者,它和當今某些人為“保官”、“升官”或因貪腐而心虛,為保“平安”,一時為他等所盛行的“面相”、“周公解夢”、“星座預測”、“求籤”的心態還不相同,但與眼前的戰爭所需要的軍人之所為,簡直是個絕妙的諷刺。這就不知道“老蔣”為此在全民的民族精神高揚時要“攘外必安內”又不敢不呼“抗戰”的口號,軍心又不能統一于他時之所需,還是無奈於它的局面?神神鬼鬼的軍人,又神又鬼的行伍,總是民族解放戰爭中的陰影。他是內鬥之中不屬於任何一方而排除在外所予以“體面”退出的失敗者,是位職業軍人不甘於此又無奈於它所鬱悶難排之行伍中的人。副官同是他求神施法時的覡友,所以也跟小徐一樣隨身而來,從某一個角度看,這兩個人可以看作他內心的一面鏡子。

由於他們這一行人的來到,真似隨之到來了幾分行伍中含有備戰的肅殺之氣。頭幾天在樓下,副官他們陪在那裏求神作法的,每晚都鬧到夜深。我偷偷進屋去“貓”了幾眼,也是看得稀裏糊塗,他們看到我也不招呼一聲,更沒有大人對孩子慣常的呵護,我也就躡手躡腳的退了出來,向念佛的外婆質疑那屋敬的是什麼菩薩?外婆也說不出什麼道理,我就在她喃喃自語的催眠中睡著了。過了幾夜,有天,深更(城裏早沒打更的了)半夜,寂靜無聲時,樓上雷霆咆哮,捶桌子拍板凳的,所有的人都驚醒了,大家都跑出房來聚在樓梯口向樓上張望,又不好說什麼,也不能做什麼,這麼望也望不到什麼。還是小徐照舊他平日與主子無間所習以為常的跑了上去,卻又很快的,喪氣的走了下來。自己再像主人的兒子,他們夫妻沒有離婚之前,關上門吵架,任何人也不好敲門進去,哪怕是勸架。大家也只好各自回房,雖然沒有一個人可能睡得著。可少年人的睡眠時間總是需要多些,會貪睡,偏偏全身又似痙攣性的抽搐中驚痛、驚恐、驚呼中驚醒。外婆也忙著喊醒我:“乖崽,你醒醒,你醒醒!莫嚇著了,莫嚇著了!你看見什麼啦?”我什麼也沒看見,只是在一片漆黑之中,從莫名的高處飛速而降,拋落到漆黑漆黑的深淵,漆黑之中恍惚黑漆的就是無數看不見的魔爪,搶過來撕裂我的軀體,我真像遇到了鬼。外婆還是喃喃自語似的只管說她的:“乖,乖,莫怕,莫怕,大人的事,你還小,曉不得一一你媽是個‘角色’,不要靠哪個,看哪個的嘴臉過日子,放心,這個當兵的嚇不住她的一一”她在哄著我,又在說自己的女兒,也是聯想到自己而哽咽。我確實不曉得大人的事,又確實預感到更多的,同樣是我不曉得的何種災難迎面而來的恐懼。沒有人呵護,也不知怎樣擺脫,我怎麼還長不大喲?!

過去,父母在資溪分手,一來是被抓住現行,他想賴皮,那個小腳女人還挺身而出呢,說什麼都是多餘的,而母親以此事已醒悟到當初選擇的不慎,樂得以此解脫自己而好說好散。過去,結婚也無“登記”之說,請上親朋好友喝上一頓,婚姻的關係也就“以此為證”:離婚,除了太現代的城裏人,還是殷實之戶,得請律師和登報聲明之外,像這種男女雙方並不涉及大家族各自複雜的族群關係,因為不是喜事,不能喝上一頓,寫上一紙協議,一式兩份,各自按個手印,以後有事扯皮,“以此為證”也就結了。資溪分手之後,母親他們沒有辦這個“民間式”的任何手續,此時,官場失意者想來修復此種關係,然而,維持這個家庭的事實,已證明無需依賴任何人的母親,同樣無需放棄自己的堅持。這樣一來,雙方堅持的對立,無法溶解。行伍中的人,自然爆出他舊式丘八粗野、蠻憨的劣根性。真槍真炮的抗日戰場,沒有讓他使出打仗的本事,而我們這個家,倒成了他用武的戰場。

有這麼幾個晚上,大家都習慣,也曉得不便、不宜摻合的夫妻吵架,鬧得眾人既不安,也拿不出辦法來,也就這麼過去了。不想,一聲槍響,要出人命了,小徐幾步竄上樓去,副官跟了上去幾腳踢開了門,擋在他們中間將兩個人一架開,只聽小徐聲嘶力竭的喊道:“太太,你走哇,你走哇!”外婆聽這一叫,拉上我走到樓梯口,正好接到從樓上跑下來的姆媽。有小徐和副官在樓上拉住人,應該有點時間的緩衝,是可以送姆媽跑出門的。外婆走到早晚都是由她來開和關的大門,早已鎖死了,在黑暗中搖它幾搖,哪能有什麼用?“不能等呐,不能等呐!” 外婆拉住姆媽順著圍牆腳走:“這些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早就安著一顆殺心呐!”從廚房邊的側門走到菜地,圍牆邊有一架有圍牆一樣高的梯子,可是從牆頭跳下去也太危險。姆媽氣得喘粗氣,外婆牽著她怎麼走,她全無反應,失去知覺似的。我跟外婆搬了把大的靠背椅子和一個木凳,外婆五六十歲了,那時的國民平均年齡,就是很老的老人了。她上了梯子,用根繩子將她接住的靠背椅子順著圍牆之牆外的牆壁矬放下去,再用同樣的辦法將木凳梭放在椅子的坐板上,這樣,平日很好強的母親讓我們扶上梯子,她跨過牆頭,踩住碼在椅子上的木凳,則跑出這道大門了。

往下,是考慮不了又不能不考慮的事。悶著嘴,踮著腳尖往回走,關緊房門,不敢出聲,不知往下還會有什麼事。等到早上還能聽得到公雞叫的小城,已聽到它“喔喔”的叫困了,窗口已透進了陽光,門外還聽不到動靜,應該是昨天夜裏把他們也鬧累了。我們還在為姆媽擔驚受怕的整夜沒有合眼呢。尿憋急了,沒敢出去,我就尿在痰盂盆裏。快到吃午飯的時候,才聽到他們“七哩咕隆”的收拾了一陣,大概也想到我們的難處,只聽小徐在房外大聲的說了句“外婆,我們走了!”我們聽到外面半天沒有聲音,探出頭來望瞭望,才出來燒火煮飯,洗臉刷牙。

下晚,菊姨她過來說:昨夜媽媽在她家好好的,天亮後則派人將她送出永新了,叫我們儘管放心。菊姨,跟媽媽從小在一起,是很好的姐妹。前些年縣上有名的龍家豪紳看中了她,托人一說,她竟同意,還是樂意的嫁了過去。姐妹們都不太理解,龍家老大,足足比她的老爸還大幾歲。世界這麼大,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想法,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活法。菊姨到了龍家,掌管了那麼大的一個家,比多少被人尊稱為“太太”的,更是一位養尊處優的“太太”。“鬧紅”的年月,也沒動過龍家老大,這位豪紳,平日並不欺淩鄉鄰,該是沒有列入“劣紳”的“開明仕紳”。他販運海鹽發財,買田置業,是業大得有一份“豪”氣的仕紳。海鹽,過去白區封鎖山裏不產,又不能沒有鹽的紅區人,抗戰了,沿海產鹽的淪陷區又同樣封鎖大後方廣大需要鹽的人們。所以 “販運”實則為“偷運”,或曰“走私”。對於能以它制裁他人者,這是違法,對於被此窒息生活者,則是造福。這幾年,他還買了槍,養了些人,己是氣派更大的武裝“販運”了。算是地方的實力派,外來的官員不“拜碼頭”是站不住腳的。母親在那麼險惡的境遇中去找了菊姨,也是智慧。人在那個社會,多一個關係,多一條路。

新到的新縣長,大概也無法視這“大成路三號”當自己的家,搬到他們縣衙門去了。雖然母親也平安的回到廣東了,我們畢竟還在人家眼皮底下過日子,不知道還會有什麼鬼事,還不能不關注縣衙門的動靜。

生父從贛州來,已從蔣家太子蔣經國為官的口碑似乎悟得一些當縣官之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在這個小縣城,不時傳出他抓賭、私訪、禁煙的新聞,不論對此持何種看法,它都是此間的奇事趣聞,茶餘飯後,是人們很有興趣的話題。它太像老師們演出的話劇《新縣長》的情節,施行新縣政與地方勢力鬥爭的結局,已成了許多新縣長人生的簽語。不是說抓賭、禁煙這些事情本身有什麼可非議,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還是土地問題。正像前些年蔣介石在南昌行轅提倡“新生活”中的“不要隨地吐痰”、“行路靠左”之類的體事項有什麼可非議一樣,但他坐鎮行轅指揮重兵“圍剿”紅區時那麼大談實行“新生活”,那一雙戴白手套的血手,也是“新生活”的標識麼?為此,不論新縣長他在做什麼,是好是壞,我跟外婆都不願聽,也怕聽,一聽,心裏是莫名的悶躁,我們都無法說清這些事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偏偏房子一時也租不出去,好像也不是合適租出去的時候。少了一份收入不算,家裏空蕩蕩的,還不知道往後還會出什麼事的不安,更確切的說,是被對未來所未知的恐懼所籠罩。雖然念佛吃齋的不會怕寂寞,要是真的只是寂寞倒反好了。我也滿十歲了,學校搬了家,我也住了校,不太回家。很巧,這天回來,雖然天早黑了,還不是很晚,不過,在這半是鄉村式的,沒有夜生活的小城,家家也關門閉戶了。可是,還沒睡下,突然一聲槍響,聲音清晰、響亮,顯然是在不遠之處發出的。“撲”的一聲,外婆也把“美孚燈”吹熄了。真是多事之秋,多災多難。屏住氣息靜等這一槍往下的事態,不想竟有拍門聲,雖然拍得很輕,夜太靜了,仍然聽得很清晰。又是什麼鬼事哩?外婆拉住我的手,走到大門邊,耳朵貼在門上諦聽,門外是一個人很粗重的喘息聲。外婆鼓起勇氣問了一聲:“哪個?”“是我!讓我進去!”聲音很細,是在懇請。天下事,全是戲劇,門外竟是新縣長!外婆停了半晌,是猶豫了一陣,畢竟是念阿彌陀佛的人,她小心地開了一道門縫,新縣長冷不丁的推擠進來,同時急切地喊著“關門!關門!”他進了堂屋,粗重地喘息了很久,才能憤憤而言:“王八蛋!想暗殺我?!看哪個殺哪個吧!”停了一陣,又說了一句:“媽的,小徐中槍了!”最後一聲,聽得出來,他說得很喪氣。我們不曉得該說什麼,也不會說什麼,呆頭傻腦的傻站著,外婆倒了一杯水,他“咕咕”兩口就喝光了,再倒一杯水,他還是那樣喝光了。

那個年頭,不可能有手機,即便他還在軍中,也沒有現代的對講機,無法和外頭取得聯繫。好在這個城市很小,夜間尖聲的槍響,必然會驚動很多人的。門外人聲嘈雜了,他又氣昂昂的大步出門了。畢竟天很黑,畢竟是跟槍聲相聯的是非,平日愛看熱鬧的市民沒有幾個,多是員警。小徐倒在我們與鮑家相距兩百米左右的中間,抱進來的小徐,臉上沒有血色,沒有人色了,一個人身上能有多少血好流?就在新縣長進來的這一刻,他的血也流光了。新縣長輕聲、深情,也是下意識的連叫幾聲“小徐”,就呆呆地摟在他的膝上,兩眼避開小徐慘白的面孔,木然、無神地對著外婆供在堂屋的神龕,這位平日我總想躲開他的軍人,眼淚簌簌的流了。刺客的子彈是不可能對著勤務兵來的,小徐這次也是替他而死。他們之間,過去的什麼都不說,能這樣,是真正的父子之情,小徐的死,在這個時候,對他是傷心,也應該是安慰。員警來了一副擔架把小徐的遺體抬走了,他站了起來,掃了一眼堂屋,人要失意,其言也善。他走到緊緊擠靠在外婆身邊的我,喑啞、低沉的聲音,溫和、動情的說了一聲:“好好讀書,聽外婆、姆媽的話!”掉過頭去,好像怕有什麼會扯住他哪里,大步出門走了。

天一亮,外婆口裏“阿彌陀佛”不止,從大門口起,用布,用水擦洗頭晚滴滿一地已凝固的血跡。曾在樓上響的那一槍,並沒有在這幾個婦幼弱小者之中打出他的威風,可門外的這一槍,卻差一點把他的命都送了。這些戲劇性的情節,是一部相映于老師們在舞臺上演出的《新縣長》所拷貝于現實的最新版本。

新縣長來了大半年,幹了幾個月就辭請退位而走了。雖然不像現在有人打電話聲明承擔責任的暴力事件,也放出了讓他“不得好死”的空氣。他在地方的實力派,包括菊姨家龍老大他們之間,不是現代人說的“一碗水端平”,而是介入其中,想利用一方的實力助他施政,結果,這一“辭退”,實則是被人趕跑了。官場不是他這樣的人好混的,他也在鄉下置地隱居。“阿彌陀佛”,我得感謝他的是:他也登報和我們脫離一切關係。雖然我們本來也沒有實際的關係,有了這麼一個法律手續後,這在我再過幾年參加革命後,才懂得這是給我人身的自由,政治的解脫,否則我怎麼說得清楚這種與我實際上沒有多大關係的家庭關係呢?雖然沒有任何理論的自覺,正像《共產黨宣言》所說:“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甚至使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也“歸附於革命階級”。這也是人世的大道呵!

10實驗小學(三)

因為校產歸還“中正醫學院”,我們“實驗小學”遷到城外秀水新建的校址。今日看作空曠、空氣新鮮的郊野,當時有些荒野的冷清,四周沒有房屋、樹木,才粉刷的牆,水氣未幹,坐在教室,四周通風,冷氣襲人,陰森森的。跟“皖南事變”後的整個社會氣氛同樣陰沉。這時候我必須住校,因為不可能像別的,早晚有人接送或是自己有辦法回家的同學。二十來個住校的同學,除了我,都是家在鄉下,上學較遲,年齡偏大的同學,他們生活能力很強,下午放學後,有的在校舍後靠糧田菜地的田埂邊,拾了柴,三塊石頭壘個灶,自己還能煮飯吃。飯後各幹各的,相互來往不多。尹老師也不像在大成路校舍那樣積極組織學生的課外演出活動了,雖然也會關上門拉胡琴自娛自樂,卻不會叫我們去吊嗓子。校園之夜,月明風清,聲傳數裏的皮黃,基本上再聽不到了。現在想來,可能也是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這時候,宣傳抗戰,誰也不好說什麼,若演《野玫瑰》式的宣傳 “抗戰”,當局一定鼓勵,否別,有任何涉及社會問題的內容,都有遭審檢部門強制性的刪剪或禁演之危。如我們唱的鄭律成作曲《延安頌》,則將歌詞中所有的“延安”二字改為“中華”二字,歌名隨之易名中華頌》。首句“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當然不會知道這“塔”是特指延安寶塔山,而是從古國古塔的文化象徵意味感受它詩意的表達。解放後唱《延安頌》時,我才明白當年要唱這麼一首歌,有心人都是怎麼煞費苦心,並要冒險才好教唱它呵。不過,我還是見尹老師在校外演出宋之的編劇,演出時常改名為《新縣長》的《刑》。他演一個鄉下沒落又保守的士紳,戲不多,給人印象深刻,絕不亞於一些所謂“明星”的表演。不想十年之後我認識宋之的時,他還是我的上司,“總政”文藝處長。他夫人王蘋,那年頭說到《九九豔陽天》,是很少人所不知道的名導演。!但我一提到《刑》,宋處長急於回避,像作檢討似的在堵我的嘴:“那是部不好的作品,寫了國民黨推行的 ‘新縣政’!” 當自己上司處於如此尷尬的境況,我還好說什麼呢?多年之後,我想:再腐朽的政權,也會提些漂亮的口號以欺世,想出些“招”以改善一點執政的窘境,用以穩定它四伏的危機。一九三九年秋,“國共合作”抗戰後,共產黨在陝北有個根據地,消滅不了他時,總得有個辦法強化自己的統治。它頒佈以《縣各級組織綱要》所想實施的“新縣政”,美其名“以民主性為特色的充分表現地方政治趨向民主化”,其實,是在他有整套措施,嚴格控制候選人的人選,掌握在他們“自己人”的圈子內,再在“自己人”之內以選舉的方式搞點所謂的小“民主”,進一步擴大縣長、鄉長和保甲長的權力,強化其基層統治結構。此時,一位在“地下”工作的劇作家,總得有針對性的對“地上”當局的政治秩序、社會生活有所思,有所表現。不管主觀願望如何,為反對而反對,在大後方現存的環境下,是否上策?難說。何況戲劇極力表現此種 “新縣政”在它現有體制秩序下所無法實現的現實,也就很能刺激觀眾對如此的現實作他們的思考。是否一定要喊口號“打倒”才算“革命”?如此“革命”是否就有“革命藝術”?解放前,作者是地下党,雖然這不是什麼可以傳世的作品,作者一定在圈內取得一定認同,才會拿出手的。說說當局的“新縣政”在它政制的痼疾下所推行不了的故事,用經典的語言說,它使人們對現存秩序且莫說能存“永久的懷疑”,能有所“質疑”,也應該是健康的,有助大後方的人於當局不斷製造兩党磨擦時,敏感自身的政治嗅覺。它和老師另外演出陽翰笙的《塞上風雲》,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等劇碼的反映,乃至演不了曹禺的《雷雨》、《日出》為之抱憾的心情很不一樣,對此,恐怕更多的是藝術上的原因。《塞上風雲》之漢、蒙民族團結抗戰的故事,發生在草原、大漠之異地風情,對內地觀眾是很新鮮的。《風雪夜歸人》那種在舊社會受職業歧見的 “戲子”與大戶人家姨太太私戀、私奔所張揚的人性與個性解放的思想,比之涉及社會現實問題的內容,是否一定“永恆”?未必。雨果的作品所張揚的人性則多與社會現實問題緊系。不論時代怎麼變化,對待不同歷史時期的作品,總得有個歷史唯物的態度,話才好往下說。人的審美趣味會隨著各種條件的變化而變化,藝術規律則在不同的時空,自然包括在不同政體下的社會,它都自成規律。宋之的惶然于重提《刑》,自然是文藝在另一種條件下所患有的時疾所致。

不過,對這些作品,當時我基本上都是一概接受,我那年齡不可能有什麼分辨力,所以說“基本上”,那就是我可以像所有的人一樣,不論老幼,不論水準,就憑直感的“好看”與“不好看”做出選擇,而且也參與演出。如一些跑碼頭的劇團或票友演《寶蓮燈》的《二堂放子》缺沉香與春香的兒童演員,在這個小城,很自然會通過尹老師請我登場。演出時,老師還得在後臺“把場”,散了戲,摸黑走很長的夜路回校,雖然沒有什麼治安問題,不論月黑風高,還是風淒雨冷,走在漆黑漆黑的路上,心裏不時有份莫名的恐懼,真怕有鬼。天蒼蒼,夜茫茫,黑暗本身就像是鬼。習慣沒有電燈,長夜油燈如豆,昏昏暗暗的聽更梆報時,突然到戲院看到那麼多 “汽燈”,書面文字應寫作的“煤汽燈”大放光華,真像墜入夢幻之中。加上茶房穿梭往來為前座有錢的老闆提水沏茶,將老闆揩手擦臉的熱毛巾像演雜技拋球似地在人頭之上拋來拋去,真是這小城難得的熱鬧。戲終究是戲。戲散了,人散了,回到黑暗的夜路上,真不知道自己害怕的是什麼,又知道可怕的只能是鬼,冥冥中所看不見的,黑暗中又黑得可怕的,那只能是鬼了。我哆哆嗦嗦的扯著老師的衣襟走,老師故意提高了嗓門大講當晚的演出,講臺下的掌聲,為好久沒有在校園裏亮嗓子情不自禁的放聲唱開了:“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這是唱戲,也是平頭百姓無奈于陰沉的現實所自我解嘲的自白。他渾厚、蒼勁的聲音壯了我的膽,我也跟著唱了起來,壯自己的膽。是在黑暗中的無奈吧。

這晚的戲碼是《蓮花庵》,解放後己看不見上演了。它以舊式家庭婆媳關係之惡劣,當兒子又在外營生時,兒媳有苦無處訴,萬般無奈,逼得削髮為尼的一出悲劇。觀眾置身于現實的各種悲劇之無奈而苦悶、惆悵時,這種家庭倫理問題的眼淚,也能幫助他們找到宣洩的時刻,還蠻叫座。我在劇中有一段在庵內隔窗見母,跪求母親念他父子孤苦悽惶之情而一同回家的訴求,是一段長達七八分鐘的獨白。兒時記憶好,對戲時一次就通過了。正因為背熟了臺詞,一上臺,入了戲,念到這段臺詞,既一瀉千里,又入戲生情,想到自己破碎的家和少年漂泊的情景,跟我後來學小嗓唱《六月雪》一樣,戲與我難分,聲淚俱下,台下彩聲掌聲不斷,滿台的戲都被我搶過來了,好在我是個小孩,否則,戲班裏的角兒是不依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也讀不好書。目前留下此時唯一的一張照片,是我和同學李國瑞跟譚家慶老師的合影。我已記不清是在什麼情況下會留下這一難得的紀念。當年不像現在,那麼多同學也不見誰家有相機,可能隨意、隨時、隨便就希裏糊塗的不知在哪里有那麼張留影,而是事先必然說好,鄭重其事的上相館,才能留下那麼一張照片的。這也是他與我還不是泛泛的,有較好的師生關係,是至今健在,仍然與我保持聯繫的兒時之師。當年他教我數學,我這門課的成績是不會好的,但他從不嫌棄我,也不清楚我那多不愉快的家事,卻充分尊重我個人之所好的選擇和熱情,這也是讀“實驗小學”之好。這些老師,既是師長,也像大齡朋友,好兄長。

很怪,在同齡人的同學中,我反而朋友不多,他們不會變化的話題:爸爸怎樣,媽媽怎樣,姐姐怎樣,哥哥怎樣,同我沒有共同的語言,我也不愛聽。大齡朋友又多是在歌詠、演出中所認識的,也會跟著聽他們津津樂道老舍、曹禺、陽翰笙、宋之的、陳銓這些人的故事。因為“醫學院”又在我周日一般還得回去的家對門,所以說“一般”,因為有時我也可能上別的大哥哥家,如金家哥哥,他高中都快讀完,是籃球的校隊成員,是現代人眼中成熟的男子漢。他是下江人,只為他家有個親戚下嫁了永新的名門賀家,上海淪陷,他們孤兒寡母逃難,就到永新落腳。人於此時相遇,多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歎,特別容易親近。週末,金媽媽、金哥哥一叫,我就去了。睡在哥哥三樓終日照著太陽的房裏,即便太陽落山了,尤其秋冬,房裏仍然彌散太陽的香味,在太陽鬆軟了被褥的床上,聽哥哥講他們成熟了的大男孩間的故事,我真希望在這一夜之間能長大許多,有份如同夢境中的溫馨。不過,隔段時間,總得上外婆那兒取點洗換衣服和日用品,可也不願呆在永遠陰沉於敲木魚和“阿彌陀佛”單一無休的重複中。對門朗誦《隊長騎馬去了》的醫學院的大哥哥們還在,這個院子雖然添蓋了不少試驗室,但我們原來的教室裏,上下雙層的鋪已擠得裏頭黑壓壓的,再也聽不到麂子誤闖校院的事,它的靈性會悟到擁擠的人群極易爆出的殺機。雖然大學生手上又多了艾青的《火把》、《向太陽》,我還沒有直接從書面閱讀文本的這種本事。《隊長騎馬去了》也是靠他的朗誦我才知道《隊長騎馬去了》。

詩,喚醒一種我自己也說不明的,生命所朦朦朧朧的嚮往;然而,從醫學院的大哥哥們的解剖室,我又看到生命原本的形態。解剖室的桌板上,是一具具經過伏爾馬琳長久浸泡,肌肉也緊縮得像我們鄉里冬日所醃制過的野物,如麂子肉之類,呈暗褐色的屍體。這些供醫用解剖的屍體,不像現在,必得付出高價,全是倒斃於大街小巷的餓殍凍屍。自從更夫、地保隨著失業于這個小城湧來的各方人士之熱鬧後,不用,也沒有地保可以抬走他們,而是醫學院請人送到解剖室來,這就不知道是社會的進步還是死者不能“入土為安”之不幸了。

不論怎麼說,以這些餓殍凍屍所見,他們生前最後的姿態、面容,除了個別的,可能死前凍得受不了,身子圈曲成一團需要用專業技術校正其體形才好丟進盛滿伏爾馬琳的大缸者外,多數是平靜、安穩的,大概他們生前最後的幾秒鐘,已凍得、餓得連作最後掙扎的熱能都沒有了,倒似安然無事永遠安息似地躺在桌板上,為醫學科學一點都無剩的獻出他們身後的全部。而且被一把把解剖刀割得支離破碎了。

這解剖室也鬧過鬼,有人見鬼火,教授解釋:那可能是死者骨質中還沒消失的磷質。

比此時更小的我,大人怕我亂跑,總以門外有“拐子”嚇我,“拐子”是指人販子,可是我不可能見過人販子,不知道什麼是“拐子”?“拐子”二字只能是個不知所云的符號。再大一點就知道怕鬼了。當然,像沒有見過“拐子”一樣,我也不可能見過鬼。但在黑暗中,在孤獨無依於內心之茫然或恐懼時,則會莫名地恍惚有鬼襲來。我們鄉里人所說:鬼是人死了所飄蕩他鄉的不死之魂。

這解剖室幾十張桌板上是幾十具餓殍凍屍,生前他們無所歸,死後必然是野鬼孤魂,是可憐的,正因為他的可憐,同樣會是兇惡的鬼。但,此時此地,不可能有任何照明設備,解剖室四五米高的梁架之屋頂,從室內往上看,似乎它已直頂藍天,屋裏的一切,都在它的空曠時,感到不復存在似的,下面桌板上解剖的暗褐色的解剖物,俯視已如螻蟻,除了通向那些盛滿伏爾馬琳大缸的一面,其他三面從頂到底全是玻璃,可惜外面不是森林和原野,否則,解剖室也如同露天在原野一樣。為此,光天化日之下,鬼也同時失去它陰森的存在。

人遭遇到自己所無法解決的問題而祈求有一種力量,一種存在能幫助解決自己所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創造了神;同樣的生存境遇,卻為命運受難,無望任何求助所陷於深度之疑慮、苦痛、絕望、畏懼,也帶來內心的鬼。

那時,我的生存境遇,讓我不得不想到、遇到許多同齡、同輩人所無需去想的問題,既膩煩外婆那不絕於耳的敲木魚聲,又祈望得到解決自己於困境的幫助,像我唱到竇娥冤的“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愚賢枉作天!”是不信天,不信地,既敬神,又怕鬼的一種心態。這一切,對於一個幼童來說,都不可能是那麼明晰、穩定、自覺的,全是飄忽遊移、朦朦朧朧、自己也說不明,根本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種情緒。待到看見大哥哥們的解剖刀鋒利地在這些孤魂野鬼身上劃來割去分解為神經、血管、筋骨的零碎時,讓原來所敬,所畏的,似乎也在這種支解中也被支解掉了。

看到這些消失了生命的皮囊,聽到雄性的生殖細胞精子進入雌性的卵巢所孕育生命的知識,既不可能懂得其中的任何一點,又陷於與生俱來的,對生之神秘的恍惚。如上一輩的親友,為逗我常說:“你不是姆媽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地上長的!”還有人好問:“‘雞雞’呢?你看,不在了,飛掉了!”這一問,馬上讓人警覺地對胯下的“小雞雞”看了又看,用手捂住它,像它真會飛掉似的,不然,尿就撒不出來了。我不知道這是否為一種民間生殖崇拜的影響,很自然引發孩子對自身生理的神秘。對此雖然一點不懂,但對它神秘了,就容易記住,也會背書。有人再說我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已經能夠回答,說我是雄性的生殖細胞精子進入雌性的卵巢所孕育的生命。我瘦弱的小姨聽到,事後卻給了我一個有力的耳光,怒氣衝衝的叫我“不准學流氓說話!”我捂住痛得發燒的臉,不會哭,也打不過大人,扯著她的手反問:“什麼流氓?哪個流氓?”這一來,她倒手腳無措了。

過去的人,真是太保守了,相比現在,似乎對孩子性的教育越早越好,講得越具體越好,否則就有不 “開放”之嫌。但今日倫敦爆出十五歲的孩子當爸爸的新聞,西方同樣譁然時,人們開始考慮給孩子講性的知識只能“開放”不能教唆時,當年我既不可能受到現在的孩子所得到的開放之惠,也不像同輩的小朋友對此完全是個盲區。大哥哥們之所言,既為我擊破了對生之所謎,也為我增添了不怕鬼的勇氣,更莫名地有了更多的好奇與大膽。

在衛生條件很差,也不是任何時候都方便跳到城外的河裏痛痛快快的洗一洗身子時,一般只能端一臉盆水上下抹一抹就不錯了,這不是在打仗嘛,有什麼法子。這樣,在那擠得黑壓壓的集體宿舍裏也就無法有什麼回避,個個都是脫得精光。我突然驚奇的看見:大哥哥們的“雞雞”和我的“雞雞”不一樣,完全像只大公雞毛茸茸的脖子中露出它紅冠的頭。“雞雞”不聽話的,就像公雞啼叫天明一般昂頭爭鳴,神氣,可威猛。他們有一位飯後打球而胃穿孔,雖然是小手術,拖延下去同樣要出人命。窮學生吃飯都靠公費,哪里去籌這筆錢?同學們上街募款,有位中年婦女認下這筆手術費,手術後還接到她家休養,自然是位有錢的太太。國難期間,類似之事,已不為怪。而且,年輕人體質好,幾天後創口拆線就沒有事了。不想,她已經不願他走了,很坦誠的表白:丈夫在外,生死未蔔,空房難耐!小夥子嚇得不辭而別,偷跑了回來。跟同學說:“都可以做我的媽了,還想嘗我的童子雞!”大家很自然的望著他的胯下,逗得無人不笑。呵,青春無價,生命的勃發,生命的美。也像僑生中那些束腰隆胸,曲線畢露的女生,同樣好看呐。冬天,我偶爾起夜,縮回到被子裏身子己經冰涼了,大哥哥摟著我暖和時,有時翻身,胳膊像碰到一根柴棒似的,我也曉得他的“雞雞”不聽話了。他也會抓住我的手去摸他毛茸茸的陰毛和“雞頭”。長大一些,知道這是青春期撐脹一份無處施展的力所尋求發洩的自慰。大哥哥們在房裏聊天時常聽到一個陌生的辭彙“打馬斯”,後來長大些,我在英語中看到masturbate一詞,才知道前者是後者加以漢化的音譯。新時期的開放,報刊談到生理衛生時,都公開議及此事,由過去看作健康的“自戕”轉而認為人在青春期或已婚失偶,在生理需要又無性伴侶時,適度的以此尋求發洩則有益健康。前後不同的說法,不論誰對,不再神秘它,總是社會的進步。

對此,有幾件事,很難忘記。少年時,部隊剛進城,後方“女子大學”的家屬趕上來時,有的己決計要離婚另找女學生的,若女方不同意,組織上是不會批准的。對這樣的夫婦,多是先抓住他們人性的弱點,晚上先把他倆關在一起再說。這個辦法,對有的人還真管用,司令部的這位老兄卻不尿它。關了十天半月,睡在一張床上,他也不肯跟這個決心要離棄的女人“睡覺”。“睡覺”二字,雖然大家都習慣這麼用它,卻不是很準確的文字表達。不如用“房事”、“性交”二字。新時期海外傳來“做愛”一詞,我從一部電影的字幕,才知道它是從work love譯過來的,可是在我的《英漢詞典》上卻查不到這個詞。然而它將男女間性的關係表達為愛情(love)所具化為“做”(work)的操作過程,這樣,則將性愛與情愛合一了。否則,只是一種生理的本能,或是獸性的發洩,則未必美好了。為此,這對名為夫妻的男女,男的雖非柳下惠,卻決不對這個睡在一床的女人有任何形式的觸及,然而身邊畢竟是個女人的這一現實又撩撥得他作為男人的本性之難熬難耐,竟當著這個女人摸著他起的“雞雞”,故意聲張、誇張的享受他的手淫之樂。這個女人見此,突然“哇”地放聲大哭,她知道修補這場婚姻無望了,當晚卷上鋪蓋就走了。此事雖然是當笑話傳開的,但對那些想“改組”找年輕、漂亮的姑娘的,以及許多未婚的少男少女,卻深刻他們對性與愛及道德的思考。還有,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一個冬天,從香港回在深圳入關,在南方同樣冷得夠嗆而又沒有暖氣的晚上,當地的朋友為此招待我去“桑納”,選了一家文化單位經營的,說是很“乾淨”的澡堂。這一“乾淨”不是指它的衛生條件,而是在這開放之地沒有黃色、性服務而適合公務人員所去的異類澡堂。但在“桑納”之後又是單間休息、按摩,提供了保護隱私的條件。結賬時主人奇怪服務員沒有提供向我索要“小費”的錢數。因為提供的是異性按摩,我見進來的服務生,真是無巧不成書,她竟然是永新人,再問她怎麼到此工作,她是聲淚俱下,說到她和家人在農村的困境,真給我上了很深刻的一課。後來我專門查詢了有關資料,全國在深圳打工的,江西和湖南人最多,其中又是我們永新人居冠。為什麼?我們老區還是窮啊,當年窮人窮得“鬧紅”支撐了中國的土地革命,今日還是富不起來,窮得奔往深圳打工謀生,支持了中國的改革!每想到此事,只能潸然暗泣。某種畸形的繁榮與罪惡總是孳生的。事後別人說我“傻”,因為這個“乾淨”的澡堂,按摩中還是有那讓人很“過癮”的“打飛機”。“打飛機”就是手淫。我瞭解到有些人既是有婦之夫,夫妻關係還蠻好,還來尋求此中之樂,可能是生活安逸得人已變態了吧。以後,社會的開放讓我可以讀到不少西方有關性心理的書,自然也是五花八門,那麼就五花八門地看它吧!然而,當時對此我還不知道這些,也沒有想得這麼多時,小姨媽一個耳光,一聲“流氓說話”,讓我逆向所看,所想,知道自己怎麼來到這個人世之偶然的必然,必然的偶然,又讓我折騰于這個人世,我的心理似乎比我生理年齡要增長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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